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遗产背后的尴尬真相

第一篇：撒切尔遗产背后的尴尬真相

撒切尔遗产背后的尴尬真相

欢迎发表评论 2013年04月11日07:17 来源：和讯网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不论喜欢她或不喜欢她的人，都无法不承认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世界级领袖。她鼓吹自由经济，大力推动民营化，反对无谓的补贴，削减公共支出，以铁腕引领世界风骚。

台湾《联合报》报道，如果不是撒切尔12年执政所推动的改革，伦敦不可能取得今天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经济仍将陷于劳资对抗、贫富悬殊的困境，英格兰的天空仍将在老旧制造业的烟尘笼罩下一片灰蒙蒙。

“铁娘子”已离开首相职位20多年，但她留下的巨大改变，在她辞世之后回顾，已被时间洗练得愈显清晰。

这位半世纪来最出色的英国首相，出身只是一个小镇杂货商的女儿。她在家中熏染了父亲的诚实和正直，在小镇看到了勤奋的公民，在杂货店培养了务实的经济观。

这些经验，使她和那些出身贵族阶级、受菁英教育的英国统治者不同，她没有贵族阶级的原罪感和教养包袱，所以能以不一样的眼光看待“英国病”，并向纠缠英国30年的工会抗争痛下铁腕对付。她的作法，让保守党的同志都大惊失色。

撒切尔的对手，常把她形容为“毫无同情心”的独断独行领袖。她在担任英国教育部长时下令取消小学学生的免费牛奶，引来“牛奶掠夺者”之讥；在担任首相时推动民营化造成失业率大增，被工会描绘为“盲目首相”。

但回顾当时英国所面临的政经及社会困境，如果不是一个笃信而决断的首相坚决推动，国家转型的动力恐将无以为继，英国也不会是今天这般模样。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同情心”的指控，恐怕也不能那么简单解读了。

就连对她颇多批评的英国左派媒体都说，撒切尔最大的“美德”，就是不那么在乎人民喜不喜欢她。她推动自由化和民营化政策，造成经济权力和所有权的大量移转，这实在是冒着个人失去政治生命的风险逆势而为。

作为英国唯一的女首相，撒切尔比起她前前后后的多位首相都要更受世界瞩目。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果决，而是她在改革时所宣扬的那些简单而中肯的道理，比起各种批评她的滔滔雄辩都要更切近庶民的事理。

包括她喜欢引用的林肯名言：“你不可能因把强者变弱，就让弱者变强”、“你不可能拉下付薪水的人，却以为可以帮助受薪者”，都是这位杂货商的女儿从生活实践中体验而得的生命哲学。

撒切尔的12年治理盛世，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缩减了贫富差距。但她留给保守党的“遗产”，却是分裂的内部；这恐怕是“强人过后”的必然景象。包括她当年反对欧盟深化一体化的进程，导致反对声浪四起，甚至因此下台；如今看来，是福是祸仍难断言。

杂货商的女儿，以铁娘子的姿态走过世界舞台，留下如此深刻而巨大的身影，这是一页传奇。

英国《金融时报》4月8日刊发文章称，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对世界舞台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她留下的三个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分别是：她对全球化、欧盟以及冷战的影响。在这三个问题当中，只有围绕“冷战”的讨论现在已经有了历史定论。

文章指出，撒切尔夫人1979年担任首相后最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废除英国的外汇管制条例——此举对于伦敦金融城崛起为国际主要金融中心至关重要。接着，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金融改革。撒切尔式经济改革的成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许，一些国家纷纷效仿。

然而，尽管撒切尔夫人在经济领域支持全球化，但在政治领域，她却是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她与欧盟之间的曲折关系体现了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如今仍在影响英国和欧洲。撒切尔对自由贸易的信奉意味着她是1986年通过的《统一欧洲大市场法》的热情支持者，该法案创造了欧洲单一市场。

