浅谈社区检察室参与社区管理创新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第一篇：浅谈社区检察室参与社区管理创新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浅谈社区检察室参与社区管理创新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摘要】 检察机关检力下沉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而社区检察室的设置则是检力下沉的时代载体。基层检察室的设立是贯彻群众路线、保障群众利益、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本文通过论述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检察室在解决社区问题中的作用，论述基层检察室在社区管理创新中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检察 检察室 社区管理 创新

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党的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以及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之间存在重要联系。党和国家对于社会管理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并根据我国国情对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自改革开放，党和国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不断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对于社会管理改革创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经历多年探索和实践后，目前我国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大体格局。

与此同时，政法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法治的重要部门，理应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发挥相关作用，检察机关作为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发挥自身的特点，使检察权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二、检察室的设立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近年，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一些基层检察院为推动检力下沉、工作重心下移，在辖区内人口流动较多、辐射功能强的乡镇、社区以设置派出检察室的方式进行关于社会管理的探索。派出检察室主要负责受理举报、控告、申诉、开展法制宣传和犯罪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等内容，其设立具有以下重要的作用：

一、贯彻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路线之一。作为党领导下的司法机关，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是检察机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的群众工作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同时也给检察机关带来了新的挑战。基层检察室是检察机关职能拓展和深化的重要载体，对接受群众控告、申诉和举报，以及深入倾听民生、民声、民诉起到良好推动作用，同时也为群众提供快捷高效的法律服务，保持检察机关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及提高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能力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通过基层检察室直面基层，收集群众的批评、建议，接受群众的评议、监督，对于提升检察人员的形象和检察机构司法的公信力有较大帮助。

二、维护司法公正。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在基层组织设置检察室，可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充分拓展和延伸，以促进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为手段，与各个相关机构共同构建完备的社会主义基层司法体制，维护司法公正；通过对工商、税务、土地等行政派出机构的监督，以最大程度地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保障群众利益。检察室的设立，将对基层选举、基层建设招投标等过程进行较为有效的监督，使其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将可以对违法犯罪行为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并予以打击，维护社会稳定;将可以使人民申诉更加便捷，在较短的时间内化解纷争；将有利于发现贪贿线索，保障人民群众合法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据此，充分发挥基层检察室的作用，有助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司法公正。充分发挥检察室在社区创新管理中的作用，有助于建设和谐社区、美丽社区。

三、社区管理工作的现状

目前，一些社区机构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服务意识欠缺以及监督机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一是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社区工作队伍。二是加大宣传力度。三是完善相关制度。四是注重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使社区居民充分享受到应有的权利。五是严格管理、考核以及监督机制，避免形象工程，使相关政策落到实处。这其中，加强对社区养老的制度建设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作为我国养老主要方式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逐渐弱化。同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养老机构的数量和质量都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所以，建立健全可靠的社区养老保障体系，积极推进养老服务的社会化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养老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解决不好将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探索建设中国有特色的社区养老服务保障体系。这里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提高认识，加强社区养老服务的主动性；二是狠抓服务，拓展方式方法，增强社区养老服务的广泛性；三是加大投入，增强社区养老服务的基础性；四是加强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养老服务的专业性；五是加强领导，建立健全机制，增强社区养老服务的长效性。

四、完善检察室参与社区管理与创新工作的设想

针对目前社区存在的问题，检察室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推动社区的创新管理，具体体现为：

一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加强法制宣传。检察室的一项任务是在服务人民群众的过程中普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官要告诉人民群众的，不仅是法律规定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而是通过普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及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使人民群众逐步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法律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规定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观念，使人民群众从本质上理解法律赋予其权利和义务的意义以及如何更好的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

二是对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监督的重点需放在有案不立、立而不侦以及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案件。

三是负责对监外执行活动的监督。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监外执行实行社区矫正，而检察室贴近社区，理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强对监外执行人员的监管工作，配合街道社区、公安派出所等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四是实行“检调对接”，积极参与社区管理的创新。根据维稳工作的需要以及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检察室依法依规积极参与本院办理的刑事案件、民行案件的调解，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同时，及时掌握社情民意，根据社区特点开展工作。通过与相关组织的有效对接，依法依规及时合理的解决人民群众诉求，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检察环节的司法救济。

