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流媒体涉日报道的分析

第一篇：对主流媒体涉日报道的分析

对主流媒体涉日报道的分析

[摘要]通过对2010―2014年《人民日报》的涉日报道进行统计并定量分析，发现：（1）整体上讲，日本的曝光率低于美国，高于俄、英、法等国家；政治类报道最多，历史类报道次之，文化类报道最少；以负面报道为主，以中性报道为辅；短篇、中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居多。（2）《人民日报》倾向于选择较为严肃的话题，从政治、历史和中日关系方面来塑造日本国家形象。（3）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的对日报道正面的数量显著减少，历史问题与长篇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人民日报》的这种鲜明立场与态度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

[关键词]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涉日报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15

基于地缘政治学观点，日本因素是我国在处理东亚国际关系和自身核心利益中的最重要一环。然而，围绕钓鱼岛问题，近两三年来，中日关系逐渐陷入僵局，特别是2012年9月11日日本内阁决定“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三个岛屿将其“国有化”一事，几乎将中日关系推向了无法扭转的局面。在日本《读卖新闻》所做的“2012年民众认为最有影响的十大新闻”调查中，“购买钓鱼岛使日中关系恶化”高居第五位（居前四位的分别是诺贝尔医学奖、新东京铁塔、伦敦奥运会、日本大选），是唯一一则涉及国际关系的新闻。从1978年开始，日本内阁每年都会对日本国民进行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其中之一就是对中国印象的舆论调查。2013年11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府发布的“2013年外交政策民众舆情调查”显示，日本民众认为日中关系处于良好状态的仅为3.6%，达到历史最低点。[1]中日两国政治上互不退让的立场与态度，使两国民众间的对立情绪愈发升温，在国家利益遭遇空前冲撞之时，主流媒体该如何以专业的见识与能力，以主流舆论引导民众，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呢？这一问题对中日两国媒体与两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都很重要。在日本主流舆论与中日关系影响方面，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媒介对国家形象塑造的作用与意义。李双龙等[2]指出，中日双方在相互理解和形象塑造上造成的偏差出自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互利益等多种因素，媒体也在其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本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通过中国元素持续强化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大和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推动全社会高度关注国家发展战略议题，从而确保舆情沿着其预设的轨道深入发展[3]，而我国主流媒体的涉日报道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拟以2010―2014年《人民日报》的涉日报道为对象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建构敏感国际关系背景下中国主流媒体对日本国家形象塑造的整体框架。

一、研究方法

1.报纸选取

《人民日报》创刊于1948年6月15日，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中央级全国性综合类日报，2013年的日发行量超过300万份。[4]作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及其影响力决定了其在呈现日本国家形象及引导受众对日本认知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时间段选取

为了既能够全面呈现近5年来《人民日报》所塑造的日本国家形象，又能够反映日本购岛事件前后中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日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本研究的时间段选取为2010年1月1日～2014年10月31日。

3.抽样方法

所采取的抽样方法是：首先从每年12个月（2014年为10个月）中随机抽取3个月，在3个月中抽取1个随机点，从8天中抽取1天，每年形成3个构造周，然后采用人工翻阅的方式进行数据记录与统计，筛掉与日本报道主题相关性低的文章，最后确定以日本为主要报道主题的文章为144篇。

4.类目建构

我们把所抽取到的样本分为三大类目，即报道主题、报道倾向和文章篇幅。

（1）报道主题：鉴于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背景，将《人民日报》中有关日本的新闻报道，根据其主要内容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军事六个主题。其中，政治类报道包括对有关日本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活动、日本国家政策、日本对外关系及中日两国的外交活动等方面的报道；经济类报道包括对日本国内经济及其在国际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呈现的经济状况的报道；文化类报道包括对日本的旅游气象、教育文化、科技医疗、日本或中日间的体育赛事等方面的报道；社会类报道包括对日本社会的自然环境、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及中日之间的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报道；历史类报道包括对有关日本的历史、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纷争等方面的报道；军事类报道包括对日本国家的军事调动、国防政策及中日间相关军事活动等方面的报道。

（2）报道倾向：根据新闻报道的用词和内容，我们将《人民日报》中有关日本的新闻报道从报道倾向上区分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负面报道三种。赞扬日本政府有关政策和做法的报道属于正面报道；批评日本政府或有可能对日本形象引起不利联想的报道，归入负面报道的范畴；其他客观且不带任何褒贬色彩的陈述事实类新闻均被列入中性报道。

（3）文章篇幅：将文章篇幅按字数的多少分为短篇、中篇和长篇，其中300字以下的为短篇，300～1000字的为中篇，1000字以上的为长篇。

5.信度测试

从确定的144篇新闻报道中，随机选取40篇，请两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和试分析，编码员之间的信度为0.9。

二、研究结果

通过对人民日报图文版数据库中2010―2014年《人民日报》有关日本报道的统计整理，再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1.《人民日报》对日本报道的分类统计

（1）对日本的报道次数低于美国，高于俄、英、法等国。主流媒体对某个国家相关报道的次数说明了该国因素的重要性。2010―2014年《人民日报》对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5个国家的报道次数分别为1 415次、5 519次、594次、439次和939次。由此可见，2010―2014年《人民日报》对日本的报道次数明显低于对美国的报道，但明显高于对俄罗斯、英国、法国的报道。美国的综合国力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世界各国媒体都会对其保持高度关注，因此美国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曝光率高是顺理成章的。而相对于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国而言，《人民日报》涉日报道的高频次反映了日本在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2）政治类报道最多，历史类报道次之，文化类报道最少。在所抽取的2010―2014年样本中，《人民日报》的涉日报道主题归类统计见表1。由表1可知，近5年间《人民日报》以日本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文章中，政治类报道最多，占总数的34.7%；其次是历史类报道，占27.1%；而文化类报道最少，仅占4.9%。

