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十所重点大学校长为何频繁调整？

第一篇：2011年十所重点大学校长为何频繁调整？

2011年十所重点大学校长为何频繁调整？

瞭望东方周刊201202期封面

高校国家队“换帅”

在实施了两期计划后，总周期预计最长20年的“985工程”如今已用时过半。新一批高校校长到任之后，将给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带来怎样的新动力

《望东方周刊》记者钱贺进 | 上海报道

随着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迎军在12月初正式出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2011年共有10所“985”大学更换了校长。自2006年以来的重点大学“换帅”就此达到高峰。

在中国，重点高校分为两个级别：“211工程”、“985工程”。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国务院《关于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的实施意见》中要求，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称为“211工程”。

1998年5月，根据中央精神，教育部决定重点支持一些“211”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为“985工程”。

据了解，目前，“211”高校共112所，承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任务的“985”高校共39所。

从2006年至2011年，分别有16、11、13、10、15、14所“211”高校校长更换人选，而这6年间共有27所“985”高校换帅。

作为中国大学中的骄傲，“985”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相当紧迫。2003年清华大学曾明确提出：在2011年百年校庆之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也曾提到北京大学“力争在2015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高校“国家队”换帅的背景是：在实施了两期计划后，总周期预计最长20年的“985工程”如今已用时过半。新一批高校校长到任之后，将给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带来怎样的新动力？

很多新任校长在科研领域成绩斐然

2011年重点高校人事调整，新任命的校长，大多是“外来户”---或来自其他高校，或来自教育行政部门。

2011年走马上任的10位“985”高校掌门人中，只有三人为本校内部调动：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原为该校党委书记，湖南大学(微博)校长赵跃宇、国防科技大学校长杨学军原为本校副校长。将范围扩展至“211”高校，2011年14所高校换帅，也只有5人为本校“内部调动”。

长期关注该领域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对《望东方周刊》说：”‘空降’方式有利有弊。对于相互陌生的高校和校长，需要有个适应过程。但‘空降’校长不受原有条条框框限制，在破立方面的创造性值得期待。”

由著名学者转身为管理者，这一特征在2011年高校“换帅”过程中也很明显，很多新任校长在科研领域成绩斐然。

如王迎军不仅是华南理工大学59年校史中唯一的女校长，也是目前全国“985”高校中唯一的女校长，以及中国唯一获得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院终身荣誉称号的女性。王迎军的丈夫汪建平则在中山大学(微博)任常务副校长。

当然，女校长掌舵“985”高校并非首次，前例是同济大学(微博)前校长吴启迪。

高校校长中为何很少出现女性身影？程方平分析说：“主要是因为历史积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女性比例较低。此外，理工科科研人员比较辛苦，走到前沿的女性就更少。而‘985’和‘211’高校目前大部分校长是理工科背景。”

除了学术功底深厚的学者，新任校长中也不乏拥有中央或地方国家机关从政经验者。

张尧学自1999年从清华大学调入教育部任职，此番“空降”中南大学(微博)之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两个职位。

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1998年就任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到调任天津大学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三职。

在程方平看来，校长的从政经历是一份重要资源，在管理上和协调与政府关系等方面会有优势。

校长为何频繁调整

2011年9月16日，吉林大学“新帅”李元元在就职讲话中流露出对“空降”吉大的些许意外。“昨天，中组部找我谈话，刚才，喻云林局长又宣布了党中央对我担任吉林大学校长职务任命的决定⋯⋯”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吉大，但从未想过是以任职的方式走进校园。

李元元是2006年以来吉林大学迎来的第三任校长。他的两位前任都是明星校长：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和被誉为“中国最年轻名牌大学校长”的展涛。

位于长春的吉林大学是中国办学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其车辆工程、法学、生物学与化学等专业在全国享有盛誉。这所大学第一期入选“985工程”，也是首批建立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

原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展涛2008年到吉林大学履新，直至2011年3月底，调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

此后半年，吉林大学校长一直空缺，由党委书记陈德文代理。李元元上任当日，不少吉大学生将网络签名改为：“吉大终于不裸奔了。”

如果把时间前推至2002年，自那时以来吉林大学已更换了5任校长。2002年，服务吉林大学近44年的刘中树离任后，党委书记吴博达出任校长。两年后，吴博达调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周其凤继任。

