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俄关系回顾与启示
当代中俄关系回顾与启示
论文摘要:我国与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毗邻,随着中俄关系的逐级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容的不断丰富,加强中俄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在中国国际战略中更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俄两国不仅不断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行政治合作,而且经贸合作和人文合作也空前高涨。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活动和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活动就是两国战略伙伴与合作关系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延续。在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东移这样的战略背景下,中俄毗邻地区的经济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俄罗斯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在中国国际战略中更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
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其政治、经济中心位于欧洲部分。在欧洲,北约东扩极大地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威胁。目前,北约已将边境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与立陶宛和波兰相邻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土地已经被北约彻底包围。俄美关系由于伊拉克战争和北约东扩而出现倒退,目前处于一种非敌非友、既竞争又合作、既矛盾又协调的状态。从长期看,美国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将导致其重新崛起,会危及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很可能对俄罗斯实行遏制政策,俄美关系同样不容乐观。作为俄罗斯战略依靠的独联体离心倾向日益明显。1999年3月,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退出独联体安全体系。在亚洲,美日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并积极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对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中国是一个陆地海洋性国家,与很多国家陆地或海洋连接,是相邻强国最多的国家,地缘关系十分复杂。东边,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不断强化美日安保体系,扩大美日同盟的职能与范围,并积极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东南边,南海诸岛的归属问题仍未解决,东盟在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同时,不断加强同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来牵制中国;南边,与印度的关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协议,相互间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西边,中美两国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但从长期看,美国认为经济崛起的中国将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挑战,其全球战略的延伸,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延伸会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导致中美产生互不信任和矛盾。而朝鲜半岛和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更是为中美关系增添了许多变数。
冷战结束后,世界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面对美国和欧盟咄咄逼人的挤压政策,被迫修正其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重视加强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外交,以便为俄罗斯在与西方斗争中创造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避免东西两线的地缘形势同时恶化、腹背受敌。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邻国,双方有4 300公里的边界线,其中,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毗邻,是中俄合作的重点发展地区。中国同时又是一个亚洲经济和军事大国,综合国力在不断上升。中俄客观存在的地缘关系和中国所处的重要地缘战略地位是俄罗斯加强对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可以为俄罗斯赢得一个稳定的战略大后方,同时也是俄罗斯保持同西方力量对比均衡的一个重要筹码。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在中国地缘政治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俄对中国周边国家中的中亚三国、蒙古、印度有很大的影响力,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确保中国北线、西北线和南线的地缘政治安全,使中国有一个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加强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大国外交、维持大国间战略均势的需要。
二、从国际能源合作角度分析
能源是确保各国国民经济安全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加强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合作,是涉及21世纪世界各国政治与经济能否稳定发展、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改善的重要课题。全世界2/3的石油储备量集中在海湾国家,而天然气储量的2/3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中东国家。能源是俄支柱产业,能源出口额占据俄罗斯出口总额的一半,是俄经济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而这些能源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这两个地区是俄政府新规划的能源重要开发地区。仅从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能源生产前景来看,东西伯利亚的石油产量预计将由2005年的2 41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4 400万吨,天然气预计在同期将由260.5亿立方米增加到330.4亿立方米。另外,俄远东地区的石油产量在同期将由1 220万吨增加到2 900万吨,天然气将由303亿立方米增加到430.2亿立方米。但虽然石油等能源原材料是俄罗斯手中的王牌,但俄罗斯并不想长期维持资源型经济结构模式,充当周边国家的原料供应国。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由资源型经济向发展型经济转变,这无疑给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从中国能源消费看,石油表观消费量(原有表观消费量+成品油净进口量)从1990年的1.15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3.46亿吨,汽油、柴油、煤油表观消费量在2007年达到1.92亿吨,创历史新高,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在消费需求增长的同时,受资源等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原油产量从1990年的1.38亿吨仅仅增加到2007年的1.87亿吨,由汽油、柴油、煤油三种油品构成的成品油产量2007年为1.95亿吨,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大的石油消费需求,原油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弥补供应缺口,石油进口量大幅增加。2007年中国净进口原油1.59亿吨,同比增长14.7%,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6.05%。据预测,到2010年前后,中国的石油产量将达到最高峰,随后产量逐渐减少,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将相应地从目前的46.05%上升到62%。从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看,中东和非洲是目前中国主要油气进口地,而中东和非洲都是局势动荡不安的地区,局部冲突持续不断,恐怖事件频繁发生,所以,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石油的高度依赖,供应风险较大。从进口通道来看,中国无论是从中东还是从非洲进口石油,大都采用海上集中运输方式,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这种对单一运输路径的高度依赖,存在较大的运输风险。一旦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中国的石油供应就将中断,引发石油危机。
因此,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石油国际新战略,确保中国石油进口渠道,以保证国内石油的供应,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从世界石油资源的储量和发展前景及其地缘政治看,中东、里海和俄罗斯的石油资源应该是中国输入的主要方向。鉴于从中东输入石油的风险大,把重点转向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力争从那里得到中国所需的石油应成为中国引进原油的主要战略。所以,加强中俄在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能源合作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至关重要。
三、从东北亚区域合作角度分析
从国际经济大环境看,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对中俄扩大在亚太的影响至关重要。东北亚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利益重大,利用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容量优势参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提高在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就成了俄生死攸关的长远战略任务。这些年来,俄政府及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一直为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国外投资积极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这些举措无疑会促进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也会促使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加大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力度。
中国同俄罗斯一样,是东北亚的主要成员国,中国近些年来经济以超过8%的速度蓬勃发展,劳动力资源丰富,轻工业发达,市场容量巨大,外汇储备雄厚,再加上香港、澳门和台湾,“大中国”无疑在未来亚太地区的作用会不断提高。中俄两国是近邻,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水平相当。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中国发挥重要影响的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作为突破口重返亚太地区,就成了俄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一面。目前,中国正处在完成工业化和实现信息化的关键时期,须引进大量的外资和先进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对资源的需求量非常大,迫切希望获得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资源。但是,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对俄市场的开发势头超过了中国。中俄两国经贸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将来在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积极推进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双方的共同诉求,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优先实现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为扩大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篇:21世纪中俄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范文]
