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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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郭齐勇: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

郭齐勇:试谈“国学”学科的设置

光明日报2010-08-25

用各种学科把传统学术分割之后,失去了很多原来的东西。

我们传统的文体有几十上百种,但现在按西方划法,只剩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了,丢失得太多了。

我们的学科设置不能脱离民众的需求,不要再等十年。

我同意增设“国学”一级学科,但建议放在“哲学”门类下。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跨学科的融合与交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现代教育的发展正是从分化走向综合,走向汇通,走向跨学科。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就强调文史哲艺的综合、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正是在这种强调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本来就属于跨学科的“国学”的研究与教学出现了一股热潮。

我校(武汉大学)国学本科试验班自2001年始,已办了十年;亦从2005年始挂靠相关专业试办国学硕士点,并于2007年以交叉学科名目自行增列了国学专业硕、博士点(挂在哲学类,由文史哲合办),于2008年上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2009年正式招生。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培养国学人才,我校于2010年3月正式成立了国学院。根据我校十年来培养国学人才的经验,建议于下:

为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促进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请一定及时增设“国学”学科。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但基础是四部之学。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即是“国学”独立的研究对象,故说国学没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不对的。四部之学包含了历史上游牧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的文化结晶。尽管国学与目前的文史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一些重合,但应看到,文史哲不能涵盖国学,而且从囯学的学科视野去研究古代社会、文化与典籍,更能符合其历史实际,以便真正理解、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

现行学科分类是必要的和有巨大成就的,且自民国以来,业已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我们十分尊重这一新传统,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也有一些盲点。用各种学科把传统学术分割之后,失去了很多原来的东西。例如,经 学是中国文化之根,经学中有大量的古代社会、宗教、政治、伦理、教育、科技等繁复的内涵,采用综合式的方式,以经学为学科来研究,更能深入其堂奥。但在目前我国的学科设置中,经学已被遗忘与遮蔽,这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又如,每一部单经(如《诗经》、《易经》、《礼经》等),都极为丰富,今天的学科分类不能涵盖,将其放在今天的任一学科中都不合式。经学有自己内在的独特的对象、范围、内涵、方法与发展历程,至今并未死亡。经学中的部分内容虽可以从宗教、伦理、哲学、历史、社会、政治、文学、艺术诸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但不能以这些学科来限定与裂解,那样离传统经学的距离就太远了。

从典籍文献的研究来说,如前所述,《诗经》的内容并不只专属于文学,《易经》的内容不只专属于哲学,同样,《左传》《史记》《汉书》、三通九通之学的内容也不只专属于历史学。以现行文史哲分科的方式,会肢解古代学术文化,已经出现很多的盲点与漏洞。从思潮、流派、学者的研究来看,古代任何一思潮、学派与学者,都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汇通式的,综合式的,就拿顾炎武、傅山、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朱彝尊等人物来说吧,他们精通义理、考据、辞章,经史子集均有建树,并非文史哲哪一科的专门学者的研究力所能及。然我们的训练却是文史哲分家式的,这不利于对古代思潮、流派、人物的全面深入的研究。

我们研究古代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断代史、地域史,思潮、流派、人物,都必须有“通观”的素养,而目前的学科限制,使我们与培养的学生,离开古代学术传统渐行渐远,不利于深入研究。国学学科的设立是对现行文、史、哲、艺、政、教等分科式教育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设立国学学科绝不是要取代现行的文、史、哲、艺、政、教等学科,而只是一种补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现行西方大学的学科设置上,既有文史哲诸学科,又有古典学学科,不相妨碍,而恰好相互补充。我们拟设置的国学,类似于西方的古典学。为什么西方可以在文史哲之外设一个与文史哲学科并行、交叉的古典学学科,而我们就一定不能在文史哲之外另设一个并行、交叉的国学学科呢?

我们希望通过对国学的设置,促使学界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缜密地疏理。上世纪以来,我们盲目地按西方划法来办学科、办大学,丢失了太多的珍宝。例如,我们传统的文体有几十上百种,但现在按西方划法,只剩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了,丢失得太多了,西方没有的而我国原有的很多文体,赋、诏、策、令、教、表、启、书、檄、论、典、谟、誓、诰、命、骈文等,既非小说、散文,又非诗歌、戏剧,不合于西方现代分科,渐已无人研究,湮没无闻。而真正要了解一个时代,必须对当时各种文体各种材料都有分析,何况这些文体本来就有着自己的优长。

总之,国学学科以四部之学为对象,实在可以检漏。注意,这个遗漏是很大的。按西方的学科范式来设置,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设国学学科,实在是为拯救、弥补于万一,乃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基础。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此事不能再等了,设国学学科实乃迫在眉睫,可以抢救一些精英 2 与民间民俗文化。注意,四部之学不只是精英文化,它有草根性,亦包含了民俗、民间文化,包括方志、谱牒、乡约、家训、善书、契约等各类文书、蒙学幼学等。

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了解,已成为目前国人的普遍的需求。这也是我国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共建和谐世界的需要。我们的学科设置不能脱离民众的需求,不要再等十年,下次修订目录时才增设国学,那就太脱离时代与群众了。媒体对经典的俗讲、戏说,需要提升,这就更需要国学学科的设置,以培养人才,正确疏导对我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拨乱反正。

