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刘禹锡在中唐诗坛的开拓与创新
论刘禹锡在中唐诗坛的开拓与创新
摘要:刘禹锡,中唐诗人。他虽然不是唐代诗人中最优秀的,却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诗歌创作别具一格,在当时及后世都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受到评论家传统评论思想的影响,刘禹锡历来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研读刘禹锡有代表性的诗歌,走进他的创作世界,探讨刘禹锡在中唐诗坛的开拓与创新,从而认定他在中唐诗坛不可替代的地位。
中唐是一个动荡又特殊的时期,“安史之乱”彻底摧毁了盛唐繁荣的局面。而刘禹锡的命运始终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特殊的时代塑造了特殊的刘禹锡。本文首先探讨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刘禹锡在政治诗、咏史怀古诗、哲理诗创作方面的开拓。
盛唐之后,中唐诗坛经历了大历年间的短暂低潮,涌现了以韩愈、白居易、李贺为代表的大批优秀诗人。但刘禹锡却以其别开生面的民歌体乐府诗创作,独领风骚。本文第二部分研读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探讨他在诗歌创作体裁方面的创新。
一个既勇于全面开拓又大胆创新的诗人,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刘禹锡诗歌创所取得的成就犹如他自己在诗歌中写到的“千淘万滚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一样,应该得到后人的承认与尊重。
关键词:中唐;文人政治;民歌体乐府诗;开拓;创新 1引言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诗人,刘禹锡在当时就受到白居易等人的高度评价。此后,历代对刘禹锡的研究从未间断。主要的研究热潮出现在两个时期:一为北宋时期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主的研究、效法;二为新时期的近几十年,在现当代老中青学者手中,刘禹锡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北宋时期的学习、·研究热潮以刘禹锡“须有来处”的创作主张为主。他们认为刘禹锡的某些作品已开“江西诗派”的风气,在普遍喜爱刘禹锡诗歌的基础上大量效仿、化用他的诗句。这一时期的学习、研究集中在刘禹锡诗歌的创作主张和用意深远、曲折含蓄的艺术特色方面.新时期的研究,早起60年代的卞孝首先生,后至研究成果颇丰的肖瑞峰先生,他们都对刘禹锡做过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肖瑞峰先生更是凭借他独得的海外资料,将刘禹锡的研究范围延伸到了海外,做出跨国性的横向探寻,论述了刘禹锡的诗歌对日本诗坛的影响。卞孝置父子所著的《刘禹锡评传》、肖瑞峰所著的《刘禹锡诗论》都是系统研究、综合考查的学术巨著,令所有研究者叹为观止。
但也正是由于研究的全面、系统,也可能导致诗人最具特色的诗歌创作淹没于整体研究的面面俱到之中,反而无法让人真正领略他诗歌创作的独特风采。
本文拟从开拓与创新相结合的角度,具体探讨刘禹锡诗歌创作的价值所在。一个敢于开拓的诗人是斗士,一个大胆创新的诗人是勇士,把二者都争取做到极致的诗人在中唐只刘禹锡一人。
中国当代诗坛是喧嚣而沉寂的。喧嚣是因时代背景之丰富多变可以让诗人们有广阔的空间去驰骋;沉寂是因为当代诗人们将自己的思想拘囿于狭小的范围,功利的绳索束缚了他们创新的手脚。向刘禹锡这样勇于开拓和创新的诗人学习意义尤为重大.2思想内容的广泛开拓
刘禹锡是个高产的诗人,他在70年的人生历程中,创作了大约800首不同形式的诗歌。其题材内容之广泛、思想感情之丰富、艺术特色之鲜明令人折服。这些诗歌中不但有表明心志的政治诗、纵横古今的咏史怀古诗,还有闪烁理性光芒的哲理诗。而他不步前人后尘、敢于在同代诗人中独树一帜的开拓精神与创新追求是这些诗歌真正的价值所在。2.全面体现政治生涯的感悟
我们一直认为,中唐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变化不仅限于此。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李诵任用王叔文、王坯等人,开始了中唐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永贞革新。唐顺宗任用文人进行政治革新,是由皇权政治向文人政治转变的一个尝试。虽然“永贞革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一难得的尝试,还是给单调的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增添了一抹亮色,并且对北宋文人的政治革新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禹锡因被王叔文赏识,主动、积极的参与了“永贞革新”.由于受到“永贞革新”失败的影响,刘禹锡经历了22年的贬滴生涯,其诗歌思想内容的开拓性就首先表现在政治诗的创作中。刘禹锡参与革新绝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才华横溢,·立志高远,抱负远大。他在《华山一歌》中写到:
洪炉作高山,元气鼓其秦。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灵踪露指爪,杀气见棱角。凡木不敢生。神仙幸来托。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钥。能令万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诗中写华山峻拔的形象、非凡的气概和矫世厉俗的力量,实际上溶入了作者自己的影子。诗中表明,他追求的目标不是富贵荣华,而是高尚的品格和突出的贡献。
“永贞革新”给昏暗的中唐政治生活划出了一线新的希望,也使刘禹锡的政治活动和生活轨迹达到高潮。刘禹锡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革新运动之中,对政治前途充满信心与希冀,诗人这时的心情从他写的《春日退朝》一诗中可见一斑: 紫陌夜来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动,阁影助松寒。瑞气卷绢毅,游光泛波澜。御沟新柳色,处处拂归鞍。
诗中描绘新雨后的艳阳春光以及瑞气浮掠的宫殿,象征着革新伊始崭新的政治气象;抒发了作者兴奋的心情。
从上述的诗歌中我们分明可以体会到同唐代多数有成就的诗人一样,刘禹锡不甘心只做一个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永贞革新”的失败使刘禹锡受到牵连,从此他经历了长达22年的贬滴生涯,以诗言志成为他在逆境中的主要寄托。诗人创作大量的政治诗,将政治生涯中的感受广泛的表达出来,无所不包。
首先,诗人在诗中充分的抒发自己内心的丰富情感,既深沉内敛,又慷慨激昂。
以《学阮公体三首》为例,来体会其如何以政治诗的创作排遣苦闷,表达不肯自甘沉沦的可贵精神。
其一: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
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已? 这是诗人对目己过去政治活动的总结。诗中描绘丁目己在年轻时就胸怀大志,信仰法制而不屈从于世俗,抱着激流勇进的豪迈精神一往直前,却未提防敌人的阴谋,以至连遭挫折与失败的不幸经历。然而诗人并未低沉,“三折乃良医”正是诗人以失败的教训来激励斗志,增强对未来信心的鲜明写照。
其二: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鹜禽。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
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诗中“朔风”“秋霜”“老骥”“绝塞”,似有一点伤感的情调,但老骥虽处绝塞荒漠,仍然奔驰向前,鹜禽见秋霜而扶摇长空,搏击万里,这道出了诗人勇敢地迎接命运的考验,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凛凛襟怀。结尾两句在磨练心志,激励自己继续向前。
从《学阮公体三首》之三中,会更清晰地看到诗人效法前贤“忧国不谋身‟,不随波浮沉的崇高品格,其豪迈悲壮的诗风跃然纸上,使人动容: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
侯门有仁义,灵台多苦辛。不学腰如馨,徒使断生尘。
而《浪淘沙词九首》之八写到: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过客似沙沉。
千淘万流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面对排空浊浪,诗人依然矢志不移的高尚品格。残酷的政治斗争的迫害,不仅没能使诗人屈服于权贵,反而使诗人愈加坚强与豪放。
他的政治诗创作不仅表达个人之思,还表达了诗人在被贬滴的偏远之地对朝廷重大事件的关注,这对一个被当权者遗弃的悲情政治家而言是很难得的。著名的有《平蔡州》三首,以其二为例:
汝南晨鸡哩猩鸣,城头鼓角音和平。
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泣前致词:“官军入城人不知。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诗的开头两句看似平易,实际上很见匠心。雄鸡报晓,鼓角不悲,在和平、安宁的气氛中透露出胜利的消息:暗无天日的蔡州城终于天亮了。攻城拒守,本来是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城破之日,往往是一片悲惨景象,现在却是升平景象,人民更加安居乐业,这是多么神奇!诗人这样写,不能不使人对李将军用兵如神、雪夜奇袭蔡州表示赞叹。这同下面写路旁老人的感泣和致辞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淮西藩帅以区区三州之地,负隅顽抗达三十年之久,是靠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来维持的。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记载:“昊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平蔡以后废除苛法,“蔡人始有生民之乐”。
刘禹锡此诗的选材和主题思想充分体现他关心国家统一,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 运的无私情操。
刘禹锡不但用自己创作的政治诗抒发感情,表达心志,而且把这类诗歌的创作当成自己与政敌斗争的武器,写下许多对政敌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的作品,如在贬居朗州时所作的《聚蚊谣》:
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效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
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
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娓潜匡床。
