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创新发展及主要政策解读(下)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创新发展及主要政策解读(上)1
【单选题】
下列有关“十三五”期间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方向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C
A
大力扶持跨境B2B电子商务的发展
B
鼓励跨境网络零售品牌化发展
C
政府鼓励B2B,意味着B2C将来要消失
D
支持线上线下、境内境外联动发展
【单选题】 检验一个地方跨境电子商务是否发展得好,最终要以()作为标准。B
A
跨境电子商务渠道是不是能够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
B
跨境电子商务渠道是不是能够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
C
跨境电子商务渠道是不是能够作为政府的政绩
D
跨境电子商务渠道是不是已经建立
【单选题】
本讲提到,()是跨境电商的CPU,只有不断加强这个核心,跨境电商才能更加便捷地做大。A
A 物流
B 客户
C
平台
D 卖家
【单选题】
下列有关跨境电子商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D
A
B2C按照一般贸易模式监管
B
B2B按照跨境零售的办法监管
C
未来大数据的运用会更为普遍
D
跨境电子商务的物流仓储方案趋于单一化
【单选题】
根据本讲,未来跨境电商的争夺实际上是()。D
A 客户的争夺
B 市场的争夺
C 资源的争夺
D 品牌的争夺
【多选题】
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目标是:把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成以()为主要特征的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创新中心、服务中心和大数据中心。ACE
A 线上集成
B 线下集成
C 跨境贸易
D 境内贸易
E 综合服务
【多选题】
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的格局是()ABE
A 优质产品缺乏
B
普通产品竞争激烈
C
优质产品竞争激烈
D
大部分外贸产品供不应求
E
大部分外贸产品供过于求
【多选题】
本讲提到,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特点包括()ACDE
A
交易的产品种类相对较多
B
交易市场比较集中
C
地区集中度比较大
D
跨境电子商务是碎片化的
E B2B占据主导地位
【多选题】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跨境电商促进外贸转型,产生的总体趋势包括()ABCDE
A
使外贸生产商向外贸供应商转变
B
使价值实现者向价值提升者转变
C
使产品交易商向生产组织者转变
D
使生产组织者向产品交易商转变
E
使被动消费向主动消费转变
【多选题】
2015年4月8日出台的《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被称为“四八新政”,“四八新政”出现的三个症结点包括()ACE
A
报关单问题,以前只交订货单、支付单、物流单,现在要提供一般贸易的凭证
B
报关单问题,以前只交一般贸易的凭证,现在要提供订货单、支付单、物流单
C
清单问题,只能按照清单上的产品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来,然后卖给消费者
D
清单问题,清单不确定,不能只提供清单上的产品
E 备案问题
【判断题】
中国跨境电商未来的增长速度、规模会不断扩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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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并非大趋势,所以各个地方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参与。错
【判断题】
跨境电子商务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对
【判断题】
传统跨境电商的进口把跨境电子商务当作一个真正的贸易,按照货物征税。错
【判断题】 本讲提到,四八新政延期的原因在于政府监管的政策要求做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的企业提供一般贸易的单证,但这些证明很多进口商很难做到。对
第二篇:创新发展浙江跨境电子商务
创新发展浙江跨境电子商务
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新一届中央政府站在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浙江紧邻上海,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如何趋利避害,接轨上海自贸区,借力发展,创新发展,成为浙江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我们认为,创新发展浙江跨境电子商务是接轨上海自贸区的重要途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
发展浙江跨境电子商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有利于主动应对全球贸易新格局,建设贸易强国。目前,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国际贸易规则正在重构,欧美发达国家正致力于推动TPP、TTIP、TISA三大贸易谈判,三大协议一旦达成,将事实上形成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国不是三个协定的谈判成员方,未来有被边缘化风险。跨境电子商务,代表了全球贸易新的发展趋势,其线上无边界、全球交易相对自由的特性能成为有效破解中国被边缘化贸易困境的重要途径。中国在电子商务上非常具有优势,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中国就有可能联合全球中小企业影响世界经济,重新划分经济区,参与构建全球贸易新规则新标准,打造贸易强国。
有利于探索建立“网上丝绸之路”,深化对外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与周边国家紧密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实现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互动互促,进一步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
有利于网络时代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深化新一轮改革。网络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对跨境电子商务而言,现有管理体制、政策法规、服务提供已无法适应其发展新要求。通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利用大数据思维、互联网手段,整合跨境电子商务的海量数据,实现海关、商检、外管、国税等“数据化”监管,实现金融、物流、仓储等领域的“数据化”服务,全面建立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新型行政管理服务体系,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政府管理创新提供经验借鉴,为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效能型政府提供新思路。
