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庸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启示

第一篇：儒家中庸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启示

儒家中庸思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启示

摘 要：传统儒家中庸思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和谐内容，如“中”与“和”，“执两用中”与“和而不同”。它强调适度，看到了事物的相对性，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并为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但中庸思想又带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由相对走向绝对。因此，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儒家中庸思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庸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导意义

一、儒家中庸思想的和谐内容

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和谐内容：

第一，“中”与“和”。在先秦儒学中，“和”是目的，“中”是方法，在“中”作为调整阶级关系的准则出现时，“和”提供了阶级关系调整到比较恰当，从而和谐统一的蓝图。儒家承认等级或阶级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但它同时也反对将这种差别绝对化，因而主张中庸和谐，以化解矛盾的对立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日常处理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上，儒家主张中庸和平，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但是要协调矛盾，不是消灭矛盾，从而达致和谐。

第二，“执两用中”与“和而不同”是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命题。

“执两用中”探讨的是异元素的相同方面对于和谐的意义，“和而不同”则强调不同元素的结合对和谐的意义。任何事物都是同与异的统一，无论是同还是异都能和谐相处，正如陈序先生所说：“人与人所以能够联合而为社会或团体，不但只是因为他们有相同处，或是社会性，也行是因为他们的相异处或个人特性。有了相同性，他们能够起同情心而合作，有了相异性，他们可以互相利用而分工。所以相同和相异，都可以叫做他们联合而成社会团体的主因。”①“执两用中”既是人的内在修养方法，也是使主客体关系和谐的方法。先秦儒家强调“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它是教人在变化中求和谐。

第三，推类求同。“同”是“和”的基础，求得同的基本方法就是推类。孔子非常强调“推己及人”、“举一反三”。并用这种推理推导出人权的基本内容，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从这种忠恕之道中我们可非常明显地看出，原本属于对立的人我关系，在这种推理式的认知中，成了同类一体，也就是说，对立矛盾的二元在这种认知方式中得到了和合统一。

中庸思想包含着很多合理因素，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把“中”看作世界本体，由相对走向了绝对，并且带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

二、中庸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中庸”为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各种矛盾提供了历史的智慧和现实的参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并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第一，中庸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中庸看到了事物的相对性、善的相对性。“中”作为适度表现出来，是一种多元的价值观念，任何一种观念都是平等的，任何一种思想都是相对的，只有在一元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或有用的，没有绝对正确或有用的东西。任何思想都有它的价值，也有他的局限或边界。

中庸要通过对社会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的研究，掌握处理社会问题的“度”。中庸思想主张从社会整体和谐要求出发，研究各部分、各方面的关系，把握每个方面的“度”，进而使社会各方面达到“中”的状态，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

第二，中庸思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

中庸所倡导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方法论功能。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庸的道德智慧表现为我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最终臻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道德智慧体现为我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是个体与周围世界的互动中，肯定他人、他物的存在价值，能领悟出与自己的适度关系，并能恰如其分地在态度和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意识和能力。人能恰如其分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并将自己对道德智慧的领悟转化为道德的实践，在待人接物中充分的展现这种领悟性的道德智慧，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力；就人于自身的关系而言，中庸的道德智慧是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要求人能做到内外一致，身心和谐。

三、儒家中庸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儒家中庸思想的和谐理念与追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为我们解决当代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的矛盾提供历史的智慧和现实参考。但它并不是万能的钥匙，因此，我们在运用过程中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更加积极有效地建设和谐社会。

第一，学会包容。宽容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素质之一，只有具备宽容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大调整、经济成分的日趋多样化、社会生产形式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失去了共同的认知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无疑是一剂良方，我们要充分发挥和谐文化的导向作用，在处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与个人之间关系时发扬宽容精神，做好沟通疏导，引导人们心胸开朗豁达、仁慈宽厚，正确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和谐的道德风尚：家庭成员间互相关爱，邻里间，互相理解协作，地域、民族和国家间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第二，发展个性。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 “和而不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前提，以让不同的个体和群体根据自身条件，充分发挥所长，实现自身价值为目标。我国拥有56个民族，生活环境、文化理念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差异。为了使各自的特点得到传承，多样性得到展现，我们需要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各个民族、群体或阶层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寻找自己的舞台。因此，我们要鼓励发展个性。建设“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三，平衡有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公平正义的社会。遵循公平和正义，可以更好地调节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实现良性互动与团结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中合理内容与精华，是一件富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发扬中庸的平衡有序，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当然，这种平衡也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社会也应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我们在享受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物质成果时，生态间原有的平衡也被无情地摧残着。在我们为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困扰时，不妨从古代贤哲那寻找一些生存的智慧。孔子坚决反对滥用资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③。我们应该承认各种不同的自然事物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对自然维持一种生态公正，达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注释：

①杨深.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85.②钱?n荣，罗正楷.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219.③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参考文献：