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诗歌把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比为渺小、可恶的蚊虫,表现了诗人对他们鄙夷不屑和极端痛恨的感情。“殷殷”原是形容雷声的,“殷其雷,在南山之阳”(《诗经召南殷其雷》),诗人借以形容蚊子的叫声,可以说是竭尽夸张之能事。诗中写他们的丑行是:“喧腾鼓舞”“利嘴迎人”。这容易使人联想“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权臣得意忘形之状和对革新运动参加者肆意中伤的情形。一刘禹锡曾说:“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上淮南李相公启}})又说:“虽欲周防,亦难曲施。加以吠声者多,辨实者寡。飞语一发,护言四驰。”(《上杜司徒书)))这首诗就是对那些造谣中伤者的回击。此类讽刺诗还有《有獭吟》《昏镜词》《百舌吟》等,都善于 抓取有形的事物,截取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加以艺术的升华和概括,投向自己的政敌。刘禹锡这种对于黑暗势力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在以后的很多年一直保持着,成为他政治诗的一个重要主题。
再如《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刘禹锡在得到宪宗诏书后,与柳宗元、韩泰等人回到了长安,诗歌创作于此次回京。这里,刘禹锡以玄都观暗指朝廷,用桃树影射当时的朝中权贵,感慨远离京都的寂寞,对势利小人一时得逞、春风得意加以讽刺,语意委婉有致。
虽然在此之后,刘禹锡不断遭受贬滴的厄运,但是直到元和二十四年,他再次回到长安时,创作了《再游玄都观绝句》,从中能鲜明的感受到诗人对昔日权贵的轻蔑和自己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自豪: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读这首诗,仿佛听到爽朗的笑声。这笑声不禁使人联想到昔日靠镇压“永贞革新”上台的人物,曾经是那样不可一世,现在终于一个个地在时间和政治斗争的旋涡里淹没了。作为当事人,能亲眼看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伟大的胜利。
与此同时,刘禹锡在贬滴的特殊经历中,通过政治诗创作表现出来的自强不息的意志,更是其他同时代、同遭遇的诗人所不及的。
柳宗元的经历是和刘禹锡最为相近的,他们同登进士,同图革新,最后又同遭贬滴。柳宗元的诗枯淡境深,请人方东树说:“柳子厚才又大于梦得,然境地得失,与梦得相似。”(《昭昧詹言》卷十八)境遇上同样被贬的柳宗元,是象屈原一样执着追求理想的人,他不忘朝廷,尽忠报国,以屈原、贾谊自比,执着地追求理想,一旦理想破灭,他就被绝望地推向了无底的深渊。在长期的贬滴生涯中,柳宗元试图超越苦难的方式是寄情于山水,过一种类似隐士的生活,“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别舍弟宗一》).淡泊潇洒生活的背后是柳宗元痛苦执着的心,偏远弃置的山水中透着一种 凄凉和寒意.“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贴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山水只能暂时慰藉诗人的心灵,最后他还是陷于无尽的痛苦和悲凉之中,抑郁愁苦,客死他乡。刘禹锡在挽诗中表达了对挚友深切的怀念:“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伤愚溪三首》之三)显然,同样是遭贬,柳宗元较刘禹锡远为愁苦,心境上更近抑郁,这些都使得柳诗少有振作的气概。
白居易一生中升迁、贬滴交替进行。贞元十六年,白居易一举得中,元和元年以第四等入选,调任周至县县尉。元和二年授官翰林学士,同年四月任左拾遗。但白居易终不得志,于是渐趋消极,不仅写出“栖心释梵,浪迹庄老,.知足保和”
(《旧唐书列传》一百一十六卷)的文字,甚至还写有“生死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白居易《达哉乐天行》)的诗句.他在被贬之后写的讽刺诗越来越少,闲适诗、伤感诗却越来越多。与之相比,屡次的贬滴却使刘禹锡更加的坚强、执着、傲然不群.正如诗人自己所言“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砒柱”(《咏史二首》之一)。宝历二年,刘禹锡奉命卸任至洛阳。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澎白居易在酒席上赋诗言怀,情绪比较低落。刘禹锡当场写了一首答诗: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就是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间“沉舟”一联闪耀理性的光辉。他虽然长期遭遇不幸,但不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片黑暗,而是能够正确认识到: 即使自己成了“沉舟”和“病树”,客观世界仍然是美好的,社会照样前进。他对“千帆过”“万木春”的蓬勃景象表示欣慰。白居易原诗的颈联是:“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蹬陀。”刘禹锡所拟的“沉舟”一联,显然包含着对白居易的劝勉之意。白居易早年“急于兼济”,经贬滴江州的打击后,“独善”思想抬头,但“独善”与“兼济”在他后期生活中又始终是心灵深处纠缠不休的一组主要矛盾。而刘禹锡虽对“二十三年弃置身”感慨颇多,但失败和挫折更激发起他奋发的勇气、斗争的豪情,这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是白居易所远不可及的。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遭受沉重打击,失去了在朝廷中发挥才干、实现抱负的机会。于是,他寄情笔墨,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诗,逆境中的乐观豪放,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对政敌辛辣,的讽刺、与之不屈抗争的意志,是刘禹锡此类诗歌的主旋律,我们在他的政治诗中处处可以看到政治风云变幻时作者和命运进行抗争的印记。
置身于中唐社会,无数文人在社会风雨的飘摇中放弃了对理想的追逐,而刘禹锡则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以诗言志,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斗士的身影,在诗坛上广泛开拓,闯出了自己的天地。诗歌中所传达出来的坚毅与执着,是刘禹锡政治诗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而这一切是刘禹锡所独有的。2.2借古抒怀与借古讽今的结合
22年的贬滴生涯对于心高志远、渴望有为的刘禹锡是漫长而痛苦的,但是辗转于南方各个任所的旅途上,又使得许多饱含历史沧桑的古迹进入他的视野,从而使诗人内心激荡着的丰富的情感找到一个更为含蓄蕴藉,却一样酣畅淋漓的表达途径。在此期间,刘禹锡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咏史怀古诗,借古寓情。诗歌彰显着坚韧而不失厚重的底蕴,读后令人感慨尤深。
首先,诗人在作品中通过对古人、古事、古迹的描写、评价,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态,沉郁感人.如作于夔州任所的《蜀先祖庙》
天地英雄气,干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株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在这里,他钦佩并盛赞先主刘备建立蜀国政权与吴、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力争恢复汉家一统江山的伟绩与大志,暗喻着自己辅佐人君匡扶天下、一扫妖氛的远大抱负。诗中他鄙视后主刘禅的昏庸、卑怯和断送祖业,隐含着作者对当朝皇帝的讥讽。他羡慕诸葛亮遇刘备后得以展其谋略,感伤自己不遇明主,被贬到夔州荒蛮之地。然而,不管条件如何艰苦、遭受的打击如何残酷,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压丈二十二韵》)的雄心并没有衰减。
再如《观八阵图》:
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水落龙蛇出,沙平鹅鹤飞。
波涛无动势,鳞介避徐威。会有知兵者,临流指是非。作者把黄帝与孔明作八阵法的历史传说与记载结合起来,表达了对孔明的羡慕与敬仰,同时表明自己虽身羁困境,但壮心未泯,自信必有机会指点江山,主宰沉浮。现实中的刘禹锡虽报国无门,但他坚信“永贞革新”是正确的,所以怒而不衰,底气较足,暗寓自己定会有时来运转、东山再起之日.刘禹锡还在诗中以古贤为榜样,寻求精神慰藉,抒发百折不挠之志。作于朗州的诗歌《咏史二首》之一即表达着作者这样的思想:
„膘骑无非势,少卿终不去.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砒柱。
在这里,作者敬佩汉代任少卿不弃失势旧主卫青的忠贞品格。表示自己要学习古人,虽然世道不安、革新失败、形势日趋险恶,但他的意志还象中流砒柱一样,挺立不倒,坚不可摧.刘禹锡在朗州前后,回京的愿望最为强烈,他多次上书李吉甫、„杜佑、李绛、武元衡等当权人物,要求北还,比如他的《上杜司徒启时滴朗州》和《滴九年赋》都表达了久滴不还的愁怨.刘禹锡不是平庸无志之辈,他总希望早日结束贬滴生活,北还朝廷,共拯苍生黎民。他这种心情一直贯穿于贬滴生涯中,直到后来贬至和州时,此心情仍很强烈。《望夫石》一诗写到:
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己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
此诗表层描写的是传说中的妇女终日站在山上等待丈夫回家,直到身化孤石仍然苦苦相望,几千年来身形未变、心情不改的故事。作者以此暗喻自己在贬滴生涯中从未中断对帝京的思念,日夜渴望回朝廷为国家和君主效力,虽空等了十多年;„处境未变,但心情犹存,忠贞未改。
刘禹锡贬滴朗州时,正是政敌势力最强、气焰最盛、行为最猖撅之时,革新力量所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他以诗为媒介,表达了对忠信见忌、奸按得势的社会现实的愤慈和无奈,如《咏史二首》之二:贾生明王道,卫缩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 诗中他感慨自己“有宰相器”却命同贾生,被贬至荒远他乡,而奸怪只会害人,胸无良才,却身名俱荣,稳居尊贵之位。忠于国家,效命朝廷,却被奸恢谗害一,并受到皇帝的猜疑和部分朝官的嫉妒,诗人的心情是是极不平静的。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正是“峡水千里,巴山万重。空怀向日之心,未有朝天之路”(刘禹锡.《夔州谢上表》)。如诗人过楚州时所做《韩信庙》一诗: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诗中引用了汉代韩信因计高功卓、被刘邦猜疑忌惮、后来终被吕后诱捕杀害这一给后世无数贤德高才之士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和隐忧的历史典故,以此来暗寓“永贞革新”之后,“二王八司马”to或杀或贬的悲惨遭遇,都是受到权臣嫉恨和好任谗害所至。其次,如果诗人在目光所及的古迹里、思想所驰的时空中,只是一味着眼于个人之思,那么这样作品的思想内容则太狭隘了。在咏史怀古的作品中,诗人更是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现实的严肃思考,借古讽今,既有对当权者的劝诫,也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发人深省。
他在咏史怀古诗中首先针对中唐时期国纲日乱、国政日衰、国运危机四伏的状况,以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现实社会的严肃思考,借古言今,暗讽当权者,为其提供执政的借鉴,他《松滋渡望峡中》写到:
