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和阶级斗争基础知识讲话第四讲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一篇：阶级和阶级斗争基础知识讲话第四讲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和阶级斗争基础知识讲话第四讲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

和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我们党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所作的最深刻的分析，是我们正确认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指针。

一、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它既不同于历来的阶级社会，也不同于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务澈底完成后，紧接着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在全行业范围内实现了公私合营，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也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取得了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接着，在1957年，经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又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取得这一系列的胜利后，我国国内的阶级状况如何呢？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

有人会问：既然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那么，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阶级当然也就被消灭了。我国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早就被没收了；资本家在他们的企业公私合营后，也不再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很多资本家都已成为企业的职员；农民已经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成员，和工人阶级基本上没有区别了。怎么能说今天我国还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呢？

这是因为，阶级的划分固然是根据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但是，消灭阶级的概念要比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概念广泛得多。一个阶级的存在，不仅有它的经济基础，而且还有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一整套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等。这些上层建筑形成后，对经济基础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一个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是不会随着它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立刻自行消失，也不能用暴力加以消灭，而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一个阶级丧失了它的经济基础，即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了，这对于消灭这个阶级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只要这个阶级的成员还没有改造好，只要这个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还存在，就不能说这个阶级已经被彻底消灭了。它还是作为社会上的一种政治力量而存在着。

我国的地主、富农，买办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反动派，是早己被打垮了。但是，目前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其他残余反革命分子。他们是作为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而存在着。他们还不断散布反动的政治观点，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地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一反动的社会力量，以及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已经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目前他们还拿定息。从经济上看，资产阶级也仍然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着，和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更主要的是它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等等，在我国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解放以来，我国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这个改造还远没有完成。他们政治上的两面性还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旧制度、旧生活还很留恋，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不坚定的。当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中间总是有一部分人会有不同程度的动摇，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还是深刻的。

广大农民在党的不断教育和引导下，和工人阶级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集体经济的成员。但是，他们还是集体所有制的成员，他们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保守狭隘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特别是他们的富裕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因此，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差别和矛盾还会长期存在着。

由此可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我国十三年来国内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还在继续说明这一点。谁看不清这个事实，谁就要迷失政治方向。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成 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就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成共产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反抗。他们总是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行动。这个斗争是极为尖锐的，如果无产阶级不继续战胜资产阶级，就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就会丧失社会主义成果，使资本主义复辟。

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必须和广大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无产阶级在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必须和他们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农民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

无产阶级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同时，还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是资产阶级进行复辟活动的武器，而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是促进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力的武器。因此，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方面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乃是过渡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革命胜利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资产阶级则不断对无产阶级进行反限制、反改造的斗争。早在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冬，正当党和国家大力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利用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长期恶性的通货膨胀，进行操纵市场、囤积物质、投机倒把等活动，向无产阶级发起了第一次进攻。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对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给予严重的打击，把资产阶级的进攻打退下去。此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资产阶级这时又得意忘形了。他们利用他们在轻工业生产和商业方面的经济力量，利用土地改革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和抗美援朝中需要大量工业品的时期，用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建设、市场管理和金融物价的稳定，企图摆脱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和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不得不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1952年初发动了一次五反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五反斗争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教育了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加速了，到1956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就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像“五反斗争”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限制、反限制，改造、反改造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一系列的斗争，都是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农村中，党在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就通过互助组的形式，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1953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合作化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56年就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合作化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农村中的富农分子和已被打倒的地主阶级极力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破坏合作化。而一部分富裕中农，也对统购统销政策、对合作化运动抱着消极抵触情绪。他们中间有少部分人相当顽固地拒绝走集体经济道路，囤积粮食不卖给国家，甚至还想雇工剥削，从事投机活动，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因此，在合作化道路上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战胜城乡资产阶级，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斗争。