五是做好理论调研工作。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可以使检察室的工作更加有效地开展，通过学习理论可以指导实践，通过实践的总结弥补理论上的不足，取长补短，达到良好的效果。只有通过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并积极实践，才能找到检察机关与社区的正确契合点，进而把握检察室在社区工作的切入点，做到有所侧重，有所作为。

总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重要举措。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设立检察室，是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接地气举措，必须充分发挥检察室的作用，才能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贡献力量。【参考文献】

[1] 天津市人民检察机关联合课题组，张序，白春安．以检察室为载体延伸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问题的思考[J]．法学杂志，2012，03 [2] 朱为学，顾浩．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初探——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检察院的探索实践为例[J]．河北法学，2012，06 [3] 徐顽强．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4] 蒙永山．基层检察院建设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 [5] 庄建南．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中国检察制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

第二篇：社区管理的探索思考2

对柳城辖区流动人口管理的几点思考

柳城街办作为温江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随着这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形态，经济结构，社会管理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随着城市区域范围的扩大，旧城区改造，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也对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和维稳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按照“建设生态田园型现代化新区”的战略布署，坚持“强综治，创平安，促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平时所辖社区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思考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柳城街道办事处是成都市温江区委、区政府所在地，辖区面积2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0.5万，流动人口XXX万，共有15个居民社区，590余个小区。柳城辖区也是接纳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区域。根据柳城辖区柳城派出所流动人口管理小组提供的数据显示：整个派出所分管的鱼凫、北街、南街、东街、黄金路、红光、新华、燎原8个社区2011年上半年统计的流动人口为14505人，居住时间超过一年的仅为339人，其余14166人均为一年以下居住期。居住及暂住事由为务工的为11604人、为经商为1450人、为借读培训的为290人，为投靠亲友的为1161人。对于常住人口仅有59000余人的辖区外来流动人口就有14505人。

二、存在问题

一是流动人口管理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在流动人口的管理法律中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居多，缺乏全国统一的管理标准。现行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公安部实施的《暂住证申领办法》等，这些法规、条例其核心主要体现了政府部门管理的利益，而引导流动人口合理流动，保障流动人口权益方面的内容不多甚至没有，其内容多以限制性规定为主。

二是没有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动态信息库。现行人口管理的模式是依托户口本、身份证进行管理，主要是管户籍人、“单位人”的，这种模式在人口大流动的现实条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管理功效。近年来，公安、人口和计划生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民政、教育、交通、金融、工商、税务、统计等行业都分别在努力探索依托信息管理的现代化模式，但是这些信息系统尚无全国性标准和规范，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能完全共享。有的行业由于收集信息过多过细，一定程度上引起办事群众的不满。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够覆盖流动人口的人口动态信息管理体系，以便为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公共服务、实有人口管理等方面提供参考。

三是户籍改革需要全国性的配套政策。我国现行的户籍政策是将全国人口人为地分成了农村户口及非农村人口，造成城乡二元对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流动，不利于经济快速发展。温江区在成都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从2004年开始探索“一元”化户籍制度，在建立和完善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保障性机制的基础上，将区域内的居民全部登记为“居民家庭户口”。“一元化户籍制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受到了群众好评，但由于人口流动是跨省跨市的大流动，需要在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行业建立全国性的配套政策保障流动人口合法利益，使流动人口离开家乡放心，外出务工安心。

三、对策及建议

（一）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 广州等沿海流动人口输入城市经济发展显示，产业布局决定流动人口技术含量。温江区坚持城乡统筹的思路，以“高端化、集群化、国际化”为取向，科学规划了6大功能片区和2个项目区，以功能片区为基本单元，强势培训高端产业，为流动人口有序流动奠定了基础。柳城街道办事处地处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区域，也是各类人员集中居住区，承载了大量流动人口。在产业转型长升级中，柳城街办要抓住机遇，大力引进现代服务业，改变流动人口结构，使流动人口从劳动密集型，向高端技能型人口转