[1] 叶金宝.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2：98-110.[2] 张东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12：82-100.[3] 蒋汉通.传统“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解读[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36（1）：23-27.[4] 王先谦.荀子解集[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5] 李君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 王伦光.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构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6.[7] 赵凡.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6.[8] 丁祯彦，臧宏.中国哲学史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7：15.[9] 杨深.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85.[10] 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作者简介：解英丽，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2009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

第二篇：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执两用中”与“尽善尽美”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云南大学

韩扬文

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

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

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

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

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

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在讨论第二种情况之前，我们要思考的是：“执两用中”，这个“中”可不可以落在两极上？如果可以，这种在两极上的正确之点是变动的，还是不动的呢？

孔子注意到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事情的两极看起来一端要优于另一端，但是实际上这种优势却不是绝对的，比如“智”和“愚”这两端。正常说来，肯定是前者优于后者，这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因此人们才积极学习，渴望从学习中获得智慧。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有一篇《卡尔弥德篇》，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明智”的问题。这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虽然没有最终辨清什么是明智，但是在辩论中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一种倾向，那就是双方都倾向于认为“明智是一件大好事。”这很符合我们的常识。

但是《论语·公冶长》却有这样一段话：“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认为，从智还是从愚是要视情况而定的。他肯定宁武子在君主有道时显露出智慧，在君主无道时显露出愚蠢，这就是应时而变。而且，他认为懂得适时显露愚蠢要比时时显示智慧更高一筹。因为如果面对无道之君还一定要显示出智慧，那不仅不能够救世，反而会激怒暴君，丧失生命。我们所熟知的“魏晋风度”，很多装疯卖傻的士人，其实就是在适当的时候以愚蠢来伪装自己。当然，那些魏晋士人全身避祸的出发点和他们所持的哲学观点与儒家显然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暂且存而不论。

援引《公冶长》中的话是为了说明，儒家“执两用中”的第二种情况：事情的正确之点可以在两端，并且这个点还可以从这一端移动到另外一端。这并不是机会主义的说法，而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像潮水有涨有落，涨潮时我们利用潮水发电；退潮时，我们利用潮水的力量捕鱼。如果，涨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捕鱼；退潮了以后却要用潮水发电，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不能找到“正确之点”。这种“执两用中”的情况就说明，这个“两”并不是完全悖反的，而可以是相反相成的。这就好比在恶人看来，恶就是善；在善人看来则相反。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所做的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事，而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好的。

因此，事情有时候会形成一个圆环：起点可以变化为终点，终点也可以变化为起点。以此形成一个循环。

从这样的方向思考下去，就自然会想到老子。他的辩证法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的意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大仁不仁”是他的辩证法中另一个重要的例子，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两端之间的循环变化，在这一点上，要比孔子的辨证思想更加彻底。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儒道两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是对于“中庸”都是信奉的。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为而不恃”，“功遂身退”中都蕴含着中庸的思想。

他们都看到事物的生成变化、流动不居，知道月盈而亏的道理，因此劝人要守持中道。这个正确之点尽管有时候会出现在事情的某一个端点上，但是他们也深深知道，这个端点是一定还会再向另外一面变化的。

至于儒道在中庸问题上为什么会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儒道两家都与农耕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作为农民，观察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的嬗替就是生产的必须。他们正是在这种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庸”的方法论。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佛教也主张“中道”。难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也与农耕文明有着莫大的关联，因此劝人守持中道吗？

我认为，“中庸”这种方法论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周行变化无疑，但是与农耕文明恐怕没有很大的关联。佛陀在出家前是一个王子，他身份高贵，与其他身份比较低贱的种姓联系不是非常密切。他观察事物，乃是从自然规律出发的。在面对恒河的思考中，他发现人的生命无限短暂，只在呼吸之间；在数次游历中，他因见到人的生老病死而渴望得到解脱。传说，他在一次游历中，见到了许多结满果实的芒果树，心想：“等我回来的路上，一定要请侍从为我摘一些芒果。”没有想到他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所有的芒果已经都被去时的人群给打下来吃掉了，芒果树一片狼藉。只有一棵芒果树全然无事。他感到很奇怪，于是走近去看，原来那是一棵没有结果的芒果树。于是，他悟道：“我应该要做一棵无果之树啊。”人有生住异灭，物有成住坏空，空和灭在生成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想要不灭，唯有不生。这就是辩证的两端相互变化的例证。“大用无用”，这和《庄子》中的某些辩证思想何其相似呢！与其说，是农耕的传统孕育出中庸的思想，不如说中庸乃是“自然”，是“宇宙”传授给我们的真知。