（3）以负面报道为主，以中性报道为辅。2010―2014年，《人民日报》对日本的报道以负面报道为主，占44.4%；以中性报道为辅，占368%。相对而言，对日本的正面报道较少，只占到样本总数的18.8%。

（4）短篇、中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居多。我们将报道篇幅与报道主题、报道倾向进行交互分析，结果显示报道篇幅与报道倾向是有联系的（见表2），这说明不同报道篇幅的文章在报道倾向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短篇、中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居多。

2.《人民日报》呈现日本国家形象的框架分析

从报道主题来看，《人民日报》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历史六大方面来呈现日本国家形象的。

（1）通过政治类报道呈现日本的政治形象。在所抽取的研究样本中，政治类报道共50篇，其中正面报道7篇，中性报道14篇，负面报道29篇。在正面报道方面，《人民日报》主要报道了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以及双方领导人接见民间友好团体等内容，如《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2010年5月29日）、《李源潮会见日本青年领导访华团》（2011年9月23日）、《习近平会见日本众议院议长》（2012年5月4日）、《唐家璇为日本众议院议长举办欢迎早餐会》（2012年5月4日）等。《人民日报》涉日新闻的负面报道则集中在对日本政府的丑闻、不当言论，以及安倍政府诸多破坏邻国关系的挑衅行为的报道上，如《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亚洲的威胁》（2013年11月22日）、《国际社会抨击安倍新年讲话》（2014年1月2日）、“日方必须对严重政治后果承担全部责任》（2013年12月29日）等。中性报道多是消息类的新闻，主要涉及日本与其他国家间的外交活动。

总体而言，2010―2014年《人民日报》关于日本的政治类报道向民众呈现出日本是一个负面的政治形象：对内，领导人更换频繁，民众不满政府的右倾做法；对外，与邻国关系紧张，国际言论多是对日的批评之声。

（2）通过经济类报道反映日本的经济状况。在所抽取的样本中，经济类的报道较少，仅有10篇。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希腊债务危机对亚洲及日本的影响、日本外汇储备、日元升值压力、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整体报道倾向为中性偏负面，反映了日本经济不容乐观但又有所复苏的迹象。

（3）通过社会类报道呈现日本的社会状况。在所抽取的样本中，关于日本社会类的报道有26篇，大致涉及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的自然环境、社会问题三方面。其中，关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报道有7篇，表现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与互相帮助；关于日本自然环境的报道有16篇，主要报道了日本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的问题；关于社会问题方面的报道有3篇，分别关注了日本食品藏针事件、企业丑闻和疾病传染的问题。整体来看，《人民日报》报道了日本抗击自然灾害与应对后续问题方面的内容，在报道立场上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较为客观。

（4）通过文化类报道呈现日本的文化状况。在所抽取的样本中，关于日本的文化类报道只有7篇，主要关注了中日间的体育赛事、日本的科技发展等。关于日本科技发展的报道均持客观、坦诚的态度，介绍了日本在航空、新能源及其他高科技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如《日本‘晓’号探测器启程赴金星》（2010年5月2日），呈现出日本科技强国的国家形象。但从整体的报道比例来看，《人民日报》对日本的文化类报道相对于其他议题来说较少。

（5）通过军事类报道呈现日本的军事形象。在所抽取的样本中，军事类报道共12篇，相对于政治类、历史类和社会类报道较少，相对于文化类和经济类报道多些，在6个报道主题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这类报道内容多关注相对负面的内容，如《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2010年10月11日）、《日本仍存核余悸》（2011年11月3日）等，呈现出日本在军事上激进、右翼势力抬头的形象。

（6）通过历史类报道反映日本的历史形象。2010―2014年《人民日报》所涉及的有关日本的历史类报道有39篇，共分为四大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23篇），歪曲历史、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问题（10篇），钓鱼岛问题（3篇），慰安妇问题（3篇）。在有关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上，《人民日报》对具体事件的呈现和评论体现出一定的深度与力度。比如，《人民日报》对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报道数量最多，达到23篇，称其是“恃强耍横，公然挑衅”[5]，并援引中国驻英国大使随笔“如果把军国主义比作日本的伏地魔，靖国神社无疑是藏匿这个国家灵魂最黑暗部分的魂器”[6]，痛斥了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错误行径。在所抽取的样本中，对于日本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美化战争言论的相关报道共有10篇，并进行了严厉批驳，如“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铁证如山”[7]。《人民日报》有关钓鱼岛问题、慰安妇问题的报道共6篇，主要报道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批评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低调态度等。

3.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对日报道情况比较

2012年9月11日，日本内阁决定“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3个岛屿，并将其“国有化”，至此中日关系跌入低谷。在所抽取的样本中，在日本决定“购岛”前（2012年9月11日前），《人民日报》以日本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文章为63篇，在日本决定“购岛”后（2012年9月11日后），这类文章为81篇。除了在报道数量上有变化以外，在报道主题、倾向和篇幅方面也都有所变化。

（1）报道主题方面：将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主题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人民日报》对日的文化类、军事类报道在日本“购岛”前后无显著性变化，历史类报道在日本“购岛”后呈显著性增加，政治类报道在日本“购岛”后也有所增加；社会类、经济类报道在日本“购岛”后显著性减少。

（2）报道倾向方面：将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倾向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对日本议题的中性报道无显著性变化，正面报道显著减少，负面报道显著增加。