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生产资料支配权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否因此而熄灭了呢？没有。资产阶级并不因此而心悦诚服地服从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了。特别是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依仗自己的知识，依仗他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决心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较量一番。因此，在1957年夏天，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我们党整风的机会，发动了猖狂进攻，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我国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在他们进攻的影响下，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也乘机而起，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部分富裕中农也大叫合作化搞糟了，闹着要退社。在这种形势下，党便领导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并在劳动人民中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次斗争深刻地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都已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这几年里，由于我国建设事业上有了暂时的困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度发动了进攻，攻击三面红旗；国内各种残余的反动分子也蠢蠢欲动；小部分富裕农民和小商小贩想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而

资产阶级由于条件限制，难于回头去搞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在思想感情上是同情和支持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他们中有些人还从事投机捣把和各种经营的活动。由此可见，在过渡时期，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就是环绕这个主要矛盾而展开的。

为什么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呢？这是因为阶级的存在还是一个长时期的事情。我们知道，所谓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不仅要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还要消灭工农的阶级差别，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就是说，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阶级和阶级斗争才能消灭。

在我国，资产阶级的剥削根子还未最后清除，从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在社会上的影响，则是要经过更长期的斗争。正如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列宁全集，28卷，53页）而对于人们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的改变，又不能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和压服的办法，而必须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进行长期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会相当长时期地存在着。

同样，改造农民也是个长期任务。农民的小生产者的心理状态和习惯势力在他们走上集体化道路后。会长久地存在，不断地发生影响，表现出种种自私自利和保守因循的弊病。我国原是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因此改造农民的任务也就特别繁重。

为什么说阶级斗争又是复杂的呢？这是因为在过渡时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中，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既有经济上的斗争，又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斗争；有公开反对甚至武装叛乱，而更多的则是采取隐蔽的手法。这些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同形式的斗争，常常混合交织在一起，使斗争呈现为非常错综复杂。不仅如此，在今天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往往是和国际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而国内被打倒的反动派和其他剥削阶级，总是想取得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当国际阶级斗争尖锐时候，常常会引起国内一部分人动摇不定；而国内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国际反动势力总是想乘机而入。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就会使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更加复杂化起来。例如，我们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但是，他们的进攻，却又是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这就和人民内部存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斗争复杂化了。又如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劳动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这些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背后，又往往有地主和富农的支持，他们借机来反对合作化，反对社会主义。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产生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形成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斗争。这种国内国外各种矛盾混杂在一起的情况，要求我们更加细致地慎重地加以区别和处理。

为什么说阶级斗争又是曲折的呢？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于自已的失败的，他们会因自已的被打倒而十倍、百倍地疯狂起来，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手段，流血的或者“和平”的方式来实行资产阶级复辟。即使他们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打击，他们还会不断地积聚力量，伺机反扑。在没有被彻底消灭以前，他们是决不罢休的。因此，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曲折性，首先表现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还可能出现资产阶级的复辟。其次，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曲折性，还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势常常是高一阵、低一阵，呈现时起时伏的波浪式。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坚持革命的立场，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复辟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这种一高一低、时起时伏的阶级斗争形势，在过渡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四、两类矛盾，两种方法

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虽然是极为复杂的，但归结起来可以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我们应该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和处理对敌我矛盾，就要采取专政的方法处理，不让敌对分子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采用民主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说服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矛盾。

在我国，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人民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他们必须采用专政的手段，镇压他们对革命的反抗，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说来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因此，对于他们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而是采用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属于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在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和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这是两条道路性质的矛盾。但是这仍属于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农民同工人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用说服的示范的方法，能够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必须认真细致地区分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并且正确地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既不要把敌我性质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又不要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孤立和打击少数的反动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

第二篇：家族和阶级——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

中山大学法学院02级4班 蔡惠燕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中国古代法律也不例外。它与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维护当时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社会结构，竭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瞿同祖先生在其大作《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详细地阐述了产生这一法律的社会背景，研究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揭示了法律的意义和作用。通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脉络，了解其演变的规律和不同阶段的基本特色，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深入了解其实质。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国历代法制都明确限定了人们在社会以及家族内的身份等级，并且无论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诸多方面都与这种身份等级密切相关。瞿先生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了家族、婚姻和社会阶级，揭示了其和法律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突出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看到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轨迹，了解了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明白了当代中国某些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缘由……