还有第三种情况：儒家所说的“执两用中”中的正确之点有时被认为只在某一端上，而且孔子还认为选取这一端乃是不能商榷的，不像“智”和“愚”一样可以被打通。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孔子显然认为，美和善是事物的正确之点，因此作为评价乐曲的标准。又如“礼”和“非礼”两端，孔子一定选取“礼”；“仁”和“不仁”两端，他则会认为正确之点一定在“仁”这一端。让孟子去选也是一样的，“仁义礼智信”一定都是他所选择的那一端；在“善”和“恶”中，他也一定选择“善”。这时，“执两用中”的第三种情况出现了——正确之点只在某一端之上，并且其选择正确之点的态度是坚决的。这就是中庸思想最难理解的一个地方。既然儒家知道大多情况下，中庸思想中的正确之点要么是在两端之间的某一点上，要么即使在两端也按照时殊世异可以转变，为什么在“仁义礼智信”等问题上，他们又认为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因为“仁”和“不仁”，“礼”和“非礼”这些问题乃是儒家思想主张的根本基点，就像信仰一样，是不可动摇的，至少对于儒家来说是这样。但如果是问老子，“仁”和“不仁”这两端就是可以移动的。进一步的，如果问老子，“善和不善”这两端正确的是那一端，“顺道和逆道”哪一样是正确的呢？他也一定会坚持“善”和“道”，尽管他深知“反者道之动”的道理。但是对于“道”这个基本范畴，他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一旦否定，《老子》的学说就会被完全推翻了。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一样的，道就是老子的信仰。在信仰的问题上，并没有转圜的余地。如果我们以此批判说，他们的辩证法都是不究竟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信仰的问题，是在一切哲学问题之上的。

更远一点看，如果我们问柏拉图，他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个由主体选取正确之点的“中庸”之说。他会告诉我们说，在可感事物以外，还有一种事物，那就是“相”（或称“型”）。美的事物是因为分有美的相，因而是美的；桌子是因为分有桌子的相，因而成为桌子。他会认为正确之物之所以正确，乃是因为它们分有或摹仿正确的相。所以，那个正确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而是存在于“相”的世界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分别呢？因为柏拉图的“相论”是向外在追问的，它看到的是主客的对立，看到的是“摹仿”的意义；而中庸的思想则是内省的，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到那个“正确之点”。

但是每一个哲学流派，无论是多么彻底辩证的哲学，对于“正确”，一定在某一些问题上有自己信守不变的准则。而在这些不可变的正确之点上，我们可以寻找到的就是那个流派的信仰，这也是它得以成说的根本。

如果真有一种哲学，它游移到没有任何底线的程度，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浮萍一般的伪学问。

总起来说，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基于反思自然而形成的，以找寻事物的正确之点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它所找寻的正确之点根本上和儒家的其他主要观点相一致。它不违背儒家伦理的基本信仰，最终是为儒家立说服务的。在其他的哲学或宗教中，也有类似的中庸思想，但是它们各自的根本指向和思考基点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中庸的具体指涉方面也不尽相同。

第三篇：儒家理想人格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建构的启示

儒家理想人格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建构的启示

作者：曾 艳

理想人格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中人们最推崇和向往 的人格模式。它集中体现了该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价值标准，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儒家的理想人格的实质是一种道德型理想人格，仁与礼是其根深蒂固 的主题。“仁”是人格主体的自觉，“礼”是外在的社会制约；理想的道德人格，就是仁与礼的统一。无可否认，这种仁与礼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人格中奴性、依赖的一面，但是在哲学解放的当代，我们更应该全面、深刻地反思儒家理想人格理论，对其进行扬弃和超越。笔者认为，儒家理想人格理论中追求道德内圣、注重道德修养等理论对当代大学生健全道德人格的建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具体阐述如下：

一、弘扬儒家“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博爱情怀，培养大学生知行统一的道德认知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道德理论中的基本原则。而“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爱人”不仅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指导思想,也是君子 型理想人格必须具备的首要品格。当樊迟问仁时,孔子即回答“爱人”(《颜渊》)。后来孟子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仁者爱人”(《离娄下》)。作为对理想人格的一种内在要求，“爱人”不仅仅要爱自己的家庭成员,即所谓“亲亲之爱”，还必须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 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实行广博的爱。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礼记·礼运》篇要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也提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这就意味着遵循“仁”的伦理原则，就不能只爱自己的亲属宗族，还必须以广博的胸怀去爱众人。这种博爱意识，反映了儒家理想人格的人道主义 精神。孔子还特别强调“为仁”的自觉性。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就告诉我们，要想成为“仁人”,决定因素是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只要心中有成为“仁人”的理想，那么在行动上就会处处以“仁”的标准要求自 己，自觉地通过学习使自己具备“仁人”的崇高品质，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行仁”，自觉地捍卫“仁”，为“仁”而献身。当然,就理想人格来说，“泛爱 众”,以博大的道德情怀去“爱人”，并不意味着要无原则地爱所有的人。儒家主张要有所爱,有所恶。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这就是说，爱仁人是仁，恶不仁之人也是仁。真正的仁者，就要既能“好仁者”，又能“恶不仁者”。儒家的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理想人格的培养来 说,仍然是有一定的合理意义的。