21世纪中俄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中俄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会议综述
许华
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之际,为配合中俄关系史上的创举——“俄罗斯国家年”的活动,加强中俄两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于2006年6月19~20日在中国北京共同举办了“中俄社会科学论坛”。论坛由“中俄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会议和“全球化与中俄经济”国际会议两部分组成。该活动为“俄罗斯年”的国家级项目之一。
“中俄关系:历史、现状与未来”国际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承办。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复旦大学、辽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和学者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俄罗斯人文基金会等机构的知名汉学家及其他专家共6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此次活动旨在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的学术特色和优势,给中俄两国研究历史和国际关系问题的学者提供一个相聚 一堂的机会。会议共分3个研讨单元,议题分别为:中国和俄罗斯历史;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地区合作。
一 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会议的主旨发言中指出,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受挫之后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新的发展,地区争端和冲突不断升级,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更加突出。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为中俄关系的深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使中俄两国维护国际和平,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协作面临新的考验。同时,中俄战略协作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世界和平力量在增长,国家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中俄两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增强了中俄两国影响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外交运筹能力,而且也为两国多领域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李静杰研究员认为,中俄两国面临相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集中于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对俄罗斯来说,就是要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对中国来说,就是首先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这样,两国的外交面临的中心任务都要为保证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中俄是毗邻而居的核大国,彼此如果不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外交任务。如果俄罗斯不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周边形成“睦邻地带”。进入新世纪,中国为了抓住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历史机遇,制定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俄罗斯既是大国,又是中国的邻国,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处于“关键”和“首要”的地位。所以,中俄都把发展两国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方向”,都把对方作为“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通过同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了东部和东南部的稳定。中国通过同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通过建立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使其战略屏障向北和向西延长数千公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两个地域辽阔大国,也是两个毗邻而居的全球性大国。无论从国际力量平衡还是从地缘政治来看,中俄关系的意义都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而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具有重大影响。
二 中俄关系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Ю.М.戈列诺维奇教授认为,苏中关系之后的中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是中俄两国400年交往历史的继续,也是两国人民关系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Ю.М.戈列诺维奇认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教训在于:为了保障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两国有必要联合起来,这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各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外部或来自各自国家内部;历史证明,意识形态和政治(党际)联系在两国关系中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时代是必需的,它能够促进各自国家内部重大事务的解决,也有助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各自利益;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意识形态和党际交往从国家关系中分离出来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总之,两国应保持永久和平,相互尊重各自独立性,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构筑国家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认为,中俄关系堪称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密切交流和友好相处的典范。中国和俄罗斯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渴望了解对方,让对方更多的了解自己。中俄两国社会发展的文化选择,拥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А.А.鲍克夏宁在《大清一统志》的基础上追溯了俄罗斯与中国交往的发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长И.Ф.波波娃介绍了该所馆藏的珍贵的中国资料,其中的《敦煌特藏》和《黑水城遗书》尤为学者关注;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Б.Л.利弗京介绍了俄罗斯研究中国文学和俄罗斯的汉学教育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黄立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基藏书籍为基础,介绍了20世纪以来我国对俄国—苏联史研究的情况。三 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性事务和区域组织中的政治合作及经贸关系
近年来,经过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取得根 本改善和持续发展。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使中俄关系达到全新的高度。此次与会的中俄代表一致认为,当前是中俄关系的最佳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的。
著名俄罗斯汉学家М.Л.季塔连科院士从执政能力、国土资源、人口、经济、军事和对外政策等方面分析了中俄合作的巨大潜力,并对两国在双边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出了评价和预测。季塔连科指出,保持中俄两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统一,继续发展同中国的互利合作,将成为带动俄罗斯,特别是其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巩固其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这一合作有利于巩固双方的国家和国际安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两国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它们在睦邻友好的基础上是可以得到克服和解决的。
李静杰研究员把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具体表现归纳为8个方面:中俄关系顺利实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举办“国家年”活动;经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国际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认为,保持全球力量格局的战略稳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宁;经贸上的互惠互利、平等协作,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最大限度的合作“双赢”局面;开辟新的渠道与思路,建设性地处理一些重大的地区性危机,为周边地区实现繁荣与和平提供引导性作用等因素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三大基石。
经贸合作是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物质基础,也是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中,能源、劳务输出和交通设施建设等问题是近年来关注的焦点。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A.B.奥斯特洛夫斯基博士对中俄能源合作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修建向东北亚地区输送油气的大型项目,不仅能帮助中国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同时也将解决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发展问题。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俄罗斯现有管道年运输能力为3.2亿~3.3亿吨,远远低于俄罗斯石油开采能力,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石油开采能力是6亿吨,1999年为3.05亿吨。
因此,奥斯特洛夫斯基得出结论,与中国开展能源合作将扩大俄罗斯与亚太国家和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促进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帮助亚太国家解决21世纪能源短缺问题。这是不能回避的,恰恰相反,应该修建从东西伯利亚到纳霍德卡的石油管道,其支线应通往中国。
关于劳务输出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В.Я.波尔佳科夫教授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劳务输出近年来发展态势良好。俄罗斯内务部联邦移民局的资料显示,在俄罗斯境内的取得俄罗斯官方许可的中国劳务人员从2000年2.6万人增加到2004年9.4万人。但是,俄罗斯学者В.И.沙巴林指出,中国对俄罗斯的劳务输出问题经常被人与“人口扩张”相联系,中国向俄罗斯输出的劳务人员的素质较低,还有一部分是非法移民,对双边合作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俄罗斯学者呼吁中俄两国应制订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劳务输出的行为。
