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

第一篇：第五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

“第五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社会转型与政党的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敏茹

 2011-03-11 21:10:29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2007年11月18—21日，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中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论坛——社会转型与政党的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央编译局、中联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社科院、山东大学以及山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中方学者，以及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的多位俄国学者。会议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王建民教授主持，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全新和圣彼得堡大学博罗诺耶夫院士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与会专家围绕社会转型、经济变革、政治环境变迁、意识形态变化等因素同政党变革的关系、中俄政党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比较、革命党与执政党关系以及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关系问题等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党制度及执政党变革

与会中方学者不仅对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功能、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性建设、执政党变革、党内民主问题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及党的政治教育社会化等问题作了认真研究分析，还与俄方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共十七大制定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及改革开放的重大任务，特别是中国社会事业的发展问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李金河教授结合《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内容，提出新时期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功能和价值。他认为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能够有效地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协调利益关系；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基础；能够促进政治资源优化配置和整合，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能够加强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有利于执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够体现出政治体制内的广泛参与机制，适应和平衡社会结构的变迁，保持社会稳定。

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王韶兴教授指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变革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社会发展转型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引起执政党自身变革。由社会转型引起的执政党适应性变革是一场深层次、全方位的政党文明提升和再造过程。十七大将中国共产党在创新性建设中的探索经验 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他提出应当着力解决党领导和驾驭经济社会转型的能力问题，全面提升党的素质，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加强对执政权力的制约。为此，中国共产党应作出五个相应的具体转变：由全能型执政党转变为党政职能明晰，党政关系科学化、法治化的执政党；由政党权力意识很强、发号施令直接干预政务影响社会的执政党转变为权利义务意识很浓、用法律影响政府、以领导整合社会的执政党；由重视数量建党转变为重视质量建党；由人格化的政党权力为政党活动支撑点转变为将全部政党生活导入法治化轨道；由监督制约不力转变为监督有效、制约 有力。

二、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转型及政权党建设

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状况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与会学者通过研讨，进一步理清了俄罗斯政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且对俄国目前的整体政治、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发展状况作了进一步交流。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郑异凡研究员认为，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曾有几次向执政党转变的机遇(20年代初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关头、50年代初斯大林逝世之后、80年代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时候)，但是，苏联共产党没有把握住这些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进行有效的 改革，没有能够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其后果就是苏共丧权、苏联解体。

新生的俄罗斯政党制度从最初的混乱无序逐渐向法制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Л.В.格韦林科教授认为，20世纪后十年，俄罗斯政党制度初建时期具有明显的不成熟特征和过渡性特点。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孙凌齐译审也指出，当时许多沙龙式政党纷纷涌现出来，这种俱乐部式的政党没有群众基础，缺乏经费来源，往往在政坛上昙花一现。2000年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改革步伐加快，形成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多党政治制 度，但同时，俄罗斯现有的政治力量还并未形成成熟的政党体系。

格韦林科教授总结指出，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模式的独特性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家(总统)在党派的形成过程中和政治竞争的调整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次，选民的政治倾向易变而且很难把握。第三，党员从事政治活动看重的不是政治思想的归属性，而是为了在大选中赢得更高的威望，这导致党派之间人员经常大规模流动。第四，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仍然存在被称为“政治过程腐败”的黑箱操作以及合法政治捐款带来的影子政党现象。

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李兴耕研究员和 孙凌齐译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分析了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首先，“多党并存、一党独大”。其次，不存在法定的执政党，只有得到总统支持的“政权党”。第三，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改革是在总统高度集权条件下自上而下地进行，从而形成了“强势总统、弱势政党”的局面。第四，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第五，一些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在思想纲领上界限模糊。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徐向梅研究员指出，由于先天发育不良、一党制遗传烙印严重、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政治文化具有专制传统以及政治体制因素等原因导致俄罗斯多党政治在运行中没能有效地发挥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出现政党功能低效性问题。

对于俄罗斯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教授、俄罗斯《新生活报》主编Б.Ф.斯拉文认为，俄罗斯正经历着从自由主义观点向保守主义观点的转变，“社会保守主义”成为俄罗斯政权党的主要思想。他认为，俄罗斯需要符合现代性号召和国家文化优良传统的民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应当兼具世俗性和科学性，应当汲取一切世界文明和文化的优秀成果，还应当反映社会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俄罗斯的新的意识形态应当有人权、公平、自由、团结、民主、爱 国主义等内容，应当在公平、民主社会中实现自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罗诺耶夫院士也认为，目前，俄罗斯的各个政党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不清、自身政治定位不明确，导致政党政治文化呈现出某种不稳定性，政治纲领也缺乏明确公正的社会思想。俄罗斯党派体系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政党思想文化的多元性，这也是俄罗斯社会经济多层化的表征之一。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О.Н.巴罗赫研究员指出，现在俄罗斯主流政党的纲领出现“中国化”倾向，这是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模式对俄国政治精英产生强烈吸引力，并且俄罗斯目前面临的 社会经济挑战与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较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之初就提出，改革拒绝盲目照搬照抄别国模式、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一主张得到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赞同和认可。

三、中俄两国政党制度发展比较

当代世界是政党政治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都承担着重大的政治功能，中俄两国的政党也不例外。但同时，中俄两国的政党发展状况又具有独特性。与会的中俄两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两国的政党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

执政党的党建思想需要发展和创新。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А.Н.卡尔涅耶夫教授比较了全球化背景下中俄两国执政党党建理论的内容及其异同。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实践中主张进行制度化创新性建设，主张使用新的理论分析工具，主张运用新手段应对全球发展不平衡状况；而俄罗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概念，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俄国近代史、俄国发展道路和文化认同性重新评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都认为在全球化中要体现国家主权；都注重培养适应政治发展新形势的新民族精英阶层。相比之下，统一俄罗斯党应当在增强政党软实力、重视制度创新和党建理论的本土化方面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做法。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处理政党关系是统一战线原则中的重要内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又把统一战线理论发展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俄国十月革命后，采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的一党制，当代俄罗斯又经历了一个多党制由无序到有序的逐步发展过程。通过以上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淑真教授认为，中国的多党合作体制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成”的，“长”的因素大于“做”的因素，而俄罗斯政党制度不论苏联时代的一党制还是现在的多党制，主要是人的意志力作用的结果，“做”的因素大于“长”的因素。两国政党关系体制发展中都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政党概念和政党发展状况：当代中国的“参政党”和当代俄罗斯的“政权党”；在中国没有法定的“在野党”，在俄国没有法定的“执政党”；新时期中国政党制度关系的发展任务主要由执政党负责，而俄国则是总统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关于中俄两国政党的反腐败斗争问题，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Н.Х.艾哈麦德申教授认为，反腐败斗争在两国都是执政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举措是严肃的，党内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但仍有一 些以公务名义纵容徇私的行为没有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这也招致了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批评。俄罗斯的反腐败斗争开展得也并不顺利，统一俄罗斯党是占有明显优势的政治力量，该党作为执政党被认为是促进腐败增长的因素，因而统一俄罗斯党提出制定“反腐败法”，这部包括了一系列预防腐败措施的法案将很快由国家杜马审议通过。此外，统一俄罗斯党还将推动杜马对一系列法律进行修正，以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