儒家推己及人道德思维方法的实质，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从而按照人的本性处理人际关系，以实现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这一思维模式的积极因素，在历史的发展中，积淀为中华民族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与人为善、先人后己、宽人严己的优良品格。我国现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单位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还有扩大的趋势，社会体制转型所引发的新的利益、观念、心理等冲突，再加上市场经济带 来的消极作用，人际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日渐增多，见死不救见利忘义的现象比比皆是。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要能积极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 国内环境和新的形势，就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道德认识水平，做到知行统一。在社会生活中大力倡导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积极思想，为社会奉献爱心，热心公 益，扶危济困，惟其如此，才能抵制和消除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弘扬儒家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局观，培养大学生正确的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人的道德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所引起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内心体验，是道德认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它不仅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且也是表现人对当前现 实的一种态度。中国古代文化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气氛，而以儒家表现得最为充分，这对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情感具有重要的启示。“君子有终身之忧”是孔孟的思 想基调。孔子忧人格的颓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忧道义的沉沦，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的忧患之情体现在(孟子)一书中，书中“忧”字出现了27次。孔子孟子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君子有终身之忧”成为一切有为之士的共同人格特征，强烈的忧 患意识为爱国情感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成为中华文明不断进取的强大原动力。

儒家既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就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孔子说:“士不可以 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则向往“居天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境界。孔孟的使命感和责任 意识，影响了众多爱国之士，培养了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深厚关注之情，从明东林党人所倡言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到清初顾炎武所宣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不显示了一种心忧天下的责 任感和救世报国的爱国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都有其成长的地方。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滋润着中华儿女的心田，塑造瀚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今天，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肩负着强国富民之重任，为此，大学生必须发扬儒家爱国传统和使命意识，培养自己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的社会贵任感：在祖国还不十分强大的时候，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在国际强权政治和巨大压力面前，不奴颜婢膝，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支持国家的统一大业，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同时，还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化作实际行动，努力学习，立志成才，勤奋工作，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三、弘扬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气节操守，培养大学生坚强的道德意志

道德意志是人在道德行为过程中所作出的意志努力，它是人们按照道德原则和要求，进行道德抉择和行动时调节行为和克服困难的道德能力，是在履行道德义务过 程中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儒家认为，道德意志是道德人格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可以确定人生的目标，并且能克服困难去实现目标,而且还能对人的行为 活动起到一种支配和调节作用。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儒家特别重视立志。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集中体现了他把对理想的追求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重于生命。孔子曾自述“五十有 五而志于学”(《为政》)，并多次讲到“志”。在儒家看来，人人都应当立志，君子更应该有志。作为君子，应当“志于道”、“志于仁”、“仁以为己任”，把弘扬仁道作为 人生的最高目标。“志”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所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他赞美和推崇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气节情操和人格独立精神，认为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就应当至死不渝地去奋斗,去追 求。他甚至把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人生理想的实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所以他说“朝闻用道,夕死可矣。”(《里仁》)。孟子也提倡“尚志”。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公孙丑上》)他要求人 们要像“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告子上》)一样“志于道”、“志于仁”。儒家的这种志于道、志于仁，以及人贵有志、志不可夺的思想，成为许多志士仁人的坚强信念和人生追求。

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将人格的尊严和道德的责任看得比个人忧患与死亡更重要。孔子提出了“行己有耻”的气节修养方法，要求人们要明辨是非、善恶，行为要知耻而有 所约束，闻过则改，见贤思齐。孟子也强调知耻对于做人的重要性，说“耻之于人大炙”，与此同时，孟子还从正面提出了气节修养的最高境界，即“浩然之气”，就是坚持对仁义的信仰，“志”即志向、目标、理想，它是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也正是由于“志”的不同，使人们在道 德行为、人生道路、生活态度和方式等方面有不同的选择。正是由于“志”的作用，使人们在其生命活动以及在对道德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中表现出一定的独立 性、坚持性、自制力和意志力。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今天，不少人，由于放松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失去对糖衣炮弹的警惕，经受不住各种诱惑，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大学生加强道德意志的修养显得更加 必要，努力弘扬儒家的浩然正气，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保持自己的操守，不为外物所左右，维护君子的人格尊严，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不为物质欲望而降志辱身，不为金钱美色而丧失人格，不向社会丑恶现象低眉折腰，甘于清贫，乐于奉献，艰苦创业，做一个有高尚道德、脱离了低级 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的情况下，坚决反对外来干预，坚决顶住各种压力，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和尊严。