有利于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源与环境制约不断增强,我国传统低成本优势不断削弱,中小微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电商平台,促进电商化发展,有效降低国际贸易门槛,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提升出口利润。同时,跨境电子商务由于具有直接面对客户、品牌推广费用较低等优势,有利于中小微企业孕育自主品牌、提升效益。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将成为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式。
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创业,缓解结构性就业困难。目前我国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突出。2015年高校毕业生约为749万人,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跨境电子商务创业门槛低、风险小,为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渠道。据阿里巴巴估计,阿里巴巴零售电子商务带动的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人数约1200万人,为近60万个没有工作的人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其中包括31万高校毕业生。
有利于外贸拓市场稳增长,释放过剩产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传统贸易进入转型期,外贸增速放缓明显,增长压力不断加大,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期。跨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和巨大市场潜力,有望成为外贸稳增长的新引擎。据全球无卡支付网和国际支付方案提供商Payvision公司发布的报告,2012年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1%;2015年的总销售额将达到1.4万亿美元。据商务部数据,2012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达2万亿元,其中B2C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50亿美元。跨境电子商务同比增长超过25%,其中B2C年均增幅在50%以上。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问题
跨境电子商务是新生事物,且量大面广,发展中也存在众多问题,亟须通过制度、管理、服务创新,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以求实现既管得住又通得快,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的平台、支付、物流等核心环节主要由国外企业掌控。目前亚马逊、eBay等境外电商平台具有优势地位。支付上,美国贝宝公司在国内尚未开放境外第三方支付的情况下占据了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B2C和B2B交易大部分市场,在中国的用户已达20多万,其中活跃用户5万多,2013年中国区交易额高达80亿美元。从物流上看,除中国邮政能通过万国邮联国际派送外,国内的快递公司几乎没有国际派送能力,被FedEx、UPS、DHL、TNT等全球四大快递公司垄断。海量数据留在境外平台和支付机构上,不仅影响产业长远发展,更影响贸易安全。
产品质量问题堪忧,影响国际国内市场秩序。侵犯知识产权的仿制商品、“三无”产品非常普遍,据国家电子商务产品质量风险监测中心统计,通过对电子商务13000多个批次商品抽查,商品质量不合格率高达53.1%;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淘宝被美国列入市场黑名单;京东、聚美优品等电商平台上的海外名品的制假售假产业链条也被曝光。
企业运作不规范问题严重,影响企业做大做强。目前,跨境电商企业以灰色经营、不规范运作为主。如,企业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出口的货物,以个人物品形式出境占90%以上;收结汇以个人账户结汇或通过地下钱庄结汇为主;跨境电商企业经营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灰色经营的存在,给企业做大做强留下了隐患。
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滞后,通关难、退税难、结汇难制约发展。2012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在杭州、宁波等地开展跨境贸易试点,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创新举措,在优化通关监管模式,提高通关管理和服务水平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出口通关难、退税难、结汇难等制约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浙江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独特优势
具有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产业优势。浙江电子商务发展在全国乃至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全国最大的民营网络支付平台支付宝、全国领先的生产资料B2B交易平台公司网盛科技、全国领先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新华大宗等。2013年,大淘宝旗下的天猫、淘宝、一淘、聚划算等网购市场成交规模约1.79万亿元,同比增长54%,规模远超eBay和亚马逊,居全球第一。涌现了速卖通、全麦、网盛科技、华策影视、同人国际旅行社等一批跨境电子商务领军企业。
具有试点城市先行先试的管理创新优势。浙江杭州、宁波、金华、义乌等城市作为全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城市,率先对跨境电子商务的监管进行大胆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率先建立了“集中监管+定期申报”的出口模式,初步建立了海关、国检、税务、外管、电商、物流、银行等数据交换平台,有效实现电子单证联网协同,一定程度上建立了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的信息标准和接口规范,这些出口监管经验,成为全国学习、复制推广的模板。率先建立了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管机制,运用云信息、云监管、云服务等手段,探索形成了对网上产品质量进行风险监测、网上抽查、责任追溯、属地查处和信用管理的新型监管方式。