在民间的推动下,学术界不少著名学者都支持办国学学科,主张正讲国学,培养国学人才。近年来,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了很多学者的支持的意见与声音。我访问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校前校长、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等,很支持,陶教授现出任我们国学院的顾问。过去我拜访过已故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先生等,也很支持。在办国学学科、专业时,在办国学硕博士点时,我们曾请了数十位国内外之文史哲专家,开了数次论证会,大家都很支持。

现在社会对国学人才有稳定需求,不少企业、公司、社区、媒体很需要,中小学教育也要增加这一块,还有海外文化输出、终身教育、地方文化建设等方面,学生就业没有问题,至少我校办了10年的国学班,就业都很好。

我同意增设“国学”一级学科,但建议放在“哲学”门类下。因为经、子之学等,更接近于哲学。无论是放在历史学门类下,还是放在哲学或文学门类下,都有削足适履之嫌,显系权宜之计,将来应有一个独立的“国学”学科门类。

目前增设“国学”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设有:

1、经学;

2、子学;

3、史部典籍;

4、集部;

5、中国的宗教: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以上五个二级学科应是国学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学科,有了这些基础,培养的学生可以去研究国学中的任何问题与领域。)此外,似还可设古代自然科学与技术、地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宋元明清学术与东亚文化、出土文献与简帛佚籍等二级学科。以上第3、4、5项虽与今历史学、文学、宗教学有交叉,但研究的视野、内容、角度、重点不同。以上提出的可设诸项是发展中的重要学科,从“大国学”“新国学”的视域去研究则更有意义。

有的单位与专家提议经、子之学为国学二级学科,完全沒有问题。他们又提议设国史、国文、国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研究等为二级学科,在下则以为应当慎重。因为,所谓国史、国文、国艺的内涵与外延不甚清楚;国史即中国史,国文即中国语言文学;民族艺术方面,艺术类已有一些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要,但从学科分类上看,最好将其放在目前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中,才名正言顺;边疆研究也很重要,但应放在目前的历史学科之下为好。

按我们的想法,国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下面设经、史、子、集、中国的宗教等一级学科。如果把国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经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那么经学下面可有单经(诗、书、易、礼、春秋、四书学等)的研究,群经的研究,经学史的研究,今古文经学研究等二级学科的设置。子学亦可作为一个一级学科,下面可有子学各家派(儒、墨、道、法、名、兵、阴阳、杂家等)的研究,诸子相互关系研究,诸子学史的研究,断代子学的研究等二级学科的设置。其他可类推。

国学教育的特点,一是重视经典原著的研读,二是重视综合与交叉,不同于现代西方教育体系的分科过细的状况,有助于学生建立完备的知识体系,也可以接上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国学”学科体系建设,可以给过度强调概论与通史的教育、分科过细的现代教学体系形成一个参照,推动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当然,用今天所谓学科门类、一级、二级学科的设置去规范古代的学术,总是会不伦不类的,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设立“国学”学科的目的是避免文史哲分科太细对本来相互关联的传统学问的肢解,是倡导直接读古籍、经典,真正培养一点古文字与古文献基础好,能读古书而又有现代意识与现代治学方法的人才。因此,必须警惕,重设壁垒又可能肢解、伤害古学。

应确保前述基础的五个二级学科,当然应允许各大学或科研机构根据自己的学术基础与传统、现有师资条件与学科特长,自行设置国学类的某二级学科,宁缺毋滥。因此,建议在国学门类或国学一级学科之下,有条件的单位可以自行设立相关的某一、二个或某几个二级学科来培养人才,不要一刀切,不要统得太死,保持弹性,更不要一轰而上。国务院学位办可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而各培养单位应审慎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为了防止一哄而上的情况出现,可先在几所条件相对成熟的学校先行试点。

第二篇:问津讲坛郭齐勇讲义仁义(2012.10.10)

问津国学大讲堂

演讲者简介

郭齐勇,男,汉族,武汉市人,1947年10月生。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现为武大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学院院长。社会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史》、《熊十力哲学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守先待后》等。

讲稿

仁义---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

一、“仁”

“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观念,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仁、义、礼、智、信是五常之道和常行之道。“五常”是仁、义、礼、智、信等五德,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总结,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是中华民族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五常”最重要的是“仁”“义”,尤其是“仁”。“仁”是中心的中心。

1、仁者爱人

孔子界定“仁”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不仅反对人殉人牲,甚至对用像人形的土俑木俑去陪葬都表示厌恶。有一次退朝,孔子闻知马厩被烧了,他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关心的是人,而不是马(及马所代表的财产)。他关心的人,包括饲养马的普通劳动者。这种爱人、同情人、关切人,包括爱、同情、关怀下层百姓,是“仁”的主旨。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句是说,似尧舜这样的圣人恐怕还担心做不到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说一个有仁德之人善于推己及人,自己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启发、帮助别人,让人家自己也在社会上站得住;自己上达了,同时启发、帮助别人,让人家自己去通达起来。能近取譬,指能够从自己身边选择(人和事作为)榜样。仁之方,践履仁道的方法。

