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时事政治：中国城镇化拒绝“新二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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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政治：中国城镇化拒绝“新二元化”
按经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长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化”结构正在朝着“城乡一体化”的方向嬗变。然而，另一种新的“二元化”结构开始出现在大城市内部和大中小城市之间。
当前大中小城市之间及城市主城区和边缘城区之间，在产业布局、土地供给、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人口吸纳、人才集聚、人脉积累以及就业创业机会、发展空间、市场环境等方面差距明显，分化失衡，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剧。如果任由其演化下去，不仅带来经济问题，还会造成社会割裂，引发社会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已引起高层高度关注。
中国的城镇化须遏制“新二元化”、“两极化”趋势，走均衡、协调、健康发展之路。二元分化：从城乡间到城市间
社会人群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坚守与逃离的艰难选择，从深层次探讨，其根源和症结在于城镇化的失序与失衡造成的“新二元化”结构。尤其在各地“扩城大跃进”新热潮下，大中小城市及城市内部在规划布局、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等方面原有的不合理现象被加剧，一二三四线城市发展失去均衡，两极分化态势日显，人们被迫居住在断裂的城市空间，承受着被撕裂的内心伤痛。
扩!扩!扩!扩城汹涌
近期各地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计划出台，各大城市原本沉寂的“扩城运动”又以多种形式出现。中财办委托发改委研究机构调查的12个省区中，12个省会城市都要建新城，共规划了55个新城;144个地级市中有133个要建新城，共规划了200个;161个县级市中，有67个要建新城。公布规划面积的96 个新城，共规划占地6105平方公里，相当于所在城市现有建成区一半以上。
随着各种城市“概念”纷纷出炉，扬尘的建设工地在多个城市周边出现。
广州下辖的每个区都顶着响亮的“世界级”的名号，甚至有些区市内拥有多个在建或者拟建的“城”。从2011年开始，广州各区就不断推出“造城”概念，而且规划定位都是“世界级”。就在2012年8月，广州市在一周内就提出4个“城”的规划建设方案。
目前广州已经规划在建和要建的“城”至少有10个，涉及领域广，名目多，从金融、商贸、教育及至文化、体育，几乎无所不及。如天河区的“天河智慧城”、“广州国际金融城”，萝岗区的“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增城市的“新塘国际商务城”，白云区的“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番禺区的“广州国际创新城”、“大学城”，海珠区的“海珠生态城”等等。
近两年，杭州在钱塘江两岸建设10座新城的计划正在付诸实施。这十大新城包括已经初具规模的钱江新城、下沙新城，还有湘湖新城、之江新城、滨江新城、城东新城、钱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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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新城、空港新城、江东新城、临江新城。与此同时，一个耗资千亿元的“生态城”建设计划也已经出炉，到2015年，杭州下辖八区五县(市)的所有土地都将变为生态示范区。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所调查的90%以上的地级城市规划建设了新城新区。大多数城市已经将新城新区建设付诸行动，并非仅仅存在于规划。
广东省在2012年提出要支持粤东西北地级市城区扩容提质，并且从省级层面提出了12个新城新区。云浮、惠州、茂名等城市启动了新城新区建设和规划，并将新城新区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2013年的重点工作来抓。
在各地有关新城新区的文件规划中，一般都提了较高的建设标准，生态城、智慧城、科技城、现代城等比比皆是，建设配置标准大多是国内和国际领先标准。河北唐山、陕西西安、江西九江等诸多城市也规划建设各类高端生态城。而从各新区规划上看，空间大多是留给富人的，高标准的新城新区规划没有提供适宜中低收入人口和外来农村人口进城居住生活的空间。
“如此下去，新城新区集聚人口目标必将难以实现。”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此不无担忧。
“鬼城”与“地王”凸显房地产业失序
尽管每个城市在进行新城、新区建设的时候，都给出了“科学”的规划和诱人的“蓝图”，但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其中不少带来“空城”、“死城”、“鬼城”等问题。
据统计，目前被媒体称之为“鬼城”、“空城”的地方已近40多处，但新城的“超前规划”仍令许多地方政府乐此不疲。
“城镇化容易遇到两个难题：一是人来了，城市没有准备好;二是城市准备好了，人不愿意来。”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刘志仁说，处理不好，前者就会导致“大城市病”，后者则会造成“鬼城”。
“空城”、“鬼城”大量进入视野的同时，一线城市的“地王”、“楼王”也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6月，广州，“房地产黑马”佳兆业携裕瑞房地产公司以45.57亿元拿下黄埔区南玻宅地，成为广州当时的总价“地王”;7月，北京，经过62轮竞拍，北京懋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17.7亿元的总价竞得丰台区夏家胡同地块;7月，上海，万科狠砸48.7亿元抢得张江高科技园区商住地块，楼面地价 21415元/平方米，溢价率88.6%，刷新上海年内总价地王的纪录;8月，深圳，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以109亿元购得前海一幅用地面积6.1万平方米的地块，溢价率高达62.2%，楼面价超过21000元/平方米，不论是总价还是楼面价格，都刷新此前历史记录。
这一连串的数据暗示着各大房企的投资热潮纷纷向一线城市回流。
中国指数研究院专家分析认为，一二线与三四线城市之间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分化正在不断加深：三四线城市供应量远远超过需求，但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热点城市优质地块稀缺，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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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上半年，我国十大房企在一二线城市的拿地面积、金额占其全国拿地比重分别达到76%和91%，回归一二线态势更为明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价。“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商快要崩溃了。”安徽省中部某县级市房地产商老吕无奈地说，“大城市房子根本不愁卖，可咱们这种三四线城市地价涨得够快，就没见房价怎么涨，买的人也不多。”
老吕说，如今该市每亩商业住宅用地400多万元，与省会城市一些新区的地价差不多，但房价只能卖到每平方米4000余元，约是省会城市房价的一半。
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说，在2011年之前大中小城市房价涨跌基本一致，但此后房价走势开始出现分化。“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一些中小城市的就业吸纳能力受到明显的影响，相对来说大城市机会更多。”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明显快于平均水平。6月份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涨幅分别达16.7%、14.4%、16.5%和16.0%，南京、福州、厦门、郑州等二线城市涨幅也都超过10%，成为增长最快的城市。