中俄贸易额的增长与两国之间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紧密相关。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向中国输送石油数量的持续增长,在短期内提高铁路运力和过货能力,认真改造俄罗斯和中国的货运系统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
В.Я.波尔佳科夫教授在报告中提到,俄罗斯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制订了专门的“向中国输油”方案。该方案规定,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段的过货能力将从2005年的520万吨石油提高到760万吨。除此之外,还将从萨扎沃斯克(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修建新的铁路到达虎林(中国黑龙江省),过货能力将达到每年500万吨。
В.Я.波尔佳科夫教授指出,中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升温不仅因为“石油因素”,他援引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М.德米特里耶夫(《关于2006~2010年中俄经贸合作发展规划的谅解备忘录》俄方起草者之一)的观点:如果运输跟不上,中俄贸易不可能超过每年400亿~450亿美元。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实施一项在2010年前使中俄年货运量达到4 000万吨的计划。2004年俄罗斯与中国的货运量为2200万吨。俄罗斯学者估计,2010年前俄罗斯为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年投资额将达7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中俄两国投资的重要增长项目。
关于两国在地区层面的合作,中俄学者都认识到中国在亚太地区,尤其在东北亚的重要地位,认为中俄战略伙 伴关系是决定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水平的基本因素之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者Ю.В.楚多杰耶夫指出,对于俄罗斯来说,要想在亚太地区的有所发展,必须与中国保持长期合作,中国将一直是俄罗斯亚洲政策的基本取向。В.Я.波尔佳科夫教授认为,在俄罗斯的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战略中,中国不仅是最优秀的,而且可以说是最合适的外国伙伴。
同时,俄罗斯学者也指出了目前中俄地区合作的不足。М.Л.季塔连科院士指出,中俄两国在地区层面的合作少于在全球层面的接触和合作。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所长В.Л.拉林教授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定 位不够明晰,缺乏具体的涉及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方面的长期合作计划,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中俄合作往往停留在政治层面,而无法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得到进一步加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董晓阳提出了加强中俄地区合作的方向:开展科技合作;拓展企业之间的联系;鼓励民间投资;进行多边合作以及培养人才。
四 对发展中俄关系的建议
在为期两天的大会讨论中,与会代表回顾中俄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展望两国关系的未来,为推进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议。
М.Л.季塔连科院士提出,对俄中双方最为理想的模式是,两国睦邻合作关系取得全方面发展,并在经贸和社会交往实现突破的基础上,转向更有效的合作发展。这种模式能够推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发展,加强俄罗斯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影响,使其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对华合作交往中得到实际利益。俄罗斯振兴和富强之路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Ю.М.戈列诺维奇教授和李静杰研究员都关注到,互信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础,为了实现进一步加深两国的互信,双方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民间,尤其是青年中间在精神层面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李静杰研究员认为,中俄现在都是迅速发展和变化的国家,但是,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过去年代。中国人不太了解新的俄罗斯,俄罗斯人也不太了解现在的中国。俄罗斯存在的“中国威胁论”说明,尽管两国走上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轨道,但是毕竟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传统是有差异的,两国各自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这种利益不可能总是一致。从战略态势来看,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很长时间处在战略收缩状态。所以,要消除“中国威胁论”,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中国要以自己的行为来证明它的发展对俄罗斯不仅不是威胁,而是重要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 也取决于俄罗斯,俄罗斯人要克服心理失衡,做到以平常心态对待邻国的发展和强大。所有这些都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另外,在谈到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时,绝不要忘记,在俄罗斯,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始终是舆论的主流。
Ю.М.戈列诺维奇教授建议两国学术界经常举办论坛。两国学者在论坛上就广大民众感兴趣的各种复杂和尖锐的问题交换意见,提出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样的论坛有助于双方消除彼此的不信任,加强相互理解。学术界之间的相互理解会增进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同时,Ю.М.戈列诺维奇建议,应加强友好团体的作用,在文化领域内开展的任何活动,都应该吸收相关民间友好团体参与。
王逸舟研究员认为,首先应当大力加强中俄在全球安全与发展问题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保持密切沟通。两国的学术界和战略思想家应当做出更精细和更系统的合作战略设计。其次,是加强对双方有分歧和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处置力度,真正把对方的重大问题加以重视和认真解决:如中方关注俄罗斯在建造石油运输管线方面的迟延问题,售华军备的品质提升问题,莫斯科等地多次发生的不打招呼便没收华商物品的事件以及某些俄国媒体在中国移民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报道,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更认真地对待俄罗斯在移民问题上的关注,加强对非法出境人员的处罚力度;政府部门应采取出口补贴和其他相关措施鼓励有实力的大企业与俄方合作。另外,如何使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让它感觉自己不受重视,也是中国有关部门理应细心注意的一个方面。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面临的任务艰巨,但是前景非常光明。只有发展和加深睦邻友好、战略协作,中俄才能顺应两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沿着共同发展的道路前进。
除学术讨论外,与会的俄罗斯学者还分赴浙江省和内蒙古参观考察。通过交流,两国学者感到今后要进一步扩 大双方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双方了解和共识。开展科研合作,相互借鉴和汲取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中俄两国共同发展建言献策。
(责任编辑 刘庚岑)《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4期
第三篇:安然事件回顾与启示
安然事件回顾与启示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白晓红刘刚孙健波
自2000年安然事件发生,已经时隔四年,重新审视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美国财务舞弊案件**,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国相关体制、制度的重大改变和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企业制度及其治理、资本市场、会计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以及相关法律制度,这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以及企业制度与治理机制、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安然事件的发生与发展
(一)事件的由来
安然曾经是叱咤风云的“能源帝国”,2000年总收入高达1000亿美元,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中的第七。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公布该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宣布公司亏损总计达6.18亿美元,引起投资者、媒体和管理层的广泛关注,从此,拉开了安然事件的序幕。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正式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破产清单所列资产达498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2002年1月15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将安然公司股票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中除名,并停止安然股票的相关交易。至此,安然大厦完全崩溃。短短两个月,能源巨擎轰然倒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安达信公司作为安然公司多年的审计师,在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还为其提供了大量非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的收费也高于审计服务收费。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安达信未能及时发现安然公司的舞弊行为表示疑问。
而2002年1月10日,安达信公开承认销毁了与安然审计有关的档案,这就更加证实了人们的疑问。很快,安然公司丑闻转化为审计丑闻。2002年10月16日,休斯顿联邦地区法院对安达信妨碍司法调查作出判决,罚款50万美元,并禁止它在5年内从事业务。
但是事情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200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3年前对安达信公司所作的有罪判决。负责审理此案的全体法官一致认为,原陪审团作出的庭审说明太过含糊,当年对安达信“妨碍司法公正”的裁决是不恰当的。然而,这一裁定对因安达信倒塌而深受打击的28000名员工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二)萨班斯法案的出台
美国相继爆出的造假事件,严重挫伤了美国经济恢复的元气,重创了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信心,引起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高度重视。美国社会各界强烈呼吁美国政府拿出强有力的措施,严厉打击公司造假行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即萨班斯法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法案有两处最为引人注目:
一是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与责任。萨班斯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公司管理层责任(如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评估等),要求管理层及时评估内部控制、进行财务报告,尤其是对股东所承担的受托责任。同时,加大对公司管理层及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
二是强化审计师的独立性及监督。法案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机构来监督上市公司审计、审计师定期轮换、全面修订会计准则、制订关于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构成的标准并独立负责审计师的提名、对审计师提供咨询服务进行限制等。
二、对安然事件的反思
(一)对萨班斯法案的评价
1.对法案本身的评价。