（3）文章篇幅方面：将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篇幅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对日本议题的长篇报道呈显著增加之势，短篇、中篇报道无显著性变化。

三、结论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日本的曝光率低于美国，高于俄、英、法等国家；政治类报道最多，历史类报道次之，文化类报道最少；以负面报道为主，以中性报道为辅；短篇、中篇报道以中性倾向的居多，长篇报道以负面倾向的居多。

二是《人民日报》倾向于选择较为严肃的话题，从政治、历史和中日关系方面来塑造日本国家形象。

三是在日本“购岛”前后，《人民日报》关于日本议题的报道在主题、倾向、文章篇幅三方面均发生了一些变化：正面报道的数量显著减少，历史问题与长篇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人民日报》的这种鲜明立场与态度代表了中国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

[参考文献]

[1]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广报室.内阁府舆论调查报告书―外交舆论调查[EB/OL].（2013-10-10）[2014-02-15].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5/h25-gaiko/index.html.[2]李双龙，张国良.传播报道与中日相互形象的形成[J].新闻记者，2002（12）：50.[3]林晓光.日本对华战略文化形成的社会舆论机制――“普通国家”的身份建构与媒体的“共识动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2）：17.[4]人民网.2013年本报发行量超过300万份[EB/OL].（2013-01-01）[2014-02-1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01/c1026-20068402.html.[5]刘江国.严防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N].人民日报，2013-12-05（04）.[6]刘晓明.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伏地魔[N].人民日报，2014-02-18（10）.[7]刘军国.对日本修订教科书审订标准“严重关切”[N].人民日报，2013-12-03（13）.

第二篇：美、英、澳3家主流媒体奥运报道分析

美、英、澳3家主流媒体奥运报道分析

摘要：关键词： 主流媒体 北京奥运会 报道主题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2008年8月4日－8月13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10天）的时间段内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网络版的北京奥运会相关报道，考察西方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

关键词： 主流媒体 北京奥运会 报道主题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2008年8月4日－8月13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10天）的时间段内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泰晤士报》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网络版的北京奥运会相关报道，考察西方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主题、特色和技巧。

北京奥运会是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事，也是13亿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一方面，中国希望借奥运的平台向世界展示其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世界也希望乘奥运的东风进一步走近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大国，对这一正在日益现代化的东方大国多几分了解。因此，北京奥运会以其特殊的意义吸引了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充分报道。为了了解国际著名媒体眼中的北京奥运会“故事”，并从中借鉴传播技巧，笔者将在本文中探讨分析美、英、澳的3家著名报纸的网络版2008年8月4日－13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10天）的时间段中的北京奥运会相关报道。选择以这3家报纸（网络版）为考察对象的理由如下：

《泰晤士报》是英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并且闻名于世，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纽约时报》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日报，并且以“档案记录报纸”著称，声名远扬，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力。这两家报纸分别作为欧美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西方世界报刊传媒对现实的呈现、构建。而《悉尼先驱晨报》则是澳大利亚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也是该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在西方社会中，澳大利亚这一大洋洲的英语国家从发达程度上来说与美英相比有差距。将之包括进本文的研究实例中有助于提高本文考察对象在地域分布和发达程度分布上在西方的代表性。至于以网络版为考察对象，则是为了方便资料收集。

一、研究时间段中3家美、英、澳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量

通过对研究时间段中被选定的3家美、英、澳主流媒体网络版的内容进行考察，笔者发现它们都发表了大量围绕北京奥运会的文章，显示出其对这一由中国举办的世界体育盛会的高度关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网络版上可以不断增添上最新内容，在操作上笔者只能依据其在上网考察、下载时见到的文章进行讨论。）

《纽约时报》网络版围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行了广泛、大量、密集的报道。8月4日，该报出版了长达12页的奥运会专版，刊登了多篇介绍北京奥运会的长文，并配以大量彩色照片。从8月4日到13日，从下载的文章量来看，每天有10来篇，或者超过这一数字。《泰晤士报》网络版上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量虽然不及《纽约时报》，但从下载的文章看也有80多篇，与同期其他主题的文章数量相比，也已占据明显优势，凸现出了其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之高。《悉尼先驱晨报》网络版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尽管从文章篇幅看比不上美、英的两家媒体，但在数量上却远远超出了上述美、英两家媒体：多达200多篇。

这些无不说明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这些关注可以说一来缘起于奥运会本身，二来也反映出其对我国作为本届奥运会东道主国家的关注度。众所周知，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体育赛事，也是参与国家最多的体育盛会。其和平、友谊、进步的宗旨，更快、更高、更强的箴言，“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的目标，“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以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1]的精神，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公众，历届现代奥运会因而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而作为2008年奥运会东道国的中国不仅有着古老的文明、悠久的历史，而且更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焕发出新的惊人活力，其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令世界刮目。中国，以其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已经在世界上引起瞩目。尽管伴随着这种瞩目也有一些挑剔的议论，有一些对中国发达后何去何从的疑虑等，但是，外国对中国的关注度近年来大为提高却是客观事实。面对现在这个走近奥林匹克、走近中国的绝好机会，外国媒体当然不会错过。它们纷纷派记者到北京，持续地关注北京奥运会，捕捉各种新闻素材，大力进行传播。

二、这3家媒体北京奥运会报道的主题

对研究时段中这3家媒体网络版内容的梳理发现，奥运会开幕前后的这10天中，从它们围绕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主题、重点上来说，开幕前5天和开幕式举行后的5天之间有所不同：前5天的报道主题相对不是很集中，而且时而老调重弹地涉及有关人权、宗教等西方媒体传统上突出强调的政治议题，多少带有以其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套中国的现实的色彩。而在后5天中，主题转为更加焦点化，奥运开幕式、奥运赛场及赛事、运动员和奥运团队、奥运会的组织工作等，成为集中关注的重点。

