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光明讲坛)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
作者：商传 《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2日 11版）
演讲人：商 传
演讲地点：浙江义乌商城讲坛 演讲时间：2015年10月
商传，1945年生，河北保定清苑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从事明史、社会史文化研究。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主要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走进晚明》及论文《明初商屯质疑》《关于明代民屯的几个问题》《〈明太祖实录〉三修本评价问题》等，参与并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中国通史》（明史卷）等工作，主编《明文化丛书》，并撰写其中《明朝文化概论》。
晚明社会转型最终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了，中国从此失去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历史遗憾。回首明朝灭亡的那幕“天崩地裂”的悲剧，究竟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呢？是张居正，还是万历皇帝？或者是东林党与阉党？抑或是那个时代从上至下的每一个人？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是改朝换代。每个朝代，长不过三百年，短不过数十年，便都灭亡了。自秦统一中国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建立与灭亡，即“初”与“末”。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不仅有“末”，还有一个时段被定义为“晚”，这三个时段即晚唐、晚明和晚清。
“晚”与“末”的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晚”的时段相对“末”要长些，一般都尚有数十年时间的延续；二是被称为“晚”的时代，虽然出现颓势，但是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却十分繁荣；三是“晚”的时代，一般都具有社会变迁的特点。
被误读的晚明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晚”的时代中，晚明最具特色。因为晚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没有外来干预下的自身的社会转型。
今天大多数学者认同晚明时代始于万历时期，此距明亡，尚有大约七十余年，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多彩的一幕。从传统观点看来，晚明时代是伴随着神宗万历皇帝的荒怠开始的，明朝的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弊端，尽显现于此时。而且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明亡于万历、天启，而非亡于崇祯。也就是说，明朝自万历时起，其虽未亡，而亡势已定。
万历朝虽然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问题繁多，但即谓之为明亡之始，则是只看到表面的现象，是对于晚明历史实质不甚了解的误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主要原因：1.清朝统治者为说明取代明朝的合理性，刻意夸大明朝的失误。2.明亡以后，明朝的遗民纷纷找寻明亡的原因，同时对晚明的政治与社会风气多有批评。3.清及以后的史家，在论及晚明的时候常常会与太祖、太宗时代相比，2 因此会认为晚明国势日颓。4.过去对于历史的研究，一般重于政治史研究，忽视了晚明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模式等方面的发展。5.对晚明发生社会转型的变化实质不了解。
晚明时代最主要的特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到了隆（庆）、万（历）间，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不仅在城镇，甚至一部分江南农村也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一个名叫谭晓的农民，他采用收买抛荒田地，雇佣劳动，利用农林养殖等生产方式，成为农村新富裕阶层的代表。这条史料中的情况打破了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充分反映了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
晚明的时代特征
明朝中叶以后，明朝人的生活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称之为“由俭入奢”。到了晚明时代，人们转为了追求纵欲与奢靡。这起初只是官员与商人们的追求，然后是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造成“士风俭薄，民风奢侈”的世态。促进这种变化的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比如纸张的使用，洪武年间，国子监生们用过的课本和写过仿书的纸张，要按月送到礼部去，仿书发送光禄寺包面，课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纸用。到永乐宣德年间，年节烟火花炮还用旧纸制作，成化以后，鞭炮均用新纸。待到 3 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年节时得到的贺卡，多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节，红帖积受，多至百千，今昔奢俭迥别。”（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成了奢侈的风气。这种风气表现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我们从大量史料中看到，晚明至少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竞奢的风气，比如人们的穿着，“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再如请客吃饭，明朝中叶以前，一般人家是不请客吃饭的，即使偶有请客，不过家常便饭而已。明中叶以后，“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渎客，不敢以荐。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得之，以得者为豪雄。”（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这里所说的通州，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南通市，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万历〈博平县志〉卷四〈民风解〉）
晚明竞奢风气的意义不仅在于竞奢本身，而更在于对于社会奢侈风气的全新的论点，因为这才体现出了商品生产冲击下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象。正当晚明奢靡风气盛行，而人多以为忧的时候，在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一个名叫陆楫的人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享受奢靡的同时，所有与此种奢靡相关的生产服务，也都从中获利，得到了奢靡者之利，因此也便养活了许多小民：“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这种公开为奢侈消费辩护的理论，明显代表了工商业的价值取向。
晚明政治的变化
万历十七年（1579）岁末，一份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骂神宗皇帝的奏疏成为晚明政治状况的生动写照：“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
《明史》中记称：“会岁暮，留其疏十日。”看到骂自己的奏疏，留十日而不知所措，这要算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下的一件怪事。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对明代专制政治的认识。
晚明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就曾说道：“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万历二十一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奏立储事后，王锡爵与顾宪成一段对话更是对于皇权的挑战。锡爵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则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许国所论，是世风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异；宪成的所言，则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念，其内涵之中，不乏对于传统体制及专制君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反传统与反君主专制的思想。
至万历中叶以后，社会舆论对于时政的批评，已经从官场而至民间，从少数而至普遍，从口喃耳语而至抵掌剧谈。内阁首辅沈一贯于万历二十六年所上揭帖中称：“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从积极方面看，推进了人文主义萌芽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学对于晚明社会思想变迁起到了理论基础的作用。西方学者讲到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遗产时总结了如下的要点：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的综上所述合潮流；寻找儒家本质；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
晚明人文思潮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旧时的等级，这在当时被称为“僭越”。打破旧日严格的等级，是向非等级的阶级社会，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晚明时代政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几点历史思考
晚明既然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政治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明朝毕竟灭亡了。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总结晚明的历史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国家权力异化 国家公权力，本为平衡各利益群体之诉求，解决社会矛盾之作用。所谓“异化”即其失去上述作用，而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公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无制度约束的税费征收。
其中最称典型者，莫过万历矿税之祸。万历矿监税使四出，固然出于神宗求利心切，而近侍无不以为此乃不可失之发财机会，加之官民中应和者及其间的掮客们推波助澜，终于将一个本可成为近代采矿业发展的机会导演而成为一场矿税之祸发生。
《明史》论此，称：“至（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但其后事态之发展，则非仅为朝廷费用匮乏，逐渐发展而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对于民间社会财富之攫取。
在中世纪的欧洲，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客商缴纳了这些捐税，就可免遭抢劫。后来各个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关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晚明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现代国家，虽然它已经发生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和独立城市，于是路桥税便成为政府和掌握公权力者获取社会财富的最方便的手段。
万历朝此种设卡收税与矿监税使横行的结果是商贾不通，其结果一方面是国家按制征收关税因矿税之征而锐减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皇室财政收入却大幅度增加，即所谓“内帑嬴羡”，同时众多的矿税监及其附庸者也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一个名叫王临亨的刑部主事奉命前往广东审理积案。亲见并记录下了当地的税收情况：“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各埠各墟，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墟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近闻当道者行部，过一村落，见设有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者。问为何如人，则生员之父也。当道一笑而去。”（《粤剑编》卷二）