(1)凸现了政治诉求,缺乏必要的论证和理性支持
从安然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到萨班斯法案正式生效,其间经历了短短7个月的法案制订过程。萨班斯法案的匆忙出台,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是美国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其中拼凑痕迹明显。
2005年7月5日,颇有影响的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副大法官利奥?斯特林(Leo Strine)在一场演讲中,对萨班斯法案发起了猛烈抨击,他指出:安然和世通丑闻后,此前阻止各项措施的联邦立法者开始支持迅速采取行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高级专员也承认,如果单纯是安然事件,而没有后来的世通事件,不足以产生萨班斯法案和PCAOB。
(2)内在逻辑混乱,内容存在重复、冲突现象
法案本身的内在逻辑混乱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该法案是若干个法案拼接与综合的产物,其内容与表述上存在重复。比如,第8、9章来自原来参议院应对安然事件的一份立法草案,第11章来自原来众议院一份立法草案,同时,还吸收了参议员Dodd提交的有关重建投资者对会计行业信任的法案的部分内容。再如,有关公司高管和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部分,分别散见于第8、9和11章。其次,个别地方出现内部不一致,也有些规定之间互相冲突。如,关于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真实性的责任,在相关条款中表述不一致。
大法官利奥?斯特林形容萨班斯法案像一锅“古怪的杂烩”,把合情合理的想法与“谈及令人怀疑的价值观的偏狭条文”混杂在一起。他还警告联邦立法者“守好本分”,把公司法留给各州自己去处理。
2.对法案执行效果的评价。
萨班斯法案制定者宣称,这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市场和商业领域的最大变革。萨班斯法案执行两年来,美国社会各界对法案的效果褒贬参半。
一种是赞美的声音,认为,法案对于加强美国公司治理,强化投资者信心意义重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2005年5月15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表示,2002年发布的《萨班斯法案》特别强化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公司管理人员应代表股东合理配置企业资源,他为该法案颁布之迅捷、运行之良好感到惊喜。
而另一种批评的声音不断,认为,萨班斯法案是一部相当有缺陷的法律,自安然丑闻以来,与萨班斯法案相关的执行成本过于高昂,而监管机构和检察官则有监管过度的嫌疑。
2005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尽管美元持续下滑造成海外对美国公司投资减少等一系列问题,但仍不及萨班斯法案带来的问题棘手。美国CFO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更是明确地指出,由于执行法案404条款,未来三年中将阻碍创造的工作岗位超过30万个,并将导致GDP增长速度放慢近0.5%。
根据萨班斯法案第404条款,上市公司应当每年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估,对公司的内部治理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这一条款给上市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遵循成本,包括上市费用、内部培训费用、外部交易成本、审计费用和各类咨询费用,还有法律费用和董事费用的增加。评论认为,由于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严苛规定使一些上市公司甚至产生了退市的打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国内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很多在中小上市公司,对遵守萨班斯法案治理规定的成本和进入资本市场的好处进行权衡后,选择了退出资本市场。根据沃顿商学院的统计数字,1999年美国股市中的退市公司仅有30家,2004年升至135家。而Foley&Lardner律师事务所2004年5月公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在超过100家接受调查的上市公司中,约有20%的公司因法规负担加重而考虑退市。
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因不堪萨班斯法案带来的高额遵循成本,选择了退出美国的资本市场,而新近打算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也大大减少了。根据纳斯达克的统计数据,该市场2004年总计有13家外国公司上市,但主动退市的外国公司却达到了11家。在纽约证交所,2004年有8家外国公司上市,仅是2003年的半数,却有2家公司主动退市。
时至今日,美国各界对于404条款的各种讨论仍在继续,但对于企业内部风险控制强化带来的正面效应开始为有关方面所认可。
(二)美国的公司治理问题
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对企业制度作了反思,意识到公司治理问题,是导致公司舞弊的根本原因。以下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才是导致安然事件等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1.股票期权制激励了造假动机。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乃至员工发放公司股票期权,被认为是美国公司治理中十分成功的激励机制。但是,安然和环球电讯等破产事件使股票期权成为了公司陋习和治理混乱的象征。股票期权使一些公司的管理者在几年内成为亿万富翁,也鼓励一些人不顾一切地炒作股市,把公司变成个人的“摇钱树”。为了从公司股票的升值上获利,一些公司的管理者运用包括财务造假在内各种方法,制造“题材”,创造利润,抬高股价,忽视公司的长远发展,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2.公司独立董事形同虚设。为了防止公司高级管理层利用股权分散滥用“代理人”职权,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美国十分注重独立董事制度。但安然公司的独立董事却形同虚设,根本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该公司17名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达15名,审计委员会7名委员也都是独立董事,而且这些独立董事都是政界、学界、商界的知名人士。既使有这些德高望重的独立董事,也未能为安然公司的股东把好监督关。目前,这些独立董事不仅备受责难,而且遭到了公司投资者的起诉。
3.审计委员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早在1978年就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要设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质量。但是,安然事件充分暴露出美国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4.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存在缺陷。上述种种问题表明,美国企业的内部控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公司高管部门及高管人员有疏于舞弊控制责任的问题。
安然事件后,萨班斯法案第404条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每年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估,萨班斯法案第406条要求公司作为证券发行者应向SEC汇报,披露其是否采用了专门针对高级财务管理人员的道德准则,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随后,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发布了独立审计准则(SAS)第99号——财务舞弊审计,SAS第99号反复重申先前准则的主旨,即公司的道德行为是以公司纲领和高层管理部门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事实上,美国各方对于内部控制的讨论由来已久,也付出了巨大努力。1992年美国COSO[1]项目委员会组织研究推出了第一份企业内部控制框架报告。提出了由“三个目标”和“五个要素”组成的内部控制框架,成为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内部控制概念。COSO认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当局以及其他员工为达到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等三个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该报告认为,“诚信必须与道德价值共存,必须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起,并将其渗透到整个组织中去”。美国公认审计准则(GAAS)要求,审计师在评估虚假和不正当行为风险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公司环境。内部控制系统“离不开负责设计、管理和控制内部控制系统的人员的诚信和道德价值”。
2004年9月,在该COSO的推动下,由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执笔完成的企业风险管理一整套内部控制规范正式公布。具体包括企业内部控制框架执行纲要、应用技术以及空白评价工具。该项目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美国会计学会、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管理会计师协会、财务经理人协会负责监督。有关方面对这套规范的评价是积极的,但将这一套规则付诸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美国的财务会计报告制度问题
安然宣布破产后的第三天,前“五大”立即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安然的问题是现行财务报告制度本身存在局限性所致,这一声明所指出的财务报告制度的缺陷引起了空前的共鸣。安然事件后,围绕着美国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机制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由民间机构还是政府制定。
在安然事件引发的会计准则大讨论中,不少人提出:会计准则对保护投资者利益如此重要,将此重任完全交给不对国会负责的民间机构承担是否合适,国会或政府机构是否应当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过去过于依赖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未能充分履行确保会计准则符合联邦证券法所确立目标的相关责任,今后将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如扩大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资金来源,减少对会计职业捐款资金的依赖,以及更多地参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议程等。
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会计准则制定权仍应交由民间机构,因为民间机构制定准则相对于政府制定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如灵活性、及时性、研究资源丰富、较少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等。
2.会计准则的制定导向: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
安然事件引发的另一个会计准则问题就是:会计准则应当是以具体规则为基础,还是以基本原则为基础?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及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选择的是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准则制定方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大卫·特维迪(David Tweedie)2002年2月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对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了对比评价,很具有代表性。他指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之所以选择规则基础的制定方法,完全是环境使然:公司需要详细的规则,以减少交易设计的不确定性;注册会计师需要详细的规则,以减少与客户的纷争并在诉讼中自我保护;证券监管部门需要详细的规则,以便于监督实施。但他同时指出,详细的规则往往被别有用心的公司和个人通过精心策划的“业务安排”与“交易设计”绕过规则的束缚。此外,规则基础模式可能诱使公司和注册会计师过分关注会计准则的细节规定,而忽略对财务报表整体公允性的判断。因此,原则为基础的模式有助于培育一种以专业判断取代机械套用准则的氛围。
萨班斯法案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就美国的会计准则采用原则导向还是规则导向进行研究。2003年7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对美国财务报告采用以原则为导向的会计体系的研究》,其中首次提出了“目标导向”的概念,并就包括概念框架、准则制定机构、国际趋同、公认会计准则的层次等在内的准则制定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作为回应,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4年7月发表本报告。从总体上,这个报告基本接受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建议。