什么是“仁”呢?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启悟别人,让别人自己站得住;自己通达了,也要帮助别人,让别人自己去通达。人们都可以从自身、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孔子的意思不是外在强加地使别人立或达起来,而是创造一种气氛或环境,让人家自己去挺立自己的生命,在社会上站得住并通达人间。这才是仁人的品格。这是讲“仁”的内涵的“忠”的一面。

“仁”的内涵的另一面是“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决不强加给别人。例如我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决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与沟通理性,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就是“中”,讲的是人的内心。孔子讲内在的“直”德,就是内不自欺,外不欺人,反对巧言令色,虚伪佞媚。“忠”又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内心真诚的直德的不容已的发挥。“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实际上,“忠”中有“恕”,“恕”中有“忠”,“尽己”与“推己”很难分割开来。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道原则,推而广之,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自然之普遍和谐之道。“仁”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

2、仁德的生命意境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里仁即处在仁的境界之中。我们居住在哪里呢?居住在仁里面。我们老汉口就有居仁门、居仁里。择,古人讲择业、择友、择邻。自我选择、追求生命的境界,不选择仁,哪能叫智慧的选择吗?

认识到“仁”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据,不管生活是穷困抑或安乐,都以“仁”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儒家将“仁”作为人生的目的。没有仁德的人,经不起困顿、贫贱的考验,也经不起安逸、富贵的考验。不仅逆境是考验,顺境也是考验。人的一生,会遇到无数坎坷,也会遇到安乐,这是锻炼自己的心志、人格的机会。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这个意思。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贱,君子也不接受。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即使在吃完一顿饭的短暂时间,也未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卒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

“仁”有草根性。我做小孩的时候,常听家中老人讲:“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将心比心”,“秤平斗满不亏人”等。我的双亲时时省吃俭用,顾念一大家人,唯独克扣自己,真诚地待人。家中并不富裕,但邻居有难或逃荒讨饭的来了,祖父母、父母亲都是解囊相助。

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和终身之乐:“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同时,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据《论语·先进》,有一次孔子与几位弟子交谈,孔子说,如果有人愿意用你们,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刚强果敢的子路抢着说,自己愿去治理一个有一千辆兵车那样规模不大的诸侯国,如果它处在几个大国的夹缝中,外有强敌,内有灾荒,大约三年,我可以使该国生存下来,能让国民个个有勇气且懂方略。孔子听后,微微一笑;又问多才多艺的冉求,你有什么打算呢?冉求说,若有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请我去治理,三年时间,我可以使人人富裕,至于礼乐制度文化方面的建设,则要另请高明。孔子接着问喜爱礼仪的公西华,你打算怎么样呢?公西华说,我不一定能拿得下来,但愿学习而已。宗庙祭祀活动,国与国间的外交盟会之事,我愿穿礼服戴礼帽,做个司仪。孔子问曾参的父亲曾点,你怎么样呢?曾点弹瑟正近尾声,铿的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说,我与他们三位不同。孔子说,没有关系,不过是各人说自己的志向而已。曾点说:暮春三月,穿着春装,与五六个青年同学,六七个孩子,一道在沂水河边洗澡,又到祈雨的舞雩台上吹风,然后一路歌声,走回家来。孔子感叹说,“吾与点也”。我同意曾点的主张呀!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领略到孔子的意境。孔子平日鼓励学生们积极到家国天下去从事管理工作,可在这特殊的场合,却认同曾点的情怀。这表明孔子儒家在入世的追求中,也有潇洒自在的意趣。儒家宗师孔子自强不息,努力奋斗,乃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另一方面,孔子也自得其乐,随遇而安,他有从容气象,悠然胸次,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曾点深知夫子之志,是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人人各遂其志。孔子的人生境界有其超越层面。

3、现代仁者的风采

(1)蹬三轮的白礼芳老人

白芳礼生于1913年,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三轮车夫。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经常挨打受骂,让人欺负,再加上苛捐杂税,终日食不饱腹。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两条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

1987年,已经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将近90岁。1994年,时值81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钱交给了学校,校领导说代表全校300余名贫困生向他致敬。后来,白芳礼老人后来成立了全国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非常简明地说了办公司的宗旨:“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不知道的人以为白芳礼老人当了董事长,这下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他不但照常蹬三轮车,而且加大了对自己的压力。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标,每天要挣30到40元。

2001年,白芳礼捐出了最后一笔钱。年近90岁的他已无力再蹬三轮车,也无力再经营他的支教公司了,就在车站给人看车,还把一角两角的零钱装在一个饭盒里,存够500元后又捐了出去。捐出这笔钱以后,老人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女儿白金凤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说打退堂鼓的话。

这位老人在74岁以后的生命中,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2)最美女教师:张丽莉

张丽莉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教师。今年5月8日晚,正当该校一群学生准备过马路时,一辆客车突然失控撞上停在路边的另一辆客车,被撞客车猛力冲向路边的学生,本可以躲开逃生的张丽莉老师,奋不顾身去救学生,自己被卷入车轮下,双腿粉碎性骨折,造成高位截肢。她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被广大网友誉为“最美女教师”。