自2010年在沿海“掘金”后回到家乡创业，老吕在房地产市场已投入6000余万元，开发的两期楼盘却迟迟打不开销路。“血本无归啊，这些钱要是当时投资在二线城市，怎么也赚好几亿了。现在要是有熟人想去三四线城市投资房地产，我一定会劝阻，我现在想求着政府‘退地’啊。”
好的更好，差的更差，资源配置悬殊而失衡
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高度旺盛、房价居高不下的最大根源便是资源的过度集中。公众普遍反映，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资源配置分化越来越严重。“今年我们一个县的建设用地指标只有500多亩，建个医院、图书馆就没了。作为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建设欠账多，过去没钱，现在没地，指标翻番也不够用。”浙江南部一个县的国土局长向记者抱怨。
当前，由于土地指标、财政收入等向大城市集中，导致中小城市发育普遍放缓、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落后。很多中西部省份更是举全省之力建省会城市，土地指标、财政投入，都是考虑完大城市之后，有剩余才向中小城市倾斜。这种大城市发展模式，在城镇化发展初期有其合理性，但随着大城市吸纳性增强，大中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二元差距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日益明显。
在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是承接农民转移的重要载体。但在不少地方，小城镇土地供应出现明显的缺口，土地已成制约小城镇发展的瓶颈。小城镇用地吃紧，是由我国目前用地分配格局所决定的：我国城镇用地主要有两条“供地线”——一是国家年度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二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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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方面，由于这一指标由地市一级统一调剂，大部分指标被调走，留在小城镇的比例偏低。国家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是一个地区城镇土地供应的主渠道，目前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中供应严重不均衡。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说，地市一级政府对本区内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分配有决定权，这些指标大部分以保证重点工程和工业园区建设为导向，而不是用于提升小城镇空间人口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以重庆为例，“十一五”期间，国家每年下达给重庆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平均为15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93%用于保障重庆主城区和30个区县城用地需求，而900多座小城镇获得的指标仅占7%。在重庆，大量农民工转移进城，超过6成选择落户到小城镇。但由于用地紧缺，不少小城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近万人，完全可以比肩一些中等城市。
半月谈记者在渝西经济大区江津区了解到，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到2020年，该区可获得国家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80平方公里，其中68平方公里落在江津城区，用于保障重点工程项目和工业园区建设，分到区内24个镇街指标平均约0.5平方公里。
由于大量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集中于重庆主城区和区县城市，一些小城镇面貌10多年基本没有变化。在地处渝西地区的江津区，小城镇居民住房、学校、医院等设施多年无法改善。像白沙、珞璜等中心城镇人口密度与中小城市相近，连带引发小城镇房价高企、学校大班制、基层医院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
在重庆彭水县，由于缺乏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支持，下辖的大多数乡镇没有规范的城镇垃圾处理场，垃圾处理一般都是简易填埋，自行解决。县内一些场镇没有建设专门的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经常出现场镇缺水、污水直排的现象。
除了土地瓶颈外，资金短缺和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更加困扰着中小城市。在东北某县城，记者了解到这个县提出2013年将“强推”总面积10平方公里的新区建设，总投资将达1.7亿元，而2012年这个县的公共财政收入仅为2.3亿元。
在巨大的筹资压力下，各地大都将土地收益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在山东省沿海某市，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当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城市产业升级和支持旧村旧城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是土地出让收入，但受国家土地保护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土地出让成本上涨等因素综合影响，这一模式无疑存在变数和隐患。
“大城市在国家经济地位中位次高，对经济影响大。这样，该地地方官员的位次就高，官员位次高，反过来能影响经济投资。这就形成正反馈机制。”安徽某四线城市领导高剑对半月谈记者说，过去，国家税收政策优惠的地区多数集中在经济发展先行区，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吸引了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的进入，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分税制改革后，先期快速发展的发达地区获得更多的地方财政收入，使得当地政府有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良好的基础设施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源进入。这样就形成了马太效应，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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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等多位专家指出，上级分配的资源到高等级城市往往被截留，中小城市本身所创造的财富没能拿回本地做贡献。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认为，市场本身有一个“马太效应”，越大越大，越富越富，要真正想发展三四线城市，政府就不能一味助长这种“马太效应”。
高剑认为，目前一二线城市的经济基础雄厚，地方政府偿还债务能力远远超出三四线城市。在三四线城市，如果有一天无法卖地赚钱，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不足马上将体现出来，集中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一旦三四线城市楼市泡沫破裂，地方经济将呈现快速收缩态势，银行信贷呆坏账率也会快速上升，“影子银行”、民间借贷等风险也会随之而暴露，危及一方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和谐稳定。
据国家开发银行预计，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25万亿元，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约为11.7万亿元。而2013年至2015年，财政资金仅能支持当年城镇化新增投资的1/5左右。然而，同样是举债建设，由于在产业发展、资源配置方面的显著差别，一二线与三四线城市未来的债务风险将出现明显分化。
遏制“新二元化”：规划当合规律
