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互联网+”中国企业的转型之艰︱转型

第一篇：17、“互联网+”中国企业的转型之艰︱转型

“互联网+”中国企业的转型之艰︱转型

导读：张瑞敏曾说，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如何在这样一个全民谈论互联网的时代，正确认识互联网，找到适合自己企业发展之路，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必修课。

▌懂与不懂，接受与不接受，这是一个问题。

新生互联网企业天然具有“互联网+”的基因。目前，令人忧虑的是，广大传统企业所面临的互联网焦虑症，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关乎中国数千万家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于是今年年初，国家提出要制定“互联网+”战略和行动计划，为广大传统企业向互联网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和保障。

如深入探究，“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互联网+”战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传统企业的全面互联网化。“互联网+”并非是在传统产业上叠加一个互联网，也并非是简单增加一个互联网工具。传统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基因不同，相互融合不仅仅涉及企业的管理、经营和文化，而且还涉及具体的方法、工具以及实现的路径。

说到根本，企业所关心的，并非是思维层面的“+”或不“+”的问题，而是“互联网+”战略如何布局，行动计划如何执行，组织架构如何设计，创新机制如何变革……如何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风险去完成“互联网+”的进程。

这一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少传统企业，还在“+”或不“+”之间徘徊。

▌变革已经发生

去年春节，一篇《2014年注定是中国传统企业转型元年》的博文在网上疯传：“我发现，所有传统企业都有非常严重的危机感，就是大家突然都找不到路标了！都不知道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转型？未来之路如何走？利润好的企业发愁，利润不好的企业更发愁。企业最大的危机，不是当下的利润多寡，而是对未来能否清晰把握。”

作者是资深营销专家，但他却道出了已经滋生蔓延开的企业界的普遍焦虑：传统营销的势没有了；不转型等死，转型怕转死；传统企业的高管年龄大了；传统企业家对网络营销心里没底；错把网络当销售渠道之一；传统营销思维根深蒂固；产品越来越不好卖了；五年战略规划失去意义；搞不懂商业模式创意……

传统企业受到冲击，与近几年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业态爆发式增长有关。2013年，百度李彦宏第一次提出“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在互联网界得到很多大佬的认同。他用“风口”这个词来形容即将产生的巨变：“多数企业认为的简单在网上开个店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学习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中国变强的推动力。用互联网思维审视，当下的每一个产业都是风口。”

此后，马云提出了自己互联网思维的九字诀：跨界、大数据、整合、简洁。与之对应的是思维转换方式：价值发现思维、用户定制思维、平台思维、产品经理思维。紧接着，腾讯马化腾提出了“马七条”：连接一切、互联网+创新、开放协作、消费者参与决策、数据成为资源、顺应潮流的勇气、连接一切的负面风险。小米雷军在互联网思维的应用上则提出七个字：专注、极致、口碑、快（这成了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批判的对象）。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表述，“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创新成果引入传统工业，改造和提升着传统产业，创造出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这样新的巨大市场”。现实生活中，这一切似乎正在发生——传统企业家恐惧地看到，以上所提的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创新应用，正在搅局传统企业的生存法则。更有悲观论者，以为传统企业会消失，以为百年企业大多会像诺基亚、摩托罗拉那样——“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我们输了”。

当然，旁边还有一些旁观者，他们十分热闹、开心地围观着传统企业与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对赌，似乎这样的事与他们无关。

真是这样吗？历史经验已经无数次证明了：每次产业变革都会催生一批新模式、新业态；而这些新业态、新模式会对传统企业带来革命性变化。

即如当下，当“互联网+”推动信息网络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相互渗透的时候，正在深刻改变着产业的组织方式、传统的生产方式、企业经营的商业模式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加速形成新的企业与用户关系。例如，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生产转变，使得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再大量趋同而是更具个性化；从以传统的产品制造为核心，转向提供具有丰富内涵的产品和服务，直至为顾客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这一切冲击，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垮在“没来得及转型”？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巨人、安彩、尚德等巨人的倒下令人记忆犹新。不过，时代变了，现在企业面临的是“傻瓜式失败”：“我们的确失败了，但是不知道我们错在什么地方。”——诺基亚巨人垮台，体温尤热；数码相机是柯达发明的，但是柯达并没有抢占到数码相机的“风口”……很多企业具有丰裕的资金、优秀的品牌、顶尖的技术、广阔的市场、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但是依然不知不觉失败了。

纵观巨人们倒下的历史，所犯的基本错误，绝对不是资金、技术、市场的问题，而是组织、文化和管理的问题；不是被别人颠覆的问题，而是被自己所颠覆——产业在推进“互联网+”的进步，而企业的组织、文化和管理依然停留在工业时代。

▌要么“互联网+”，要么死亡?