张丽莉常说:“无论是亲情、友情、师生情,每一份爱,都需要我们以无私的付出去维系,以真诚的沟通去经营,只要我们用心去关爱每个人,我们的世界就永远是充满阳光。”她的学生张旭很小就失去父亲,和重病缠身的妈妈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2009年,张丽莉接手张旭所在班工作,听说张旭的遭遇后,从自己每月不足1000元的微薄工资中,拿出100元资助他。为了保护孩子的自尊,细心的张丽莉每次都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把钱交给张旭。

在与学生日常相处的过程中,张丽莉让每一个学生都学会懂得爱。只要班级的孩子生病住院,张丽莉都要到医院去探望,并在下班后抽出时间照料。她还会组织同学集体去医院探望,每个同学只需送上一个水果,上面贴上对患病同学的祝福语和心里话。用她的话说:虽然只是一个水果,但情义无价,它是一份同学的真情,一份真诚的关怀,我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每一名学生都懂得关心身边的朋友,关爱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让真爱渗透到每个孩子的心灵。

(3)以仁爱作为医务工作者的良知:桂希恩教授

桂希恩,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因其在艾滋病教育、预防、关怀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发的2003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2004中国中央电视台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99年7月,桂希恩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调查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发现该传染病是艾滋病,随即向河南省上蔡县政府报道疫情的严重性,但未获理睬。相反,河南省当地政府以“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上蔡县的经济发展”为由,宣布桂希恩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强行阻拦他进村开展更多调查。为了尽早获得该村疫情更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他被迫秘密进入上蔡县,并在多位热心村民的帮助下悄悄深入文楼村调查。同年10月,带着上蔡县文楼村的详细调查报告去北京,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疫情的调查结果,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

2001年5月9日,程金、程雪梅、马强夫妇带着不满1岁的儿子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他们都是借粮度日的艾滋病患者,来的路费都是桂希恩提供的。考虑到艾滋病患者如果住进病房可能会吓跑其他病人,医院将一栋闲置的旧房子安排给病人住,但是这种安排遭到了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为让艾滋病患者享有平等的生命尊严,证明与艾滋病人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桂希恩毅然将5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了5天。

那几天里,桂希恩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自己家里进行。他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可能。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桂希恩也从不让助手抽血。有两次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桂希恩不慎将抽过血的针头扎在了自己的手上,他并没有慌张,简单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

2004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武汉市,登门看望了桂希恩,感谢和赞扬其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得到了中国和世界媒体的广泛报道。2009年12月1日,桂希恩教授应温总理之邀,一同在北京看望艾滋病患者,并就艾滋病防治现状座谈。2010年2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谈到医生们的医疗作风时,他特别提到了武汉大学附属医院桂希恩教授的事迹。温总理说:“其实我也受到医生们医疗作风的感染,我认识的医生不是很多,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非常想在在线访谈上宣传一下他。他是武汉大学附属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是防治艾滋病的专家。他为了调查艾滋病的情况,走遍了祖国各地,甚至因为一些误解而受委屈。但就是这样一位医生,许多艾滋病病人把他当成朋友。” “我到他家去过,艾滋病病人到他家里吃饭,他们同桌吃饭,在他家里留宿,他们夫妻两个人睡在地上,而把床让艾滋病病人睡。”

(4)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

1944年出生,湖北钟祥人。曾被表彰为武汉市劳动模范、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学雷锋先进个人,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曾52次义务献血,4次跳入长江救人,无数次为不相识的人慷慨解囊。

1990年11月,46岁的吴天祥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副主任。数年间,他接待上访群众万余次,处理问题近万个,积极为贫困户解难。为帮军属解决住房困难,曾骑着自行车在武昌与汉口之间跑了7趟;为了疏通一居民院的公厕和下水道的管道,跳进窨井清除障碍;为了资助有困难的群众,省吃俭用。

1998年初,吴天祥在汉口开会,看到一家馒头店生意不错,一打听是一位农民做的,便认真向这位农民请教,一口气买了150多个馒头扛回武昌,分给几十名下岗工人,鼓励大家:“下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等靠要,怕的是观念不变!”吴天祥还拿出1000多元钱帮助这些下岗工人开起了馒头店,仅此一项就安排了40多名下岗工人。武汉市五色织布厂是家特困企业,吴天祥要了该厂100名最困难职工的名单、住址,利用业余时间一一走访,提出下岗工人进社区的思路,并亲自在积玉桥街砖瓦巷社区试点,100名工人全部就业,进而向全社区推广。仅此一项举措,全区3000多名下岗工人走上了再就业的岗位。

吴天祥后来当上副区长,工作忙了,群众找他确实难了。面对群众的实际困难,吴天祥比谁都着急,上任不久,他便将家里的电话向全区几十万人公布,叮嘱家人,不论谁在家,群众打来的电话都得认真记录。吴天祥说:“联系群众不是做给领导看的,百姓找我,不方便怎么行?” 如今,曾经得到吴天祥帮助的一个名叫石竹武的人,已办起了自己的工厂。今年春节,他告诉记者:他新年的第一个愿望是等赚了钱为老吴建立扶贫基金;第二个愿望是积蓄资金,办一家敬老院;第三个愿望是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让孩子长大了也像吴天祥那样做人。

