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性报道对媒体的影响（定稿）

第一篇：揭露性报道对媒体的影响（定稿）

揭露性报道对媒体的影响

摘 要 从经营媒体的角度，而不是从常规的媒体责任和新闻人责任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给媒体带来的影响。论述了揭露性报道带给媒体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阐述了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提出了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 揭露性报道 经营媒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也渐渐走上商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开始注重“经营”，以接受市场的检验，争取读者眼球而非官方的完全满意来维护媒体的发展与生存。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趋势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纷纷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改变中国媒体替官方进行宣传的传统定位，掀起了中国媒体的“扒粪运动”，这一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调查报道类栏目的争相设置，媒体舆论监督职能较充分的发挥。如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财经》、《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成功，使全国各类媒体群起跟之。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调查报道类新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课题和弊案的揭弊作用，有时能够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进行调查或调整相关政策。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道》就成为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媒体勇敢揭发黑心企业，替消费者维权的标志。

综观调查报道类新闻，其重头戏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所谓揭露性报道，“即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最近几年，由于揭露性报道的急剧增多，媒体出现了揭露性报道泛化的现象。一些媒体过度热衷于寻求刺激性、耸动性的新闻题材，使得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本文暂且不论及媒体责任与新闻人责任的话题，而是从经营媒体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然后试图阐述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以及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学术**、药厂黑幕、矿难调查等。被愚弄的公众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媒体上口诛笔伐，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诚信。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媒体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净化社会空气、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揭露打击犯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常态的独特性，在“新闻堆”中比较新鲜、醒目，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这有利于媒体知名度的建立，在日趋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其次，新闻传播学有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体的期待是“解闷”（休闲和心理调适）、“解气”（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解惑”（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和指导）。而揭露性报道正好可以满足受众“解气”的需求。“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的作用。”这有利于媒体影响力的建立，更赢得读者的青睐。

最后，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经济收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钱袋”；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

2．1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闻采访多得多，“碰壁”

更是家常便饭，而且，揭露性报道完成后又会得罪许多实体和个人，靠单个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单独完成和承受这一切，这就要求媒体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后台支持）。另外，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使得新闻资源不至于枯竭。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靠着揭露性报道迅速走红，但是它的显赫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硬的后台，也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信息。领导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以及领导能力和人际关系网也是别的财经媒体所无法复制的。

2．2 媒体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看：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由于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来，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这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媒体一窝蜂的跟进，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黑幕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黑幕”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代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因为揭露性报道多是批判性质的，所以，常常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媒体稍有疏忽，调查工作做得不够详细、周密、彻底，就会招来“官司”。偶尔的一两场官司或许会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但过多卷进官司，则百害而无一利。既影响媒体声誉，又影响媒体的正常运转，处理不好会给媒体带来动荡与危机。二是如果揭露性报道针对的是某个经济实体，那么，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该经济实体在本媒体上的广告投放，给媒体带来经济损失。

2．3 过度的揭露性报道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首先，由于媒体对信息的承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一个媒体的揭露性报道过多，相应的就会使媒体的主流内容减少。而主流内容才是办好一个主流媒体、权威媒体最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一味地为“揭露”而“揭露”，就会使媒体“揭露”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琐细、零散，离人们的生活重点越来越远，让媒体变得偏激、浅薄、浮躁。这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风范。主流媒体应当拥有一种大气，“立足时代，直面社会，不要远离社会生活焦点的琐碎。”就像人们评价《南方周末》一样：“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

其次，如果媒体以揭露性报道为特色，就会使揭露性报道泛化，重者会使媒体的不实报道越来越多；轻者，使媒体容易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搀杂了媒体情感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就易削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2．4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使媒体承担额外的负担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把许多媒体“引上了歧途：让媒体承担了一份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像《焦点访谈》对外界说的那样，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媒体永远代替不了政府，媒体只是媒体，只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以，揭露性报道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报道太多或不当，会使媒体陷入额外的负担中，而不能专注于本职职能的发挥。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

美国《财富》杂志的做法值得研究：“杂志发展前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揭露问题的„负面报道‟吸引眼球，积聚资源；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应不断增加经验类问题的比重。这是因为前期„负面‟新闻比正面报道更容易引起公众注意，打造媒体自身品牌形象；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报道‟的采编成本会增加，收益却在下降，打造媒体品牌的其他途径会增多。杂志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读者对其可借鉴、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平衡揭露性报道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怎样处理揭露性报道？笔者认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

策划时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报道的“量”上要适度；在处理揭露性报道时在“质”上更要把握好适当的“度”。一是要有政治敏锐性。明白揭露性报道根本出发点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改革深化，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二是要有大局观。在选题时要考虑到披露的问题是否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意义。三是要掌握揭露性报道的角度以及批评的分寸，以达到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的最佳效果。揭露性报道最终应该是促进问题的解决，完善有关部门的工作，或者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如果揭露性报道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那么这样的揭露性报道就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

在这里，探讨式批评报道不失为媒体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采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能保证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好处有三：一是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了批评的适度适量。“多对事、少对人”，能最大程度地尊重被报道者的权利，能有力地争取监督对象的配合，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探讨式批评报道摆正了媒体在批评报道中的位置。“多给信息，少下结论”，能有效防止利用新闻工具进行媒介审判，避免出现新闻媒介妨碍司法的现象。三是探讨式批评报道尊重了受众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把舆论评判的权力真正交还给受众，让受众成为舆论监督的实质性主角，有效防止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4．1 要“有理”

所谓“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考虑问题要周全。客观、公正、全面，是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不等于主观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所以，一定要立足现实，有理有据。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评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观。做揭露性报道，媒体一定还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虑周全，增强法律意识，不惧艰苦，寻找、保存好原始采访、调查材料，做好当被告的充分准备；又要替新闻工作人员考虑周全，保护好一线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4．2 要“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媒体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时刻把握一个准则：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穆青前辈对此有经典的说法：“批判是为了进步，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是舆论监督的目的所在。”像过去那样，一篇揭露性报道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是极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4．3 要“有节”