2013年12月，以雷军和董明珠的“对赌”为分界岭，中国企业家对“互联网+”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万达集团王健林在2014年1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时说：“我觉得互联网思维应该是互联网的个别企业为自己贴金的一种说法，不存在互联网思维。”但是半年以后，他在万达电商内部研讨会上讲话时指出：今天会上郑重地强调，所有系统必须要检讨，是否真正具备互联网思维；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们不用互联网思维、新的方式去做，可能就要落伍，就要被淘汰，即使房地产也要有互联网思维。

也正在此时，华为的任正非说：“互联网没有改变事物的本质，互联网是改变了做事的方式，使传送层级减少，速度加快。华为坚持用五年时间……以互联网精神，为改变内部的电子管理打下坚实基础，并实现与客户、与供应商的互联互通。”

海尔是最早进行互联网+转型的制造业。海尔的张瑞敏说：海尔不是放弃制造业，而是换一种思维，用“互联网思维”做制造业。互联网时代，制造业前景不被看好，张瑞敏却认为这是制造业最好的时代，应用互联网思维而非仅把互联网当作工具，这是他与传统制造业大佬的最大不同之处。

最典型的当数联想杨元庆的互联网思维转变。2014年杨元庆在亚布力论坛上说：“某些企业希望利用互联网迅速获得商业成功，甚至把其他环节都外包了，主要放在营销环节上，希望获得快速成功，从而圈来资本市场的钱。他们不去琢磨如何苦练企业的内功，怎样做好研发、把住产品质量，管好供应链，做好售后服务等，那么，实践这样的业务模式，将会证明最终是行不通的，这绝对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杨元庆影射的是小米的弊端。

可是在2014年年底，小米用业绩响亮地打了联想一记耳光。当年刚刚上市3年的小米手机中国市场销售6500万部，超过三星，排名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手机厂商，盈利26.4亿元。而经历30年发展的联想品牌手机在中国市场只销售4730万部手机，该业务亏损，而且整个集团的利润也没有超过小米。销售渠道上，联想手机70%来自运营商，小米手机70%则来自小米电商。今年5月，联想在首都体育场召开誓师大会，杨元庆当场宣布：“联想将从以产品为中心的公司，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公司转变，从销售产品向经营客户转变。”

不可否认，互联网新兴企业拎着大棒给了传统产业一闷棍，悄然无息地瓦解了一些传统销售渠道、服务方式和盈利模式；但是同样不可否认，传统企业只要明白了互联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们就会迸发无比强大的竞争能力。海尔、华为、万达、荣昌洗衣、华谊兄弟、顺丰等大型传统企业，携带着重资产、大队伍、新技术，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互联网化转型的绝地反击。

比如组织重构的“互联网+”化。擅长管理转型带动经营转型的海尔，将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颠覆了传统的企业观念，把每一个人变成创业者；认为互联网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颠覆了；并提出了鸡蛋从外边打破一定是人们的食物，如果从内部打破一定是新的生命。

比如商业模式的“互联网+”化。已经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有所作为的华为，提出用数字赢未来，数字化重构新商业，认为未来的企业不论从事什么行业，也不论企业规模的大小，首先是一个高科技企业，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业务深化和改造的企业，在信息时代没有生存的空间；未来是“互联网+”的时代，“+”后面是什么，有足够的想象空间。

再比如业务重构的“互联网+”。洗衣起家的荣昌，瞄准了生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将荣昌门店升级为基于移动互联网和O2O模式的居家服务站；善于守正出奇的万达集团，将所有的网上资源全部给电商公司，放手让电商去发展，并且将电商业务板块列为战略型的五大板块之一；华谊兄弟，收购银汉科技、卖座网，已经在打通娱乐和互联网的边界和任督二脉；顺丰在全国启动“嘿客”便利店，实现本地服务O2O，进行商品预购、线下体验、快件自寄自取等。

传统珠宝行业必向互联网+发展，想再次突破发展，必须走互联网+之路。“喜钻”作为中国首家珠宝云商的提出者与倡导者，也是首个以互联网和核心，将O2O模式线上线下大力结合，把珠宝的贵重、情感与时尚科技相结合，把传统的“重资产”降为“轻资产”，将传统“等客上门”变为“主动上门”，将客户变成经销商，将“经销商”变为终身“品牌维护者”，致力打造并构建第一个云商业态！