在这个阶段，她与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法国人雅克•德洛尔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良好合作。然而，当德洛尔联手法德两国领导人开始推行欧洲单一货币的理念时，撒切尔夫人却与他们分道扬镳。

撒切尔夫人对欧盟发展方向的强烈反对导致她所在政党内部发生叛变，最终导致她的下台。然而，后来的事实最终证明，她是正确的。欧元实际上正在导致国家主权被大大削弱。欧元目前陷入的困境也是撒切尔夫人当年预料之中的。

撒切尔夫人最著名的绰号“铁娘子”是苏联人给起的，而她对此欣然接受。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同时执政的这个巧合，对西方与苏联的长期斗争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与里根不同，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时，撒切尔夫人仍在位。在这两件事情，还有其他许多事情上，她可以宣称，她的强硬政策是正确的。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4月8日刊文称，人们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颂词大量涌来。特别是在美国，她被视作与美国前总统里根比肩而站的铁娘子，帮助开启全球自由新时代。撒切尔夫人是西方的典范、丘吉尔再世、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了解她的敌人并以她的信念行事。

但文章称，包裹在这一遗产之下的是一些令人尴尬的真相。尽管撒切尔夫人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并坚定地反对苏联暴政，但她在大多数南方国家留下的记忆却截然不同。

她用几乎返祖的方式来处理外交政策，在赤裸裸的英国民族主义和鹰派冷战时期偏执的作用下，在今天看来往好了说是不合时宜，往坏了说简直是深深的虚伪。

文章指出，撒切尔夫人最常遭诟病的是她暗中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状态：尽管她名义上反对种族主义政权，但她挫败了制裁南非的国际努力。最臭名昭著的是，她将狱中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痛斥为“恐怖分子”。

南非不是唯一的撒切尔夫人最终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地方。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在英国与阿根廷1982年爆发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援助了英国，此后撒切尔夫人一直与他关系甚笃。

皮诺切特在1973年一次政变中上台，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民选政府。然而撒切尔在1999年称赞皮诺切特“为智利带来民主”。

文章还说，撒切尔夫人迷失在“冷战”的烟雾中，与美国一道支持了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军政府。撒切尔政府还被指为伊拉克暴君萨达姆提供武器。

撒切尔夫人遗产的捍卫者认为，这样的政策是撒切尔夫人时代必要的现实政治产物。但随着媒体将撒切尔夫人奉为道德巨人的光辉形象，这些政策也给她的形象蒙上了阴影。（文章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第二篇：撒切尔政治遗产

撒切尔政治遗产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是英国自19世纪末期以来在和平时期最重要的首相。她推翻了有关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设，从而转变英国政治版图。

她在全球舞台上也是一个大人物。她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意识形态上志同道合，这使她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大角色，她以后的英国政界人士不再可能扮演这种角色。

真正的信徒把她视为自由市场的“圣女贞德”，致力于全方位缩减政府职能。但在现实中，她是一个务实的政界人士，无意做出“政治自杀”的企图，比如拆毁福利制度的支柱。

然而，她在担任首相期间推动了重大转变。她的政治遗产包括：放开外汇管制和劳动力市场；削减最高所得税率；转变工会的法律地位，挫败以好斗分子为中坚力量的劳工组织；对国有化产业的大部分实行私有化；以及为金融业松绑。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她执掌的政府最初奉行货币主义，最终却围绕汇率在货币政策中的角色发生纠纷。但是，摒弃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转向依靠货币政策，是在她的任期内得到确立的。

她在欧洲也扮演了一个大角色，为发起单一市场计划做出贡献。她将此视为输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尝试。但她对干预式的后果感到焦虑，并坚定反对单一货币。她在1988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在英国成功地收缩政府的触角，绝不是为了看到它们在欧洲层面恢复原形，”此言对她和她所在的英国保守党而言是一个转折点。