四、有关政党转型的一些理论探讨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仅中俄两国政党经历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而且包括一些西方国家政党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主流政党，为了谋求执政或维持其执政地位，也在进行党内改革。政党转型理论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

随着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重视党内民主已成为国外主流政党的共识。对此，中共中央联络部研究室田永祥研究员提出，国外主流政党推行党内民主主要采取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完善领导人的产生程序、理顺党的领袖与党组织的关系、提高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维护党纪的严肃性等一些做法。但在一些国家的主流政党中仍然存在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脱节的 现象，或是表现为存在“极端”家长制倾向、党内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或是蜕变为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导致无休止的党内争斗甚至是分裂。

发展政治参与是政党转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党研究中心金安平教授提出，为了解决政治参与的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种发展战略：技术主义模式和平民主义模式，但这两种模式都将其强调的价值推向极端，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目前，中国公民实现了非常态政治参与向常态政治参与的转换，这就要求政府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和途径。因此，为了防止矛盾的不断积累导致爆发 性政治参与、影响社会稳定，中国政党应该变动员型为参与型，注重引导人们有序参与政治。从扩大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来看，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主动型转变。

执政党的包容性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政治的稳定。据此，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葛海彦副研究员指出，社会转型期要求执政党必须在创新理论、明确纲领、制定政策和实施执政的过程中，体现出较强的包容性、创造性和开放性，从而以很强的包容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要提高执政党的包容性就要把不断增强阶级基础同扩大群众基础有机结合起来，要把坚持对国家政权的领导 同坚持依法执政有机结合起来，要把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允许其他思想文化的合法存在有机结合起来，要把执政党一党执政同其他政党合作参政有机结合起来。

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杨金海在会议闭幕致辞中指出，中俄两国都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有许多共同的问题需要研究和相互借鉴。在政党建设上，两国都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并以此推动社会民主建设，都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都要改变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都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依法执政和推进政党政治建设，都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处理好党和政府、政权与民权的 关系，都需要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等。中俄政党建设的社会目标都是要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两国政党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面临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事业问题，包括实现社会公平，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住房等民生问题，这些都需要认真比较研究。

总之，在论坛上，中俄两国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为今后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第二篇：中俄酒文化比较

中俄文化比较——酒文化比较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是酒的故乡。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俄罗斯人，他们酿造了伏特加，但是伏特加却造就了俄罗斯历史。他们是“血管中流淌着伏特加的民族”。

关键词：酒、酒文化、俄罗斯民族、伏特加酒、中国酒

酒乃天地之间尤物。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心神经酒滋润、刺激，便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莫可名状的诡谲，向外表现为言和行，便不同寻常了。因此，人世间有了酒，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许多有趣的风景，短短人生便增添许多悠长的滋味。

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它的历史几乎是与人类文化史一道开始的。自从酒出现之后，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酒的形态多种多样，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而酒又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中国——酒的故乡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是酒的故乡。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又同时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在一些局部地区，酒业的繁荣对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酒与社会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对酒的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专税就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酒税收入在历史上还与军费、战争有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有的朝代，酒税（或酒的专卖收入）还与徭役及其他税赋形式有关。酒的厚利往往又成为国家、商贾富豪及民众争夺的肥肉。不同酒政的更换交替，反映了各阶层力量的对比变化。酒的赐晡令的发布，往往又与朝代变化、帝王更替，及一些重大的皇室活动有关。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给人民的生活中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中国古人将酒的作用归纳为三类：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几千年来，酒的作用远不限于此三条，起码还包括：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

俄罗斯——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俄罗斯的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据考证，酿酒业的出现归功于制蜜业的发展。在公元 880-890年，“蜜酒” медовуха开始在民间出售，其酿制工艺与葡萄酒极其类似，产生于921年的桦汁酒香气四溢，同时，人们开始在蜂蜜中加入啤酒花。早在996年，民间就习惯对蜂蜜进行蒸煮。1284年，俄罗斯拥有了自己的啤酒。15世纪40-70年代，伏特加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被称为国酒的伏特加甚至被一些西方人当作了俄罗斯的代名词。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像俄罗斯这样——因对酒精的依赖而受到伤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当伏特加摆在面前，总有道理来上一杯。因此你可以讲，是俄罗斯人酿造了伏特加，但是伏特加却造就了俄罗斯历史。1876年，陀斯托耶夫斯基在《一个作家的日记》中抱怨道，伏特加把人们都变成了“畜生和动物”。但令人困扰的是，俄国得以维持强大国力的预算，接近一半来自于烧酒的税收。长此以往，“人民的未来将是一群道德败坏而且酩酊大醉的人”。

但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少饮或不饮正在成为时尚，旧的饮酒文化在悄悄地发生转变。在私营企业里，在年轻人中间，人们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放弃了豪饮的做法。大城市里的“新俄罗斯人”认为，传统的烂醉如泥等同于将酒精直接注射在血管里，而失去了对酒原本价值的体味。而更多的各种各样酒走入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特别的酒文化——酒筹文化

酒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是—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不能设想，在高节奏运转的现代化生活的今天，再有几个年轻人慢腾腾地坐麦当劳玩什么《红楼梦》酒筹。但是酒筹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仍然是我们老祖宗留下一份宝贵财产，除了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外，在某种特定的适当场合也会有一定的文明作用。比如，无论如何、总比什么“感情深，一口闷”式的蛮喝，“哥俩好哇，五魁首哇”地俗喝要好一些。因为“附庸风雅”总比“附庸粗俗”要有品位。而“附庸风雅”本来也就不是个贬义词。

酒筹文化是中国饮食合餐制的产物，它的本质是农业文化。酒宴中的酒筹令有着很大的文化含量，参加者自古今名著、诗词歌赋，至天文地理、民俗俚语都要胸中有数才能现场发挥得好而不被罚酒。人们在欢宴中也锻炼了才思敏捷和竞争精神；既活跃了饮食的氛围又增添了审美情趣。俄罗斯人喝酒的“讲究”及“不讲究”