(四)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问题
安然事件以前,美国所谓的民间自律管理体制为全世界所推崇,安然事件后,这一体制却遭到多方面的置疑,并得到法律调整。事实上,其体制历来就是法律规范最多、涉及部门、机构、团体最多的复杂体制。
1.安然事件前的体系。
安然事件前的行业管理涉及到的机构包括州会计事务委员会全国联合会、各州会计事务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各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各州的会计事务委员会和州会计事务委员会全国联合会是依据各州的《会计师法案》以及《统一会计师法案》成立的独立机构,由1/2或2/3以上执业注册会计师“自愿者”组成。在全国层面的《统一会计师法案》只是一个范本法,不具有强制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并不对注册会计师进行日常监管,有权对证券市场的案件调查处理。曾于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设立公众公司事务所管理部,具体负责监督事宜。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完全是传统的民间组织,没有专门法律授权,依照职业传统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组织注册会计师考试和阅卷;组织后续教育;制定审计准则、质量控制准则和道德守则;组织同业互查,并负责会员自律性惩戒等。协会只管会员,不管执业牌照。
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要在各州执业,需要通过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全国统一考试,再向各州会计事务委员会申请注册,尽管州会计事务所委员会主要由执业注册会计师自愿者组成。但这使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管理在各州之间、协会(会员)与政府之间形成了相互错乱的职能分割。
2.安然事件导致的体制调整。《萨班斯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监督机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负责对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事务所进行监督。具体而言,其职责包括:负责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登记;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业务的事务所进行检查、调查和处罚;制定或直接采用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的上市公司审计准则、质量控制准则以及职业道德守则等。应当指出的是,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作为非政府组织,考虑到职业管理的惯例和资本全球化下财务信息监管角色的独立性问题,总体上,在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善而不是替代。
安然事件之前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体制,不是西方多数国家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或独立监管机构)监督下的行业自律管理体制,而是如美国审计总署(GAO)所言的“支离破碎”(Fragmented)的体制。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格准入和监督,在州一级和联邦一级是分离的,普通资格在州一级,证券业务监管在联邦一级,从而大大抵消和分散了监管力量。而在证券市场审计业务方面,从形式上看,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通过同业互查等措施承担了自律监管,但这只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监管机构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一种谅解,法律并没有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那样赋予行业协会对证券市场审计业务进行监管的职能,包括将违规会员撤销从业资格的权力。
因此,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这种自律监管,是没有法律支持和法律地位的自律监管,是瘸腿的自律监管,其效果可想而知。所以,安然事件以后,成立全国统一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就是为了弥补对从事证券市场审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监管的空白,而做出的补救措施。在安然事件发生后,部分人士没有深入总结美国整个行业体制安排上的这些缺陷,而是简单评价为自律体制的失败,进而否定行业的自律功能,显然是一种误解。
(五)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问题 对于安然事件中审计失败的原因,是注册会计师缺乏独立性,还是委托代理关系中没有给出独立性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非审计服务问题。
安达信公司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还为其提供了大量非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的收费(2700万美元)也高于审计服务收费(2500万美元)。因此,人们认为这种巨额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影响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非审计服务并不影响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禁止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将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和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为此,《萨班斯法案》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业务,但并不强制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从事非审计业务。
2.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问题。
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制问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审计合伙人的定期轮换;二是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定期轮换,以避免与客户长期的关系导致审计独立性下降。此前,美国只是要求审计合伙人实行7年轮换制,并未要求事务所进行轮换。
安然公司成立16年来,其财务报表一直由安达信审计。很多人怀疑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会“日久生情”,从而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因此建议建立会计师事务所定期轮换制度。为此,萨班斯法案责成当时的美国审计总署(GAO,现已更名为政府责任署),研究强制轮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潜在影响,GAO于2003年11月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可能并不是加强审计师独立性和提高审计质量的最有效途径。
研究报告指出,几乎所有特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财富》1000公众公司都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的成本可能超过收益。大多数意见认为,当前对审计合伙人轮换、审计师独立性以及其他改革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完全贯彻,将足以实现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的预期效果。GAO的报告在相当程度上使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的争议暂时平息。
三、安然事件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市场经济的共通性,安然事件引起的对公司治理、财务报告制度、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无疑会带给我们很多启示,这些启示对我国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公司治理,以及会计审计、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制度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一)关于相关制度重要性
市场经济的运行依赖于真实、准确、完整的市场信息,要求建立完善、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风险防范制度及相关制度,包括公司治理机制、财务会计报告制度、注册会计师管理制度、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力求合理有效,并从法律层面对于以上制度予以保障。此外,对市场主体良好商业道德的要求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制度是基础性资源,是最为根本的保障。
同时,应当认识到,制度的好与坏只是相对的概念,不存在绝对无缺陷的好制度,也没有哪一种制度一无是处。因此,在制度的选择上,应当理性权衡,对比优劣。尤其是对国外的经验和做法,更要理性借鉴,不要迷信,照单全收,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在充分接轨的基础上,将其 “本土化”。就颇受关注的萨班斯法案来说,无论从法案内容本身,还是执行效果来看,都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并不能成为其他国家必然仿效的模板。
(二)关于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健全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既可防范公司舞弊行为,也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美国式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历来倍受推崇,也是我国重点的借鉴对象。然而,安然等一系列事件却证明,美国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也同样存在严重缺陷。正如我们对事物主次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般规律的认识一样,公司治理及其内部控制的缺陷才是公司财务造假的根源所在。
我们认为,对于公司丑闻,所有会计师事务所,不论是对大公司还是小企业进行审计,都应该关注管理层的态度以及高级管理层的控制责任。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中突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立法理念,强化了“三会”、股东、高管人员以及外部监督等各种制度安排的相互制约关系,加大了公司主体造假的责任,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法修订过程中,中注协综合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定审计制度,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涉及对各类公司主体实施法定审计,法定审计师的权利,审计师与公司监督机构的协同作用,包括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授权监事会对公司异常财务状况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独立董事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提名权等,公司主体提供财务报告的义务与责任等,得到了立法机关的采纳。这些制度安排,将对各类公司尤其是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将起到促进作用。