变。

（二）强化流动人口登记，实现服务管理信息化

加快建立区域流动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流动人口管理是整个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流动人口信息管理要解决底数不清，概念不统一、多部门重复投入等诸多现实问题。

开展信息化建设，加强流动人口登记是基础。充分利用 江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搭载流动人口管理模快，建立了流动人口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基本掌握了流动人口底数和基本情况，实现了流动人口和出租屋信息“实名、实情、实时、实数”的目标，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依据。

由于流动人口固有的特性，当前，流动人口信息登记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渠道，为流动人口登记、出租房屋申报提供更便捷的方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通过居住证推广应用、宣传教育、动员申报、拉网式排查、加大处罚力度等手段，促进出租房屋备案率和流动人口登记率的提升。

（三）做好综合配套规划，提高我区流动人口服务水平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统筹考虑长期在本地就业和居住的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要创新服务理念，将流动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之中。坚持全社会协同，广泛形成本地人、外地人都是温江人，都是田园温江建设者的共识，推进外来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落实“居住证”持有者享有的十二项权利。

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温江区已全面推进了“居住证”制度。柳城辖区是医疗卫生、教育、劳动就业集中服务地，应率先落实《成都市居住证管理规定》明确了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将在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12个方面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益。

（四）理顺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服务管理工作机构

进一步增强街办社区管理科室职能，着重加强社区服务功能。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对城市社区集中，且人口较多的社区给予人员配置上的顷斜。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联合议事）、监事会的作用，推进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第三篇：社区党建的探索与思考

社区党建的探索与思考社区党建是以街道党委和居民区党支部为主体的，由街道辖区内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党建工作，是街道党建工作的延伸和拓展。社区党建的扎实推进，适应了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为落实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各项任务提出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一、社区党建是城市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社区党建是城市改革提出的要求。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尤其是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的转变，街道党组织和街道办事处在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例如：随着各方面改革的深化，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将逐步分离出来，转由街道承担；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大量的下岗职工滞留街道，街道党组织协助有关方面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的任务加重；随着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街道党组织和街道办事处承担的居民动迁和城市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随着各种新建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以及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街道承担的流动党员和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任务日益繁重。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各项改革的进程中，必然要涉及人们既得利益的调整，甚至产生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要把这些问题及时解决在萌芽状态，也必须充分发挥街道作为社会秩序“稳定器”的作用。凡此种种，都给街道党组织和街道办事处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适应这种要求，近几年来，不少城市逐步实行“两级政府(市、区)、三级管理(市、区、街道)、四级网络(市、区、街道、居委会)”的管理体制，探索“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街为基础”的工作思路，把城市管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街道和居委会，赋予街道党委对社会性、地区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的职权，以及对区有关职能部门设在街道的派出机构实行双重领导的职权。这为社区党建工作提供了组织条件。

其次，社区党建是城市发展提出的要求。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城市，近期目标是建设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的文明社区。社区建设是社区内所有单位、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居民群众的共同责任，共同需要。由于街道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街道自身承担社区建设任务的有限性。这在客观上需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发挥社区组织的整体优势，其中包括开展社区党建工作，充分发挥社区各有关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再次，社区党建也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自身的要求。街道党组织建设与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建设工作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例如，按照党章规定，发挥党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既需要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明确的要求，也需要街道党组织创造必要的条件。加强流动人口中的党员、已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下岗和失业人员中的党员、没有建立党组织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员的管理，更需要街道党组织与有关单位党组织密切配合，搞好合作。一些单位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提出的建设文明家庭、文明楼院、文明小区，党员、职工要自觉搞好邻里关系，带头参加社区建设的要求，也需要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街道党组织搞好协调配合。

适应上述需要，一些城市适时提出并积极探索社区党建这一新的课题，初步形成了社区内党组织、行政组织、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基层组织的整体优势，在共建精神文明，共管社区事务，共抓社会治安，促进社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预期成效。