具有条件优越的综合基础优势。浙江优越的开放基础、扎实的信息产业、发达的物流产业、优势突出的线下园区等综合优势,为网上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线下平台发展基础好,拥有杭州、宁波、金华、义乌等众多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平台,这些平台均具备较为优质便利的网络运营、物流、仓储、金融等产业配套服务,集聚了一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并在跨境电商通关、结汇、退税等监管创新上有所探索。
具有适宜电子商务发展的区域优势。浙江省以及所处的长三角地区,块状经济明显,地方专业化市场众多,小商品生产能力独具优势,适合跨境出口的产品多、门类全,网货资源丰富;2014年浙江全省出口2733.6亿美元,这为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提供了良好的贸易基础;浙江中小微企业多,超过了100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6%,中小企业机制灵活,非常适合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充足的网商群体。
第三篇:国外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1-6-26信息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中国和美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框架有着很多的共同的东西,两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框架有着相似的结构和体系。很明显,我国的政策框架充分借鉴了美国的已有成果。
两国电子商务发展框架的不同之处在于:
1、水平与成熟度:
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作为电子商务的发源地,有着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已广泛的在企业中推行,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暴露了更多的问题,这使得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时有着较多的根据和较强的针对性,因此体现出较高的水平和较强的权威性。而我国电子商务本身刚刚起步,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很低,必须由政府加以引导和推动,更何况,《指导意见》仅仅是一个初稿而已,还有诸多原则问题和细节问题悬而未决,因此,二者目前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2、整体结构与内容:
《政策框架》主体部分分为财务、法律与市场三大部分,我国则统称为发展电子商务所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
《政策框架》专门论述了“技术标准”,而《指导意见》仅在第三部分第六个问题“关于电子贸易的法律和规范”中有几句话提及。《政策框架》系统的论述了技术标准制定的原则(应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技术标准和其他互操作性机制;技术标准也不应该是强制的),需要制定标准的领域(电子支付,安全性,安全服务基础结构,电子版权管理系统,电子目录,电视会议和数据会议,高速网络技术和数字化对象及数据互换),这是《指导意见》所欠缺的。
《政策框架》的“内容”这一章节在《指导意见》则全然没有涉及。“内容”全面叙述了美国政府优先关心的领域(外国内容的比例、对广告的管制、对内容的管制、对欺诈性信息传播的限制、如何定义“煽动性言论”),和美国政府的相关对策。
《政策框架》第六部分“协调的战略”,强调了国际协调和国内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协作的重要性。《指导意见》则没有专门论述。
《指导意见》的第四部分则具有我国特色。它描述了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近期重点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应当首先从同政府有关的环节入手,稳步推进;加强政府的示范和引导,通过实施政府信息化,促进政府和企业的沟通;发展政府部门之间的间非支付性电子商务,促进有关部门在电子商务实施中的关系协调,推动管理部门联网,实现商务管理电子化;对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等等。
3、模式和导向:
《政策框架》在第一部分“背景”中就强调“本文所论述的战略的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在这种有害的行为站住脚之前预先防范这些行为”,而所谓的“有害行为”是指“政府对Internet加以性质完全不同的和范围广泛的管制”。在第二部分“原则”中,第一条就是“私营企业应起主导作用”。《政策框架》充分体现了欧美的自由市场传统,处处强调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强调行业自治与自律;处处强调通过谈判和市场主体自主达成的“契约”来解决问题。而政府的作用则被严格的限定在营造一个“可预测的、最简单的、前后一致的商业环境”以保证所有企业可以
公平、平等的展开竞争。“管制”、“政府参与”则被小心翼翼的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使用。可见,美国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是“企业主导式”,导向是“市场导向”。
《指导意见》则没有明确提出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与导向问题。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指导意见》处处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要“发挥宏观规划和指导作用”,要“引导电子商务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应用”,要“鼓励企业积极主动的参与电子商务”,要“抓好重点领域、行业、地区、企业的电子商务示范工程”,要“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可见,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是“政府主导式”,导向是“国家利益导向”。
这些不同是与两国政府的不同职能、两国不同的治理传统、市场环境和电子商务发展成熟度造成的。
第四篇:支持北京地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项目申报指引-政策
附件16