通过安然事件,我们认识到,既不能否定股票期权制、审计委员会、内部控制的正面作用,但也不能对它们的作用过分依赖和夸大,而需要将各种制度安排,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外部审计制度协同起来。因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的问题需要通盘考量和系统解决。正如美国审计总署《关于强制轮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潜在影响》研究报告指出的:“要使一个制度有效运行,必须存在激励各方面正确行事的机制,合理保证正确行事的足够透明度,并在不正确行事时承担的适当责任”。如何既利用好股票期权制的激励机制,又使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外部审计师各种机制协同地发挥作用,真正达到监督大股东,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目的,不仅是美国,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企业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制度密切联系,一个好的治理结构能够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过去,我国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更多从会计控制入手,目前尚未建立起与国际上相衔接的制度。事实上,内部控制制度涉及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组织构架、人事管理、业务流程、薪酬制度、财务管理、会计核算、信息处理、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且由于企业性质的差异、规模的不同,导致在控制程序设置、控制方法选择等方面也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三)关于会计、审计准则建设
安然事件发生前,美国曾一直认为其会计准则是全球最好的,能够最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毫无疑问,这一神话随着安然的破产而破灭。其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说明,美国的现有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在准则国际趋同、透明度、可比性等方面都不尽完善。现有财务报告制度存在的问题,使得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时,即使主观上并不想通同作弊,但在客观上也会促成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按照公众的期望胜任其职责。
注册会计师完成审计业务需要两把尺度,一是会计准则,一是独立审计准则。随着持续的全球化,许多主要资本市场正在积极努力,推动向全球公认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趋同。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论坛、国际保险监管机构协会、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都强调全球资本市场需要高质量的、统一的会计、审计准则,提出了各国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应与国际准则趋同的要求。世界各职业会计师组织,只要不想游离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之外,不想游离于国际会计审计专业服务市场之外,就不能无视国际会计、审计准则趋同这一趋势。
2004年,欧盟委员会公开宣布,整个欧盟将于2005年全面采用国际会计和审计准则。随后,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加拿大等国家表示,它们过去就采用了国际会计审计准则,未来将进一步跟踪和更好执行国际会计审计准则。就连最为坚守自己特色的日本也声称,要执行国际会计审计准则。国际通行的商业语言已经成为提高各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竞争力的有力工具。
2005年开始,我国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体系建设加快了步伐。按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会计、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趋势,财政部和中国审计准则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完善中国审计准则体系、加快实现国际趋同的主张,并制定了国际趋同的工作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审计准则委员会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完成了22个新执业准则的制定工作,修订完成了26个执业准则,并于2月15日正式发布。这些准则的发布,将构建起一套与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相适应、顺应国际趋同要求的中国审计准则体系。我国的会计准则也进行了修订和新制定,达到38个项目,完成体系构建。
企业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体系建设,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于提升我国会计、审计质量,促进财政、金融和国企改革,推动资本市场建设,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等,将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努力和进展,已经得到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也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树立起典范。特别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将剔除财务会计信息披露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负面因素,为中国企业规范信息披露,得到国际资本市场认可将奠定有力的基础。
(四)关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
对于安然事件中审计失败的原因,是注册会计师违反独立性,还是委托代理关系中没有给出独立性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注册会计师审计起源于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了解和考核经营者的管理责任,财产所有者委托独立的专业人员(即注册会计师)对经理人的经营情况进行审查,受托的注册会计师将审查结果报告给委托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安排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注册会计师必须独立于被审计对象(经理人),注册会计师与经理人之间不能够存在利益上的依赖或关联关系。一百多年以来,独立性一直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本质特征和灵魂所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教科书中的审计委托代理关系和现实中的实际委托代理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在实际操作上,具体化为公司的经理人即管理层在委托、雇佣注册会计师,尽管形式上是股东(主要是大股东)投票决定注册会计师的聘请,但注册会计师是由管理层事先推荐,故而决策权实际上被管理层掌握着。管理层不仅最终决定着注册会计师的聘请、聘请费用的多少以及审计费用的支付,而且决定着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的审计、咨询等服务费用的结构,因此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的管理层之间具有相关性而非独立性。这就是普遍存在于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固有利益关联”(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管理层就是大股东的代理人,于是大股东与注册会计师之间也可能出现这种“固有利益关联”)。面对自己“衣食父母”合法或非法的会计操纵行为,注册会计师往往被置于两难的境地,从而影响到独立客观地发表意见。
反观独立审计走过的历程,包括在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审计失败案件,其实是在不独立中、在注册会计师的固有利益的关联和冲突中走过的,这就使得注册会计师每隔一段时间,总会重犯同一性质的错误,而且每况愈烈,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尽管人们也在不停地寻找对症的药方,但已有的方案基本上都是在现有审计制度安排不变的前提下做出的一些改良措施,过两年又可能旧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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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SO,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发起组织委员会,简称COSO,从属于Treadway委员会,专门致力于内部控制研究。Treadway委员会是1985年成立的反虚假财务报表全国委员会。
二00七年
第四篇:俄罗斯文化与中俄关系
近日,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周晓沛在广州羊城学堂举行“俄罗斯文化与中俄关系”讲座。有关讲座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深入浅出,听众反响十分热烈。现将有关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第二次走进羊城学堂。两年前,我曾在这里讲过中亚形势与文化,这次主要谈俄罗斯问题。我想透过俄罗斯文化,来看俄罗斯这个独特的民族、独特的国家及其特立独行的政策,再来解读也可以说是独特的中俄关系,对某些问题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点。经常听到有人议论,他们对俄罗斯很感兴趣,但对这个国家的好多事,包括外交变化无常,实在看不大懂。在一些老百姓眼中,昔日的“老大哥”也似乎风光不再,内心看不起俄罗斯。在西方媒体中,俄罗斯则被形容成“在街上乱窜、四处吼叫的熊”。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应加强打造俄的“软实力”,以改变“被扭曲的形象”。
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如何解读这个独特的国家,确实是一个难题。几年前,法国总统萨科齐访俄时,曾向对方提出一连串问题。普京未予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了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秋特切夫的一段名言:“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в Россию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верить”。意思是,凭智力难以理解俄罗斯,对她不能用常规量度;俄罗斯别具一格,对她你只能相信。而现实中的俄罗斯,却相当高调张扬,加之某些媒体抹黑渲染,有时又令国际社会难以置信。
俄罗斯是一个“巨无霸”,面积1700多万平方公里,1亿4千万人口,有190多个民族,大多信奉东正教。俄联邦横跨欧亚两洲,东西长1万公里,共有9个时区。到西伯利亚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地大物博”。坐火车好几天都是看不到头的原始森林,自然矿产资源富得流油,天然气、煤炭储量均占世界总量30%。仅贝加尔湖的淡水,可供全球人口饮用半个世纪,被称为“世界之井”。有人开玩笑说,“后石油”时代,俄罗斯人靠卖水也能自救。俄罗斯被称为是一个“诗与剑”的民族。东西方文化交融,既有诗人般的激情、浪漫,又有剑客般的豪放、粗犷。1918年,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加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这样写道:“德国是欧洲的男人,俄罗斯是欧洲的女人。俄罗斯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她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这似乎生动勾画了其民族的独特性、矛盾性及多变性。
俄罗斯文化积淀深厚。历史上名人辈出,诸如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柴可夫斯基、列宾等世界级的科学家、艺术天才不胜枚举。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经典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保尔的这段闪光格言,这也是我外交人生的座右铭。我想,年轻人就应该有理想,有追求,要有所作为。
在世界近代史上,记载着两大辉煌:一是1812年俄国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二是1945年苏联人民经过1418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用2700万人的生命换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靠的是什么?据说,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人具有克敌制胜的顽强意志和韧劲。
俄罗斯人爱喝酒,而且是“海量”。公元十世纪,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说:“喝酒是罗斯人的天生嗜好,没有这种乐趣,就无法生存”。卫国战争期间,为提高战斗力,斯大林批准每天给前线野战部队每人派发伏特加100克,后又把打胜仗的定量增为200克。有历史学家称,他们是“靠伏特加和喀秋莎火箭炮打赢了战争”。现在,俄罗斯人均饮酒量也居全球第一。政府颁布过禁酒令,但“几度禁酒几度醉”。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不仅使他们嗜酒成性,也磨练了其特有的耐性。
俄罗斯人豪爽,重感情。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苏联工作,当时中苏关系不好,但老百姓家里依旧珍藏着五十年代中国留学生送给他们的钢笔、毛巾、老照片以及明信片。