这种短期内更换校长的现象，在国内重点高校中并不鲜见。据统计，2006年以来，有9所“211”、“985”高校两次校长易人，其中约一半校长在岗位上工作了两年左右。

而在“985”高校中，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5所大学，过去6年来至少更换了两次校长。

对于高校校长的频繁调整，2008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曾做过回应：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调整，原因有多种，有的因为年龄原因正常退休，有的则是工作需要进行轮岗。

校长长期任期制被认为是成就国外一流名校的一个原因。不过，程方平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

“60后”纷纷走上前台

大学校长如何定位？如何处理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新校长们以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念。赵跃宇面对湖南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面对随后出现的赞赏和质疑，赵跃宇引用岳麓书院对联表明心迹：“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素。”

程方平为此叫好：“这是务实之举。项目课题本身就十分耗费精力，而一些校领导利用职权报课题、挂名，也会伤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可以看出，张跃宇是想认真地做好校长。”

新气象还包括，一批“60后”纷纷走上前台。

2011年新上任的14位“211”校长有8位属于“60后”。他们有几个共同特点：1990年前后以硕、博学历留校任教；大部分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并以博士后或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国外留学进修多年。而诸如天津医科大学新任校长尚永丰等人，则直接在国外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这8位“60后”校长中，有6位是理工科出身，其余两位为经济学出身的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和管理学出身的新任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其实，细数近6年来“211”高校中履新的24位“60后”校长，只有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出身文史专业。

程方平分析认为，这与公立高校校长也被纳入党管干部体系有很大关系。自建国以来，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基层干部，理工科毕业生一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不过，自2003年以来，已经有多位新任中央领导来自经济、法律专业。

“还是期望遴选校长能平衡文史和工科背景。”程方平说。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曾撰文称：对新一代大学校长，也许人们的期待比评价更多。高等教育现实和目标，转化为对大学校长的高标准：既要是学问家、教育家，又要是政治家，还要是公关专家和理财专家。

从“211”到“985”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根据这次讲话确定的方针，教育部在随后提出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把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

上述决定被称为“985工程”，即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工程。在过去的10多年间，“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流行语。

这一提议经有关部门转送给党中央、国务院后，受到了高度重视，其直接结果是，国家将部分高校列为重点院校，使它们成为我国高校中的“宝塔尖”。

这份建议后来被人们尊称为“835建言”，成就了一段知识分子上书建言、形成高层决策的佳话。几位共和国著名老一辈教育家关于择优重点投资的设想，实际上成为后来国家支持高等教育的两个重点工程---“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核心精神，它开启了“重中之重”的大门，将国家发展重点大学的战略性决策延续下去。

1987年9月的一天，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王义遒接到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的通知，国家教委要组团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考察两国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参加的高校有两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将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加入考察团。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研究生培养是当时我国高校的薄弱环节，主要是缺乏经验。而且，市场因素在当时国家各项工作中成为重要的决策依据，高等教育如何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应市场的方向转变，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向国外取经。”已经77岁的王义遒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回国后，有关部门开始酝酿政府重点支持高校发展的模式。经过长达数年的筹备，在1994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李岚清在讲话时指出，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好我国的100所大学。“21”和“100”两个核心数字，使1995年年底中央拨出专项资金开始实施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被命名为“211工程”。

“211工程”的启动使中国在世纪之交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航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升为国家战略

1998年5月4日，我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迎来了自己建校100周年庆典。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学飞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应当说不是一个全国性事件，但由于北大独特的历史地位，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诉求引起政府的注意，提供了一个进入政府议事日程的机会，打开了一扇‘政策之窗’。”

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北京大学很早就开始筹划。在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纪念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回顾和宣传过去百年的辉煌还是为今后百年的发展确定方向？为此，北大曾发动师生进行讨论。

就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日子到来的两个月前，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闭幕，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就向中外记者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

当时，国家教委有关负责人等都曾来到北大，建议北大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好时机下，参照中国科学院发起“知识创新工程”的经验，向中央政府提出政策诉求，争取得到中央政府对今后发展的更大支持。

中国科学院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申请，在1998年2月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财政部安排相关经费共计48.02亿元，以支持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

“与‘211工程’相比，‘知识创新工程’的资助对象更集中，建设目标更高，拨款数额相对也更大，这对‘985工程’政策的谋划和出台产生了直接的刺激和推动作用。”陈学飞对记者说。