“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里面的“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集团。所谓“私家”，非寻常百姓。如其岭南的村落，能设公座，陈刑具而敛财者，也必然是生员的父亲。这些权势人家虽然掌握公权力的程度不甚相同，其攫取社会财富的权力亦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利益却是一致的，因此当道者才会明知其违法，却一笑而去。
几乎与与同时，在英国发生了因税收引起的“贝特案”。公元1606年是万历三十四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对进口葡萄干征收额外进口税，引起 一个名叫约翰·贝特的人反对并向理财法院起诉国王。贝特起诉理由是国王此行为违反了未经议会同意间接征税的规定。但是该案于1606年6月30日至7月7日，经过共8天审理后，四名法官判决支持国王在一般关税外另行收取进口税。这个案件虽以贝特败诉告结，却从此开始了议会与国王之间就征税问题展开的长期宪政斗争的开端。两年以后的1608年，由于政府将进口税范围扩大到了所有进口商品，其税收目的便不再是为了规制贸易的行为，而是为了增加王室收入，所以到1610年，议会下院便要求国王将所有未经议会同意而设定的进口税全部取消。此后双方在此问题上的斗争以互相的让步而得以暂时的缓解。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和英国的税收事件，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复杂的社会矛盾 社会转型时期旧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社会矛盾因种种变化而更显复杂。应对并解决此类矛盾，是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然而晚明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结果，却导致党争，造成上层政治混乱。
矿税监之四出，几遍于天下，而江南无矿富庶之地，尤为矿税监所觊觎，以为肥饱私囊之手段，民变亦随之而起。其中最著名者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临清民变。此中反映社会矛盾之信息甚多：有对游商小贩的强征，有以税收为名的勒索，有对富商大贾财产的权力寻租，有对于农民田地的侵占，有对地方秩序的破坏，有随意动用警力的失误，还有事后对于真相的隐瞒。从国家控制角度来看，这是因政府权力异化的行为导致的控制秩序的破坏。如果我们很难简单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这一事件。城市民变的主旨是希望政府调整政策，与农民起义要推翻政府的统治不尽相同。待到崇祯末年，10 农民起义遍及江北，而当年“民变”最厉的江南地区，却安稳不动，成为支撑大明朝廷的最后的基础。
晚明的“民变”，社会学称为“民众集体行动”。这是社会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事情，随着社会转型而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要求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任何政策的调整，都只能在新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之后，而很难在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尤其是社会转型利益关系发生快速变化的时期。但是如果政策不能随着新的利益格局变化，或者不能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就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并发生群体性强力事件。但是此类民众事件，不同于农民起义之类有阶级斗争，“民变”不以推翻政府为目的，只要求政府政策改变，以适应其利益诉求。
由于事出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一般来说，此类民众的“集体行动”起初多为经济因素所致，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利益背后的政治因素逐渐显露出来，此类事件也便由最初相对较为单纯的经济起因，发展成为民众对于政府政策不满的政治起因，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借以发挥人心之不满，则已成为一时难以转变的社会问题。
万历的前十年，是张居正的时代。内阁与宦官结合的首辅专权，虽然没有留给朋党多少空间，但从居正的夺情之争起，朋党政治也渐成明廷政治之主流。居正去世后，党争遂兴。
我们今天论晚明党事，即以东林诸党为主，东林诸党的形成，其实与士风的变化应有重大的关系。居正殁后，朝中不再有政治的权威，官员们为伸张自己的势力，相结成党，从上到下，风气甚至传入儒学，生员皆“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事关一人，乃倡通学而聚蚊雷之声，事关本学，乃联各学而成鸱张之势，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至于缙绅子弟，倚仗父兄，尤恣凶横。”
晚明的党人所争者，初以清流与当权之争，后渐成东林与诸党之争。虽然人多以东林为君子，以阉党为小人，而东林党人也确实表现出对于君权的限制和国家制度执行等方面的主张，但无论是东林，或是齐、昆、浙、宣诸党人，所争者皆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已，因此他们毕竟不可能真正成为公众利益代表。其所争论之焦点，皆传统道德之争，非社会矛盾之所在，党同伐异之举重在争夺主政的权力。且党人为此而多自相标榜，甚至哗众取宠，造成极为不良的政治风气。
明代党争之由来，乃自朋党而至党社，这本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东林党相对于阉党，无疑是正派且进步的势力，但是晚明党争与社会的结合，复杂社会矛盾在朝廷的反映，且也不乏投机者为沽名钓誉而攀附于东林、复社，最终将一场政治之争转变为利益之争，造成国家政治的混乱。
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社会不良风气的盛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体制，遇到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相应而生。许多因逐利而有失商业信誉的现象也就在晚明社会转型期相应而发生了。
一个名叫路克文的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他到南部中国走了一些地方，立即被中国的富庶震惊了。他在笔记里面记录下了当时一些集镇的情况。在繁荣的市场中，卖牲畜的商贩给牲畜吃喝，以增加牲畜的重量，卖鸡的小贩也会在柜台后面给鸡注水。
明朝人自己也看到了这些情况，而且南、北两京，苏州这些经济活动极为发达的大都会，也正是伪劣商品的销售地。当时商人书写刊行的客商指南之类的著作中，也有涉及假货的记述，特别提醒客商们注意。这恐怕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基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因子。每当发生社会转型变化的时候，这种社会弊端便会萌生，而并不需要人们去着意为之。所有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可以不花气力或者少花气力而一夜致富，这在当时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心态。商品生产在推动社会转型时，必然助长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晚明时代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
这种心态表现在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不逮先辈，亦少涉猎，聚会之间，言辞彬彬可听。今或衣巾辈徒诵诗文，而言谈之际，无异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建业风俗记》）再如记山东郓城：“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夫之官。„„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崇祯《郓城县志》卷二）
人文精神是近代社会变迁发展的基础。晚明社会由俭入奢的变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但是在这种社会发展变化中出现的不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而是因奢侈与僭越造成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我们在晚明史料中看到的，虽然有自由与个性的追求，有平等与僭越的行为，“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所表现的不仅是浮薄，更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博爱精神的表现。
我们读到晚明史时一种从心底产生的不安，正是因为这种缺乏人文精神的风气，不仅在市民与商人当中盛行，并且也影响到了知识层。明人曾记书肆坊刻间印行历届科举试卷之事，以证世风之华实：“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钞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又谓“禾城谈时雍者，号继岩，世婴儿医也，神术冠一时。余宿其书舍，晨兴，约一时许，远近抱婴孩至者，不下四、三十人。视毕，无不与药辞金，大约十受二、三，此特小者尔。余通家徽人开典于禾，长郎中痘，痘本无恙，诸医故言不佳，索厚谢。与谈亦素交，夜趋视毕，诸医皆在，谈不敢明言。第曳主人远去，附耳曰：‘令郎痘好，不药无碍。’后果如其言。徽商设席酬以百金，笑而不纳。嗟乎！孰谓医仅小道哉？如谈，可以警贪风世矣。”（李乐：《见闻杂记》卷十）这些文化人的逐利，才是对世风最大的破坏。
我们看到西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抨击了宗教的权力。其中关于宗教代表人物的伪君子面孔与他们纵欲行为，是无情的嘲讽与揭露。但是晚明时代一部屡禁而不能止的奇书《金瓶梅词话》，其中的批评充其量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陈腐观念，而字里行间对那些富家与官府之家的荒淫无度却表现出了欣赏与艳羡。低俗文化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对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引导。
纵欲成了晚明时代全社会的风气：所有的人都对那些利益集团们对于社会财富的攫取表示愤怒的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在想尽方法瓜分到尽可能多的一份利益。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竞奢风气的背后，不仅有商品生产条件下对于旧有观念的真正冲击，更突出表现了人们拜金与对于享乐的追求。明朝灭亡以后，有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先帝痛恶者贿赂，而当事者至以交际为端，甚有同乡亲故而不设一饭焉。借口功令己不敢出，盖亲故绝，则暮夜之金更无知者，其自便实甚，而不近人情之谤始独归先帝矣。大者如银子多换金子，金子重换珠子，盈千盈万，不可方物，即书帕不行而易以银杯，谓之上寿，皆自博古图中翻出新式，雕刻工雅，加三加五工钱，饱银匠之腹，亦何为者？余尝见一火房都吏，役满应得注选，乃揣摩主司好尚与忌讳，遍觅宣窑器数十只，价值百金，以献，而得一美缺主簿者，此亦世道之变也。（史惇：《恸余杂记》《贿赂之变》）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则从国家层面提出危机的原因说：
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
第二篇：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光明讲坛)
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演讲人：李如龙 ■地点：厦门大学颂恩楼 ■时间：2014年11月10日
作者：李如龙 《 光明日报 》（2014年12月08日 16 版）
1936年生，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福建省语言学会
会长。（李如龙提供）
编者按
从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挂牌至今已10年。经过10年发展，已在五大洲的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它的成立和发展为汉语和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积极作用。此时，本版邀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李如龙对汉字汉语的历史、发展及其优劣势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对今天的汉语学习和传播有现实意义。
汉字是世界文字中的奇迹
全世界的文字走过了表形、表意和表音的三个过程。大量的原始文字、古典文字，例如西亚的两河流域5000年前的楔形文字，后来大都被表音的字母文字取代了。在林林总总的世界文字之中，现在还留存的不采用字母来标音的古典文字 ——“意音文字”，只有汉字一种。
古老的汉字从定型的甲骨文算起，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为什么它能够长盛不衰，至今还有强盛的生命力呢？从秦汉的“隶变”到现在，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汉字适合汉语，所以3000多年只有书体的外形变化，没有结构的性质变化”。一句话——汉字适合汉语，点出了这个奇迹的奥秘。
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早在90年前就说过：“这个文字是中国人精神创造力的产品，并不是从它族借来的；书体很美丽可爱，所以中国人常应用他为艺术的装饰品。而且学习起来也并不见得怎么繁难；只需熟悉了几百个的单体字，就得到了各种合体字里所包含的分子。”
如果说，周有光是精通世界文字发展史之后，对自己的文字有坚定的“自知之明”，高本汉便是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之后的“旁观者清”了。