在奥运会开幕式举行前（8月4日和8月8日白天）5天中，《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奥运相关报道围绕的主题主要有：奥运期间的安全问题，中方的东道主准备工作（包括中国有关工作人员为反兴奋剂所作的努力），著名运动员和体坛新秀（尤其是关于美国的和中国的运动员），北京的环境问题（空气质量问题），对“鸟巢”和“水立方”建筑的描述，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奥运期间的一些外地来京务工者面临的境况，人权、宗教等美国主流媒体传统上突出关注的政治议题，等。对于那几天中发生的相关事件，也展开了报道。如：新疆喀什市8月4日清晨发生严重暴力袭警事件，致16人死亡16人受伤，该报网络版于8月4日迅速予以报道，并于5日继续进行报道。又如，美国总统布什8月5日抵达韩国，开始其亚洲三国行，而后在结束对韩国和泰国的访问后，赴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纽约时报》网络版对之接连进行报道。8月5日，美国前冬季奥运会冠军、“达尔富尔团队”发起人之一乔伊•奇克被中国取消签证一事，该报网络版于8月6日在题为《中国为自己有权对活跃分子拒签进行辩护》一文中进行了报道。[2]自8月8日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起，开幕式、奥运赛事、运动员和奥运团队成为最主要的话题。其中，8月8日关于奥运会的报道以《北京奥运会以盛大的仪式开幕》为题，其导语写道：“欣喜若狂的中国，一个古老而如此坚定地要努力成为现代强国的国家，周五晚上终于迎来了其奥运时刻。”“世界各国政要在中国国家体育场观看，北京奥运会以直上云霄的焰火、盛大的演出和对于中国文化和国际友好的庆祝开幕。”[3]此外，这一时段《纽约时报》网络版奥运报道涉及的话题还包括：美国游客在北京一座鼓楼遇害（该网站的有关文章标题点明了遇害游客为美国排球主教练亲戚）；新疆阿克苏地区发生爆炸事件；美国全国篮球协会进入中国篮球运动市场的发展现状；新疆喀什发生暴力袭警事件；奥运纪念品销售；在北京机场戴面罩的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再次致歉等。

《泰晤士报》网络版在奥运开幕前5天中的报道主要涉及：运动员的备战情况（主要是英国和中国），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其中包括奥运会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国为反兴奋剂做出的努力等），北京的环境和空气问题，奥运安保工作，北京奥运会遭遇票务骗局，中国的国球：乒乓球，新疆爆炸案并由此引申到此次奥运会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此外，人权、宗教、“藏独”等问题也是这一时段报道较多的内容，其中多次提到藏独分子对北京奥运会的抗议，并采访了因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鸟巢）门口公然展示藏独旗帜和标语而被捕的苏格兰抗议者家人。[4]而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行之后，《泰晤士报》报道的重点转移到了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奥运会的赛场赛事、运动员以及观看比赛的中国观众。例如，在该报网络版8月7日的文章中，提到了中国观众和志愿者，指出“当8月6日徐媛为中国女足率先攻入一球时，天津体育场内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整个民族出动了......可以想象，接下来的半个月将充满了嘶哑的呐喊和欢呼”[5]8月10该报网络版的一篇文章描述说，“而在8月9日陈燮霞为中国夺得首金时，大屏幕前聚集着一大群观看她比赛的志愿者。他们伸出双臂，准备热烈鼓掌，但当看到有不少外国朋友在身边时，这些来自东方礼仪之邦的年轻人压抑住了纵情呐喊加油的冲动，转用更为温雅的方式表达民族自豪”。[6]随着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众多秘密（如29个“烟花脚印”是如何制作的，点火方式的创意由来，李宁飞天漫步点火如何做到的等），《泰晤士报》也在11、12号的网络版中报道了这些“揭秘”。此外，这一时段的话题还包括：北京市民欢庆奥运，奥运会运动员排队看中医；美国游客北京遇袭；中国进一步加强安全戒备；伦敦奥运会（下一届奥运会）的相关准备工作情况等。

《悉尼先驱晨报》网络版在8月4—8号的报道中主要议题有：运动员备战情况，澳大利亚几个具备夺金实力的项目介绍，奥运会期间的航空，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的天气预测，开幕式排演，国际奥委会动态（奥委会主席罗格认为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中国发展的里程碑），澳大利亚奥委会动态，北京奥运会的票务诈骗事件及其受害者，奥运会安保工作，澳大利亚电视媒体对北京奥运会转播的准备工作，奥运火炬在北京的传递，新疆喀什发生的暴力袭警事件。人权、藏独等西方媒体普遍热衷讨论的问题也在议题之列，例如，其8月8日题为《奥运前日：全球范围的抗议》的报道提到，“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在中国驻巴黎、驻华盛顿、驻渥太华大使馆，以及在印度、尼泊尔、伦敦等地都有抗议人群出现。”[7]8月8日当晚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后，《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议题较之前也略有不同，关注的重点包括：奥运会开幕式，赛事赛况，奥运明星的幕后故事，前奥运选手现在的生活，澳大利亚的中国“海外乒乓军团”，北京的天气和气候，奥运期间的国际关系，美国游客遇袭，奥运安全工作进一步加强，以及天安门藏独抗议分子被捕等。