1998年2月24日，在国家教委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专题办公会议上，时任北大校长的陈佳洱提出，拟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庆祝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会后，北大迅速提出了有关方案，经国家教委和北京市联署行文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后，很快得到了同意的批复。

依照常例，国家领导人在校庆大会上的讲话稿由学校方面起草。北京大学负责起草工作的小组在讲话稿中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一流大学”。草稿报送中央审定时，改为了“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当时已是学校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回忆说，“其实，早在1986年，北大就曾提出‘建一流大学’的目标，主要是想给全校教职工设置一个向上的目标，以激励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加强凝聚力。”

经过充分准备，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建校100周年大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全部出席了大会，江泽民发表了被称为“科教兴国动员令”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集体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活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江泽民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郑重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当天下午，陈佳洱、任彦申(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王义遒等北大几位主要校领导在一起开会，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建议：“应该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目前国内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太大，国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支持计划，按照提出的时间命名，这个计划可以叫‘985计划或者985工程’之类的。”经过商量，大家决定让王义遒来执笔写这份报告。

兴奋的王义遒当天晚上就赶出了第一稿。“字数不多，1000多字，主要是回应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然后谈了谈建设一流大学需要很大的开支，而现有的经费很难维持，需要国家的专项计划重点支持。”王义遒告诉记者，“这件事单靠我们一所学校力量单薄，我还通过清华大学校办，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取得了联系，必须要和清华联合起来做这件事。”

在王义遒看来，清华能参与其中，向中央提交的报告就更有分量了。这篇1000多字的报告在两校领导之间反复传递、推敲文字、讨论了三四稿。最后，以两校的名义联合递交到时任国家教委主任、党组书记陈至立的手中。实际上，最终的文字还经过国家教委领导反复琢磨修改以后才确定下来。

在“985工程”政策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主管政府部门，国家教委(后改为教育部)始终是积极的倡导者、推动者，与北京大学构成了共同策划的关系。北大百年校庆成为当年国家教委的中心工作之一，并通过国家教委，开启了高校的政策诉求通向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渠道。

1998年6月25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任组长，副总理李岚清任副组长。10月28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报送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确定对部分高校再予以重点支持，包括政府的支持和经费的投入等。

为促进一流大学的创建，中央政府决定，从自1998年起的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1%的经费中，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始以“2+X”模式实施“985工程”。

至此，在“211工程”基础上，向着更高的奋斗目标前进的“985工程”正式启动。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background:#fff;margin:0-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color:#3568b9;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font-weight:bold;color:#fff;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text-decoration:none}上一页12下一页.icon_sina,.icon_msn,.icon_fx{ background-position: 2px-1px}.icon_msn {background-position:-25px-1px;}.icon_fx {background-position:-240px-50px;}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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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日本首相为何频繁辞职？

日本首相为何频繁辞职？

日本首相更替速度可以算世界第一，从大日本帝国内阁总理大臣时期（1885-1947）的伊藤博文首相开始，到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时期（1947至今）的鸠山由纪夫为止，共有九十三届内阁总理大臣，接近60人担任过日本首相，这些人中：伊藤博文、吉田茂、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宏、小泉纯一郎的任期都达到了4年以上，其中，仅有伊藤博文一人的单届任期超过4年：1892.4-1896.12（日本总理大臣每届任期4年），其他人的单届任期都没有达到4年，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的国家，在鸠山由纪夫之前的日本政坛，自民党一直独霸江山，再加上日本的首相基本上是由大企业在背后支撑，一旦经济发生动荡，企业便需要寻找新的可以改变形式的新人选担任首相，所以日本首相改变速度极快（小泉纯一郎是迄今为止全日本唯一一个没有后台的首相），特别是近50年来，丰田集团和三菱重工、本田汽车三大集团不停地对抗，致使日本政坛短命首相层出不穷。

第三篇：应届毕业生频繁换工作所为何（精选）

应届毕业生频繁换工作所为何

我也是今年刚毕业的学生，目前的工作是我第三份工作，也就是说我从去年11月份实习到第二年的6月底，我先后已经辞掉了两份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工作不适合我，也许只是借口而已。