在世界舞台上，她的影响力源自她立场鲜明地捍卫自由市场，以及她与美国之间的紧密纽带。在私有化问题上，她让许多人相信，即便是带有遗留的社会主义成份的国家，也可以缩减公有制。全球很多国家走上了私有化道路。那么，如何评估她的政治遗产呢？

就英国而言，上世纪80、90年代和本世纪最初10年，是自19世纪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首次持续超过欧洲其它大型经济体的时期。不幸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困境、严重的不平等、顽固的地区失衡，以及过度依赖不稳定的金融业，给这一成功蒙上了阴影。

然而，即使撒切尔曾是（而且仍是）一个导致观点两极分化的人物，英国政治仍深受她的影响。事实证明，她对如此迥异的国家采用欧洲单一货币的担心是有先见之明的。

全球而言，撒切尔卸任时，适逢苏联解体，后者对她宣告的逼退社会主义是一个胜利。在中国，天安门广场抗议后，改革似乎被放弃了。然而，如果有人问，哪一个领导人在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转变世界方面做得最多，那么答案将是邓小平，不是里根，也不是撒切尔。她是一个政治巨人，可她置身于一个走下坡路的国家。她代表自由市场的复兴和政府角色的缩减。然而，当今推崇相对自由的市场的是新兴经济体，而不是西方。这不是她的作为，但她完全有理由视其为一项重大成功。

她在欣赏新兴经济体表现的同时，必定也会对英国本身的状况感到失望。从历史上看，英国经济复兴大多不能持久。今天，英国在后撒切尔时代的复兴与其说像是现实，不如说更像幻觉。

第三篇：读《看见》有感：真相背后

读《看见》有感：真相背后

线站处 张丰华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这是《看见》这本书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整部书没有花俏的语言，每篇故事都只是娓娓道来，读起来不感到枯燥，有着行云流水一般的感觉。有时读到书中作者与同事的调侃，我也会会心一笑，有时会随着作者的文笔陷入短暂的思考。我不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这部书却给了我思考的话题，同时也给我打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在这个国度里有繁荣，也有衰败；有光明，也有阴暗；有无以言表之美，也有不能承受之痛。这大概与作者的记者身份有关吧，毕竟常年的实事调查都是在触及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痛，而记者在调查之中也亲眼见证了这些伤痛，这无疑会改变作者看待社会的角度，也正因为如此，她的眼界才比普通人更加高远。

《看见》这部书可以算是央视记者柴静对她记者经历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往日生活的一次纪念。其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话题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属于冷门，也正因它们冷门，才更加触动人心。做记者久了，体验了各种不同的生活，亲历了各种不同的伤痛，才能有厚重而深刻的感悟。这部书恰逢中国正在经历转型之痛，以往挤压的社会矛盾因为媒体而几乎在一瞬间爆发了出来，这些矛盾有的是社会观念引起的，有的是经济发展导致的，也有的是突发意外造成的。所有的悲剧都在直指人心，所有的伤痛都需要社会勇敢面对。有的问题纠缠不清，像一团拆不开的毛线，却直指时弊；有的问题显而易见，像黑暗中闪动的烛火，却无人在意。

读完这部书之后，我却一时间想不出准确的语言来点评它，只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不浮华，很真实，困苦之中渗出快乐的滋味，每一章都有丰富而全面的思考。”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评语的时候，我有些责怪自己的肤浅了，读完一本书最大的成就不是读完了它，而是吃透了它。而这句评语刻意地避开了书中那些沉甸甸的现实，还有那些连我也感到悲痛的真相。

书中有很多思考其实普通人也会想到，但这些思考与书中的采访联系起来却显得更加深刻。只因为平常人的生活不可能经历如此多的波折，才对人生少了许多深刻的思考。例如，作者作为记者深入非典重症区采访之后，她说：“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而当调查农村土地改革问题的时候，她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更高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而当讨论到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时，对合格的公民的阐述可谓精辟。书中说道：“能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一个真正的公民。”“今天你的权利受到损害，你不说话，明天你就会失去更多。”我想，若要普及法治，健全民主制度，最终需要的就是教育国民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而不是让他们置身事外。而对于山西工业转型难题的报道也很全面而透彻，书中指出了过去数十年山西经济发展的通病，并反驳了经济增长优先的论调。她说：“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当采访到矛盾突出的拆迁与土改问题时，作者感概：“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