与欧洲社会早期国家产生不同，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的联系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愈加紧密，宗族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稳固宗族关系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西周时期就确定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血缘关系网并根据了尊卑、亲疏、远近程度不同，确定了“五服”制度，因此丧服不仅是简单的服丧衣饰，更主要是确定亲属之间关系和等级的标志。中国家族主义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其父权本位上。“父为子纲”，父对子孙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对子孙有支配和惩罚的权力，不仅对子孙的日常生活加以严格限制（如婚姻等大事也要由父所决定），甚至对子孙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法律对此种行为一般都会网开一面，从轻甚至不用追究责任。子孙对父母要绝对服从，不许忤逆、违背父母，不然会被法律、社会当成罪人。“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五刑之属三千，最莫大于不孝”，对于父母等至亲尊长的不孝行为，历来被当作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都要对其加以严厉惩罚，隋朝确立的“十恶”中有一类是被认为严重侵犯家长权的，如恶逆、不孝、不睦、不义（部分），内乱等，这些罪行都要受到严厉打击，一律不得被普通的大赦所赦免，所谓“常赦所不原”。而且贵族官员犯有这些罪行，也不得援引八议、收赎之类的特权来逃避刑罚，从中可以看出父的绝对权威。“为亲者讳”，儒家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不应互相告发，这才算“直”，这种“直”当然是超乎法律之上，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原则为准绳的。不过，在法律上，父告子是可以从轻甚至不用承担责任的，而子一般是不能告父的，不然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所告是实情，也要接受惩罚。……讲到家族，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婚姻，因为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婚礼者，礼之本也。”而婚姻的目的则被认为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主要是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基于血缘、等级和特殊事件等设定了许多限制，如同姓不婚等，婚姻的缔结一般都要经过繁缛的程序。“夫为妻纲”，夫就如同是妻的家长，对其行为负责，要求妻对夫百依百从，决不能有半点怠慢，夫也可以纳妾，甚至可以以“七出”单方面解除婚姻，休弃妻子（虽然有“三不去”对夫单方面休妻的限制，但是夫休妻的权利还是很大）。妻对夫的殴打等侵害行为，只能默默忍受，不能付诸诉讼，更不能加以反抗，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侵害严重甚至造成死亡等，夫也会照凡人有所减罪；而妻对夫的侵害行为却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妾则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总之，妻妾对夫要绝对服从，勤恳祭祀祖先，延续后代，才可以免遭被休弃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健全，父子、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了一步一步的改变，当代社会不会再强调父权、夫权的绝对权威，也不会在法律里规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夫妻更多是平等、互相扶助。但是，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在当代还是有一定影响。在许多农村，重男轻女、暴力干涉婚姻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痕迹。为此，有关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条文，以次来削弱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势力。