渡头轻雨洒寒梅,云际溶溶雪水来。梦诸草长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
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回。十二碧峰何处所?永安宫外是荒台。
此诗表面上是写景纪行,实际上借用了楚国、秦朝、蜀汉等都曾胜极一时,但后来因内政腐败、残暴不仁、穷兵簇武而相继灭亡的史实,发出了深沉的历史兴亡的慨叹,给统治者提供借鉴。
其次,《金陵怀古》一诗:
潮满冶城诸,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前两句仿佛告诉人们:冶城和昊国的雄图霸业一样,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亭子和夕阳依旧,但人事却己全非。诗在开头两句把盛衰对比巧妙的从景语中道出,使诗歌一落笔就紧扣题意,自然流露出吊古伤今之情。一时序虽在春寒料峭之中,那江心不沉的战船—蔡洲却己长出一片嫩绿的新草:那向称金陵门户的幕府山正雄视大江,山顶上升起袅袅青烟,光景依然如旧。这一联熔古今事与眼前景为一体,“新草绿”“旧烟青”六字用得醒豁鲜明,情景交融,为下文的感慨作铺垫。颈联承上两联转入议论,诗人以极其精练的语言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并示警当世。六朝的繁华哪里去了?当时的权贵而今安在?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为他们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国家兴亡,原当取决于人事!诗人含蓄地把鉴诫亡国之意寄寓于一种音乐现象之中,可谓意味深长。全诗表达了社租之存“在德不在险”的卓越见解。而《西塞山怀古》一诗写道:(二王:王叔文、王任八司马:韦执谊、韩哗、韩泰、陈该、凌淮、程异、柳宗元、刘禹锡)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幅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此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象是在客观的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翻一翻历史,便知道唐宪宗时期,朝廷曾经取得了几次平定藩镇割据战争的胜利,国家又出现了比较统一的局面,不过这种景象只是昙花一现,公元821年到822年河北三镇又恢复了割据局面。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笑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被白居易赞美为“吾知后之诗人无复措词矣”的《石头城》一诗则饱含着复杂的情感,作者写道: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这样尤能显出故国的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的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处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
刘禹锡作为中唐政坛激进力量的代表,沪永贞革新”的中坚,在革新运动失败后,长期遭受贬滴,久居南荒蛮瘴之地,在身心方面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和迫害,因而在内心里有着深深的怨愤和强烈的不满。但他有着朴素的哲学思想,加之生性达观豪迈、意志坚强,所以他能够在逆境中挺立不倒,表现得豁达大度、豪迈乐观。也正因为如此,在长久的贬滴生涯中,他才能够不忘记自己作为政治家的中兴之志,他才能够永葆以国事为重的宽广胸襟,并怀着对唐王朝国运衰败的深重忧虑,以古史和古迹为题材进行诗歌创作,从对古人、古事、古迹的评析中,探索政权兴衰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唐王朝提供政治借鉴。这样清醒的认识,这样时刻不忘在目光所及的古迹里,思想所到的古事、古人中表达为国尽忠效力的胸怀,在中唐咏史怀古诗的创作中也是首屈一指的。2.3深刻哲学思想的广泛渗透
西方哲学思想的中心是认识论,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认识世界。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与之有本质的不同,它更多的着眼于政治、伦理、人生、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角度来看问题。作为一个经历生活与政治磨难的贬滴诗人,刘禹锡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能超越苦难、以诗言志,更在于他能将自己的阅历、观察和感受上升为哲学层面的思考,由外向的激情进发转入深沉睿智的内省,形成对生命、人生、命运和历史的深刻感悟和理性认识。在诗歌创作中刘禹锡突破了沉重悲愤的贬滴情怀,形成了独特深邃的理性哲思,在他的许多诗作中我们都会感受到诗人深沉而凝重的哲学思考,这无疑是其诗歌创作最具意义的开拓。
我们首先通过中唐时期,爆发于韩愈、柳宗元之间的一次哲学论战,来了解其朴素却可贵的哲学思想。刘禹锡支持柳宗元的观点,认为人和世界都是物质的,人是“动物之尤”。他继承了前人天人相分的观点,在《天论》中写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相交胜耳。”在哲学思想上,他以战斗精神和理论创造,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其无神论思想,从内容、体系、战斗性和科学性方面来看,不仅在唐代是最为突出的,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的理论建树而占有独特的地位。刘禺锡以丰富的学识、严谨的思维来论述天人关系,表达出深刻的哲学思考。折射在他的诗歌中,很多作品哲理深刻,既涉及个人,也思考人生、历史。我们分别研读: 首先,他在诗歌中表达个体的人生理念,例如《有獭吟》:有獭得佳鱼,自谓天见怜。先祭不敢食,捧鳞望清玄。人立寒沙上,心专眼涓涓,渔翁以为妖,举块投其咽.呼儿贯鱼归,与獭同烹煎。关关黄金鹦,大翅摇江烟。下见盈寻鱼、投身掌洪涟。摧擎隐鳞去,哺雏林岳颠。鸦乌知伺隙,遥噪莫敢前。长居青云路,弹射无由缘,何地无江湖,何水无鳍鲤。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空余知礼重,载在淹中篇。
诗人在诗中刻画了两个对立的形象,一个是迂腐的獭,一个是活得自由自在的黄金鹦。诗人对獭形象的处理充满尖锐辛辣的讽刺意味,而对黄金鹦的生活态度却十分欣赏,通过两个形象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念:不靠天、不靠地、不靠他人,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与自由。因为对历史发展规律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刘禹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例如‘浪淘沙词九首》之一写到: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令人忽忆潇湘诸,回唱迎神三两声。此诗通过对淘沙的流水片刻不停这一景象的描述,引喻出历史风云如那流水的前 波后浪,淘炼着真金,历史潮流吞噬的只是象屈原那样有高尚情操的人的肉体,而他的精神却永远流传。此诗虽语言浅显,却哲理深刻,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深切怀念、崇高敬仰以及对历史规律清醒的认识。
刘禹锡非常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所以他拼搏奋斗,积极投身历史、社会的大潮中去。但他又意识到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到一定时期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对此他没有象其他诗人那样一味的感伤,而是既有感慨,又很达观,并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例如《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曾经那样渴望轰轰烈烈的做一番大事业,但被贬到巴山楚水之间,几乎与世隔绝,犹如“沉舟”和“病树”。但,}ij;}锡想到的是自己虽然落后了,周围仍然是千帆竞发、百驹争流,充满勃勃生机与活力。此诗沉郁中见豪放,抒发了悲愤不平之情,更表达了豁达的襟怀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颈联所包含的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富有深刻的哲理,更是常被后人称道。
诗人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态度的同时,也将切身体会上升到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认为人生苦短,也认识到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任何人也无法抗拒,这在《翠微寺有感》中有精彩表现:
吾王昔游幸,离宫云际开。朱旗迎夏早,凉轩避暑来。
汤饼赐都尉,寒冰颁上才。龙髯不可望,玉坐生浮埃。身为一国之君的唐玄宗生前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死后同普通百姓一样的寂寞凄凉。作者由此表达出了人生于自然、归于自然,在生死面前王侯将相、贫民百姓都人人平等的观点。他认为,正是个体生命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才构成了宇宙生命的永恒和世界的变化。
不仅如此,刘禹锡对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现象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对风雨 飘摇的唐王朝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采用咏史怀古的形式,表达深深的忧虑,蕴涵深刻的哲理。如《西塞山怀古》写到: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蟠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是长江中游的要塞之一,地势险峻,三国时是东吴的江防前线,吴主孙皓在这里用铁锁横江,抗拒进攻,可谓固若金汤,但仍然没有阻挡住西晋的凌厉攻势。铁锁沉江,晋军长驱直入,孙皓成了亡国之君。在以后的历史中,东晋和宋、齐、梁、陈数朝也先后亡于坚固的古都金陵。可见人事衰颓,空有地形之胜是不足以御敌的,回首历史沧桑迁移,骤然回到现实,诗人警示人们:一故垒犹在,祸患未息,切莫重蹈历史覆辙。刘禹锡对历史的观察、评判是立足于人事,不言天意的,对社会现实的忧虑使他时时警诫统治者,告诫他们要以社翟和民众为本,切莫忘记前朝深刻的历史教训。
历代评家认为唐诗是以表现情趣而取胜,宋诗则是以理趣而取胜,在诗歌创作的评价上则扬唐贬宋,这种见解直接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对刘禹锡的评价。但是刘禹锡的哲理诗,既表达了他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又对自然法则进行了思考。不但有对王朝更迭的感慨,还有对历史兴亡的思索,在唐代的诗人群体中,具有这种自省意识极为可贵。而其哲理诗的创作则成为刘禹锡诗歌创作的亮点,也应该成为中唐诗坛的亮点!