上述的这些问题由于媒体的报道或者由于自己并不在意，普通人很少去认真思考。面对新闻信息的爆炸性增长，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是应该被媒体引导，去相信媒体需要我们相信的各种“事实”,还是拥有主见，理性思考，不致于产生新的偏见？记者的目标是真实呈现，真实意味着公正与尊重，点评应该交给观众。那么观众的目标就应该是在各种真实之中找到真实背后的真相。我不禁要问，真相背后是什么？是疼痛？是挣扎？是希望？是无奈？真相是残酷的，也是可贵的。但真相又有许多种呈现的形式，而每一种形式都包含着偏见，却并不虚假。然而，仅凭一己之力探求全部的真相又谈何容易，作者说：“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真相往往在于毫末之间。”我们只能希望不断接近真相，不断接近人性。因为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虽然我不是记者，但我依然能感受到记者肩上背负的使命，就是不断探求真相背后的隐情，正如科学家不断探索宇宙，哲学家不断探索真理，艺术家不断探索美一样，那都是一次次坎坷而漫长的远行。

第四篇：背叛背后的真相的故事

威尔伯·罗斯是美国著名投资家。1997年，罗斯创办了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他的好友汤普森知道后，第一时间辞掉自己的工作来投奔他。罗斯任命汤普森为公司投资顾问。

一次，罗斯发现了一个项目，觉得很不错，并打算和对方签约合作。汤普森好心提醒：“这个项目需要很多资金，另外，对方给出的条件也太低了，这不符合常理，还是慎重些吧！”当时，罗斯一心只想着赚钱，根本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他固执地说：“公司是我的，我决定了的事，谁也别想阻挠我！”

然而，就在罗斯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另一家投资公司开出了高价，要跟他抢这个项目。最让罗斯感到意外的是，这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竟然是汤普森！罗斯忍不住骂道：“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就在罗斯气愤不已的时候，汤普森兴冲冲地拿着一份资料找到他：“快看，我找到证据了！这个项目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罗斯看过资料后，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幸亏没有签约，不然亏损就大了。原来，汤普森是为了调查真相，才故意开了一家公司跟他抢这个项目的。他愧疚地向汤普森道歉，汤普森微笑着说：“眼看朋友就要掉进陷阱，自己却躲在一边不出手相助，这还算朋友吗？”

很多时候，我们亲眼所见、所闻的，并不一定都是事情的真相。当别人的举动或话语激怒你的时候，不要急着下结论，不妨先仔细思考或调查一下。真相和表象其实并不遥远，只在一念之间；如果我们能多一些思索，人与人之间也就少了一份误解。

第五篇：方绍伟：撒切尔夫人的思想遗产

方绍伟：撒切尔夫人的思想遗产

在本质上，“撒切尔主义”是调整西方社会分配的一种保守立场，是利益多于真理的一种政治原则。

方绍伟

号称“铁娘子”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于2013年4月8日中风去世。她的去世，引发了人们对其“思想遗产”的讨论。这位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思想遗产”，其实早就已经被概括为所谓的“撒切尔主义”。那么，什么叫“撒切尔主义”？它与“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又是什么关系？“撒切尔主义”对英国乃至西方产生过什么影响？它是否还有当代意义？它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时弊呼唤“魅力领袖”

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至1990年出任英国首相。1970年代，正呼唤着英国出现一个能“中兴国运”的“魅力领袖”。基本背景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背景事关“日落的帝国”。撒切尔夫人是继1812年利物浦伯爵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1812年前后，大英帝国被“议会民主”和“工业革命”的浪潮推上了如日中天的帝国之路。历史上，庞大的罗马帝国确立的是“武力征服的帝国模型”。彼时的大英帝国，当然也要有自己的“船坚炮利”，但它所确立的，是一种新的、军事武力与经济贸易相结合的“殖民统治的帝国模型”。

