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从左至右题写匾额

第一篇：莫言从左至右题写匾额

莫言究竟错在何处

施南仁

莫言为北京孔庙十三经碑林大厅题写了“乾隆石经”匾额，但他并未遵循匾额从右至左的书写格式，而是从左至右书写。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激烈讨论，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大都认为：莫言从左至右书写匾额，是一种“没文化”的表现，而孔庙这种传统文化圣地请小说家题写匾额，管理者没有尽到“守护文化”的责任。莫言这样的文化名人和孔庙这样的文化机构，应做大众的表率，而不是成为“缺乏文化意识”的被批评对象。

笔者想说的是，莫言究竟错在何处，匾额为什么不能从左至右书写？难道仅仅是莫言没有遵循传统吗？这个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因为有人会反问，为什么一定要遵循传统，传统难道不能突破？

我们先回顾一下数千年来我国书写体制的演变过程。

现在留存的最早的文字书写材料是甲骨文、金文。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或牛等兽骨上的文字。受刻写材料（甲或骨）的限制，甲骨文的刻写还没有形成定制，基本上是怎么方便怎么刻。大多沿着纹理竖行刻写，但横行刻写的情况也不少。竖行刻写如需转行，有时向左转有时向右转，也视情况而定。金文是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不管是铸刻在内壁还是外壁，都有足够的空间，为“规范”铸刻创造了条件。所以，金文基本上都是从上至下铸刻、从右向左转行。

金文的铸刻顺序，当来自简册的书写顺序。

从出土材料看，目前所发现最早的简册是战国时期的，在时间上远远迟于甲骨文和金文。但学界大都认为，在甲骨文、金文时代，甚至更早时期，人们已经用简册作为书写材料了。甲骨文、金文中有“册”字，象用绳子编织起来的竹简。“典籍”的“典”，甲骨文象双手捧册（编织的竹简）形。这说明甲金文时代，人们已经用简册书写了。没有这个时代的简册实物出土，是因为简册容易腐烂、不易保存。

竹简是我国古代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竹制称简，木制称牍，合称简牍。从出土材料看，属战国时期的多是竹制的简，木制的牍大都出土于汉代或汉以后的遗存中。）一枚简，短的写几个字，长的写几十个字，容量有限。古人于是用绳（常用麻绳，也有用丝绳、熟牛皮绳的）将简编起来使用，编“简”成“册”，编“册”成“篇”，编“篇”成“卷”。简编好后，以最后一枚为轴心，写字的一面朝里，卷成卷存放。书写时，将成卷的简置于左侧，左手从右向左展开，右手执笔书写。由于简是竖着的，书写时从右向左逐次展开，因而形成了从上至下书写、从右向左转行的简册书写体制。由于造纸术的发明、成熟与推广，东汉时纸张开始广泛使用。至东晋末年，简牍被纸张取代，退出历史的舞台。但从上至下书写、从右向左转行的书写体制，却在纸书时代继承了下来。

清朝末年，许多进步知识分子接触到西洋文化，感觉到汉字“竖写右行”的书写体制极为不便，纷纷提出变革主张。1904年严复出版的《英文汉诂》是中国第一本“左起横排”的著作。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9年刘世恩的《音韵记号》，都采用了横排形式。1915年1月，上海《科学》杂志采用横排。1917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三卷三期上发表致陈独秀的公开信，提出对实行了数千年的汉字书写体制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随后，钱玄同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倡导 “竖改横”。陈独秀、陈望道等学者均表示赞许。但“竖改横”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被指责为“大逆不道”，把中国文字变成了像螃蟹横行一样的“蟹行文字”。民国时期，“竖改横”并未取得实质进展。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陈嘉庚正式提出了中文书写应统一由左而右横写的提案。1952年2月5日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郭沫若提出了中文“必须自左而右地横行”的建议。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改为横排出版。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做出决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横排。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函件的横排、横写。”从1956年1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及其他报纸一律改为横排。此后，除了古籍之外，各种出版物都改成了横排。