在俄罗斯人看来，不喝酒的男人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俄罗斯男人则说，不让喝伏特加还不如让我死了。有些俄罗斯人见面时也会问候一下喝了没有，就像我们中国人见面时常问“吃了没有”一样，只不过他们不是说出来，而是用形体语言表达：右手拇指和食指合成一个圆，然后食指弹出，弹到下巴。难怪常驻俄罗斯的外国人把伏特加比喻成俄罗斯男人的“第一妻子”。

俄罗斯人喝酒对酒杯比较讲究，普通老百姓家里都备有饮用啤酒、葡萄酒、白兰地、伏特加酒的各式专用酒杯。伏特加酒杯大多是200-300毫升的大杯子，饮伏特加之前需把它放进冰箱冷却一下，据说这样口感更好。俄罗斯人喝伏特加喜欢一口喝干，很是豪爽，当然一般情况下酒只倒到酒杯的三分之二左右。第一杯通常是一齐干下，以后各人按自己的酒量随意酌饮。不过，俄罗斯人喝酒从不耍滑，都极为诚实，一般不劝酒，有多少喝多少，直到喝倒。俄罗斯人喝酒不太注重地点，只要想喝，不必在家，也不必到饭店，再说那样还用花钱。每天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大街上尽是可爱的酒民：姑娘们一只手牵着爱犬，一手提着啤酒瓶，她们坚信啤酒就是面包；男人们手里拿的一准儿是伏特加，边走边喝。冬天雪地上常有冻死的酒鬼，大街上随处可见踉踉跄跄找不着家门的醉汉。而且也不大讲究菜，喝口酒，吃口面包，再来一小口奶酪就成了。不少俄罗斯人人外出时，随身总带着伏特加，下酒菜不一定总备着。如果同车或同机上有哪位酒友早已打开了味道鲜美的熏制鲟鱼或者香肠、奶酪、腌黄瓜什么的，那他们的旅途就会更愉快了。据说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有的穷人喝酒买不起菜，就在酒店里干喝白酒，喝一口酒，就把油腻的袖口贴近鼻子闻一闻，权当吃菜。

俄罗斯民族能歌善舞，男人们大都谈锋很健，极富幽默感，喝起酒来会把这一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杯伏特加下肚，遂雅兴大发，或翩翩起舞或尽展歌喉。接下来便是各色故事、笑话、绕口令脱口而出，妙趣横生。朋友间聚会喝酒一般要持续三四个小时，每隔1小时休息10分钟，烟民们可出去过会儿烟瘾。俄罗斯人的祝酒词也很有意思，第一杯为相聚，第二杯祝愿健康，第三杯为爱，对祖国的爱，对家庭的爱，对妻子的爱，总而言之，为所有的爱干杯。接下来便是祝愿和平、祝愿友谊等等。如果是在朋友家聚会或做客，最后一杯要献给女主人，表示对她高超厨艺的赞赏和辛勤劳动的感谢。中国国酒——茅台

茅台酒是世界三大著名蒸溜酒之一,誉称国酒,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产于中国贵州茅台镇,以本地优质糯高梁、小麦、水为原料，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采用科学独特的传统工艺精心酿制而成，末添加任何香气、香味物质，从生产、贮存到出厂历经五年以上。

具有酱香突出、幽雅细腻、酒体醇厚、回味悠长、空怀留香持久的特点.深圳市五谷进出口有限公司（原深圳市五谷子商贸有限公司）介绍茅台酒是风格最完美的酱香型大曲酒之典型，故“酱香型”又称“茅香型”。其酒质晶亮透明，微有黄色，酱香突出，令人陶醉，敞杯不饮，香气扑鼻，开怀畅饮，满口生香，饮后空杯，留香更大，持久不散。口味幽雅细腻，酒体丰满醇厚，回味悠长，茅香不绝。茅台酒液纯净透明、醇馥幽郁的特点，是由酱香、窖底香、醇甜三大特殊风味融合而成，现已知香气组成成分多达300余种。俄罗斯国酒——伏特加

伏特加(Водка)是俄国罗斯的国酒，又称俄得克、俄斯克。日本、中国也有生产。它是极寒之地的产物。12 世纪，沙皇俄国酿制出一种以稞麦酿制的啤酒和蜂蜜酒蒸馏而成的“生命之水” 可以认为它是现今的伏特加酒的原型。之后不久，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引进俄国，成了伏特加酒新的原料。18世纪，确立了用白桦木炭炭层过滤伏特加原酒的方法。19世纪，随着连续式蒸馏机的应用，造就了今天的无臭无味、清澄透明的伏特加酒。正牌伏特加酒，没有其他蒸馏酒的风味和香气，因此作鸡尾酒的基酒最合适。冰镇后干饮也妙不可言，仿佛冰溶化于口中,进而转化为一股火焰般的清热。伏特加是俄罗斯的名酒，在世界上也小有名气。有些西方人干脆把伏特加当成了俄罗斯的代名词。

严格地说，伏特加酒大体相当于中国所说的白酒，因为它并不是特指一个牌子的酒而是泛指一类酒。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白酒都叫伏特加，国产的伏特加酒有几十个牌子，由欧洲进口的也有十个牌子。伏特加酒的酿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酒精进行活性炭处理，除去不纯气味然后加水勾兑。市面上出售的伏特加酒大都是这样勾兑而成的，度数有38度、40度和42度三种。伏特加还有一种是用粮食酿制而成的。这种伏特加口味比用酒精勾兑的那种好多了，清冽净爽，余味悠长。只可惜这种伏特加酒在商店里卖的不多。伏特加酒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体现

伏特加酒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紧密地和俄罗斯人民结合在一起，同时也表现着俄罗斯民族性格。

一、豪放、热情、好客、勇敢等性格是伏特加酒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积极表现。一个民族的性格包括好的与不好的方面，俄罗斯民族性格也是这样。俄罗斯地域辽阔，造就了俄罗斯人豪迈、奔放的性格。提到俄罗斯人，人们都会感到俄罗斯人身躯高大，性格豪爽。一个人喝酒的习惯与他的性格有关，性格温和的人喝酒时不紧不慢，喜欢精酌细饮；直率、开朗的人喜欢痛饮，一醉方休。俄罗斯人喝伏特加酒总是大口杯或者直接拿着酒瓶喝，一口饮尽，颇有梁山好汉的那份豪爽。不管高兴与悲伤，他们总是将伏特加酒一饮而下，尽情表达心中的感情。豪爽的性格是俄罗斯民族的显著特点，伏特加酒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特点。除此之外，伏特加酒还是待客佳品。俄罗斯人会拿出盐和面包来迎接贵宾，也会在就餐时用伏特加酒来招待客人。他们极少劝酒，让客人按自己的喜好随意饮用，家中有多少酒就可以喝多少酒。俄罗斯人的这份热情让客人感到十分的温暖，而俄罗斯民族的好客、慷慨也很好地表现了出来。俄罗斯人崇尚集体主义，他们喜欢聚集起来，开怀畅饮。对于这一点，也体现了俄罗斯人团结的一面，当国家受到侵略时，他们总是团结起来英勇地保卫自己的家园。