二元分化的城镇化模式存在的问题，已引起高层和各界的重视。今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科学规划布局中国城镇化之路须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城市发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规划合乎规律，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城际、城内二元化之患，增强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的“磁铁效应”，吸引更多转移人口。
均衡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小城镇，大战略”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严格控制大型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基本上是这 20年中的主要思路。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指出，二三线城市或者说中小城市将是今后城镇化的主体。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在“2013博鳌房地产论坛”上也建议，合理调整城市结构，把供求关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镇，缓解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压力。
湖南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肖艳阳指出，不论大中小城市，中国城镇化下一步的规划需要更科学合理的布局，力求避免当前的城际失序、城内失衡的“二元化”现象恶化。
新型城镇化首先要协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依托城镇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聚集产业和人口，缓解部分大城市由于人口膨胀和产业粗放带来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压力，保障城镇化的质量、效益和福利，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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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国力提出，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功能配套完善为原则，合理控制大城市过度扩张，加快健全中小城市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引导人口和产业集中集聚，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发展格局。
合理配置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
在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看来，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就业、安家落户，是经过精心计算的。他会把成本、服务、机会等都考虑进来。为什么跑到上海来，为什么到苏州去都是有原因的。想让中小城市、小城镇焕发活力，资源配置就要向它们倾斜。
在各种资源中，产业支撑与相关资金支持至为关键。在产业方面，底特律已有前车之鉴。由于产业单一，没有替代产业，加上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公共服务越来越差，导致大量人口外迁，甚至出现了一美元可以买一套公寓的怪象。这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要有长期行为，注重产业支撑，切勿倚赖 “债务链”来“造城”。
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对于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尤显重要。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认为，要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建设所需资金不可能长期依赖土地出让金和财政补贴，关键在于培育城镇自身的造血功能。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纯新表示，尤其以服务业为主的城镇服务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聚集和产业繁荣。反过来，服务产业发展的不匹配，影响城镇的投资环境，也难以吸引各类生产力要素的聚集。
“你不能嘴上说要往小地方去，大投资、大项目、大机关、大总部却统统都在特大城市里面，每个项目后面都是跟随着无数的投资，投资就带来了就业，是就业引导人往什么地方去。”华生说。
黄守宏认为，要让外来人口“留得下”，还是应该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在产业集聚上下功夫。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个政策，东部大城市市区的企业税率比中小城市和郊区要高出20%～40%，引导了很多企业从大城市的中心区疏散到中小城市和郊区。
在产业布局之外，城镇化进程中的基本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均等也亟待加强。山东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岗说，政府宜引导一些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相对均匀分布，合理疏散人口。如改善交通状况、在相对较远的地方增加房屋供给等。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关信平表示：“要学会反弹琵琶，从中小城市找原因，解决大城市的问题。政府应该将公共服务资源更多地投入到中小城市，提高它们的公共服务水平，这样才能实现均衡发展。”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认为，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实践值得借鉴。为了解决打工者住房问题，日本建起了“公团住宅”和“公营住宅”等利用公共资金建设的公共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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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推行的“地方分散”计划，使人财物从大城市反流回地方，就近就业，就地城市化。
“人的城镇化”，遵循城市自身发展规律
近年来，各地大搞开发区建设，新的城区不断出现，大量透支了土地红利，使得未来城镇化难以持续。陕西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认为，这种模式有利有弊，利在于能够迅速将城市发展起来，弊在于容易形成“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不断扩张。
然而，钱从哪来?只能提前透支土地的预期红利。此后还须继续开发更多的土地，以实现继续发展和扩张，城市只能越摊越大。