喜钻云商加快推进了喜钻店商与电商融合，提供产品流、支付流、信息流、服务流等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打通的服务，以喜钻研发的钻客O2O动销引擎为驱动，以两线同步为总控后台，链接线上移动商城和线下智能商店，构成三位一体的商业闭环。以圈子经济、粉丝经济、个体经济为基准营销延伸，建立云端市场与服务体系。

喜钻对加盟商实力支持

（一）营销

“店商+电商+微商”的营销模式

1.全网营销：钻客手机APP（招募微商合伙人）+喜钻PC商城+第三方平台引流+本地化论坛+粉丝工厂/微商基地

2.全员营销：自己员工+对手员工+新老客户+高端客户+微商合伙人 3.全案营销：保姆式网络推广全包+丰富线下会员活动+跨界营销互动，激活粉丝

（二）市场

喜钻“轻资产轻库存”的O2O加盟方式

1.送流量：年4000万PV线上流量引流到加盟店

2.送粉丝：帮商家建20个500人微信群，打造商家粉丝工厂 3.送销量：年2亿的线上销售额分享到加盟店 创新往往在边缘地带产生，改革往往是从问题倒逼。这次“互联网+”的进化，根本不是鹿死谁手的问题，也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看谁融合得更快的问题。正如TCL董事长李东生所说：“验证你是否活着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查验你是否喜欢变化。未来属于那些自我颠覆的企业家！属于那些看到互联网‘起风的信号’同时又在‘风口’上蹲守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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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近代中国转型之艰（xiexiebang推荐）

近代中国转型之艰

——答《瞭望》周刊记者刘巍

“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8年，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提问：“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庭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从洋务运动、1898年变法到清末新政，晚清七十年的一批历史人物虽然未能意识到以上问题的全部，却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被迫向西方学习，从总体上尚未逆历史潮流而动，然而从始至终他们跟不上历史潮流的脚步。

近代史学者袁伟时认为，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像现实这样地高昂。”

6月29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寓所接受了本刊专访，这位年过八十的近代史家在其退休之后，迎来了其研究成果的收获季节。他已出版的代表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路标与灵魂的拷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文化：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论衡》等等。

袁伟时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始终如一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代化艰辛进程的深层原因进行发掘。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历史无法割断。百年苦难无非是无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积垢的冲突。死的拖住活的，方生与未死反复搏斗。”

他说，“中国人应该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

“制度文化没有自我更新能力”

《瞭望》：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你认为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晚清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袁伟时：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不同命运。

《瞭望》：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在加以描述与解读时，你更愿意借用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

袁伟时：我认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是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二是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三是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

四是陈寅恪认为当时的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瞭望》：你认为陈氏关于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具有时代意义？

袁伟时：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

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不理性的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

《瞭望》：在这一区分之后，其制度文化部分正是阻碍中国近代进程快慢的原因？

袁伟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制度文化的辩论与改革自近代以来无法避免。

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我认为，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晚清经贸发展的限制 《瞭望》：你认为中国的制度文化重要缺陷之一，是对私有产权保护不足并使中国社会缺乏经贸自由？

袁伟时：从历史经验来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是以商人为活动主体的市场经济，其前提是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与经济上的相对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但尚有变通的可能，那么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随处可见，对于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业活动动辄禁止，处处掣肘。

《瞭望》：请你具体分析一下晚清经贸发展所受到的限制。袁伟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的经贸发展长期受到三道枷锁的桎梏。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与卑鄙的标记。抑商重农成为历代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中国历朝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而是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屡见不鲜。如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就颁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到明朝嘉靖（1522-1566）则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经贸无法顺利发展。

《瞭望》：这些状况的形成也是与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分不开的？

袁伟时：用乾隆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不是乾隆的发明，明代早已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瞭望》：清朝秉持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最终给自己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袁伟时：一是边患频仍。二是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直至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这样的“盛世”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危机。

郑和下西洋400年后，英国人以船坚炮利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的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最终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的场所。

“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

《瞭望》：从晚清的历史结局来看，其知识阶层的思想潮流未能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

袁伟时：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

《瞭望》：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别？ 袁伟时：第一是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瞭望》：在这样的思想堡垒阻隔下，早在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断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遇？