许多欧洲人是冲着古老神奇的汉字来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高本汉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1889年，1909在俄国学汉语，1911来西安，两年间调查20多种方言，1915年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并成为教授，他是最早、最成功的西方汉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指导着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创建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法国教育部现任的汉语总督学白乐桑也是个汉语汉字迷。他1950年出生，1973年来北京留学。他说过，汉字是艺术，一见到它就被吸引住了，并且挥之不去。他认为学好汉字可以更快更好地学习汉语，编了一系列通过常用汉字学汉语的好教材，多年来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汉语课本。
诚然，在外国人当中，也有些人鄙视汉字，认为中国人时至今日还在使用几千年前的汉字，是落后的“抱残守缺”的蠢事，有些人恐惧汉字，以为应该绕道走、不学汉字、直接学汉语才是聪明人。和他们相比较，高本汉和白乐桑是高明的学者，是真正的聪明人。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自从汉字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900卷、近五万首《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无愧为上乘。汉字为缔造中华文化的圣殿立下了丰功伟绩。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着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准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标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形成了“目治”的习惯。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都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最为标准
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作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为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汉字、就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
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战乱和分裂的时候，但总是分久必合、分少合多。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20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750年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音标——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945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韩从公元372年起使用汉字，1444年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才学1600个汉字。越南在汉代中叶之后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不论是什么时代，也不论是什么字体，都创造了书法的艺术。历来的文人学士大多兼通诗文书画，和诗画融为一体的书法艺术，给后代留下了无数珍贵墨宝。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苏东坡、米芾等数不清的书法家，不但为华夏子孙耳熟能详，其作品，哪怕只是印刷品或拓片，千百年过去了，都还能受到许多外国朋友的喜爱和崇敬。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论在公众场合或是私家屋舍，还成为类似西方的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凡此种种，都说明汉字确是中华文化不可多得的瑰宝。
汉字有生以来的传奇
汉字能够跨越数千年的历史空间而不衰，广泛传播于不同语系的诸多民族，并不是它具有什么神力，也不是靠着坚船利炮的压服而强加于人，而是靠着它有生以来的艰苦拼搏精神和使用不尽的睿智。
经过数十年来汉藏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同源词越来越多地被确认；另一方面的事实又说明了藏缅语和秦汉之后的汉语之间还明显存在许多重大的差别。例如，藏缅语有些还没有声调，大多有多样的复合辅
音、有形态变化，还有不少多音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悖论，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设想：在甲骨文出现和定型的一千年间，汉语可能发生过一场类型的转变。《诗经》里有近四分之一的双音词（叠音词和联绵词），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还有“格”的差异（吾、女为主格，我、你为宾格），从汉字的谐声可以看到明显存在的复合辅音（dl-、kl-、pl-、hm-等），可能只有“平、入”两个声调（王力、黄侃的观点，若得到确证，也可以理解为韵尾的区别）。所有的这些，都很像是前上古时期旧有的语言类型的残存。自从汉字定型并成为汉语的书面符号之后，集形音义为一体的汉字成了单音词，成了上古汉语词汇占优势的主体，放弃了使用形态标志来区别语法意义的手段，复合辅音也消减了，为了增加音节容量以扩大单音词的别义能力，形成了“四声”的声调格局。上古汉语之所以成为“单音节的孤立语”，显然是汉字的“形音义融为一体”和“单字成词”的结果，这不就是汉字定型的近千年间所带来的类型变化吗？这样的理解，不但能够解释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许多演变过程，也可以解开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异同相悖之谜。这个假设若能得到确证，便说明了汉字一旦和汉语“联姻”，便主持了“家政”就像莽莽昆仑“横空出世”，便“搅得周天寒彻”，引起了汉语的一场类型变化，其结果也就是周有光所说的“汉字适合汉语”。
1926年，高本汉在瑞典发表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就提出：“原始中国语也是富有双音缀或多音缀的文字，有些学者亦承认中国最古的文字形式中，还有这类的痕迹可寻···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保守性，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个简单固定的形体，以代替一个完全的意义。”90年的研究正在证实他的先见之明。
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的近千年间，为了书写更加简便，汉字的形体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变化：甲骨文采取的是简单的直笔、短笔，为的是适应在兽骨和龟甲上刻字的困难；钟鼎陶器模具上所刻的大篆、小篆，因为操作方便了，就不避繁复而追求美观；到了秦隶就又做了一次灵便的简化，这就为往后用毛笔书写楷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字的形音义一体化整合，绝大多数的单字也就成了单音词，实现了文字和语言的统合，上古汉语单音词成了词汇系统主体之后，立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人类的发音器官是固定的共鸣器，发音能力和辨音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度，任何语言的音节数大体上都只能有一千多个，但是，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提高，词汇不断增多，只用一千多个单音词来表达意义显然不够用，同音词越来越多，例如“其期旗棋麒骐琪亓祺淇芪綦岐歧萁祇”在上古音就都是平声、羣母、之韵的同音字。虽然增加了声调的区别，用一字多音、异读别义（骑马、坐骑，好人、好色，采取、采邑，堵塞、边塞，牛角、角色）可以缓解同音之困，但是，多音多义又带来了异体字的新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同音字、多音多义字的问题，后来就兴起了双音合成词，“岐山、旗山，旗子、棋子，麒麟，淇水、神祇、黄芪、歧路、綦年、期间、其间”，这才为单音词的困惑解了围。
汉语的双音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联合式和偏正式，秦汉之后又“融句法于词法”，采用造句法的动宾、动补和主谓等方式来组构合成词。双音合成词的发展不但彻底解决了单音词的同音、多音的问题，而且 7
开辟了扩展词汇更加宽广的道路。这是汉字适应汉语发展的另一次最为重大的突破性变革。
有了二字合成的新方法，汉语词汇开创的“书面语构词”成了一股洪流滚滚向前。历代的士大夫、文人，尤其是汉唐数百年间的诗人和散文家，沿着此道创造了无数优秀作品，既有按严密的逻辑积累起来的丰富词汇，也有用巧妙的艺术构思所创造的修辞手段。在语音方面还形成了二音节的“音步”，创造了平仄相从相间的韵律。正是这几个结构系列，不仅建造了汉语书面语词汇的完整体系，也构筑了千古不朽的古诗词和文言文。另一方面，唐宋以来，识字不多的劳苦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也不断创造着各种通俗而生动的用语，也在用汉字记录着这些语词和表达手段，这就是中古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白话”。宋元以来的数百年间，书面的文言和口头的白话，成了并行不悖的两股洪流，共同推进着汉语的发展。回顾了这样的过程，我们不难体会到：造成书口之别、文白之异的是汉字，后来这两大洪流的相互吸收、不断接近，也正是有赖于汉字从中所做的斡旋和沟通。
平心静气为汉字论衡
当汉字走过了三千年的历程，这位“老革命”在19世纪末遇到了新问题，受到一百年的围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一跃成为东亚的强国。一百年前的一场海战，这个老学生教训起老朽的老师了。当时的一批先知先觉者愤然觉起，要求腐朽的王朝改良革新。他们看到十分之九的不识字的国民被关在政治门外，安分守己而任人宰割；想到自己十年寒窗的识字之苦，认为要振
兴教育以开发民智，发展科技以建设强国，就必须废除繁难的汉字，改用便捷的拼音。激进的鲁迅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第一个“切音字”运动的先驱卢戆章就是厦门人，他闭门十年，研究出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名为《一目了然初阶》。之后的20年间，各地学者纷纷响应，提出的汉语拼音方案有28种之多。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于1918年制定了“注音字母”，算是有了第一个成果。五四之后的三十年间，汉字拼音化运动曾是国共两党的共有事业，延安称为“北方话拉丁字”，上海叫“国语罗马字”。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国务院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并在全国各民族的义务教育中作为教学语文的基本工具。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经过充分讨论，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86年初，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文件正式停止了“汉字拼音化”的提法。至此，汉语拼音运动画上了句号。
汉字不搞拼音化，不等于汉语拼音没有用。作为学习汉语、认识汉字，教学拼音绝对是一条坦途。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母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不断地在证实这个经验。中文信息处理中的汉字输入法，在经过“万码奔腾”之后也证明了拼音输入是最佳方案。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汉语拼音的应用正在研究和开发。
然而汉字不要改为拼音文字，也不能说明汉字是完美无缺的。汉字字形繁杂、表音不力、字数太多，这是它三个天生的弱点。吸收历史经验，简化了一批特别繁难的字；确定3500个常用字以供基础教育之用，限定7000个通用字表等等，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它的繁难。
汉字不宜拼音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以下两条：第一，汉字有双重身份，它不但是汉语音节的记录符号，也是汉语的语素，认字并非为了读音，而是为了识词。正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望文生义”，认得一个字，就可以识得一批词，掌握600个常用字，就可能读懂80%的文本。只会拼音、不认得汉字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条。第二，由于表意汉字作为沟通的桥梁，古代的文言和现代的白话之间并不存在鸿沟，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甚至口语中，除了使用了大量的文言成语之外，还随时可以引用文言语句，除了“三人行必有我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类常用典故之外，“诚如、愧对、疑虑、滞后、莫非、莫须有”等等常用书面语，也正是从文言来的，通过汉字去读写这类语词，比起通过拼音去掌握方便得多，这是一般的中国人共有的经验。