那么，在报纸、杂志、图书等出版物以及政府公文函件等等，都改为从左至右的“横排、横写”的背景下，到底能不能也从左至右题写匾额呢？不能，因为这会涉及楹联的书写体制。楹联是要竖着挂或贴起来的，不能横写。清末至今，从未有人主张改楹联的书写体制，楹联还是自上而下竖着书写，上联置右下联置左，按自右至左的顺序读。而挂在门厅上的匾额，通常视作楹联的一部分，甚至许多匾额就是楹联的横批。既然楹联还是自右至左读，匾额当然也应按这个顺序读。如果匾额自左向右题写，那楹联怎么办，难道也把上下联的位置交换过来？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当然可以突破；但如果突破会对系统造成破坏，还是暂缓为好。因此我们认为，为了保持与楹联的一致性，匾额还是遵循传统，自右至左题写为好。

第二篇：从鲁迅到莫言

从鲁迅到莫言

2012.10.23 南都周刊2012第40期

1927年，鲁迅拒绝了诺奖的提名，但他可能意想不到的是，在此后的将近一百年里，中国作家居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直到今年，莫言终于让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荒地上长出了“红高粱”。

记者_唐不遇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毕业论文《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还有多远》该怎么写下去啊！”据说这是一个大四学生的QQ签名，近几天在网上以段子的方式广泛流传。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作家到底有多远”式的提问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尤其在每年10月前后诺奖揭晓的那段日子，对这道题的解答就变得迫切而艰难。

准确地说，中国作家患上“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回忆说：“在整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弥漫着京城，甚至有一些文坛前辈在著名报刊著文探讨，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无缘？大有愤愤不平的感觉。”

1927年，在中国考察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曾考虑提名鲁迅，被婉言拒绝。鲁迅在给“中间人”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无疑是清醒的，但他的话仿佛一道紧箍咒，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牢牢套在饥渴难耐的中国作家头上，直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荒地上终于长出了“红高粱”。

不过，莫言的获奖，真的会成为治疗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的一剂良药吗？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狂喜并惶恐”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给莫言打了个电话，告知他得奖的消息。恩格隆德告诉媒体记者，当时莫言的反应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

这多少凸显了中国作家长期以来对诺奖的扭曲心态：既渴望，又自卑。莫言也承认，自己对获奖并没有太多期待：“我一直感觉诺贝尔文学奖离我非常遥远，全世界有很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轮到我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作家可能性很小，所以刚接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

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鲁迅、胡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北岛……许多中国作家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在诺贝尔文学奖前排队。

首先是“拒绝提名”的鲁迅，不少人在潜意识里把他等同于拒绝领奖的萨特。但事实却让我们泄气：被提名诺奖不是多么重要的荣誉，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文学教授和语言学教授都有资格作为提名人，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都有二三百号，要最终获奖还得经过重重筛选。所以说，鲁迅即使被提名，能否获奖，还很难说。

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惟一的汉学家马悦然透露，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1988年就肯定能获奖—而他不幸在当年5月去世。马悦然说，这个话他本不应该说，因为按规定，任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虽然马悦然的话无从验证，但自尊心得到些许满足的中国人大都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既感到欣慰，又遗憾不已。

而另一位中国作家老舍，也曾被风传因为1966年去世，而遗憾地没有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捡了个便宜。由于这个有板有眼的说法是老舍的儿子舒乙说的，所以大家都半信半疑。还好，要验证舒乙的说法，只要再等6年就可以了。

几十年来，借诺奖炒作的中国作家数不胜数，甚至还包括桀骜不驯的李敖，2000年，有媒体报道说他凭借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提名。而围绕着马悦然更是谣言纷起，去年的“受贿门”事件更逼他公开抖出“中国作家”的丑闻：每个月，他都会收到来自中国作家的作品和信件，“信的内容，不外乎是要我帮助他们，当然与诺奖有关”，其中“一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在两年之内给我写过十八封信，其中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