帝国的荣光总会有黄昏的暗淡，大英帝国也没能例外。事实表明，“殖民统治的帝国模型”同样要面临极高的“连锁治理成本”，而英国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也无力长久支撑这个帝国模型。美国独立对“殖民模式”的冲击，最终导致了1931年“大英帝国”变成了允许各殖民地自主的“大英联邦”。1941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大西洋会议上一握手，英国的“殖民统治的帝国模型”，就开始被美国的“政治文化的帝国模型”所取代。“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从此走上了“紧跟美国”的夕阳西下不归路，它也只能借此来对抗苏联在欧洲的直接威胁。

第二个背景与国内危机有关。1970年代，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陷入了与“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相伴随的“停滞膨胀”的经济危机。就英国内部而言，这场危机，其实也是一个老牌帝国的社会凝固趋势的必然结果。其背后的逻辑是：长期以来，工业革命“生产性收益”和世界贸易“分配性收益”的上升，加上帝国收缩“破坏性成本”的下降，都没能抵消英国社会各阶层“分配性努力”的刚性膨胀。这里涉及一个“国运中兴”的历史规律：一个国家如果能在制度上持续地鼓励“生产性努力”，并持续地控制“分配性努力”和“破坏性努力”，那它就能够持续地保持强盛。最典型的反面例子，莫过于中国历史上“生产性兴起、分配性腐败、破坏性崩溃”的制度化的“朝代循环”。

也就是说，大英帝国地位的确立，靠的是“生产性收益”和外部“分配性收益”压倒了帝国扩张的“破坏性成本”。当帝国全面收缩之后，英国社会的问题，就归结为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里所说的：稳定社会中各种“分利同盟”之间的厮杀和国运的没落。“毁蛋糕”的问题通过帝国收缩和立宪发展解决后，“分蛋糕”的矛盾就会以更大的能量影响“做蛋糕”的效率，“分配性努力”的刚性膨胀就会削弱“生产性努力”的付出，这就是“英国病”背后的全部秘密，这也是类似的“日本病”的要害。

撒切尔主义的要害： 自由市场原则

撒切尔夫人正是在上述这种“内外交困”的历史背景下脱颖而出的。1979年5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她的强烈“信念原则感”，通过她下面这些话传达了出来：“我不是一位共识政治家，我是一个有信念的政治家。”她还引用“圣弗朗西斯祷告词”说：“凡是有不和的地方，我们要为和谐而努力；凡是有谬误的地方，我们要为真理而努力；凡是有疑虑的地方，我们要为信任而努力；凡是有绝望的地方，我们要为希望而努力。”

撒切尔夫人的行动准则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字：“强硬”。对外是对苏联阵营的强硬，也是在昔日“帝国荣光”问题上对阿根廷挑战和北爱尔兰事务的强硬；对内是对挤压“自由市场”的“福利国家”和“国有经济”的强硬。“铁娘子”的美称，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苏联记者给她的名号。

“撒切尔主义”的要点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边界”原则，相当于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需求平等”与美国哲学家诺齐克的“权利平等”争论中，偏向“权利平等”而不是“吃国家大锅饭”的思想。在内政问题上，她所做的一切本质上就是：扭转一个积重难返的凝固社会中的“分配性努力”对“生产性努力”的侵蚀，即“做蛋糕”的动力和效率问题要由“分蛋糕”的责权对称和激励原则来解决。

所以，撒切尔夫人说：“（欧洲）社会主义的最大问题是，别人的钱终将不够你花。”“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而面对“福利国家”财政扩张和由此导致的货币政策的失控，“撒切尔主义”与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信念相合：“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也正如洛克菲勒的家训所说：“你想使一个人残废，你就给他一双拐杖。”当然，这些并不妨碍撒切尔夫人在行政风格上所奉行的：“我不在意我的大臣们谈了多少，只要他们按我说的做。”