欧洲社会早期国家权力的形成主要是循着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中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政治性的集权方式得以形成的，所以统治阶级更加注重王权的巩固，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儒家便是维护这一制度的“忠实奴仆”，儒家向往礼制，“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荀子说得更明白：“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荀子•礼论》），礼成为早期国家划分并确定社会成员尊卑贵贱地位及其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依据。“序上下，正人道也”（《白虎通德论》卷一，《礼乐》）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一切重要领域建构了一套贵贱有等、上下有序，极具严肃性和威严性的规范体系。统治者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天子、诸侯、各级贵族、平民以至贱民等阶级，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有不同的地位，各异的权利义务，权利从天子递减，义务则是从天子递增，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不同等级的人应遵循不同的生活方式规定，服装、饮食、房舍、舆马等都有严格的限制，“见其物而知贵贱。”（《新书》卷一，《服疑》。君主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高地位，对臣民拥有根本性权威，“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利是毋庸质疑的。臣民对君主要绝对服从，任何时候都要为君主着想，不得侵犯君主的权威，否则会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逃不了严厉的刑罚。地位高的阶级一般都能享受特权（如“八议”制度等），而且能支配、统治地位低的阶级，对地位低的阶级的侵害行为一般也能较凡人减等，而且可以以赎官法、官当法等逃避法律的惩罚，而地位低的阶级承担了大量的义务，对地位高的阶级惟命是从，不得侵害他们的权利，不然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严刑竣法。不同阶级一般也不允许通婚，所谓“门当户对”是基本准则，特别是地位高的女方不得嫁给地位低的男方，不然会受到社会的唾弃。等级一般是世袭的，特权阶级永远是特权阶级，而贱民阶级只能世世代代做牛做马，不可能成为特权阶级,而且，不同种族中也有不平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异常显著，人民都被划分为层次井然的阶级，无论政治、法律及社会各种待遇都依其顺序而定其高低……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法律得到了健全和完善，许多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都已剔除，法律向着平等、公平的方向发展，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阶级观念还是在不少人心目中存在，有些官员自以为是特权阶级，整天鱼肉百姓，凌驾于百姓之上，而且官官相卫，形成了新时期的官僚集团，而百姓竟以为自己是弱者，不敢加以反抗，更不用说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世袭制”也没有完全消失，市长的儿子再差也能当个官，而百姓想当官却要费劲周折，这样，真正的英雄只能无用武之地。悲哀！法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平之如水”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执法过程中和社会活动中都要剔除阶级观念，真正做到法律、社会面前人人平等，给以公平的机会，则真正的平等指日可待。

儒家成功地将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统一起来，在儒家心目中，家族和社会身份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建立了以“亲亲”、“尊尊”为中心的不平等但有序列的社会格局，强调了君父的绝对权威，构建了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这种格局维系了几千年，成为各个朝代的社会基础。直到现在，我们似乎还可以窥见其痕迹，国人的家国观念还是很浓重，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法律反映着社会，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可以说，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脚步是一致的。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法律史，便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家族和阶级——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第2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三篇：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

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2、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

本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两项举措：

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现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抵抗能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经历了“和好”到再对抗，最后完全投降的过程。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都做出了反应。广大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前赴后继，奋起抵抗。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涌现出不少的民族英雄。为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推行洋务运动。19世纪末，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学习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推动维新思潮发展为爱国救亡运动。此时，光绪帝出于夺取最高权力和不作“亡国之君”的意图，启用维新派实行变法。“百日维新”刚结束，作为民族矛盾总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揭开了序幕。“扶清灭洋”的口号，既集中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阶级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采取先“抚”后“剿”，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以上事实从不同角度说明，在第二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确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侵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清政府的对策和人民的探索、抗争，诸种因素合力的结局。

3、第三阶段（20世纪初到1919年）

本阶段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

《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依靠帝国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洋人朝廷”；而帝国主义也调整了侵略政策，“以华治华”，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军事侵略转变为较“温和”、隐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侵略。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如海关、常关和盐税），都成了赔款的担保，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因此，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就使得人民大众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导地位。这种高涨的反清情绪，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台。20世纪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随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己任。同盟会一方面开展与保皇派的论战，一方面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为应付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结果适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基础，引发了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此时，立宪派在四川组织保路运动。革命派利用保路运动创造的有利时期，发动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成功，成为向清朝封建统治总攻击的突破口。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以上事实告诉我们：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政府的对立和抗争上。

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的官僚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贵族的专制统治。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的统治暗无天日，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专制独裁，人民怨声载道。帝国主义又先后以袁世凯、段祺瑞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斗争的焦点是共和与反共和、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继续较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则是稍后的新文化运动。

（二）近代后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从1919年5月至1923年底），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运动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纲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慑于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声威和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沿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的。这样，中国又回到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简言之，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身上，而帝国主义则是它的总后台，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北伐战争时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现为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制。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军阀混战继续扩大，战火弥漫全国大多数省份。“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勃然兴起。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针对社会问题明确提出：对内要打倒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战争，同样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为目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三·一八”惨案，表明段祺瑞执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镇压人民。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个军阀。它的胜利进军，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万县惨案”、“一·三惨案”和“南京惨案”。中国人民给予坚决回击，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可见，在北伐战争时期，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当时在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军队领导权的斗争异常尖锐；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亦十分激烈。但它们受制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次要矛盾。