所谓“有节”，就是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揭露性报道时应当注重主流化。主流传媒的基本风格应该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揭露性报道可以为媒体赢得眼球、树立声誉，却不能最终帮媒体赢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报道应当立足于对社会发展起长效作用；避免琐细、零散化；所针对的应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揭示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这才是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媒体所应追求的境界。参考文献郭钦.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史上“扒粪运动”引发的思考[J].新闻前哨，2003(2)冯露.浅谈批评报道的选择艺术[J].记者摇篮，2004(2)李文.问题性报道及其兴起的原因[J].新闻战线，2004(3)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喻国明传媒影响力[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禹建强.媒介战略管理案例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孙燕君.期刊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二篇：网络时代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及其反思--论文草稿

网络时代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及其反思

1.调查性报道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溯源 1.1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历史及其在中国起源

调查性报道起源于17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最初是由揭丑性报道发展而来。周海燕的《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书中认为“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开始对社会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丑行进行揭露，包括政治活动的内幕、政府的贪污腐化、公司企业的营私舞弊行为、犯罪集团的活动等。”书得第2、3页。之后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了美国报业传奇惹怒普利策掀起的揭露之风和20世纪初被称为扒粪运动“的黑幕揭发运动。1972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以一件普通的入室抢劫案件为线索，进行跟踪调查而刊登的系列调查性报道最终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调查性报道的声望在“水门事件”中达到了顶峰“1.《从“揭丑报道”到“水门事件”---论调查性报道在美国的兴起》。调查性报道逐渐成为西方新闻界得主流报道主流。目前较为公认的调查行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开始的。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同时披露了渤海二号油船翻沉的真相，引起了巨大反响。199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推出了《新闻调查》栏目。在这一时期《南方周末》、《环球时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的创办和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 由此诞生了一批以刊登调查性报道而著称的报纸和调查性记者。1．2调查性报道的概念界定

调查性报道在世界的发展虽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也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发展。但关于调查性报道的定义还是一些歧义。在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从各个角度出发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如在西方调查性报道定义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以调查性报道的题材和报道对象来给调查行报道做定义，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学者大卫·安德生和皮特·本杰明1975 年提出的“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 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2.穆冰《试论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 《军事记者》2003年第十期。但西方关于调查性报道的所有定义在关于调查性报道的主旨方面读有着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调查性报道必须是揭露性的“某些人或者组织试图掩盖的新闻”3.美国研究专家Robert·W·Greece言。段勃发表在《当代传播》2008年第5期的《调查性报道概念辨析》一文中对此作了综合归纳。他认为调查性报道几个必备的要件主要有：第一是关于调查性报道的题材。调查性报道的题材主要有两个要素: 一是调查性报道的对象被一些个人和组织有意掩盖, 需要调查记者经过系统、科学、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能够挖掘出真相;二是损害公众的利益。

第二是要求调查性报道的采写过程具备独立性和原创性。西方的调查性报道要求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都要体现独立性和原创性。记者的报道如果是依赖于其他人或者组织的调查结果写成的, 这条报道就不是纯粹的调查性报道。正如1988 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记者威廉·C·盖恩斯所说:“调查性报道是这样一种作品: 他们是记者原创的作品, 而不是公共机构的调查报告;他们所提供的是没有记者的进取精神就不能披露的信息, 他们对公众具有重要意义。”③

第三, 这种报道社会影响巨大, 但是费时、耗力、花钱,记者有时候还要面临巨大的危险。比如1972 年 “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为调查“水门事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报社股票一落千丈, 白宫不再给《华盛顿邮报》提供任何消息, 而是把这些消息提供给他们的竞争对手,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甚至还受到了种种恐吓。

才能够上文可以看出 西方众多学者虽然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不同，但其对调查性报道的基本要件事存在一定共识的。但在中国情况却又有所不同。中国不仅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各不相同，在对调查新报道的共同要件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分歧。国内关于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更多借鉴西方国家关于调查性报道的界定，认为调查性报道在报道题材和内容方面要以曝光和揭丑为中心，另一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定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闻百科全书》对调查性报道是这样规定的: 调查性新闻是指以新闻传播媒介为主体, 记者为主要调查人员, 通过较一般采访更加有针对性、专门性、专题性、系统性的调查研究活动而产生的新闻。这种新闻, 将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更直接地转化为新闻作品。有时, 直接在标题上标明属某种调查性新闻。它具有较强的新闻性、针对性、指导性、参与性、政策性、接近性。它是调查性消息、调查报告、调查汇报、调查后记、调查附记等等的统

称。《新闻传播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75页。段勃在《调查性报道概念辨析》一文中也同样认为“在中国, 把调查性报道的题材严格定义为一种揭丑报道或者说一种批评报道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国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理解要比西方相对宽泛。

但在现实生活中，以揭丑为目的的调查性报道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较为广泛。所以本文中所使用的调查性报道概念仍然界定为前者。2.网络时代定义

2.1网络时代概念及界定

钟玉英 王举兴发表在2003年6月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上的<论网络时代的社会控制与政府角色>一文中对网络时代这样定义：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 以及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 人类社会进入了以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时代。我们将这种将网络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时代称为网络时代。也有人将信息时代等同于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发展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目前互联网已经进入了“Web2.0”时代2010年12月的北方工业大学学报中的《新网络时代博客舆论导向研究》一文中将这一时代称为新网络时代，张哲在文中指出Web2.0, 它是相对Web1.0 的新的一类互联网应用的统称。Web1.0 的主要特点在于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Web2.0 则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 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 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在模式上由单纯的“读’向”写”及 “共同建设” 发展;由被动地接收互联网信息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发展。本文中所使用的网络时代的概念是泛泛而谈，但更侧重于Web2.0时代。2.网络时代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

。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其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5W”线性传播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拉斯韦尔模式。5W模式反应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其他模式基本都是对他的衍生。拉斯维尔的5w模式后来形成了大众传播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这就是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本文将从这五个主要方面对网络时代多调查性报道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2.1控制分析