袁伟时：明末清初，利玛窦和其他西方传教士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在这一中外交流中中国主要是受益者。不过，接踵而至的三大**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一是从万历十四年（1616）开始南京礼部尚书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亲政前的“熙朝历狱”，三是康熙皇帝亲政后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

后来的清朝当政者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瞭望》：与此同时，你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无法全面地继承人类文明的成就？

袁伟时：一是耗费中国青少年年华的四书五经，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顾炎武在17世纪就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末最终被废除，但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晚清培养人才的速度已赶不上革命爆发的速度，新的知识阶层成了埋葬大清帝国的主力之一。

《瞭望》：中国社会也没有建立容许辩论和保护“思想罪犯”的机制。

袁伟时：孔老夫子早就立下规矩，“不可不诛”的五条大恶中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圣人的教导被确立为是非标准，加上大一统的局面，关山飞渡难，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分立、可以随意择主而仕、朝秦暮楚而不必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外，思想者的命运注定十分艰难。

《瞭望》：你认为没有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的最后一点原因是没有保护知识阶层的组织。

袁伟时：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从十三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

《瞭望》：“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对于历史人物你认为不应该苛求，晚清历史人物的缺陷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有关？ 袁伟时：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晚清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瞭望》：中国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有何特点？

袁伟时：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

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有“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瞭望》：就国家与社会的上层结构而言，中西差别十分突出，对各自的发展影响巨大。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还是多元并立的。

袁伟时：在前现代的西方，王权和神权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

《瞭望》：这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催生出西方的议会制度？ 袁伟时：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

在英国，十三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1265年开过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它失败了，但“这个议会由于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近代代议制议会制度的起源。”三十年后，“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大议会已经被当作第一个英国议会珍藏在历史中，绰号‘模范议会’的这个机构包括了来自较小的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

而在此之前，由于1199年就任的英国国王约翰实行残暴统治，并在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中失利，1215年，贵族、教士等联合起来集结武装向伦敦进发，要求国王给予他们更多权利，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英国乃至世界的宪政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瞭望》：晚清新政的失败以至辛亥革命未能在中国成功地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都与中国的这一社会深层结构未有根本改变相关？

袁伟时：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首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为重要拐点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战火连绵，而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建设却被置诸脑后。

原载《瞭望》周刊2011年8月15日第46-48页

第三篇：商业银行“互联网+”转型研究

商业银行“互联网+”转型研究

一、摘要

2013年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元年，那一年，余额宝、p2p、众筹等各类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交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以井喷般的速度成长发展，给传统银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也引起了传统银行业的思考。时至今日，数据表明，商业银行扩大资产规模、增加物理网点的粗放发展模式已不能再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环境，转型已成定局，而“互联网+银行”已大势所趋，成为新常态经济下银行发展的必然之路。本文先以数据展示当前互联网金融和商业银行的经营现状，指出商业银行转型到“互联网+银行”的必需性，然后结合现今互联网金融对银行各项业务的冲击，进行“互联网+银行”的转型探索，最后就转型中的商业银行的应尽之事，提出个人意见，以供参考。

二、商业银行向“互联网+银行”转型的必需性

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368亿元，同比增长9.7%，但增速首次降至了个位数，较上年同期下降4.83%。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和平均资本利润率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0.04%和1.58%。不良贷款方面，2014年新增不良贷款2504亿，同比上涨42.29%，创历史新高。而后，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人民币存款增加9.48万亿元，同比少增3.08万亿元。那么，再让我们来看看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数据。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2014年网贷成交量为2528亿元，是2013年的2.39倍，投资人数和借款人数分别达到了116万人和63万人，较2013年分别增长了364%和320%。在网络理财方面，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购买过网络理财产品的网民达到了7849万人，宝宝类理财产品规模突破了1.5万亿元。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4年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的网民渗透率达到61.3%。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的下滑、存款增量的减少虽不尽然都是被互联网金融侵蚀的，但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的确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并将“互联网+银行”的模式推向了趋势所在。

三、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冲击

（一）支付业务

谈到支付业务方面的冲击，我们就不得不说第三方支付了，自2010年央行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定义为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飞速发展，日益壮大。第三方支付用担保交易、实名认证、数字证书、手机验证码、手机动态密码等多种方式为其交易安全性提供保障，并为客户提供更有个性、更人性化、更好客户体验的界面，加之实时到账和简单便捷的操作，赢得了广大客户的青睐。目前，第三方支付已有支付结算、收付款、转账汇款、代缴费用等多种功能，严重削弱了商业银行支付中介的功能和地位。

