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慈善超市的发展模式及造血机制比较研究

第一篇：中西方慈善超市的发展模式及造血机制比较研究

中西方慈善超市的发展模式及造血机制比较

研究

汪大海/杨永娇

 2013-05-09 10:57:03

来源：《中国民政》(京)2012年10期

【内容提要】西方的慈善超市发展得生机勃勃，而中国的慈善超市却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本研究通过中西方慈善超市发展模式的对比，发现二者“造血”机制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中西方慈善超市发展模式和结果的迥异。中国慈善超市是政府选择的结果，在运营模式、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方面存在致命缺陷，造成了中国慈善超市缺乏良好的“造血”机制。如何借鉴福利多元主义，完善中国慈善超市的“造血”机制，本研究提出了有益的思考。

在中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有一类慈善组织却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那就是慈善超市。慈善超市作为重要的社会实体，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动能：其一，慈善超市为社会救助提供了新渠道；其二，慈善超市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的社会矛盾，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其三，慈善超市贴近民众日常生活，为困难群众接受救助提供了便利；其四，慈善超市有助于弘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人类美德。

近年来，随着经营方式的改善，西方国家的慈善超市不断流行，发展壮大，与我国慈善超市的窘迫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以“造血”机制为中心，探索造成中西方慈善超市发展差距的原因，为相关对策的后续研究打基础，从而促使我国慈善超市摆脱困境。

一、中西方慈善超市发展模式的差异

(一)西方慈善超市的“车轮模式”

慈善超市在西方常被称为“慈善商店”，即“charity shop”，其形式表现为慈善零售“charity retailing”。[1]慈善零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1886年，英国Salvation Army的创始人General Booth在他的一本名为“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Way Out”书中写到：大量来自富裕家庭的闲置物品可以通过雇佣工人的渠道输送至需要这些物品的家庭和人们，这些被雇佣的工人主要从事二手物品的收集和翻新。随后，以Salvage Store为代表的此类慈善零售店在英国建立。[2]如今我们所说的“慈善超市”，与19世纪的慈善零售店有一些不同，不同点主要在于它们运用了现代的经营理念和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慈善超市最早出现于美国，起源与1902年成立的“好意慈善事业组织”(Good Will)，[3]英国在1947年也成立了最早的慈善超市——Oxfam shop[4]，20世纪末已有超过6500个慈善超市[5]。这些慈善超市的主要业务是接收、翻新、销售市民们捐赠的二手物品，并将销售这些物资所得到的善款用于为残疾人、失业者、孤儿、新移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兴办福利工厂、职业培训机构、学校和就业安置场所等。

基于Malcolm McNair的“零售业车轮”理论，Brown(1987)认为西方慈善超市的发展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进入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6]在进入阶段，慈善超市首先始于一个大胆的构想，通过获得投资者的支持，靠捐赠的二手物品的低价格来吸引顾客，这也是以其廉价的成本为基础的。为了节约开支，此时慈善超市的员工主要是志愿者。随着各种资本的积累，慈善超市进入到发展阶段，这时候，慈善开始注重商品的质量和店面的美观，改善经营和管理方式，并且不断培养慈善超市的吸引力、口碑和品牌。有的慈善超市搬迁到了更好的地址，而且此时的商品不再仅仅是捐赠的二手物品，也有了一定比例的新商品。随着不断发展，慈善超市进入成熟阶段，这时，资金的投入加大了，运营的成本增加了，组织结构和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了，并加强了同类似组织的竞争。在这个阶段，有的慈善组织会出现组织结构“头重脚轻”、资产回报率降低、组织脆弱性增加等情况，此时又会回到进入阶段的状况。可见，西方慈善超市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闭合的车轮。

(二)中国慈善超市的“双轨模式”

与西方的慈善超市不同，中国的慈善超市在政府的推动下出现。中国的慈善超市又称为“扶贫超市”、“阳光超市”、“爱心超市”。《辽宁省扶贫超市管理办法》的第二条写道：扶贫超市，是指以经常性社会捐助站(点)为依托,以解决城市特困居民临时生活困难为目的，以有针对性地募集和发放为主要形式的经常性社会捐助和社会救助机构。自从2003年5月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慈善超市之后，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青岛等城市也先后建立了慈善超市。由于慈善超市在中国被定位为民政工作的一部分，为了推进慈善超市的成立和发展，政府给了相当大的政策支持。2004年7月，民政部下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大中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要求各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在大中城市逐步推广“慈善超市”。2004年9月，民政部又下发《关于加快推广“慈善超市”和做好今年“捐助月”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领导通知指示精神，加快推广慈善超市进程，并转发了《辽宁省“扶贫超市”管理办法》，供各地参考。为了促进慈善超市的良性发展，2007年9月，民政部又下发了《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慈善超市”情况摸底调查的通知》。[7]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截至2010年底，全国的慈善超市达到了8640个。[8]然而，这些政策却促使“慈善超市”走上了一条重数量轻质量的道路。有相当一部分慈善超市面临发展问题，例如，早在2004年慈善超市兴起之时，粤东首家慈善超市就出现了因“断粮”、“缺货”而关门谢客的尴尬局面(汕头都市报，2004)[9]；成立于2005年2月1日的安徽省六安市慈善超市，在热闹开张并维持一个月后不得不关门谢客(新安晚报，2005)[10]；2010年9月，济南市成立了5年的首家慈善超市倒闭了(山东商报，2010)[11]；河南省漯河市内的31家慈善超市在经营两年多之后，于2011年5月全部关门歇业(公益时报，2011)[12]；2011年8月，南昌的旧衣慈善超市仅成立了11天就关闭了(江西日报，2011)[13]。究其原因，不外乎是资金不足、捐赠与需求不对口和身份的合法性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慈善超市的倒闭都是因为资金短缺。

当然，我国慈善超市也有成功的范例。例如，创建于2004年2月的上海第一个社区长寿路慈善超市，是长寿路街道办事处委托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培育孵化的慈善类公益性社会组织。6年来，慈善超市按照“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模式，逐步建立起长效运作机制，成为一股重要的慈善力量。而促使此慈善超市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市场化和民间运作。