二、三十年前认识的一些俄罗斯外交同行,现在来北京出差,都要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家伙打电话,邀请一起吃饭聚会,并倡议成立“老朋友俱乐部”,定期见面叙旧,这是难得的人间真情。俄罗斯人不娇生惯养,从小就培养勇敢、冒险的性格,同时还到大剧院看芭蕾、听音乐会,接受文化艺术熏陶。据统计,俄罗斯的家庭平均钢琴拥有量占世界第一,家庭藏书率和国民阅读率也是最高。
当然,近些年来,俄国内也出现了许多负面问题,包括腐败现象严重,治安状况差,犯罪率上升等。但其整体素质仍然较高,不要轻易低估这个伟大的民族。
有人形容俄罗斯是“资源大国、军事大国、科技大国、人才大国”。战后五、六十年代,苏联经济发展很快,军事实力与美平起平坐,但轻工业、农业落后;七十年代社会停滞,后期经济开始下滑;八十年代中期国家乱套了,最终导致“亡党、亡国”。历经苏联解体磨难之后,俄罗斯又重新崛起。外交上呈强硬实用态势,维护自身民族利益,力图重振大国地位。仔细观察分析一下,俄外交上还是颇有章法的,包括应对西亚北非乱局、在反导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等等。
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冲击不小。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国际能源价格回升,俄罗斯经济复兴明显,2010年和2011年增长均达4%,现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经济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地区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老化严重。俄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和全面现代化,调整传统经济结构,将能源、军工和创新产业并列为实现未来10年经济发展战略的三大支柱,提升国际竞争力,争取2020年前进入世界五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普京在新任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较前突出,但国内政局可望保持相对稳定,俄罗斯崛起的势头不会逆转。国际上对俄罗斯大选及普京复任反应不一。有人戏称“二人转”,有人指责“专制独裁”,有人则期盼“王者归来”。从内部看,随着经济恢复中产阶级
兴起,反对派街头政治重趋活跃,民众对改善民生的期望值增高,当局在民主变革、经济转型、社会发展方面的压力更大;从外部看,美西方对俄走向疑虑和防范加深,遏俄、弱俄的方针不会改变,国际环境更趋复杂。
个人认为,在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自成一体、特立独行、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柔道高手”普京强势回归,表明其政策主张仍受到普通民众拥护,其威望和影响尚无人取代。
近20年来,中俄关系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俄之间为什么要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究竟包括哪些内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前景到底如何?要搞清这些问题,不能不回顾一下两国关系的演变历史及其发展轨迹。
迄今,中俄关系只有21年,而中苏关系却有42年的历史。苏联解体后,鉴于我国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因此中俄之间不存在重新建交的问题。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当天,我国政府代表团即飞抵莫斯科访问。双方商谈签署了会谈纪要,俄方承诺原中苏之间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重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确认将驻苏联大使改为驻俄罗斯大使,就顺利解决了中俄关系的继承问题。两国的建交日期依然是1949年10月2日。因此,看中俄关系,不能不谈中苏关系。
众所周知,中苏两国关系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变化。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中苏关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十年友好结盟,十年关系恶化,十年对立为敌,十年缓和改善。我在外交回忆录《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一书中详细讲述了这个复杂过程。
大家可能听说过柯西金给毛泽东打电话被挂断的故事吧!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柯西金想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政府专线电话挂断,而且骂了他一通,说“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
有意思的是,不少网民对此事进行了热议。许多人都对这位话务员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说她太“牛”了,应该受到处分。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那时中苏关系的敌对情绪确实匪夷所思。
珍宝岛事件后,学校组织到苏联驻华使馆门前游行抗议。当时我正在北大念书,我们一路上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的口号。我清楚地记得,在使馆门前的“反修路”(原叫扬威路)两旁,张贴着“绞死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的醒目标语,而且名字上都打了大红叉。这就是当时的实情。但不管怎样,作为一名接线员,未经请示就擅自拒接电话是不对的。正因如此,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
关于柯西金与毛泽东通话遭拒的某些细节,俄罗斯方面也有类似披露。时任柯西金翻译的顾达寿在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涯》中这样写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让他接通北京的电话,说要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中方接线员小姐生硬地
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就将电话挂断了。应柯西金的要求,他接连拨了四次电话,都被挂断,而且很不礼貌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修坏蛋柯西金通话”。作者称,他清楚地听见了对方说的“坏蛋”这个中国人用来骂人的词,但他没有如实向柯西金翻译。
在这儿,我还想讲一个上世纪赞颂中苏友谊的歌词作者命运沉浮的真实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缩影。《莫斯科-北京》创作于1949年12月,正值中苏两国关系处于高潮时期。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的消息引起苏联举国轰动。在这种激情的感染下,一位名叫米·维尔什宁的被流放西伯利亚的诗人写下了“苏中人民永远是兄弟”的不朽名句。据说,斯大林很喜欢这首歌。毛泽东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已乘火车返回北京,他想亲自见一下歌词作者。而那时的维尔什宁,因遭人诬告还是苏维埃政权的“异见分子”。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下,苏联军事法庭很快撤销了对其所有指控,并被安排到苏中友协工作。从此,维尔什宁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一名普通作家迅速高升至苏联外交部长助理。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莫斯科-北京》这首歌曲也渐渐被人淡忘,维尔什宁个人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再次沦为一名普通的诗人。更倒霉的是,他的诗作再也没有人敢发表了。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寒冬里,穷困潦倒的维尔什宁惨死在野外雪地上。这位在政治风云中大起大落的苏联诗人,哪里知道两国关系的“寒冬”过后会再度“回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双方都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改善。1989年,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与邓小平举行了高级会晤。双方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使我们双方都蒙受了沉重损失,也都汲取了深刻教训。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这样,两国之间就建立起了不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种结盟关系,更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敌对关系,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相互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正常化后不久,东欧剧变,两极格局崩塌,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指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从容地同他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这个方针很重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高级会晤确定的两国关系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成为建立新型中俄关系的基石。
从1992年俄罗斯总统首次访华开始,中俄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定期互访机制。通过直接接触,增加了相互了解,消除了彼此隔阂。从中俄双方重新承认“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确认两国已具有“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短短四年内,两国关系接连上了三个重要台阶。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的战略性国家关系,是具有长远生命力的正常国家关系。它不仅有政治互信的重要前提,更有传统友好、互利合作的扎实根基。所谓“战略协作”,其实质就是在双方关切的重大核心问题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应对挑战,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自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的16年中,两国关系实现了三次平稳过渡。第一次过渡是,普京接替叶利钦出任总统。双方重申,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问题。
第二次过渡是,梅德韦杰夫接替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仅半个月,就到中国进行承前启后、面向未来的重要访问,双方共同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双方强调,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加强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扩大和深化人文领域合作对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了重大突破。2012年普京复任总统后不久即正式首访中国,预示两国关系巳顺利实现了第三次过渡,有人形容进入“黄金时期”。一向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这将有利于俄罗斯的稳定和振兴,也有利于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普京在竞选纲领中谈及中俄关系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决不是威胁,而是俄经济之帆赶上“中国风”的良机。这是俄领导人首次对“中国威胁论”的明确表态。
未来十年中俄关系的定位是: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经济互补优势,更好地联手应对全球性的新问题、新挑战,继续深化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当然,中俄关系发展进程中难免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相互认知有差异、贸易结构失衡等。现在,我国已是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1年双边年贸易额约800亿美元,双方规划到2015年达1000亿美元,2020年前提升至2000亿美元。要实现这些目标,思想观念需要创新,经济合作必须进入结构转型和战略升级的新阶段,着手进行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持续了20年的“灰色清关”和“假冒伪劣”商品贸易已经走到尽头,应尽早转入规范化的正常国际贸易轨道。双方还需进一步加强民间人文友好工作,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这也是我今天与大家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世界上乱象丛生,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际力量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演变,大国关系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中俄关系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双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总之,立足于“世代友好,永保和平”的两大邻国关系前景看好。