纵观研究时段中上述3家西方媒体的奥运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对有关事件它们总体上进行了较客观的报道，但个别文章显示出对情况不够了解：例如，《纽约时报》网络版有篇文章称中国媒体对一再夺金的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关注不够。而事实上中国的传媒对菲尔普斯再三进行了报道。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3家媒体都肯定了中国政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并称赞了奥运志愿者及相关人员的热情和周到的服务。对于开幕式的报道，多数文章以盛赞为主，但也有文章援引了不同观点，如称之“过于机械化”、“铺张”等。[8]对开幕式表演中《歌唱祖国》的真正演唱者杨沛宜因“换牙”问题而改由形象更好的林妙可替代出场，这3家西方媒体的有关报道，均表现出了疑惑不解。而在一些涉及人权、民族矛盾等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时，它们的报道则显示出与以往多少有些大同小异的论调。

三、报道手法技巧

从新闻业务上来说，美、英、澳的这3家著名媒体在报道中都显示出娴熟的报道技巧。具体而言，在本文研究时段中，它们的奥运相干报道展现了如下特色和技巧：

1．注重援引多元的信息源。强调多元化信息源是国际上的新闻报道惯例。国外公众在接触媒介信息时，也会期待获得来自多种信源的信息。上述3家媒体作为国际著名报纸，显然深谙此道并在此次奥运报道中娴熟地将之应用。如《纽约时报》网络版关于新疆发生暴力袭警事件的报道《正当中国准备召开奥运会之际，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援引了新华社、中国官员、人权鼓吹者、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专家、一位中国当代国际关系学院的反恐专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者、华盛顿情报研究和分析中心一位成员等多个信息源，其观点各有不同。与此相似，《泰晤士报》在报道该事件时也引用了目击者、当地维吾尔族人、当地官员、中国官方声明及北京奥组委发言人等多个信息源，引述了其不同言论。

2．善于捕捉亮点、寻求独特的角度，善于以具体生动的事例切入。例如，8月5日《纽约时报》网络版的一篇报道西太平洋的岛国马绍尔群岛派出运动队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文章，强调了这是这一岛国首次参与奥运会，在标题中将之称为马绍尔群岛“在世界舞台上的首次亮相”（“A Debut on a World Stage”）。又如，《泰晤士报》的记者以切身体验将北京奥运会与亚特兰大和雅典奥运会进行了对比，写道，“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很幸运地只花了4个小时就领取到了资格认定。四年前在雅典，我花了2个小时出机场，从机场巴士下来后又花了半小时找到记者村的住处。而此次我11：20到达北京，10分钟后我就通过了资格/身份认定，5分钟后我拿到了行李，再5分钟后我已经乘上了传媒班车，一个小时不到我就已经在房里俯瞰风景了......期间人们向我报以数千个微笑，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服务人员和志愿者总是知道如何能为我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9]这样的具体描述，生动地说明了北京的东道主工作的效率和工作热情。而《纽约时报》网络版8月7日一篇题为《游泳健将激励姐妹为参加北京奥运会而努力》的文章，则讲述了美国游泳名将Torres 2000年在50米游泳Santa Clara国际邀请赛中打破记录获Santa Clara奖牌对一对美国奥运迷姐妹的影响之动人故事，以Torres同当时分别年仅10岁和8岁的Sandra 和Danielle Fong姐妹相遇并把奖牌相赠如何使这两位女孩萌生参加奥运会之梦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拼搏的实例，说明了著名体育运动员的深远影响。

3．客观报道中穿插分析性意见。总体说来，这几家外国著名报纸网络版的奥运相关文章对有关事件进行了较客观的报道。但在一些涉及奥运安全、外国政要访华等与政治发生联系的话题的报道中或者在一些报道引申到政治类话题时，则显示出了在其中引述不同意见以及穿插分析性意见的特点。例如，《纽约时报》网络版在报道新疆喀什市8月4日清晨发生的致16人死亡16人受伤暴力袭警事件中，描述了中国的许多奥运安全措施，添上了一些批评者们认为那些为防止恐怖活动而安装的监测器具可以用来对付不同政见者的议论。而该报网络版8月7日一篇报道美国总统布什在泰国发表有关亚洲政策讲话的文章，则强调布什讲话中谈到人权、宗教问题的涉华内容，将之解读为布什讲话中“最为重要的评论”（“the most significant remarks”）。[10]又如，在这一媒体8月7日一篇基调对中国是肯定的文章《中国领导人在变化面前表现出灵活性》中，穿插了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议论，认为“如果西方人经常通过‘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棱镜来看中国，那么中国人则学过关于鸦片战争和日本及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主义进入的历史。”[11]再如，《泰晤士报》网络版也以《微妙的中国局势》为题，就新疆暴力袭击事件及其影响发表议论，指出“该事件令中国政府惊出一身冷汗...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举办北京奥运会，因此不容有失...自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后，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在共产主义国家召开，爱国精神和神经紧张的结合使得此次奥运会高度政治化。”[1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等方面同中国的巨大差异，这些媒体对事情的解读和分析难免出自于不同的思路框架，难免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4．注重不同意见的平衡。在新闻报道中注重平衡的手法在西方新闻界普遍受到重视。此次上述3家外国著名媒体在奥运报道中对这种手法的运用，还起到了以此作为穿插分析性意见的隐蔽方式之作用。前段时间围绕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曾发生过诸如拉萨骚乱事件、奥运火炬传递屡受干扰等事件,引起中国和海外华人社区的强烈反响，而西方围绕中国的环境问题、西藏问题、公共安全问题、宗教自由问题、外国媒体在华报道自由问题等，还发生过激烈争议。也许是由于这些都使西方媒体领略到了有关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因而上述3家媒体的奥运相关报道虽然不时穿插一些分析性意见，但基本上比较审慎，尽管西方媒体惯用的“专制的”、“集中制的”之类的标签式语汇依然时有出现，但更多地是采用引述他人意见的方式隐蔽地穿插分析，并且很注意引述不同意见的平衡式写作手法。