（二）存款业务

存款业务作为银行负债，起着银行收益杠杆的作用，是银行开展其他各项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的基础，也是银行利息收入主要部分净息差的重要源头。在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前，因银行良好的信誉及存款利息的给付，银行存款是储户处置资金的最先选择。但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后尤其是余额宝的出现渐渐地打破了这一状况，余额宝一元起存，收益远高于银行活期存款，甚至高于同期银行理财几个百分点，且与支付宝互通，可以随时进行支付和消费，这种种优势迅速吸引了众多客户，成为了广大客户进行资金处置的新选择，其上线5个月吸收金额就已突破1000亿元。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的活期储蓄，开启了中国活期储蓄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货币基金市场的序幕。

（三）信贷业务

过往，银行因其极高的信誉、雄厚的财力和专门的技术，降低了社会融资成本，成为社会贷款的首选。而现如今，网络贷款如p2p、阿里小贷、贷款交易撮合平台的不断涌现。网络贷款利用实名认证、社交大数据数据分析、消费大数据分析、搜索引擎大数据分析等方式进行精准授信，大大降低了授信成本，简化了授信流程，提高了授信效率，使得银行信贷业务尤其是小微企业贷款业务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信用中介的地位已被动摇。

（四）投资理财业务

银行的投资理财业务种类繁多，有理财、保险、基金、贵金属等产品，且收益高于普通活期存款，是客户进行短期资金投资的重要选择，也是撑起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要源泉。但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在线理财的出现使得客户选择发生了改变。在线理财刚出现时，收益较银行理财高出3-4个百分点，且能随存随取，没有时间空间限制，其种种优势使得银行的投资理财业务受到了分流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种种挑战与冲击，不得不使商业银行引起注意，进行经营模式转型，从传统经营模式向“互联网+银行”转变。

四、“互联网+银行”的转型探索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将“互联网+”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互联网+银行”并不是互联网跟银行业的简单相加，而是银行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互联网平台与互联网进行深度融合，从而打造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生态。商业银行由传统银行向“互联网+银行”转变，并不是要全盘摒弃传统银行的业务模式，而是要充分利用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进行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大致有以下几个路径可以选择。

（一）盈利模式转型：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化发展转变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主要取决于资产规模、网点数量、利率水平、经营效率以及资产资本质量，走着一条扩张资产规模的道路，虽然目前盈利水平很高，四个国有银行悉数位列全球银行排名前十，但这种模式是不长久的，不可持续的。首先，中国经济下行，增速进入中速增长通道，增速的下滑将降低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也会使银行提高对贷款的风险预期，提升不良贷款率，几种因素叠加会使得贷款增速有一个回落与降低。其次，利率市场化的逐步建立使得存贷利差的收窄慢慢变小，净息差收入不断缩水。最后，金融脱媒的进一步加强也会减少一部分社会融资需求，减少社会对银行的依靠。综上所述，银行的盈利模式必须由粗放型向“低资本消耗、低成本扩张、高风险溢价、高综合收益”的集约化转变。

（二）业务结构转型：强化金融服务功能，向个人零售、消费信贷、小微企业贷款侧重

1、支付中介与信用中介的功能弱化，金融脱媒即资产绕过银行而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配置的现象的加剧，商业银行必须向金融服务型银行转变。对公方面，我国企业正在朝大型化、集团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需要银行为其提供包括信贷融资、投资银行、现金管理、国际结算等一些列服务，商业银行可以进行整合，将其发展成供应链金融。而个人方面，富裕人群要作为把握的重点，为其提供信用卡、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投资银行服务。加强金融服务的同时，商业银行也要转变思想观念，变过去以兜售产品为中心为以客户为中心，丰富理财投资产品种类，设计更加个性化的界面，改善客户体验，提升客户尊严，提升银行和客户的双重价值。