同时，一些地方在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大建大拆的“唯房地产化”倾向，出现“农民被上楼”、征地拆迁矛盾突出、失地人口成为“无业游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金德钧表示，不考虑人的城镇化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与城镇化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引发社会的不满。他认为，强调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因为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扩张，还是社会发展，核心都是人，为了人生活得更舒适。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牛文元指出，所谓人的城镇化，实质上就是人的流动、人的落户、人的就业、人的融入和人的幸福。二三线城市要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必须在政策措施上，不断强化“人的尺度”。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在第二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表示，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居住政策，以举家迁徙和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参加社保的年限这三者为基准，加快放开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的限制。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透露，2000年至2010年，“北上广津”四市人口增长25%，而全国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为5.8%。这些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中，97%是由外来人口迁移造成的。
同期，我国城市土地城镇化扩张了83.41%，但人口城镇化仅增长45%，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的1.85倍。这说明城市在吸纳农村土地的同时，没有同步做好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大城市只欢迎农民工来就业打工，而不欢迎他们定居落户。
虽然我国城镇化率过半，但发展质量并不高。国家发改委中小城镇研究室副主任乔润令分析，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1.27%，据此计算，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亿，但是城镇户籍人口数量仅为4.2亿。
“如果一个省会城市只有全省25%的人口，却可以拿到全省35%的土地指标。这意味着这个城市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李铁认为，应换个思路来观察，“你解决了多少户籍人口，解决了多少农民工落户，相应配给你多少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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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考虑人的体验，特别是外来人口与社会的融入应当是城镇化最需关注的话题。要保障他们应有的社会福利和市民待遇，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和城市文明。
人的城镇化需要科学把握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打造硬件与营造软件双管齐下，使城市真正成为适合人居的环境，达到人与城市的和谐。
“西方国家城市发展规律一般都是先建立教堂，然后围绕教堂建设各种配套设施，最后才是住房建设，人口自然地向外扩散。中国许多地方正相反，先在城乡接合部建住宅小区，人先被分流过来，但各种配套设施滞后、公共服务短缺，才导致了城乡接合部综合征。这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肖艳阳说。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的专家建议，城镇化中的城市规划须防止政府一把手主观拍脑袋的决策。应建立约束机制，通过制度建设和责任追究机制，规范政府决策者的行为。同时，加强对城市管理者的培训，提高对市场经济规律、城市发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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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四化,城镇化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上一个十年，中国较好地利用了外部机遇发展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金融经济危机大大削弱了外需，而过去保证中国成本优势的人口和资源红利也趋于耗竭。放眼未来十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机遇何在？
据上述经济学家称，国内很多智库人士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动力。但他同时分析称，虽然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城镇化如要充分发挥其经济拉动作用，将牵涉到很多领域的体制转型。
高层定调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到了现阶段，依赖传统人口、资源红利的发展模式已然不可持续，高层亦将改革界定为新红利，引发各界关于改革的热议。而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则被认为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目标。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新型城镇化有三个主要侧重点：一是强调城市群引领，并以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二是强调“新四化”同步，注重城镇化质量；三是强调核心城市辐射，关注中小城市发展。
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从单纯的城市化转向新型的城镇化，从土地的城镇化转向人口的城镇化，创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机制，就是如何把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农业转移人口或者农民工及其家属变成真正的城镇居民和城市居民，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城乡居民公平地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东考察工作，他强调，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改革开放，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１００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第三篇：中国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
——发展水平,存在问题，应对措施。
摘要:城市化，国内称为城镇化。其实质为人口城市化。本文总结了中国城镇化的基本发展水平状况，以及当前城镇化进程存在的如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农民利益的保障等问题，通过对产生问题原因的基本分析，提出未来我国城镇化仍需执行的应对政策措施。
关键词：城镇化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工业化
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现状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据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91年的27%快速增长到2008年的46%,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一个百分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比重就将超过50%。然而,这样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却是建立在绝对程度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之上的。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城市化水平一般采用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按照这一标准,无论从国际比较还是从效率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都偏低。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以及“2009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远远落后。事实上,“2009世界发展报告”指与中国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是55%，比中国的46%高出了大约9个百分点。
