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

第一篇：行政化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表示，学校最大的措施是鼓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要实现三者自由，关键是要把大学办成民主、共同的学术管理体，让大学工作者既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又能参与大学管理。”

“事实上，民主管理在大学的校级层面相对难以实现，因为校级层面有多学科、多类型，因此我们首先在学院、学科层面上充分开展。”张尧学说。

中南大学采取的做法是学校向二级学院下放权力，二级学院内实现互相制衡。过去院系大小问题都由党政联席会“拍脑袋”决策，如今方案必须先从教授委员会中产生，然后再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在教授委员会上，由教师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们将会对学院员工的绩效工资分配、考核评价等多项关乎教师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进行民主决议。

当然，在实践中，有时也会遇到阻碍。“最大的困难是在教授委员会中，有些教授不会行使权力。”张尧学说。也难免有个别“羞答答”放权的领导，想放权又舍不得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一，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自近代大学创建起,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和变革,最终形成了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客观现实。

从办学方针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清末崇尚“中体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党化教育”,解放后遵循“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使在大学自由度较大的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我国都是将大学视为国家“富国强兵”的工具。国民党统治时期确定的大学宗旨之一,便是在“党化教育”方针指导下,强调“信仰及服从领袖”。由此可见,我国大学地位的从属性和大学功能的工具性,以及大学行政化的萌芽并非今天才有。

从权力基础看,官员身份和资源控制是大学行政化的物质前提。建国后,我们不是把大学视为独立的学术自治体,而是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大学没有了独立性。

从主观认识看,对教育行政化之弊端的认识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931年,梁漱溟就曾指出:“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从客观效果看,总体上,大学行政化倾向与大学功能表现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大学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恰恰是政府对大学不管或管得少、大学行政化色彩较淡的时期。无论是在大学刚刚起步的清末民初时期,还是在大学相对快速发展的北洋政府时期和民国时期,社会基本上都处于动荡状态;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在事实上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其意志在全国各个方面还难以“贯彻执行”,从而为大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我国大学行政化的体制根源

校长任命制与大学行政化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校长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和校长“官员化”的深层原因,被政府直接任命的大学校长必然会更多地对上负责,而不是自觉地对学校、教师、学生负责;另一方面,大学行政化又进一步巩固了校长任命制,使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免制度成为必然选择。

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行政级别不但与学校地位有关,还与校领导的个人待遇直接挂钩。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申请、职称、荣誉、评奖等,都由行政主导,普通教授不容易拿项目,但要当了院长、主任、处长,不仅有了级别,项目资金也容易随之而来。

《规划纲要》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被认为是教改深入到“敏感地带”。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化的第一步，要让大学淡化行政色彩，还需在校内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真正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福重：去行政化才能产生一流大学。从整体上说，大学的宗旨是为人类认识世界增添新知识，学术应该是大学唯一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不过，行政化状态下的大学里面，有两重追求目标，除了学术，还有类似于官员的行政进阶追求。在大学稀缺资源的分配中，处于行政部门的人以及所谓“双肩挑”的人，往往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学术追求与行政追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后者在本质上恰恰是与大学精神背反的。科学研究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事业，需要独立的人格和批评精神，而在行政权力面前，这种独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压抑和挑战。老老实实做学术，可能不如争取个副处级干部来得惬意。

评价大学的标准，本来也应该是学术的，而非行政的。但在行政化状态下，大学评价的标准可以简化成若干指标，进行“数字式管理”，这些指标看似完整和有理，实则弯曲了大学的正确方向。为了契合行政指标、获得办学资金等，大学不得不被动应付，削足适履甚至虚与委蛇，各种教学和科研评比、排行中的造假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被就业”现象突出，社会对此颇有微词，但行政系统需要这样的统计数据，以证明它们很好地完成了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任务。

行政系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中国高校的行政规模也处于不断扩张的趋势。它们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教学、科研或学生的资源，比如在一所大学，也许教授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但行政人员却有条件不错的办公室。机构多了，会议就多，活动也多，各种会议和活动让老师们应接不暇，虽然其中大部分并无实质内容，大学的精力被一点点消耗掉了。

行政化对学生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和学术积极性，被各种行政活动冲击着。大学培养的人，首先要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不在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学校的专业设置，却越来越被要求去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研究高级学问似乎落伍了。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大学更像职业学校。考研热、考公务员热和考证热背后，都可以洞见大学这种急功近利、过于世俗化的倾向。

