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初浅认识

第一篇：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初浅认识

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初浅认识

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初浅认识

自治区党校

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初浅认识

进企业活力充分迸发。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拿出“责任清单”，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责任必须为”，以建立和维护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动力，鼓励创新创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表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两句意思完全相反的法律谚语,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是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私鸠《论法的精神》的相关表述与延伸。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意思是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公权力前，必须经过法律的授权，否则就不能去做，做了就是违法，做了就要被依法追究责任。举个例子：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抚养孩子到十八周岁是父母的法定责任。就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不履行的应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有虐待遗弃的行为，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再比如，公安机关有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义务，如果有人报案请求解救人质公安不出警，导致当事人死亡的，就等于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义务，轻者行政处分、民事赔偿，重则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渎职罪的刑事责任。

“法无禁止即自由”还有两个更为熟悉的表述话语——法无禁止即权利，法无禁止不处罚。对私权利，只要法律对公民和组织的行为没有禁止，那就是你的自由和权利，你有权力做法律未禁止的一切事。我国现行《婚姻法》

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初浅认识

方“土法”，实际上都是法外设定权力，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有违法治精神、损害法制统一。

2、法无授权乱作为

2014年2月24日有这样两条新闻，对照阅读别有一番滋味。一条是，新华网刊发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

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初浅认识

不作为造成损害的，判决行政机关要赔偿相应损失。透过这个通报看，行政不作为和不履行法定职责现实中还是存在的。

三、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几点理解认识

1、法无授权不可为关键在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适应，最终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工作实践。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倒逼着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重大任务。因此，新形势下的解放思想，应该进一步体现服务意识和法治思维。增强服务意识，就是要改变以往“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的理念，由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努力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以社会大众的现实需求而不是以部门本位为出发点来实施行政行为。增强法治思维，就是要坚持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和行政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在行政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实施行政管理，杜绝贪恋权力、与民争利或者越俎代庖。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我们不能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或者等待观望、患得患失，一定要胸怀全局，登高望远，舍小我而为大局，忌短视而放眼量，坚决破除部门利益的藩篱、打破既得利益的羁绊，立说立行、勇往直前，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和大局意识履职尽责。一般认为，推动改革关键在于既得利益者意识到有无改革必要性，或有没有这种危机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保守思想的束缚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扰，前者是认知问问题，后者是利益问题。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过，理念比利益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解放思想就是最大的改革。你看历史上好多伟大的改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就没有希望。马克思本人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岳父是大贵簇，他的小舅子当国家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式的，他在英国生活，那时候英国最高收入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镑，但是马克思的生活费是400多英镑。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我们共产党的创始人没有几个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出生的，很多都是地主、资本家、军阀、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按利益分析，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起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古希腊梭伦、伯里克利的民主化革命，到近代的华盛顿，再到邓小平，他们都是为了理念在改革。美国的废奴运动主要是白人在做，中国妇女的放脚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

2、法无授权不可为核心是依法治国

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初浅认识

“法无授权不可为”表明，政府要极力避免直接干预市场过程，但必须通过政治制度，建立法治框架，进而维护良性市场竞争秩序。这意味着，简政放权决非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但必须确立经济秩序，要同时发挥市场的价格引导机制和政府的作用。政府如果能理清以下四个关系，便是基本做到了“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二篇：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治中国）

——代表委员热议“有权不可任性”

本报记者 钱 伟 袁 泉 温素威 叶 琦

《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07日版）10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放权莫当“甩手掌柜”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句话体现了老百姓的期望。”在全国政协委员、宁夏政协副主席安纯人看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用好权力对改革、发展和人民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过去一年多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7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本届政府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实现。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六安市市长毕小彬对报告中的这段文字深有感触，“加速进行的简政放权正符合大道至简的思想，关键是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防止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要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改革力度。“总理要求地方政府对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同时，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下级要接得住、管得好。”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长宋希斌打了个比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政府不能当“司机”，直接开车上道，而是要当“警察”，为企业清理上道的“路障”，维护好规范秩序的“红绿灯”。

“简政放权并不意味着责任随之削弱，更不能当„甩手掌柜‟。”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海口市市长倪强指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宏观产业政策、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制定市场公平竞争规则，提供公平、透明、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本届政府下大力抓的一件事是简政放权，这场政府“自我革命”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为此,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章部署“政府自身建设”：我们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所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汪利民认为，要充分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导和规范作用，通过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的法定化，科学梳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毕小彬看来，前者对应的是“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要求政府在清单范围内行使权力，而且必须行使到位，否则就是失职；后者对应的是“负面清单”，告诉政府部门不得从事法律没有授权的事项，任何部门都不得法外设权。