网络时代促使调查性报道的记者的职业发生变化，他改变了记者的条线化生存，改变了记者的自主化意识，改变了记者的生存方式。网络时代对记者的个人素质要求提高。在过去，过去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主要靠自己的笔杆子来写出好的稿件，对其他方面的要求并不多，但在网络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蓬勃兴起的新媒体, 具有全能传播特点, 它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 覆盖了传统媒体拥有的所有传播载体。因而调查性报道记者来说, 不仅笔头要硬, 还要熟练掌握、应用各种传播新技术, 会拍会写, 自如进行文字、声音、图像的处理。还应掌握电子邮件博客等网络时代的各种技术手段的应用，才能更好地在网络化的媒体环境中实现调查性报道记者的职业价值。

2.1.1网络时代改变了记者的采访方式。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揭示真相为宗旨的报道方式，其采访和普通报道方式不同，具有相对独立、更加、投入较大以及更加复杂等特点。网络时代的到来尤其是Web2.0为代表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调查性记者的采访方式。网络时代扩大了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来源。一般来说新闻线索的来源一般都是记者 从自身或他人经历，各种会议或者政府公布、热线爆料等。随着博客、微博等等博客具有自媒体的开放性自主性时效性交互性等特点, 而作为博客的衍生品, 微博又以发布门槛低(140 个字以内)与手机联网、裂变传播等特点受到热捧。博客的出现使接近新闻事件核心现场的公众更有可能利用网络来披露原始信息,他们的所见所闻随时可能成为媒体报道的新闻来源。调查性报道通常关注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及社会问题, 而这类报道题材又因为比较敏感更可能受到各种力量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公众出于维权需要可能利用博客来披露事件发生过程, 一些调查记者也习惯于报道过程或相关情况在博客上披露, 以吸引更多同行介入调查如20 7 年的厦门PX 事件中,媒体人连岳最先在自己的博客上对PX 项目进行评论,试图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之后,他又持续在博客上发文, 以专业的知识引导网民,传播冷静坚定理智的声音, 同时向外界披露该事件的进展当时,他的博客,是众多媒体报道厦门PX 事件的重要信源

终结了于1982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孙志刚事件”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篇文章的最早线索也是从网络上获取到的。据文章作者陈锋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 看到一位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说一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陈锋打电话与那位研究生联系取得了孙志刚同学的联系方式。后来几经周折于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5月16日，许志永、俞江、腾彪等3名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在新中国尚属首次。2003年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沈岿等5位法律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孙志刚案成立特别调查组，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2003年8月1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2．1.2 网络时代拓宽了记者的采访渠道，更利于记者寻找知情人士。调查性报道的采访过程中,往往需要寻找到尽可能多的 线人!通过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证据链建立关于新闻事件的完整逻辑但是,隐藏于真相背后的知情者,可能由于现实压力而不愿站出来当面接受记者采访,或者部分知情人士由于沟通渠道所限而无法及时找到记者20 6 年(21 世纪经济报道∃报道 汉芯造假案!为例, 记者杨琳桦曾经感慨道:借助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的帮助, 调查范围能无限延伸

她在发出关于此事件的第一篇报道后, 由于找不到新的知情人士而陷人短暂的僵局,于是在博客上转贴了报道原文,公开个人联系方式, 将个人博客改造成 主动求助!的平台, 呼吁 汉芯造假案!的知情人士主动与她联系不久,她的博客浏览量快速增长, 而其内容被大量转帖到天涯未名空间等论坛, 之后出现的一些博客留言,对她把握调查方向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博客主动联系她的知情者, 也为后续采访突破提供了重要帮助

2010年11月，记者邓飞获悉春城晚报记者黄兴能在跟踪调查宣威市癌症村，拍下数百张照片，但原因还没有定论。当晚，他在微博上贴出数张照片，并发出信息，称“宣威市一些乡村肺癌高发，但至今真相不明朗，我们将去调查肺癌高发谜团”。次日清晨，这些微博获得数百次转发、评论和私信：环保组织的人士愿意一起关注、跟进；学环保的大学生提供了美国国家环保局从遗传基因角度做的调查论文；散布在外地的当地人批评说元凶是工业污染，还列举了所有知晓的电厂、化工厂、焦煤厂和冶炼厂等；一位当地官员在私信中透露主要是当地功利性发展工业导致的结果……微博的“主动求援”让记者获得了广泛而有价值的信源。邓飞的钱案 2.1.3网路时代使记者由报道事件转变为参与事件。

网络在给调查性记者提供新闻线索拓宽采访渠道的同时，也让记者参与到了事件的后续发展之中。以彭高峰通过网络寻找到自己失踪三年的儿子彭文乐为例。2008年3月25日彭高峰的儿子在深圳被人抱走。随后08年7月 记者邓飞和楚天都市报记者陈杏兰到深圳采访彭高峰和孙海洋，随后彭高峰跟随邓飞到广西我们在广西藤县找到了卖孩子的家庭，写下《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等三篇文章。2009年，中国有了微博后我就想着用微博来帮助他。在我完成在微博上直播“南昌机场女厕攻防战”后，我第一次发了彭文乐的照片，我想借助我稍微高涨一点的人气来帮助找到这个孩子。

每到过年过节，我都会转发这张照片，告诉网友这个父亲很痛苦，需要我们的帮助。而过年过节的时候，多在城市里的微博网友一般回到老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

笔者在邓飞的新浪微博上看大从2010年9月27日开始在微博上发帖，大年初二邓飞与彭高峰接到线索。初三 初三，我带着新快报的记者尹辉到了--新快报比较重视微博打拐行动。但彭他们没买到机票，初四买头等舱机票才到徐州。初三晚上，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我们可能找到一个孩子我们已经确认是他了但不能打草惊蛇只能委婉说我在北方一城市。初四，我以家属身份介入，因为我和彭默契，警察和我们一起分析了下案情。饭后，来自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朱队长带着公明分局的一个民警，匆匆赶去邳州市公安局，异地办案需要走程序。在彭高峰寻找儿子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 前一阶段记者只是以报道者的身份来描述事件的发展，在邓飞发出第一条微博之后，他就直接参与到了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去了，后来更是亲眼见证了父子相认的过程。而在该事件结束后，邓飞又以第一人称的口对寻子事件作了详细报道。