去行政化的困难在于，国立大学本身正处于行政化的序列中，去行政化是去教育行政部门的自我革命，而大学本身也不能蹴然适应没了主管部门的状态。大家都呼吁教授治校，但被行政熏陶久了的教授们都还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当然需要一个学习过程，但为了让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的自主权必须受到尊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为大学松绑，把学校从被管理中解脱出来，把本应属于学校的资源还给学校。同时，大学也需要找到一批“真正的教育家”，组成类似于董事会的机构，决定大学的办学风格、发展方向。在此之下，教授治校，才可以顺理成章。

国人对中国出现一流大学有热切的企望，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也倚赖未来一流大学的支撑，为此，即使触动一些部门的局部利益，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无序和失败，也不能再把这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后推了。长痛不如短痛，去行政化，终究是值得的。

第二篇：社区行政化问题

浅谈社区行政化问题

摘要：我国社区建设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出自管理需要推动的结果，它的路径选择更多是自上而下，这样就必然导致社区行政化的产生。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引入治理理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新旧体制转型的不断深人，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面临改革和调整，社区建设与管理也成为各国政府行政管理的新课题。

关键词：社区；社区行政化；治理

一

一、概念界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新旧体制转型的不断深人，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面临改革和调整．社区建设与管理也成为各国政府行政管理的新课题。“一般而言，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共同体。构成社区的要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有较稳定和独立的地域界限；有以一定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群体：有维护该地区公共利益的管理机构；有维护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服务设施：群体成员具有地缘上的归属感、参与感和认同感。”而就我国情况来说，社区主要指城市中居民委员会辖区及农村中的村委会辖区。其中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居民、居委会及其他自治性组织。

社区行政化是指城市政府为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实行社会再组织的过程。政府规定统一规划，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内，由上而下，重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

二、中国的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实现城市现代化乃至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社区建设的兴起既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需要。首先，社区建设的兴起取决于社会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社会利益和社会需要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就必然需要打破“单位制”的束缚，实现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其次。社区建设的提出又是政府管理的需要。就我国

现阶段情况而言，社区建设是在“单位”体制瓦解时，政府为了得到公民的政治认同，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缓解管理压力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而提出并自上而下推动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社区建设是社会和政府的共同需要。其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和政府两个方面。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这两者之间，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即我国的社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强力推动的。它更多是自上而下展开的。政府的过度介入和干预，使得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着行政色彩浓。依附性强，参与程度低，自治能力弱的状况，出现了政府的热情高于居民的热情，外援的力量大于内生的力量这一与社区发展的初衷和愿望相悖的令人尴尬的局面。

三、社区行政化的困境

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运作模式导致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其表现主要为：

(一)机构行政化

虽然社区并不隶属于行政编制，且社区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但政府部门经常把社区作为行政末端，常会以下达任务的方式将那些本应该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所承担的工作移交给社区。这样的结果虽然一方面使得社区在机构意义上得到加强，基础设施、办公地点、工作人员都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但从另一方面讲，社区居委会承接政府交办的工作也就变为理所当然。

(二)职能行政化

目前我国社区居委会承担了社区环境卫生、社区治安、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工作，而这些职能工作本应该是政府部门负责。这样一来。社区居委会就承担很多不该负责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使得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色彩加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势严重，居民民主自治被行政化工作覆盖。

(三)运行方式行政化

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对于社区的管理，更多地还是按照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描述，我国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来自于政府的安排和部署，很多社区居委会可以自行决定的事务也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和认可。很多时候离开政府的指挥棒，社区居委会成员就不知该如何开展工作。

(四)成员公职化

现阶段我国社区居委会成员主要呈现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社区居委会选举出

来的社区主任，而另一方面可能又是街道聘任的工作人员。正是基于这两种身份，导致社区居委会成员上对街道负责，执行街道分派下来的行政任务，把社区居委会变成了政府派出机构的派出机构。此外，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大多数社区居委会成员都没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背景，对专业化的社区工作方法并不熟悉，从而只是听从上级政府布置分配任务。