“政府要主动作为，不能懒政怠政。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这里时，现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宋希斌表示，依法行政，根本是保障人民群众合法利益，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懒散不得，马虎不得。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成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违法行为必须追究

现实生活中，行政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徇私枉法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不强，遇事还是习惯于“拍拍脑袋”“打打招呼”。

针对上述乱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要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任何政府部门都不得法外设权。

“权易滥用，滥则腐败。如果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就容易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倪强表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强化依法行政观念，严格履行法定职能，特别是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一切违法违规的行为都要追究，一切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都必须纠正。”毕小彬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这句话印象深刻，他建议，“应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大力推行行政执法绩效考核制，考核结果作为执法人员奖励惩处、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

“坚持„反四风‟，落实„八项规定‟。依法行政要落到实处，还应加大执纪力度。对违纪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处分，严格追究责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宋希斌说。

第三篇：关于加班的初浅认识

关于加班的初浅认识

对长期在工作岗位上加班的朋友（包括自己）道声“珍重！辛苦了！”，我们提倡有效加班，反对无效加班。

什么是有效加班呢？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加班，是因工作量过大或需处理突发事件充分利用正常工作时间仍不能完成工作而需要，且有成果的加班。

因完成急需完成的临时安排的工作、处理突发事件而需要的加班是企业单位所需要和必要的，是劳动者应支持和应遵守的企业单位的劳动纪律，但需要合理管理，在管理上确保有效加班建立工作台账是最好的管理办法，工作台账要求记录正常上班时间及加班时间所做工作（最好量化，不能量化的尽量详细）及时间节点，并提供工作成果依据。

另外，要认真分析加班时间较多的工作岗位的工作量，并合理分解，减少其加班。从公司效益角度考虑，加班同样是要付报酬的（不给报酬会怎样呢？想想吧！），还不如把工作分解、分配得合理，不用付加班的报酬；从员工身体健康及工作的效率角度考虑，一、长期的加班使劳动者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处于一种疲劳的亚健康状态，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二、也是因为长期加班使劳动者处于疲劳状态，致使工作效率低下，加班会更多，形成恶性循环。以上问题很可能就是西方社会不提倡加班的主要原因。日本中京财经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超过70%的受调查企业承认，因加班而导致疲劳工作、效率下降的代价，已超越额外工作带来的收益。日本《钻石周刊》2009年也曾尖锐批评“过度加班是一种不健康的经济现象”，“加班不是日本崛起的根源，相反，它是日本在过去20年里走向衰退的原因之一”。

对于个人而言，只有能够让自己有收获的加班，才是值得加的。没有任何人会毫无理由的加班。加班无外乎有以下一些因素：

1、技能不熟练，对于一个需求来说，需要比一个有经验的工作者需要更多的时间，2、刚毕业，需要学习的事物比较多，很多时候都是边工作边学习，3、为了获取加班报酬，4、为了业绩和表现，简单的说就是为了KPI和年终奖，为了物质等。当加班不能满足以上需求时，就会失去加班的意义，就没有了加班的积极性，变成消极加班，甚至是无效加班，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生命。一名政府官员称，不少日本人习惯于执行繁琐的、延长化的工作日程，并学会在领导面前“装得很忙”，如果将不必要的程序和“水分”挤掉，很多人完全可以提前一两个小时下班回家。

而对于无效加班，我们要坚决禁止。因不能合理安排或享受休息时间而无所事事、无聊透顶，或为了混报酬而加班，加班时也是在玩电脑浏览网页或打游戏、玩手机、瞎逛、闲聊、坐着发呆、甚至关上办公室门睡大觉等，这是对企业单位和个人都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这样的加班，不但不能给报酬，还应该加大检查力度，一经查实，从重处罚，起到鞭策作用，形成企业良好风气。

部门领导也不能因便于开展部门工作或碍于情面而在签批加班申请单时手下留情，对于部门领导无充分依据签批加班申请单或特殊原因真正需要加班时却不安排加班的行为也要予以考核。美国、日本等国家因为加班必有报酬，劳动者对加班的主动性很高。为争取奖金收入，一些雇员苦求甚至贿赂能批准加班的主管“让自己多加班”。这股“加班风”给企业造成不小的经济负担。一些企业和雇员“斗智斗勇”，要求主管们严格限制员工加班，不能“压抑员工加班冲动”的主管会被解职。在一些IT、金融企业，晚间员工加班时间，公司会反复广播提醒员工尽快离开，甚至用定时限电的办法来阻止他们长时间加班。