二、社区党建的主要途径

实践证明，开展社区党建的有效途径主要有：(1)建立社区工作协调机构，通报情况，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协商议事，协调工作。主要形式是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社区党建研究会、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协调委员会、社区服务协调委员会等。(2)街道、居民区党支部与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结对共建”。主要形式是文明小区共建、军地“双拥”共建、厂街共建、校企共建等。(3)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或者流动党员管理服务站，把流动人口中的党员、已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下岗和失业人员中的党员、没有建立党组织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员管理起来，发挥他们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4)建立文明小区服务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通过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党员包楼责任区、社区党员联谊会等形式，把居民中的在职党员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作用，为社区建设贡献力量。(5)加强街道党委领导班子建设和居民区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街道党委和居民区党支部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注重发挥街道机关和直属单位党支部及组织关系在街道的党员的作用。集中精力把街道党组织自身的事情做好。街道党组织自身有所作为，在社区建设中才能有所作为，才有凝聚力和号召力。

三、做好社区党建工作的几点建议

根据一些城市的经验，开展社区党建工作

第四篇：创新社区警务工作的思考

创新社区警务工作的思考

[摘要] 社区警务是全面提高社区防控水平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在社区警务工作过程中，也凸现出诸多问题。本文试就当前社区警务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剖析，提出创新社区警务工作的思考。

[关键词] 社区警务 公安工作 创新

前言

实施是一场巨大而深刻的警务变革，是公安工作群众路线传统的回归，也是全面提高社区防控水平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何在有限的警力、财力和社会资源条件下，着力提高社区警务的工作效能，真正做到减少发案数，提高破案率，增强安全感，提升满意度，是各级公安机关普遍关注和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试就当前社区警务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剖析，提出创新社区警务工作的思考。

一、当前社区警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社区警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已全面铺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社区警务建设过程中，虽然各地公安局在社区警务建设的硬件设施上不断完善，可是社区民警的思想观念却没随着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而更新转变，或多或少还存在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从而制约着社区警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二、社区警务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针对当前社区民警在思想观念以及工作方法上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没有正确理解社区警务的内涵

许多民警认为社区警务就是体现在社区警务室的建设上，这是对社区警务的内涵还未真正理解的体现。社区警务工作强调民警和群众的互动，社区警务的主体除了警察部门各警种外，还包括社区基层党政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社区民警的职责包括搜集掌握信息、加强人口管理、组织群防群治、严密治安管理、热情为民服务等，核心是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把有限的警力和无限的民力结合起来，建立完善社区防控网络，减少和控制社区犯罪，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和平安保障。因此，社区民警的职责范围远远超过责任区民警的职责范围。

（二）社区民警没有真正认清自身的职责

由于没有真正理解社区警务的内涵，因此部分社区民警对自身的职责不甚清楚，从而造成工作思路不清晰，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的局面，致使工作安排不科学，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却取得预期的成效。此外，由于警力紧张等因素的制约，社区民警无法保证社区民警下辖区时间，社区警务工作水平难以提高，特别是社区民警必须熟悉辖区多少人，对常住人口“四知”程度要达到多少等的要求客观上是达不到的。

（三）没有真正提高开展群众工作的水平

社区警务工作，说到底就是群众工作。但是，相当一部分社区民警在工作过程中，没有将热情为民服务作为开展群众工的出发点，不会密切联系群众，工作方式简单、僵化，多流于表面和形式，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从而造成群众工作开展难得局面。

三、创新社区警务工作的思考

不断完善的社区警务建设将为公安派出所基层基础工作的开展搭建有效的工作平台，社区警务工作的前移，为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针对目前的治安形势以及公安机关在社区警务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要使社区警务工作真正成为实现治安进步新目标的重要切入点和立足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转变社区民警工作角色，构建新型社区警民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作为集管理、服务、公益、福利等多种社会行为于一身的综合体，成为新的居民集群单位，其管理体制更为健全，涉猎内容更为广泛，综合功能日趋完善。社区民警必须面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社区公众，完成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由“管人者”转变为“服务者”，把社区居民当作服务的对象，以人为本，与社区的方方面面进行交往、沟通，最大限度地取得理解和支持、协商和合作，构建起符合社区警务战略发展的新型社区警民关系。