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存在一个盲目性，从11月份开始找工作，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尤其是大家都在找工作那段时间，当同班同寝室的同学都找到工作的时候，自己就会着急了，心里会想，是不是我不够好，没人要我啊，然后只要有一个公司向自己伸出双手，就毫不犹豫扑进她的怀抱了。我当时就好羡慕我一个隔壁宿舍的女生，小小的个，可是人家找工作可是绝不马虎，态度也是宁缺毋滥，所以当大家都去工作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人在教室图书馆充电，真是佩服至极。前段时间听说她还在一个培训机构学习，我真心表示不如她。

当大家都找到工作以后，发现这个工作好像不适合自己，有的人就会立马换掉，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这都11月份了，再过两月就过年了，逼着自己再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过了年就换掉了，所以在过了年找工作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有句话叫“良禽择木而栖”，我承认我缺乏经验，缺乏实战，我不是良禽，我只是不适合这个工作而已。

我觉得还有一句话说的很对，那就是“如果你不想被辞掉，那么就自己闪人”，因为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很难找到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尤其是我们大专生，当我们找的工作不对口的时候怎么办呢，硬着头皮干呗，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发现我们不懂得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些公司的前辈们也不见得会教你的，领导给你限时完成任务，这是就会觉得压力好大，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影响心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容易冲动，冲动的时候做事情也是不计后果的，心想：与其挨骂完不成任务，还不如自己辞掉呢，这样也不会觉得太丢人。结局可想而知，继续找工作了。

还有一种原因是不容忽视的：攀比心理。尤其是实习期间，大家都没有彻底离开学校，这个时候在一起的时间就还是很多的，见面就会讨论谁谁谁在哪上班，怎么怎么样的，这时候如果发现那谁谁谁在的公司福利薪资各方面都比自己好的时候，心理就会产生一种不平衡，就回想：凭什么啊？谁谁谁在学校的时候还没有我表现的好呢，我一个在老师同学眼里的三好学生凭什么不如她（他）啊，我一定要找个比谁谁谁好的工作，然后到公司立马辞职走人。面对这种状况，我身边也有很多，大家一听说谁谁谁公司待遇好，就说怎么样，给我介绍一下啊，我也去。最后好几个同学在一个公司的比比皆是。然后如果辞职的话，大家又要团结一起了，都辞职呗。

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可否认也都有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通病，觉得自己以后应该会

怎样，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被社会磨得圆润，以前有好多同学都说打死都不会做客服，不会做销售，要做就做有技术含量的，都觉得那个门槛低，自己去的话都屈才了。对此我表示无语，有时候我真想说，你们在大学里面学到什么了，上课不是睡觉就是看小说，要么就直接不去上课，到了考试就是各种作弊，自己凭什么要别人给你高工资高职位。其实我是没有资格这么说的，其实我也只是说给自己听的而已。

我没有权利说换工作是好还是不好，或者好还是不好，只有当事人知道，有时候我其实也挺后悔的，因为我第一份工作不管是在薪资待遇福利各方面都要比现在的公司好太多了，只是那个时候自己还太年轻（ps:有点搞笑，那个时候距离现在也才不到5个月时间，难道现在老了）。我们只是打工的，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如果真的觉得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人逼你要“从一而终”，改换门庭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

后记：换新工作一个月了，本人也觉得有压力，总觉得自己会的太少，所以自己适时充电是很有必要的。大家一起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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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耶鲁大学校长为何炮轰中国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为何炮轰中国大学

耶鲁大学是世界顶尖大学，耶鲁校长更是金字塔顶端的绝对权威，但谁也没想到耶鲁大学的校长施密德特，最近竟然和中国大学搭上了关系，我们的欣喜其何如？

可是，耶鲁大学的校长不是褒扬中国，而是在《耶鲁大学学报》撰文炮轰中国大学。施密德特校长断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十三亿人之多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

此批评不可谓不狠辣，不可谓不激烈，不可谓不一针见血。

那么，施密德特如此大张旗鼓，大动肝火，大发雷霆，大放厥词，所为何来？

想想看，如果不是中国大学实在让他看不下去，温文尔雅的施密德特，应该不至于如此暴怒的吧。

且看施密德特是如何批评中国大学的。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

很难说，老先生的批评没有道理。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反观近些年的中国大学，越来越心浮气躁。大楼越盖越高，设施越来越豪华，甚至有大学筹建高尔夫球场，进行斗富，可谓一掷千金，财大气粗。中国人本就有好“大”之风，此风所及，所向披靡。这种心态可能和中国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中国企业不是“巨人”就是“恒大”，人家不是“微软”，就是“松下”，不但“微”，而且“软”，可谓谦虚到家了。奥运会、世界博览会、亚运会无不如此！