综上,刘禹锡对中唐诗坛题材领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开拓。他不甘心接受前人杰出诗歌成就的荫庇,不盲从于同时代诗人的创作趋向。惟其如此,其诗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对人生、历史、时空、宇宙的深刻认识都在前人及同时代诗人的基础上有多方面的开拓和突破。
3民歌体乐府诗的大胆创新
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波逐流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如果说韩愈、孟郊一派是以奇险怪僻独树一帜,白居易、元棋一派是以通俗平易另具面貌,而李贺是以“虚荒诞幻”(杜牧《李贺集序》)标新立异的话,刘禹锡则以向民歌学习的大胆创新在中唐诗坛独辟蹊径,最终成 为中唐诗坛独特的风景。
政治革新的失败,一方面给他带来了长期放逐的厄运,另一方面却也使他获得了 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拓出了一条尚未有人涉足过的道路—文人诗与民歌结合,刘 禹锡在中唐诗坛演奏了“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的壮美乐章!清人翁方 纲曾评到:“刘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石洲诗话》卷二)
刘禹锡主动向民歌学习始于朗州。这一时期的接触和积累是他民歌体乐府诗 创作的莫基时期。朗州位于沉、湘之滨,是楚辞的发源地之一。民间歌风之盛,历千年而不衰。虽然“词语尘下,音韵鄙埋”,但其清新的内容、昂扬的格调、明 快的旋律,却深深吸引了求索中的刘禹锡,使他耳目一新,灵感纷至沓来,深觉
“虽}i}}音,可骊风什”(刘禹锡《上淮南李相公启》)。于是,他放下士大夫的身份,“俯于连,惟行旅讴吟是采;瞰于野,惟稼措艰难是知”,“观民风与吟啸之际”.(刘 禹锡《武陵北亭纪》)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之上,他开始尝试民歌体乐府诗的创作。写 于此时的《蛮子歌》《竞渡曲》《采菱行》等诗便都带有民歌的特殊风味。《旧唐书,刘 禹锡传》记载:“故武陵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可知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问世 伊始,便己流布人口,虽然其尚在草创阶段。
自朗州迁徙连州后,刘禹锡进一步从民歌中吸收新鲜养料,连州的劳动群众亦善 “讴谣”,每于稼墙之际,“齐唱田中歌,哩泞如竹枝”(刘禹锡《插田歌》)。在他们 的直接启迪下,刘禹锡创作了《插田歌》《莫摇歌》等更具民歌色彩的作品。
长庆元年,刘禹锡到夔州任职。这里是《竹枝词》的故乡,其地歌风较朗、12 连二州更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如鱼得水。他不但亲自观摩郡人“联歌 竹枝”的盛会,而且刻苦学习《竹枝词》的演唱技巧,达到了能使“听者愁绝”(白 居易《忆梦得》诗于“几时红烛下,听唱竹枝词”句下自注“梦得能唱竹枝,听 者愁绝”)的高妙境界。这一过程中,他对巴蜀民歌所独具的歌辞、音乐、舞蹈三 位一体的艺术形式由陌生到熟谙,由熟谙到模拟,由模拟到改造,终于成功的创 作了以《竹枝词》《堤上行三首》《蹋歌词四首》《浪淘沙词九首》为代表的脍炙人 口的民歌体乐府诗。
晚年,刘禹锡在出任苏州刺史期间,又模仿吴地民歌的声情,创作《杨柳枝 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从中亦可领悟到诗人追求的道德理想和高尚情操。并被之以管弦,流播遐迩。
终其一生,刘禹锡不断在文人诗与民歌结合的道路上树立起新的里程碑。3.1题材内容的新鲜选取
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创作活跃,有乐府诗两卷,共108首。题材内容涉及 的范围不但广泛,而且新鲜,尤其是对巴蜀地区风土人情的描写,是中唐乃至其 他时期的唐代诗人的笔墨很少涉及的。
刘禹锡深入民间采风,“宾客滴居朗州,而五溪风俗,尽得之矣”(黄常明《诗 话》),对当地的风光景物和劳动人民的生活风俗耳濡目染,产生了由衷的喜爱和 赞美之情,所以诗人将它们纳入诗中,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巴蜀风情图。
从《竹枝词九首》中的三首就既可以看到明丽的景色,又能感受当地劳动人 民淳朴的性格特征: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I}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舍 江上朱楼新雨晴,壤西春水敖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这里有繁花似锦的山峦,碧波荡漾的春水,令人神往的名胜古迹。这里的人民热 爱劳动,也热爱生活。他们那些充满激情的歌声,给诗人以很大的感染,使他暂 时忘掉了贬滴的苦闷。
而《堤上行三首》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唐时期发达的商业经济和长江两岸 的风土人情: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串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长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
日晚上帘招估客,辆峨大蝙落帆来。
三首诗把码头的生机勃勃、商船的频繁往来、江边百姓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描 绘得生动、真实、自然。
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在清新淳朴的民风里,诗人也关注到了当地青年男女 的爱情生活,并深深地为他们的忠诚和坚贞所感染,在民歌体乐府诗创作中突破 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大胆赞美和讴歌了他们对爱情的大胆表露和执着追求,细腻 又婉转地传达出他们在恋爱过程中所经历的欢乐、痛苦、仿徨以及种种欲说还休 的微妙心理。这些诗歌映射着心灵纯洁的悸动,闪烁着思想健康的火花。诗人对 爱情的歌颂又不是孤立的进行的,而是与对地方风物、风情的描摹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了人情美与物态美的互相渗透,给读者以美不胜收之感。
如《竹枝词二首》之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诗中表达了一个初恋女郎在江边听到情人唱歌时那种乍疑乍喜的复杂心情。江边 杨柳,枝条轻拂,江中流水,平如镜面,在这动人情思的美景中,她忽然听到了 江边传来的歌声,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她既惊喜又迟疑.诗的后两句,诗人抓住 眼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物,融入诗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用天气的“晴” 与“不晴”,来谐对方的“有情”与“无情”,把两种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统一起 来,造成一种清新可喜的诗境美。
再如《竹枝词九首》之二: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红花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诗人描绘了一幅优美的图画,用“红花易衰”“水流无限”这些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来表达人类的感情,这样少女真挚而炽热的恋情和桃花的灿烂、江水的浩渺有机 地统一起来,营造了绚丽、可人的意境。
再看《蹋歌词四首》之一: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
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鹤鸽鸣。
诗中描绘了少女们在月夜的江边唱歌跳舞,等待情郎幽会的情景。月照春江,大
堤平平坦坦。妙龄少女手挽手,在大堤上边走边唱。少女的情思在胸中荡漾,新 编的歌词早己唱尽,心上人还是不见,此时己不是月照大堤的夜色,而是红霞映 照绿树、树上鹤鸽齐鸣的早晨了。鹤鸽喜爱雌雄对鸣,这就很巧妙的揭示了少女 的内心世界。
刘禹锡用民歌体写的爱情诗,就是这样既大胆含蓄、又风情无限的传达出男 女之间最淳朴也最热烈的情感,他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
用乐府诗的形式描绘祖国的壮丽景色,也是刘禹锡的大胆尝试,这类诗歌以 《浪淘沙词九首》为代表,组诗以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等主要河流为背景,紧密联系“浪淘沙”的词意,描写了涛声吼地、碧流轻浅、清淮晓色、日照江雾、高浪触山、沙堆似雪、春风吹浪等壮丽的景色,也赞颂了劳动人民灌锦、淘金、摆渡的生活,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和积极奋发的情怀。以山水的崇高美 写出他伟大的人格追求,返观宇宙本体与本真生命的廖廓苍茫、自由缥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晚年创作的《杨柳枝词》,《杨柳枝词》起源于汉 乐府《折杨柳》曲,又名《柳枝词》,隋唐时为教坊曲名。民间流行的杨柳枝词,多以杨柳为题材借物抒情,曲调新鲜活泼,节奏明快。刘禹锡翻旧曲作新歌,已 不限于歌咏杨柳本意,而是通过赞美杨柳,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感受和审美情趣。他在《杨柳枝词》中或描写景物,或咏怀古迹,或歌咏风俗,题材广泛,内容丰 富多彩,体现了不拘囿于古人的大胆创新,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
江南的风景再美,民风再淳朴,诗人心头挥之不去的失意情绪还是会偶尔涌 现,因而在某些吟咏风情的民歌体乐府诗中,是寄寓了诗人的身世之感的。
如《竹枝词九首》之六、七:
城西门前艳濒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诗人由艳濒堆的挺立中流、坚不可摧,想到人心的见异思迁、反复无常;又由瞿 唐峡的水流湍急、舟行不易,想到人心的无端生衅、**迭起。触物感兴、辗转 生发,言近旨远,感慨遥深。
《竹枝词九首》之八也是自伤身世之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茵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诗中的“愁人”虽然不仅仅指诗人自己,却无疑包括诗人自己。猿声本无可悲,可悲的是为猿声所勾起的身世的不幸和被猿声再度唤起的心灵的创伤。诗中融入 了自己几遭贬滴、久滞巴蜀的遭遇的感慨和磋叹。何一个未经涂抹的空白点.这里面毫无疑问有刘禹锡广泛开拓的功劳,其功绝不 可没。
3.2艺术手法的大胆求新
和杜甫一样,刘禹锡兼擅各体,他“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管世铭《读雪 山房唐诗钞)))尤其是他的七言绝句,虽然没有象王昌龄那样赢得“七绝圣手”的 美誉,但他在七言绝句方面的造诣,却受到后人的普遍推崇。几乎所有的诗论家 都把他归于七言绝句的“一流高手”之列:
绝句至梦得而全体大用始备,犹律诗之杜必简也。拘墟者未知。
一徐渭《明诗评选》卷八
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朱竹咤云:七绝至境,须要诗中有魂。入神二 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 无端,其去无际故也。
一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清人王世祯认为“竹枝泛咏风土”,“与绝句迥别”,而刘禹锡却在民歌体乐府诗的 创作中,实现了民歌声情与七绝技巧的完美融合。3.2.1“道风俗而不理,追古昔而不愧”llJ
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封建社会大多数民歌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剥削者、压迫者的反抗,有优美抒情的山歌、节奏较强的劳动号子,、流丽畅达的小调,内 容多种多样,曲调丰富多采。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充分关注当地的民风、民俗、民情,与此同时,还运用高超的表达技巧,营造优美的意境,从而达到了“含思 宛转”(胡震亨《唐音癸签}))的效果,令人耳目一新。
例如《浪淘沙词九首》之二:.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轻浅见琼沙。
无端陌上狂风急,惊起鸳鸯出浪花。“碧流”“琼沙”之描写,就颜色之晶莹剔透,与西斜的“春日”、泛起的“浪花” f}l构成了如画的意境,清丽又动感十足。
再如《竹枝词九首》〔之一):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102负
诗歌一、二句与三、四句是两幅连环的图画。茂密的青草和清冽的蜀江恰到好处 的渲染了氛围,另一幅折射出当地风土人情的图画映入读者的眼帘:“南人”引吭 高歌,深情缝蜷;“北人”低头徘徊,乡愁缭乱。两幅图画相得益彰,韵味十足。
又如《浪淘沙词九首》之五:
灌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在这幅女.郎灌锦的画面上,出现了波光粼粼的江水、艳丽的春花、亮晶晶的沙粒、五光十色的绣锦,倒映在水中,犹如烈火嫩烧般的红霞,既充满大自然的蓬勃生 机,又荟萃了大自然的鲜艳色彩,契合成一个动静适宜、浓淡相配的艺术整体,而默寓在其中的是催锦女郎对自己巧夺天工的织锦技艺的自豪和陶醉之情。这样 的作品真是“情调殊丽”(胡仔《苔溪渔隐丛话》引黄庭坚语云:“《淮阴行》情调 殊丽。”)。
刘禹锡对诗歌“取境”问题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因定而得境,故倏然 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可见“清”与“丽”是刘禹锡对诗境的总体要 求。他自己正是按照这种要求去营造诗歌的“至境”的,当然也要贯穿在民敲体 乐府诗的创作中。他的《竹枝词》等民歌体乐府诗在取境上所表现出来的卓越见 识和渗透在意境中的超凡的美学追求正是他那不断砾砺志节、陶冶性灵的必然产 物。诗人以清静优美的自然境界净化心灵,从现实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享受生命 自由真朴的快乐,宣泄被贬僻居的寂寞情怀.,:.民歌的土壤是民间,而劳动人民的创造和口口相传,让它们总是以最质朴的 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不是民歌形式的简单运用,而是在 其中融合了高超、细腻的技巧,从而使诗歌“宛尔成章”(王夫之《姜斋诗话》卷 二),具备凝练含蓄的特点。
这些技巧中我们着重探讨比兴和双关:
比兴手法的运用,例如《竹枝词九首》之二: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红花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诗歌一、二句先描绘了一幅山恋水依的图画,再用“水流无限”喻侬的多愁,犹 为新奇的是诗人用前人多比喻女子的红花来比喻男子,则是非常大胆的创新。比 喻、起兴手法的综合运用使得诗歌意境优美、情感浓烈。.再如《浪淘.沙词九首》之八: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涟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诗人用暗喻的手法,把进谗诬良的小人比作狂沙,把蒙谗遭毁的迁客喻为真金,深沉的表现了诗人屡遭打击,仍保持乐观精神的宽阔胸怀。
Z7
双关谐音手法的运用,这种根据汉语谐音的特点而形成的表现方式,是历代 民间情歌所常见的。南朝乐府民歌多用双关谐音语,如用“莲”谐“怜”,用“篱” “离’,用“碑”谐“悲”。刘禹锡的创作也采用这种技巧,如“东边日出西边,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二首》之一),“晴,’喻“情”,暗指的又是此时此际人物的思想感情,看似说天,实则写人,致,完全是民歌的风格,使诗歌更加含蓄,更加有韵味.写的是眼前的景,贴切自然,新颖别 谐雨