吴天祥坦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一名淡泊名利的人很不容易。他说:到我临终之前,“只要老百姓说:老吴一生清清白白,是名好党员,我就满足了。”

二、“义”

“义”是“五常”之一。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仁是亲亲的扩大,义是敬长的扩大。他又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衰哉!”(《孟子·离娄上》)即是说,出言破坏礼义,这就叫做自己残害自己;自己认为不能以仁居心,不能由义而行,这便叫做自己抛弃自己。仁是人类最安适的住宅;义是人类最正确的道路。把最安适的住宅空着不去住,把最正确的道路舍弃不去走,可悲得很呀!

1、应该与正义

仁、义二者的内涵有所不同。“敬长”、“从兄”,表达了“义”含有“敬其所当敬”的意思,即行仁有一定的范围、等级、边界和分寸感。

“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下》)不该由自己所得的东西,却去取了过来,是不义。每个人都有不应当做的事,把它扩充到所肯干的事上,不做一切不应当做的事,就是义。人能够把不挖洞跳墙(即不偷窃)的心扩而充之,义就用不尽了。人能够把不受轻贱的实际言行扩而充之,有惭忿之心,自己所有的言行都不会遭致别人的轻贱或贬斥,那无论到哪里都合于义了。在这里,“义”含有尊重别人的所有权,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和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的意思,那同时也就是尊重自己,守住自己的本分。

“义”是对事情“应当”与否的判断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义”的主要含义是“公正”,是“应当”,是“正当”,是“正义”。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前引孟子所说“义”是人所当行的路等等,都是对孔子这些思想的发挥,也是对“公正”、“正义”、“正当”的肯定。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道义”。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然正人,弗予为义。”(《春秋繁露·仁义法》)朱熹讲“义”是“行其所当行”(见《朱子语类》卷六)。综合起来说,“义”含有社会公正性与正义性、行为正当性的要求。特别在权益与义务、奉献与索取的矛盾中,作为做人标准、道德原则的“义”要求我们尊重别人的权力和利益,克己、正己,不获取不应当获取的东西,把道义、公正放在首位,行其所当行,处其所当处,以公正之心,行公正之事。当然,在专制主义的等级社会里,应当这样做,不应当那样做,也含有不逾越尊卑、贵贱等级份位等界限的含义。

“义”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义行”指合宜、得当的行为。在“应然”、“应当”的要求中,包含有克尽职守、发挥才能,对社会、家庭尽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与义务等等的内容,包括尽职尽责、尊老敬贤、爱幼护弱、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相互帮助、打抱不平等等。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义”在内心,是对是非善恶的正确果断的裁决,这既是道德情感,又是道德判断。义行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义务感的实行过程。因此行义即自觉自愿地按“义”这种道德原则行动,正直勇敢,是很高尚的道德行为。民间成语“见义勇为”、“慷慨就义”、“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正辞严”、“义愤填膺”都表达了社会大众对维护社会正义、公正的呼唤与褒奖。

2、义以为上

“义”所含有的“当然”、“应该”,不是功利方面的,而是道德方面的,因而是无条件的。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中发挥陈淳对“义”的“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的解释,十分精到。他说:“无条件底应该,就是所谓义。义是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之要素。一个人的行为,若是道德行为,他必须是无条件地做他所应该做底事。这就是说,他不能以做此事为一种手段,以求达到其个人的某种目的。„„若是有条件地,他虽作了他所应该做的1事,但其行为亦只是合乎义底行为,不是义底行为。”无条件地求社会的公利,别人的利,是义的行为的目的,义是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凡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都必以无条件地利他为目的。孟子强调“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就是说,仁义已根于心,所行都由心之所出;不是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不把仁义作为工具、手段来使用。民间江湖“义气”更不能与我们这里所说的“义”同日而语,那是一种更低层次的哥们义气,在一定意义上是牺牲社会群体和他人的利益的,因而恰恰是不义的。

简略地说,义是应当,即无条件地做应当做的事。义又是合宜,即在某种情况下办某种事的在道德方面最好的办法。正如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所说,行义的人,无所为而为,其行为不能以求他自己的利为目的。那么,义与利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必须排斥一切求利的行为吗?如果此利是公利,为公利的行为是否正当呢?在什么条件和范围内满足个人的私利,满足到什么程度,才是正当的呢?