2、关于个人零售，发展消费信贷和移动支付是重中之重。银行支付中介的功能被互联支付弱化，但互联支付从长远看来会向移动支付转变，因此，商业银行要把握先机，重点发展移动支付。移动支付通过手机等移动通讯设备，无线通讯来完成货币价值转移，随着WIFI、HIFI的全社会普及，未来的移动支付将更加便捷。商业银行应深入学习NFC功能、闪付功能、二维码支付功能，重点研究发展短信支付，以抢占移动支付的先机。把消费信贷放在突出位置是考虑到未来国家经济增长会更多地依靠居民消费推动，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不断超前，消费信贷已成为一块巨大的蛋糕。发展消费信贷不能用传统的信贷模式来实现，而是应与互联网公司深入合作，充分利用其社交、搜索、消费大数据，加上银行自身的交易大数据进行授信及授信后的管理，腾讯的微众银行、阿里的网商银行都是值得借鉴的先例。在商业银行贷款供不应求的状况下，风险偏好使得银行更愿意将钱贷给经营稳定，盈利能力强的大企业，从而使得小微企业的融资量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极小，小微企业贷款长期被银行忽视，数据显示，大约有55%的中小企业和70%的个体户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中小企业将贷款方向转向民间，以高息取得民间借贷，大大降低了其利润。若银行能简化程序，重拾小微企业信贷，以其良好的声誉，一定能迅速取得小微企业的青睐，而授信及管理业并不是什么难事，商业银行可以与p2p网贷平台合作，以自身信誉为p2p平台担保，为p2p平台用户提供资金托管平台，保障用户资金安全，同时利用p2p平台的历史交易数据，筛选优质企业和个人进行授信，授信后，利用平台数据对贷款者的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行持续性闭环监控。这样既降低了授信成本和不良贷款率，又让利给了贷款者，可谓一举两得。

（三）功能定位转型：发展混业经营

在今后，建设融投行业务、商业银行业务、保险业务、信托业务为一体的综合银行，通过并购、重组、入股等多种手段做好综合银行的层次设计。综合银行在服务好国内社会的前提下，实施“走出去”战略，发挥人民币日益国际化的优势，参与全球资本配置，为跨国企业、本土的海外企业提供服务。

（四）渠道经营转型：物理网点与网络银行并举，两翼齐飞

根据国外银行的经验，多渠道的经营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增加营业收入。因此，商业银行要开展多渠道经营，将物理网点与网络渠道有机结合，物理网点与网络渠道不能是孤立的，而要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首先，停止盲目的网点扩张，撤并低效益、管理差的网点，集中人、财、物力进行精品网点建设，争取将所有对外营业网点都打造成银行的名片，以最专业、最亲切的形象面向大众、服务人民。

而网络渠道方面，可以建造一个“线上银行”，“线上银行”既是一种渠道，又是一种产品。线上银行可以嵌在商业银行官方网站中，为客户提供包括开户、转账结算、投资理财、信用贷款等全方位的银行业务服务。具体细分如下：

1、信息服务；基本功能，主要是起到宣传银行的作用，现有的官网信息推介，电子渠道产品宣传都属于此范畴。如信息查询功能，查询农行各种金融产品、理财信息，当前利率等。如客户告知功能，告诉客户如何开立账户、进行转账、防范网络安全等。如人工咨询功能，由在线银行员工为客户进行理财等相关问题解答。这部分功能可借鉴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

2、交流服务；为客户提供开户资料新建与更改，人像采集，实名认证，信用卡申请、贷款申请等服务。

3、交易服务；核心功能，如现有网银、掌银的功能。为客户提供转账汇款、代缴费用、按揭贷款、代理保险、贵金属买卖、证券买卖等各种服务，还可以为对公客户提供结算服务、国际业务、投资银行等。

4、网贷资金托管平台；这部分主要是与网贷公司合作，为网贷公司提供资金托管平台，杜绝网贷公司参与支付结算，为个人及小额贷款者的资金安全提供保障，并从中抽取佣金。这部分功能可参考民生银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资金托管系统。

5、小微信贷；为客户提供购物旅行等个人消费贷款服务，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实名认证制度，银行交易大数据技术进行信用评级，发放贷款。这部分可参考微众银行与网商银行。

6、不良资产处置平台；通过平台发布银行或客户不良资产、不良债权标的，然后依托平台资源寻找清收公司或买家，完成不良资产的处置。这部分功能可参考包之网、青苔债管家。

7、电商平台；商业银行利用自身的用户粘性，辅之以强力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良好的信誉，建立区别于阿里、京东等传统商品销售电商平台，以金融服务为核心的电商平台。如农行的e购天街，它被镶嵌在农行掌上银行中，将实体商品与理财、基金、证券共同展现给客户，今后可将订单融资、消费贷款等无缝融合，发展成供应链金融，突出自己的特色。在做大做强后还可以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有机统一，将采购、消费、销售、融资融合，形成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平台。