汉字真正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和汉语已经相伴几千年，虽然曾经有矛盾、有调和，经过好多回合的磨合，已经达成了和谐。如果汉字不是表意的语素，仅仅是标音符号，就像一件外衣，说换就换，一点也不麻烦。不论是明代的利玛窦、清代的威妥玛所创造的拼写官话的方案、传教士为各地方言所设计的罗马字拼音，或者是中国人创造的各种拼音方案，前前后后怕是不下百种，哪一个不是说用就用、说改就改、说废就废！这就是最有力的反证。国外使用过汉字的，只有在日本因为通过“训读”作为日语的语素，至今还藕断丝连，保留着“当用汉字”，其他没有和当地语言深度结合的，就先后被放弃了。所有的这些，都是汉字不能实现拼音化的最有力证明。
做汉字的莫逆之交
汉字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我们要善待它。
在思想方面，我们应该认识汉字的特征，分清其优点和缺陷；准确地评价它的价值，了解其贡献和局限，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
汉字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双重身份——这个形音义结成的立体化的统一体，既是标注音节的符号，也作为汉语的最小结构单位——语素。作为语素的字有两个特点。一是字可以组合成词，词语可以连接成句，通过字词句的组织就能实现表达和交际，而且组字成词和组词成句的规律是一致的、主要决定于字义和词义。因此，认字就可以同时识词、学话。中国儿童语文启蒙时学拼音、学写字、组词造句的训练，就是按照这个基本特征所组织的“形—音—义，字—词—句”的教程。世代中国人经过这个教程的训练，掌握母语的效率并不比外国人差。所以高本汉说：“学习起来也并不见得怎么繁难”。另一个特点是字数虽多，但字频差异大，加上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少数字形比较简单的高频字、高频词可以组成大量词语，生成各种句子。利用频度之差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白乐桑就是用“字本位”的理论，教常用字，从字形字义入手，联词学话，以少驭多，才获得成功的。双重身份是汉字的功能特征，相对而言，作为语素的优点多，作为音节符号则是缺点多。
再看看汉字的内部结构是如何优劣并存的。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中，字音虽然不能准确地标注一时一地之音，初学时确实不如拼音文字方便，但是字音归属于“音类”，而每个音类在古今汉语、南北方言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对应，中国人学习字音可以利用自己熟悉的母语音类进行类推，化难为易；字形方面是比较繁复，但是基本笔画并不多，除少数独体字外，都有声旁和形旁，多数部首可以有效帮助理解字义；字义方面，在中心义（主要义）、引申义、比喻义、边沿义之间总有一段逻辑联系。可见，各种特征也是优点和缺点并存的，因为汉字着重于表意，形音义结构特征中，音、形方面的缺点多些。
至于汉字的功过，我们也应该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上汉字是为传扬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字音难明、字形难记、字义难辨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汉字在电脑上的实现，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解决。周有光先生说：“汉字既是古代文明的‘宝贝’，又是现代文明的‘包袱’。一旦认出了汉字既是‘宝贝’又是‘包袱’，再要肯定汉字只是‘宝贝’而不是‘包袱’也就非常困难了。”“历史永远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有古无今’、‘厚古薄今’是不成的。‘有今无古’、‘厚今薄古’也是不成的。唯一的前进道路是‘厚今而不薄古’。这就是认清汉字的两面性，使‘技术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各得其所，在‘两难之间，去取‘中庸之道’前进”。
有了透彻的认识，自然就会有正确的态度。实事求是、不偏不倚，不一味颂扬，也不无端贬责。对于当前应用，我们应该发扬其长处，改善其不足，努力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文字处理依赖计算机之后，汉字写不好、提笔忘字的现象多了，接着还会影响阅读。在现阶段，我们还是应该学好汉字，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许多负责任的老师正在想办法让孩子们写好汉字，这是很值得鼓励的。最近的“汉字听写大会”上那些年少的“汉字英雄”，是很令人鼓舞的，当然他们的老师也很是令人敬佩。
网络文化兴起之后，亿万人上网交际，为了快速，本来汉字就没有学好，或者是为了标新立异，就随心所欲地写“别字”，把“版主”写为“斑竹、班主、斑猪、办猪、板猪”，故意将“俊男美女”丑化为“菌男霉女”。也有按照读错的音写的：“这样子”写为“酱紫”，“尴尬”写作“监介”，“美国”写成“米国”（仿造日语的写法），“我们”写成“偶们”；还有用字母或数字谐音的：GG（哥哥）、MM（妹妹），886（拜拜了），1414（意思意思），甚至把“正在吃饭”写成“吃饭ing”。这类做法就有些离谱了，和网络上创造新词语是不同性质的。网络新词如果造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流行，被多数人认可之后，是会进入词典、成为规范的，例如“博客、粉丝、给力、土豪、山寨、拍砖、吐槽”。乱写别字则只会造成混乱，不利于语言文字的通行。
五六十年代使用语言文字比较重视规范，但是当时的认识有些片面性，对于语言文字在实践中变异和发展认识不足，贯彻各种规范时也比较生硬，缺乏灵活性。拨乱反正之后又有些过头，年轻学生图方便、爱随意，老师和编辑也懒得严格要求，所以灵便有余而规范不足。就像钟摆的原理一样，矫枉之后难免过正，情有可原。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合理的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应用走上良性循环是很有必要的。
汉字目前还是海峡两岸、东南亚及全球华人正在使用的文字，由于历史上的分隔，在用字上存在一些差异。除了繁体简体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些异体字、古字、方言字的不同。在地球村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内外华人的联系日益频繁，若能谋求当代汉字的“书同文”，对于华夏子孙的交往、对于文化的传承和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从“繁简字的计算机转换”做起，可以考虑淘汰少量不合理的简化字，提倡并促进“识繁写简”和“识简写繁”，经过充分协商，淘汰异体字、统一译音字，限定不同级别的用字量，商定若干比较通行的方言字，经过学者讨论、媒体试行、征求群众意见，最后才确定公布改革方案。
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向全世界开辟了最广泛的市场，促进了世界经济和旅游业的繁荣，许多国家正在兴起新一轮的教学汉语的热潮。要让特异类型的汉语汉字能够便于外国朋友学习，还有大量的课题要做。为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的需要，要编制多样化的教材，试验不同的教法，要培训大量外国和中国的汉语教师。今天所讨论的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所造成的许多和其他语言不同的特征，如何体现到教材和教学法中去，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认真处理的总题目。
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还会带来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现在还很难预料。语言文字的应用和社会上的各个层面都有紧密的联系，50年、100年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人际交往、人机对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也还难以设想。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一切文化现象总要有相应的变革，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我预感到我们的老朋友——汉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改革。
新世纪一开始，96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发表了《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提出了新世纪应该精简字数和夹用拼音的改革。他说：“汉字难学难用，主要不在笔画繁，而在字数多”。“按照’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是90%，以后每增加1400字提高覆盖率十分之一。利用常用字、淘汰罕用字，符合汉字规律。与其学多而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21世纪将出现一种‘千字文’加拼音的‘基础华语’，作为学习华语的入门教材„„在21世纪的后期，讲究效率的华人将把一般出版物用字限制在3500常用字范围之内，实行字有定量，辅以拼音。”
周有光先生关于“中庸之道”的说法，让汉字的“技术性”和“艺术性”各得其所，很值得我们深思。汉字，历来“出生不报户口、死了户口不注销”，这种情况看来是应该有所改变了，否则真会使我们的后代接受不起这份宝贵而沉重的遗产。试想想，现代化的潮流滚滚向前，时间越来越宝贵，若能减少识字和阅读的时间，让青少年更快成长和全力拼搏，对于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都有重大的意义。为了精简汉字，可以先分级限量，把对外汉语教学和义务教育的不同 15
等级的用字、社会上不同行业的用字、人名用字、外国译名用字、编不同字典、词典的用字和阅读古籍的用字分别开来，供外国人用的基础课本最好只用三五百字，让一百个初学者尝到易学、有趣的甜头，留下七八十个继续学，该有多好！分别压缩不同领域的用字量，应该也能减少中文信息处理、人机对话、语音实验等方面的设计和操作的工作量。至于书法艺术，自然就不必限量了。各种用字定量经过试行、让大多数人体会到好处，经过调整之后再做认定，然后逐步推行，可能会减少阻力。夹用拼音也可以先做小规模的试验，例如外国的人地名，本来就是“有音无字”的，口语（包括方言）里的“纯音缀”、“拟声词”，硬去找个意义无关的字来写，不是更不好吗？
第三篇：马克思与我们(光明讲坛)
马克思与我们
演讲人：孙正聿 演讲地点：吉林大学第三教学楼 演讲时间：2016年4月
作者：本报记者鲍盛华、陈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光明日报》（2016年07月07
日 11版）
孙正聿 1946年11月生，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吉林省哲学学会理事长，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编者按习近平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今年4月，孙正聿教授针对在校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以《马克思与我们》为题发表了一次精彩演讲。他从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入手，深入浅出地用马克思理论彻底性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理解未来。我们相信，孙教授的这次演讲对于读者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一定会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马克思。但是同学们认真想一想，你真的了解马克思吗？你真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吗？你真的懂得马克思的当代意义吗？这就是说，虽然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名字，但是我们不一定了解马克思，更不一定理解他的思想，尤其是不一定懂得他的当代价值。所以，我选择“马克思与我们”这个题目，来和青年大学生做一下交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讲“马克思与我们”，就是希望用马克思理论的彻底性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理解未来。下面，我想和大家交流三个问题。
马克思与我们的人生观
人生在世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理解什么是我们自己。世界就是自然，它自然而然地存在，存在得自然而然。人生也是自然，自然而然地生，自然而然地死。但是从自然当中生成的人类，却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寻求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这表明，人同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存在物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和动物一样，都是生命的存在；但是，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生存”，而人的生命活动是“生活”。什么叫生存？它的存在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统一的。动物同世界是一种直接的、肯定性的统一关系，而人不是，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命活动。所以，人是一种创造他自己的生命活动，创造他的生命活动是通过改变世界来实现的，所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种直接的、肯定性的统一关系，而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
为什么动物是生存，而人是生活？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一对范畴，称作“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动物只有一个尺度，人有两种尺度。动物的一个尺度是什么？自己所属的物种的尺度。而人有两种尺度，人既有一切物种的尺度，又有自己内在本质的尺度。