二、消极、发泄性、极端、无节制是伏特加酒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消极体现。俄罗斯人喜欢挑战自我，但遭到失败时他们又畏缩了起来，狂饮无度用酒精将自己麻醉。生活的压力、对现实的不满„„，这些让俄罗斯人偏爱于用酒精这种方式让自己暂时置身事外，避开压力和现实。同时俄罗斯人喜欢选择用酒精来发泄心中的情感，酒后的种种歇斯底里的表现强烈地折射出俄罗斯人发泄性的特点。我们知道，大自然给俄罗斯人适合耕作的时间很少，这迫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抓紧时间劳动，而干完所有的农活后等待他们的又是无所事事的秋天和冬天。这种特殊的耕作方式长久以来塑造了俄罗斯人勤劳和懒惰的双重极端性。而这种极端性也表现在俄罗斯人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并且和伏特加酒联系甚密：劳动时他们喜欢用伏特加酒提升干劲、消除疲劳。而懒惰时又喜欢借用伏特加酒作消遣，度过无聊时光；另外，俄罗斯人喝酒总是狂饮无度，在酒醉和酒醒中轮回。他们喝得极端，对伏特加酒不加任何的节制。

三、矛盾性、摇摆性、二律背反性是伏特加酒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综合表现。俄罗斯人既乐观又消极、既勤劳也懒惰，他们大喜大悲、大起大落„„这些本身就是对其性格矛盾和二律背反性的体现；同时他们具有摇摆性。他们性格粗犷豪放却又心思细腻，大手大脚却表演着世界上顶级的芭蕾舞艺术。而上述性格也在伏特加酒中表现了出来。俄罗斯人喜欢喝酒，狂饮后又是无限的自责和悲伤，他们摆脱不了这样无限的循环，这是他们民族性格所致。一直以来，俄罗斯人在东西方之间摇摆，在现实与沉醉中摇摆，他们在伏特加酒中摇摆，无法矫正对它的态度从而陷入了自己的矛盾之中。伏特加酒的未来

未来伏特加酒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它的地位不会得到动摇。天寒地冻，俄罗斯人需要它来取暖。其次，俄罗斯人民对伏特加酒的无限热爱也将促使它的发展，伏特加酒在俄罗斯乃至世界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未来它的地位不会动摇反而会不断增强。最后，俄罗斯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会大力支持伏特加酒的发展。前苏联靠着出售伏特加酒获取了丰厚的收入，支援了国家的建设。而现在俄罗斯向世界许多国家出口伏特加酒从而赚取了许多外汇。伏特加酒正为俄罗斯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伏特加酒也将得到限制。俄罗斯政府将促进伏特加酒的发展，但这并非意味着对伏特加酒不加任何的限制。据统计，俄罗斯每年70﹪的犯罪是由于醉酒造成的。并且，俄罗斯每年因酒精中毒死亡就有3万多人。在俄罗斯酗酒是危害社会制安、造成经济损失的重要原因。考虑到这些因素，俄罗斯政府、社会将采取一些措施来倡导清醒的生活方式，教育俄罗斯民众，不断优化俄罗斯民族性格,特别是矫正对伏特加酒的不良态度。除了政府外，还需要俄罗斯民族的不断自省。这主要需要性格主体的自我认识、自我调节和改造。在伏特加酒与俄罗斯民族性格这两者关系中，人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不断改正自我，才能处理好两者关系，对于这一点也涉及到改正极端崇尚酒文化的性格缺点，这对伏特加酒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总之，俄罗斯这个“血管中流淌着伏特加的民族”，还将和伏特加酒共同发展和相互影响下去，相信这种影响会越来越趋于理性和积极。

参考文献：《中俄酒文化比较谈》 苏晓棠

《融在酒里的民族——对比中俄酒文化后的思考》 李晓旭

《中国酒文化》 胡小伟

《从酒文化看俄罗斯民主的性格》

第三篇：中俄酒文化比较

中俄酒文化比较

一、中俄酿酒历史

伏特加（водка）一词源自俄语“水”（вода）的发音，意为“生命之水”。伏特加的配方是由俄科学家门捷列夫于1865年贡献并取名，而伏特加之前一直被称为“谷酒”。

俄罗斯人14 世纪时开始生产烈性酒伏特加, 15世纪开始批量生产并出口，到18世纪伏特加的品质达到了顶峰，被作为大贵族的跨国礼品。19世纪俄罗斯人尝试用廉价的马铃薯作为制造伏特加的主要原料，开始工业化生产。19 世纪末20世纪初, 伏特加的生产销售是沙俄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伏特加的销量和名气也越来越大。

中国传统的白酒是最具代表性的蒸馏酒，是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大约在6世纪-8世纪，中国就已有了蒸馏酒。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了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工程知识，中国传统的酿酒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传统工艺所生产的白酒酒精含量为41%—65%。

二、酒与民族性

俄罗斯人的豪饮世界闻名，形成了其独特的酒文化。俄国人饮用伏特加酒时, 表现出勇敢、豪放的民族性格。俄罗斯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 伏特加酒开瓶后必须喝光，瓶中有剩酒是不吉利的。因而，俄罗斯国内出售的伏特加酒的瓶盖都是薄薄的铝箔制成, 用手指即可将其撕开。

中国人好客，在酒席上发挥的淋漓尽致，并且以酒为媒介进行社交活动，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往往在喝酒时得到升华。中国人敬酒时,往往都想对方多喝点酒,以表示自己尽到了主人之谊,客人喝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

三、中俄饮酒习俗比较 1.下酒菜

中国人喝酒比较讲究下酒菜,讲究荤素搭配,凉热兼顾,且下酒菜最好是双数为佳。

俄罗斯人则不同,他们不大讲究下酒菜,一块奶酪或半根酸黄瓜就可以。2.饮酒习惯

俄罗斯人爱喝伏特加酒,通常都是一口喝干,非常豪爽。俄罗斯人喝酒讲究要留有余地,他们认为喝醉酒是最大的失礼。最后一杯祝酒词要献给女主人,表示对她高超厨艺的赞赏和辛勤劳动的感谢。