从发挥城市的规模效应、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角度，中国大部分城市规模偏小,没有达到足够的集聚效果。常见的说法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实际上,就连46%这个统计数值,也常常被认为是高估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其原因在于这个统计数里面包含了所有在城镇居住满6个月的常住人口,其中有大约115亿是户籍不在本地的农民工,而他们大多数并不能真正享受市民的各种权利和社会福利,也就不能够真正在城镇扎根定居。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这部分人口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总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偏低”是具有广泛共识的判断。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协调。
关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水平，存在四种认识和判断。第一种判断是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持这种观点的，是以世界大多数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者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为参照系进行比较。第二种判断是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因为存在所谓“隐性超城市化”。其理由是，中国的城市人口是按城市户口统计的，而工业生产的GDP有很大一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生产的，与之相比国外不存在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城打工的问题。
第三种判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滞后工业化进程，但没有过多偏离工业化进程，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即产出结构工业化超前与就业结构非农化滞后的较大偏差。主要问题在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水平较低，而人口城市化与就业非农化是基本一致的，并不存在严重滞后问题。
第四种判断则认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是协调发展的。这些认识和判断都是基于国际经验指标和标准得到的，由于选择的指标和标准的不同而导致结论不同。更为实际的状况是中国各省区差别之大超过许多国家之间的差别，情况复杂。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利益未得到根本保障。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给我国农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利益和好处。城市化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农村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起步晚、基础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没有根本破除，本应是城市化最大受益者的农民，却在城市化进程中根城市化最大受益者的农民，却在城市化进程中根本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占有的土地的衍生利益再分配中，农民没有得到应得的部分，只得到很低的土地补偿费，造成农民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土地被征用之后，相当一部分原农村人口被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转变成了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无业人员。而城市化中征用的农村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毁坏耕地良田，加剧了我国土地与人口的紧张程度。
（三）“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加快推进，更多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区的土地不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区的土地不迁移，造成人口与产业集聚不协调。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3．7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在城镇化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却没有同步增长。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
三、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应对政策
从宏观层面看，未来应当选择有利于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起来一同推进、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并推行相应的政策。
（一）将农村工业化转变为城市工业化。
新时期的工业化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一是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二是要加快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三是要通过就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人口城市化率的上升。
所谓实现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转变，就是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在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加快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很高的农村区域升格为城镇或城市区域，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二）着力实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着力实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高城市化质量和水平，是培育和发挥区域增长极的重要途径。积极实施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战略，突出已建成中心城市龙头地位，重点发展城市群和其他中心城市，应已积极发展小城市、县城和有产业支撑的重点镇为基础，形成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和密切联系。
（三）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要着力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和谐社会建设、防止城市贫民窟蔓延、避免过度拥挤的大城市病。改革的目标是促进城乡统筹，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
（四）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