人有两种尺度，这意味着人生活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统一。什么统一？马克思称作“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的全部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无论大家是学习文史哲、政经法还是数理化、天地生，我们都要去认识规律，这意味着人要合规律性地去生存，他才是生活。但是人又不是单纯地要合规律性。为什么要合规律性？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人就要合目的性地去生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什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这是因为，我们不是单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实现人自己的目的而发展。所以马克思说，人是一种生活的生命活动，人生活的生命活动就在于他有两种尺度，这两种尺度就表明了人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它表现为“三理”的存在：1.人是生理的存在；2.人是心理的存在；3.人是伦理的存在。一个人的幸福，得满足这三方面的需要——比较充裕的物质生活满足你的生理需要，比较充实的精神生活满足你的心理需要，比较和谐的社会生活满足你的伦理需要，这三个缺一不可，而且人们在特定的处境之下，可能需要的、最渴望的是其中一个方面。人作为生活的存在，是非常复杂的，不是单一的生理满足、心理满足或伦理满足，而是一个统一的东西。所以，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他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当你去思考人的时候，你要提出两个问题：1.类问题；2.类思想。什么是人？这叫类的问题。有了人类文明，人就要追问什么是自己，这就是“类”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不仅仅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包括孔孟老庄，包括朱熹、王阳明，中国的思想家们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说，全部的哲学就思考两个问题，一个称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一个称作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
关于“类问题”，哲学家们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类思想”。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对于类问题的理解，既有继承的一面，更有超越的一面。在黑格尔的意义上，马克思说这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自我认识”，什么意思？黑格尔所理解的类是一种普遍的理性，黑格尔所理解的个人是一种个体的理性，所以黑格尔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体理性如何认同普遍理性，从而使自己高尚起来，这就叫黑格尔哲学。什么是费尔巴哈哲学？费尔巴哈的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是人的感性的肉体存在与人的抽象本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提出，什么叫“类”？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者称作感性活动。正是从这个现实的理解出发，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恩格斯把这个“提纲”称作“包含着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
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都要追问“我们为什么要活，我们生命的意义何在，生命的价值如何去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去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人是一个生理的、心理的、伦理的存在，人就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存在。
马克思与我们的历史观
人的本质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着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更意味着我们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你是否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取决于你能否掌握现代文明，而文明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马克思说什么叫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而已”。历史绝不是历史事件的堆积，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
在马克思的这个命题当中，蕴含着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人们常问，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马克思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这篇论文的开头，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创造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这样一个命题当中，蕴含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也是之前的哲学家们都没有回答、解决的问题。什么问题？人的历史活动和历史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
人们往往把历史规律理解为好像是和大家没有关系，就有这么一个客观进程，不是，马克思说什么是历史规律？历史规律就是我们人自己的活动所构成的。由此，马克思提出历史的辩证法，这就是马克思所论证的历史的前提和结果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说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人既是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也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首先是历史的经常的结果。”我觉得这是马克思最深刻地阐释什么称作历史、为什么历史是有规律的说法。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创造历史的前提，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创建历史的前提，首先是因为我们是历史的结果。我们的上一代不仅遗留给了我们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而且还遗留给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我们是在已有的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上，才能从事自己的创造活动。这样的创造活动，使历史呈现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客观规律。
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对于理论的意义，既不能贬低，也不能夸张。不能贬低，因为掌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能够缩短并且减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阵痛。但是，即使你发现了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历史本身仍然是不能跳跃的。马克思从最宏观的视野上，把我们人自身的存在区分为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1.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当中的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2.以市场经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历史”。3.人类终究要超越这样一种对物的依赖性的存在，而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就是马克思从最宏观的历史上，对于人的存在形态的最高度的概括。在这种概括当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内涵。
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农业文明这样的基础之上，就是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在文明的意义上，在文化的内涵上，必然是确立神圣形象。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叫天子，而且说他叫陛下？确立神圣形象。为什么会有宗教？会有上帝？人给自己制造了宗教和上帝。因为人作为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他要依附于群体，而在这个群体里面他必须树立一种神圣的形象，既要制造一种彼岸世界神灵的存在，又要对应设计此岸世界英雄的存在，所以过去都是英雄史观。
人的历史形态进入第二个时期，有了工业文明，有了市场经济，进入了一种取代了人对人依附性的存在，变成了人独立性的存在。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说市场经济中的人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如果我们最简单地对以农业文明所构成的自然经济和以工业文明所构成市场经济作一下对比的话，就能够清醒地知道，现在是一种怎样的时代。自然经济中的人的 依附性的存在，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为了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必然是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而为了能够实现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和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必然诉诸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所以以自然经济、农业文明所构成的传统社会，它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这样的一种三位一体，造成一种在农业文明、自然经济条件之下人的存在方式，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
市场经济也是三位一体，但它是经济生活的反对禁欲主义而要求现实幸福；精神生活的反对蒙昧主义而要求理性自由；政治生活的反对专制主义而要求民主法制。这就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新的三位一体。经济生活要求现实幸福，精神生活要求理性自由，政治生活要求民主法制。为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美国出了一套称作《导师哲学家丛书》的书籍。这几本书的名字分别是：中世纪《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冒险的时代》、17世纪《理性的时代》、18世纪《启蒙的时代》、19世纪《思想体系的时代》、20世纪《分析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最基本的理念，最基本的理念是表征人自身的存在方式。
关于市场经济，大家应该读一点儿马克思。读最应该读的《共产党宣言》，不敢说你一下子豁然开朗，但是一定给你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分析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他说了两面：首先，市场经济好像从地底下召唤出无数的生产力，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创造了人类几千年没有创造出来的奇迹。但是，就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市场经济撕去了封建社会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恩格斯说“片面性是历史发展的形式”；“历史总是以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我们大家，尤其是青年人，都应该去体会恩格斯说的这两句话。
马克思所要求我们的，是以历史的大尺度去反观历史的小尺度。毛泽东说，要以长远的利益、总体的利益、根本的利益去反观局部的、暂时的利益。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三个巨大的问题：1.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它造成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2.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它造成了人在资本里面，或者说在对物的依赖性当中所构成的人的自我异化问题。3.就人与自我的关系说，它造成了所谓文化虚无主义的问题，或者说意义失落、形上迷失、找不到家园，一系列的说法。