（二）创新社区警务运行机制，明确社区警务工作重点

首先，要进一步改革警务运行机制，优化警力配置。要按照“警力下沉、保障下倾、权利下放、管理前移”的思路，把警力最大限度地放在基层，优先满足派出所社区民警的需求，从根本上解决因警力少而沉不下去的顽症。要敢于打破社区民警“一刀切”的配置原则，科学划分警务区，因地制宜地按实际需要配置警力，对民警管辖户数和人数不要统得过死，可根据治安复杂程度适当调高或调低，杜绝空白责任区。其次，改革警务活动方式，进一步完善多警种联勤制度，改进和完善巡逻防控机制，提高勤务运作效率。积极推行弹性工作制、错时工作制，实行灵活的巡逻、巡查、走访等勤务方式，确保群众在需要时尽可能在社区内找到民警。再次，优化考评标准，突出考评重点，落实考评结果，从而最大限度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民警为群众服务的热情。

此外，社区民警还应用好社区内部可以依靠的力量，加强对治安信息收集、重点人口和帮教对象的情况掌握和管控工作，通过对高危人群的管控，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辖区重点部位，社区民警要明确辖区有多少出租房屋、暂住人口以及暂住人口中的重点对象，党政首脑机关及要害部位的地理位置及安全防范情况等；对辖区内高发案的时段和重点路段，社区民警要真正履行起治安责任人的职责，找准辖区内易发案的时间、路段及其规律，创造性地组织群众开展预防案件工作。

第五篇：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探索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会发展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城市社区成为城市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方式。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与住房商品化的进程，城市社会的空间结构急剧变化，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流动也日益增强，使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广度、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大。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也面临着新旧体制共处的局面。由于传统体制在实践中弊端日益暴露，因此如何改革传统社区管理体制，建立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新体制成为本研究的出发点。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社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被引入中国，而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始于1986年。当时，民政部为推进城市社会福利工作改革，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后者区别于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办的社会福利，就另起了一个名字，称之为“社区服务”，由此引入了社区概念。1991年，民政部为了开拓民政工作又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国务院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意在推动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发展。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带来了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广泛推行。

80年代晚期开始，对计划经济下的控制型社区管理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对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自治型社区治理体制进行探索，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学术界和基层社会共同的探讨方向。1999年，民政部在10个城市确定了11个城区为“社区建设实验区”，经过几年探索，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新模式，如北京九道湾模式、哈尔滨南岗模式、上海卢湾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杭州模式、深圳莲花北模式、武汉百步亭模式、成都锦江模式等等。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些模式可概括为：行政主导型、半行政半自治型、企业主导型、自治型等。与传统控制型社区管理模式相比，这些模式在提高社区自主性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制度创新的深度上尚有缺欠。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根到底，在于社区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社会转型对政府执行力、社区自治能力的需求。1.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于社区自治的发展。在法理层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在实践中，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的工作只能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向居民负责。政府的诸多职能部门为使居委会能更多更好地完成自己委派的工作，实现本部门的工作目标，习惯于用政府部门的体系对居委会工作进行考核、评比，这就造成了居委会工作与群众实际需求的脱节，成为基层政权的行政化组织，背离了社区自治的本质。

2.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下，社区自治被虚化，社区沦为行政管理任务的“腿”，居民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成为与政府机构一一对应的“小政府机构”。北京市有些居民委员会的机构就与街道办事处有着对应关系：街道办事处的司法科，对应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的民政科，对应居民委员会的社会福利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的城管科，对应居民委员会的公共卫生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应居民委员会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与街道办事处不仅是组织机构对应，而且任务也对应。社区自治职能和服务职能未能成为社区工作的主体内容，而是被搁置和虚化。社区、街道、区政府管理职责不清，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挫伤了居民的自治热情。

3.当前我国各城市社区自治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逐步确立了社区自治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大量行政职能的上交，城市管理体制下的许多权力、经费和资源被政府也一并收回，社区服务工作面临着缺乏资源的尴尬局面。