中国古代道德哲学家并不排斥而是主张在道义指导下的义利之统一。孔子虽然不多谈利,但肯定人民的富庶,即人民之利。孔子也不反对获得私利,还支持他的弟子子贡经商赚钱。孔子只是希望人们面对利益,看它符不符合道义,再决定取舍。他提出了“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原则。在取舍之际,他主张以义为标准,强调求之有道,对于不符合义的富贵,视之如浮云。

3、“仁义”的合称与古今义士

“仁”与“义”,字面上合称为“仁义”,早在《韩非子·五蠹》中就有:“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礼记·曲礼上》中也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但实际上,将“仁”与“义”的概念内涵并举在一起,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有了。

1993年,在我们湖北的荆门,出土了一大批原始儒家的竹简文物,这些资料表明:孔 1 冯友兰:《新原道》,《贞元六书》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8页。子及其后学所继承创造发挥的仁、义等观念,最迟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在我们荆楚大地流布和发挥影响了。例如竹简《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根本;《五行》强调“仁、义、礼、智、圣”;《忠信之道》说明忠是“仁之实”,信是“义之期”;《唐虞之道》重视“爱亲尊贤”,仁义并举;《语丛》中又有一些言论重申孔子的教诲,把“仁”规定为“爱人”、“爱善”,又把“义”规定为“善之方”,“德之进”,事之“宜”。

原始儒家多次将“仁义”并举,以爱亲为仁,尊贤为义,或者说,仁是“爱亲”的推广,义是“尊贤”的推广,认为两者可以互补。这些关于“仁、义”关系的界定,既爱亲又尊贤,既源于血缘亲情,又突破了血缘亲情,修订了亲亲、尊尊的原则,非常值得我们肯定。

战国时的孟子进一步阐发了“仁义”的内涵,我们在前边已经讲过,孟子多次谈到“义”,“义”是无条件的道德原则,它是“应当”“当然”。孟子还强调仁义的内在性,他认为“性由心显”,肯定了仁义礼智这些道德价值源自本心,“义”在内心就是对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义行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义务感的实行过程。荀子也极大地肯定了“仁义”,他持守了孔子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认定礼是由仁义所生,礼治本质上也是仁政,礼义是社会认同的道义原则。后来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宋代以后,理学家又进一步阐发、推崇,“仁义”的内涵进一步得到深化,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仁义”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中的精义、内核。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践行“义”的品格的光辉典范人物。例如战国末期刺秦王的“荆轲”、椎击秦始皇的汉相张良、唐代安史之乱中散尽家财抗反贼的颜真卿、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南宋抗金爱国将领岳飞、誓死不将元的南宋宰相文天祥、抗清将领史可法、“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创立民国的国父孙中山等等。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仁义”等信念的感召。“仁义”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先驱、前辈,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济众,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受民众的拥戴,无不与其践行“仁义”的人格修养、人格魅力有关。

三、“仁义”的现代价值

1、人格境界

仁、义、礼、智、信的相互制衡。例如仁与礼,仁为礼之内容,礼才不致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礼为仁之节度,以礼节仁,过其所爱曰侵。故仁爱、亲情,不是没有节制的。孟子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儒家讲仁者安仁、居仁由义,居住在仁里,把仁作为最佳处(里、宅),即以仁为境界,行走在义的道路上。人人都走的路是大路。义是路,礼是门。我们汉口有地名叫“循礼门”。礼把仁与义的秩序、节度规定下来,而仁、义、礼、智、信之间有张力,君子人格的养成,正在此张力中实现。

2、草根民间的生活信念

今天,在我们的民间社会中,仍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都遵守着“仁、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信念。

在我们的老百姓中,包括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像我本人的祖父母、父母亲那样的人,包括“文革”后期,1968至1970年我在湖北天门县杨场公社插队落户时周围的农民老乡,我当工人时道两湖、浙江几家大工厂培训两年间遇到的一些工人师傅,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所有这些人以不言之教与言教影响其子弟与周围人的精神性的东西,其主流的价值仍然是友善、仁爱、孝慈、正直、良心、为人着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蒙学读物、家训与民谚民谣中的仁慈善良,廉洁勤谨,忠于职守,与人为善,德福一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和《四书》的一些内容。

但是,“五四”以来,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负面的或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的揭露,有些过头,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尔虞我诈,内斗内耗,我们出现过一些丑恶的现象(其实西方也有),但人们往往就会把帐算在国民性上,或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承担责任。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大大地弘扬出来。比方说,老百姓中,其实有很多相互关爱的品格与事例,我们要把这些日用而不知的民间留存的仁爱忠信,仁义礼智信等的道德资源加以保护、拓展。我觉得仁爱、忠信、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不仅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而且是在民间有根源的活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把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有生命力的、有内蕴的价值启导出来。

3、“信义”兄弟的意义

信义兄弟:湖北黄陂人孙水林、孙东林

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工程的孙水林回到天津,原定与暂住在天津的家人和弟弟孙东林聚一天再回武汉,但他查看天气预报了解到,此后几天,天津至武汉沿线的高速公路,部分地区可能因雨雪封路。他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汉的民工发放工钱。春节前发放工钱,是他对民工的承诺。当晚,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发了。次日凌晨,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全部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兄弟俩的诚信之举深深打动了全中国的人。

信义兄弟的事例告诉我们,仁爱、信义等基本价值,今天仍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我们的广大民众,仍然信奉着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核心观念。它充分说明了,信义、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诚实守信,孝敬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引导。面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等诸多问题,我们的传统核心价值有着重大意义。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养、整饬吏治、加强廉政、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等方面,传统核心价值观仍有效用。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之中,极具有草根性,只要我们有文化自觉,善于启导,协调整合,仍然会成为我国发展的软实力。人不可以没有文化理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培养一代代人风,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同时着眼于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续。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因此而可大可久!