3.2.Z多彩的语言效果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说:“诗以意法胜者宜诵,以声情胜者宜歌。”(《艺概》 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大都写得声情并茂,“语语可歌”‘,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在语言上首先具有民歌的质朴天然,刚健流畅的特点。如《竹枝词九首》之四: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挠。
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日出三竿”“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这样明白如话的语言,统一在一起不 但不会让人觉得低俗,反而以口语化的方式表达,充满生活气息。
王世祯《师友诗传录》引历友语云:“唐贞元中,刘梦得在沉、湘,’以其地理 歌鄙俗,乃做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其词稍以文语缘诸理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这里所谓“其词稍以文语缘诸理俗”,正可以概括刘禹锡民歌体乐 府诗在语言上的特点。诗人一方面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带有便歌色彩,另一方面对 理言俗语进行筛选和提炼,益以文藻,去祖取精,化俗为雅,使之更趋规范,更 富意蕴,更具魅力。如《竹枝词九首》之三:
江上朱楼新雨晴,壤西春水毅文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场歌行。此诗中的“生”字,晏殊认为作“生熟之生”讲,“语乃健”。(吴景旭《历代诗话》 卷四九引)细品诗意,这个“生”字确有新鲜奇妙之感,充分体现了民歌清新刚 健的语言特色。
其次,重叠回环的咏叹方式也给刘禹锡的《竹枝词》带来了流美婉转的韵味。
民歌素重回环咏叹,因为通过回环咏叹,多能收到荡气回肠的特殊效果,在刘禹 锡的《竹枝词》中,重叠回环的咏叹方式,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反复”“排句”“重 叠”的交叉运用。反复如《竹枝词二首》之一的“东边”“西边”的“边”,“无晴”
“有晴”中的“晴”。《竹枝词九首》之三的“桥东”“桥西”的“桥’。“人来”
“人去”中的“人”,以及《竹枝词九首》之二中的“红花”“花红”中的“红”
胡艇亨《唐音癸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5页 与“花”,“春水”“水流”中的“水”等等。排句的运用如“白帝城头春草生,白 盐山下蜀江清”(《竹枝词九首》之一),“银}}I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舍”(《竹 枝词九首》之九)等等。重叠的运用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竹 枝词二首》之一)一句中的“青青”,“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哭来难”(《竹 枝词九首》之七)一句中的“嘈嘈”等等。这些表现手法的交叉使用,既造成了 结构上的整伤回荡之美,加强了言情的效果,又造成了音韵上的流宕圆转之美,加强了表声的效果。
刘禹锡在此类诗歌的创作上更注重明显的音乐特征、动人的音乐美与七绝的 体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试看《杨柳枝词》一首:
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胡应麟《诗戮》卷六对此诗推崇备至,既云:“晚唐绝,如‘清江一曲柳千条’,是禹锡诗,杨用修以置神品。”就此诗的艺术成就而言,实非过誉.一曲清江,千 条碧柳,是送别的典型环境。诗人由此拉开记忆的帷幕,追忆起20年前送别“美 人”的情景,将依依惜别和悠悠伤别之情倾泻在字里行间。音律节度与七言绝句 一般无二,但其语言却又象民歌一样朴实无华、明白如话。
总体来看,《竹枝词九首》每首的第一、二句大体符合七绝的平仄要求,第三、四句就不是这样,把不合平仄的地方推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九首诗第三句的第 四字(来‘衰、西、夫、多、心、心、人、钗)一律是平声,第四句的第四字(上、限、去、都、外、去、地、是、笠)除“成都”之“都”是地名不可更易外,其 余一律是仄声,并多半是去声。据颇谙词曲音乐的谢棒说:平声字“平平直起,气舒且长,其声扬也”。去声字“悠远,气振愈高,其声扬也”。清人万树说:“名 词转折跌荡处,多用去声,何也?三声之中,上、入二者可以作平,去则独异。”
“当用去者,非去则激不起。”(《词律》)再看《竹枝词二首》,第三句的第四字用 仄声,第四句的第四字用平声,情况与《竹枝词九首》截然相反。这是由于这组
《竹枝词》作于朗州,而湖湘竹枝与巴中竹枝在曲调上略有不同所以刘禹锡把它 们自列一组。但在音乐上体现的韵律追求却是一致的。这样看来,刘禹锡《竹枝 词》每首的前两句主要是吸取了七绝声律和谐、委婉的特点,后两句大体保持了 民间传唱的竹枝词在曲调上凄凉怨慕的特点,因而使诗歌兼有两者之长,使之更 加符合天地自然之声,他的《竹枝词》首首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初步实现了 诗歌与音乐的结合,而这个创新又使得他的作品流传和普及。刘禹锡的诗歌在唐 代就出现了“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温庭绮《秘 书刘尚书挽歌二首》)的盛况。而刘禹锡亲自学习演唱《竹枝词》的曲调,在创作 过程中,力求音乐美的语言效果,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诗坛都是绝无仅有的。后人学习竹枝词的虽多,但都注意不到刘禹锡在音乐效果方面的刻苦追求和大胆
尝试,所以也就“力有未逮”。这些诗的特点是保存着清新爽朗的情调和响亮和
谐的节奏,能大胆吐露内心的情感,借助于比兴手法或双关语,使人感到真挚而 又含蓄,比之一般民歌又要细腻、华美一些。黄庭坚极赞刘禹锡的《竹枝词》,认 为刘禹锡在“元和间可以独步”,“白乐天元微之为之,皆不入此律也”(魏庆之《诗 人玉屑》卷十五引)。
刘禹锡的《杨柳枝词》是与白居易唱和之作,当时传唱。白居易曾请洛阳的 歌妓演唱,并写下《杨柳技二十韵》。其诗自注云:“《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诗中描绘演唱时的动人 情景:“玉敲音历历,珠贯字囊囊。袖为收声点,钗因赴节遗。重重遍头别,一 一拍心知。”这说明刘禹锡、白居易的《杨柳枝词》也是情文兼备、韵律自然的。
伟大的艺术家需要民间文学的哺育,这是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中外皆然。鲁迅 先生说:“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偶有一 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11刘禹锡就是这 样乐于向民间汲取最新鲜的创作素材,乐于向民间学习最有生命力的创作技巧,从 而实现了艺术的独辟蹊径。
后人对刘禹锡都做出了独到的评价:宋代张戒喜爱刘禹锡诗歌的“高韵”(《岁 寒堂诗话》卷二),明代胡应麟欣赏他的“雄奇”(《诗数》外编卷四),’明代胡震 亨说他的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都切人意”(《唐音癸签》卷七)。,而明人杨慎 评价最高,他说:“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 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 4结论
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中唐风云之际,刘禹锡凭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 奋的艺术实践,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没有在两大诗派潜移默化的影响 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最终成为足与两大诗派领顽的一处独特而亮丽的风景。他的诗歌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特别是他勇于开拓、大胆创 新的精神,为我们提供经验和启示。
处在中唐动荡的政治背景之下,文人气质浓烈的刘禹锡作为政治家注定是可 悲的。但是我们要感谢历史给后人的偏爱,是贬滴的经历历练了刘禹锡的意志,也是贬滴的经历让刘禹锡给我们留下了价值连城的瑰宝—他的诗歌。我们应该 也必须在古人曾经开拓和创新的领域,虔诚学习,努力实践,并争取超越。ll]《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77负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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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岱巍E 1975一一),女,汉族,黑龙江省巴彦县人.赤峰市松山区红旗中学教师。1997 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2000年获得第四届全国语文教师“四项全能”称号.2 002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语文学科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2003年参加内蒙古民
族大学人文学院同等学力研究生班,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甲攻读硕士学位前在《赤峰教
育学院学报》发表论文《运用目标教学提高农村中学语文教学质量》,论文《化散为整以
求高效》被收入《全国语文教师精短论文大系》。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科教论坛》(2006年
第四期)发表论文(((赤壁斌》中“明月”意象略析》.并参加赤峰市松山区红旗中学语文组 的“语文阅读三免互动式活动”的教学研究,该项目在内蒙古语文教研室立项.22
第二篇:论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
论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 朱德才
(一)诗至唐,已臻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颇有难乎为继之势。宋人欲与抗衡,唯有另辟蹊径,自创新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再次给人启迪:沿袭和模拟仅能勉强维持命脉;蓬勃的生机,只有来自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艳科”的小径。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词被目为“词中西昆”。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
苏轼来了。他雄风千里,使词坛快然一新。其何能如此?一则,就文艺思想说,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则,他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据此二则,我们很难想象苏轼一旦提笔为词,竟肯寄人篱下。从现有材料看,苏轼进入词坛较晚⑴,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⑵的年代,但苏轼居高临下,并不以为然。他从事词的创作仅四年,就在《与鲜于子骏》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近却颇作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郊外”一阕,无疑是指《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段话表明:第一,即便写婉约言情词,也要有别于柳永,自见特色。第二,已写得一阕绝无柳七郎风味的、别开生面的壮词。第三,尤为重要的是,苏轼在此公然向传统的词风挑战,向风靡天下的柳词挑战,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苏轼以他那非凡的艺术魄力和艺术才力,在词坛上掀起一股革新的浪潮,使宋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二)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⑶此说虽不无夸大,但针对宋初词坛实际,他能从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上来评价苏轼的创新精神,可谓卓有见地。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免苍鹰掠地飞。回望白云生翠@⑴,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
——《祭常山回小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这两篇作品写于同时,无论描绘出猎的场景,抒发豪纵的情致,表达爱国的壮志,乃至用事的手法都极其相似。而且词中不伏老的爱国形象,直抒胸臆的气势,似乎较诗更为突出。这样,苏轼就在内容上打破了诗词界线,把却敌报国的时代主题引进了词坛。
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对这首词,近来颇多议论。有人以为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有人则以为是“一支胜利的凯歌”⑷。我以为这首词的内容比较复杂,不宜用“失败”或“胜利”来简单概括。全词咏景、怀古、抒情融汇一气,咏景怀古固是为了抒情,但作者的现实之情,也深深寓于雄壮飞动的如画江山之中和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身上。结处的虚无和沉郁悲壮,掩盖不了通篇热情洋溢、激越健壮的基调。上溯范仲淹的《渔家傲》,下视辛稼轩的爱国词章,此词有不容忽视的奠基和枢纽作用。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苏轼的《渔父》四首,分别写渔父的“饮、醉、醒、笑”,新意不多,但他的一组农村词《浣溪沙》五首,却开创了宋词的新天地。词中不惟景色宜人:绿阴绵延的村庄,软草平莎的沙路;日照桑麻,水光如泼,风吹蒿艾,香气似薰;庄南村北,qiān@⑵车欢唱,几家煮茧,满村清香。而和这雨后清新爽目的农村风光水乳交融的,则是一派喜庆丰收的欢乐景象:“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人们吃着喷香的新麦,喝着舒心的米酒,有的甚至醉卧黄昏路边了。活跃在这一幅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图景上的,不仅有卧黄昏的醉叟,还有古柳树下的卖瓜者和隔篱娇语的蚕妇,更有那三五成群、踏破罗裙看使君的农村少女。当然,词中的中心形象是“使君”——诗人自己。他一路行来,怡然自得地欣赏着眼前的这一切。一会儿,乐陶陶地询问农家“豆叶几时黄?”一会儿醉悠悠地人渴思茶而“敲门试问野人家”。最后,他居然乐而忘返地动了归田的念头:“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
这组农村词写于元丰元年初夏,时词人在徐州任上。是年春旱,苏轼应民俗至城东石潭求雨。既雨,二麦丰收⑸,作者于谢雨道上作此词。所以说,这组词中所表现的丰收之景和作者的欢快之情,以及由此而组成的一幅“官民同乐图”,自有其值得珍视的生活基础和思想缘由。以后,即便身处逆境,他也没有忘怀农事和人民的生活。元丰四年,他在黄州贬所,又作《浣溪沙》五首。面对友人的深情厚意,面对美酒歌舞,面对满天大雪,他不仅想到了自身的生活困境:“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珍”,更写道: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据傅干注:“公有薄田在苏,今岁为风涛荡尽”。一方面,置个人的生计不顾,一方面推己及人,但愿瑞雪丰年,民生安足,则己百愁全无。这又是何等高尚的胸怀与情操!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新制布裘》乐府诗中关怀人民生活疾苦的优良传统,带进向以轻柔婉约见称的令词“小技”中,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和创举。