与俄罗斯人相比,中国人也有自己的饮酒礼仪。在酒宴上,主人往往先讲上几句话，之后就开始第一轮敬酒，主人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即所谓“先干为敬”，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主人要向客人敬酒,客人要回敬主人,敬酒时还要说上几句敬酒词。客人之间相互也可敬酒。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敬酒时,一般起立,普通敬酒以三杯为度。在酒席上，客人喝的越多，主人酒越高兴。3.酒具

俄罗斯人喝酒对酒杯的要求与西方人的习惯一样,是比较讲究的。普通百姓家里都备有饮用伏特加、啤酒、葡萄酒等的各式专用酒杯,斟酒只斟酒杯的三分之二。伏特加酒杯大多是20-50毫升的水晶酒杯,在喝伏特加酒之前需把它放进冰箱里冷却一下,据说这样口感更好。

中国人喝酒一般要斟满酒杯,且民间普遍用小型酒杯,这种酒杯主要用于饮用白酒。酒杯制作材料主要是玻璃、瓷器等,近年也有用玉,不锈钢等材料制成。4.选酒

俄罗斯人讲究不同的场合喝不同的酒，酒有时还是身份、品味的象征。这一点对中国而言并不适合。中国市场上的酒也分高中低档，但中国人挑选酒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的香型、口感和品牌。

四、中俄酒文化精髓

俄罗斯人豪饮的酒文化是有其原因的，（1）俄罗斯的冬季漫长而寒冷，天气阴沉，在这种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饮酒可起到御寒和舒缓压抑的精神的作用，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2）广袤肥沃的土地造就了俄罗斯人豪迈、奔放粗犷的性格，缺乏纪律性，喝酒豪饮而不加节制。（3）俄罗斯历史上不断地战乱和严酷的专制统治对俄罗斯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伏特加酒是一种良好的精神慰藉，支撑着人们去面对生活上得挫折。

俄罗斯男人称伏特加为“第一妻子”，人均年消费酒精约15升。一直以来，伏特加是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也是无数俄罗斯人与社会悲痛的祸首。为避免俄罗斯人陷入对伏特加无尽的沉溺,俄罗斯政府采取了反酗酒措施,但仍禁止不了俄罗斯人的酒瘾。

相对而言，中国的酒文化比较温和，而且更注重精神的升华。这是儒家重礼的哲学理念在酒文化中的反映。中国的酒礼、酒俗几乎与酒同步诞生，一些风俗仍保留至今。可以说，“喜酒”、“交杯酒”、“回门酒”、“满月酒”等是中国各民族的普遍风俗。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

中俄两国的名人都与酒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前苏联到俄罗斯,历届入住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无不与酒有着密切的关系。列宁在流亡国外时期就养成了喝酒的习惯,但他喝酒适量。赫鲁晓夫更是海量,他特别爱喝白酒或泡辣椒的伏特加酒。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喝酒也毫不逊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更是“酒精考验”,他口口声声不能容忍醉鬼,但在1994年柏林的一次庆典上,他醉醺醺的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指挥一支军乐队自取其辱,令国家蒙羞。当今俄罗斯普京总统也许是看到了他的前任们与酒的故事,他不喜欢喝白酒,只喜欢喝啤酒,且适量而止,成为俄罗斯人广泛拥戴的总统。

在中国自从古代就有许多文人墨客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千古佳话。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诗人们豪放的性格和对酒的热爱。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李白、杜甫，都是闻名中外的伟大诗人。由于中国诗歌、音乐、绘画等传统艺术的抒情性都很强，酒能使人回归自然，激发艺术家的创作才华，因而让人对酒、艺术、文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浪漫的遐想。

中俄两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酒在某种程度上对两国人民的生活方式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两国的社会、民族的性格、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它们是中俄两个民族传统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结晶。可以说，俄罗斯不能没有伏特加酒，伏特加酒也不能离开俄罗斯。

第四篇：中俄经济改革比较

中俄经济改革比较

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俄罗斯改革十几年。坦诚地说，比较双方的经济改革成就，俄罗斯相去甚远。人们对中国改革可以有不同感受，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长足进步。2000年，中国的GDP相当于1989年的293%。相比之下，同一时期，俄罗斯只达到57·3%，捷克为94·7%，乌克兰为44·3%，波兰为117·8%。

谈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过去20多年的成就，我们必须承认，无论社会的实际经济表现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生存能力，中国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我们认为，中国市场转轨的理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选择地，并以俄罗斯自己的方式，用于俄罗斯的任何领域。

中国取得的进步得益于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改革理论。这一理论拒绝货币主义不计后果地转向自由市场的做法，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观点。其实，这是一个从中央计划和高度集中的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的理论，它“对传统计划经济作了不同的解释，同时又为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国的改革经验不同于俄罗斯，他们善于运用国外的实用知识，从理论上深刻分析自身经济改革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试点，通过分析和总结试点结果，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在一段时间内，各种措施是统一的，因此，改革者一旦遇到挫折(中国改革确实存在着不多的失败)，就能放弃和重新开始。1979—1981年采取的是控制政策。当时，中国强调为改革打基础——在各种产业中，尤其在农业中，培育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独立的市场中介；在投资中，增加政府预算外资金；提高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以便鼓励需求，激起继续改革的兴趣。

回到俄罗斯。我们看到，1992年初放开物价，接着向公众大量发行产权证，对大宗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其中一些企业仍然垄断着全国的商品和服务，石油、电力、交通和通讯首当其冲，其次还包括一些消费品。从而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政府无法进行预算分配，拖欠企业债务。社会差别加大，经济犯罪上升，虚假行业大批浮现。人们惟一的目的是捞钱，将其转移到海外。结果，生活水平自改革前期起，直线下降，沉重地打击了人民对改革者和以后漫长改革的信任。

我们认为，中俄两国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两者是不同的。中国把转轨设想成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延续到2050年。而俄罗斯则采取完全不计后果的“休克疗法”，以为一两年内就会有投资流入国内，俄罗斯将迅速重新赢得改革前的经济地位，追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选择了激进的改革政策，只用了一年就实现了价格自由化和公共财产私有化，在其经济中建立了非公有部门。由于奉行货币主义的自由市场转轨模式，俄罗斯不仅没有达到稳定的经济增长，反而陷入了L型的生产下降。这是价格自由化和公共财产私有化的“休克疗法”的必然后果。

改革十年后的今天，俄罗斯仍然处在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开始阶段。为了看清俄罗斯需要走多远才能达到自由市场的目标，我们来比较一下俄中两国在经济改革的一些关键领域的情况。