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以上是个人对加班问题的初浅认识，供管理者探讨，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更多即不打击加班员工积极性又能有效防止无效加班的好办法。

第四篇：对沉默权的浅认识

对沉默权的浅认识 姓名：郑春萍

内容提要：沉默权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已经为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纷纷确立，甚至《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有所体现。沉默权现已成为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沉默权的确立体现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文明。而我国自从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沉默权问题逐渐地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各界说法不一，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还没有明确对沉默权做出相应的规定是确定的。本文主要从沉默权在各国的发展、沉默权是怎么回事、中国不应对沉默权再沉默等几个方面，参考各界人士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想法加以分析论述。关键词：沉默权

刑事诉讼

人权保障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 正文：

随着民主主义和公正主义的不断发展、进步，沉默权作为一项国际人权法的基本人权，使得被告人在处于弱势地位拥有了一个以不作为的方式对抗司法审判。沉默权制度体现了实体公正和正当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中价值选择的冲突，其从诞生之时发展至今，历来备受关注，争议此起彼伏。是否应该确立沉默权？又该如何限制沉默权？沉默权价值意义是什么？我国要不要引入沉默权？针对这些问题，学界中的人提出了各种建议，接下来我就我对沉默权的一些浅认识，对沉默权作出探讨。

一、沉默权在各国的发展

沉默权在本质上是源于人的尊严，首先出现在基督教的学说和教义以及欧洲大陆普通法。一般认为，沉默权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在早期12世纪，英国和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一样，神判是一种主要的审判方法。大约在13世纪至14世纪，当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从早期的控告式转变为纠问式时，英国的诉讼制度逐渐从原来的控告式发展为对抗式，被诉人的主体地位较突出。与此同时，宗教法庭却采用纠问式诉讼模式,意以及一套特殊的宣誓程序，被告人拒绝回答时就会受到刑讯或处罚。当时英国的国民和普通法院的法官和学者一直对宗教的诉讼程序持否定态度并提出激烈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沉默权的萌芽。正如美国沉默权问题专家莱纳得*利维在他所写的《第五修正案的起源》一文中所指出的，沉默权就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

在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戴尔在赐予一个被宣誓者以人身保护令时，他第一个公开反对在王室法院中进行这种宣誓，并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他自己的证据。”——这成为之后人们赞同沉默权时乐于称道的一句名言。我们现在所提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最早也是源于这句话。在17 世纪中叶，英国法律朝着限制使用宣誓和纠问程序并确认沉默权的方向发展，著名的“李尔本案件”是英国沉默权制度一个转折点。李尔本贩卖煽动性书籍一案中，强迫李尔本宣誓作证，被李尔本拒绝。在这个案件中，李尔本主要在两个地方行使了沉默权：一是在“罪状否认程序”中。他宣称；“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我不回答任何不利于我或关于我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主审的嘅博法官要求他辨认笔迹时，他拒绝看控方提交的文件，并且再次主张不回答任何问题，反而要求控方先证明其犯罪。他的要求当时被拒绝了，但议会掌握政权后，在1641年宣布李尔案的判决不合法，并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英国以“李尔本案”的审判为契机，并最终于1688年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之后，沉默权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制度化，在成文法《1898年刑事证据法》中最早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沉默权在英国出现后，这一规则被美国所继承。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明确规定：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这是沉默权在美国宪法中的体现和确立，后来又在一系列判例中得到发展。20世纪60年代“米兰达规则”（也有称“格里芬规则”）的确立，是沉默权在发展到鼎盛的时代。这一规则是是“米兰达利桑那州”一案中发展起来的。据被害人指控，米兰达把她塞进车内进行强暴。法院据米兰达的供述判决米兰达绑架罪和强奸罪成立。但米兰达对判决不服，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声称自己不知道有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对警察说的话会被用作定罪的依据。当时对此案争议很大，最终还是以5：4的微弱多数通过判决意见——撤销原判，并规定警察在询问之前必须先告之被讯问方应有的权利，否则由此所获得的口供不能用作审判的证据。后来，这一规定就被称为“米兰达忠告”。“米兰达规则”在美国确立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沉默权的适用程序大大提前了，使得被告人不仅在审判阶段享有沉默权，而且在侦查阶段也可以行使沉默权。