网络时代更有利于改变记者的生存环境，利于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第三篇：现代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

现代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

媒体对偶像的不断推出,并不是如过去宣传英雄和成功人士的传播方式,它所宣传的不在世英雄和成功人士的奋斗历程和精神境界,而是一种或阳光、或忧郁,美丽大方或帅气的形象。因为媒体的目的无非是迎合青少年的心理,而刺激消费。各种选秀节目频频,成功的偶像除了不断展示自己令人赏心悦目的才艺和美丽外,另就是展示自己成名后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刺激的是青少年的欲望。

我们会发现,青少年逐渐将欲望与理想混淆了,或者说他们把欲望放在理想之上,一旦发现自己的理想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他们会马上做出调整。他们喜欢说:“我要过怎样的生活。”而不是说,“我要获得什么样的成就。”他们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变得迷惑,想获知的是如何满足欲望的途径,而不是如何努力来成就自己甚至社会。消费文化的粗线和功利,让青少年变得浮躁而虚妄。而进入社会的各种能力和做人的道理对他们而言变得可有可无。这也是很多青少年步入社会而无法适应的原因之一。

但同时,我们又会发现,因为传播渠道多样化和民主化,相比90年代对四大天王狂的热,现在青少年的偶像追逐多少带点审视的目光,我们会发现在快男、快女的讨论群里总有不少人持有反对和批判态度,在宣传他们“美好形象”的同时,又会出现他们的“难堪举动”。大家对“炒作”一词也日益敏感,对于明星经纪公司的种种策划,他们并不是趋之若鹜。

3.被驱逐的纯真与画面式思维

而在以成年人为信源、信宿为主体的传媒体系中,青少年所获得的信息与他们的年龄所接触到的信息并不相符,无论他们多么具有选择权,但是在不断扩大的传媒环境中,充斥着各种带有商业目的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传播内容。大众传媒内容的消费主义让其走向媚俗,各种缺乏质量的节目和电视剧不断上演,主持人为取悦观众而大提“前卫”问题,电视剧不顾古典名着的原汁原味,上演各种“床戏”。

美国学者梅罗维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媒介情境论”他认为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形式促成了社会情境交融,最突出的一点是公私情境合并,原本属于私人领地的事件开始暴露到公众视野里。成年人生活中的“秘密”—平庸、邪恶、暴力、欲望不断暴露在青少年面前。他们不得不去理解本不属于他们理解范畴的事物。种种这些现象很可能会造成青少年的性心理早熟,或潜在的暴力倾向等。

传媒文化的视觉化,让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开始走向非逻辑思维模式的后现代,以文本来描述动态的画面,以画面来描绘自己的心情。网络上流传着属于他们的画面感十足的语言:“我泪奔”,“我晕”,“我以45度锐角仰望你”。同时,叙事式的漫画比文字更受追捧。

因为传媒文化的变迁,他们接触到超出年龄的信息,看似有着比过去更加成熟的心理,却又带着种种非逻辑化的“单纯”的思考方式,并以他们的方式思考着、成长着。

4.更多的参与机会

传媒文化的民主特性也在不断发展,虽然网吧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进入,但是现在家用电脑和手机上网的普及让他们更多的参与到社会信息流中,很多论坛里出现了各种有他们年龄段特色的文字,他们更加乐于展现自我、发表评论。他们在受传媒文化控制的同时,又反过来挑战着成年人的主流思想。如一直以叛逆形象示人的韩寒,从反高考、反成人世界的虚伪和腐朽开始一直受着广大青少年的追捧。他们的声音也逐渐受到重视。

而现在各种电视节目也热衷于将青少年加入进来,早期有有“校园派”的三星智力快车,到现在各种选秀节目。他们开始不断展现着自我。

三、如何给青少年一个健康的环境

青少年因社会经验有限,心理不够成熟,而更加渴望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在面对传媒文

化的种种冲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或激烈、或困惑、或麻木、或模仿,正因为如此,传媒文对他们的影响更值得整个社会的关注。

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成熟的把关人体制,对于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传播内容要把关,这里说的“把关”并不是让青少年完全杜绝接触各种传媒信息,而是采用一个适度原则,而并非草木皆兵,媒介在对公众公布信息时,要考虑到青少年人群,对成年世界的性、暴力或邪恶事件要加以过滤。学校和家长在青少年已获知的不良信息后,在告知实情的情况下,同样,要尊重青少年的选择权,并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偏激心理加以引导。

其次,青少年在接触各类传媒信息的同时,要进行相应的媒体传播教育,告知媒体的主观性和功利性,将课本传播和课外信息传播加以区分。

最后,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要学会调整青少年获得信息的途径,不能让他们一味依赖书本、报刊或电视来获取信息,鼓励青少年参与有意义的社会活动,通过自身的接触来了解这个社会。

第四篇：新媒体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新媒体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姓 名： 指导老师：

日期：2015年9月24日

新媒体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姓名：

【内容提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公安机关的责任日益重要，由此而产生的涉警舆论报道也日益增多。无论是案件的追逐报道、还是对公安队伍的舆论监督报道都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而公安机关也日益重视新闻媒体的宣传推到及舆论监督作用，本文从新闻媒体舆论报道、舆论监督的角度出发，旨在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和公安执法在互动过程中既相辅又抵触的关系现状,提出公安执法应充分尊重新闻媒体,而新闻媒体又应在不妨碍公安执法公正前提下实现合理自由的理念,进而实现二者之间的相辅共融。

关键词：新闻媒体；公安执法；和谐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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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1

一、积极影响........................................................2

（一）通过新闻媒体树立警察典型，有利于警察队伍的形象建设，增进警民关系................................................................2

（二）媒体监督有利于实行警务公开..................................3

1、新闻媒体的监督使办案过程实现公开化...........................3

2、闻媒体监督使办事过程公开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暗箱操作”.3

（三）新闻媒体是规范民警行为的有效手段............................3

1、新闻媒体对反面典型的剖析，从思想上给公安民警以警示...........3

2、新闻媒体对公安工作的舆论监督，从行为上督促公安民警正确行使行政权利............................................................4