5．视角独特，凸显体育竞技背后的人文关怀。在这样一场重大的体育赛事中，竞争和奖牌往往非常引人注目。然而，这3家媒体却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挖掘和报道了一些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例如，《悉尼先驱晨报》采访了3位前奥运选手，他们分别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子帆船帆板冠军澳大利亚人Mark Turnbull，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4x100混合泳亚军澳大利亚人Helen Denman，以及曾经参与了1984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罗马尼亚重剑手Nicolae Mihailescu。他们或因退役，或因伤病而无缘2008年北京奥运会。文章谈到了他们如何适应远离媒体关注、淡出观众视线的平静生活。[13]另一篇文章则从获得奖牌的俄罗斯运动员和格鲁吉亚运动员的拥抱、亲吻脸颊为切入点，谈到了近日两国间爆发的冲突，并指出国家间的冲突无碍于运动场上的友谊。[14]此外，《纽约时报》网络版8月7日在一篇文章中也从“草根”的眼光看待许多外地到京打工者因种种原因在这段时间被劝离，谈到了一些外地来京务工者对不能在北京看奥运感到的遗憾。

从报道手法和技巧来看，上述3家西方媒体善于从具体事例或者记者的亲身经历入手，挖掘细节和背后的故事，从而更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注重使用多元化的信息源，从而容易给人以报道言出有据而且根据来自多方的印象；善于平衡、援引不同观点，以便在巧妙地提供议论的同时又有助于给人以报道客观，不偏不倚的印象。这些手法和技巧，固然并非它们所独创，也并非在此次奥运报道中才出现。但是，它们在此次奥运报道中对这些技巧的应用，再次让人们领略到著名国际媒体长期以来实践的、被国际受众所习以为常的新闻表述方式，值得我国传媒在国际传播中借鉴。

结束语

各国媒体竞相报道是历届奥运会的一道风景线。此次北京奥运会当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国际媒体对具有古老文明而又正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多少抱有神秘感，其见证和报道北京奥运会的兴趣更浓。本文的研究发现，美、英、澳3家主流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展开了密集的报道。当然，对于文化传统、价值观系统和社会体制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西方媒体的认知不仅有限而且是有偏差的。以此次上述3家外国主流媒体的奥运报论而论，奥运会开幕之前，一些奥运相关文章引申到了西方传媒传统上重视的人权、宗教、民族矛盾等议题，其中时而穿插着一些反映西方视角的解读、分析，包括引述的负面评论。然而，由于西方、尤其是欧美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具有突出的强势地位，它们进入国际受众视线的可能性远大于其它媒体。[15]因而这些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构成国际公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而它们的表述方式，更是通过长期的实践而为国际受众所熟悉、认可。对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应当对国际上著名媒体的涉华报道加以认真研究分析，从中考察这些报道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描述的中国形象，考察其报道技巧，以便在此基础上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增进国外对我国的认知。有时，即使国际媒体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捕捉到的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或者奇怪的东西，我们也可从中寻找可供思考的材料。此次北京奥运会，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魅力。相信随着北京奥运会的圆满结束，将会有更多的西方观众重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也将以更加开放、宽容、自信自如的态度，对待国际传媒，为后者通过进一步走近中国增添对中国的了解，提供更多的机会。

第三篇：媒体虚假报道案例分析

虚假新闻分析

王迎雪（1118007159）广播电视编导

媒体报道的应该客观事实，这是新闻界的一个共识。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和媒介竞争的加剧，虚假新闻开始作为很多媒体卖点之一，典型案例分析。

一、挟尸要价和直播诺康死刑事件，两件事情同样涉及媒体底线问题，以及它将人的尊严放到了一个怎样的地位。媒体真实报道看起来无可厚非，但要跟人的尊严让位。窥私欲的膨胀不能以对个体的伤害为代价，我们都应该知道底线在哪里。

二、杨丽娟事件和杨武事件。过度报道的事实，在利益的驱使下，媒体成了一个放大镜策划人推动整的事件的紧张，真实是第一个牺牲的东西。媒体抛弃了旁观者的角色，主动参与事件发展甚至大力推动，这样就可以推出更加独特更吸引人的新闻，也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多的新闻资源。媒体井喷式的报道，毫不费力的把一件事或者一个由头变成新闻热点，哪怕事实或根本不存在或者本身无关痛痒。媒体只是需要这么一个新闻来刺激观众匮乏的注意力，事实本身没有可读性，策划的新闻，有故事一样发展高潮的新闻，才是媒体最喜欢的原料。本来杨丽娟只是一个狂热的粉丝，微不足道，但是媒体发现了这道菜，相互争抢，循循诱导当事人，才导致了一场媒体的狂欢和一个家庭不可挽回的悲剧。杨武，一个极其普通的强奸事件，但是加上城管贫苦大众之类的帽子以后，肯定会更加耐人寻味，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兴趣点，媒体做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把新闻做成一个故事，把新闻变成一个商品，炒作包装欺诈一应俱全。