我自己常说一句话，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的和时代性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工业文明、市场经济造成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马克思说“历史已经变成世界历史”，要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思考问题。今天人类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代意义上，没有一个问题是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思考，去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有中国特色，而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性的、时代性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从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去思考问题。
我们思考任何问题要有巨大的历史感，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思考是一个空洞的、玄虚的、没有意义的想法。恩格斯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我们要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我们要能够承担起所要承担的使命，我们要活得有意义、度过有价值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习。总书记说为什么要读书学习？他说通过读书起三个作用：激发思想活力、启迪哲理智慧、滋养浩然之气。我们应当在读书过程中，特别是在阅读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形成我们的人生观、历史观和价值观。
马克思与我们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人，我们追问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是想实现生命的价值。马克思在他的中学的作文里边就提出，他的人生价值追求就是“为全人类而工作”。
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他所要追求的社会理想。而马克思给自己的座右铭是“目标始终如一”。大家读一读马克思的书，就会亲切地感到马克思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学说、学术、思想、理论，而且马克思是一个活生生的、崇高的、大写的人，表达了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理想，一个人格化的价值诉求。
在今天，我觉得青年人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的困惑。从现实来说，有四个大问题：1.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们一切向“钱”看，就会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这样一种背景下，能否像马克思一样，确立一种“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伟大理想和价值诉求？2.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从原来的熟人社会走向了陌生人社会。在一个熟人的社会，人们会对自己提出各种各样的道德要求，受到各种各样的道德、伦理的约束。但是现代社会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从熟人社会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日常经验科学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行为法治化，农村生活城市化。这几“化”当中，最重要的是日常交往社交化，已经从一种伦理道德的要求变成一种不违背法律的底线，所以现在提出诚信等一系列问题。3.信息时代也好、网络时代也好、虚拟世界也好，总而言之，这意味着大家不仅仅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而且生活在虚拟世界当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的价值观会是怎样？4.当历史变成世界历史以后，我们受到各种各样价值观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来判断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有一种马克思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我觉得这是 9 现在面对的一个巨大的、现实的问题。我们能否真实地体会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否真正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我想是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从价值观本身来说，我觉得有一个需要青年人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大家在讲价值观问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想一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价值观问题里面，主要矛盾是社会的价值理想、社会的价值规范和社会的价值导向，与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期待、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与“我到底要什么”的矛盾。
前面强调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需要搞清楚价值观问题：社会的价值理想是什么？它的价值规范是什么？它的价值导向是什么？另一方面，每个人，我们对价值的期待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认同是什么？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构成一对主要矛盾。而在这对主要矛盾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所以我们要树立、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是历史的文化的存在，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具有三个社会的东西：1.具有社会性质；2.具有社会内容；3.具有社会形式。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仔细想一下价值观里面有什么东西？社会理想、社会制度、法律规范、伦理道德，你想想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这样？理论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它决定着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我们的价值观首先是具有社会内容的，没有社会内容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同时，我们的价值观都是有社会形式的。马克思说“人类是以各种基本方式去把握世界”。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伦理的、科学的、哲学的。真正的价值观离不开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每个人的价值观看起来是随意性的，但深层次隐藏 着社会的性质、社会的内容和社会的形式。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每个社会才能够用它自己的社会理想、社会规范和社会导向去引导个人去认同它的理想、规范和导向。在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应该抓住这样一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只有这样去理解价值观，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为全人类而工作”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宏伟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
最后，送给大家五句话：健康的体魄是锻炼出来的，真实的本领是钻研出来的，美好的心灵是修养出来的，成功的人生是拼搏出来的，伟大的理想是共同奋斗出来的。
（本报记者鲍盛华、陈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第四篇：《晚明七十年》读后感
《晚明七十年》读后感
今天读了十年砍柴著《晚明七十年》的部分内容。这本书从万历帝即位始写到崇祯帝自尽煤山止的七十年。作者侧重于分析明朝覆亡的原因，书中展现明末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多位关键历史人物，写尽明朝由中兴至衰亡的风云变幻。分张居正的中兴、万历帝的懒惰、魏忠贤的乱政和崇祯帝的末路四章。其中每一章又有单独的多篇文章组成。同样是揭示明亡原因的书籍，这本书明显不同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就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分析张居正、万历帝、戚继光等六个主要人物的活动，从细微的征兆揭示明朝必然覆亡的命运。黄先生的书证据充分，史料详尽，充分展现了作者研究历史的功力，是作者“大历史观”的阐释。而《晚明七十年》语言通俗，甚至可以说非常现代化，作者用了诸如牛逼、牛人等字眼，口语化色彩浓厚，有网络小说的痕迹。读毕，会感到明末明朝政治的混乱，财政的入不敷出，君臣之间的极度对立，军事上的屡屡失败等等，浮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烂摊子。不由得引人深思。可以说，灭明朝的，非李自成和后金，实明朝自取灭亡。明末并不缺人才，像张居正、戚继光、袁崇焕等等，可以说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忠臣有忠臣。特别是辽东战场上，李成梁、熊廷弼、袁崇焕等武将战功赫赫，可最终仍避免不了满洲贵族的铁骑入关。其症结在明朝政治制度的腐朽衰落。特别是皇帝和文官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读史的意义何在？休闲？获得知识？从《晚明七十年》里，能感觉明朝虽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然而国人的某些习惯某些文化某些潜意识甚至与明末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类似。比如利用权力进行寻租，在明朝就有，在现在，有人只要有机会，有可能利用手中的一点小权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置国家、公众利益于不顾。有时会产生一种感觉：虽然我们已经不再贫穷，技术也比过去先进了好多，但我们的精神比过去进步的幅度却远远没有物质上的进步幅度大。读《万历十五年》也有类似的感觉。读史使人明智，《晚明七十年》一些人物的进退、得失，还有作者极力说明的政治文明当然也值得思考。
第五篇：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光明讲坛)
《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
演讲人：张新科 演讲地点：陕西师范大学文汇楼 演讲时间：2017年1月
作者：张新科 《光明日报》（2017年04月16日 07版）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展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史记》以其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精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史记》与民族精神。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于先秦时期，到汉代基本确立，此后不断发展。《史记》正好是先秦至汉武帝时代中国历史最为丰富的载体，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史记》中得以集中体现。要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史记》是最好的切入点。
《史记》记载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要谈民族精神，首先需要了解我们民族形成的基本历史。先秦至西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尚书》、《国语》、“春秋三传”等著作对此都有一些零星记载，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则是《史记》，它是一部通史，是先秦以来中国历史记载的集大成著作。
中华民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但《史记》略去三皇，直接以黄帝作为全书的开端，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安排。首先，黄帝时期作为大一统的开始，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观念，即社会的发展需要统一而不是分裂；其次，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原和周边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完整系统的民族谱系，中华民族的历史线索就从黄帝开始，一直延续下来，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就指出：“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