四、弘扬儒家刚毅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观，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这种坚强之毅力是实现“仁”所不可缺少的品质。在孔子看来，人容易被外在的各种诱惑和自身的欲望所左右而做不到坚持自己的志向。因此，无欲则 刚。儒家讲的“自强”，就是“反求诸己”，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兢兢业业,持之以恒。《中庸》第十章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儒家理想人格所提倡的自强精神的深刻写照，对国家民族而言，这种自强精神重视社会整体和他人价值，重视为国家社稷之大我而克 制个人之小我，重视民族的大志大气与大德。对个人主体而言，这种自强精神即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可使个体达到无私无畏的崇高境界。如若人人都修养到这样的境界，那就是一种民族气节了！同时，这种自强精神不仅要有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之志与浩然之气，而且需要砥砺意志和自我磨练。儒家强调的自我磨练不同于西方避苦求乐的方式，它重视培养人 的道德精神，教育人以避乐吃苦为乐，自觉承受物质贫困和身体劳 苦。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孔子孟子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后世仁人志士百折不挠、前仆后继、战胜困难，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造就了无数英雄豪杰。鲁迅先生把这些人尊之为民族的脊 梁:“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 脊梁”。儒家在道德实践中，能够摆脱小我的局限，自强不息，刚健进取，造就了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在当今这个社会变迁日益迅速的时代 里，人们经历了经济的繁荣带来的物质满足和快乐，但也见证了不公平和不平等导致的种种悲哀。对不少人来说，社会责任感似乎成了生命中不堪承受的负担。积极 倡导儒家君子敢于承担的社会责任意识，并将其变成一贯的生活方式，是社会和谐持久发展的重要基础。人不可无志，人生不能没有理想。青年总是与未来相联系，要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青年人必须树立远大理想，邓小平说“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当前，我们的社会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青年大学生必须以此为导向，来确立自己的个人理想，使个人理想服从社会 理想，个人愿望服从社会需要，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贵。创业维艰，奋斗以成，确立了远大理想后，还要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实现理 想而奋力拚搏。

综上所述，儒家的人格理想反应了积极的入世精神。无论君子、豪杰、圣人，都具有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品格，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把经邦济世、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把个人的完善与人类的福祉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道德人格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石上的现代性理想人格，才能具有中国特色。

第四篇：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墨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卢继英

摘 要：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社会各种矛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当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掘其合理观念和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结合，以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

关 键 词：尚贤 尚同 节用 兼爱 非攻 和谐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意识形态、国家结构、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的一个巨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代，除了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对当时一个新的社会架构的形成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

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当代社会国家内部的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协调社会诸多矛盾，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该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刻发掘其合理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结合，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墨子》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翼，其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反映我国古代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逻辑，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主张的百科全书。其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尚贤、尚同、节用、兼爱和非攻。

（一）尚贤

所谓“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和 社会的稳定，墨子在《墨子·尚贤》中明确地提出了“尚贤为政之本”的口号，“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也”，“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尚贤·中》）。

尚贤论是墨子的重要政治主张，是针对当时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以令，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尚贤·上》），可以看出，这与孔子所主张的“举贤才”，但又肯定“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思想有所区别，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二）尚同

所谓“尚同”，就是“一同天下之义”，也就是以仁义来统一天下。在墨子看来，原生形态的一人一义，人们就会各行其事，而且还会互相攻击﹑互相争斗，影响社会的团结稳定。为改变这种混乱状态，就必须实行“尚同”举措，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的统一。

首先，自下而上的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是墨子尚同主张的最基本涵义，他指出：“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尚贤·中》）。其强调自下而上的统一，下级要学习上级的善行，以上级的言行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

其次，统一政策法令也是其尚同的基本涵义，墨子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法仪》）。为了统一政策法令，《墨经》在对赏誉，罚罪作出界定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国家的管理系统）之时’同乎！”（《尚同·中》）。比较清楚地提出了以法治国与以法德治国相结合的观点。

最后，尚同还有上下通情的涵义，就是上情下达，相互沟通信息。其论述包括“上为之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尚同·下》）。“古有圣王，唯能以尚同为正，是故上下通情”（《尚同·中》）等。

（三）节用

节用”是墨子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墨子深刻揭示了当时君主横征暴敛、奢侈荒淫的现状，并以古代圣王作对照，来说明节用对国家发展、政权稳固、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意义。墨子告诫人们，在生产中不要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一切以民用、民利为准，社会消费应以保持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限，能供给民用即可，反对奢侈浪费。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依据这样的原则，国家就会因节俭而兴盛发达，天下百姓也会因节俭而生活得更好。如果国家“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去其无用之费”，那么节约的财富“足以倍之”，可见节俭在增强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墨子又从衣、食、住、行、丧葬诸方面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节用”的具体要求。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来说的，是在保证下层百姓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节用，而节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能够过上“暖衣饱食”的生活。

（四）兼爱

墨家思想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要求。“兼相爱，交相利”贯穿于墨家思想的始终，是墨学的核心，在 《兼爱》篇中对“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思想专门论述，而且在 《经上下》、《法仪》、《天志》、《大取》、《小取》、《修身》、《尚贤》各篇中，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进行更进一步论述，得出结论是“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认为，当时社会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的不相爱:“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所以“仁人之事者，务必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而兴利除害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就是要“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就是要“兼以易别”（《兼爱·下》），以平等的爱代替有差别的爱，爱无差等。“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在墨子看来，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统一的，不可分割。即“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兼爱·中》），“有爱而无利，乃客之言也”（《大取》），“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墨子所言之利并不是利己主义之利，而是利民之利，天下之公利。

（五）非攻

墨子时代，诸侯国家之间攻伐兼并战争兴起，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与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是相背离的，所以墨子专门撰写了《非攻》篇予以反对，并反复强调侵略他国是不义之举，得不偿失。