四、社区行政化的影响

虽然社区行政化可以迅速补充“单位制”解体后留下的管理真空。但从根本上讲，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是我国传统管理意义上的全方位管制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在这样的思路下社区居委会更多是被当作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来设计的。被赋予了很浓的行政色彩，在实践中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动员功能和社会事务管理功能，但其自身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极其有限。

(一)增加了政府管理层次

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相当于增加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层次，导致公共财政支出增加，这与行政体制改革中所要实现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现实中社区居民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多，但由于在行政事务和社区事务中有很多混淆不清的地方．以至于相应的社区资源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

(二)社区独立性丧失．自治理念匮乏

社区行政化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政府对社区的控制和主导作用,这样必然会忽略社区自我治理，其结果会导致政府所呼吁的居民参与始终处于低水平。代表社区主流价值和要求的自治组织无法形成。从宏观上看，社区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这将影响社区的协调、快速、健康发展；从微观上看，将导致公民的自信心降低，使得公民很少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其中包括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不能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居民对居委会的态度是冷漠的，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级政府而不是自己的自治组织。

(三)不利于基层民主建设

社区居委会本应是城市居民的自治性组织,其主要担负的功能是发扬基层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但目前存在的居委会行政化并没有实现此功能，基层社会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政治参与也因此受到影响，远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目标。

五、社区治理路径

目前中国社区管理结构、过程和方式都发生深刻的变革，社区行政化在目前及今后的社区建设中并不能起到很大作用。要走出社区行政化的困境，更多地应该引入治理观念进行改革。

(一)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

要真正解决社区行政化问题，首先要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政府管理的介入应该是建立在居委会的自治运行基础上，进行服务、协调、保障和监督上。在我国。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职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实行“政社”分离，需要明确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各自的职责定位，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宏观决策、政策引导、法规规范、资源提供、协调监督。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不是上下隶属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在坚持社区自治的同时，也要自觉接受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积极协助政府机关开展工作。

(二)促进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

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既要分开，也要合作，公共权力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都是公共事务治理主体。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和社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成员的合作。建立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成员单位及社区居民之间的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模式，建立以社区共识和认同为基础的，充分发挥社区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模式。

(三)增强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

社区参与是实现社区自治和促进公民社会发育的有效途径，健全社区组织与管理制度，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及参与意识，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制度途径。政府、社区组织、居民、企业、非营利组织都是社区治理的参与者，通过培育居民自发性的小社团，构建社区参与网络，从而增强社区信任和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总之。社区是城市公共物品的集体消费单元，社区行政化可以迅速填补“单位制”解体所留下的组织管理真空，但无法提供有效服务。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需要从行政化阶段转为治理阶段。社区行政化是因为政府权力扩张而出现，也需要靠政府权力缩小而减弱。政府改革至关重要，社区发展的政策框架需要尽

可能多样化，需要发展社区草根组织，提高居民自治组织能力，需要促进居委会转向群众性自治组织，表达民意，成为政府与居民的中介。

参考文献：

[1]李大琨．中国社会行政管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14．

[2]陈伟东，李雪萍．社区行政化——不经济的社会重组机制[J]．中州学刊，2005(2)：78．

[3]潘小娟．社区行政化问题探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1)：33．

第三篇：教育行政化的弊端

教育行政化的弊端

—大学教育行政化弊端什么叫教育行政化，说白了，就是教育官化、教育权力化。教育中的一切，不是教育自己说了算，而是教育之外的行政官员说了算，因为他们握有掌管教育资源的权力。就这次拜年通知，它的要求对象是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包括大学；通知的口吻完全是指令式的，就是在下达任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教育部和所有这些学校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行政意义上的上下属。下级服从上级，固然是行政领域中的铁定规律；但，行政的归行政，教育的归教育，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教育领域不是要服从，而是要自主。如果没有自由与自主，大学就不会有它的灵魂。大学行政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曾经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但这一体制本身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今天这一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障碍。由于没有反映教育的本质性要求和特征，没有体现教育的专业性、自主性品质和精神主旨，现行教育制度缺乏内在的合法性及相应的权威。以其规范的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理性方向，成为简单化、片面化的教育。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显示了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针对争论数月的高校“去行政化”的教育改革，中央政府一锤定音，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教育部长袁贵仁透露，高校改革将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他认为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与校长为正局（厅）级，专科院校的书记、校长则为副局（厅）级。进入21世纪之后，为加强对高校的管理，位列985高校的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出现了所谓的“副部级大学”。这一情况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很多弊病。