关键是翻译

不可否认，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作家、诗人在模仿西方中成长，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在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中国作家渴望受到西方认可，渴望跻身世界文坛。而作为世界最重要文学奖项的诺贝尔文学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作家心目中的桂冠。

因此，只要是获诺奖作家的书，在中国出版时一定会标明“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成为普通读者辨识国外作家分量的一个重要标签。不少诺奖得主的书在中国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莫言获奖，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在对他的介绍中，也指出他的小说让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近20年在欧美漂泊的诗人北岛一度被认为离诺奖最近。进入2000年后，莫言、余华开始替代北岛，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从1994年《活着》被翻译到法国开始，余华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西方国家。去年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兄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已被翻译到二十个国家，而即使“翻译得不多”的《在细雨中呼喊》，也被翻译到七八个国家。其中，法国出版了他绝大部分作品，韩国更是出版了他所有作品。

中国作家心里都清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自己的作品要征服外国读者，关键还是翻译。

在获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美、日、法、意、德等国家出版，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十几部小说的英语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三部主要作品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成为他获奖的重要因素。对莫言获奖唱反调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

“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顾彬说。

出生于1939年的葛浩文，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白先勇、张洁、杨绛、贾平凹、李锐、苏童、王朔、虹影、阿来等20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用严谨而讲究的语言，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幅度不断加大。然而，顾彬和葛浩文都批评中国不够重视翻译。“目前中国对文学翻译重视不够，是错误的”。顾彬说。葛浩文则表示，中国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

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就在两年前的首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美国翻译家白睿文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作家触目惊心的数据：“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4%。”英国翻译家蓝诗玲则以一个形象的说法，表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推介情况同样糟糕：“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

此次莫言的获奖，多少缓解了中国文坛的焦虑和不自信的情绪，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会有一定提升。中国作家协会在贺辞中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围绕着莫言获奖，不少“狗血”言论在网上蔓延。其中最典型的，是将莫言诺奖与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诺奖梦背后，闪烁着文化复兴梦和大国崛起梦。

“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面对莫言获奖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

他的话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2万多次，引起上万网友吐槽。“莫言获奖不代表中国文学的崛起，中国文学依然乏善可陈。” 学者张鸣则表达了不同看法。

莫言获奖次日，新华读书对此展开了一项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52%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会激发大批作家创作热情，涌现更多优秀作品；64.8%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能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作家韩东表示，莫言获奖首先对其个人意义重大，其次可促使西方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朱大可、马悦然等众多作家、评论家、汉学家均持类似看法。

“对年轻作家而言，这种大奖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它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严重衰退的中国文学，为青年写手们提供了无限美妙的荣誉前景。”朱大可说。

第三篇：从莫言获奖看中日关系

交流中竞争：从莫言获奖看中日关系

对于2012年的中国文坛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然而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世界各大博彩公司均认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的可能性最高。在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问题出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大危机的今天，莫言获奖或许能为两国关系注入一些新的软力量。

中日两国在莫言获奖后，都传出来一些杂音：认为这是两国在钓鱼岛争端后的新对决。有中国网民认为此举表示中国打败了日本，日本也有网民为春上村树惋惜。

但从本质上来说，上述言论都是一些情绪的表现而已。其实，莫言获奖和中日关系紧张无直接联系，但反映出中国文学被世界认可的一种流向。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有一种诺贝尔情结，但往往都是以受伤观望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盛典。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种思想的承载，是一种文化的直接表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实现突破，也为日本社会看待中国提供了新的视野。

众所周知，日本在诺贝尔奖，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上已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先后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全世界的至高荣誉，在日本也享有崇高的地位。因此，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住的莫言或可通过诺贝尔这个舞台，为中日关系交流提供新的力量。