一、所有制改革

中国彻底修正了社会主义在法律上只能有一种所有制，或只能有国家和集体两种公有制的理论。按照中国所有制改革理论，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可以共存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公有制发挥着主导作用。另外，“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有所不同。根据这一理论，国营企业的改革引入了法人管理原则，建立了公司制。

在中国，逐步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消费市场的竞争是改革的关键。改革的第一阶段引入了农村家庭承包制，从而建立了农村储蓄资源，并导致了城市非公经济的增长。接着，80年代中期奠定了多元经济的基础，建立了资本货物市场与相关的不动产市场和保险市场。这些市场最终于80年代末形成，它们以中国经

济中的非公部门为基础，而不是以私有化和产权证交易为基础。在90年代，中国按照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原则开始了国有企业的公司化。作为一般原则，国家掌握了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的控股权。公司化以多年以来推行的经济法为根据，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俄罗斯根据直接私有化的纲领用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直接私有化的主要缺陷是，私有垄断取代了原来的国家垄断，而垄断者又常常来自国外。同时，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行使他们的所有权，只能从私有资本中拿到最低收入，零散地获得工资和薪水。人民分得产权证(或私有化支票)后无权控制企业和管理财产，可以理解的是，只有经理(和公司官员)才能行使这些权利。事实上，俄罗斯政府避开了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可以相互竞争的多元经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瓜分公共资产，用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同时又为不受改革影响的产业保留了垄断权，尤其是出口产业。换言之，俄罗斯的改革仅限于公有企业的私有化，用半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而中国则是发展各种形式的非公所有制，通过改变公有制运作的原则来修正公有制的性质。在时间长度方面，中国的经验完全不同于俄罗斯，它要求创造多元经济，采取新方法行使公有制权利，推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相互竞争，国家只做调节者。

二、农村改革

中国农村改革实现了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它以土地联合所有制和家庭承包为基础引进了商品经营，区分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使农户可以充分自主地经营农业。该项改革没有使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但是使他们成了土地产品的所有者，这就给了他们以额外的动机经营土地。由此形成了拥有土地和使用土地之间的差别。

我们认为，在所有可行的选择中，这种方法可以用于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可以交给农民使用多年，但不是卖给他们，成为他们的财产。中国经验中更特殊的是家庭承包，这一点俄罗斯很难接受，因为俄罗斯人均占有的自由可耕地

以及农机远比中国要多。俄罗斯农业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不是因为土地私有制没有得到法律的肯定，而是由于缺乏充分的储蓄资金，银行贷款利率过高，工业品和农业机械价格太贵，以及本地官僚主义者的无能。

中国的理由是，由于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土地租金也就应当归集体，而农民个人则拥有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因此，中国农村改革摆脱了农业的命令计划，建立了合同采购体制，结束了国家规定农产品价格的特权。政府建立了能够监控农产品市场的框架，通过备用和保险金体制维持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节批零价格。

在农村地区建立乡镇企业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企业的发展提高了消费品和农业相关产品产量，同时又为农村剩余劳力提供了工作。乡镇企业还刺激了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对农村居民不加限制地拥进城市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作用，而这些城市正在被人口过剩、环境污染、住房交通短缺和通讯条件不善所困扰。中国选择发展农村刺激了城市化进程，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家庭承包制作为农村改革的组成部分，产生了农村地区部门专业化的明显趋势。这一趋势又推动了农业综合企业渐进地整合一切要素，尤其是生产、加工、销售。整合反过来推动了耕作效率的普遍提高，在一些地方还提高了市场化的程度。

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对俄罗斯很有价值。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表明，保持多元所有制形式和不触动集体土地所有制是改革的主要原则。各种类型的农场，无论国有农场还是家庭农场，都可以在新型自由市场的环境中找到某种社会经济的“小环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企业，非农企业促进了各地农业综合企业的整合，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消费品，为大中型的制造企业提供了自然资源、原料和零部件，为农村剩余劳力提供了工作，为城镇和居民区带来

新的气息，推动了制造业、饮食业、服务业和其他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又将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返还农村地区。

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的基本做法是使企业成为拥有自己银行账户的法律实体，从而能够逐渐地进入竞争市场。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便允许企业以自己的方式支配自己的利润。仅几年功夫，到80年代初，全国便开始实施“利改税”的试验。许多企业建立了承包制。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新的企业管理体制，从公有制和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企业，逐步转变为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如同私人生产者与市场参与者的关系。

在实践中，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各种措施促成了这样一种转变，即从主管部门和企业管理层负有全责的体制，转向股份企业的内部控制。这些股份企业由公司和体现各企业之间横向联系的行业来管理。下一步的改革，一方面是政企分开，即部长、部委和地方当局是一摊，企业是另一摊；另一方面，创造更为灵活的管理机制，活跃国有企业，使它们拥有一切管理权，以便加入市场竞争。

今天，中国运用了各种形式的市场化企业管理方法，如合并、联合、出租、股份化、出售、破产程序等，因此，资本可以从经营不善的企业流向赢利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已开始从单个企业管理转向公司化的股份管理体制，从物流管理转向资金管理，从单一投资者管理转向投资者集团管理。优化企业管理的研究在中国是一个难点，公有部门企业的效率目前仍比其他所有制企业要低。

俄罗斯几乎不关注这一问题。在前苏联，有效率的企业管理体制从来没有形成过。它的经济受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的统治，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的变体，尽管法律上不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控制着一切，生产者对绩效和最终后果不负任何责任。现在，俄罗斯正在推行的政策是加强和发展政府企业，把国有企业和所谓私人企业转变为国家控制的拥有垄断权的公司。金融业集团正在组建，大投资者被召募来开发所谓的私人企业，外国合作者被排挤出

合资企业，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中国的经验是，国有资产管理的目的只在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此相反，俄罗斯没有设定这样的目标，因此，大多数企业仍然效率低下。

2003年5月，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它作为国有资金投资者对资金管理和改革企业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威。另外，国资委的一部分权力来自与国有资金管理相关的财政部，另一部分权力来自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总之，新成立的国资委的责任不仅是改革国有企业，而且是对它管辖下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表明，国家最关心的既不是企业的私有化，也不是再次宣布全面干预企业管理，而是逐渐地抛弃政府部门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管理企业的生产分配以及商品流通的命令方式，采用指导性的管理，运用商品市场中的经济杠杆来推动企业的需求，通过分配国家投资和选择贷款来实现金融的流动管理。逐步推进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后果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政府主要使用经济杠杆的监管下，正在渐渐成为在竞争性自由市场中能够独立运作的生产者。