再次,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苏词中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不少。其间自有他继承《花间》遗风的一面,甚至偶涉@⑶狎,但确有某些“自是一家”有别于传统的情词,如其《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既无五代词华美香艳的词藻,又没有柳秦词那种放纵@⑶狎的恶态。上片写暮春初夏的郊原之景,清新明丽,生意盎然。“枝上柳绵”两句,情景交融,意境隽永,且蕴含深厚的人生哲理:纵然风雨无情,枝上柳绵日见稀少,但“十室之内,必有忠信”,芳草天涯,何愁知音难觅,表现出一种既缠绵又达观的胸怀。下片写墙里“佳人”的笑声和墙外“行人”的愁态,两相对照,极富谐趣。“佳人”翩然归去,不知“行人”中心之既恼。明明自作“多情”,反怪“佳人”之“无情”,读罢令人忍俊不止。但细加玩味,又颇似承《离骚》余韵,别有深意寓焉。张炎说:“词须要出新意。能如东坡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⑹当指此类情词而言。
苏轼的言情词不仅别具风味,自有特色,而且“以诗为词”,扩大了言情词的范围,把传统的男女之情扩大到手足之情、师友之情。
苏氏兄弟并具文才,政见与经历也大体相似。他们常有诗词唱和,而又不局限于狭小的手足之情,常饱和着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其《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寄子由》下片: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先是回忆嘉yòu@⑷初年二苏至汴京受知于欧阳修的情景,可谓风华正茂,才名初展,满腹经纶,以“致君尧舜”相许,大有为国立业的壮志豪情。“用舍”以下,化用《论语》,实寓不满新法之意。然则,词人却能以旷达出之,使作品不致落入感伤的泥沼。苏轼爱弟心切,当其弟不胜逆境之苦时,常寄词相劝,如其《水调歌头》一词,就是由于苏辙的别词“其语过悲”而写的。上片劝以谢安“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州”为鉴,一旦壮志难酬、不若及早引退。下片便设想归隐后的相从饮酒之乐:“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乐天知命中夹杂着无限的政治酸辛,循循诱导中饱和着深挚的手足情谊。至若其“兼怀子由”的名篇《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不仅词意健朗乐观,而且由于诗的高度概括力,更把劝慰手足之情扩大到普天下中秋之夜的“无眠”之人了。
唱和酬答,互通友情之作,在诗来说,并不罕见。但在苏轼前的词坛,却几呈空白状态。苏轼以诗为词,弥补了这一不足。他的友情词,一般说来,具有语新意浓,一扫陈词浮调的特点。“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南乡子·送述古》)这是设想别后孤灯独处的情景。“与余同是识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这是对前辈师长欧阳修的深沉缅怀。尤应称道的是,他在赠别词中还以政事国事相勉,如“升沉闲事莫思量,仲卿终不忘桐乡”(《浣溪沙·赠陈海州》),“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这实际上已开南宋爱国词人以词唱和、相互激励的先河。又,赠别词最忌流于感伤,不能自拔。苏轼独能以理遣情,在真切的友情中,表现出一种豪放而清旷的风韵: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起句即景起兴,“突兀雪山,卷地而来”⑺,气势非凡!但海潮之涨落,亦如时代之更迭、人事之聚散,古今皆然。上片借景喻理,已为下片抒情张本。过变由理而情。人未登程,先约归期,盖海角天涯,知己难觅。既然约定他年同返西湖山水,以尽“白首忘机”之乐,则今日暂别,又有何伤?通篇清旷飘逸,没有头巾气,不作儿女啼,全凭至情豪气感人。其寄意遥深处,亦足发人深思。
(三)独出新意境和新风格,也是苏轼对宋词开拓与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初词坛以晏欧为代表,由于偏重模拟五代,往往少真情实感,个性不分明,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苏轼与之不同,一方面,他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⑻一方面,他的词中分明活跃着一个富有个性的“我”。可以说,独到的文艺观和强烈的个性化,正是苏轼开拓宋词新境界,开创宋词新风格的重要内在依据。
论苏词的豪放,切不可泥于前人之见,把它的意义仅归于冲破音律的束缚,甚至视为“要非本色”⑼,或称以“别格”⑽。豪放,作为一种新风格、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是就传统的婉约风格和婉约词派相对而言的。无论选择题材上,表现手法上、语言运用上乃至美学意义上,两者都有明显的差异。而它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先前词坛上那种一花独放、一鸟独鸣的沉闷单调的旧格局,迎来了百花齐放、百鸟争喧的新天地。
至于具体论及苏轼豪放词作,应包括两类。第一类为激越雄健、慷慨悲壮之作。第二类属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之作。舍掉前者,就舍掉了苏轼豪放词的精华;扬弃后者,则不能全面反映苏轼豪放词的本质特色。两者缺一不可。
第一类代表作如《江城子》。词在千骑卷冈、万人空巷的壮阔图景上,活跃着作者自身的形象。他酒酣兴豪,大声疾呼“鬓如霜,又何妨!”他不仅有牵黄擎苍、“聊发少年狂”的出猎壮举,更渴望出使边塞,西北“射天狼”,铲除边患,报国立业。风格豪而壮,雄而健。《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较《江城子》深沉得多。作者凭吊古战场,在对雄伟壮丽山川的描绘和颂赞中,激荡着词人汹涌澎湃的壮志豪情,缅怀古英雄,则在神采飞动,功垂千秋的风流人物身上,倾注着作者无限仰慕之情,遥寄着“致君尧舜”之思。但古今对照,面对壮志不酬、白发早生的严峻现实,不免心中悲愤,这就导致词作在激昂慷慨中带出一种沉郁苍凉的情调。总起来说,这类词更多地反映出苏轼思想中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热情奔放的一面。虽然为数不多,却是苏轼豪放词中的珍品。
《念奴娇》的开端与结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苏轼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这种思想其来有自。早在青年时代,苏轼就写过“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荆州十首》)、“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出峡》)等诗句,这正是苏轼豪放词中出现大量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之作的思想基础。对这类词,我们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因为在此类作品中,儒、道、释三者,消极出世和积极用世,超脱与执着,颓唐与乐观,冷漠与热情,常是复杂地交织融合,既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统一的。试读其名篇《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面对一轮团@⑸明月,诗人浮想联翩。从把酒问月而幻想“乘风归去”——摆脱这恼人的尘世,追求那美好却又飘渺的精神超脱。但他又有清醒、现实的一面,认识到高处清寒,不若人间温暖。于是他高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既脚踏人间泥土,又带出一种飘飘欲仙的风韵。这便是活脱的苏轼!手足阔别,中秋思亲,难免使人感伤。但苏轼却能以理遣情:人之有悲欢离合,犹如月之有阴晴圆缺,此宇宙、人生之常理,自古而然,非自我始。以达观者观之,则人生无限美好,只要彼此健康长驻,即便远隔天涯,仍可藉明月而互寄遥思之情。愿普天下今夕对月“无眠”之人都得到宽慰,都美好地生活下去吧!咏物抒情,如此水乳交融,人间天上、理智感情的矛盾和统一,被渲染得如此诗意盎然而又乐观开朗,词人的独特个性,得到如此生动鲜明的表现,通篇雄放清旷,正是苏轼这类词的独到成功之处。
“乌台诗案”以后,苏轼思想中固有的佛老意识也随之有所发展,因而在词作中也就益发向往超逸清空的境界,以求自我精神解脱。如同是中秋抒怀,其谪居黄州时写的《念奴娇·中秋》便与“丙辰中秋词”有异。上片“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飞鸾来去,人在清凉国”,纯属一派虚幻空灵之境。下片写他月下的狂歌、豪饮、醉舞,写他“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羽化而登仙”的形象。
随着黄州之贬、而后一再远贬惠州而儋州。但他却没有在精神上一击即溃,而是人也不改其乐,词也不易其风。他的《定**》词,借他人之事,抒自身之情。其下片云: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爽朗的微笑驱散了岭南的瘴气,豁达的胸襟迎来了心中的故乡。简直不以贬谪为苦,反以“远游”为乐了。此种境界和风格,在词坛上是前无古人的。
咏恨山怨水、惨红愁绿之景,抒生离死别、伤春悲秋之情,向被视作词中的“当行本色”,然这类传统篇章,毕竟境界狭小,风格靡弱,不能敞人胸怀,给人以健康的美感。苏轼的咏景之作,大多能别开生面,自成境界,如:
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念奴娇》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水调歌头》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
——《满江红》
小舟横截大江,卧看翠壁红楼起。
——《水龙吟》或雄山奇水,穿空裂岸,撼人心魄;正明净倒影,却骤然浪起舟舞;或江水滔滔西来,翻滚着阵阵乡情;时而又梦渡春江,回望云间翠壁,都能表现出苏词不同于晏欧柳秦的独到风格:坦荡的胸怀,阔大的境界,鲜明的色彩,奇思妙想而又势豪气壮,给人以一种健康明朗的美的艺术享受。
苏轼咏景词不仅以雄奇阔大见称,尤喜陶情山水,表现出对自然美的强烈追求,进而造就一种忘我自乐的艺术佳境。试读其《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一派皎洁月色,空灵晶莹,实“非尘世”之景。词人酒醉,乘月夜行。马惜障泥而骄,人爱芳草欲眠,已微露怡情山水,乐而忘返之旨。下片更是妙思横溢,奇笔生春。白璧美玉喻月光水色,已觉新鲜,用“踏碎”坐实,尤为奇特,因不忍搅乱“一溪风月”,竟不教马踏“琼瑶”,对月下美景真是到了酷爱的程度,以致终于醉卧桥头,直待杜宇啼晓了。——这样,苏轼就为宋代咏景词开出了一条新路。
苏词豪放而清旷的独到风格,有时在一些平凡的生活小事上也表现得相当出色,能出前人难具之情,步前人未到之境:如其《定**》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又有小序云:“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中途遇雨,本系寻常细事,词人偏能就此写出不寻常的生活情操和人生哲理。风狂雨骤,众皆狼狈,唯独词人“吟啸徐行”,表现出一种泰然自若、悠闲潇洒的风度。人生风雨无常,政治风云尤难逆料,但作者却豪迈地宣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展示出他坚持操守的崛强品格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旷达情怀。读此,顿觉一股豪气迎面扑来,使人心胸为之一舒。下片先写自己对“春风”和“斜阳”的亲身感受——冷暖莫辨,喻理于景,为下文张本。结拍转出主旨:“也无风雨也无晴。”以晴雨喻忧乐:自然界既无风雨冷暖可言,则人世间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沉浮忧乐?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这种忧乐两忘的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诗人晚年远贬海南时,作《独觉》诗结云:“@⑹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足见他对这种境界的酷爱之情。
虽然,读苏轼豪放词,我们对其骨子里的人生如梦、超尘遁世、虚无缥缈的哲理思想,应有足够的戒心和清醒的认识,但总起来说,苏词感情之坦率真切,个性之鲜明活脱,胸怀之旷达开朗,运笔之挥洒自如,词风之豪纵飘逸,确能开人心胸,新人耳目,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巨大作用。
(四)晚唐五代词,较少咏物,而《东坡乐府》中的咏物词,无论数量之多,咏物面之广,都是空前的。苏轼对咏物词的开拓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荷花媚》)。不妨认为这是苏轼对咏物词的一项艺术要求,即无论咏什么,务必写出它们各自的独特风貌。这个“风流标格”,不仅指形态,更指精神。其《定**·咏梅》,即可谓以神取胜之作: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⑾石曼卿有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句,苏轼以为皮相,故言“诗老不知梅格在”。苏轼在这首词中,不仅自出新意,以传神之笔写出了红梅独特的“风流标格”,而且生动地展示了作者高洁不阿的品格。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其所以“偶作小红桃杏色”,是因为“自怜冰脸不时宜”。尽管如此,她那种不随时物的“闲雅”之态,“孤瘦雪霜姿”的本质,却绝不可变。这才是真正的“梅格”!也正是“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那种不随波逐流、坚持高风亮节的“人格”的自我写照。刘熙载慧眼独具地指出:“‘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⑿
第二,运用拟人化手法,充分展开想象,对所咏事物从形到神作多层次的描绘,如其被许为咏物“最工”⒀的《水龙吟·杨花》: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此词遗貌取神,“和韵而似原唱”⒁,说明词人才力过人。“似花还似非花”,起句便自高妙无比,奠定一篇咏物宗旨:“似花”,“非花”,两者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唯其即,方能使种种比兴,不离本体,有迹可求;唯其离,方充分展开想象,而不失之呆滞。以下写杨花离枝坠地,犹如思妇被弃,貌似“无情”,实是“有思”。而思妇的柔肠百转、娇眼困酣,恰犹如柳枝的细软婉曲,柳叶的飞坠无定。“梦随”三句化用唐诗《春愁》入词,杨花随风飘舞,起落往返;思妇离魂寻郎,飞越万里,莺呼梦回,既摄杨花之魂,又摄思妇之神。相形之下,原作名句“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就不免黯然失色了。下片,作者另辟蹊径,想象越发奇妙。词以落红陪衬,写出春事已尽,却又一往情深,从“晓来雨过”着笔,去追踪杨花的最终归宿。不想唯见池萍零乱,三分春色,委身黄土,付于流水,了无踪迹。至此,思妇的惜春、恨春之情,连同“美人迟暮”之感,就被发掘得淋漓尽致了。结句画龙点睛,遥应首句,说明花人合一的题旨,于舒卷自如中,亦见严密之章法。咏物至此,可谓神化之工。