综上，中国慈善超市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在进入阶段，慈善超市在政府资金及其他资源的支持下开始运营，并按照政府的规定和要求一成不变地维持运营，然而后期由于财政投入有限、捐赠物资无法变现、运营成本增加等情况，慈善超市很快地进入到退出阶段；其二，在慈善超市经历了进入阶段之后，自身通过捐赠物资变现、经营一部分全新商品以获得更多资金等市场化等手段进行改善，伴随着资金积累、组织扩大，慈善超市进入了发展阶段，之后，慈善超市进入到成熟阶段，表现为资金的投入加大了，运营的成本增加了，组织结构和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了，并加强了同类似组织的竞争，但随着运营成本的增加、回报率的减少，有的慈善超市又回到了起点时的状况，这与西方慈善超市的“车轮”发展模式类似。许多鲜明的例子显示，中国慈善超市的发展大多数都是走的第一条路径。

西方的慈善超市遵循着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发展模式，即进入→发展→成熟，而中国的大部分慈善超市却在进入阶段之后，还没来得及经历发展阶段，就退出了。这其中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就问题的本源来说，笔者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的慈善超市缺乏成熟的“造血”机制，即缺乏通过自身获取资金支持和社会资源的手段和能力，这无论对于慈善超市的形成，还是发展，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二、中西方慈善超市的造血机制

(一)西方慈善超市的造血机制

西方的慈善超市自诞生起就有着强大的社会支持。在慈善超市的进入阶段，其主要资金和物资来源是社会捐赠，进入到发展阶段之后，其主要资金来源是零售的收入。由表1的2010年美国好意组织(Good Will)的收入来源结构就可以看出，西方的慈善超市很少会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占总收益的10.18%)。在起步阶段，慈善超市主要依赖社会捐赠，而到了发展阶段，慈善超市则是主要通过慈善超市的市场化运作，利用商品零售、为企业等合作伙伴提供服务来获取收益，从而既维持了超市的运营，又达到了慈善的目的。美国好意组织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了现代化、科学的运营模式，主要依靠自身的商品零售(占总收益的61.68%)和服务(占总收益的14.49%)来获取资金来源，连社会捐赠也只是总收益的小部分(占总收益的13.57%)，可谓是真正实现了“自力更生”。在西方，与好意组织情况类似的慈善超市比比皆是，已形成常态。可见，西方慈善超市获取资金支持和社会资源的手段是多样的，“造血”能力也比较强。

在强大的造血能力背后，西方的慈善超市有着成熟的“造血”机制，这可以从其运营模式中体现。首先，对于社会捐赠的二手物品，慈善超市采取“前店后厂”的运作方式，实现洗涤、整理、修配、估价、销售一条龙，即除设置捐赠点接受捐助外，还专门设有针对捐赠物品进行洗涤、整理、修配、估价的慈善工厂，这方便了慈善超市通过销售翻新的二手物品获得更多的收益；其次，厂内职工大多是慈善组织通过培训培养起来的曾经受助对象，慈善超市通过为合作伙伴提供服务，不仅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了就业岗位，还在获得服务收益的同时，培养了工人们“造血”的能力；最后，为了扩大顾客群体，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慈善超市还销售一定比例的全新商品，丰富了“造血”途径。慈善超市所获得的收益除了用于慈善目的之外，还可以用于支付员工基本工资、购买全新商品、培训工人，以及购买“后厂”的服务和设备，强有力地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慈善超市的造血机制

中国的慈善超市大致可分为财政供养型、财政支持型和社会捐助型三种。财政补给是各慈善超市运作经费的主要来源，能够从社会获得稳定、有效捐助的慈善超市少之又少。慈善超市从居民募集的物资大多数都是衣被，其数量庞大，导致仓库都已不够用，当居民再捐献衣被的时候，只能委婉拒绝。而衣被之外的物品又往往残破不堪，许多慈善超市都曾收到过旧电脑等电子设备，但维修费用比设备本身价格还高，这就造成了慈善超市柜架上物品的单一。获取捐献品种的稀少导致了恶性循环，仅有的几家具有变现功能的慈善超市，其变现收入往往连超市工作人员的薪酬和水电都不足以支付。既募不到物资又缺少财政支持的慈善超市，其往往沦为一个“花瓶”，只有在领导来视察的时候才能运营。[14]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2006年海淀区爱心家园资金总收入中，区政府的投资就占了96.2%，而社会捐赠还不到4%，如表2所示。这反映出我国慈善超市的“造血”能力低下的现状。

不成熟的“造血”机制导致了低下的“造血”能力。我国慈善超市的“造血”机制同样可以从其运营模式中得到体现。我国的慈善超市根据举办主体的不同，其运作模式大致可分为政府主导型、民间组织承办型和市场运作型三种。政府主导型的慈善超市运作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款，工作人员主要为政府兼职人员和特聘的专职人员，每周定期开放1天至2天，专门为救助对象服务，这是目前我国慈善超市运作的主要模式。[16]以浙江省为例，根据《浙江省慈善超市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浙民救[2005]149号)，各县(市、区)所辖乡镇(街道)要逐步建立慈善超市，由民政部门牵头，可依托社会捐助工作站建立中心。一般在超市开张之初由民政部门提供物资，每年10月份开展扶贫捐助送温暖活动时，留一部分物资在超市。经民政部门确认后，慈善超市部分物资可储存或调剂其他慈善超市。政府专门拿出资金或协调慈善组织以及社区内企业出资，由县(市、区)级民政部门负责购买物资。困难家庭凭借民政部门或街道发放的“爱心卡”、“春风卡”等到所在地慈善超市领取相应金额的慈善物品，行动不便者可由人代领或送货上门。慈善超市内物资一般分为最低价、优惠价和“爱心价”三档，分别面向困难家庭、辖区居民和购买商品奉献爱心者。除了政府提供的物资之外，慈善超市还接受社会捐赠，但由于社会捐赠的二手物品因没有加工条件而堆积、无法变现，因此按市场价格销售给辖区居民的商品收入是国内慈善超市唯一可获得的收益，但这部分收入还不够支付慈善超市的基本运营成本，最终还得依靠当地政府“输血”。

三、中西方慈善超市“造血”机制差异的原因

(一)是社会选择还是政府选择？

从慈善超市的产生来看，西方的慈善超市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由于西方的慈善超市大多是在慈善组织或个人的倡导下发起、形成，其最初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慈善超市的发起人或发起组织，慈善超市所售物资最初也主要依赖社会捐赠。可以说，西方慈善超市的产生与政府没有太大关系，对政府没有资金依赖，与政府也没有隶属关系。政府在慈善超市的发展中，最多就起到一个支持的作用，很少拨款。简而言之，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就算没有政府的资金和物资支持，西方的慈善超市也能够正常发展。