设置讨论

公交车上让座及不让座被打事件(举例)

A、中学生不愿在公交车上让座称比老人更累 2010年11月5日早上,7名中学生在南京公交车上“集体不让座”,漠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站在身边。有人说“90后没素质”,有人说“让座不是义务”,还有学生上网跟帖说“我们比他们这些老人累多了”!学生认为自己书包太重,早起来不说,而且还得坐20、30分钟才能到学校,如果一直站着,会吃不消。网友认为:“现在的90后太没素质了,应该好好教育一下,小时候学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哪里去了?”

B、小伙子没给孕妇让座,遭其丈夫打耳光

2012年8月23日,杭州K192公交车上,一名小伙子坐在车厢中部的“照顾专座”上,正对着下车门。一对年轻夫妇抱着小孩对着小伙站着。车里广播好几次提醒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小伙好几次看了夫妇两眼,因为一直未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被该妇女的丈夫连扇5个耳光,鼻血直流,眼镜框也被打飞,断成几截。该妇女骂小伙子没教养。

C、因没给老人让座,被过分指责

2009年6月18日晚江苏卫视的《证明》栏目有一个情节:主人公小刘因加班过于疲劳在车上睡着,没有看到一个老太站在他旁边,所以没有让座。老太于是大声指责小刘“装睡”、“没教养”、“你妈妈没教你吗”等等,言辞恶劣,态度很不友好。随后小刘被吵醒,一气之下于是表示“坚决不让座”,于是有其它乘客指责小刘不讲道德等等,小刘不想跟大家继续争吵,准备提前下车。下车时,由于车上很挤,小刘可能和一位老太太有身体接触,老太大喊,说小刘打人了!小刘下车后,车上渐渐平息,老太太还添油加醋地和别人议论小刘!这件事情的部分过程被一位名叫小彤的人拍成了视频,发到了网上,引发了小刘被众多网友指责、谩骂,并且遭到“人肉搜索”,隐私被泄露的事情。

第三篇:寒假作业,新年变化 郭思齐

新年变化

中国农历新年这个一年只有一次的盛大节日,寄托着大人们的喜悦与孩子们的期望。这个新年已经是我度过的第二十个新年了,打我记事,匆匆十年已过。每年的新年都是家人亲戚团聚的日子,是收压岁钱的日子,是偷着放鞭炮的日子。而现在看来,以前那些最为期待的事儿也逐渐变得没那么有趣。其实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断在成长,关注的事儿也变得不同。

说起变化,今年确实不同以往。我们家过年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家里人越来越少,再也见不到小时候那种热闹的场面了。所以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举家去了一趟南京,与其说是旅游不如说是探亲,我姥姥家的亲戚都还在南京。以前过年都是回家的日子,似乎只有我们背着行囊往外走。南京确实是个美丽而又温暖的城市,去了总统府,夫子庙好几个地方,太久不出家门了,什么都觉得新鲜。第一次没有在家里过新年

记得小的时候过新年就盼着可以放鞭炮,以前北京禁放,城八区都不许放烟花爆竹,只有五环以外可以,长辈们觉得不放烟花没有过节的气氛,于是偷着卖了些烟花给我和哥哥玩,结果在胡同里放的时候,被巡逻的片警给逮着了,罚我们俩扫胡同。而多年之后,我们都对这项习俗没什么热情了,从南京回来之后,依然买了很多烟花,但我几乎都忘记它们放在哪里了。最后还是长辈提醒才想起来放。是胆小怕被蹦着还是真的没了兴趣,我也想不太明白。

压岁钱这个全球只有中国小孩儿能得到的特殊的要钱方式是我以前最为期待的,小的时候能收很多很多钱,然后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现在长大了,也有了打工的工作,虽然收入甚微但是却已是成熟的标志,压岁钱也只是那些还在上中学时的回忆了。

再有就是春晚啦,从前几年关于春晚大家的品评不断,好也罢差也罢,反正今年的春晚我是没看。其实每个人都对这台节目有着期望,有着一段特殊的回忆。但是似乎每一年都不能让所有人觉得很好,这也许就是大家说的众口难调吧。其实都是一群人的议论而已,人们都是消极的,看到一件事儿的时候首先就看这件事哪里不好,把这些缺点都集合在一起就把这一台节目说成了一台烂剧。

最后就是庙会,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庙会了。而且越来越不喜欢去庙会,归结还是人太多。去那里吃着比平时贵很多的小吃,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只是为了看人?还是其他什么?我已经越来越找不到我去描绘的目的了。在这个过节的日子里约上几个好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聊聊天,吃顿饭。不比凑那个热闹强啊!虽然是传统的习俗,但总感觉变了味道,成了一个纯为赚钱的游园会。

新年这个预示着一切重新开始的词汇,在我的意识里这个词越来越务实。没有特别想纪念的感觉了,似乎我已经踏上了成年人意识的阶梯,节日给小孩子们准备,我的节日变得越来越平淡,再也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快。

郭思齐

第四篇:个人工作总结(郭勇)