（四）新闻媒体是扩大警力的重要渠道................................4

二、消极作用........................................................5(一)少数公安机关民警知法犯法造成的涉警事件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5(二)少数公安机关民警缺乏宗旨意识造成的涉警事件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焦点 5(三)少数公安机关民警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事件易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焦点 5(四)一面之词、道听途说、夸大事实“制造”的不实涉警事件成为部分新闻媒体的卖点..........................................................6

三、对策............................................................6

（一）设定规范，合理限制，划定媒体介入公安工作的合理界限..........6

1、正面报道公安工作为主.........................................6

2、合法.........................................................6

3、客观公正.....................................................7

4、遵守司法特性.................................................7

5、善意和建设性.................................................7

（二）充分发挥二者的配合作用，欢迎监督............................8

（三）提高业内人员的素质，加强行业自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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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8

2、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9

3、加强行业自律.................................................9 致谢...............................................................12 参考文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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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加强监督。对此，十五大、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执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公安机关作为我国的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同样需要监督，而监督的方式除了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法律监督之外，另外拥有强大监督力量的监督方式就是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就离不开新闻媒体报道。

公安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强制力机关，它维护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在管理国家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执法的优与劣、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认知程度，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作为一个国家，不管哪朝哪代都对行政执法十分重视，尤其是监督机制也都下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健全和完善。公安行政执法机关是行政执法单位最大的一个队伍，人员多，工作量大，它的职责只是公安执法当中的一部分，但它所涉及的方面已经非常广，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它的行政执法职责主要包括：公共秩序管理、特种行业管理、消防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户口管理、治安信息管理、治安案件的查处治安事件和治安灾害事故的预防和查处。而这些也是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之一，广大群众也正是通过新闻媒体对公安机关的相关报道来了解公安机关的。这就更加凸现新闻媒体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性，更显现出新闻媒体与公安执法的互动性。

现代社会发展之快，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均无法比拟的。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日益兴盛，电脑网络的普及程度呈汹涌澎湃之势，以计算机、手机为信息接受终端的网络新闻媒体业已突破了传统的报刊、杂志等平面新闻媒体方式的局限，成为信息新闻媒体中一支强大的新生力量，并正以传统新闻媒体所无法比拟的方式和手段，对公安执法领域进行着无孔不入式的渗透，并在社会和民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舆论监督公安执法的职能定位为我国官方所肯定，曾经写入了十五大报告，这又给公安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逐步深入，新闻媒体与公安执法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社会秩序控制主体，二者的社会功能本质，都指向了社会秩序，而要实现两者的和谐共融，就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要做到公安执法应充分尊重新闻媒体，而新闻媒体又应以不妨碍公安执法公正为前提，实现社会主义和谐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被称为无冕之王，是独立于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在现在看来，新闻媒体与公安机关是现代社会的两大公器，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公安工作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公安工作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公安工作实践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而新闻媒体的广泛影响以及它所体现的公众意识，亦是公安机关无法漠视的。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与公安机关相互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关系，新闻媒体与公安机关相互关系的恰当构造也是现代国家社会统治内部谐调的一个重要保证。[1]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新闻媒体监督，（指“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各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对促进公安机关执法公正、遏制暗箱操作、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由于当前我国新闻媒体本身特有性质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二者之间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相互之间存在着许多阻隔契合的矛盾与弊端，要实现相互之间共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时新闻媒体甚至还会对公安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一、积极影响

（一）通过新闻媒体树立警察典型，有利于警察队伍的形象建设，增进警民关系

我国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在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处置突发事件和同自然灾害事故作斗争等各项工作中，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保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树立典型，宏扬正气，对公众深入了解警察工作，消除对警察的误解甚至对抗情绪，赢得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和肯定改善警民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江西省的邱娥国，广东的麦杰俊他们爱岗敬业，深入到百姓生活中去，维护一方平安在平凡的岗位上作除了突出的贡献，树立了警察的良好形象。树立他们为典型，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基层民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作好本职工作的热情。新闻媒体不失时机地通过记者采访、制作电视专题新闻、撰写通讯等宣传方式进行宣传，使邱娥国、麦杰俊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其优秀事迹也得到广泛流传。公众通过新闻媒体更加了解警察队伍，更加关心支持警察工作，真正认识到警察队伍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大大拉近了警察和群众的距离。

（二）媒体监督有利于实行警务公开

1、新闻媒体的监督使办案过程实现公开化

新闻媒体的介入能改变以往“关门办案”的状况，凡不涉及到党和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在国家、法规的允许条件下都可以在新闻媒体的监督下进行。由此对警察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尤其是民事纠纷案件）的态度如何，是否公正合法，认定双方承担责任是否合理都一目了然，对于妥善调解双方的矛盾，协调双方损害赔偿也更公正。同时也教育了关注案件发展的群众。

2、闻媒体监督使办事过程公开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暗箱操作”近年来，新闻媒体的监督促进了各地公安机关将与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各项管理工作实行公开化，户口的迁移、居民身份证的办理、出入境签证的办理、机动车年审等工作在新闻媒体的监督下将办事条件、收费标准、服务时限和违法投诉方式全盘端到群众面前，有效的减少了钱权交易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腐败的产生。另外，新闻媒体监督使办事过程公开化，并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暗箱操作”的发生。

（三）新闻媒体是规范民警行为的有效手段

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可以在从严治警方面起到明显的警示作用，也可以对民警的执法与服务活动进行有效规范和监督。

1、新闻媒体对反面典型的剖析，从思想上给公安民警以警示

由于国情的不同，我国的政治体制不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对待权力过度膨胀和腐败，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实践中有许多问题，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甚至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的现象，在许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干部中的各种腐败现象仍在蔓延。通过剖析这类反面典型，在新闻媒体上开展具体实在、生动形象的教育，比泛泛地讲道理更能够打动人心，发挥的警示作用也要好得多。尤其是公安民警在日常工作和办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触各类人员，接触大额钱款，常常受到各种形式的诱惑，如果民警没有坚定的意志、不能廉洁自律，很可能因受诱惑而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发生，甚至走上犯罪道路。通过新闻媒体对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的曝光，使广大公安民警从中受到深刻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增强民警廉洁自律意识，提高民警的拒腐防变能力，可以有效地遏制民警中丑恶现象的滋生和漫延。