然而，中国的慈善超市是政府选择的结果。中国的慈善超市一开始就被定位为民政工作的一部分，更像政府的连锁机构，作为经常性社会捐助接收(站)点的延伸。可以说，政府与慈善超市的关系就如同是亲子关系。在慈善超市的起步阶段，除了少部分社会捐赠之外，无论是资金、物资，还是工作人员都是政府提供。慈善超市过于依赖政府，势必会减弱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大大减少其独立运营的空间，并可能产生机构惰性，忽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途径，慈善超市长期不能“断奶”，一直靠政府的“输血”来维持运营，为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慈善超市本来是很好的惠民工程，最后却常常不得不因为财政负担过重而夭折。

(二)是市场化运作还是政府控制？

从慈善超市的运营模式来看，西方的慈善超市已经形成一套较完善的运营理念：采用市场化运作，变现过程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实行企业化管理，有清晰的成本概念，追求效率；做捐赠不是不断给予，而是从培养困难群体的造血能力入手。可以说，西方的慈善超市跟一般的超市在运作方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性质上，慈善超市是非营利性的，其收益主要用于慈善。这些都保证了慈善超市具有依靠自身的运营来获取资金的渠道和能力。

然而，中国的慈善超市长期受政府影响和控制，还没有能力真正走进市场。慈善超市的运营模式更像政府的办公模式，经过计划，一切围绕着贯彻政策精神；顾客主要是政府通过调查和核实的困难户，而非有购买能力的那部分公民；商品是政府提供，而且具有“排他性”；获得收益不是经营的主要目的，经营只为了履行政策；社会捐赠不能变现，无法通过变现改善经营，创造更多的价值。或者说，慈善超市就是政府的一个隶属机构，连“经营”都说不上。这导致国内的慈善超市不能融入市场，无法按市场规律获得收益，无法按照其他超市的正常经营模式来“造血”。

(三)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是高还是低？

除了资金之外，社会捐赠与社会参与也是慈善超市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因此，慈善超市的“造血”能力不仅体现在获取资金的能力，还体现在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2005年英国有49.7%的居民选择将用过的物品捐给以慈善超市为代表的慈善组织，这是众多处理二手物品的渠道里使用频率最高的，[17]可以说，捐赠闲置物品给慈善组织已经在许多居民中形成了习惯。相反，虽然一些中国公民有将闲置物品捐赠给慈善组织的意识，却很少有公民直接捐赠给慈善超市。

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慈善超市较弱的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税收政策。西方的慈善超市享受与其他慈善组织同等的捐赠税收优惠，按照国际惯例，个人公益性捐赠的税前扣除额一般规定为50%以上甚至100%(金锦萍，2011)，这形成了对慈善事业的有效激励。在国内，慈善捐赠税收优惠非常有限(企业12%，个人30%)，而且具有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非常少，目前，慈善超市还没有这个资格。第二，慈善超市的公开性、透明度。由于透明度高，西方的许多慈善超市在筹资上并没有把社会捐赠列为首要来源，但公民相信接受捐款的慈善超市会把他们的财物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从而促使了慈善捐赠。然而，国内的慈善超市透明度低，屡次发生挪用善款的情况，损害了自身的公信力，当然也降低了公民进行慈善捐赠的热情。第三，慈善超市的宣传以及可接入性。西方的慈善超市采用市场化的经营模式，通过选择客流量大的店面、进行大量的宣传，扩大了自身的影响面和影响力。然而国内的慈善超市常常由于资金的拮据，不得不选择租金少但客流量少的店面，也没有广告投入，再加上营业时间有限制(有的是一周两天)，老百姓往往都不知道其存在，没有捐赠途径。

四、结论与对策

慈善超市作为社会对困难群体的一种“福利”，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福利多元主义主张政府不再是社会福利的唯一提供者，社会福利可以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和社区共同负担，政府角色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的仲裁者以及促进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其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是参与和分权。Evers(1995)指出，一般福利多元化具有灵活性，福利多元主义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国家供给的有限性促使了这种平衡的福利多元的形成。[18]福利多元主义实际上是对福利国家中国家干预过多的一种批判，强调不同以往政府垄断供给福利的模式，要求重新界定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家庭等各主体的职能。

在福利多元主义的指导下，笔者认为完善中国慈善超市的“造血”机制可以从以下思路着手考虑：第一，转变政府在慈善超市发展中的主导角色，实现慈善超市的社会导向，将慈善超市交由社会组织运营；第二，实现慈善超市的市场化，按照市场理念，采用市场化的经营手段和方法；第三，提高慈善超市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这需要改革慈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慈善超市的透明度，增强慈善超市的宣传力度和可接入性。

第二篇：我国社区警务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我国社区警务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摘要：社区警务强调警察与社会公众和谐相处，通过建立良好的警民关系，增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以全社会的力量抑制与预防犯罪。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社区警务在中国，不仅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深厚渊源，而且有其他国家难于全面实现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社区警务 中国特色 发展

社区警务是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休斯顿警察局率先提出回归社区警务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如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也先后实行社区警务。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以治本为主、治标为辅的警务发展战略。它是对传统的“专业化警务”战略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刻反思之后的一种选择。

传统的“专业化警务”战略虽然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警察在其中亦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如此巨大的付出却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专业化警务”战略简言之即是一种以打为主的战略。警察受报警电话驱使，对案件作出事后反应；警察工作过分强调专业化，而忽视发动公众广泛参与；衡量逮捕罪犯的数多少和警察接到报警后到达现场的速度是警察工作的主要评价标准；依靠增加警力和装备现代化提高警察工作效能；对警察注重提倡勇敢顽强的精神，而忽视建立良好的警民关系，为公众乃至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这样做的结果是警察疲惫不堪，效果并不理想，犯罪不仅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打不胜打，愈打愈多。为改变这种局面，英、法警学专家和警务人员开始探讨一种新的警务战略。他们的注意力从以打击犯罪为主转移到以预防犯罪为主；从强调警察的专业性转移到重视改善警民关系、广泛发动公众参与；从警察工作随着案件走转移到以社区为单位，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共同预防犯罪，将犯罪遏制在发生之前；从强调高破案率转变为树立多破案不如少发案的观念。由于这种警务战略植根于社区，以社区作为警务工作的重点，所以，概括地称为“社区警务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介绍社区警务的著述、文章日渐增多，一些人认为，社区警务发端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是对过分公务化、强力化、技术化的科学化警务并没有解决警察与犯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问题的反思与回归。有人说社区警务是社会化警务、集体化警务，有人说社区警务是民主化警务、人性