2、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国共政权对峙的局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继续北伐。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北洋军阀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对外依附于美、英帝国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进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则是这一时期的开始，为创建人民军队、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胜利之路。到1930年夏，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颁布《宪法大纲》维护工农利益。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力量不断壮大。在这个时期，尽管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混战连年；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激烈，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这些都是局部范围内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占主导地位的次要矛盾。

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之机，加快侵华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领导“一二·九”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进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在全国范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西安事变，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下爆发的。它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揭开了国共两党从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这些事实表明，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关系。

3、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在中共的倡导和努力下，工农红军得以改编，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被承认，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为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为巩固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制定了各项政策，顺利渡过难关。如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日的方针，既予以回击，又维护统一战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政权的生死存亡，国民政府才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抗战，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先后组织了四次大会战。也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影响，在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其反共的倾向日益增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和发展，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政治态度的两面性：既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与之关系彻底破裂。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矛盾。

4、在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妄图统治世界。为控制中国，实行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一直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和阶段特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动了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并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二、中国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又产生了无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北洋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在中国从事传教、工商业等活动的外国资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1、农民阶级翻身作主

英国的大炮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侵的决心，太平天国运动把几千年的农民运动推向最高峰，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1930年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1947年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解放区农民翻了身，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

2、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鸦片战争后（40-50年代）外国资本家在五口通商地区经营的船舶修造厂中雇佣的中国工人是最早的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言虽处于胚胎状态，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从表面上看19世纪60年代起在洋务派兴办的军民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在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确近代工业中也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展开了英勇斗争，但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自发性的经济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3、民族资产阶级未完成历史使命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主张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等上历史舞台。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两面性）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而步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政府的赎买政策，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应有的贡献。

4、买办资产阶级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行开始直接雇佣一批中国人为其服务，这些人组成买办阶层。其生存发展完全依附于外国资产阶级，是外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工具。像袁世凯、蒋介石这些大买办还出卖国家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而买办资产阶级又是近代较早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该阶级退出历史舞台。

5、北洋军阀张牙舞爪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是袁世凯以1895年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通过笼络亲信、培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1912年袁世凯建立地主、买办联合政权后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各派军阀为争权夺利不断混战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1928年奉系政府垮台，从而结束了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继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同样给人民带来灾难。

6、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黑暗

1927年蒋介石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独裁、经济上搜刮，对内不断挑起内战，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官僚资产阶级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

7、外国资产阶级得逞一时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开银行办工厂、走私贩毒的同时又设教堂、办报纸进行文化侵略，还藏污纳垢、干涉中国内政，成为生长在中国肌体上的毒瘤。英国等侵略者在“领事裁判权”外衣的庇护下产生了一批“治外法权化”人员。如赫德控制中国海关达48年，各海关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华人雇员触犯法律，在传讯之前要得到洋人税务司的认可，中国海关成为总税务司统辖下的独立王国；洋教势力以暴力和条约为后盾进入中国后，在圣洁面纱的掩盖下一方面开办学校、医院传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霸占民房地产、欺压农商，包揽词讼。为害乡里，还收集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马前卒。随着洋教的传播和教徒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新阶层，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8、地主阶级分化瓦解最后被消灭

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爱国分子，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闭目塞听，要求重新认识世界，去“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以奕忻、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从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和社会新思潮的激荡下康有为等维新派走向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在统治阶级内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斗争说明统治危机的来临；20世纪初年立宪派的主张被清政府愚弄后，内部分化，有的人转向革命，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清政府陷于孤立。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地主阶级销声匿迹。

总之，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各个阶级和各个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相互斗争的历史，其复杂变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商品经济也有一定发展；西方的思想、科技传入的同时，中国的文化、科技也有很大变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被奴役、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第四篇：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

（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

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2、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