“文学是探讨人的思想的媒介，从文学的角度看，人性是相通的。”因此，莫言在谈到钓鱼岛时，提出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领导人采取的比较高明的措施：搁置争端，先谈友谊。“你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也影响不了两国人的睡眠和吃饭，甚至这个地方可以让鱼类生活的更好一点。”

而日本作家春上村树也把钓鱼岛纷争比喻钓鱼岛纷争为“喝劣酒后的酒醉”。虽然文学总是那么地浪漫和理想，但却为民众和政客提供了思考的选择。日本评论家川村奏也认为，莫言获奖有利于中日两国的作家交流。

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经济一直在中国之上。但伴随着“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中国则以快速的增长势头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性巨变的莫言，其作品更多地表现了一种社会巨变过程中的社会能量。而春上村树则经历日本从高速发展走向滑坡的历史，作品中更多地反映社会发展中的焦虑。

从这个角度来说，莫言获奖具有一种指向性意义，中国会在更多的方面有所突破，和日本竞争一些殊荣。中日关系或许将像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可能有更多的交流新能量，但也会出现更多的竞争性关系。

第四篇：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自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内可谓普天同庆，引以为傲，有点扬眉吐气的激动。而他的一言一行也随之影响着全国上上下下的国民，出现“莫言热”狂潮，有跟着去买房的，有跟着去问什么是幸福的?有跟着去莫言故乡做旅游城市规划的····

不可否认莫言获奖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但我们是否应该适当理性的看待，不能只是来来回回地仅仅纠结于结果呢？那么，我们先从为什么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开始谈起。

首先，莫言获奖，张艺谋有功。1987年张艺谋导演凭借电影《红高粱》获的中国首个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部电影不仅使张艺谋自己的电影事业风生水起走向世界，而且让《红高粱》小说的创作者莫言进入国外人的视角，开始引起注意。其次，没有翻译陈安娜，莫言获奖不可能。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翻译成外文的译本，使莫言作品的丰富性、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很完整地呈现出来，恰到好处地打动了评委们。还有，莫言本身的的文学素质。文学评论家梁鸿鹰就说道，莫言的文学艺术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性，他把人当成人来写。二是原创力，他有好多点子，别人想不到。比如《蛙》采取那种形式，具有独创性。第三是幻想力，他幻想能力非常强，对自己脚下土地非常熟，理解也非常深。也许，就是因为种种的天时、地利、人和便好不容易的摘取到了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孜孜不倦的诺贝尔奖头衔。

自从中国加入WTO后，紧随世界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因为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所以我们迫切渴望融入国际，渴望那些对我们有偏见或是不在乎的人能更加理解我们，接受我们。所以当萨马兰奇先生宣布北京申奥成功时，我们激动的落泪；当世博会的举办地点定于上海时，我们沾沾自喜；而今，当知道以前遥不可及的诺贝尔奖花落咱家，大家高兴地忘乎所以。虽然能理解这当中的喜悦来之不易，但凡事都应适可而止，高兴的闹完了之后，是否应该关关门，冷静思考，理性得看待这事呢？

是不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就等于莫言是当今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们就都应该以他的文章或是句子为首是瞻？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想，是不是梁博获得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就等于是当今中国最好的歌手？不可置疑梁博唱的歌曲是很好听，节目组根据已定的规则，选出一个主流的好声音是必然的。但结果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可以好好享受每一个自认为感觉良好的好声音，不管是获奖了的或是没获奖的，只要能对自身有益就行。至于冠军，我希望我们不要太去在意、太去较真。毕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冠军。回到莫言问题上，看待的观点也差不多。

真心希望透过这次莫言获奖，能引起国民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关注，也可以促进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热爱与研究。也许莫言的作品对于某些人来说算上是好作品，相对来说，村上春树作品会更受宠爱。但每一个作品的出现都有其闪光点，我们需尽可能打开视野广泛吸收每一个闪光处，为我所用。对于是否是好作品或是颁奖得第一名都已显得不重要，更何况好作品需要自己慢慢寻找，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好作品。