化警务，也有人说社区警务是特色化警务、个性化警务。对中国而言，社区警务是不是世界警务新潮流并不重要，它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才是关键。一方面，社区警务并不完全是国外泊来品，中国人很早就有过相关探索，新中国警务在这方面更是有成功的实践、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社区警务既适合中国传统文化，又适应中国社会变革，对中国警务的改革、尤其是对基层实战单位的警务改革，具有广泛意义和重大作用。

社区警务强调警察与社会公众和谐相处，通过建立良好的警民关系，增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以全社会的力量抑制与预防犯罪。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社区警务在中国，不仅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深厚渊源，而且有其他国家难于全面实现的广阔前景。

中国古代就有社区警务的类似理论和实践。通过整体解决社会问题入手强化社会治安，这种思想和实践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在思想方面，韩非子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他在《韩非子.显学》篇中曾明确指出：“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修刑重罚以为禁邪”；“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而备军旅”；“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战斗以擒虏”；“此四者所以治安也！”韩非子所论述的治安，是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加以考察的，这是一种“大治安”的理念。这就使他的思想不仅有宏阔的实践视野，又能获得深广的理论支撑。在实践方面，管仲在齐国的改革是成功范例之一。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的改革，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安其居，不得混居杂处，并限制迁徙，管理流动，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相对同质因而相对稳定的社区，既使人们生活安定、恋土重家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又能较好地避免社会心理学上的“交叉感染”，防止形成与主流文化不太合拍的亚文化；在管仲这一“三其国而五其鄙”“寓兵于农”的规划下，齐国全境每一个人户都处于一个统一有效的行政网络之中，得到了权威而有序的管理。这个体制，可视为后世郡县制的前身。他还进一步在基层推行闾伍制：每25户为一闾，闾设闾墙、闾门，按时启闭，由闾有司主管。凡出入不时，行不由径，衣服不正，所携非物，或圈属群徒，歌呼呜叹于道，哄抢强卖于市者，都要受到闾有司的严格惩处。管仲认为，凡扰乱治安的攘夺、盗窃、攻击、残贼、奸非等情，都滋生于“州里不隔，闾门簧瑁出入无时，早暗不禁”的管理不力上。因此，他每到一地，必询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等等，调查题目有七八十个之多。(见《管子.问篇》及《八观》等)他还亲自布署筑城郭、修墙垣、绝通道、扼门关、深沟防、捕盗贼、除人害，强化基层治安设施与治安活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国家行政管理能直达每一人户，至少可从齐国实行闾伍制的春秋初

年(公元前8世纪中叶)算起。第二，恒民之业，父传子继、兄授弟习，职业长期不变，既节省了社会的就业培训费用，还因为能够保持较低失业率而有利于社会稳定；第三，“作内政而寄军令”，用军事编制组织、训练、管理民众，既使社区居民相互比较了解、信任，形成并存互助习惯，更使人们惯于服从和奉献，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两方面都有利于社会稳定；第四，严密户籍登记，既使国家可以严密其他管理，减少无序状态，从而有利于社会治安，又通过及时的登记、调查使可能违法犯罪的居民产生受控感觉，形成心理威慑，从而有利于社会治安。第五，厉行邻里连坐，邻居犯罪，告发者重赏，隐匿者重罚，以严刑峻罚扼制犯罪。管仲的改革，使齐国迅速安定、迅速富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到了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郡县制，“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上设郡，县下设乡、里、什、伍。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乡里什伍的头目由地方聘选。这就是“郡县制”。在乡里基层，每5户为一伍，10户为一什，实行“什伍制”，“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史记.商君列传 》）居民之间，推行“联保联防连坐制”：一户失窃、失火，四邻都有责任救助；一家违禁犯法，四邻与地方均负连带责任。商鞅还严厉控制流动人口、非农业人口即“言说者”、“工商游食之民”等，其措施包括旅馆的投宿登记，旅客“无传”没有通行凭证不许投宿，否则旅客和店主一体治罪。这个措施连边境私人旅舍都执行了。在这种强化管理下，动荡社会的基层也获得了相对的安稳。“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

当然，这些改革措施大多不适合现今社会，但是，不是就犯罪谈犯罪、就治安搞治安而是以社会发展谋求社会稳定，这种思路，分明是社区警务的思维模式。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的社区警务建设并非照搬欧美经验，而是伴随着公安体制的改革，呈现循序渐进的特点，两者的结合点是公安派出所体制改革。二十世纪90年代初，公安部第四研究所首先与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合作进行了派出所社区警务试点。1995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接受公安部治安局项目，在全国16个城市进行公安派出所工作改革与社区警务方而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建设性成果。在此基础上，1997年4月，公安部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全国公安派出所工作会议，将社区警务作为未来派出所工作改革的重要内容。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123号)提到“有条件的地方，要根据社区规模的调整，按照区‘一区’(社区)一警的模式调整民警责任区，设立社区警务室”.将社区警务纳入社区建设工作体系。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中发[[2003] 13号)，要点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要求，坚

持统筹兼顾，进一步加快公安体制改革，加强公安机关正规化建设，社区警务是其中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2006年10月9日，公安部正式下发《关于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决定》，提出以社区警务服务和谐社会。当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8月，***同志在全国城市公安机关“二基”工程建设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入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探索建立与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社区和农村警务工作新机制。在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工作”成为了“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基本内容。从发展历程上来看，社区警务在中国的发展始终紧随着党的理论发展，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阵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工作”，正是指明了发展社区警务在今后中国警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社区警务符合中国公安机关优良传统，中国公安工作有其特色，这是国内外警察学界所公认的。这些特色究竟是些什么？在不断地发展和摸索中的中国社区警务发展和改变又是如何的呢？作为在一线的基层民警，我有着最切身的体会：

一、是以“三基”工程建设为重点。

加强“三基”工程建设，是公安事业长远健康发展的基石。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肩负着其他任何部门都无法代替的特殊作用，基层公安机关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其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层公安机关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意识，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深入推进“三基”工程建设向纵深发展。要狠抓工作落实。要严格按照“人往基层下，劲往基层使”的要求，将工作中心向基层下移，同时从财力、物力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切实提高基层基础建设的保障力度。要积极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沟通，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夯实基层硬件基础。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按照“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吸纳社会资金，壮大保安队伍力量，扩大治安报警监控设施的覆盖面，打捞基层防控基础，实现互利双赢。要苦练基本功。以提高基层所队民警执法水平和做群众工作能力为重点，立足所在岗位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深入开展基本功训练。要把岗位练兵和“三个必训”相结合，把训练经常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确保基层民警做到既懂方针政策，懂法律法规，懂业务知识，又会擒敌自卫，会执法执勤，会管理服务，会群众工作，计算机操作。要加强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是通过运用信息、信息网络和信息手段，实现警察内部管理和社会治安管理，形成一种