本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两项举措：

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

（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现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抵抗能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经历了“和好”到再对抗，最后完全投降的过程。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都做出了反应。广大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前赴后继，奋起抵抗。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涌现出不少的民族英雄。为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推行洋务运动。19世纪末，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学习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推动维新思潮发展为爱国救亡运动。此时，光绪帝出于夺取最高权力和不作“亡国之君”的意图，启用维新派实行变法。“百日维新”刚结束，作为民族矛盾总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揭开了序幕。“扶清灭洋”的口号，既集中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阶级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采取先“抚”后“剿”，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以上事实从不同角度说明，在第二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确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侵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清政府的对策和人民的探索、抗争，诸种因素合力的结局。

3、第三阶段（20世纪初到1919年）

本阶段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

《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依靠帝国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洋人朝廷”；而帝国主义也调整了侵略政策，“以华治华”，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军事侵略转变为较“温和”、隐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侵略。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如海关、常关和盐税），都成了赔款的担保，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因此，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就使得人民大众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导地位。这种高涨的反清情绪，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台。20世纪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随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己任。同盟会一方面开展与保皇派的论战，一方面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为应付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结果适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基础，引发了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此时，立宪派在四川组织保路运动。革命派利用保路运动创造的有利时期，发动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成功，成为向清朝封建统治总攻击的突破口。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以上事实告诉我们：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政府的对立和抗争上。

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的官僚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贵族的专制统治。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的统治暗无天日，对外出卖国家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

（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主权，对内专制独裁，人民怨声载道。帝国主义又先后以袁世凯、段祺瑞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斗争的焦点是共和与反共和、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继续较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则是稍后的新文化运动。

（二）近代后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从1919年5月至1923年底），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运动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纲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慑于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声威和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沿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的。这样，中国又回到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简言之，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身上，而帝国主义则是它的总后台，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北伐战争时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现为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制。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军阀混战继续扩大，战火弥漫全国大多数省份。“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勃然兴起。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针对社会问题明确提出：对内要打倒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战争，同样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为目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三·一八”惨案，表明段祺瑞执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镇压人民。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个军阀。它的胜利进军，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万县惨案”、“一·三惨案”和“南京惨案”。中国人民给予坚决回击，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可见，在北伐战争时期，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当时在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军队领导权的斗争异常尖锐；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亦十分激烈。但它们受制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次要矛盾。

2、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

（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国共政权对峙的局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继续北伐。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北洋军阀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对外依附于美、英帝国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进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则是这一时期的开始，为创建人民军队、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胜利之路。到1930年夏，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颁布《宪法大纲》维护工农利益。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力量不断壮大。在这个时期，尽管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混战连年；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激烈，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这些都是局部范围内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占主导地位的次要矛盾。

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之机，加快侵华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领导“一二·九”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进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在全国范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西安事变，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下爆发的。它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揭开了国共两党从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这些事实表明，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关系。

3、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在中共的倡导和努力下，工农红军得以改编，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被承认，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为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为巩固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制定了各项政策，顺利渡过难关。如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

（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策，既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日的方针，既予以回击，又维护统一战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政权的生死存亡，国民政府才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抗战，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先后组织了四次大会战。也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影响，在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其反共的倾向日益增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和发展，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政治态度的两面性：既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与之关系彻底破裂。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矛盾。

4、在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妄图统治世界。为控制中国，实行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一直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和阶段特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动了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并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二、中国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又产生了无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北洋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在中国从事传教、工商业等活动的外国资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1、农民阶级翻身作主

英国的大炮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侵的决心，太平天国运动把几千年的农民运动推向最高峰，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1930年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1947年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解放区农民翻了身，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

2、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鸦片战争后（40-50年代）外国资本家在五口通商地区经营的船舶修造厂中雇佣的中国工人是最早的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言虽处于胚胎状态，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从表面上看19世纪60年代起在洋务派兴办的军民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在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确近代工业中也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展开了英勇斗争，但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自发性的经济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3、民族资产阶级未完成历史使命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

（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主张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等上历史舞台。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两面性）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而步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政府的赎买政策，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应有的贡献。