4.政府职能部门在传统社区管理体制下已习惯了把工作任务下放给社区，在当前社区自治的实践过程中，当大量的行政管理职能被上交，工作量骤然增加，市、区政府职能部门对这种新的工作局面表现出不理解、不适应。离开了基层社区这条“腿”之后，客观上确实也面临着城市管理幅度大为拓宽、管理手段明显不足、管理能力相形见绌的考验。

当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随着公民参与水平和基层自治组织自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公民和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中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社区管理实践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重要课题。

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

从社区的形成方式来看，有自然社区和法定社区。自然社区指的是人们在共同生活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社区，其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相互熟识、相互关怀及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等关系。法定社区则是人为划定，注重管理。社区管理基本以这个层面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同的学者对社区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大歧异，概括起来大致有三个理论范式：滕尼斯的社区社会二元论、麦基文的地域社区论、桑德斯的综合论。三个范式虽然存在着概念界定的分歧，但主要含义相对一致，即地域、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

《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该文件还明确指出了城市社区的范围，“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的辖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学术文献看，国内学者对社区概念的理解趋于一致，社区具有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数量的、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人群；有一定界限的地域，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有一套相互配合的生活制度和管理机构；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管理就是“管理社区”，然而，由谁来管理?管理什么?管理性质如何?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社区管理就是对人们所赖以居住和生活的地域共同体的管理行为。然而，这只是一种现象性表述，尚不足以揭示社区管理的内在属性，也不足以说明社区管理的构成要素。[1]有人认为，社区管理就是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动员和依靠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规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过程。[2]有人认为，社区管理是指以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全面提高生活质量和人的素质为宗旨，围绕社区规划和社区发展目标对社区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展开的各项管理工作。[3]综上几种定义，社区管理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背后透视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国城市基层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反映着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元管理体制，转向政府—公民社会—NGO多元社区治理体制，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逐渐改革成为政府与社区协作的双向管理模式。不同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物品由不同的组织承担和处理，体现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良性互动，社区自治真正让社区居委会还原为法定的自治属性，给公民社会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有利于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人们常常以对立的眼光来看待两者关系，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强国家－弱社会”或“弱国家－强社会”的理论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冲突、矛盾。一方强大就意味着另一方弱小，一方的增长便会带来另一方的削弱。但若以统一的立场来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就会发现国家与社会具有互为因果、相互平等、相互协作、相互制衡、互利互惠的一致性。当把国家与社会关系放到政治现代化历史中考察时，就会发现，在这一进程中，虽然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它们又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型塑，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也体现治理变革。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4]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森瑙在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21世纪的治理》等文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与统治不同，治理指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5]治理强调以多元的调和为基础。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分权，权威分散于政府与非政府的各个领域，而且表现在政府本身各个层级之间的相对独立和自主。总而言之，现代政府正日益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统治追求的是统治利益的最大化，而治理的目标则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统治权威是政府，施威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施威领域是在国家界限之内。治理通过由公民社会组织、NGO与政府部门、私营经济部门等多元治理主体间建立合作、协商、伙伴关系来共同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更有效率的管理。

三、“行政、统筹、自治之三元复合体制”的结构与内涵

在国内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应结合中国国情，汲取已有理论，思考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中西方政治体制不同，国家－社会关系的形态存在差异，社区管理作为国家管理的末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政治体制的印记。中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以党的领导为前提，并且是党为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改善党的领导，而推行的治国策略的一部分，因此必然存在与西方社区管理体制不同的内在逻辑。在我国当前“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中，转型时期的社区治理应体现为：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弹性互动，专业行政与统筹协调的结合，从而形成“行政、统筹、自治之三元复合体制”（见下图）。该体制具有弹性，三种力量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