2、新闻媒体对公安工作的舆论监督，从行为上督促公安民警正确行使行政权利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舆论工具，它对公安工作起到了无可替代的舆论监督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大量担负着表达社会舆论，帮助实现社会调整，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具备人大、行政监督的刚性特征，即实质上的裁定和执行机能，但这种信息型的“软监督”同样可以产生强大的无形力量。从公安工作方面看，新闻媒体不仅可以有效地发现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背离法律的现象，而且既可将自己调查了解到的这些违法现象在新闻媒介上曝光，促使偏差行为主体强化自律，也可将此类信息迅速有效地传递给有关机关，呼吁和督促有关权力部门予以解决和采取纠偏措施，以推动社会的“硬性”手段，进行他律。可以看出，舆论监督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是其它模式的监督所不能替代的，他可以唤醒人们的良知，引发民心的向背，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新闻媒体运作的及时性、广泛性和舆论监督的公开性，决定了舆论监督在我国整个监督体系结构中的不可缺少性和重要性，也决定了舆论监督对公安工作的不可缺少性和重要性。新闻媒体在公安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的积极的建设作用，只有有效利用传媒的特殊功能，来监督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权利的运用，才能保证公安行政权利切实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从而进一步保障公安行政权利得到有效行使。

（四）新闻媒体是扩大警力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公安工作量和工作任务也随之增加，公安机关普遍面临着警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由于受人力、物力、财力、人员编制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在短期内很难大规模增加警察数量。面对这种现状，各地公安机关想尽办法弥补警力不足，却仍然捉襟见肘。而新闻媒体因覆盖面广、影响面大，就成为了公安机关向群众要警力、向社会要警力的必要渠道，这也充分体现了公安机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专群结合工作路线。通过新闻媒体对公安工作及成果的宣传报道，使群众学习到法律知识，增强了群众的守法意识，提高了群众的警觉性，提升了群众的预防犯罪意识，从而充分发挥警力作用。

如2007年厦门“6.16”强奸幼女案，案发后，公安机关在厦门各大媒体上及时通报了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通过媒体发出悬赏通告，动员发动群众提供破案信息，获得了100多条有价值的线索。最终，犯罪嫌疑人彭登的落网，正是福建省福州市群众发现有人很像媒体报道的、警方正在追捕的通缉犯彭登而向警方举报，才使福州警方将其一举擒获。类似这种群众协助警方破案、抓逃的事例不胜枚举。通过新闻媒体对案件侦破工作的直接参与而使案件成功告破，不但让群众了解了公安工作，密切了警民关系，也使媒体和群众成为公安机关破案的助力。

二、消极作用

新闻媒体对公安工作的作用，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但由于我国现行新闻媒体自身的性质、体制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加上新闻媒体与公安机关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导致新闻媒体在对公安工作进行监督、报道时会造成一些负面的消极影响。

(一)少数公安机关民警知法犯法造成的涉警事件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少数民警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受腐朽思想腐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淡薄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和错位，思想上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执法不学法、执法不懂法、执法不守法、执法违法、执法犯法、执法犯罪，其至把执法活动置于社会上不正常的关系网中，徇私枉法，索贿受贿，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为害人民群众。问题虽然发生在极个别民警身上，但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坏，既破坏了警民关系，严重败坏了公安机关整体形象，也成为新闻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二)少数公安机关民警缺乏宗旨意识造成的涉警事件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世界上唯有中国的警察前而冠以“人民”二字，说明了公安机关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各级公安机关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题教育，始终紧紧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但目前，有的民警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不讲奉献只求索取，忘却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遇事不能从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私心膨胀，贪小利、图享受，与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期望和要求形成明显反差。少数民警特权思想严重，以管人者自居，工作方法简单，态度行为粗暴，刁难欺压群众，引起群众反感，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三)少数公安机关民警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事件易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先后进行了执法规范化教育、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素质能力建设等活动，在全体民警中加强执法为民思想教育，强化民警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不断完善执法办案和监督制约的具体制度，把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有机统一起来。但少数基层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在执法指导思想上仍然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在执法办案中，重打击轻保护、重管理轻服务、重实体轻程序、重处罚轻教育、重领导轻群众、重关系轻法制、重人治轻法治等行为屡禁不止；不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搞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随意侵犯人权。

(四)一面之词、道听途说、夸大事实“制造”的不实涉警事件成为部分新闻媒体的卖点

由于当前新闻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都在为“扯眼球”的新闻而忙碌，很多新闻媒体都采取提供线索有奖的方式来收集“新闻”和“报料”。但极个别新闻媒体和记者对所谓的群众提供线索不加甄别，不深入走访调查，偏听偏信，为“新闻”而“新闻”，把一面之词当成热点，把夸大事实作为卖点，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大肆渲染的情节来吸引读者，提高所谓“影响力”。原本是客观、如实地报道公安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此建设性的意见，改进公安工作和形象，没想却被个别新闻媒体杜撰、编造以及刊登出与事实严重不相符的虚假新闻、失实新闻,人为地造成了公安机关形象危机。

三、对策

仔细分析新闻媒体监督对公安工作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后。本文认为，新闻媒体监督公安工作应确立如下一些规则：

（一）设定规范，合理限制，划定媒体介入公安工作的合理界限

1、正面报道公安工作为主

传媒对于公安工作的监督主要应放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公安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机关内部制约机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监督；二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三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合法

韦尔伯·施拉姆指出：“如同国家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只有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范围内才会最合理、最有秩序地进行。”[4]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媒体自身也要依法行事。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新闻传播法，但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三大诉讼法等诸多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以及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例如，1995年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制定的《关于当前在法制宣传方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要求传媒机构“不得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传媒在报道和监督中享有的自由是相对的，其行为底线依然是人人都得遵守法律，不能违背法律法规而我行我素。