五、“互联网+银行”转型的实现途径

（一）加强信息化建设，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商业银行现今的许多业务信息系统由于搭建早，受制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信息技术水平和认知水平，界面僵硬不友好、结构复杂又繁琐、功能单

一、可操作性不强。对这类信息系统的升级换代由于难度大，时间长，只能在原有架构上进行小修小补，难以实现质的突破。而这已经难以适应银行IT框架目前对于数据识别、建立、分析、计算和共享的要求，使得银行大数据分析的效果大打折扣，发挥不出自身大数据优势。所以，开发建立数据来源广、信息覆盖全、收集分析数据便利、操作界面人性的新系统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基本任务。

（二）注重挖掘数据价值，整合内外大数据

商业银行内部的数据分散在各种信息业务系统中，而目前商业银行的各业务信息系统各自为战，分散地行使着自身的功能，犹如散落的拼图简单地堆砌，完全无法交互互联，数据仓库的建设也只停留在设想层面，浪费了自身大量的交易数据。而商业银行的决策却总是着眼于结构化的内部数据，对于外部数据如搜索数据、社交数据、消费数据等，则认为是松散的、不科学的、不安全的，而基本没有作为商业银行决策的依据，整合分析内外部数据，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思想还属空白。所以，转变思想，从内部数据开始整合互联，从外部数据挖掘价值，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至关重要。

（三）加强队伍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

传统的银行从业人员都是专业的金融人才，他们精于计算，能营销，善运作资金，但对于收集统计数据，设计程序，开发系统却无能为力。但融合了云计算、大数据的新型“互联网+银行”却亟需这样的人才出现，所以在人才队伍建设时，要对以往的金融人才进行计算机培训，而新晋招聘的人才则可以多想理工科尤其是计算机专业倾斜，以此来充实复合型人才队伍，为向“互联网+银行”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六、结语

新常态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机遇，新时期下的商业银行不能再故步自封，而要主动求变，学习借鉴互联网金融，寻求差异化发展，充分把握大数据、云计算的优势，向“互联网+银行”的新模式迈进！

（由于时间紧迫，文章只是出了初稿，目录、文献综述等还未添加，望海涵，加之自身水平有限，文章思想还不成熟，有不妥之处，还望各位领导老师批评指正！）

第四篇：中国企业转型发展的历史机遇的思考

一、寻找企业进化的机遇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如何认识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寻找企业进化的机遇，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什么是企业生存？生存不是企业生命的自然延续，生存是在历史淘汰过程中，靠不断的作为和进

步，累积起来的进化要素之和。

什么是企业进化？进化不是那种坐等潮流眷顾，而是用持续的奋斗和进取，与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共同进步，从而获得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什么是企业进化机遇？在生物进化历史中，每一次气候的巨大变迁都会为物种的进化带来飞跃———不能进化的物种会灭绝，适应环境的物种将进入大规模繁衍的新生，谁能加快转变企业发展方式，与国家共同进步，谁就能迎来新机遇，而不能适应者将会被淘汰。

在“十二五”开局时强调提出企业进化的机遇期问题，是因为国家新的经济发展纲领提出来了,今后五年的大政方针出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发展大环境的适应能力，将成为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导力量。当下中国约1000万个企业自身发展历程，每一个企业兴败都是进化或是退化的反映，前五年的实践便是对新形势下企业进化的实证诠释。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中小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抽样调查分析：40%的中小企业在倒闭，另有40%的企业在生死线上挣扎。实践告诉我们，每一个企业被淘汰都是血淋淋的惨痛过程。

达尔文在牛津辩论战胜利后备受推崇的《物种起源》，以丛林法则、劣汰优胜、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等等与之相符的理由，登上了哲理殿堂。“能够长期存在的物种：既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这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一段话，这也同样是诠释企业进化的精髓。在“危”中寻“机”正是当前中国企业摆脱困境的现实需求，如何找到让自己企业“化蛹为蝶”的新生路，而不是“作茧自缚”的死路。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企业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上，过于关注企业作为工具的盈利功能，而忽视了它作为生命体的功能。我们当从企业为什么要进化、如何进化这两个关键问题来进行解读，两个五年规划交替之际下，正是对企业进化认识与把握的最重要时机。