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中央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从政府官员中选拔高校领导的做法，致使那些有先进办学理念、较强管理能力，但无行政级别者，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而那些从官僚体系中选拔上来的领导，对办学兴趣不大，更在乎领导岗位所带来的职务变动、级别变化。这些人的首要身份是官员，其次才是教育管理者。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1所985高校党政一把手进行调查发现，22名党政一把手中，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1人，占50％，其中，直接从教育部司局长岗位到这些高校任职的就有4名。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可避免地助长大学的功利主义。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2007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就批评了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导致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他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这些弊端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影响下教育的本质错位

高校泛行政化、官僚化现象日益蔓延目前高校行政管理的泛行政化、官僚化主要体现在：

（一）：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官本位” 色彩依然浓重。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大学的整个管理体系都是按照行政原则，类似政府管理部门的体系建立起来，行政人员群体庞大，学术人员如教授、博士、学科带头人等与行政部门负责人身份混杂，高校对干部的考核、提拔、任命也效仿政府机关，要求比较严格，程序大体相当，且职务之间的待遇、权力、相应享受的权利差距较大，因此，很多行政人员都感觉在高校得到“一官半职”，能够使自己的生活、待遇条件和地位大不相同。以这样的思想出发办学，结果可想而知。在这样“官本位”意识的不断强化下，大多数情况下，很多高校教师都重自己的行政身份而轻自己的学术责任，对担任职掌权乐此不疲，对科学研究敷衍马虎。这些都导致了本质性的错位，大学在百度百科里这样解释:泛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是指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高等教育机构。这里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教育机构，说明整个的管理体系以行政为原则本身就存在问题。

（二）：行政机构难以“消肿”，人浮于事现象依然存在。

很多因为临时需要而建立的行政部门因时过境迁无事可做，但依然存在，没有淘汰，反映出了行政制度的不合理，和行政运行机制的不健全。如许多大学在扩张的时候都会建立基建处，招了很多人，定职给级。但是在任务结束后，这些部门人员没有任务或任务很少，但和别的工作繁忙的部门待遇一样，仍然能坐享处长、副处长、科长的待遇，这种现象在高校层出不穷，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改观。长此以往便会滋生出更多的问题。

（三）：扩张的个人欲望驱动官僚主义的滋生扩张。

随着社会经济意识的提高，高校各行政管理部门在“利益” 的驱动下，对有利可图的工作滥用职权，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尽最大可能为本部门或本人进行“创收”，人为的不顾集体利益设置工作障碍和关卡，不顾学校的利益和长远发展，“一心”为自己谋利益，该公开的流程和制度不公开，漠视国家教育的法律法规，人治大于法治，对于无利可图的工作则相互推诿，拖拉，造成人为的“管理停滞”等官僚主义作风和“衙门作风”。

教育中存在的过多的教育行政化。使得办教育成了一些人敛取好处的场所，最终会导致本质的错位。

二、行政权力下学术与行政权力模糊导致的资源浪费

高校行政管理的制度缺乏创新也是教育行政化的弊端之一，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制化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长期以来，高校改革由政府主导，没有民间力量的参与，而且重点集中在教学科研运作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因而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陈旧落后，并未得到关注与改革。表现为：一方面，规章制度落后于管理的发展需要；干部岗位职责划分不清，工作中扯皮、拖拉现象时有发生；对行政管理工作监督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局面，最终导致工作的失误；学校内行政会议多、文件多、指令多，而真正对教学科研起推动作用的事却被束之高阁；部门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职责不清，导致高校教育资源隐性流失，影响高校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近几年高校的急速扩招，在校生人数呈现出较快增长，高校教职工迅速从“人员过剩” 变成“人员不足”，多数高校几乎所有方面的人员都出现“缺编”现象，大量招用新的人员成为高校用人的关键。这样的变化掩盖了高校人员结构本身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导致改革无法向深入推进。高校用人制度、人员结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深层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积累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的诟病。能够有效提高运行效率的机制需要尽快建立起来，学校的这些问题长期的得不到解决，使得属于发展学校本身和学术建设的资金被“瓜分”。这些都显而易见的成为高校教育中资源隐性流失，阻碍学校发展的“绊脚石”。