三、藏羚羊走过青藏铁路和bbc报道伊拉克战争照片失实问题，同样还有新闻联播采用虚假资料欺骗大众的问题。政策的需要，和媒体监管制度的缺失这诸如此类的事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因为媒体自身固有的政治属性，很多时候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媒体会选择性报道某些所谓事实。虽然这些虚假新闻后来被澄清推翻，但是媒体自身和政府背后的操控力量损失极小，最后被送上审判台的只能是替罪羊。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应该保证新闻的相对自由，这是基本常识。虚假新闻最后得以广泛传播，也是媒体监管失职的表现，信息来源真实性是报道新闻的重中之重，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除了政府监管，媒体内部也应该建立完善的自我审查机制。新闻是公众的，责任感是必须的。

四、李天一和碰瓷大妈事件里，不可忽视的媒介审判，失范的媒体暴力。媒体的责任是传递信息，提供交流，它有评判的自由，却没有审判的权力。并且，媒体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往往会对法律的公正提出考验，这种压力或多或少以公众舆论的形式出现。我们不拒绝媒体的审判，但是这种评价，应该基于法律的公正。李天一，或者说，李某某，一个几乎被全程直播的媒体审判，公开保证公正，但媒体旗帜鲜明情绪激烈的报道又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北京碰瓷大妈，事实证明是仅仅一个虚假报道，同样引发一场声势浩大大众讨论，媒体拉开大旗，大众踊跃站队，事实本身却消亡了。

那么，如何预防虚假新闻？

一、资源整合，虚假新闻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禁止的东西。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信息时刻传播，事后追究避免不了新闻本身产生的负面作用，显得力不从心。纸媒行业在强大的网络等新媒体的攻击下，面临衰落，而新兴的网络媒体却没剥夺了采访权。因为没有采访权，转载摘录势必会造成一部分侵权问题，为了实时新闻的及时性，网站又不得不自己制造新闻，新闻失实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可以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实现资源整合，政策松绑，人员流动自由统一对待，给予新媒体采访权和人员支持，实现传统媒体的转型过渡，既整合了资源，又保证了媒体发展的良性需求。

二、政府的责任。清者自清，外部环境是滋生传播虚假新闻的重要因素，如果把注意力拓展到虚假新闻之外，情况就会简单得多。而且，很多涉及谣言虚假新闻的刑事案件中，政府处理做法简单粗暴，体现出政府公关的失败和国家的不自信，手段方式问题直接决定成败。对人的尊重，对话语权民主自由的尊重，这是必须坚持的处理原则。

三、相关法律的跟进和大众共识的形成。法律是硬保证，大众共识是软环境。既要有制度规范新闻的生产发布和处罚，又要有对新闻对象——大众，整体认识的提升，才可能实现对虚假新闻的有效治理。

第四篇：创新重大主题报道 发出主流媒体“好声音”

创新重大主题报道 发出主流媒体“好声音”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申报“特别贡献奖”陈述材料

在市委重大接待活动期间，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烟花三月节等重大活动，超前谋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做到新闻报道“出新、出彩”，“三报一网”重磅推出重大活动动态报道、重点专题系列报道、经贸旅游节特刊、图片专版、理论专版、副刊专版、文化专版等等活动策划，并利用二维码、云技术等现代前沿传媒技术，拓展报道渠道和影响力，突出报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扬州的实践，突出首长关怀扬州发展的成果，全面展示扬州在“两个率先”、“三个扬州”和名城建设中的新成就、新经验、新做法。

一、围绕中心加强策划，以系列专题形式展示扬州最新发展成就

在重大接待期间，“三报一网”围绕主题，做到“天天有亮点、日日有重点”。

扬州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三个代表在扬州的生动实践”、“古今辉映 建设名城”专栏，扬州晚报推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扬州答案”系列报道、“古今交相辉映 建设世界名城”专栏。其中日报“三个代表在扬州的生动实践”栏目，以系列新闻述评的形式，报道首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扬州的生动实践，及两次重要题词精神在扬州的落实情况。10余篇专题报道分别从扬州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区划调整融合发展、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百姓幸福生活等角度入手，深度剖析我市全力推进“两个率先”、“三个扬州”和名城建设的经验和成就；晚报刊发的三篇深度报道，从经济、文化、民生角度准确提炼主题，并用丰富的事实材料阐述主题，追求立意的高度、深度，全面准确把握了扬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轨迹及发展成果。晚报根据首长的两次题词，将专题分成两大主题：“古今交相辉映”和“文明富裕秀美”。其中“立体交通夯实腾飞跑道”等子系列，有时空的跨度和纵深感、视野的高度和广阔度、采访的深入和故事化，增强了报道的感染力。

4月份，省委书记罗志军先后多次来扬调研、召开座谈会，并在高邮金港村驻点调研6天时间。日报在头版头条、晚报在重要位置，刊发大篇幅报道并配发图片，全方位向读者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对扬州的新期待、新指示、新要求。市委书记谢正义先后赴扬州大学作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报告、出席纪念江上青烈士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75周年座谈会、率四套班子领导赴烈士陵园祭扫缅怀先烈等活动，日报均在重要版面、重要位置进行了重点报道，其中对前两个活动在重要新闻版面配发了侧记，并将谢书记作的报告、讲话全文刊登，使得内容更加全面、影响更为广泛、主题更加突出。

重大接待期间，日报按照市委要求，举办了学习江泽民同志词作《满江红·江上青百年诞辰祭》座谈会，与会扬州文化界、学术界、党史研究的部分专家、学者就《满江红》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性、艺术性、革命精神等畅谈体会，并在日报要闻版整版刊发。同时，日报还在理论专版刊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扬州的生动实践》、《重读民族史 共筑中国梦--学习江泽民〈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序言有感》等一系列理论文章。