四、市场体制改革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生产要素是商品，正如资本货物是商品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承认一切生产要素都是商品，尤其不承认资本、劳动和信息是商品，认为这些东西不能有价格。俄罗斯仍然受这些错误概念的影响，今天这些要素已变成了低工薪、任意的银行贴现率和基本免费的信息。但是，由于生产要素是类似于资本和消费品的商品，当自由市场出现时，它们也就有了价值。价格体制的改革是形成市场环境的重要工具。市场环境是由资本市场、信息市场和劳动市场构成的。换言之，中国不仅承认资本货物和消费品市场的存在，而且也承认资本、劳动、技术、技能、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存在。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政府放弃了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大规模地削减了制造业中的政府计划，从1979年的70%削减到今天的4·6%。这个过程是在改

革政府严格控制的价格体制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价格改革导致了三种价格：(1)政府规定的指令性价格；(2)指导性价格，可以在政府为调节市场供求所核定的价格的5%到20%的范围内浮动；(3)由市场形成的市场价格。随着改革的发展，自由市场关系的出现和多元经济的建立，三种价格的比重一直在渐进地朝着增大指导价和市场价份额、缩小指令价份额的方向变化。90年代末，95%以上的制造业价格都是由生产者根据市场情况自己决定的，同一时期，零售业中的指令价份额已从1979年的95%下降到今天的7·2%。在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商品和原料的指令性价格以及政府对它们的价格控制，有助于控制成本膨胀，使之免于失控。当然，成本膨胀不断地伴随改革而出现，因为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产业由政府来补贴，计划使它们效率低下。但是在中国，政府以三种价格为基础的反膨胀政策约束了膨胀，使之大大低于东欧各国，更不用说低于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了。

俄罗斯的改革与中国的价格改革和反膨胀政策是直接对立的。在俄罗斯，市场环境是通过纯粹货币主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放开了，使其符合它们的成本和需求，但是许多产业仍然保留了垄断。这种做法在1992年的价格自由化中导致了商品、原料、设备和消费品的价格爆炸，呈现出1500倍到2500倍的增长。价格上涨引发了通胀失控。一方面，不断高涨的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导致了价格上升及成本膨胀，另一方面，通胀环境使利润上升，生产成本加大和税金贬值。

中国转向自由市场和价格放开的经验表明，建立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是第一位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商品价格的改革，而生产要素的现时价格，中国与俄罗斯一样，由于用户垄断和政府规制不力，与市场价格还有差距。中国走向自由市场时，价格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高需求领域放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保持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协调商品服务的中央定价，取消资本货物和物质资源的价格“双轨制”，建立劳动、信息、保障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实际上，中国先实行了“三轨”定价体制，然后再逐渐转向合理的生产要素的自由市场价。

五、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是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体制的关键一步。1980年，中国开始“把税收同管理层的支付及分配责任分开”。1994年，中国建立了新的税收体制，把国家税与地方税结合起来。80年代和90年代，在国家中央银行之下建立了宏观经济调控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奉命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负责监督指导国家、地方和商业银行的运作。同时，合资银行、信用社和外资银行也在全国各地开办起来。这一金融体制刺激了投资，使政府预算分配在经济发展项目中的份额逐渐地下降到1997年的2·8%，2001年又反弹到6·7%，同时继续推动作为主要投资来源的企业自有资金在资本资产项目上的份额达到了2001年的69·6%。当中国的改革势头越来越大时，投资的增长份额主要来自企业和地方预算，这与80年代初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中央政府预算资金是投资的主要来源。1983年创立的建设税在资本投资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税种的试验被用于电力交通企业、教育科学卫生机构，并被优先用于环境保护项目。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把所得税降到生产设备再投资形成的利润的40%以下，同时缩短折旧期，刺激企业引进新的生产线。到90年代中期，这些措施显著地减弱了企业在资本积累和设施现代化方面对政府预算资金的依赖，因此，政府可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服务业上。各种税收是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在预算收入中占97%，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工商税(在征税中占2/3以上)。

俄罗斯于1992年放开价格，从商品、原料、石油、农产品和消费品的补贴价格转向国际价格后，其财政体制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由于更高的通胀率而一次次变得更加严重。总的来说是一个高税收的问题，如薪给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许多小税种，征收量已远远超过市场经济所能接受的税负上限。在市场经济中，税收不超过30%。过度征税的代价是俄罗斯的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向金融贸易领域。银行发放了利息非常高的贷款(90年代初，农民每年的贷款利息超过100%)，而且只有短期贷款，这些贷款只能被具有很高需求的烟、酒、糖

等商品贸易公司吸纳，他们不在乎支付高昂消费税。接着，通胀和价格飞涨，断绝了国内市场对俄罗斯产品的需求，严重打击了国内生产及以此为主要来源的财政预算。岁入短缺引起了科学、教育、卫生、基本建设投资和设备更新等方面的公共开支的不足。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匮乏，并迫使银行求助于证券市场。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政府拒绝履行支付短期国债和联邦国债的义务，结果导致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商业银行破产，并造成卢布在通货市场中贬值。现在，长期银行贷款只占俄罗斯银行总贷款量的5%，因为中央银行的贴现率高达20%—25%，商业银行不愿为生产企业提供利率每年低于10%—15%的贷款。

中国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体制的经验表明，国家在自由市场中仍起主导作用。国家摆脱了对自由市场参与者商业活动的日常行政控制，但是，这一目标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分阶段逐步达到的。国家没有放松对关键产业的控制，它不仅通过政府预算的财政政策控制这些产业，还通过立法机构设定的法律和行政部门制定的法规控制这些产业。这些措施使国家能够建立和促进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并鼓励它们之间的竞争。

六、社会改革

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始时，国家逐渐放弃了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原则，允许企业在完成利润指标后对工人和科室人员发放奖金，允许农民以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些地区和产业可以在国家许可下首先致富，以便加速经济增长和“达到共同富裕”。在下一个阶段即90年代，收入分配理论得到了修正：生产与初始分配应遵照效率优先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更多地强调市场型的收入分配原则。在再分配中，税收政策、法定最低工资和生存保障线以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起到了以社会公正原则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中国起初没有怎么关注社会问题，1989年后中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等问题。为了调整政策，中国经常举行民意测验和各社会阶层生活水平的调查。90年代的生活水平开始明显地向沿海省份靠拢。虽然如此，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解决，仍然是国家政策考虑的重点。中国现在面临着两大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两个问题是在多年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国有企业尤为严重。一是企业职工下岗，他们将在其他所有制企业就业或得到下岗津贴，二是来自农村的大量流动人口，他们受改革驱动而离开村庄，进入更有前景的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城市寻找工作。