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开始。《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天下后：“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王朝的中央集权制，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为统一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也高度赞扬秦的统一是“世异变，成功大”。可见秦的统一在民族历史上的重要性。汉朝的建立，进一步实现了民族大一统，并且形成以汉族为主体、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匈奴等周边民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周至秦汉时期，在汉族的先民——华夏族开发黄河流域的同时，各少数民族也在开发周边的地区，与中原华夏民族一起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在文明历史的进程中，中原一带开化较早，文化较为发达，正如《赵世家》中公子成所说：“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司马迁之前，人们的民族观一直是歧视周边民族，并视为蛮夷。司马迁则以独特的思想，创立民族史传，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把四周少数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版图之内，并且将他们看成汉天子的臣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民族列传的设立原因有明确的交代，如：“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由此可见大一统时代下周边民族对中原政权的认可。同时，周边各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密切。如《南越列传》载：“南越王蔚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南越王是中原人，“杂处”说明不同民族的融合。《东越列传》记述了东越与中原的历史渊源：“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邹氏。”这些传记，在描述民族融合的同时，也写出各民族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如《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民族特点：“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还有通婚现象，《晋世家》载晋公子重耳因骊姬之乱逃亡至狄，赵衰随从。狄伐咎如（赤狄），得二女，翟以其少女为重耳妻，长女为赵衰妻。《匈奴列传》载周襄王娶戎狄女为后，还有汉初与匈奴的“和亲”情况。《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匈奴时娶胡人妻并生子。中原国家也吸纳其他民族的人才为己所用，如春秋时期秦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特别是《货殖列传》记载中原与周边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更显示出民族之间的互相交往。司马迁站在汉代大一统的立场上，较为全面地记载各民族的历史，并且特别注意汉朝与周边民族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往，尤其是武帝时期，征服匈奴，在河西设立郡县，在西南和两越地区推行郡县制，并派张骞通西域，都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关键措施。司马迁还注意汉朝派往周边民族的使者为大一统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如《西南夷列传》中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于等，《南越列 3
传》中的陆贾，《大宛列传》中的张骞，等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司马迁打破“种别域殊”的界限，把中国境内各民族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无疑是进步的、积极的。
《史记》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历史，是由原始部落到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由众多民族不断的融合到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统一体的形成。这个过程，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出现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物，但总的趋势是走向融合、认同，这就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奠定了基础。
《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
《史记》在展现中华民族发展、融合历程的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总的来看，中国地域辽阔，不同民族各有特点，各有精神追求，但经过长期积淀，互相包容，达到了普遍认同，形成了共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记》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维护统一。《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奋斗历史，尽管这个历程极为曲折艰难，但统一始终是人心所向。从黄帝开始，就为一统天下而“修德振兵”，此后，“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矣。”（《秦楚之际月表序》）这是司马迁对先秦以来统一天下艰难历程的概括。统一是人心所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三十世家体例的解释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 4
家。”并且对每篇的写作目的进行了说明，在20篇中使用了“嘉”字。这个充满赞誉性情感的“嘉”字绝大多数集中在周代诸侯国辅佐周王室和汉初维护中央统一的人物身上。《史记》“十表”每一表也都体现出了这部著作大一统的思想。
开拓进取。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地开拓进取，夏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就是开拓精神的体现。《史记》中体现进取精神的首先是帝王。中华民族的奋斗不能没有理想和目标，帝王就是这种理想和目标的代表，王迹兴衰变化体现着民族的奋斗历程。《史记》以帝王为中心，这是时代的必然，我们不必苛求司马迁。尽管像三代圣君、秦皇汉武等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野心，但当他们在结束分裂、统一天下时，或在巩固自己新兴政权时，表现出非凡气魄和力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
社会发展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物共同推动的结果，天子毕竟是少数，因此，最能体现我们民族开拓进取精神的当是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将相名臣而言，有的忠心耿耿，辅佐国君成就大业，如周公辅成王、管仲辅桓公、萧何辅汉王等；有的大臣敢于进谏，为国着想，如触龙说赵太后，张释之、冯唐面折汉文帝，汲黯直言汉武帝，等等；有的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如《循吏传》所记的孙叔敖、郑子产等“循吏”；有的为民请愿，除暴安良，如西门豹治邺等；有的出使四方，不辱使命，如蔺相如“渑池会”、张骞通西域等。三千年历史，战火不息，因而传记中出现了许多军事家：有的运筹帷幄，如张良、陈平等；有的驰骋疆场，如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田单、廉颇、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像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代表了这类人物的进取精神。
《史记》人物中，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些思想家，他们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积极开拓，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还有文学家的创造，体现了我们民族在精神领域中的探索精神。还有《史记》中的天文、历法、医学等领
域的特殊人物，也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史记》中还有大量的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商贾、俳优、卜者，等等，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可以说，下层人物虽然做的事情不一定惊天动地，但他们的进取精神同样应予以肯定。人类社会是由多阶层组成的，如果缺少了下层人物的进取奋斗，那么，社会这座“金字塔”也就缺少了坚实的基础。
坚韧不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设立列传的原因：“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但封建制度并没有给每个人建功立业创造条件，“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 《淮阴侯列传》），因而，建功立业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也正唯其难，才更显出奋斗者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更具有生命的价值。《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一个热心救世的人物，他有宏伟的抱负，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尽管到处碰壁，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给后代志士仁人以极大鼓舞。屈原为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与党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甚至自己被赶出朝廷后，仍在不断地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种追求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司马迁身受宫刑，奇耻大辱使他痛不欲生，想一死了之。但是，《史记》还没有完成，如果一死了之，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许多“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伍子胥报仇，名垂后世；句践卧薪尝胆，称霸天下；范雎逃难，历尽艰险，终于权重秦国；季布为人奴而不死，终为汉代名将。正是这些人，给《史记》增添了生命力量，千载而下，仍使人激动不已。
革故鼎新。当旧的生存环境已经老化，没有生机、没有朝气时，一些有志之士，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较为清醒的人物，极力想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或革新，或革命，以改变或摧毁现实、建立新的生存环境为目标。改革，意味着改变传统，改变旧有的观念和做法，尤其是改革触动贵族利益时，往往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时，先以雄辩和果敢打消了秦孝公的疑虑，然后又与甘龙、杜挚等保守势力进行斗争，终于使秦国获得新生。但后来，保守势力又一次抬头，商鞅被车裂，成为悲剧人物。再如《晁错传》所记，西汉初年，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晁错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出发，提出许多变革的策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削弱郡国势力，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诸侯对他恨之入骨。结果，晁错被身斩东市，同样成为悲剧人物。
如果说革新还只是对现实进行轻微改造的话，那么，革命则是更激烈的改造现实的方式。《史记》所载的汤伐桀，武王伐纣，乃是改朝换代。一个王朝因为政治敝坏而走向覆灭，但同时又意味着另一个受民众欢迎的王朝的新生。对华夏民族来说，这是暂时的曲折和苦难，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就体现在这伟大的变革之中。“本纪”就是这个变革的具体体现。与改朝换代相关联的是起义。也正由于这些起义，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民族积极进取、勇于革命的精神。尽管起义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最终给后人的，却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