沉默权至今已经为很多国家所采用，也各自在立法中有所体现。例如，在法国根据1993年修正的《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中，有关沉默权的条款就有4条，其中地114条第1款：“除非双方方式当事人的陈述、讯问当事人或者让其对质，除非当事人公开放弃此项权利。”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法规中第136条第1款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救指控的行为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在日本也有关于沉默权的相关规定，其《宪法》第38条第1款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做不利于自己的供述”。这是对自我负罪拒绝特权的一个法律保障，与美国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相类似的。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在开始讯问前，„„还应当告知被询问者，他有权不回答提问。”此外，荷兰、葡萄牙、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香港、澳门特区的刑事诉讼法律，都有关于沉默权的规定。可以说，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一项普遍做法。

二、沉默权是怎么回事

说了那么多关于沉默权的产生与发展，但沉默权到底是什么呢？关于沉默权该如何定 义？而它又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些都是值得去探讨的，只有明确了沉默权的含义和内容，才能真正的去应用，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也才能真正的有法可依，学界中有很多人提出了自己自己看法。就沉默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而言，沉默权并不是简单的“不说的自由”。

我国政法大学刘根菊教授在她的一篇题为《在我国确定沉默权原则几个问题之研讨》论 文中，对沉默权进行了系统论述。她认为沉默权包括三重含义：一是享有沉默权的主体是被追诉者，也就是在刑事案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二是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是“追诉者”，即刑事案件中的公安、司法人员；三是沉默权的行使方法是“保持箴默不语”。最后她对沉默权的定义就是指“被追诉者对追诉者的讯问享有箴默不语的权利。本人觉得这一观点也许并不完整，但它包含了沉默权该有的基本要素。结合刘教授的观点，个人认为沉默权应该是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在接受讯问的前提下，可以对追诉者的讯问不作任何表态的权利。以上沉默权的定义中，实际暗含了沉默权的四个要素：享有沉默权的主体是被追诉方，它仅限于自然人；有义务保障沉默权的行使是追诉方；行使沉默权的时间是被刑事追诉时；行使的方式是不作任何表态。

那么，为什么沉默权就只能适用于刑事诉讼中呢？这主要是由于沉默权的起源和性质决定的。沉默权只适用于刑事诉讼中，可以说是人们的一种约定俗成，按照加拿大的一学者的观点，沉默权只适用于刑事诉讼中，在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享有四项权利：一是拒绝透露自己身份的权利；二是拒绝回答警察合理提问的权利；三是在对于他的审判中保持沉默的权；四是强制法官和检察官不得向陪审团就没有作证发表不利评论的权利。因此除个别另外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可以指着警察的鼻子说：“有本事，你就证明它，但不要来问我！”这一解释在沉默权中明确加进了证明责任的内涵。

三、中国不应对沉默权再沉默

我国司法立法中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这一项权利。这又不禁让人想问：为什么沉默权在国际政治已经是一项普遍的权利，但在中国大陆却姗姗来迟？这与我们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离不开的。在中国法制史发展进程中，想来都是重视口供，重视被告人的供述，所谓“无供不录案”。这直接导致的恶果就是刑讯逼供特别“流行”，动不动就是拷打，就是“大刑伺候”。司马迁的《史记》中也记载：秦朝末年，赵高制造了李斯谋反的假案后，就对李斯“榜掠千余”。李斯“不胜痛，自诬服”。然后被横腰斩死。这实际是把野蛮的方式合法化。这种状况直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才正式宣布废除刑讯逼供。

历史的错误不应该拿来炫耀，就到此为止吧！当今的中国是走向权利的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呼声已经响彻中华大地，沉默权问题正逐步成为公民关注的焦点。所以，在我国确立沉默权，首先应实现观念上的转变。我们不能再坚持过去那种“重打击，轻保护”的顽固思想，相反地，我们应当高扬起保障人权的大旗，既要保护被害人人权，又要避免对无辜者的侵害。对于真正的犯罪人，我们也要给予其说与不说的机会，按照正当程序追究其责任；对于疑难案件，我们应该保障其沉默权的行使，并对其按“无罪推定”原则，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以免滥杀无辜者。

但是，对于中国是否有必要确立沉默权制度的争议是比较大的。本人认为是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沉默权制度的推行对改变我国当前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现状不仅有很大帮助的，也是我国贯彻司法民主、司法文明、司法进步的体现。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而保障被告人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从刑事诉讼立法上确立沉默权，让沉默权成为一项合法的权利，让受追诉者可以与司法抗衡，从而体现一种公正的诉讼。从证据理论上讲，沉默权规则也是对偏重自白的证据观的否定。承认沉默权，就表明了这种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获取认罪口供上面。正是基于这一点，并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追求，在确认沉默权的程序中，均严厉禁止并在出现时坚决予以制裁一切违背供述人意志的强迫取证的方法。