4、买办资产阶级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行开始直接雇佣一批中国人为其服务，这些人组成买办阶层。其生存发展完全依附于外国资产阶级，是外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工具。像袁世凯、蒋介石这些大买办还出卖国家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而买办资产阶级又是近代较早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该阶级退出历史舞台。

5、北洋军阀张牙舞爪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是袁世凯以1895年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通过笼络亲信、培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1912年袁世凯建立地主、买办联合政权后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各派军阀为争权夺利不断混战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1928年奉系政府垮台，从而结束了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继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同样给人民带来灾难。

6、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黑暗

1927年蒋介石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独裁、经济上搜刮，对内不断挑起内战，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官僚资产阶级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

7、外国资产阶级得逞一时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开银行办工厂、走私贩毒的同时又设教堂、办报纸进行文化侵略，还藏污纳垢、干涉中国内政，成为生长在中国肌体上的毒瘤。英国等侵略者在“领事裁判权”外衣的庇护下产生了一批“治外法权化”人员。如赫德控制中国海关达48年，各海关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华人雇员触犯法律，在传讯之前要得到洋人税务司的认可，中国海关成为总税务司统辖下的独立王国；洋教势力以暴力和条约为后盾进入中国后，在圣洁面纱的掩盖下一方面开办学校、医院传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霸占民房地产、欺压农商，包揽词讼。为害乡里，还收集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马前卒。随着洋教的传播和教徒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新阶层，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8、地主阶级分化瓦解最后被消灭

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爱国分子，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闭目塞听，要求重新认识世界，去“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以奕忻、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从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和社会新思潮的激荡下康有为等维新派走向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

（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在统治阶级内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斗争说明统治危机的来临；20世纪初年立宪派的主张被清政府愚弄后，内部分化，有的人转向革命，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清政府陷于孤立。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地主阶级销声匿迹。

总之，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各个阶级和各个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相互斗争的历史，其复杂变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商品经济也有一定发展；西方的思想、科技传入的同时，中国的文化、科技也有很大变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被奴役、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第五篇：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历史复习专题总汇1 专题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2、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

本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两项举措：

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现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抵抗能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经历了“和好”到再对抗，最后完全投降的过程。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都作出了反应。广大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前赴后继，奋起抵抗。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涌现出不少的民族英雄。为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推行洋务运动。19世纪末，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学习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推动维新思潮发展为爱国救亡运动。此时，光绪帝出于夺取最高权力和不作“亡国之君”的意图，启用维新派实行变法。“百日维新”刚结束，作为民族矛盾总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揭开了序幕。“扶清灭洋”的口号，既集中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阶级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采取先“抚”后“剿”，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以上事实从不同角度说明，在第二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确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侵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清政府的对策和人民的探索、抗争，诸种因素合力的结局。

3、第三阶段（20世纪初到1919年）

本阶段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

《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依靠帝国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洋人朝廷”；而帝国主义也调整了侵略政策，“以华治华”，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军事侵略转变为较“温和”、隐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侵略。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如海关、常关和盐税），都成了赔款的担保，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因此，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就使得人民大众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导地位。这种高涨的反清情绪，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台。20世纪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随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己任。同盟会一方面开展与保皇派的论战，一方面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为应付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结果适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基础，引发了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此时，立宪派在四川组织保路运动。革命派利用保路运动创造的有利时期，发动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成功，成为向清朝封建统治总攻击的突破口。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以上事实告诉我们：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政府的对立和抗争上。

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的官僚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贵族的专制统治。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的统治暗无天日，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专制独裁，人民怨声载道。帝国主义又先后以袁世凯、段祺瑞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斗争的焦点是共和与反共和、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继续较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则是稍后的新文化运动。

（二）第二阶段

1、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从1919年5月至1923年底），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运动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纲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慑于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声威和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沿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的。这样，中国又回到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简言之，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身上，而帝国主义则是它的总后台，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北伐战争时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现为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制。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军阀混战继续扩大，战火弥漫全国大多数省份。“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勃然兴起。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针对社会问题明确提出：对内要打倒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战争，同样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为目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三•一八”惨案，表明段祺瑞执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镇压人民。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个军阀。它的胜利进军，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万县惨案”、“一•三惨案”和“南京惨案”。中国人民给予坚决回击，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可见，在北伐战争时期，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当时在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军队领导权的斗争异常尖锐；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亦十分激烈。但它们受制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次要矛盾。