二、企业为什么要进化

企业为什么要进化?一是外因使然，二是内因决定。从中国企业生存外部环境来看，金融危机随着通胀风险而转移，并没有远去，只是以另一种形式隐藏着,产业结构矛盾显现、经济周期性调整风雨欲来，企业必须谋求转型和升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从企业内部挑战的压力来看,当下的中国，几乎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着这些挑战：一是订单压力凸显，客户对于供货价格和付款周期更加敏感;二是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三是资金紧张，融资渠道堵塞，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非常艰难；四是生产过剩，库存增大，销售不畅，资金周转压力加大;五是人力资源成本持续上升，农民工成本上涨，企业面临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和成本上升双重压力;六是税负加重，利润空间低；七是节能环保责任加重，环保成本增加，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八是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的问题日趋严峻。在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企业不在进化中发展，就会在退化中死亡。压力重重，以至于很多企业家发出“企业没法活”的感叹。据一个部门抽查，企业家缺少幸福感的比例竟达87%。国家的主题是研究民生，而企业家首先要研究企业的生存问题。

在现代化历程中的中国，企业生存、进化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还在吗？在以近10%的年均增速发展了30多年后，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的5年里，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世界市场继续需要中国产品，需要中国资本的参与，中国企业加快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具备。

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发展具备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步伐加快，这些都为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空间。

企业进化机遇之所以重要，更因为对形势的判断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能否抓住历史发展趋势给自己带来的机会，科学制定适应发展纲领。能不能认清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是一个企业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曾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阶段都要面对不同的情势，承担不同的使命。所谓机遇，不过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历史机会；所谓竞争力，也往往是“历史环境”催生的

第五篇：转型转型转型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定边县支行营业部（汇报材料）

定 边 县 支 行 转 型

员 工 心 得 体 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五

陕西省分行 榆林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学习发展转型

——心得体会

全省学榆林，勇做发展楷模，全省轰轰烈烈不断的学习榆林精神，然而我们榆林人任然不骄不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继续深化走科学发展之路具体途径和战略重要目标，不断打造陕西邮储银行的企业文化即：狼性文化，亮剑精神。

榆林市分行提出发展转型，转型是榆林市分行历史发展的必然，转型更是一种改革，转型是改革的过程。那么作为榆林市分行信贷员们，更应该谨记和明白转型的深刻含义。我是榆林市分行定边县支行的一名普通员工，我所在的团队是信贷部，我部现在共有5名信贷工作人员，每天在榆林市红旗飘扬的信贷舞台上努力工作，然而这个舞台需要我们谨慎，科学发展。

9月14晚，定边县支行召开“抓服务、严管理、促转型”活动动员会，全行员工参加了此次会议。全行提出如下几点转型模块：功能转型、经营转型、发展转型、管理转型、服务转型及文化转型。

这就要求我们信贷人员更要重视转型的重要性，在发展好信贷业务的速度上，更要注重信贷资产质量。在功能转型上：信贷要做大做强，更要做稳，我深刻明白“放出去世风险，收回来是发展”内涵意义；在经营转型上：我深刻认识到理性、谨慎经营的重要性，科学发展的必然性；在发展转型上：发展速度是关键，发展质量是基础，正所谓“宁缺毋滥”。更需要要我们信贷员及信贷团队发扬亮剑精神，打造狼性团队；在管理上：信贷工作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型，由结果管理向营销过程管理转型；服务转型上：提倡灵魂式的优质服务，更要注重自身效益兼顾客户收益，实现双赢转型。更要做到：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在文化转型上：着力打造亮剑精神，狼性团队，塑造训练有素的企业狼性文化。

说“不”是一种文化，贾行张这样提到。我深思并谨记“不”字文化对于从事信贷人员的重要性：对粗放经营说“不”，对过分冒进说“不”，对不合规的人情贷款说“不”，对众多诱惑说“不”。这——这不是口号，这是给信贷工作者最苦的良药，这是对付“糖衣炮弹”最好的利器，这是对“定时炸弹”最好的拆弹方法，这是给予所有从事信贷工作人员的警钟„„

陕西省分行 榆林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就现在定边县支行信贷业务良好发展的态势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高超的业务技能，更加专业的房贷水准，更加完善的服务质量，让客户满意，真正做到“根植百姓，服务大众”。

以感恩的心为理念，理性、科学的做好的自己本分工作，为市分行做好一份满意的答卷，更加积极配合好市分行、定边县支行转型的所有工作。

单 位：定边县支行 部 门：信 贷 部 姓 名：于学文

日 期：2011-10-27

陕西省分行 榆林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