征地补偿是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获得的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因此，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体制，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
（五）强化制度创新，构建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新机制。
新形势下应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消除农民进城的种种行政限制和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取消对外地户口农民工的歧视，使之逐步获得平等的权利。深化产权制度、投资体制与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城市自身的资金筹集机制与聚集效益。
(六)推进城市化模式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转变。
在动力机制的作用和调控方式上,城市化推进模式应实现由行政主导型向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主导型转变。市场化使城乡间的要素配置更有效率,推动城市化不断向高层次发展。
第四篇：中国城镇化的意义
近年来，城镇化几乎成为举国上下极其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他不但是学者们在论文中经常讨论的主题，而且成为众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研究生的一项重要选题。通过传媒，社会各界人士也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尤其重要的事，自从1998年中国政府关于解决我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决策和在国家“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和对我国几十年不变的城市发展方针作了一定调整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推进和加速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过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城镇化”从学者们的论坛走上了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很多地方的领导开始注意本地的城镇化率，与国内、国外多方比较，找差距，订目标，提出提升城镇化率的计划，表示了若干年后要达到或超过某某水平的豪迈决心。前不久，某特区城市（在特定条件下）提前“消灭”了农村人口，达到100%城镇化，曾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就是这方面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市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的反映，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中国也不例外。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无不和他们各自的国情（包括经济、社会、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和不同的特点。城镇化是受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动，但是它的推进，也反过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待城镇化，既不能“人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长”。根据世界各国和我国自己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此指导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这是比当前纷纷“提指标”，“搞攀比”更有意义的事情。
20世纪是全球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全球城镇化率到20世纪末达到48%，而20世纪初只有13%，100年间提高35个百分点。全球城镇人口达到28.6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国家出于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缺少生计，大量涌入缺乏就业岗位的大城市而造成所谓“过度城镇化”现象，一部分发达国家则基本达到了城镇化相对停滞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不再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停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全球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他们在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城镇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大城市的不断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950年71座，2000年增加到388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是20世界后半期出现的。1950年只有1座，2001年已有17座，其中13座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这种巨型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区域性的城市”，城市的“范围”就是一个“区域”，其影响范围就更大了。从区域范围看，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分布着成组成群中小城镇的都市连绵区。这种特大城市组群形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所促成。可见，全球城镇化不仅表现在数字上和比重的提高，还包含着丰富的、空间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表现出多样的形势和特点。
中国的城镇化，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自建国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从1953—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城镇化稳步进行的时期。全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第2个阶段从1958—1978年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指导思想摇摆和一度曾试图走“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城镇化率20年至提高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还有几年是负增长。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今，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至2002年提高到39.1%，年均增长0.88个百分点，1998年后几年超过1个百分点。这同中央指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之一和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等因素有关。中国50年的城镇化历程表明：①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城镇化又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②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对城镇化进程有很大影响；③至2020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还将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城镇化的显著特点是：就全国而言，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城镇存在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潮”并非经过组织，基本上是自发形成，至2003年底，全国已形成近1亿人的“潮流”。