同时，行政化导致高校领导职位成为某些干部官升一级的台阶，只是自己实现仕途理想的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会另谋高就。因此造成高校工作得不到连续。频繁更换一所学校的校长，会导致大学发展难以形成独立发展的特色。工作的阶段性也使得每一届领导能够尽力为学校谋发展。只是做“太平官”，在自己的任期内不犯错，但在工作方面也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行政化也让高校领导不思进取。这些对于高校的教育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三、行政化导致高校学术氛围弱化。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务。第四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维护广大教职员工的合法权益。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合法权益虽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在国家法律与教职工权益之间缺乏具体制度的衔接，没一个强有力的机制作保证，从而形成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方面模糊、学术权力弱化的局面。在以往行政权力居于优势的现行制度，让没有掌握“教育资源”的学术权力被弱化。学术权力的弱化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高校是搞学术的地方却成了满足个人利益与权力的“角逐场”。

高校行政管理部分人员业务素养低，亟待加强高校业务人员素养就要进行行政管理改革，从认识上看，我国大多数高校把管理当作一般性的事务性工作，没有形成对管理工作的正确认识。对管理工作和管理干部均缺乏应有的关注，形成了长期的片面化理解，认为管理工作“人人都会做，人人都能做”。从来源上看，我国高校的管理者来源构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优秀教师或者各种优秀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二是留校任教人员；三是从社会应届毕业生中考试选拔：四是由政府官员中选择高校领导。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中央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政府手中。所以不管是以任何渠道进入到高校管理系统的，最终都会由于“行政化”成为弱化学术权力的主力军。

众所周知，教育制度与社会上的任何制度一样，其内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正、文明、合理、公开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而如果缺乏这些特征，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进而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无形中减弱。而在我国教育领域中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得管理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协作合作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教师发号施令，甚至要求教师们要对他们的权威表示敬畏，教师们却几乎没有质疑和反对的余地，也没有这种权利。可以说正是我们长期秉持的行政制度抑制和掩盖了学术制度，造成了行政权力至上的结果。而行政原则至上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教师的责任心。这与我们提倡的发挥个体的积极性背道而驰。行政化要求我们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行政的一个重要原则。教育行政化最大的弊端就是，导致学校有最大发言权的不是教师，而是教育干部。正因为是教育干部，他们在学校里有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权力一旦得不到约束，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学校的教育干部比一般教师有更大的发言权，谁能保证他们不滥用权力呢，这不但损害了教师的利益，还会容易形成一个错误的导向，那就是教得好，不如做干部。在此错误的教育导向下，谁还会静下心来搞教育。从这些出发，高校的学术氛围弱化便成了必然。

四、教育行政化引发的教育腐败

第四篇：行政化捆住教育家手脚

以我的观察，目前我们的教育界存在“四少四多〞的情况：热爱钻研所教所研专业的老师少，照本宣科、了无生气的老师多；擅长启发与创意教学的老师少，积年不变固步自封的老师多；擅长沟通与学生为友的老师少，敏感虚荣沾染官气的老师多；富有才华的老师少，平庸无新的老师多。

教育家不应当只是知名学者，本质上应是教育界领袖。“领袖〞的标准至少应包括：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有系统的经营管理的思想；有能与普通学生和教师沟通、赢得普通师生赞同票的沟通能力。可惜，现在多数校长更像“官〞。

我认为，教育机构应给予校长更多的独立管理责任，让他们拥有自主治校的权利，让教授、教师和学生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不是什么都由行政主管机关决定；校长要有对教师、对学生负责的意识，而不仅仅是向行政部门交代。这种教育领导者，需要拥有独立人格、沟通魅力、学术理解力与探索空间。过度行政化的管制，产生的不是教育家，而只会是例行公事的“教育公务员〞。

导致“教育行政化〞的局面原因很多，我归纳成三点：一是主管部门对学校独立管理不放心；二是教育机构内部形成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很难真正以教育为本、以人为本；三是探索真正的教育规律比拟困难，而行政化手段却简单得多，所以教育管理者更乐于借助行政工具。

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行政化做法可以用于一时的调整与纠偏，但不适合长期、整体地管理教育工作，否那么，它会弱化教育创意和学术竞争，并使那些本应受到重视、并遵循教育规律去处理的重要问题纳入行政化模式中。