支持北京地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对象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包括自建跨境电子商务销售平台的电子商务进出口企业、利用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电子商务进出口的企业、为电子商务进出口企业提供交易服务的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物流企业、第三方支付机构企业及其他相关经营单位。
二、支持方向与标准
(一)支持与北京跨境电子商务公共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公共信息平台”)对接的信息系统建设、升级改造等项目,每个申报单位(申报主体)依据评审后的金额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二)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通关辅助系统建设,包括安检机、同屏比对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查验设备、机检系统、防火墙系统、辅助设备、管理信息系统和监管场所设施建设等,每个申报单位(申报主体)依据评审后的总投资给予不超过50%资金支持,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三)支持海外仓、智能口岸仓、出口集货仓、跨境电商专
用冷链库、保税仓库建设,包括货架(货柜)、视频监控系统、传送系统、专用推车(叉车)、辅助设备、管理信息系统和保税备货信息系统建设等,每个申报单位(申报主体)依据评审后的总投资给予不超过50%资金支持,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400万元。
三、支持条件
(一)已经实现与公共信息平台对接并有实际经营业绩(以公共信息平台统计数据为准),或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现场通关、仓储物流服务,或为通关申报系统与公共信息平台提供对接服务;
(二)企业在进出口业务、电子商务业务、财务、税收、外汇管理、海关监管等方面无违法、违规记录。
四、项目申报有关要求
(一)项目实施要求: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且未享受过同类政策支持的项目均可进行申报,项目实际投资比例不低于计划总投资的70%。
(二)项目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即可进行项目申报,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将按照申报时间顺序进行项目评审。各区申报截止时间至2017年9月29日。
(三)在项目申报文本中,应提供在公共信息平台上的注册号(不含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现场通关、仓储物流服务的企业)。
(联系人:宋志雷 电话:87211813)
第五篇: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
金融危机下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
1、金融创新及其国际发展情况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指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的利润,这就是金融创新,它是一个为盈利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
中国学者对此的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并认为金融创新大致可归为三类:(1)金融制度创新;(2)金融业务创新;(3)金融组织创新。而从思维层次上看,“创新”有三层涵义:(1)原创性思想的跃进,如第一份期权合约的产生;(2)整合性将已有观念的重新理解和运用,如期货合约的产生;(3)组合性创性,如蝶式期权的产生。
西方金融创新一直以良好的势头发展着。1980-2001年,仅在公司证券领域就出现了多达1836个证券品种。进入21世纪后,金融创新依然充满活力。具体表现为:1.许多信用类金融衍生产品大量出现,成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金融工具创新对经营模式创新影响越来越大,很多金融工具本身的创新带来的影响已经突破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提高交易效率的层次,而是触及到金融机构的业务流程和业务模式,证券化的广泛应用就是此类创新的典型代表。3.产品复杂性大幅增加,同时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2、金融危机与金融创新
08年的金融风暴,使得金融创新受到质疑:金融创新到底是发展动力,还是危机源头?尽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是从整个的危机过程来看,从最初埋下祸根,到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无处不存在金融创新的因素:
1.住房抵押贷款我们如今司空见惯的银行业务本身就是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产物。早期的住房抵押贷款期限较短、都采用到期一次偿还本息的方式,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无数购房者无力偿还已经到期的住房抵押贷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提供了15年期固定利率、分期还款的再融资,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住房抵押贷款模式。而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次级房贷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层面的创新使得借款人信用信息的采集成本大幅下降。
2.从危机爆发前的情况看,证券化的市场促进了次级房贷的过度膨胀。虽然次级房贷的过渡发展有其他各种因素的作用,如美联储在2000年后的连续降息(从6.5%到1%)、美国房价持续上涨和每年涨幅10%的高预期等。但是由于证券化为金融机构转移风险和释放资本提供了捷径,因此既促成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过度发展(2006年美国约75%的次级房贷被证券化,而2001年仅有54%),又为金融机构降低审批标准提供了负面激励(2005年次级房贷申请的拒绝率仅为14%),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从08危机发展的情况来看,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交易造成了危机的不断蔓延。针对分散信用风险而设计的CDO等衍生工具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造成了风险的不断传导和蔓延,这些复杂衍生工具的使用还加大了投资者对谁是风险最终承担者的疑虑,进而甚至对市场信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证券化过程中采用的证券分级等内部信用增级技术,在风险转移的过程中实际上造成了风险的集中和扩大,使得一些投资者面临的风险
远远超出了其可识别和可承受能力的范围,且很多投资者无法对风险进行有效地管理和控制。