起初是沿海城市发展“外向型”工业，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廉价劳力”的巨大源泉；乡镇企业的兴起则是另一个吸引农村劳力的块体。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离土不离乡”到“乡村城镇化”，从“小城镇战略”到大规模“跨区流动”，都是不同形式的城镇化的表现。当前的情况时，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每年要“吸纳”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其中滞留半年以上的被视为“城镇人口”（按照全国“五普”的统计口径）。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城镇，则是“输出”流动人口，泾渭分明。据有关部门调查，几年来这类流动人口中，只有17%左右在城镇“定居”下来，成为“真正”的城镇人口，80%以上是“候鸟型”的流动人口。他们每年到城市打工挣钱，年终带钱回家过年，这是造成我国规模罕见的“春运潮”的根源。大量农民工愿意去城镇“打工而不久居”是反映了当前城乡经济水平差异的现实状况，包括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生活居住的“门槛”过高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当前的城镇化主要是依靠农民的迁移（多种方式），与欧洲某些国家在早期城镇化时期依靠农民破产而进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党的政策保护农民拥有耕地的使用权，拥有宅基地和自留地的权利，也是中国的特点。但是从长远看，只要农村还存在源源不断的富余劳动力，城乡的生活和收入水平还存在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近几年还有所扩大），农民流向城镇，“候鸟型”和“留下久居型”都会长期存在。从理论上讲，只有当这种差距基本消失，流动才会停止。总的看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除了主要来源是农民之外，还有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高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中原农村生源、兵源的留城等，境外移民数量很少。就单个城市而言，城镇建的流动逐年增多。可见，实际上“化”的过程是多种形式的，甚至每个城镇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像有些同志想象得那么简单。至于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在城市人口规模上盲目主观地“做大”，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中国地区差异很大，情况比较复杂，表现在分省（区）的城镇化水平上差别也较大。总的说来，城镇化率的高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具体分析起来不仅如此。例如，以全国分省（区）2000年的城镇化率做个比较，除4个直辖市外，在27个省（区）中，广东高达55%，云南为23%，数值相差1倍多。这种差距并不正相当于两胜竞技水平的差距。东北三省城镇化率均达50%上下，内蒙40%左右，新疆35%，均高于不少内地省份，但并不正好反映经济水平的相互关系，而是由于各省（区）本身地理、历史、政治、农业结构、人口密度等提点不同所致。国外的城镇化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以1999年世界城镇化水平而言，高收入国家平均7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5%，指数很接近，但两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这是由于拉美一些国家存在“过度城镇化”现象的缘故。可见，当前国内一些地区和城镇简单化地在城镇化率的数值高低上搞“攀比”，不如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很好研究如何在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上实实在在地多做工作有意义的多。
最近，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城市发展与城镇化”被列为重要专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列茨（J.E.Stiglitz）教授把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城镇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1]。这位学者的论断是正确的。中国2002年的城镇化率39.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全国城镇总人口5亿，总量为世界第1位，大约是美国全国人口1.8倍。21时解除其对我国是一个战略机遇起，解决“三农”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原有城镇也需要发展和提高。从各方面分析，把城镇化看作是中国21世纪（初、中期）最巨大的一项社会工程是不为过分的。专家们认为，根据对今后一段时期全局情态的分析，我国至2020年城镇化率预期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是较为适当的。以此推算，我国至2020年的城镇化率可能达到57%，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800多万人，总共有3亿农民转为城镇人口（比美国现在的全国人口数还要大），如果计入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4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
3亿农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转移到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不少学者指出：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身份”的改变，还包括从市的产业、生活居住的方式、文化素养等各方面的变化。这无疑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变化是渐进的。即使第一步——“身份”的变化，也不仅只是户籍的改变，而是有很多基础性的条件需要准备。经过一定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瓶颈”，不是户籍、政策等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就业”问题。其后是资源问题，即水源、能源、土地等问题。我国城镇的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从1978～2020年，全国城镇年均增长就业636万人，近几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如果加上“隐性”事业，数字将更大一些。如果今后按照年均新增城镇人口1800多万人计，需要新增的就业岗位为年均800多万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扩大规模，开拓新的产业，在结构调整上注意发展能过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生产链较长的企业。