伴随着大楼高耸的，则是教育质量的急剧下滑。高校不断扩招，实际上就是多方圈钱，招了那么多的学生，原有的师资跟不上，就自我发展，拔苗助长，快速助长，难怪不少大学教授，都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叫兽”了。另一方面，大学缺少对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切实调研，什么专业热门，就一哄而上，导致市场供大于求，大批学生毕业即失业，哪里能找到什么工作？但是高校却腰包硬起，大功告成，“钱到之后，哪怕你洪水滔天！”

为了继续蒙骗下一届的学生，一些高校甚至还杜撰出“被就业”的谎言，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代表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文之高标的一代大学，就这样轰然倒塌，粉身碎骨。这样的大学如何不被外国人耻笑？

对于大学校长和学者的价值取向，施密德特先生这样评价：“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中国的学者少有人坚持自己的学术良知和专业尊严，因而及容易成为买办。那些接受贿赂为房地产添油加醋的，甚至为外国财团出谋划策、摇旗呐喊的，不知道有多少？最近的铁矿石间谍案就是一例。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知识来愚弄和误导社会舆论和善良的人民。

对此，朱永新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教育行政化趋势非常突出，现在整个大学是行政化的，所有大学都是行政级别。好的教授最想做的就是当校长、当处长，他不是想做学问，这个就导致了我们一些优秀科学家过早丧失对学问的兴趣，这是导致我们人才数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教育行政化，校长官僚化，并且掌握了重要的行政支配权和资源决定权。失去了当年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教授治校的方针，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一个大学中，决定你发言权的，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是你的学术水平，而是

你的行政级别。这样的生态氛围，如何能促使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如何能吸引优秀人才的深入钻研？

有时候我在想，这些人的内心里一定也感到可悲。他们没有了专业的尊严，没有了人格的舒展，活在利益的法则之中，处于精神亚健康之下，背弃了当初的理想，这难道不是一种信仰的死去？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这个批评，我深为认同。我在《中国教育缺什么》中，有一段详细的论述。

中国现在最有思想、最有学问、最有才华的人都不当教师了。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家都曾经屹立在讲台上，给我们输送着最完整、最丰富、最鲜活、最有生长力的精神食粮。当然，我不怀疑现在中国有很多教育大师，但我怀疑这些大师有多少人具有真正的教育情怀。所谓教育情怀，应该是一种痴迷，一种疯狂的热爱，一种执著，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每个真正的教育者都要有这种姿态，这种品格，这种人文情怀。

教育需要梦想家和诗人来经营，需要信徒和殉道者来朝圣；需要肉体的投入，灵魂的参与，精神生命的支撑。理想和信仰的死去，正是中国产生不了教育家的真正原因。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的理想和信仰的萎缩，并且最终死去，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鲁迅先生说，天才的有无，先要看看有没有培育天才的土壤，对于教育家的有无，我们也当作如是观。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在美国，许多学校坚持人文教育的理念，根本不愿接受市场化教育和商业化排行的摆布。

今年5月16日，美国第一夫人米希尔·奥巴马参加加州大学墨赛德分校作毕业典礼讲话。该校2005年建立，名不见经传，在大学排行榜上是排不上号的，但却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深受美国民众的喜爱。

但我们却热衷于这样的排名。在国外机构的排名上，我们捞不到，干脆我们自己来排名。把清华和北大都排在耶鲁大学之前。我想可能正是这些拙劣的做法，才惹毛了施密德特。

施密德特先生大可不必生气。中国热衷于这样的笑料的制造，已经有悠久的传统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夜郎自大。其实，如果真是夜郎自大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至少说明我们还有自信力。但有时候这样的笑料，恰恰来源于利益相关方的博弈，甚至就是赤裸裸的招生广告。这是最大的恶劣。

为了这样的民族自豪，我们曾经编造了多少的谎言啊。譬如联合国为周总理降半旗致哀，实际上联合国不仅是为周总理，很多国家的领袖逝世，都要这样，也就是说这是惯例，但我们就炮制出联合国秘书长的三问：“请问哪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妻子？请问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国际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请问哪个国家的总理最受人民的爱戴？”周总理深受人民的爱戴，包括为国际上很多领袖的敬重，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什么要杜撰这些谎言呢？