二、做好“烟花三月”节庆报道，营造谱写“中国梦”扬州篇章的浓烈氛围

“烟花三月”节前，日报、晚报、时报均推出专栏，通过大量鲜活的新闻报道，营造浓烈的节庆气氛。节庆当日，日报4个版、晚报10个版、时报10个版、扬州网推出相关专题网页，采用各种新闻体裁，报足、报全、报活节庆活动。同时，三报推出各具特色的新闻特刊《扬州梦》，全面回顾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日报特刊从“名城梦”、“腾飞梦”、“幸福梦”等角度，全面解析中国梦的扬州内涵，创意精巧、定位清晰，版面大气精致，内容翔实；晚报特刊推出全国首份360°超清魔景报，给读者创造了很多惊喜；时报推出中英双语特刊，并同步在美国刊出，彰显了烟花三月节的国际视野和报业传媒集团的“国际范儿”。

日报为献礼“4·18”，跨界推出了全国党报首部微电影《梦扬州》，首映当天便在优酷、土豆两大视频网站上线，一天时间点击数超5万，获优酷网“今日用户推荐”第9位。晚报推出了城市形象音画片《扬州》MV，联系到了演唱者扬州姑娘侃侃取得授权，为这首契合“烟花三月”意境的歌曲拍摄了MV。

三、充分运用整版图片，直观再现扬州古今交融的精彩亮点（略）

四、精心编辑副刊、文化专版，立体化、规模化、系列化展示扬州文化底蕴

日报文化副刊《梅岭周刊》在重大接待期间打破常规，以一周两期的规模，高密度宣传展示扬州文化。为保证出版质量，周刊部邀请扬州重量级文化学者、著名摄影家出马。在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新闻发布会举行之时，梅岭周刊及时与头版、二版联动，刊发了贾平凹等著名作家的获奖作品回顾，增强了版面的文化深度。扬州画廊版先后出版了石涛艺术精品、扬州八怪精品赏析、康宁先生花鸟画专题等，体现了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蕴，也彰显了日报文化副刊的品位。晚报注重抓住重要节点展示扬州文化，在推出清明节专题的同时，重点突出对革命先烈江上青的宣传。晚报“老照片”推出系列城市文化专题，书画版推出扬州文化专题。老扬州版也化零为整，推出了双东名人、扬州小吃等专题。

第五篇：媒体关于弱势群体报道分析思考

媒体关于弱势群体报道的现状

1.关于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社会学认为弱势群体指的是“一般性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因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而绝对贫困或物质匮乏、易受伤害和攻击的特定群体”或“社会经济转型的社会结构分化中产生的，处于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利状况，受到主流社会排挤的社会群体”。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全国，农民是弱势群体；在城市里，进城务工的农民和下岗失业工人是弱势群体；在股市中，中小投资者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按笔者个人的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是：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追求经济发展的高效率、高速度和高效益；另一方面，通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在具体的媒体报道中，女性和进城农民工在现代媒体中的形象相当堪忧，是正义缺失比较严重的地带，是传媒报道中的弱势群体，本文侧重通过分析对农民工的报道，从中窥见一些媒体对弱势群体报道的特点。

2.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现状

一方面是农民工话语权的缺失。媒体之所以被称为“喉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但是不管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那些掌握了媒体的组织或者团体才有话语权，才能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所代表群体的利益和期望。打开报纸，版面上有很多关于高官、富豪、美女的新闻，要不就是杀人放火之类的社会新闻，表现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报道少之又少，可以说农民工的话语权正逐渐走向边缘，他们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缺少经济、知识的支撑，很难利用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呼声。另一方面是媒体对农民工报道的模式化。基于历史的原因，农民在农村的一些正常生活方式转移到城市中，就成了不好的习惯，再加上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自我对他者的恐惧”，在城市中普遍产生了对农民工污名化的现象，农民工被贴上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标签，似乎这些已经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像《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未果杀4人》、《七名民工爬塔吊为讨薪?》等等负面新闻屡屡登上媒体的显著位置，也就是预料中的事了。

何谓媒体报道的人文视角

以人文视角做新闻，就是弘扬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格美、人性美，引导受众建立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和健康的生活观念，为营造和谐舆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人文视角就是对弱势人群和普通人、小人物生活的关注，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平民视角和人情味。

用人文视角报道弱势群体，是彰显媒体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共有2亿多农民工个体，但不是所有的农民工素质都很差，都表现出低俗的行为；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遵纪守法，有尊严、懂礼貌的公民。作为新闻从业者，应该深入到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中，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反映他们的心声，把话语权交给他们，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媒体在实际的新闻实践中，如何以人文视角关注弱势群体，坚持以人为本来思考问题？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是为了让弱势群体变得更强，而非让他们变得更弱。具体来说，媒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报道：

1.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相关政策、科技信息援助

我国广大社会弱者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无法及时获取有关切身利益的市场供求信息、科学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及致富信息等。因此，大众传媒作为信息技术的产物和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在对社会弱势群体展开援助的过程中更要强调信息的支持。新闻从业者应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始终关注弱势群体的状况，包括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就业机会；播报农业信息、为其科学生产提供依据；报道先进经验，激励其脱贫致富；加大宣传，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弱势群体。

2.从人格、尊严、身份认同上关注弱势群体

媒体关注弱势群体不仅要从生理、安全上着手，也要从人格尊严和自我实现上给予认同和肯定，这是以社会公正作为价值原则，深层次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根本保证。媒体应该做尊重弱势群体的典范，使他们在困境之中得到社会的尊重，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得到更多的关爱。这样，才能够体现媒体的公正权威，体现媒体的人文关怀和公众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