在俄罗斯与在中国一样，改革正在冲击生活水平。企业私有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动导致了失业，扩大了社会差别，造成了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据不同的估计，人口中10%的最富裕者的收入是10%最贫困者收入的14倍。改革的社会后果已成为俄罗斯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俄罗斯的人口数量下降了，一般生活期望下降了，尤其是男人。

俄罗斯从中国经验中获得的主要教训是，生活水平应当随改革的深入而提高，否则居民就会公开地或暗中反对经济改革。为了避免这一点，国家应在科研组织、工会、妇女、青年及其他社会机构和组织的帮助下，提高科学工业领域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以他们为基础进行调查和监控，预测整个社会和个别地区的社会状况。

七、外贸改革

中国认为，在外贸和相关活动领域坚持开放政策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策有助于加快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努力引进和使用数量越来越多的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依靠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通过系统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

早在80年代，中国就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中国在有利于国家的条件下普遍开展的外贸活动，为国家经济提供了商品和自然资源。当时在这一领域起主要作用的是四个经济特区、14个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贸易区、一大批开放城市和地域。1988年建立了海南特区。上海还建立浦东开发区。此外，中国还有无数合资企业享有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从政府预算中

获得重要经济项目的资助。例如，广东省2001年吸收了12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项目开发，上海获得了43亿美元。1979年到2001年，中国共吸引外国投资超过5680亿美元。仅2002年，中国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527亿美元。改革以来，外贸扩大了近30倍，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6208亿美元。

在俄罗斯，改革时期的外贸几乎没有进展。俄罗斯还处在改革起点，与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相差甚远。与80年代相比，俄罗斯出口产品主要是自然资源(石油和石油产品占出口量的55%以上)，进口产品几乎都是消费品。俄罗斯引入的外国投资微不足道，平均每年约在20亿和30亿美元之间，远远落在中国后面。外国投资者首选贸易，其次是开矿。至于综合的自由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来。外国的直接投资受到高税收和敌视投资的环境遏制。俄罗斯还缺乏实行开放政策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出口信贷、信息服务和营销渠道。

俄罗斯可以从中国开放经验中获益。我们认为，俄罗斯仍有机会建立两三个自由经济区，如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纳霍德卡市(Nakhodka)和新罗西斯克港口(Novorossiisk)。这些地方相对发达，具有与中国自由经济区相同的商业气息。俄罗斯还应认清，制定合适的税收政策有助于合资企业出口产品。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外国合作者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现代技术和新的商业合同。以上措施可以使外贸为俄罗斯经济服务，而不是让外贸依附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

俄罗斯学习中国经验，主要一条是全面地系统地掌握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避免“休克疗法”的痛苦，在国家全面的监督下从中央计划经济逐渐地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切措施都以不同的方式构成了中国整个现行体制的要素。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它们有效地使中国转向自由市场。其中许多措施肯定可以用于俄罗斯的改革，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应在国家的监督之下，使之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为了充分运用中国今天的改革经验，俄罗斯必须退回去，对“休克疗法”后的经济进行“微调”。

第五篇：*州与**市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山东**市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跨跃式发展。**发展工业经济、壮大民营企业、实现农业产业化和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于加快推进我州“一主三化”进程，促进民营经济、农业产业化和实现工业经济的跨跃式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概况

（一）基础环境

基本概况。**市总面积1.37万

平方公里，总人口647.7万，辖4区1县7市，拥有三个国家级开发区。市区面积2640平方公里，人口176.2万。耕地面积700多万亩。实有林地面积46.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5。海岸线长909公里，可开发利用的浅海滩涂900多万亩，可利用的浅海水面30万公顷。全市地处山东半岛东部，濒临黄海和渤海，与辽东半岛及日本、韩国隔海相望，与日本相距825公里，与韩国相距450公里，是国家重点开发的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城市，山东省的经济中心城市。

自然资源丰富。全市已探明的矿产资料有70余种，其中，黄金、滑石储量分别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为全国第一大产金市，整装石油储量达6亿吨；拥有渔业生物品种200多个，盛产70多种海产品，水产品产量居全国地级市第二位；是我国小麦、玉米、花生、水果、蔬菜的重要产区。**苹果、莱阳梨、**大樱桃、龙口粉丝，大花生等驰名中外，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声誉。苹果、花生、大樱桃产量全国第一；**依山傍海，风光秀丽，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拥有一大批历史文化遗产和旅游观光景点，每年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是全国优秀的旅游城市。

（二）经济发展情况

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为2012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93.48亿元、1228.43亿元、590.55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9.6：61：29.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899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7.63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产值分别为160.32亿元、4.35亿元、58.44亿元、117.7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634户，完成销售收入3813.95亿元，实现利税415.6亿元，其中税收110亿元；财政总收入293.5亿元；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60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99亿元；进出口总额114.8亿美元，其中，出口64.83亿美元，进口49.97亿美元；接待海内外游客1454.5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7.54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45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347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1043亿元。

二、**发展经济的主要经验

近几年来,**市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县域经济为骨干板块，以有效投入为拉动力，整合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以建设沿海产业带，打造面向日韩的制造业基地，培植四大支柱产业，建设半岛城市群、突破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和工作重点，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的跨跃式发展。

（一）实现农业产业化、城市化、外向化、工业化，推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1、大力实施龙头带动、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农业三大战略。一是打造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千万家农户共同发展。市委、市政府从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扶持能够抗御风浪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做大做强，成为龙头企业，带动生产基地建设。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2066家，其中销售过500万元的874家，过亿元的60多家，过10亿元的8家，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43家，70％的农户进入产业化经营领域，带动生产基地600多万亩。二是引导农民向农业生产标准化迈进，增强竞争能力。市政府重点抓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和监督管理三大体系建设，有效提高了农产品生产质量，全市共有249户企业及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和无公害产品认证，建立了农业标准化基地108个，面积255万亩，7个县市区被国家确定为全国优质高效农业示范区。三是增强名牌意识，以品牌抢占市场。全市农产品注册商标1125件，其中107个农产品被确定为名牌产品。**葡萄酒、**苹果、龙口粉丝三种农产品被国际上列入原产地保护，46个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此国际护照。

2、加快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政府引导企业进行调整、改造、改制、创新，乡镇企业改制面达到90％，使乡镇企业成为全市经济的一大支柱，全市共有乡镇企业7万多家，职工人数近百万，固定资产总值上千亿元，其中龙口南山集团公司兼并8个村，总资产150多亿，年销售收入过百亿。一大批骨干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3、全力实施农业开放战略，发展外向型农业。全市先后共引进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2500多项，1400多家农业企业利用外资。2005年农副产品出口17.7亿美元，出口品种100多个，销往70多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