（一）社区自治与双重动力

从国家－社会理论来看，社会权力是逻辑上的终极权力，政府权力是社会权力主体委托的产物。自治权力是社会固有的权力运作方式，而政府权力是社会权力的委托和让渡，因此，社区自治权力来源于社会权力本身，而不是政府的“恩赐”。在“社会自治”理念下，社会权力主体在实现社会权力主体利益的运作过程中可以直接运作，即共同团体中所有成员直接共同决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自治是指某个人或集体管理其自身事务，并且单独对其行为和命运负责的一种状态”。[6] “社区管理”与传统管理模式不同，强调“共同管理、共同服务”，“自治”与“服务”是“社区管理”的核心内容。社区自治既是世界经验，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代国家－社会关系结构中，社区作为居民自己的家园，无论从本质还是从实践来看，社区自治应该成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在社区中，社区居民既是社区管理的主体，又是社区管理的客体。社区成员既有权利对社区建设与管理提出要求，又要为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尽自己的义务。

我国城市社区发展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从上至下的政府推进；二是从下至上的社会推进。从政府推进来看，各级地方政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下，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通过政府组织，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形成了若干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官员希望通过制度创新，建设社区治理的“示范区”，从而实现体制优化与政绩改善之双重目标。

从社会推进来看，社区自治的兴起源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政府还权与社会，还权与民的过程。政府从包揽一切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全能政府，逐渐向有限政府转型，通过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权与社会，进行职能重配。在这一过程中，市场调节与社会自治的空间不断扩大，基层民众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与法治意识逐步增强，社会与民间力量逐渐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从总体上来看，目前，“社区建设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出自管理的需要强力推动的结果，因而它更多地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展开的。这种路径选择必然导致社区行政化倾向的产生。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对政府的角色和社区的性质进行合理的界定”。[7]社会自身与政府推进构成当前我国社区发展的两股重要力量，这两股力量若能形成“合力”，将使社区体制改革快速推进，并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共治”与“双赢”。

（二）职能均衡配置：行政、统筹与自治的三元复合体制

社区管理体制不是割裂的，而是置于区政府－街道－社区联动的系统中，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在于结构（机构）－职能的调整、重配、优化，即如何才能在三大组织结构之间实现职能的最优配置。作为公共权力的政府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实现特定的经济管理与社会管理职能。尽管政府职能的范畴与方式，伴随着我国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变化，但在特定历史时期，政府职能的“总盘子”总是一定的，如何将职能的“总盘子”最优配置，使区政府、街道、社区各自的“天然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与最高制度绩效?这是研究的出发点与核心。政府、街道、社区三者职能的“总盘子”包括五大核心职能：政治控制职能、行政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协调职能、自治职能。1.社区自治与基层行政功能的实现途径

社区自治的前提在于专业性行政功能的剥离。在深圳盐田模式中，改革方案将居委会承担的行政、自治和服务三种功能进行分化，把政府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赋予社区工作站（与社区居委会平行的政府组织）；把自治职能交还给社区服务站，同时由居民直选产生宪法规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来履行社区自治功能，以此来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制度设计。

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在离开了社区的“腿”之后，如何解决城市管理的有效性?建议如下：（1）政府职能部门可直接向社区派出机构或人员，受理和处理行政事务，采取一插到底的垂直管理方式，把管理和服务送上门。（2）政府职能部门在街道设立分支机构或派出人员，或者在街道设各职能部门人员集中办理业务的社区服务大厅。（3）在区一级建立各部门集中办理业务的政务中心，并与职能部门开门办公相结合，有些事务可以让居民直接上政务中心去办理，有些难以集中的事务则留在职能部门让居民上门来办理。（4）把政府行政职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从居委会中剥离出来，创建与社区居委会平行的政府派出组织——社区工作站。这样，在区、街道、社区三个层面，都可建立起政府职能部门独立承担行政职能的新机制，使社区从“行政的腿”中摆脱出来，这是社区自治的前提。