3、客观公正

媒体要做到客观公正就要坚持“四性原则”。一是真实性。传媒所报道或监督的事实必须绝对真实。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确监督，防止不正当干预的基本原则。二是严肃性。传媒介入司法所使用的资料必须严肃。不能“捡到篮中就是菜”，要进行认真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工作。写作中不能只追求“惊心动魄”或“趣味盎然”而忽略了它的严肃性。三是准确性。新闻报道不仅强调选用事实的客观真实，同时也强调报道中涉及的法律内容和法律用语准确无误。四是公正性。要学会让诉讼双方说话，让第三者说话，以免造成当事人话语权的不平等。

4、遵守司法特性

要明确监督的目的，从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目的出发，监督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应当服从于这个出发点；要在监督过程中把握好界限，对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具体案件，不搞夹叙夹议，不做不切合实际和煽情性的评论，以客观真实的报道来展现司法工作的客观、真实。

5、善意和建设性

刘祖禹先生认为：“我们在新闻传媒上进行舆论监督，必须恪守以下一些原则：与人为善，要批评、解决的问题必须是上下都认为要解决而且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事实准确，出以公心，不感情用事等等。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内参反映，不是所以问题都得通过传媒公开的舆论监督不可。这些，都是保证舆论监督正常、正确开展的必要条件，是我们对舆论监督进行控制的底线所在。”⑤

媒体介入司法还应当是建设性的。所谓建设性，是说不是为揭露而揭露、为批评而批评，而是就司法实际中存在的疑点、难点、盲点、普遍性问题或倾向性问题进行分析与解剖，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途径和方法，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充分发挥二者的配合作用，欢迎监督

作为被监督者的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传媒监督，不应将司法审判人为的神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7条第7项就明确规定法官有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义务。所谓人民群众监督当然就包括了新闻监督。司法机关要充分认识媒体监督的积极作用，主动寻求与媒体的配合与相互支持。并对媒介非故意失实给予宽容，对此，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1960年，《纽约时报》曾刊登整版报道，揭露阿拉巴马州警察虐待黑人，煽动“恐怖浪潮”，所举例证有若干失实之处。警察当局负责人以诽谤罪起诉《纽约时报》，州地方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均判决该报败诉并须赔偿50万美元。时报不服，再次上诉。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并宣布了涉及诽谤公职人员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当公职人员受到不实际批评并遭受伤害时，不得提起诽谤罪诉讼，也不得要求赔偿，除非原告能够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批评是出于“真实的恶意”。这一判决几乎封死了公职人员在诽谤罪方面的起诉之路，因为要找出报纸有意诽谤的确凿证据真是难上加难。⑥

（三）提高业内人员的素质，加强行业自律

1、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

对于肩负舆论引导重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光有政治素质还是不够的，新闻舆论引导是一门科学，新闻工作者还应具有过硬业务素质。包括新闻职业技能，新闻采访与写作所涉及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力及对客观受众的了解、熟悉等。新闻职业技能，顾名思义也就是采、写、编、评的能力，是新闻工作者业务素质的基本功。再好的新闻如果没有好的记者去采写，没有好的编辑去加工，那它的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

新闻采访与写作所涉及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力是新闻工作者的一项基本素质，不仅仅是熟悉相关方面工作的书本知识，还要多跑腿，多认识人，全方位地提高自己对本领域内各方面事物的熟悉程度。

随着近年来新闻舆论引导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新闻采访与写作过程中对客观受众的了解、熟悉也成为新闻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专业素质之一。这种熟悉并不是单纯地顺从、迎合，而是要求新闻工作者熟悉本领域内受众的喜好，了解他们的需求，懂得如何能更科学、更有效地引导他们接受自己的新闻产品。而在受众自身素质不断提高、接受新闻能力不断增长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对所从事的职业更要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紧迫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随时了解受众的心理需求。

新闻工作者作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执行者，除了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外，还要有在权力面前、在诱惑面前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为党和人民的正义事业鼓与呼的使命感、责任感，换言之，就是要有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道德素质。

2、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

道德素质之一是要敢于坚持客观新闻事实，不为权力和金钱所动摇。作为新闻事实的发布者，新闻工作者为了对受众负责，在客观事实和采访对象面前就要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心态，既不能掺入个人感情，也不能丧失良知，更不能因权势或金钱而动摇,改变自己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才能真正维护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某些记者为了一己私利，丧失道德良知，如记者在采访山西某矿难的过程中，某些新闻单位的记者，不顾大批普通劳动者无辜惨死或致残的血淋淋的事实，竟然收取黑心矿主的金钱贿赂，为罪行开脱，不仅严重影响了事件的调查、歪曲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

道德素质之二是要具备最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道德与良知，既要与党和人民的宣传事业休戚与共，也要与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息息相通。某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穿插的短信互动活动，竟然将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死亡人数作为观众有奖竞猜的内容，如此的做法不仅导致了我国外交上的被动，其结果也引起了中国电视观众普遍的反感，播出当天就接到了大批观众的抗议电话。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事实证明，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同样也需要具备敏感的社会道德触觉，新闻产品既要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也要具备为社会道德所认可、所接受的起码标准，不能超出受众承受力之外，也不能置受众的感受于不顾。

3、加强行业自律

大众传媒是一种有效的舆论监督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由于司法在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因而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行为及司法过程的能力，则更进一步衬托出传媒的特殊地位。[5]但是，谁来监督“监督者”，使其不致于偏离正常的运作轨道，不正当地干扰司法独立审判，立法均未加以规定。众所周知，没有监督和约束，任何权力都可能滋生腐败，传媒也不例外。