尽管欧美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活动为其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次危机也告诉我们,金融创新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为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积极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拓展创新范畴过程中应当认真思考的,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市场的投资交易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3、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现代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银行业的业务主体。
国际大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已普遍达到50%-70%,而我国主要商业银行这一比例则相对较低,根据工行、建行、中行和交行公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业绩显示,各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仅为20.87%、22.34%、23.11%和14.51%。
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根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9年5月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消费信贷所占比例仅为11.5%,据欧洲调查机构SOFINCO于2009年5月21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截至2008年12月底,欧盟27国的消费信贷市场规模总额为11770亿欧元,在银行贷款总额中的占比达到30%以上。
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以风险为基础的有效银行监管体系尚未形成,同时金融监管政策落后于创新实践。从总体上来评价,中国经过十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虽已初步形成了现代银行体系,但是风险管理体系和内控制度的建立仍需要一段时间。
总体上看,我国银行业吸纳性创新多,原创性创新少,创新的内部驱动不足,而银行业自身的一些问题,如经营理念、内部机制、技术支持和从业人员的素质等,同样会对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4、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几点建议
相比于国外银行业几个世纪积累的创新经验和能力,我国银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国紧随国际先进银行、学习金融创新的时候,08年的金融危机就席卷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而其中鲜有银行机构能独善其身。我国银行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仍需要在金融创新上取得突破。根据08年金融危机反映出的问题和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就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发展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1.金融创新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08年金融危机给我国银行业的重要启示就是必须关注和避免过度创新。金融创新的基本动力主要可归纳为:
(1)弥补市场的不完整,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包括融资和流动性需求;
(2)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3)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技术进步促成的创新;
(4)规避管制和税收;
(5)分散风险.上述五个目标都体现了金融创新对市场效率和机构收益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受到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国家中,大量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已经偏离了上述目标,而是使创新与业务模式转变发生了因果关系。因此,我国银行业在金融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坚持以科学、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
2.金融创新必须以有效的公司治理为基础条件
公司治理是现代金融企业正常运转和稳健发展的基础前提,在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大量机构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没有尽到对金融创新和相关投资活动的监督职责,从而导致了风险在金融机构的积累。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指出:次贷危机的发生对很多银行的董事会监督管理层以及了解和掌握银行业务状况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而国际银行业的公司治理一直是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风向标,不可谓不完善,但在危机面前仍显得十分脆弱。这更加表明公司治理在现代银行业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我国银行业完善公司治理一蹴而就的。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金融创新,首要前提是完善公司治理:
一方面要尽快完善内部制衡机制,明确界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对金融创新的决策、监督、执行等不同职责,相互之间形成有效的制衡,避免创新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另一方面要重点强化董事会和管理层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特别是提高董事会各类成员的专业素质,使其能够对金融创新的风险有真正的全面理解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能够进行与银行的创新水平相适应的监督,并及时发现创新活动中的风险因素,真正对创新活动担负最终责任。