个人工作总结

涧西区天津路小学

郭勇

2012年即将过去,回顾这一学期里,在学校领导和同事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下,我校东院的少先队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能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辅导员的工作我还是新手,记得刚上任的时候,我总是怕自己做不好,常常向西院辅导员乔老师请教,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同时,我告诉自己:我年轻,有活力,所以我有工作的热情,虽然是工作有些辛苦,但是也是非常快乐的。如何搞好少先队工作,把工作做出特色,这是我的努力方向。在这一学期中,我感觉自己在各方面进步很大。

在这一学期里,我校少先队工作与时俱进,以德育为核心,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围绕“抓落实、促规范”改进作风,创新观念,严抓养成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以少先队活动为载体,全面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使少年儿童在少先队组织中健康成长,全面提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继续把我校的少先队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教育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坚持抓好常规教育,促使自身建设上新台阶。

(1)坚持规范的升旗仪式。全体师生肃立在每周一的集会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聆听师生共同主持、参与的国旗下讲话,使全体队员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教育。

(2)坚持“六好”教育。加强六好教育监督岗的检查,每天由大队部组织值周中队和各班中队对全校的卫生、两操、礼仪等方面进行检查。每节课间指派值周同学到校园各处值勤,做好校园保洁工作,保持学校卫生,维持学校秩序,阻止同学们打闹。每天要求各班文明监督员和保洁员在课间时间对本班室内外清洁区进行检查、保洁,并由此作为学期末优秀班集体、班主任评选和班主任考核的依据之一,使校园保持洁、齐、美。

(3)坚持“中队黑板报、班级文化墙评比”制度。黑板报主题和学校德育活动安排主题及大队活动主题一致,此项纳入相关评比中,要求内容丰富新颖、突出主题、每期必须有队员自己的心声且形式要多样灵活、版面要美观大方,栏目设计各中队要有自己的风格特点。

二、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深化少先队素质教育

充分利用黑板报、手抄报、主题队会、班会等教育功能,有效地进行教育活动。除了常规活动,还结合李阳疯狂英语、管乐团、向手拉手学校捐物、学习雷锋做文明少年等相关活动,调动广大队员的积极性,给他们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多多锻炼自己、提升自己。

三、加强小干部的培养,提高队员工作能力。

(1)学校为小干部成长搭建舞台。我校少先队把少先队小干部的培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重视提高少先队员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教给他们工作的方法,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

(2)中队为队员成长搭建平台。在队员中,我们形成了“人人是管理者、处处有管理者”的自主管理模式。各中队设立了大大小小不少岗位:中队长、文明监督员、安全监督员、保洁员。各中队每一个队员分管一项日常事务工作,形成了一种人人平等、人人有责、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相互交融的良好机制。在管理别人和被别人管理的角色不断变换中,让更多的队员拥有自我表现、自我锻炼、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机会,使每一个队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真正成为中队的主人。

四、工作中的不足

回顾这一学期的辅导员工作,让我切实感到一切工作顺利出色的完成,都源自于全校老师和领导对我的包容和支持。在这里真心感谢所有与我分享她们智慧和真诚的领导、同仁、伙伴和朋友们。一学期的辅导员工作让我收获很大,我也是努力的去做,但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有些工作开展的不够顺利,有些工作落实没有到位,开展的活动应该更丰富一些,这些都是需要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完善、去努力的,同时,我也诚恳的希望各位老师多提宝贵意见,我定将认真采纳,积极改正。工作是辛苦的,但在工作中能找到前进的方向却是快乐的。愿来年大队部工作有更务实、更美好的发展!

郭 勇

2012年12月19日

第五篇:齐善鸿讲国学心得

心得体会

这次参加华商学院国学论坛,聆听了齐善鸿教授《道德经与人生智慧》的讲座,对中国的国学大道对人的性格和人生的影响,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中国的国学文化博大精深,我深感短短两天的课程难以学到国学的精髓,但是在齐教授的讲解中,我对国学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有一些体会。

1、老子在《道德经》中宣扬“我命在我不在天”,即是提倡人应该主动的去自我修行,性格决定命运,人如果能改变性格,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性格包括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修行方式,性格又是由遗传、教育、环境等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因此,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如果能够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地改进和修正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主动地修正自己的行为,是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2、国学大道的本源模式是“道”。齐教授说到,实现了没有管理但是达到了最好的管理水平的组织,只有宗教能做到,因为“道” 的品质崇拜真理、尊重融合,超越小我才能实现大我,我外即道。

3、《道德经》主张不争则无尤,无为而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人应该像水一样,只管干干净净的去做该做的事,不用算计会得到什么,老天自有公道。管理者在管理中应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修正团队成员的品行,满足其物质生活要求,同时也要增强其自身业务素质,是以达到“圣人之治”。

4、人还应该学会感恩,尊崇国学核心思想中的忠恕之道。“走进你生命中的人都是你的亲人”。我们每个人对待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等都要多说鼓励的话,多宣扬正能量的东西。以上就是我在短暂的学习中所领悟到的心得体会,以后我也会继续去认识国学,了解国学,让中国传承千年的国学精华思想能够为我所用、活学活用。

郑鹏 20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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