高效能的警务体系。基层公安工作事务繁杂、千头万绪，管理效能不高，消耗了大量的警力。因此，要大力加强派出所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刑侦综合2000系统、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指纹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110接处警系统等建设，以简化警务运作流程，强化科学管理，提高技术应用水平，促进基层公安机关由粗放式、低效能的警务运作向集约式、高效能的警务运作方式转变，进一步打牢基层基础。

二、是以社区警务建设为重点。

社区警务工作是公安机关最基层、最基础的工作，党的十七大将城乡社区警务工作提到新的历史高度，要求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来谋划、开展社区警务工作。基层公安机关根据新时期的需要，深入推进社区警务战略，实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

完善管理制度。由派出所副所长分管社区警务室的工作，从而进一步强化警务室职权和处置警务的能力。完善工作职责和激励、监督考核管理制度，通过不断完善社区民警的工作职责，明确社区警务的内容和目标，同时对各项工作进行细化分解，形成量化考核标准，进一步促进社区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社区民警的素质。首先要提高社区民警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社区民警对基层情况最熟悉，要善于第一时间掌握不安定因素的信息，提前介入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做到早发现早解决。要善于发挥居委会、民调组织、社区德高望重人士的作用，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尽量将其解决于基层。要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善于引导矛盾双方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升级。其次要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社区警务时时刻刻面对群众，必须把服务意识贯彻到各项警务工作中，做好群众工作。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心声和建议，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做到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要与社区干部、群众建立良好、融洽的工作关系，争取大家的支持和理解，为社区警务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后要提高建设平安社区的能力。要大力整合群防群治力量。目前，石岐区社区警务实行“一加三”模式，即在警务室的框架内，以直管或双管的方法，设立社区治安保卫委员会、出租屋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保安组织协调管理办公室三个专门的群防群治组织机构，系统地把主要群防群治力量置于社区民警的指导、监督下开展治安防范工作。要科学布防，比如：各社区一旦发生刑事案件，社区民警必须亲自到达现场了解情况；社区民警要对本辖区及周边辖区的治安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定期将案情通报给社区群众，提高群众的治安防范意识；社区民警要根据辖区的治安情况，科学布防，提高治安防范和打击的成效。要大力开展文明平安小区建设。对于开放式的住宅区较多，治安防控难度大的地

区，社区警务室积极联合居委会等部门，选择有条件的住宅区，发动、协助居民集资建立封闭式安全小区，提高治安防控力度。

三、是以治安防控工作为重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管理，要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在城区社会治安管理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要实现“发案数下降、破案数上升”的工作目标，切实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促进社会治安明显好转，要以“破窗”理论为指导，重点抓好社会治安防控工作。“破窗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的，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又得不到及时的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窗户玻璃，从而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导致犯罪滋生、蔓延。因此，在警务活动中，我们要对各种可能引发违法犯罪的因素及时进行化解和控制，对各种违法犯罪坚持严打，防止其升级、恶化。主要抓好两个方面：

“以防为主”，构建严密的治安防控体系。要按照管好犯罪高发群体，管住特种行业和重点场所，压缩多发性案件和加强基础性工作的整体思路，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构筑各单位、部门积极参与、专群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一要强化“三安”联动机制。在保安员队伍的管理方面，强化对保安员队伍的管理指导，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和完善，使保安员队伍向规范化、法制化发展。在工作中，形成了“公安、治安、保安”“三安”联动的工作格局。二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内保单位、重点企业、重点场所和金融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通过加强对各单位的治安防范指导与督促检查工作，动员和发动单位及时调整、完善、优化内部安全防范措施，提高治安防范针对性、时效性，确保安全。三要以“科技”为依托，提高治安防控力度。通过建立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对辖区治安重点部位、路段进行实时监控，加强警情分析研判，统一指挥，对社会面进行科学布警、动态防控，提高防控针对性和打击精确性。四要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五是加强对敏感行业监管，预防事故发生。通过加强对废旧物资回收业、娱乐场所等敏感行业的档案管理，进一步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制度，开展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全面掌握各敏感行业的治安情况，积极堵塞销赃渠道，减少违法犯罪，降低安全事故几率。

“以打促防”，加大对行政案件等轻微性犯罪的打击查处力度。对轻微犯罪的打击，我们始终要坚持“零容忍”理念，因为相对于犯罪的实际发生来说，对犯罪侵害的恐惧和对犯罪高发率的担忧，也是同样重要的问题。打架斗殴、毁坏公物、卖淫嫖娼、吸毒、小偷小摸等行政案件，不仅直接刺激了人们对违法犯罪 的恐惧感和忧虑感，同时也经常直接成为暴力犯罪和其他恶性犯罪的导火索。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行政案件的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增强群众安全感，密切警民关系，防止严重犯罪行为发生。在工作中，要切实转变“重刑事打击，轻行政查处”的思想，把查处行政案件作为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促进社会治安好转和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狠抓落实，切实扭转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倒挂的现象。要对整治治安重点地区和群众关心治安热点问题及时进行集中整治，限期进行整改，化解民忧，努力净化社会环境。要坚持严格执法，对满足查处条件的行政案件要坚决查处，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遏制犯罪违法犯罪蔓延升级。

综上所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实践，我国已经自己找出适合自己的社区警务模式，中国虽然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社区警务较早的国家，但我国社区警务的发展某些方面并不如西方一些国家，以美国社区警务为例，美国的社区警务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密切警民关系，实现群防群治，十分注重警察在公众形象，在社区建立警察机构，在街区实施“市民在巡逻”计划等无一不是为了增进警民关系，促进社区发展；在这方面，美国与中国虽然都在进行，但美国在这方面显得突出。所以西方社区警务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学习西方让民警走出去以巡逻、巡查、访查为主要值勤方式，与公众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我坚信通过每个基层民警的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定能建立一套先进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管理体系的！

参考文献：《韩非子.显学》《史记.商君列传 》《秦律问答》等部分章节

《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123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中发[[2003] 13号)等

第三篇：中外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中外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小结

喻建房

（1）论文关键字：工业生态学、生态工业园、我国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国外生态工业园

发展模式、结合南昌实际的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研究

（2）对关键字概念的理解：

工业生态学（Industrial Ecology）：是一门研究人类工业系统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