再比如，在外太空中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早已经被证明是一句虚妄的话，是中国人自己往脸上的贴金。

对于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但这些血拼说明非但这些教育没有完成，反而是大量反教育盛行。施密德特还采用

引申法进行嘲弄：“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当然，这个可爱的大学校长还没有忘记帮助我们启蒙。什么才是理想的大学，帮我们树立一种高迈的精神，让习惯于脚踏实地的中国人，好好的仰望一下星空。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

正是鉴于此，施密德特断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因此，“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这些语言极其难听，是赤裸裸的，直白的。但是不要忘记，真理有时候就是赤裸裸的。很多人惊诧中国十三亿人，为什么出不了一个诺贝尔？这恐怕不仅仅是大学的原因，中小学教育也难辞其咎。

如果一定要给出为什么中国至今未能“夺诺”原因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过于功利化的教育。

英国教育家怀海特认为，教育应当充满生气和活力。应该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形成美好的人性、美好的人格，帮助他们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从而去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这是教育应该担当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但是，中国功利化教育无疑是扼杀教育本性的天敌。它不仅摧残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对学生个性的磨平和意义的消解。这种教育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共同灾难”。

过去读书为了考功名，现在读书就是为了考大学。让不该劳累的童年“不堪重负，心神交瘁”，而到了该奋斗的大学时期都享受去了，养伤去了，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学苦读书，大学不读书”的智力倒挂现象。不改变这种现状，不愿把童年还给儿童，不敢大胆进行高校的变革，中国教育就不会有希望！

第五篇：耶鲁大学校长为何炮轰中国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为何炮轰中国大学

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断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因此，“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耶鲁大学校长为何炮轰中国大学 耶鲁大学是世界顶尖大学，耶鲁校长更是金字塔顶端的绝对权威，但谁也没想到耶鲁大学的校长施密德特，最近竟然和中国大学搭上了关系，我们的欣喜其何如？

可是，耶鲁大学的校长不是褒扬中国，而是在《耶鲁大学学报》撰文炮轰中国大学。施密德特校长断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十三亿人之多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

此批评不可谓不狠辣，不可谓不激烈，不可谓不一针见血。

那么，施密德特如此大张旗鼓，大动肝火，大发雷霆，大放厥词，所为何来？ 想想看，如果不是中国大学实在让他看不下去，温文尔雅的施密德特，应该不至于如此暴怒的吧。

且看施密德特是如何批评中国大学的。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

很难说，老先生的批评没有道理。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反观近些年的中国大学，越来越心浮气躁。大楼越盖越高，设施越来越豪华，甚至有大学筹建高尔夫球场，进行斗富，可谓一掷千金，财大气粗。中国人本就有好“大”之风，此风所及，所向披靡。这种心态可能和中国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中国企业不是“巨人”就是“恒大”，人家不是“微软”，就是“松下”，不但“微”，而且“软”，可谓谦虚到家了。奥运会、世界博览会、亚运会无不如此！

伴随着大楼高耸的，则是教育质量的急剧下滑。高校不断扩招，实际上就是多方圈钱，招了那么多的学生，原有的师资跟不上，就自我发展，拔苗助长，快速助长，难怪不少大学教授，都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叫兽”了。另一方面，大学缺少对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切实调研，什么专业热门，就一哄而上，导致市场供大于求，大批学生毕业即失业，哪里能找到什么工作？但是高校却腰包硬起，大功告成，“钱到之后，哪怕你洪水滔天！”

为了继续蒙骗下一届的学生，一些高校甚至还杜撰出“被就业”的谎言，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代表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文之高标的一代大学，就这样轰然倒塌，粉身碎骨。这样的大学如何不被外国人耻笑？

对于大学校长和学者的价值取向，施密德特先生这样评价：“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中国的学者少有人坚持自己的学术良知和专业尊严，因而及容易成为买办。那些接受贿赂为房地产添油加醋的，甚至为外国财团出谋划策、摇旗呐喊的，不知道有多少？最近的铁矿石间谍案就是一例。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知识来愚弄和误导社会舆论和善良的人民。

对此，朱永新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教育行政化趋势非常突出，现在整个大学是行政化的，所有大学都是行政级别。好的教授最想做的就是当校长、当处长，他不是想做学问，这个就导致了我们一些优秀科学家过早丧失对学问的兴趣，这是导致我们人才数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教育行政化，校长官僚化，并且掌握了重要的行政支配权和资源决定权。失去了当年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教授治校的方针，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一个大学中，决定你发言权的，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是你的学术水平，而是你的行政级别。这样的生态氛围，如何能促使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如何能吸引优秀人才的深入钻研？