在《非攻》篇中，墨子历数攻伐战争之危害。他指出：“好攻伐之国”，动辄兴兵“十万”，连年战争，以至于“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而被迫参与攻伐的大国百姓，在千里征途中因饥饿，疾病而死亡者“不可胜数”，在战争中“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即使攻下一个“三里之城”，“杀人多必数万，寡必数千”。这种攻伐掠夺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百姓都是巨大的灾难。墨子得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的结论。

面对各诸侯国攻伐战争的兴起，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墨子既主张“非攻”，从道义上予以反对和制止，又非常强调“救守”，以实际行动进行“征诛”，积极防御，保卫自己的家园。他说：“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非攻下》），“城者，所以自守也”（《七患》），“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尚贤中》），“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非攻下》）。明确指出要把为了侵略的“攻伐”之战与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区别开来。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当今，我国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虽然社会、经济已经获得很大发展，然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平衡问题诸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危及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种社会背景下，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与墨家思想的所倡导的和谐理念和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深入研究和发掘墨家思想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我们在利用墨家思想来强化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借鉴合理、有效的措施，吸收和灵活运用其积极的思想。

（一）“尚贤”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建设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的高度概括。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根本目标首先就应是建设一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人才队伍。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学文化素质何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以人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了现实途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以加强人才服务工作，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关系逐步融洽、协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尚同”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尚同思想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要求人民以及地方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即思想政见不能与天子相异，且强调君主的绝对领导地位，即“上之所是，亦必所非，亦必非之”。这种思想当然有一定的专制主义味道，但是，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中，面对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当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增强地方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地方的职能和权限不断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获得加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地方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何利益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地方政府与中央、与人民争利的现象。

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了严重地方保护主义，这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使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难以建立起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形成，资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最优化配置，重复建设加剧，产业结构趋同，无序竞争加剧，同时加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影响社会的稳定。

因此，要进一步强调地方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从思想根源上分析就是缺少长期观念和全局观念，一切以我为中心，以局部的 利益为中心，以牺牲整体利益来谋取局部的短期利益。首先，要继续强调全局观念，以全国利益最大化为取向。不允许为了地方暂时的利益而牺牲国家整体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中央政府不一致时，地方利益要服从中央利益。中央政府在尊重地方经济民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同时，要进一步强调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制度的服从，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严肃性、公平性。其次，要加大地方政府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使其意识到，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是一种短期的局部利益，不可能持久。

（三）“节用”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中国资源储量的“本”并不丰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资源需求大幅度增长，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在“节用”上下功夫，继续不顾环境、不计代价、不顾长远利益，竭泽而渔、竭矿而采，将会很快耗尽自然资源，对环境的造成更大破坏，这将会影响国家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以节约利用资源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核心，推动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以资源综合利用何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从体制、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节约意识，全力构建节约型消费模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构建节约型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逐步形成文明、节约的消费模式。

（四）“兼爱”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墨子的 “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是针对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争纷争不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等“不相爱”现象提出的。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经济活动还没有纳入法制的轨道，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许多人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忽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并不反对利益主体对私利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不能以满足自身的单纯“利己”为目的，而应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复合价值观为指 导原则，“利他”是出发点，“利己”是终结点，最终双方追求的结果是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共赢。只有一个人从单纯的“利己”、“利他”观中解放出来，人与人之间诚信、平等、友爱合作的关系才能建立，才能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社会互助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等要素进行合理的调配和组合，使之达到平和、协调、全面，避免社会发展中出现失衡、片面、无序和对立的现象。这也就是墨家思想中“兼爱”的要求，即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和个人，都要相互关爱，彼此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友谊关系，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客观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地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使这四个基本关系长期稳定地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其中任何一个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

1、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和谐的前提与基础。人与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与作用，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以谋求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又将放废物排放于自然界；另一方面是自然界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及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相互协调达到和谐状态，才能取得社会的健康发展。

2、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妥善、协调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基础。首先，我们要通过立法和法规，建立社会公平环境，为每一个公民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同时，要倡导社会的互助、协作精神，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

3、建立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

人的自身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和终极目标。人的素质高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决定人的自身和谐程度。人的素质越高，道德水准越高，文明化速度越快，就越能促进人的自身和谐。建立和谐社会，就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完善的人格、品质；培养健全的社会道德和自觉服务社会的意识；增强人文素养和职业技能，提高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还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健康向上、稳定和谐的心理特征，提高自身文明素质，使自身成为真善美统一的个体，才能真正实现和享有社会和谐。

（五）“非攻”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各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相互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各国之间只有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才能推进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同时，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中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安定有序、和谐运行，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状况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世界的和谐相处来作支撑。为了建设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非攻”的思想，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与政策。

目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严重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新的挑战，世界各国应超越传统观念，坚持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加强交流合作，增进相互协调，反对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矛盾和争端。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设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保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的权利，充分尊重各国发展的多样性。支持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结语