第三,“词源于诗,虽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⒂一般说,北宋咏物词重在自然明快和涵浑的意境,不甚寄托。南宋兴咏物词,重在字句的工巧和典故的运用,尤重寄托。苏轼的《卜算子》咏雁,既体现了北宋咏物词的艺术风格,又开南宋咏物寄托的先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上片写鸿见人。“幽人独往来”,是实写,但亦如飞舞于月空的缥缈孤鸿,此实中有虚。“缥缈孤鸿影”,是虚写,但亦如静夜徘徊于小院的幽人,则虚中见实。总之,虚实映衬,人鸿合一。换头专就鸿写,但仍语语双关,由鸿见人。其间孤鸿的形象从行动上的惊起回首、拣尽寒枝、终栖沙洲,到心灵上的有恨无诉、自甘冷寞,形神十分鲜明丰满。此词有所寄托,古今公认,但对所寓内涵,说法不一⒃。其实,词作反映的是作者贬黄时期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词人月夜难寐,独步静院,偶见孤鸿掠影,一时景与情会,遂将无限眷恋、哀怨、幽愤之情,清高自守,自甘寂寞之志,尽借孤鸿形象倾吐而出。全词情与景、人和物高度融合,自然涵浑,已达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艺术胜境⒄。
总之,苏词在思想上艺术上虽不无缺陷,但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之功却是空前的,影响所及也是深远的。以后,辛弃疾承流接晌,而又别开新境,将宋词艺术推向又一新的高峰,固赖时代及个人因素,但推本溯源,实亦得力于苏轼。注:
⑴按朱qiáng@⑺村《东坡乐府》编年,首篇《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作于熙宁五年正月,则苏轼已三十七岁,诗文早负盛名。
⑵叶梦得《避暑录话》
⑶⑿均见刘熙载《艺概》
⑷见《齐鲁学刊》80年第一期
⑸苏轼又有《浣溪沙》云:“惭愧今年二麦丰,千歧细浪舞晴空”,亦见词人欢庆丰收之情。
⑹张炎《词源》
⑺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⑻苏轼《答谢民师书》
⑼陈师道《后山诗话》
⑽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⑾苏轼又有《红梅》诗,主旨与此相同。
⒀⒁王国维《人间词话》
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
⒃或附会男女情事,见龙辅《女红余志》;或主《考pán@⑻》说,见《类编草堂诗余》引@⑼阳居士语,但失之逐句索隐。
⒄参见周济《宋四家词选》和《介存斋论词杂著》
【外字】@⑴原字为山右加献
@⑵原字为红繁体字的左半部右加操右半部
@⑶原字为女右加蝶右半部
@⑷原字为社左半部右加右
@⑸原字为口里加栾
@⑹原字为修的右下半部改为羽
@⑺原字为 强字的繁体字
@⑻原字为般下加木
@⑼原字为鱼的繁体字右加同
原载:《文史哲》198304
第三篇:论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000年6月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2000年
6月6日《人民日报》。)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毛泽东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毛泽东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
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出来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2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及其运用于实践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的情况下,毛泽东甚至受到批评和排挤。但是,一旦从曲折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时,其创新精神的价值立即成为党内接受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思想指导的重要标准。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也明确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19、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价值,如他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就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其次,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来看,创新是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理论时突出强调的原则。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特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3篇文章,最先触及到中国革命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开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29年底,他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国情,“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强调要创新。经过30年代初与王明“左”左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创新意识更加明确。1938年10月,他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正是有着这种创新精神才使他能够完整地、系统地确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后,从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内容来看,其中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都体现了创新精神。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毛泽东不顾别人的讥讽嘲笑,也不怕遭排挤打击,坚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策略等许多方面,形成了新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如关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结论、中国武装斗争必须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观点、关于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结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体领导民主革命责任的见解、关于农民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的观点、关于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关于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建设构想、关于创造条件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以及建国后如何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毛泽东立足于创新的结果,它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结论、新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三、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饮食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多层面的组成部分。而贯穿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三个方面确实透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深刻领会和把握。然而,领会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绝不可忽略创新精神的地位。从相互关系分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表现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相关联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对立面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拘泥于书本现成结论;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凭固定经验办事。两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却有着不思创造,死守陈规的共同特点,因而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的,同样也是与创新精神相矛盾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实事求是,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去寻求新答案,创新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最终体现。另一方面,创新的涵义决定了凡事都不能囿于旧的规范,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不以事实为依据,脱离实际的创新不是创新。毛泽东倡导创新思想,非常重视它与实事求是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创新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创新。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创新与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都有着内在关系。
群众路线问题是党的根本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优良传统。而要坚持群众路线,也有一个发扬创新精神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创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人民群众也总是日益增长新的要求,因此,坚持群众路线自然不能离开创新。第二,创新必须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最富有创造力的是人民群众。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本身就是体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同样闪现着其创新精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就以创新的精神来认识人民群众。1927年国内掀起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有些人吓坏了,而毛泽东却以赞赏的眼光,对农民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与责怪或谩骂农民运动的人相反,毛泽东将许多农民的举动都看作群众的创造,一一列举而拍手称快。在以后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人民群众寻找智慧。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劳动的互相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立即给予赞扬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军事作战的战术,不少也是在总结群众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往往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然后再由党推广普及并取得成效的。毛泽东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中有很多“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毛泽东那里也是其本人创新思想的表现。
独立自主在毛泽东思想中,既是一种对外的政策原则,更是一种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的基本涵义就是不信邪、不怕压、不盲目迷信、不依靠拐杖,走自己的路。这样一层基本涵义的后面显然直接就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独立自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看,独立自主问题面临着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第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转换直接受俄国的影响,俄国模式的示范作用非常大,这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带来很大的难度。第二,较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存在着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使党很难放开手脚行使独立决策的权力。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被中国人认同以后,容易被教条主义地当作圣经而古板恪守,加重党的思想束缚。这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很长时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中国革命能不能,或者说应该不应该走自己的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说明了不思创造,按常规思维办事,用现成结论和既定模式搞中国革命的现象,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毛泽东是党内比较早地认识到独立自主重要性的代表。1930年他就初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其实就是针对当时党内已经浒的教条主义而讲的。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讲独立自主问题主要是两个重点。一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帝国主义;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地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两个重点突出的都是创新。第一个重点,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个重点,毛泽东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是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他特别强调必须发扬创新精神。毛泽东在总结我国50年代的历史经验时,一方面肯定了成绩,另一方面也坦率地承认党在经济建设方面,“自己的创造性很少”,他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照抄苏联“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独立自主与创新是融合在一起的。不去创新,独立自主就无从谈起;缺乏独立自主,也就不可能去创新。