2.街道办的统筹职能定位与关系重构

1954年制定的《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是当前街道办事处开展工作的法律依据。而当前街道办事处的职能远超出《条例》规定的三项，包括街道经济、城市管理、民政、福利、社区服务、人口（包括外来人口）管理、社会治安、街道党的建设、指导居委会、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街道办事处在操作层面上已经成为一级准政府，使得中国城市管理组织构架由理论上的“二级政府，三级管理”，演变成实际操作中的“三级政府、四级管理”的复杂局面。随着社区自治组织的完善和自治能力的增强，街道组织体系和管理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街道办”的改革主要有三种设想：一是将“街道办”改成一级政府；二是恢复“街道办”派出机关的性质；三是撤销“街道办”的建制，如青岛市市北区浮山后社区、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社区、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等。[8]我们认为，街道不应再作为一级准政府组织，但也不宜取消，否则，区政府要直接面对的社区数量过多，管理幅度过大，必然制约管理效率。基本思路是保留街道这一级组织，改革街道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剥离街道办事处专业管理职责，推进政府部门专业管理到位。街道办的改革思路：保留、精简，剥离专业管理职能，塑造沟通平台。

保留街道办，改革街道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街道不再作为一级准政府组织，而定位成区政府与社区之间沟通联系的平台，区政府进行城市综合治理的一个整合资源、联合行动的平台。在目前城市社区自治不断推进的情况下，为继续发挥党和政府对社区自治的引导和支持作用，需要街道代表区政府对下辖社区进行工作指导和信息沟通，及时把情况反映给区政府作为决策依据；另一方面，在社区上交了大部分行政职能，而政府职能部门由于人员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社区管理一插到底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城市管理的空白地带，这需要街道作为一个层级，加强其对辖区范围的城市管理事务进行统筹协调、联合执法的作用。

剥离街道办事处专业管理职责，推进政府部门专业管理到位。坚持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职能，进一步明确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定位。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区政府的授权，统筹辖区发展，监督专业管理，组织公共服务，指导社区建设。街道办事处要坚持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职能，逐步剥离专业管理事项，切实加强综合管理和对公共服务的组织工作。一是清理街道办事处目前承担的行政管理事项，按照综合管理、专业管理、协助管理等类别进行分类。二是进行街道层面的政府管理机构整合。一方面要根据基层管理的需要，区政府专业管理部门建立必要的工作机构或工作机制，将原来设在街道办事处内部的科室改为站所，切实负起基层专业管理和服务的责任；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要在剥离专业管理职责的前提下，根据自身承担的职能，进行内设机构的调整，减少与专业管理部门对应的科室，实行“大科制”，加强综合管理和组织公共服务的部门。街道不再设立政府职能部门的对口机构，只保留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领导职数、办公室、城市综合治理委员会以及社区服务委员会等机构和人员即可。

专业行政与街道办是何关系?在“行政归行政，自治归自治”原则下，街道办根据区政府的授权，统筹辖区发展，成为区政府进行城市综合治理的一个整合资源、联合行动的平台，成为区政府与社区之间沟通联系的渠道。街道办与社区之间是何关系?街道办与社区之间关系应按法律要求，回归于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开展工作。由此可见，城市基层政权及其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是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所谓指导，就是在工作上给予指点和引导，提出原则性意见，把握方向；所谓支持，就是给予政策、思想、舆论与人员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3.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动态均衡

在社区实现自治后，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是何关系?笔者反对社区行政化的传统思维，也不认同完全排斥政府参与、不顾社区自治能力地推行社区自治。社区自治的范畴与程度，应依据我国各城市中社区的特定自身资源，即经济发展水平、社区自治能力和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在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之间实现权能的均衡配置。社区自治意味着社区逐渐地履行社区建设的“划桨”功能，自我管理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包括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经济等具体内容。社区自治并不是对政府的排斥，两者之间应是新型合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新型合作关系就是在“行政归行政，自治归自治”的前提下，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实现“良治”。即使在社区自治下，政府依然要履行起社区建设的“掌舵”功能，主要包括：指导社区工作、拨款支持社区自治、培育社会自治组织的成长。政府管理功能与社区自治服务功能两者间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社区自治能力提高而动态变化；政府与社区权能分配的黄金分割点，随着差异性的社区资源结构而动态位移。当社区不完全具备自治能力和条件时，政府应当在社区建设中承担更多的权能，并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生长；当社区建设在实践中逐步具备了成熟的治理能力，政府权力自然得以逐渐退出。这样的职能定位使区政府－街道－社区之间形成和谐－高效关系，使区政府、街道、社区各自的“天然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与最高制度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