第五篇：从莫言热谈到俄罗斯文学作品

从莫言热谈到俄罗斯文学作品

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首次由中国人莫言获得而引起了轰动，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随处可见莫言的消息，莫言的代表作品更是被抢购一空，莫言热也引起了很多人对文学的关注。据新闻报道，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酒国》已经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安芙兰”出版社出版，并在10月12日上架销售。说到文学的前世今生，我们就真的不能不提到俄罗斯的文学史了，你可知道俄罗斯历史上有哪些作家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吗?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吧！

1933年，苏联作家蒲宁因小说《旧金山来的绅士》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俄罗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家的人。

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克因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其拒绝领奖。

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因小说《静静的顿河》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0年 索尔仁尼琴，获奖作品《癌病房》。

1987年 布罗茨基，获奖作品《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

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是诗人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俄罗斯文学作品。我们所知俄国最早的文学作品属于古罗斯时期。这就是古罗斯文学。这一时期最早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是编年史体，而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编年史汇编是《往年纪事》(约1113年)。11-12世纪罗斯创造了卓越的古罗斯文学古籍——《伊戈尔远征记》。

18世纪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把古斯拉夫语和俄罗斯口语进行了独特的“融汇”，借助它可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俄国文学最光辉的时代可以说是19世纪。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文学语言之父亚历山大·普希金创作了自己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大尉的女儿》等等)。19世纪不仅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古典文学大师的创作时代。该时代的作家主要有：

亚历山大·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童僧》、《当代英雄》等)

尼古拉·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死魂灵》等)

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狼和羊》等)

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白痴》等)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

伊万·屠格涅夫(《父与子》、《罗亭》、《贵族之家》等)

伊万·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悬崖》等)

尼古拉·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过好日子》、《俄罗斯妇女》等)

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得林(《外省札记》、《一个城市的历史》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安东·契诃夫的创作时期(《樱桃园》、《三姐妹》、《海鸥》等)。随着“革命的海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高尔基出现在文坛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母亲》)，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俄国古典文学传统在伊万·布宁、亚历山大·库普林等人的创作中得到继续。

20世纪初被认为是俄国诗歌的“白银时代”，新流派不断涌现。象征派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正处在创作极盛期，高唱对永恒之美的渴求(《陌生女郎》、《美女诗抄》)和对新的历史时代的欢迎(《十二个》)。勃洛克的同时代人中有著名的阿克梅派尼古拉·古米廖夫、安娜·阿赫玛托娃、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以及此时的未来主义者、稍后成为旗帜鲜明的革命拥护者的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好！》、《弗拉基米尔·伊里伊奇·列宁》)。

20世纪初文坛上还活跃着这样一些天才作家和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地槽》)、罗斯农村的吟唱者、抒情诗人谢尔盖·叶赛宁(《安娜·斯涅金娜》、《二十六人的歌谣》、《黑影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白卫军》、《大师与马格丽特》)。

接下来的一代也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他们是：小说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新开垦的处女地》)、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鱼王》)、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等着我吧》)、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瓦西里·焦尔金》、《路边的房子》)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古拉格群岛》、《癌症楼》)。

近年来，俄国文学中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阿列克桑德拉·马里尼娜、达丽娅·敦佐娃、鲍里斯·阿库宁(所有名字都是笔名)等作者的小说和侦探题材空前流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纯正文学名副其实的继承者——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地下活动，或时代英雄》)、塔季扬娜·托尔斯塔娅(《克斯》)。

此外，给大家汇总一下俄罗斯历史上重量级的文学家的代表作品。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

代表作成长篇小说《母亲》、剧本《敌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尼·阿列克谢椰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

代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主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 1883)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

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被高尔基誉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

代表作《罪与罚》《赌徒》《穷人》。

果戈理(1809～1852)

代表作《死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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