由此看来,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体现毛泽东思想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毛泽东思想中包括多个方面。本文认为,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表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又一个主要方面。
第四篇:论三个代表在理论上的创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结课论文
论三个代表在理论上的创新
一、“三个代表”思想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重要的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上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时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它新就新在适应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的客观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全方位地联系起来,引入到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的表述中来,这就赋予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以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体现了党的根本性质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统一、完成根本任务与实践根本宗旨的辩证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行动纲领。
2000年春天,江泽民同志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三个代表”这个新理念,2001年的“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发,它的科学内涵、立论依据、基本要求、体现途径、以及相互关系等都得到了明确。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一个执政党建设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极为简练、易懂、好记的语言,勾划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形象,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伟大宣言。通过“三个代表”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党,一个充满改革精神的党,一个充满希望的党。邓小平当年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国之本,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立党之本。有了立党、立国这两个根本,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在于其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科学品格。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实践。人民群众也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翔于实践,也归结于实践,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它是马克思主义规律性的再认识,指导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活动,为新时期检验我们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提供了最科学的衡量标准,显示了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崇高科学品格。
“三个代表”的创新到底源于什么样的实践呢?主要有两点。首先,来源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即置身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状态中去思考,以一种生于忧患、不负使命的伟大襟怀关切党的生死存亡,获取历史的灵感和启迪,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党从一个在欧洲上空徘徊的“幽灵”,变为植根于世界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偶像”,走过了150多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迎来赤旗的曙光开始,社会主义阵营空前活跃和壮大;至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厦訇然坍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急转直下,似乎已成“末日之夕阳”。中国共产党亲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涨潮落,1 /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结课论文
经历了革命的血雨腥风,经受了执政的严峻考验。80年洗礼,锤炼成了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思想和理论创新精神。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从一个理论的新视角来定义党、规范党、建设党,是“三个代表”的理论创举之一。
“三个代表”的创新高于实践,是指“三个代表”不只是对实践的理性认识和科学归纳,还是伟大实践的新开端、新起点、新要求,指导着社会在实践中发展,指导着政党在实践中前进。在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实践;同样,有什么样的实践,必然体现在一定认识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高于实践的实质,就是要使一切实践都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行,具体地讲,就是要全面把握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要管党的原则,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努力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是江泽民关于创新思想和实践的成功范例,也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并将其贯彻落实好,我们的党和国家就大有希望,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续写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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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先进班集体申报材料:开拓 创新与时 俱进
先进班集体申报材料:开拓 创新 与时 俱进
2010级计算机应用与维护(1)班是x职业技术学院面向高中招生的班级。入校两年来,在校、系领导的关心和辅导员及班两委的带领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的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 “八荣八耻”为做人原则,以“高素质,严要求,创建文明班级”为总体要求,与时俱进,积极进取,在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系领导、任课老师的一致好评。在积极提高思想素质的同时,刻苦学习各专业知识,注重兴趣爱好的培养,发挥特长,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形成了一个勤学求实、团结向上的班集体。
一、思想进步 连创佳绩
该班同学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努力沿着“三个代表”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该班同学都能够严格遵守《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手册》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思想积极要求进步。该班全体同学均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其中18人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6人被计算机系党支部列为近期发展对象。在系党支部的号召下,同学们认真学习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八荣八耻”,认真学习每年的“两会”精神,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提高理论水平的同时同学们还积极参与到实际行动当中,先后组织、参与活动如下: 1、2010-2011学年,该班同学代表系参加新生军训会操表演,并荣获三等奖。
2、该班同学积极参与系迎新生联欢晚会,并组织了晚会尾声的大合唱,效果良好。3、2010-2012,该班同学积极参与了学校号召的各种捐款活动和有意义活动,受到系团委的表彰。
4、在多次献血活动中,该班同学踊跃报名,充分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良好风范。
5、该班入校两年来,两次自行组织清明节闽西革命烈士陵园扫墓活动,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自觉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6、该班同学多次在校、系级黑板报、手抄报比赛中获奖。
7、该班男女生宿舍在校级宿舍文明评比中多次获的“星级文明宿舍”的称号。
8、该班的元玉婷、郑春蕊、卢庆伟等同学以突出的表现,在2010-2011学年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工作积极分子”等称号。
9、该班同学多次参加系里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并且表现突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该班同学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二、学风优良 硕果累累
作为学生,学习始终是主要的任务。目前,该班有一批同学在准备考本科,这让该班始终沉浸在浓浓的学习气氛中。良好的学习气氛、井然的课堂秩序多次受到老师的好评。该班同学也很注重实践方面的锻炼,在辅导员的指导及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入校以来该班取得的成果如下:
1、在2010~2011学年及2011~2012上学期,该班的补考率分别为7.8%和7.6%、7.4%,补考率是全系班级中最低的。
2、为了提高动手技能,该班有多位同学利用假期时间到各地的电脑公司、电子厂实践,这些同学很快成为了班上、系里的技术骨干。
3、该班有多位同学参加校内英语演讲比赛,并取得不错的成绩。
4、该班有多位同学及学生干部经常在闽院青年、系刊《E苑》发表文章。
5、在班两委的组织下,该班多名同学多次在校内开展“电脑义诊”活动,免费为大家服务。既得到了锻炼又帮助了大家,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6、在辅导员及班两委的带领下,该班同学经常前往龙岩各大电脑城参观,让同学们对计算机的配置、计算机组装生产流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参观见习后还组织了专门的学习研讨会。
7、该班多次参加系内班刊、手抄报、黑板报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8、在系“迎新生晚会”中,该班同学积极参与节目的制作,并参与节目的表演,为晚会更增添了一份魅力。
9、在2011年“4.22”地球日中,该班同学在班两委的带领下,到各社区组织做卫生。
10、该班提出了“加强沟通、增进了解、团结互助、携手共进”的奋斗目标,并在网上建立同学录,为他们之间的沟通、了解扩展了空间。
在领导的勉励下,该班同学奋发图强,学习氛围更加浓厚,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同学们的努力和老师的教导,更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关心。坚信该班同学一定能够再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三、注重素质 全面发展
该班不仅在学习,思想上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在课外实践活动中也有喜人的成绩。该班共有4人(全班共有24人)担任校、系两级主要的学生干部,他们积极配合学校开展每一项活动,为我校、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该班辅导员刘老师工作认真、负责、每个星期定期召开班会,加强引导布置工作。刘老师不仅关心同学们的学习生活,还定期下宿舍了解情况,解决学生的问题。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在她的关心下,该班同学到目前为止,没有一起违纪事情。该班同学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全班同学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在2010~2011学年的舍标设计大赛中,该班有一个宿舍取得了第二名。
2、在第二、第三届校运动会中,该班同学陈茂培、李俊杰等同学在多个项目中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3、在2011~2012上学期该班参加了系“班班篮球友谊赛”,取得了第一名。
4、在2011~2012下学期该班参加了系“班班男女混合排球赛”中,该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5、在2010~2011下学期该班多个同学参加了校篮球比赛取得了第一名。
6、在辅导员和班两委的指导下,我班多个同学参加了我院的歌咏比赛获得三等奖。
7、在该班两委的组织下,举行了班级棋类、篮球友谊赛,同学们积极参与,进一步促进了同学们之间的团结。
8、在2010系班班辩论赛中取得第三名的佳绩。
9、在征集校辩论赛辩题活动中,该班的同学积极参与,并取得优异的成绩。
10、该班同学陈茂培在第十三届省大学生运动会200m蛙泳比赛中获得第六名。在第四届“标致”杯游泳比赛中分别获得男子100m、200m冠军。
11、该班同学们积极参加秘书学培训、公文写作、公务员基本知识培训等、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该班班干部能积极出色地完成校、系下达的各项任务,创新性地开展各项有益活动。如爱心捐款活动、兴趣小组、文体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同学们更加关心集体,热爱集体,增强了集体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