不过，对外强硬改变不了英国“紧跟美国”的国际形象，也不可能改变邓小平收回香港的决心。当然，撒切尔夫人至少能在苏联崩溃的问题上自夸功劳。但最具争议的，实际上还是她的经济政策。

大家都知道，撒切尔夫人曾经手举哈耶克的著作《自由秩序原理》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还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这些自然是“撒切尔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体现。在她的顾问出版了《将世界私有化》一书后，她曾信心满满地认为：“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着队来领新的英国药方。”

总结起来说，撒切尔夫人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推行货币主义政策，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降低税率，促成国有资产私有化，大幅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其结果，是与里根一道掀起了一场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规模的市场化浪潮，推动了英国乃至西方经济的复苏。但是，她的政策同时也使失业率和利率居高不下，扩大了英国的贫富差距，导致英国犯罪率上升和社区分化，她甚至被指责毁掉了英国的整个福利制度。此外，英国私有化的范围和效率也饱受争议，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制造业占GDP比例下降趋势进一步扩大，她在任期间公共住房开支竟然削减了高达三分之二，贫困人数进一步上升。

撒切尔主义“光大于热”

在西方的议会民主制里，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有比较明确的制度限定，但从制度层面落实到政策层面，政府的具体措施依然会对各个社会阶层的权利和负担造成极大的影响。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福利与自由、平等与效率”的“大取舍问题”。当时英国的特殊之处是：这个“大取舍问题”是在大英帝国日薄西山、成熟社会福利的刚性趋势、民主选票的福利主义逻辑的“三重挤压”下的历史难题。

早在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教育大臣时，她就曾因取消小学生的免费牛奶供应而被评为英国当时最不受欢迎的女人。道理自然简单：你要小政府、低税收，你就不得不砍福利，你就只好不顾“选票最大化”的民意逻辑，否则，就只能以高赤字、高公债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政治往往不得不服从“政客选票最大化”和“利益集团优势最大化”的逻辑，而摇摆在“福利-税收-公债”的高低困境之间，每种困境都似乎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威胁。

到了1990年，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保守立场实际上已经撕裂了执政的保守党的内部统一，她也因多次的“不信任投票”而被迫辞职。在最后的岁月里，她的“人头税”政策不得民心，她反对“欧洲汇率机制”和“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也饱受抨击。实际上，撒切尔夫人把“欧洲一体化”看成一种建立“超级政府”的企图。有意思的是，后来的“欧洲债务危机”证明了撒切尔夫人的先见之明。的确，欧洲从“贸易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到“货币一体化”和某种程度的“政治一体化”，似乎仅仅是历史上的“欧洲大一统残梦”和福利主义民意逻辑的结果，可背后的现实却只能是：“货币一体化”助长了高福利推动高公债的危机趋势。但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上，“撒切尔主义”却难逃其责：政府放松管制导致金融市场推高了家庭和企业的债务风险。

在本质上，“撒切尔主义”是调整西方社会分配的一种保守立场，是利益多于真理的一种政治原则。在上文所说的“三重挤压”背景下，“撒切尔主义”实际上只是“光大于热”。

对已经进行了3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来说，“撒切尔主义”肯定会引起一些共鸣，尽管中国的背景是“管仲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管仲主义”是家长制下的“利出一孔”，“凯恩斯主义”是立宪基础上的国家干预。在中国拿“撒切尔主义”去批评“凯恩斯主义”固然说着了“市场化”的要点，但在语境和文化上却完全文不对题，因为“管仲主义”的干预是内生的，而“凯恩斯主义” 的干预是更偏向外加的。

不过，“撒切尔主义”对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外部挑战，或者是一种可能复活的西方政策必然包含的带有国际风险的管理挑战。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的任何政治偏向，都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注入高代价的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