教育规律的内在是“人〞。考试这种方式，从小学延伸到大学，再延伸到大量的免试直升研究生甚至到博士，说明我们对生动的教育规律的漠视。我们的教育缺乏对中国产业人才需求的系统研究。说到底，教育行政化就像是搞方案经济，而且是连供求规律也没弄明白的低水准方案经济模式。

温总理指出，素质教育推行多年了，我们的学生却为什么还是缺少“素质〞？依我看，“教育行政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家教与亲子教育领域又缺乏社会对策，社会组织与教育单位的互动也不够。我们急需一个大教育范畴下的革命性革新，而不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在原有模式下的修修补补——因为，仅凭教育行政自身的革新能量，很有限。

第五篇：大学社团的行政化

大学社团的行政化

大学，自由民主之地也，研究学术之所也。大学社团，是促进学生友好交流，提升各方面素质的有效途径，团结同学，增强责任感的可行方式，进入大学，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社团的侵袭，从大一的基层开始，到大二的副部再成为主心骨，这是成功者的路径，然而大部分人是中道崩殂的，他们由于没有成为社团的领导团体的一员并且不愿与下一届的学生受到同等的待遇而选择了离开。所以，大学社团的人员组成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大一是主力，领导阶层是很少的。说道领导阶层，就不得不说说大学社团的结构与职位，社团的职位一般有主席(或者会长，社长)一位，副主席两位(大多数)，秘书长一位，这是核心领导层，还有几个部，是负责执行的，每个部一般部长一名，副部长两名，作为未来的继承人，还有部员几个不等，他们是社团的基层劳动者。一般来说大一当部员，大二是副部长，大三是部长，大四是主席，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大量部员会在大二选择离开，这就造成了一种传统的稳定形式。副部长既然是部长的最可能人选，那么副部长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换言之，社团的领导人是怎样选出来的，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最近大学的各大社团与学生会都相继已经或者将要换届了，那么他们的社团干部是怎样产生的呢？大部分情况来说，我们的社团标榜的是民主选举，但是我们事实上很少见到选举的真实存在，似乎连选举的形式干脆也抛弃了。大部分的换届干部已经是内定好的了，既然已

经知道了结果，那为什么还要在乎那些“繁文缛节”，干脆把民主的形式也抛弃了吧，于是我们的社团换届纯然变成了私人操控的，在院学生会是辅导员院领导说了算，在其他社团也是几个重要的部长考个会就决定了，更有甚者，某些院的几个女生在自己宿舍开个会就将整个学院的所有部长定了下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一无所知他的过程，只知道某一天一张通知下来，换届了，我们身边的某些人成为了新的干部。这样草草的样子真的好吗？我不否认这样的的优点，事实上我们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选举产生也有着类似的现象，这是为了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保证施政方针的有效继承，苏联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样做的可行性，西方的虎视眈眈也使我们不得不如此。然而，我们小小的社团需要这样吗？会有人试图颠覆你的社团吗？会有敌方试图打入我军内部吗？可笑。

现在许多社团的宣传语或者报纸通知上，居然也出现了“平稳过渡”的 字样，着实令人可笑，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化令人发憷，平稳的集成过渡十分重要，对于保障国家的安全已经政策的实施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然而，小小的社团有这么可怕吗？平稳过渡，只是一种官腔，一群官腔体系中的一句，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话就是形式主义，他为加大社员的差距与阶层感推波助澜，使整个社团的民主思想也走向瓦解。这只是一角，在某些社团里，行政化的干部俨然已成为官员，摆架子、颐指气使、假大空的会议盛行，干事与干部的差距加大，不仅事实上思想上也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些行为都已经违背了

大学和社团的本质，需要去之，结合实际情况改之。社团是学生发展提高的基地，不是腐败增值的土壤，某些人如有他图，望另寻佳径。虽有众多行政化打来的的缺点，但是我们的社团还是有许多生机勃勃的，闻前同桌说他们的选举进行了一下午，想想我们，不在一个世界，又说她被选为预备党员，这在西安各大高校没有担任班干部大一被选为预备党员简直就是异数。对于社团的将来建设，路还是很长，我们还是要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起来，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改进、完善自己，让我们的大学社团发展起来，真正达到他产生的目的，发挥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