我国目前司法常常排斥或不配合传媒监督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应从传媒自身寻找。例如：先行定罪形成“传媒审判”，进行情绪化、非理性的倾向性评论和“猎奇”、“揭秘”、“炒作”等。传媒若欲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司法机关的冲突，并与之达成一种和谐有序的关系，就必须加强自律，知法守法。对此，英国上诉法院法官丹宁勋爵早有警示：“报纸有——应该有——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公正意见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必须受诽谤法和蔑视法的限制。报纸绝不可发表损害公平审判的意见，如果发表了就会自找麻烦。”[6]换言之，传媒监督是一种不带有也不能和不该带有强制性的软监督。它只是法律性、权力性硬监督和刚性监督的一种辅助品。因此，它的影响力再大，也不能和不该代替法律的力量，不能走入代法、代政的误区。它应该是比较公平地、客观地提供全面的情况，公平地为争议各方提供相应的发表意见的平台。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既不能越位，也不可缺位。传媒必须通过自律当好信源与受众之间的“守门人”。[7]从辩证的角度看，传媒的自律并不是对传媒监督的限制，而是为传媒监督提供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和发展余地。“传媒的行业自律是传媒谋求自身政治空间、争取社会广泛认同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传媒自身独立品性的保证。在对司法监督问题上，传媒不仅需要从一般性的职业标准出发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基于司法在政治框架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传媒更需要审慎地处理同司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需要在公众社会要求与司法立场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点。”[8]总结中外传媒监督司法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难发现，传媒如果失去必要的自律，往往走向混乱无序，走向极端，导致灾难，从而亦就失去了其成为监督主体的基本品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律的媒介最自由。”[9]

综上所述，在我国实行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审判对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开放，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方面，新闻媒体增强对司法活动的关注和报道是一种可喜的趋向，体现了大众传媒和公众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并进而体现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可以起到促进司法改革、减少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大量的新闻报道、偏颇的公众舆论，可能对司法机关的工作产生负面的不良影响。舆论的导向和社会的压力可能影响办案人员独立地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社会舆论的过于关注可能引起党政部门对司法机关对社会热点案件的处理加以干涉，从而妨碍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动摇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

在新形势下，如何既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又要避免大众传媒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要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要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司法的权威，这是法学界和新闻界需要共同探讨的重要课题。

中国法治方兴未艾，中国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协调共处仍然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二者在协和的前提下凸显出的矛盾关系只是近几年的新现象，如何更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我们一方面要谦虚地向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另一方面要努力研究我国的实际，站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上，理性而务实的构建我国新型的司法与传媒的关系，促进其良性协调发展，以完善此两大社会机制，维护社会正义。

注释：

①贺卫方：《传媒如何监督司法》，1998年2月20日中国改革报； ②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法学研究》，1998年（6），第7页； ③孙国华：《社会主义法治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 ④车英等：《论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武汉大学学报第 55卷第6期，第753页； ⑤郭志媛：《新闻监督与司法公正》，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⑥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法学研究》，1999（6），第31页； 致谢

本课题是在老师悉心教导、严格要求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方案论证到论文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都倾注了老师的大量心血。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老师的亲切关怀和耐心的指导。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多少个日日夜夜，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除了敬佩老师的专业水平外，他的治学严谨和科学研究的精神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在此谨向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要感谢许多让我分享他们宝贵经验和知识的同学们。通过一同的研究和探讨，他们为我论文的完成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我从中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发。我还要衷心感谢父母多年来的抚养和教诲，正是他们的资助、鼓励和支持，我才能得以完成大学学业和本论文。

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创新的精神，诚恳和平易近人的品格让我受益匪浅，为我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榜样。值此论文完稿之际，谨向辛勤培养和无私帮助自己的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参考文献

[1]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J].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2]（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12.177 [3]（美）沃纳•塞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华夏出版社.2014.246 [4]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 [5]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J].法学研究.2013年第7期

[6](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群众出版社.2014年中文版.第34页 [7]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8 [8]徐迅.以自律换自由[J].国际新闻界.2014.8 [9]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J].法学研究.2014.9

第五篇：各大媒体对钓鱼岛事件的报道

各大媒体对钓鱼岛事件的报道

1、据人民网报道，9月5日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今日在例行记者会就钓鱼岛问题表示，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对中方要求置若罔闻，执意推进所谓“购岛”进程，严重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中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2、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政府11日与所谓“土地所有者”签订了购买“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三个岛的合同。

3、据中国新闻网报道，9月11日，香港工联会一批成员游行至香港交易广场向日本驻港领事馆交抗议书，强烈反对日本窃占中国领土钓鱼岛。

4、《日本新华侨报》日前撰文称，野田佳彦丝毫不顾及外交礼仪，一次又一次地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在钓鱼岛问题寻衅滋事。野田发出的动武叫嚣，最终一定会自食苦果。

5、据金融界网站介绍，中日就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产生的纠纷可能引发两国企的经济冲突。如果中国发生大规模由民众自发的针对日本商品的抵制的话，日本汽车在中国的销量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日本经济肯定会受到巨大的打击。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和第三产业也会受到同样程度的影响。这对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对日本出口的中小企业来说，也将是一个灾难。

6、据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报道，南京、济南、成都、广州四大军区近日频频举行演习，专家称此行动意在警告日本。

7、9月11日，中新社发布文章，原标题：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文章中摘录中国多部门表态反击日本够到活动。

8、中新社北京9月12日电(常胜 张蔚然)“中方公务船将继续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正常巡航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有中国海监船前往钓鱼岛附近海域，他如是回答。

9、环球网报道报道，据日本共同社9月12日消息，日本大阪市政府11日宣布，取消参加即将于本月15日在中国上海开幕的旅游节。共同社报道称，上海方面告知大阪方面表示，考虑到中日两国间目前的政治形势，无法确保绝对安全。报道认为，这可能是受到了钓鱼岛问题导致中日对立加剧的影响。

10、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官房长官藤村修在今天(12日)上午的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已经完成了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土地登记手续”，土地所有者已经从栗原家族变成国家。

11、新华社11日报道，中国派出的两艘海监船已经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然而，日本方面却表示，在钓鱼岛近海并没有发现中国船只。对于这种质疑，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说，中国的海监船只将在中国管辖的海域继续进行正常的海洋执法行动。

12、中新网9月12日 综合报道，9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并在11日签署所谓“买卖合同”。对此，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外交部、国防部等多个部门立即发声表态，对日本这一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予以严厉谴责。此外，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主权，中国海监船也已于当日抵达钓鱼岛外围海域，将视情况开展维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