资源问题是另一个重要“瓶颈”。我国大部分城镇存在“缺水”问题。有些城市盲目“做大”，往往“盲”在不顾水资源的制约，指望国家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括远距离调水等）。这是一种只顾局部、不顾全局，不计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片面观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城镇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发展规模，把推行“节水型”城镇，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措施。能源问题也是严峻的。每年新增1800多万城镇人口，对电、石油、燃气、煤等能源消耗的增量是很大的。仅以石油而言，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我国的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已开始进入“汽车时代”，势头方兴未艾。面对这种态势，唯一的选择是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与私用汽车“比”便利，“争”客流；从长远看还要调整城市的能源结构，采用“绿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比坚决推行“节能城市”战略等。土地是城镇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我国现有城镇的土地利用与世界各国比较，是属于“中等高密度”的。大量农民成为城镇人口，他们的居住形态将从分散、低层、独居为主变为集约型、多层为主的城市社区，如果原来的宅基地也能转换为城镇居住用地，那么城镇化并不比农村多占土地。城市本来就是一种集约型的居住方式。近几年那种盲目圈地造成的耕地流失和浪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相信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新增城镇人口总要占用一部分土地，包括耕地。年均新增1800多万人，如果按现行规划用地标准简单测算，则需要2000km2左右的土地（合300万亩）。数字也是很大的，并且超过近几年土地供给的规模。中国的城镇应该提倡和利用低，在合理的基础上节约用地，做到“精明增长”。在空间结构上采取“紧凑发展”的模式，但要保证必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合理的密度。项目建设（包括工业、交通等在内）要满足卫生的要求，采取合理的用地标准。
如何应对我国今后20年左右的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项重大的课题，需要长期的研究。现在仅就近几年学术界和领导层经常关注和讨论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1.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似乎直到今天，“道路”还不清楚。道路不清怎么走？或者说，先把道路搞清楚在开始“化”，这都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在我们的租下，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经济走了20多年，问题是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和完善。中国的城镇化就得从农民进城开始，一步一步地“化”。别国的道路可以借鉴，但不能简单地搬用。
2.城镇化从“数量”到“质量”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的倾向之一是，只求“数量”，满足于城镇化率的提高；倾向之二是，追求所谓“理想化”的、“正规的”城镇化，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这都是不够全面、不够实际的。从前面的分析看，如此快速的城镇化，要把大量农民在较短时期转移到城镇，而且在还存在严重的“瓶颈”和巨额城镇化成本的现实情况下，只能接受“正规”和“非正规”并举并存的事实。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候鸟型”农民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非正规经济”的就业的等，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长期存在。从城市规划和管理上，不要把这些一概看作“临时”和“不正规”，而是应该妥善的予以统筹和安排。因为它正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种反映。
3.中国城镇化采取什么样的空间模式。这个问题涉及到：“化”到城镇的农民主要向什么样的城市集中？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还是“农村城镇化”？我国实行了几十年基本不变的城镇发展方针在1990年代末作了调整，概括说来就是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镇协调发展。这种调整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城镇的发展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和作用，往往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过左右的。今天全国农民向城镇迁移的大动向，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规律的反映。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规划、调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在资源和环境保护，重要的制约的开发引导，基础设施的综合规划等方面一定要较强宏观的监测和调控，包括做好区域城镇体系的规划和城镇规划，使中国的城镇化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第五篇：中国的城镇化历程
中国的城镇化历程
城镇化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起步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数的30%以下 加速阶段：城市人口占30%~60%之间，稳定阶段：城市人口占60%以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晚，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大概是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末。城市化的起步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城镇化本身就很困难，但是国家为了配合国家的优先发展重工战略，却设置了一系列的政策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195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此后，以户口制度为基础，先后制定了粮食、副食品、燃料、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制度，将“城市人”和“农村人”分为两个不同的“二元世界”的身份。直到20世纪90年代，户籍制度的壁垒才被慢慢打破。
中国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概从20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去年统计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
城市化发展的加速阶段速度往往很快，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从1993年到2009年，中国的城镇人口由33173万增加到了62186万，年均增长4.3%，城镇化率由28%提高到46.6%，年均提高1.24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的特点有三：速度快、城市规模大、地区发展不均衡。虽然中国城市化速度在前期受到影响，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还是很快的；而城市规模方面，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占全球的20%；从地区发展速度方面看，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内陆地区，2011年中国大陆各省区城镇率排行榜中前五名都是沿海省份。
推动城镇化的意义是重大的，不仅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民生，而且还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城镇化发展一定要保证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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