有时候我在想，这些人的内心里一定也感到可悲。他们没有了专业的尊严，没有了人格的舒展，活在利益的法则之中，处于精神亚健康之下，背弃了当初的理想，这难道不是一种信仰的死去？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这个批评，我深为认同。我在《中国教育缺什么》中，有一段详细的论述。

中国现在最有思想、最有学问、最有才华的人都不当教师了。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家都曾经屹立在讲台上，给我们输送着最完整、最丰富、最鲜活、最有生长力的精神食粮。当然，我不怀疑现在中国有很多教育大师，但我怀疑这些大师有多少人具有真正的教育情怀。所谓教育情怀，应该是一种痴迷，一种疯狂的热爱，一种执著，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每个真正的教育者都要有这种姿态，这种品格，这种人文情怀。

教育需要梦想家和诗人来经营，需要信徒和殉道者来朝圣；需要肉体的投入，灵魂的参与，精神生命的支撑。理想和信仰的死去，正是中国产生不了教育家的真正原因。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的理想和信仰的萎缩，并且最终死去，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鲁迅先生说，天才的有无，先要看看有没有培育天才的土壤，对于教育家的有无，我们也当作如是观。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在美国，许多学校坚持人文教育的理念，根本不愿接受市场化教育和商业化排行的摆布。

今年5月16日，美国第一夫人米希尔·奥巴马参加加州大学墨赛德分校作毕业典礼讲话。该校2005年建立，名不见经传，在大学排行榜上是排不上号的，但却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深受美国民众的喜爱。

但我们却热衷于这样的排名。在国外机构的排名上，我们捞不到，干脆我们自己来排名。把清华和北大都排在耶鲁大学之前。我想可能正是这些拙劣的做法，才惹毛了施密德特。

施密德特先生大可不必生气。中国热衷于这样的笑料的制造，已经有悠久的传统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夜郎自大。其实，如果真是夜郎自大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至少说明我们还有自信力。但有时候这样的笑料，恰恰来源于利益相关方的博弈，甚至就是赤裸裸的招生广告。这是最大的恶劣。

为了这样的民族自豪，我们曾经编造了多少的谎言啊。譬如联合国为周总理降半旗致哀，实际上联合国不仅是为周总理，很多国家的领袖逝世，都要这样，也就是说这是惯例，但我们就炮制出联合国秘书长的三问：“请问哪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只有一个妻子？请问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国际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请问哪个国家的总理最受人民的爱戴？”周总理深受人民的爱戴，包括为国际上很多领袖的敬重，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什么要杜撰这些谎言呢？

再比如，在外太空中看到地球上唯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早已经被证明是一句虚妄的话，是中国人自己往脸上的贴金。

对于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但这些血拼说明非但这些教育没有完成，反而是大量反教育盛行。施密德特还采用引申法进行嘲弄：“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当然，这个可爱的大学校长还没有忘记帮助我们启蒙。什么才是理想的大学，帮我们树立一种高迈的精神，让习惯于脚踏实地的中国人，好好的仰望一下星空。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

正是鉴于此，施密德特断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因此，“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这些语言极其难听，是赤裸裸的，直白的。但是不要忘记，真理有时候就是赤裸裸的。很多人惊诧中国十三亿人，为什么出不了一个诺贝尔？这恐怕不仅仅是大学的原因，中小学教育也难辞其咎。

如果一定要给出为什么中国至今未能“夺诺”原因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过于功利化的教育。

英国教育家怀海特认为，教育应当充满生气和活力。应该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形成美好的人性、美好的人格，帮助他们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从而去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这是教育应该担当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但是，中国功利化教育无疑是扼杀教育本性的天敌。它不仅摧残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对学生个性的磨平和意义的消解。这种教育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共同灾难”。

过去读书为了考功名，现在读书就是为了考大学。让不该劳累的童年“不堪重负，心神交瘁”，而到了该奋斗的大学时期都享受去了，养伤去了，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学苦读书，大学不读书”的智力倒挂现象。不改变这种现状，不愿把童年还给儿童，不敢大胆进行高校的变革，中国教育就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