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墨家思想也有其消极和不足的一面，例如，墨子倡导兼爱、非攻，强烈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动放弃了以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世界、赢得自身解放的途径与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从而使“兼相爱，交相利”的这种体现着小生产者政治经济利益的构想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所以“不相爱”，除了“人的本性自私”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的、阶级的利益关系所致。同时，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墨家思想，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分析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研究整理和科学继承墨学思想精华的同时，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特别是关于“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与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一脉相承的的思想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诠释，结合现实社会的需求和特点进行更深一步的认识和解读，赋予其时代价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五篇：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墨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卢继英

摘 要：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社会各种矛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当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发掘其合理观念和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结合，以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

关 键 词：尚贤 尚同 节用 兼爱 非攻 和谐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意识形态、国家结构、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的一个巨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代，除了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对当时一个新的社会架构的形成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墨子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

墨子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而且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对当代社会国家内部的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协调社会诸多矛盾，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应该加强对墨家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刻发掘其合理思想，尤其是墨子的和谐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相结合，提高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墨子》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翼，其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反映我国古代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哲学，逻辑，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主张的百科全书。其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尚贤、尚同、节用、兼爱和非攻。

（一）尚贤

所谓“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和 社会的稳定，墨子在《墨子·尚贤》中明确地提出了“尚贤为政之本”的口号，“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也”，“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尚贤·中》）。

尚贤论是墨子的重要政治主张，是针对当时世袭贵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贵族官员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平民百姓中的贤良之士参与国家管理和治理社会。他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以令，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尚贤·上》），可以看出，这与孔子所主张的“举贤才”，但又肯定“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思想有所区别，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二）尚同

所谓“尚同”，就是“一同天下之义”，也就是以仁义来统一天下。在墨子看来，原生形态的一人一义，人们就会各行其事，而且还会互相攻击﹑互相争斗，影响社会的团结稳定。为改变这种混乱状态，就必须实行“尚同”举措，求得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舆论的统一。

首先，自下而上的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是墨子尚同主张的最基本涵义，他指出：“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尚贤·中》）。其强调自下而上的统一，下级要学习上级的善行，以上级的言行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

其次，统一政策法令也是其尚同的基本涵义，墨子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法仪》）。为了统一政策法令，《墨经》在对赏誉，罚罪作出界定的同时，又明确指出：“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则是不与乡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国家的管理系统）之时’同乎！”（《尚同·中》）。比较清楚地提出了以法治国与以法德治国相结合的观点。

最后，尚同还有上下通情的涵义，就是上情下达，相互沟通信息。其论述包括“上为之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尚同·下》）。“古有圣王，唯能以尚同为正，是故上下通情”（《尚同·中》）等。

（三）节用

节用”是墨子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墨子深刻揭示了当时君主横征暴敛、奢侈荒淫的现状，并以古代圣王作对照，来说明节用对国家发展、政权稳固、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意义。墨子告诫人们，在生产中不要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一切以民用、民利为准，社会消费应以保持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限，能供给民用即可，反对奢侈浪费。这就是墨子所说的“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依据这样的原则，国家就会因节俭而兴盛发达，天下百姓也会因节俭而生活得更好。如果国家“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去其无用之费”，那么节约的财富“足以倍之”，可见节俭在增强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墨子又从衣、食、住、行、丧葬诸方面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节用”的具体要求。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来说的，是在保证下层百姓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节用，而节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能够过上“暖衣饱食”的生活。

（四）兼爱

墨家思想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要求。“兼相爱，交相利”贯穿于墨家思想的始终，是墨学的核心，在 《兼爱》篇中对“兼相爱，交相利”这一思想专门论述，而且在 《经上下》、《法仪》、《天志》、《大取》、《小取》、《修身》、《尚贤》各篇中，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进行更进一步论述，得出结论是“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认为，当时社会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的不相爱:“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所以“仁人之事者，务必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而兴利除害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就是要“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就是要“兼以易别”（《兼爱·下》），以平等的爱代替有差别的爱，爱无差等。“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

在墨子看来，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统一的，不可分割。即“爱而必利，不利无以见爱”（《兼爱·中》），“有爱而无利，乃客之言也”（《大取》），“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墨子所言之利并不是利己主义之利，而是利民之利，天下之公利。

（五）非攻

墨子时代，诸侯国家之间攻伐兼并战争兴起，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与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是相背离的，所以墨子专门撰写了《非攻》篇予以反对，并反复强调侵略他国是不义之举，得不偿失。

在《非攻》篇中，墨子历数攻伐战争之危害。他指出：“好攻伐之国”，动辄兴兵“十万”，连年战争，以至于“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而被迫参与攻伐的大国百姓，在千里征途中因饥饿，疾病而死亡者“不可胜数”，在战争中“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即使攻下一个“三里之城”，“杀人多必数万，寡必数千”。这种攻伐掠夺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百姓都是巨大的灾难。墨子得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的结论。

面对各诸侯国攻伐战争的兴起，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墨子既主张“非攻”，从道义上予以反对和制止，又非常强调“救守”，以实际行动进行“征诛”，积极防御，保卫自己的家园。他说：“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非攻下》），“城者，所以自守也”（《七患》），“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尚贤中》），“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非攻下》）。明确指出要把为了侵略的“攻伐”之战与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区别开来。