第五篇:丰县“雏鹰工程”的回顾与启示
丰县“雏鹰工程”的回顾与启示
徐州市丰县是选聘大学毕业生入村任职的发源地。1995年,一个被称为“雏鹰工程”的人才培育计划在丰县实施。13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选聘入村任职,成为江苏省第一批“大学生村官”。“雏鹰工程”连续开展4年,先后从400多名报考者中选拔出共计63名优秀大学毕业生下村任职。时至今日,这批大学生村官中的大多数人已走上了县镇领导岗位,成为当地基层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丰县的实践证明,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而言,大学生村官政策是一条短时期内选拔培养优秀干部、发展农村经济的成功道路。
“雏鹰工程”的实施背景和主要特点
——实施背景
丰县实施“雏鹰工程”的主要目的有两层:一是培养锻炼年轻干部;二是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进一步优化村级领导班子结构。当时,之所以每年从应届大学生中选派德才兼备者到农村任职,主要是出于四方面原因考虑:一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农村战略性人才储备工程的需要;三是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需要;四是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有益尝试,同时也是对新时期转变人才选拔培养、干部晋升、就业选择导向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主要特点
第一,招考条件明确。1995~1998年,县委连续四年印发了关于选派大学毕业生到村工作的意见,均对专业、学历、素质、数量等招考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二,角色定位清楚。县委组织部要求每名选派大学生当好三种角色,其中,当好干部是本职,当好学生是基础,当好先生是向导。第三,选派流程规范。由县委组织部门查阅报考大学毕业生的有关档案,了解其在校表现情况;当面考察其口头表达、应变、思维反应等能力;根据考察面试结果择优录取。第四,管理制度严格。县委组织部对每名选派大学生建档立卡,全面记录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情况;明确县委组织部、乡镇党委、村级党支部等各级党组织的具体职责。第五,培养激励到位。对下村大学生实行帮扶措施;坚持试用期制度;坚持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考察制度;实行干部工作成绩百分考核制度;下村大学生任职期满后,县委都根据他们实际情况安排了工作岗位,并且敢于提拔他们到领导岗位。第六,配套措施完善。工资待遇方面,县委按照现职干部标准对待下村大学生,尽可能解除后顾之忧;期满出路方面,明确:“两年后,据其现实表现和工作需要,可在乡镇明确相应职务或另行安排其他工作”。
“雏鹰工程”的成效及影响
——探索出了一条短时期内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丰县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年龄偏大、文化偏低,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因而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不够、凝聚力不强,领导核心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下村大学生年纪轻、学历层次高、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在村里,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问题,给村级领导班子提供公共管理服务带来活力,给村民谋福利、奔小康指明方向。正如一位村民在1996年感慨的那样:“一个大学生,比给俺们20万块钱都有利,就像诸葛亮给俺出谋划策,这个利益有多大。”但是,大学生也有自己的不足,毕竟刚刚步入社会,缺少必要的社会实践。为了使这些年轻干部早些成长为基层领导队伍的脊梁,上一级组织部门需要及早把他们放到艰苦环境中去磨练其身心和意志,丰富其基层工作经历,加深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全面认识。“雏鹰工程”正是起到了这样的效果:经过各级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和基层锻炼,一大批下村大学生得到锻炼和成长,并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据统计,1995年共选聘13名下村大学生,已经走上副科级岗位的5人,正科级岗位的6人;1996年共选聘13名下村大学生,已经走上副科级岗位的6人,正科级岗位的1人;1997年共选聘19名下村大学生,已经走上副科级岗位的14人,正科级岗位的1人;1998年共选聘18名下村大学生,已经走上副科级岗位的有11人。四年合计,占到了全县在职科级干部总数的5.1%,以及全县40周岁以下在职科级干部总数的18.7%.——有效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务的发展
选派大学生要有干事业的热情,积极性高,愿意为村内的发展出谋划策。他们利用自身思维上、眼界上以及知识上的优势,结合农村工作形势,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他们的到来,将当时农村大力提倡的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推向了新高潮。例如,梁寨镇的李庆军,结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十星级”文明家庭户评选活动的办法,有效地调动起本村农民参与村内文明建设工作的热情;刘王楼乡的洪雷,和村干部一起带领民工开挖东水西调工程,仅用11天时间全面完成乡里下达的任务。由于他的到来,在他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有名的落后村各项工作都走在全乡前列,受到了百姓的交口称赞;套楼乡大王庄村的曹卫,用自己的工资买了许多科技书籍和科技信息材料送到农民手中。一位老农拉着他的手说:“小伙子,送钱、送物不如送书。”
——对周边县市的示范带动效果明显
1995年8月,丰县实施“雏鹰工程”的消息让大学毕业生兴奋不已,当年就有200多人报考。1997、1998年两年,报考的学生陡增(这里有一个情况,根据前两年的经验,农村工作不一定必须强调高学历,所以对学历的要求基本放宽到大、中专;但报考人数陡增的重要原因,仍主要在于前两届“雏鹰工程”的成效)。丰县“雏鹰工程”的实施对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作用,也为临近县市提供了政策和实际操作上的参考依据。
例如,与丰县接壤并同属徐州市管辖的沛县参考丰县的做法,于1997年9月向全县公布了“关于在应届大中专生中选拔下村干部的公告”(沛县从1994年就开始酝酿,但因无政策依据,所以一直没有实施;其中,1997年上半年选拔了129名往届大学毕业生直接进入乡镇机关),吸引了553名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报名参加考试,最终选拔了23名作为下村挂职干部,到行政村(20名)和乡镇企业(3名)挂职锻炼,担任村主任助理或乡镇企业厂长助理(目前,已有3人走上正科级岗位,9人走上副科级岗位;而1997年上半年选拔的129名往届大学毕业生中,目前科级干部60多人,正科级的5人)。沛县于1999年又选派了第二批大中专毕业生下村(由于2000年沛县合并乡镇,干部职数显著缩减,所以就没再继续选派。直至2007年江苏省全省推开时,才继续招录大学生村官)。
——对当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仍具有深远影响
时至今日,当年“雏鹰工程”的很多做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在很多方面都为后来的大学生村官政策提供了依据和借鉴。无论是从政策出发点,还是从招考条件、管理办法还是大学生村官任满后的出路安排来看,当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都能在“雏鹰工程”中找到影子(甚至有些方面还尚未达到“雏鹰工程”时期的要求,例如,每周汇报工作,下月工作计划需要村书记、乡镇书记签字)。200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第七版曾以“乡村,有我最美的十年青春”为题,对“雏鹰工程”1995年招考的13名下村大学生进行了专门报道,文中提到:“丰县雏鹰工程先后培养了百余名优秀的基层干部,实践证明,这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选拔优秀干部、发展农村经济的一条成功路子。”毫无疑问,这是对当年丰县下村大学生和“雏鹰工程”的充分肯定。
“雏鹰工程”的几点启示
——领导高度重视
丰县“雏鹰工程”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丰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每一批大学生下村工作之前,时任县委书记的晁家宽同志都会亲自给大学生上课。此外,他还多次下村考察看望下村大学生的工作情况,询问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并尽力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他曾经讲到:“下村大学生就要像当年千千万万名学生满怀热情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样,思想经受洗礼,意志得到锻炼,能力得到提升,对国情和农村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将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这段基层工作经历就是基础。”晁家宽书记将下村的大学生比作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他的话是对下村大学生最大的鼓励和肯定,鼓舞和激励着这些下村大学生扎根农村,闯出一片天地的决心。这番话即使在今天听来,也能让人热血沸腾、充满力量。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丰县领导的重视是推进“雏鹰工程”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在“雏鹰工程”实施期间,丰县上下的干部都十分关注和关心这些下村大学生的成长。当时,县电视台还花费半年的时间,专门拍摄了反映下村大学生工作生活的专题纪录片《小村来了大学生》,相关报道在中央电视台编辑播出之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
——政策目标明确
“雏鹰工程”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具体可以细化为两方面:一是培养符合当地农村发展需要的村干部,解决当时村干部这一群体整体素质低的问题;二是提出对于表现较好的下村大学生,期满后选拔到乡镇机关工作,而表现不好的,则进行二次分配的政策安排。可以看出,第二个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为乡镇培养兼具先进文化水平和农村工作经验的优秀后备干部。这两个明确的政策目标,既符合当时丰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考虑到具体的可操作性,在人力、财力、物力及技术上都能够实现。而且,“雏鹰工程”少量选聘大学生到农村锻炼两年的做法,也是对直接招聘应届大学生到乡镇机关工作的一种有益补充,与当时现行的政策并没有冲突和矛盾。
——干部培养链完整
丰县将下村大学生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链条非常完善。在招考上,关于学历、专业等方面提出了严格明确的要求;在培养上,敢于压担子,敢于放手放权;在管理上,建立了一系列的考核制度;为每个下村大学生都建立一个档案盒,包括工作计划、总结表、乡镇、村民代表的看法,如实记录了选派大学生工作和生活;在选派大学生成长后,还对他们进行了跟踪,档案保存全面完整。可以说,无论是提供机遇、创造环境、激发内在动力,还是强化制度、加强管理、施加外在压力,丰县在下村大学生培养上始终坚持的原则就是“助长但不拔苗”、“使用就是最好的培养”,敢于给下村大学生压担子、提要求,敢于放手让他们独当一面。通过复杂、艰苦的农村工作和环境磨练,造就他们坚强的意志和性格,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真正成为有用于社会、有用于人民的人才。当年“雏鹰工程”的下村大学生也确实不辱使命,没有在田间地头荒废青春,而是将他们的满腔热血和全部所学都奉献给了农村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村里切实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以出色实绩回应舆论质疑
在17年前,大学生对于当时的农业大县的丰县来说还是非常稀少的。农村孩子“十年寒窗苦读”上大学,目的就是盼着走出农村,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当得知部分大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重新选择回到农村,一时间丰县上下议论纷纷。一些人认为农村孩子经历“十年寒窗”,大学毕业后再回到村里,是大材小用;还有一些人认为农村工作艰苦纷繁,大学生直接担任村级领导工作,不能够胜任。当时的舆论环境、传统观念对下村大学生本人、丰县各级干部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然而,随着下村大学生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毅力,以及全心全意为村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在丰县广阔农村闯出一片天地,做出巨大贡献,随着丰县上下全体干部凭借巨大勇气和坚定性全面贯彻实施“雏鹰工程”的各项安排,确保“雏鹰工程”逐步实现为农村基层提供合格领导干部这一使命,“雏鹰工程”在全体丰县村民心中写下了最有说服力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