清晰而畅通的内部信息沟通和报告渠道也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条件,它将帮助业务创新团队更全面地了解银行内部和市场状况,并帮助董事会和管理层及时掌握银行内部创新活动的进展和相关风险。
3.中国银行业应围绕金融创新形成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危机中,一些国家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不合理激励机制极度助长了风险的积累和蔓延,特别是造成了道德风险的滋生。
一方面是由于银行管理层薪酬与短期利润联系过深,同时往往只有单一的正向激励而缺乏出现风险或亏损时的负向激励,因此银行管理层倾向于采纳高风险、高收益的创新行为; 另一方面,证券化创新导致的“发起-分销”业务模式进一步助长了道德风险,在这一模式下,由于可以通过证券化转移信用风险,因此银行可无所顾忌地降低信贷标准,继而将风险经由证券化转移,结果这种行为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内风险的放大。
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应从中汲取教训.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本国银行业更注重远期利益,从而合理分配创新资源,并进行更为完善的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减少受到市场短期波动影响的几率。首先,要建立并维护良好的资本约束机制,不应鼓励规避资本约束的创新行为任意发展,在资本约束下,由于银行自身资本成为金融创新的筹码之一,因此银行将更多注重对风险的控制,从而提高创新活动的审慎性,如证券化业务中可要求银行持有并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
其次,要形成长期化薪酬激励机制,将银行管理层的薪酬与股东和银行的长期利益挂钩,从而使得银行的创新活动更符合银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并更加注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控制;
最后,建立与创新相关的负向激励措施,对于造成银行损失的创新行为给予必要的问责。
4.创新必须坚持“风险可控、成本可算”的原则
银监会曾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提出了“风险可控、成本可算”的基本原则,这次危机的教训更显现出这一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坚持的两原则是国际金融业长期创新过程中归纳总结的核心经验,看似简单但实则对商
业银行的创新活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我国银行业目前整体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对复杂衍生产品的风险定价和管控能力还与国外先进银行有很大差距,此在创新活动中更需要注意风险管理机制和定价能力的建设。
“风险可控”,就是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全面风险管理部门,具备与金融创新水平相匹配的风险识别、计量和控制能力,能够独立、准确评估银行主动创新和所投资的其他新型金融工具的风险水平,将创新业务的风险对其他业务条线的影响纳入风险管理范围,并加以有效的控制。对于尚未具备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的创新领域必须审慎,应当加紧完善相关风险管理体系后再进行实际的创新活动,不能盲目决策。
“成本可算”就是商业银行应建立完善的金融创新成本收益测算体系,对创新产品的成本收益进行精细的定量分析,使其符合风险收益原则和成本收益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产品定价能力。如果商业银行自身尚无法准确衡量一个产品的总体成本,甚至无法进行相关的会计核算,就足以证明还没有具备在该领域足够的创新能力。
这两个原则实际上也体现了现代银行内部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资本分配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可以说这两个原则不仅仅是创新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保障。
5.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力度
市场和监管作为促进交易效率提高的两个主要机制,有一定的内在矛盾性。在一些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中,监管者认为监管不但将削弱市场机制,还将带来道德风险,因此倾向于让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奉行“买者自负”的原则,对金融创新也未进行有效的监管。但是危机告诉我们,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是金融市场完全的信息对称,投资者能够识别和判断全部金融风险。而此次危机显示,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金融工具的结构和风险特性越来越复杂,即便是世界公认比较完善的美国市场中,仍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无法全面理解创新性金融工具中的风险。
虽然我国银行业的创新尚未发展到如美国的复杂程度,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银行市场投资者的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较低的事实。在这种局面下,加强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活动的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管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教育在现阶段应作为监管的重要补充,但我国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决定了其尚不能完全替代监管。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银行监管机构也需要跟上金融创新的发展速度,注重监管方式和理念的改进,找准鼓励金融创新和维护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点,促进我国银行业又好又快又稳地发展。银监会提出的“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体现了银监会根据我国银行业发展状况,结合国际监管的先进经验进行的监管思考,符合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在落实上述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过程中,监管机构自身也需要加强与银行业的沟通,提高对金融创新的专业判断能力,按照“风险可控、成本可算”的原则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进行审慎监管,促进金融创新与监管形成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