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当今，我国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虽然社会、经济已经获得很大发展，然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平衡问题诸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危及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种社会背景下，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与墨家思想的所倡导的和谐理念和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深入研究和发掘墨家思想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我们在利用墨家思想来强化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借鉴合理、有效的措施，吸收和灵活运用其积极的思想。

（一）“尚贤”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建设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的高度概括。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根本目标首先就应是建设一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人才队伍。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学文化素质何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以人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了现实途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以加强人才服务工作，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关系逐步融洽、协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尚同”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尚同思想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要求人民以及地方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即思想政见不能与天子相异，且强调君主的绝对领导地位，即“上之所是，亦必所非，亦必非之”。这种思想当然有一定的专制主义味道，但是，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主义中，面对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当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增强地方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地方的职能和权限不断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获得加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地方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何利益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地方政府与中央、与人民争利的现象。

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了严重地方保护主义，这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使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难以建立起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形成，资源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最优化配置，重复建设加剧，产业结构趋同，无序竞争加剧，同时加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影响社会的稳定。

因此，要进一步强调地方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从思想根源上分析就是缺少长期观念和全局观念，一切以我为中心，以局部的 利益为中心，以牺牲整体利益来谋取局部的短期利益。首先，要继续强调全局观念，以全国利益最大化为取向。不允许为了地方暂时的利益而牺牲国家整体的利益和长远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与中央政府不一致时，地方利益要服从中央利益。中央政府在尊重地方经济民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同时，要进一步强调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制度的服从，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严肃性、公平性。其次，要加大地方政府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使其意识到，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是一种短期的局部利益，不可能持久。

（三）“节用”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曾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中国资源储量的“本”并不丰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资源需求大幅度增长，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在“节用”上下功夫，继续不顾环境、不计代价、不顾长远利益，竭泽而渔、竭矿而采，将会很快耗尽自然资源，对环境的造成更大破坏，这将会影响国家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必须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以节约利用资源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为核心，推动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以资源综合利用何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从体制、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节约意识，全力构建节约型消费模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教育，提高全社会对构建节约型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逐步形成文明、节约的消费模式。

（四）“兼爱”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墨子的 “兼相爱、交相利”思想，是针对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争纷争不断，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等“不相爱”现象提出的。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正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经济活动还没有纳入法制的轨道，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许多人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忽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并不反对利益主体对私利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不能以满足自身的单纯“利己”为目的，而应以“兼相爱、交相利”的复合价值观为指 导原则，“利他”是出发点，“利己”是终结点，最终双方追求的结果是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共赢。只有一个人从单纯的“利己”、“利他”观中解放出来，人与人之间诚信、平等、友爱合作的关系才能建立，才能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社会互助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等要素进行合理的调配和组合，使之达到平和、协调、全面，避免社会发展中出现失衡、片面、无序和对立的现象。这也就是墨家思想中“兼爱”的要求，即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和个人，都要相互关爱，彼此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友谊关系，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客观需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人与自然地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使这四个基本关系长期稳定地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其中任何一个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

1、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和谐的前提与基础。人与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与作用，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以谋求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又将放废物排放于自然界；另一方面是自然界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及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相互协调达到和谐状态，才能取得社会的健康发展。

2、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妥善、协调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基础。首先，我们要通过立法和法规，建立社会公平环境，为每一个公民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同时，要倡导社会的互助、协作精神，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

3、建立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

人的自身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和终极目标。人的素质高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决定人的自身和谐程度。人的素质越高，道德水准越高，文明化速度越快，就越能促进人的自身和谐。建立和谐社会，就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完善的人格、品质；培养健全的社会道德和自觉服务社会的意识；增强人文素养和职业技能，提高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还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培养健康向上、稳定和谐的心理特征，提高自身文明素质，使自身成为真善美统一的个体，才能真正实现和享有社会和谐。

（五）“非攻”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各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相互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各国之间只有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才能推进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同时，中国已经融入到世界中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安定有序、和谐运行，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状况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世界的和谐相处来作支撑。为了建设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倡“非攻”的思想，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与政策。

目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严重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新的挑战，世界各国应超越传统观念，坚持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加强交流合作，增进相互协调，反对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矛盾和争端。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设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保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的权利，充分尊重各国发展的多样性。支持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结语

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墨家思想也有其消极和不足的一面，例如，墨子倡导兼爱、非攻，强烈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动放弃了以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世界、赢得自身解放的途径与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从而使“兼相爱，交相利”的这种体现着小生产者政治经济利益的构想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所以“不相爱”，除了“人的本性自私”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的、阶级的利益关系所致。同时，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墨家思想，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分析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研究整理和科学继承墨学思想精华的同时，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特别是关于“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与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一脉相承的的思想智慧，进行创造性的诠释，结合现实社会的需求和特点进行更深一步的认识和解读，赋予其时代价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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