第三，我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沉默权是其倡导的 司法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我国理应把沉默权这一国际性的规定在国内法落实。

当然，任何一项事物都有两面性，沉默权制度也存在一系列难以避免的缺陷和弊端，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反对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原因。但是，对于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克服它的弊端，扬长避短，以发挥它的最大优势，服务于人。我们可以从对沉默权的限制和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完善入手，来防范沉默权弊端的发生。本人认为我国在推行沉默权制度的过程中，注意一下几点问题：

第一，在刑事案件中，提高侦查技术，充分应用科学技术手段。在刘根菊教授发表的《沉默权与高科技手段取证》一文写到：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从追诉方角度而言，需要具备相当高的配套措施，其中采用高科技手段取证，获得证实犯罪的大量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间接证据，就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现代科技发展迅猛，我们可以应用信息技术、DNA技术、遥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提高侦查、起诉、审判人员的素质，这是有效推行沉默权制度的保证。目前，我国一些法律人士的职业道德素质还有待提高，律法风气也不是很好，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措施。第三，为了避免由于沉默权的漏洞，而造成更大危害结果，我们应该在某些方面对沉默权进行限制。例如，对于组织犯罪、武装抢劫等危害国家安全或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应限制沉默权。

结束语：沉默权是一种民主平等的权利，是一种人权保障的体现，也是一种法律文明进步的体现。沉默权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有理由走到今天，也一定有理由可以走向未来。在此，祝福沉默权能在中国“安家落户”，将它的光辉洒向中国大地！参考文献：《你有权保持沉默》 ——房保国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刑事诉讼法》——「日」田口守一 著 张凌 于秀峰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刑事诉讼法》——味恩·R·拉费弗 杰罗德·H·伊斯雷尔 著 卞建林 沙丽金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现代证据法与对抗式程序》——詹尼·麦克埃文 著 蔡巍 译 法律出版社

第五篇：对司法警察参与法院执行的初浅认识

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属于人民法院领导和管理的带有武装性质的司法人员，是国家暴力工具之一。主要职责是围绕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开展警务活动，范围很广。包括维～庭秩序、提押罪犯、送达司法文书、对死刑犯执行枪决以及警卫法庭（法院）安全，拘留、押解人犯出庭受审，参加重大案件执行，协助执行人员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等。笔者就司法警察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谈几点初浅认识。

一、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工作的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规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任务是通过行使职权，预防、制止和惩罚妨碍审判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有关执行机构及其职责中规定“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并按规定着装。必要时应由司法警察参加。”可见司法警察参与执行工作有其法律依据，是法律赋予司法警察的职责。法院的执行工作实践也证明了司法警察是执行工作强有力的后盾，是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

二、司法警察积极参与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执行工作。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的民事、商事纠纷需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人民法院承受了有史以来最繁重的审判任务，同时也担负了大量的执行工作。由于种种的因素，执行难已成为困扰着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也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这个问题长时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有的群众和宣传媒体戏称法院神圣的裁判文书为“法律白条”。执行难现象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和社会形象。勿庸置疑，解决执行难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但是，法院从自身深挖潜力仍很有必要，法律所赋予法院的权利和法律措施有没有用足、用好？值得思考。笔者认为，发挥司法警察在执行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是推动执行工作的有力措施。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在人民法院机构中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其形象更直接地体现了国家强制力。从我国的国情来看，由于警察长期以来对社会事务的广泛介入，特别是对司法、执法事务的介入，使得司法警察参与法院的执行工作，更能为我国公众的主流观念所接受；从国际上看，如美国法院部分判决执行就是由当事人申请，由警察去执行的。警察参与执行工作，从一个层面上体现了法律的威严，保证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震慑了部分藐视法律的当事人；从另一个层面上，执行工作不同于审理活动，法官审案强调法官超然公正、中立的立场，是原、被告权益冲突的裁决者，而非权益冲突的一方。而案件一旦进入执行阶段，担负着执行工作的人民法院和被执行人之间似乎处于对立的地位。如果由原来处于中立地位的法官执行案件，执行工作强制性、独立性与法官的公正、中立形象就可能发生冲突，甚至会造成公众对法官公正、中立形象的怀疑和否定，而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司法警察的地位角色更相吻合。由司法警察积极参与执行，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执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司法警察参与执行有利于更好地适用强制措施。执行工作固然需要耐心细致的法制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强制措施是不可缺少的。《人民警察条例》赋予了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中特有的持有警具、警械和枪支的权利，对使用武器也作出相应的规定，这为司法警察处理突发事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也使得由司法警察执行搜查、查封和扣押被执行财产、拘留违法人员等任务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