忧国爱国。忧患，这是个体生命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春秋战国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把这种忧患意识扩大到整个社会。忧患意识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它饱含着生命的热情，是人的生命意志的顽强表现，促使人发奋努力，促使人追求“生”的价值。《屈原列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当社会处于分裂、动荡之时，忧患意识会成为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一大批有志之士，为社会的统一、安定而忧虑。如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局面，与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分不开，尽管各家学说不完全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就是如何结束战乱、统一天下。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有这些思想
家的自我形象，透过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忧患意识。《史记》对这些思想家的忧患意识也都有表现。当然，在天下一统、新王朝刚刚建立之时，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也往往产生忧患意识，因而也会有共同的时代课题。如西汉初年，围绕着如何巩固政权问题，出现了一大批忧患人物，《史记》中记载的陆贾、贾谊、邹阳等，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忧患，甚至在盛世也会出现“危言”。贾谊生活在“文景之治”的盛世，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发出振聋发聩的忧世之言，表现出超前性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与爱国精神紧密相连的。忧国，正是为了爱国。在中国古代，爱国精神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而且往往与忠君连在一起，但它已作为我们的民族心理，深深地积淀下来。《史记》所记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奋不顾身维护国家尊严，在内部不愿与廉颇争功，而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霍去病为国家忘自家、克己奉公，卜式输财助边，济国家之困，李广反击匈奴，保家卫国等，都体现了爱国精神。
崇尚德义。西周时，“敬德”思想就已成为衡量国君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后，社会急剧变化，人从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成为主宰自己行动的主人。而要真正做人，就必须注重道德修养。孔子的仁学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就个体人格而言，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更追求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尤其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追求，给有志之士以巨大的鼓舞力量。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许多国君德厚仁爱，受到民众拥护爱戴；而暴虐如桀纣的国君，则被民众推翻。《郑世家》记载子产的话语：“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执政者不得不实行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以显示自己的仁德，尤其是新王朝建立之初，更是如此。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等，被人称为仁爱之君。即使像“春 8
秋五霸”，也时常打出仁德的旗号，以争取人心。《孝文本纪》记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当然，在《史记》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伯夷、叔齐不愿食周粟而饿死；屈原为保持高洁人格而沉江自杀；鲁仲连宁愿“蹈东海而死”，也不忍秦国称帝；尤其是《赵世家》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公孙臼、程婴等义士，为保护赵氏孤儿而牺牲自己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史记》所表现的民族精神，除以上所述外，还有：维护正义、反对邪恶；团结友爱、忠于职守，等等。
《史记》对民族精神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史记》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及其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没有随着历史的过去而凝固，而是一个继续流淌着的过程，它是传统精神，但经过净化、升华之后又变为现实精神，并指向未来。
《史记》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空洞的，是由无数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的精神而形成的，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从这里开始发源。民族生命、民族精神犹如一江春水，细大不捐，兼收并蓄。在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河流愈来愈宽，声势愈来愈大，力量愈来愈强。如果把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比作一个母系统的话，那么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一个子系统。在这些子系统里，有无数个富有生命活力的个体生命在跃动。它的跃动，使整个系统都充满了活力。《史记》中许多人物积极进取、刚强不息、勇于革命，也正是活力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大厦需要全民族的人来支撑。而《史记》中大量的优秀人物、脊梁人物，在支撑民族大厦过程中起了中坚作用，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部史书，《史记》通过独创的编撰体制展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司马迁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纳入一个巨大而又有系统性的载体之中。《史记》是纪传体著作，以人为核心反映历史的变化，所以，对于民族精神的展现主要是通过各阶层人物来实现，这些人身上有我们民族精神的徽记。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各有侧重，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帝王、贵族、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三体的开篇颇有深意，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即以“德”和“义”立意，已经体现出我们民族的价值追求。本纪开篇《五帝本纪》，突出五位帝王的“德”和“让”，有德者有天下。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司马迁在《自序》中阐明创作主旨：“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亦是如此：“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所以，司马迁选择人物，其中就蕴含着他的精神追求。一些高官厚禄之人没有进入史书反而一些下层人物入选，目的就是要突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物。《史记》选择人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物精神的选择过程。“八书”展现不同时代的文化典章制度，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认识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丰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背景。“十表”则以大事年表的形式清晰展现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的流程。因此，《史记》五种体例互为补充，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个系统中得以体现。
《史记》对于民族精神塑造的又一贡献在于，较为真实全面地记载了各民族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个融合过程，也体现了我们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如前所说，《史记》设立专门的民族列传，真实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记》其他篇章中也往往注意民族融合问题。如《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说明吴国与中原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如《自序》所言：“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 10
强调句践与中原的关系。《晋世家》记载晋悼公时重用魏绛，“使和戎，戎大亲附。”晋悼公称赞道：“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特点。
《史记》为了展现人物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采用了一些独特手法。因为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体现出来，所以往往在人物传记中放大某些事件。虞舜至孝，禹分九州，句践卧薪尝胆，商鞅变法强国，蔺相如渑池相会，田单复齐，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晁错削藩，李广治军，张骞通西域，司马迁发愤著书等重大事件，最能表现人物的精神，《史记》也就特别用浓墨重彩去描写。有时则通过一个小小的细节，体现人物的精神品格，如《吴太伯世家》记载，季札出使，北行时造访徐国国君。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但没敢说，季札心里也明白徐君之意，但因还要出使中原各国，所以没献宝剑给徐君。出使回来又经徐国，徐君已死，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坟墓树木之上才离开。随从人员不解其意，季札曰：“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表现了季札诚信的人格精神。廉颇“负荆请罪”表现知错就改，“公仪休拒鱼”表现廉政，甚至不知名姓的“漂母”，其助人精神也感动后人。另外，《史记》常常通过人物的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以及对比描写等手法表现人物的精神追求，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司马迁敏锐的思想，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渗透在《史记》中，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关键性作用。司马迁是思想家，他要“究天人之际”，通过三千年历史找到了答案：推动社会巨轮前进的是人不是天，而每个人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正是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他要“通古今之变”，强调从“变”中观察一切，社会在变，人的精神也在变，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司马迁也正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大胆突破传统思想观念，表达了不同于一般思想家的“一家之言”。正是由于司马迁独特的历
史观、价值观，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司马迁用自己的心血铸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长城，把我们民族的精神揭示出来，其贡献值得肯定。
《史记》所展现的先秦至汉代的中华民族精神，经过不断的扬弃、净化，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既要弘扬传统精神，又要呼唤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张新科 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等。出版《史记与中国文学》《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史记学概论》《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等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
（演讲内容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11《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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