2、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国共政权对峙的局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继续北伐。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北洋军阀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对外依附于美、英帝国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进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则是这一时期的开始，为创建人民军队、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胜利之路。到1930年夏，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颁布《宪法大纲》维护工农利益。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力量不断壮大。在这个时期，尽管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混战连年；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激烈，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这些都是局部范围内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占主导地位的次要矛盾。

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之机，加快侵华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领导“一二•九”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进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在全国范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西安事变，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下爆发的。它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揭开了国共两党从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这些事实表明，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关系。

3、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在中共的倡导和努力下，工农红军得以改编，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被承认，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为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为巩固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制定了各项政策，顺利渡过难关。如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日的方针，既予以回击，又维护统一战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政权的生死存亡，国民政府才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抗战，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先后组织了四次大会战。也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影响，在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其反共的倾向日益增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和发展，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政治态度的两面性：既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与之关系彻底破裂。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矛盾。

4、在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妄图统治世界。为控制中国，实行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一直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和阶段特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动了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并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二、中国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又产生了无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北洋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在中国从事传教、工商业等活动的外国资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1、农民阶级翻身作主。

英国的大炮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侵的决心，太平天国运动把几千年的农民运动推向最高峰，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1930年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1947年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解放区农民翻了身，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

2、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鸦片战争后（40-50年代）外国资本家在五口通商地区经营的船舶修造厂中雇佣的中国工人是最早的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言虽处于胚胎状态，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从表面上看19世纪60年代起在洋务派兴办的军民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在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确近代工业中也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展开了英勇斗争，但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自发性的经济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3、民族资产阶级未完成历史使命。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主张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等上历史舞台。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两面性）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而步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政府的赎买政策，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应有的贡献。

4、买办资产阶级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行开始直接雇佣一批中国人为其服务，这些人组成买办阶层。其生存发展完全依附于外国资产阶级，是外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工具。象袁世凯、蒋介石这些大买办还出卖国家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而买办资产阶级又是近代较早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该阶级退出历史舞台。

5、北洋军阀张牙舞爪。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是袁世凯以1895年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通过笼络亲信、培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1912年袁世凯建立地主、买办联合政权后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各派军阀为争权夺利不断混战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1928年奉系政府垮台，从而结束了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继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同样给人民带来灾难。

6、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黑暗。

1927年蒋介石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独裁、经济上搜刮，对内不断挑起内战，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官僚资产阶级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

7、外国资产阶级得逞一时。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开银行办工厂、走私贩毒的同时又设教堂、办报纸进行文化侵略，还藏污纳垢、干涉中国内政，成为生长在中国肌体上的毒瘤。英国等侵略者在“领事裁判权”外衣的庇护下产生了一批“治外法权化”人员。如，赫得控制中国海关达48年，各海关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华人雇员触犯法律，在传讯之前要得到洋人税务司的认可，中国海关成为总税务司统辖下的独立王国；洋教势力以暴力和条约为后盾进入中国后，在圣洁面纱的掩盖下一方面开办学校、医院传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霸占民房地产、欺压农商，包揽词讼。为害乡里，还收集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马前卒。随着洋教的传播和教徒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新阶层，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8、地主阶级分化瓦解最后被消灭。英国侵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爱国分子，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闭目塞听，要求重新认识世界，去“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以奕忻、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从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和社会新思潮的激荡下康有为等维新派走向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在统治阶级内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斗争说明统治危机的来临；20世纪初年立宪派的主张被清政府愚弄后，内部分化，有的人转向革命，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清政府陷于孤立。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州贵族的专制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地主阶级销声匿迹。

总之，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各个阶级和各个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相互斗争的历史，其复杂变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商品经济也有一定发展；西方的思想、科技传入的同时，中国的文化、科技也有很大变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被奴役、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