互关系的学科。工业生态学所研究的是如何把开放系统变

成循环的封闭系统。社会物质代谢和生态工业发展是该学

科的主体构成。而生态工业园区是有关生态工业发展实践

研究方面的主要方式。了解工业生态学有助于我们理解生

态工业园的形成和发展。

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y park）：是指通过某个区域内的所有企业单位共同合作以达到该区

域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的工业园区。它是21

世纪新兴的工业发展模式，较以前的工业发展模式而言，不仅考虑了经济、社会的效益，而且在工业生态学的理论

基础上加入了环保的概念。它遵循的是“回收——再利用

——设计——生产”的循环经济模式，模仿自然生态系统

物质循环的方式，使整个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合理的循环利用，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我国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我国从1999年开始了对生态工业园发展的探索。国内将生态工

业园分为三种类型：现有改造型、全新规划型和虚拟型。到现在为止，我国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①主导产业链型②多产业关联

共生型③全新混合型。前两种也叫现有改造型，第三中为全新型。

（不同地区根据其自身特点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叫法可有不同，但

大体上属于以上的范畴）

国外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的丹麦的卡隆堡,(Kalundborg)工业共生

体是生态工业园发展的雏形。主要模式：主导产业链型或纵向生

态工业园区模式、改造提升重构型、现代虚拟型等。

结合南昌实际的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该部分首先使用swot分析法分析南昌的经济、环境

等方面的情况。结合国内外生态工业园发展模

式，总结出适合江西的发展模式。

（3）关于南昌生态工业园的发展，前人已有一部分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总体看来，都是结 南昌现有各个园区的实例，联系生态工业园的本质含义而得出的。如以下论文：

1、生态工业园规划与建设——以南昌高新区为例南昌大学魏海悟

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的选择江西科大卢杰 3浅析南昌高新区发展模式——一区多园

但涉及园区模式研究的成果不多，因为前人多致力于园区发展。

第四篇：社区商业发展研究及模式探讨

社区商业发展研究与模式探讨

营销部

乔相逢

【摘要】社区商业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国外的社区商业主要以购物中心的形式出现，具有满足社区居民购物、服务、娱乐等综合性需求的功能。购物中心的核心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连锁企业。各种连锁经营品牌是支撑社区商业中心的骨干力量，是社区商业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国内的社区商业设施正朝着成为一种综合建筑、景观、空间、声音的体验式场所，一种为社区居民创造的拥挤热闹的场所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目前国内的社区商业普遍带有浓厚的住宅底商特点，与国外成熟的社区商业模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目前，随着社区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大型综合建筑体的出现，与以往零散商业运作方式不同的模式正在悄然改变社区商业地产的未来。

社区商业的发展概况及特征

社区商业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当时由于家庭汽车的普及，以及城郊新建的发达的高速公路，使得城市居民大量向郊区扩散，由此产生了专门为郊区新建居住区居民服务的社区商业。60年代，英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国家也由于居民的郊区化而出现社区商业，到70年代，新加坡的社区商业也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

国外的社区商业主要以购物中心的形式出现。购物中心是一种现代的零售业态，美国的《零售辞典》对购物中心是这样定义的：“购物中心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及其相应设施组成的商店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开发和管理，一般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商店，并有众多小商店环绕。购物中心有宽敞的停车场，其位置靠近马路，顾客购物来去便利。”

国外社区购物中心的零售商们联合扩大经营的范围，不仅增强对人们“一站式”购物的满足能力，还向社区居民提供丰富的服务项目和休闲娱乐项目，因此社区购物中心在国外城市整体商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美国为例，2000年全国社区购物中心零售额为4494亿美元，高于近邻型购物中心（3205亿美元）和区域购物中心（1429亿美元），约占美国商业总零售额的40.68％。

一、社区商业的特点

社区商业是一种以社区范围内的居民为服务对象，以便民、利民，满足和促进居民综合消费为目标的属地型商业，社区商业是城市商业空间中的一个重要层次。社区商业所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社区居民需要的日常生活服务，这些服务具有经常性、便利性，但不一定价格低廉的特点。因此社区商业具有稳定的市场基础，并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得到更大的发展。

二、国外社区商业的发展概况及特征

西方各个国家的社区商业，虽然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社区商业的功能

国外社区商业是为了适应城市居民郊区化而建立的，具有满足社区居民购物、服务、娱乐等综合性需求的功能。社区购物中心提供的商品包括便利品和选购品，主要有杂货、食品、衣服、鞋帽、家具、家电、建筑材料、药品、珠宝饰品、礼品、酒类等，商品的档次要根据所服务社区的经济状况而定，一般以中档品为主。而服务功能包括，银行、邮政、电信、图书馆、警察所、医疗中心等公共事业，也包括干洗、修鞋、裁剪、洗车等日常服务。社区商业中心又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提供许多流行的娱乐设施，如雕刻、滑冰场、电影院、健身房、摄影、旅游代理等。另外，各种类型的餐饮服务，也是社区商业中心的功能之一，快餐、酒吧、咖啡屋等不仅解决了人们购物、娱乐过程中的饮食问题，也是朋友们约会、休闲的良好场所。

2.社区商业中心的业态构成国外社区商业主要是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形式，购物中心和连锁组织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购物中心的核心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连锁企业，例如，美国的沃尔玛、日本的大荣等都是它们国家许多社区商业中心的核心店，社区购物中心靠它们来提升对附近居民的吸引力。除核心店外，中心内还汇聚着各种不同规模、不同业种的专业店、专卖店，它们也多是连锁经营。各种连锁经营品牌是支撑社区商业中心的骨干力量，是社区商业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3.社区商业的开发

国外社区商业的开发都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进行的，其中，英国、新加坡等国家，政府对社区购物中心的开发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开发者须与地方当局结成共同开发的伙伴关系。而在美国，政府对社区商业开发的干预要少得多，主要是一些私人开发商以赢利为目的而进行开发。

国外社区商业的开发商主要有大型零售商、专门的商业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是保险公司、基金会等。商业企业和地产物业公司联合开发的做法也比较普遍，如澳大利亚的C.lesMyer，日本的太丸、伊势丹、高岛屋等大零售企业和当地地产物业公司联合建设的社区购物中心在上述国家到处可见。国外社区商业中心一般都实行开发和经营分离的做法。开发商负责前期开发，经营商负责租赁经营，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

4.社区商业的布局与设计

国外社区购物中心都有严格的设计布局，其目的是使购物中心的任何一部分都能吸引大批的购物者。购物中心重视对承租户的科学组合与安置，核心承租户对引导人流起关键作用，占总购物中心面积的约40％，其位置最先确定。对普通承租户的位置安排，充分考虑他们之间亲和力的不同，一些经营项目需组成群体以增强吸引力，而另一些经营项目必须相互避开。一般来说，国外的社区商业中心，会把四种类型的经营项目分别汇集在一起，一是男士用品店，包括男鞋、男装、运动用品等应当集中布置；二是女士用品店和儿童用品店，应该集中在一起，便于消费者进行价格、颜色、款式的比较；三是食品零售店，包括肉店、鱼店、面包店等；四是个人服务，如干洗店、修理店等也要集中布置。国外社区购物中心在总体布局确定以后，还充分考虑商店的装饰效果，承租户的平面布局和店面装饰需要在统一和个性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既要有必要的控制，保证所有商店具有整体性，又要避免标准化的设计，提供给承租户表现个性的机会。

三、国内社区商业概况

1.国内社区商业现状

我国的社区商业相对落后，正在大力推行的城市居住社区建设，把社区商业的规划和发展视为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社区商业的发展状况不仅影响到社区内居民的消费满足情况，也关系到城市商业的整体结构和布局，影响整个城市的综合商业能力。

我国的社区商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社区商业主要以历史形成的沿街商铺为载体。这种商业形式是自然形成的缺乏统一规划，业态档次普遍较低，社区商业功能不全。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商业房地产的逐渐成熟，社区商业得到了巨大的进步。国内出现了一大批“购物中心”、“生活广场”、“娱乐休闲一条街”等众多社区商业项目。它们可能在定位上提出超出社区服务范围的口号，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它们多数仍是以服务社区居民为主要目的，特别是居住区内部的商业设施。国内的社区商业设施正朝着成为一种综合建筑、景观、空间、声音的体验式场所，一种为社区居民创造的拥挤热闹的场所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目前国内的社区商业普遍带有浓厚的住宅底商特点，与国外成熟的社区商业模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2.国内社区商业的发展方向

我国社区商业正朝向统一规划，科学选址，集中布置的方向发展。各个省会城市都在制定自己的社区商业发展规划。从各城市的社区商业发展规划可以看出未来社区商业将具有以下特点：

1)

各商业行业种类将采取超市、便利店、专卖店、连锁店、专业店等先进业态形式。根据用户的需求，有效开展网上销售、电话订购、送货上门，送餐、送货、上门理发、维修等服务，因为居民日常购物消费将在居住地500米范围内完成。

2)

各城市将大力发展社区商业中心。社区商业中心是相对集中的社区商业网点所形成的具有多业态的综合性商业市场。这个综合性商业市场不同于大型商场，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社区居民。

3)

社区商业中心将普遍位于小区的中心位置。要求必备的商业行业种类有：早点快餐店、美发美容店、洗染店、摄影店、日用品小超市、生鲜副食土产店、肉制品专卖店、修配服务站、物资回收站、洗浴中心、服装加工等。要有名牌企业的连锁超市、24小时便利店、市政府推动的放心食品零售门店、放心早点快餐连锁店和放心茶店等正规企业的连锁店，既能满足传统的衣、食、住、行需要，又能适应新型的消费需求。

4)

从发展趋势判断，社区商业将是未来商业投资的重要市场机会，同时也将是商业地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社区商业的模式探讨

社区商业“因住而商”，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满足社区人们基本生活消费服务方面将逐步完善六项功能：购物功能，提供主副食、生活用品；修理服务功能，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用品修理的需要；餐饮服务功能，为居民提供早点、正餐和满足学生、老年人用餐；综合服务功能，社区居民理发、洗衣熨衣、服装加工、彩扩等全在社区完成；可再生资源回收服务功能，采取固定收购站和定期流动收购两种方法，保证居民废旧物品下楼就可交售；家政服务功能，社区能帮助居民雇用小时工、保姆、家教等。

可见，社区商业体现就近方便、价廉物美、服务多样的三大经营法宝。社区商业是一种有别于城市的区域中心商业、SHOPPING-MALL（大型购物中心）、特色步行街的商业形态，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为本地区居民服务的商业模式，社区商业的经营特点体现在：

一、侧重特色。

针对社区居民这一特定消费群体的特征采用不同的经营策略，随着社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层次从小康全面迈向比较富裕，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物质消费为主的传统消费观转变为现代的综合消费观，以家庭为载体的休闲消费、文化消费、娱乐消费、服务消费成为生活的主流，并逐步向体验消费发展。据此，社区商业营造特色休闲所、风情购物区、艺术市场、风格商业街等，具有消费、娱乐、服务、休闲多重功能的商业配套。

二、辅助功能。

目前，我国大中城市的商业布局出现“集聚——扩散”的发展趋势，即：品牌、高档、大宗商品向市中心商业街集聚，追求商业利润的品牌效应。日用商品向社区扩散，减少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商业扩散趋势使得社区商业成为投资创业的热点。

三、经营集约化。

大型社区商业以购物中心为主打业态，居住小区以“商业街”、“组团式”、“多点式”为重点建设类型，在业态上以“超市”为主，重点发展“连锁”经营的业制。购物中心包容各种新型商业形态，生鲜食品为主的超市、品牌荟萃的特色专卖店、各种便利的餐饮、综合服务设施触手可及，集约化经营将成为社区商业的优势。

社区商业由社区中心向外围延伸，其成型的模式有三种类型：

第一，社区底商发展模式。社区底商是属于零售物业范畴，一般指开发利用住宅、公寓等物业的底层建筑，从事零售商业和服务业。是房地产开发与零售业相结合的一种社区商业模式，是社区商业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底商具有相互推动和强化补充的商业特点。入住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自然产生商机，商机呈现，又会推动入住率的提高。社区往往是居住人口同质化程度最高的地方，社区商业强调的是本社区的特色，在社区底商和居住环境“软硬”条件集中配套上下功夫，与大型购物中心区别开来，着眼于生活服务为主，使社区底商因社区生活配套而存在，使商业资源配置更合理，降低居民区的噪音污染，避免各开发商重复投资和建设。

第二，社区商业街发展模式。社区商业街是指由相当数量营业面积不同、经营不同类别商品和服务的商店有规律地排列组合的商品交易服务场所。其存在形式分为带状式商业街和环型组团式商业街。从规模上看，社区商业街小于城市中心区的大型商业街和城市区域的中型商业街，属综合型的小区小型商业街。从人的需求发展方向来看，有形商品的充分满足，会使需求向无形商品转移，即所谓的“离物”倾向。在人们的消费生活中，除购物消费外，休闲、文化娱乐、健身、修养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会大大增加。考虑到商业街的服务商圈和辐射功能，大中小型三种商业街各自的经营定位应有所不同，社区商业街要和住宅区融为一体，成为一条真正的“生活街”，社区商业街不仅仅是一个购物场所，而是一个集购物、餐饮、服务业、居住为一体的生活空间。

第三，购物中心发展模式。美国《零售辞典》对购物中心是这样定义的：购物中心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及其相应设施组成的商店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开发和管理，一般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商店，并有众多小商店环绕。购物中心有宽敞的停车场，其位置靠近马路，顾客购物来去便利。购物中心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布式经营模式，而是一个统一高效运作的有机整体。根据国际购物中心协会的分类，从商圈辐射范围看，购物中心可分为四类：邻里型购物中心、社区型购物中心、区域型购物中心、广域型购物中心。美国社区购物中心的形态以单层楼为主，营业面积在9000-36000平方米，服务人口2万至10万。社区购物中心在面积、服务人口、商店数目等方面都界于区域型购物中心和邻里型购物中心之间。社区购物中心集购物、服务、休闲、娱乐于一体，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社区购物中心实施团组式开发，融合各种新型商业业态，以生鲜食品超市为主力，集品牌荟萃的专卖店为特色，融各种便利的餐饮、娱乐、健身、服务设施为一体，能满足消费者一站式的消费需要。社区购物中心实施集约化经营，管理成本低，商业带动效应强，容易凝聚人气，是社区商业的一种好模式。

第五篇：研究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对策

研究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对策

摘 要：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 乡村旅游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功能，在满足旅游消费需求的同时，有效促进了贫困农村的经济发展，成为城乡互动的一种有效模式。研究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不仅是对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格局的有益补充，也是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乡村旅游 发展模式 对策

一、重庆乡村旅游资源基础及市场规模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乡村资源为基础，以城市居民为巨大潜在市场，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欲望为目的的旅游产品。传统的农业资源借助这种产品能够实现更高的附加值。重庆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乡村旅游资源。从田园风光、乡村聚落、乡村建筑到农耕文化、民风民俗、节庆文化；从农业观光到农产品品尝、购物；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化高效农业等等，均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观，为重庆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重庆具有区别意识的乡村旅游自2000年才开始自主发展，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2006年，重庆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676万人次，占全市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数的24.69％，实现直接旅游总收入9.3亿元。目前，全市共有乡村旅游景区（点）数2470个，客房数总量74208张床位；全市被命名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单位共12个；直接吸纳农民就业人数5.3万人，间接提供劳动就业岗位12万人；到2010年，全市旅游农业游客总量将达到1850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1%，预计约占当年全市国内旅游总人次的18.5%，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二、重庆乡村旅游市场发展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强大的综合带动、文化交流、信息流通和辐射功能，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目前，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大致有五种：(1)农家乐及乡村饭店发展模式。重庆乡村旅游发展主要以农家乐作为载体，全市的“农家乐”数量已多达3650余个，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0余万人次，占重庆乡村旅游旅游收入的85%左右。此外，还有部分乡村饭店在传统农家乐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分布在“一小时经济圈”区域。(2)生态及高科技农业园模式。该模式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发展势头良好，是重庆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现代农业园区（渝北）、重庆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北碚）、重庆市农业科技博物馆、巴南区百里生态农业经济长廊、万州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园等。(3)森林公园模式。该模式是我市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原始形态。主要分布于南岸区南山、沙坪坝歌乐山、北碚缙云山、江津四面山、南川金佛山、万盛黑山谷、武隆仙女山森林公园等。(4)古镇民俗节事模式。主要分布在各级历史文化古镇和民族风情村，如重庆美丽乡村嘉年华、土家族摆手舞节、垫江牡丹节、三峡柑桔节、永川茶竹文化节、北碚静观腊梅节等。(5)景区带动型模式。主要是指以重点旅游景区为核心，把景区的部分服务功能剥离出来，吸纳周边乡村的农民参与旅游接待和服务，从而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形成旅游景区和社区经济的互动发展。如南岸南山片区、长寿户片区、武隆仙女山片区、金佛山片区、东温泉片区等均属这种模式。重庆是拥有8.2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万人口的年轻直辖市，大城市与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目前，重庆发展乡村旅游面临着以下问题：(1)乡村旅游模式发展不平衡，配套功能服务产品不齐全。目前，除农家乐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乡村旅游模式如生态农业园、森林公园、民俗节事旅游等在产品规划、建设、包装、宣传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不齐全，不能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要。（2)乡村旅游产品档次较低，乡村核心文化挖掘不深入。很多乡村旅游产品无法反映农事农艺、乡村生活、乡土习俗、劳作体验等乡村核心文化内涵,更缺乏具有参与性、知识性、娱乐性，能充分展示“村野文化”的旅游活动内容。（3)乡村旅游产业效益不高，经济联动效应不明显。乡村旅游理应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源和加速器，但目前重庆市乡村旅游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还不高，所占比例偏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拉动作用不够充分。

三、重庆发展乡村旅游的对策建议

首先，因地制宜地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导向配置资源，引导乡村旅游向优势地区集中。加强“一圈两翼”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分类指导和协调，架构“一环四走廊”的都市田园型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旅游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渝西经济走廊”乡村旅游发展,加速推进渝东南“乌江画廊/武陵山区”新农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产品从“单一”向“个性化”转型，旅游经营从“单体”向“规模化”升级。

其次，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体验性内涵，创造差异化的特色品牌项目。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主体行为上的参与性特点，在乡村田园风光景观意象和农耕文化意象突出的地方，开展生态型农业观光园，让游客参与农作劳动，体验农事之趣；针对乡村旅游文化层次上的高品位性特点，挖掘乡村民俗文化意象，设立民俗风情区，开展一系列游客参与性较强的民俗文化体验恬动。

第三，维护乡村景观的原真性，避免出现围城效应，确保重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活动，贪图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他们所荷载的异域文化会与乡土文化产生互动过程，有时在很大程度上会诱发乡村固有文化的演化与变迁。这会破坏乡村的原真性意象，从而降低乡村吸引力，最终导致乡村旅游根基的动摇。因此，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来维护乡村特色景观的传统性和原真性；必须认真贯彻“开发与保护并重、开发服从保护”的旅游业发展方针，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走生态文明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冯淑华 沙 润: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测评模型——以江西婺源为例[J].地理研究，2007（5）

[2]龙茂兴 张河清: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析[J].旅游学刊, 2006(9)

[3]邹统钎:乡村旅游发展的围城效应与对策[J].旅游学刊,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