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调查性报道

第一篇：中西方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开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20 世纪 60 年代，它勃兴于整个

西方国家。目前，它和解释性报道、客观报道一同构成了西方国家新闻报道的主流。

一、中西调查性报道概念比较

(一)西方概念中的调查性报道。

西方对调查性报道的研究已近百年，定义和认识较为系统化。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认识角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和认识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报道对象为揭露被人为有意隐藏的事件;第二报道内容具有分析性，细节更为详尽;第三，报道制作者—记者，必须独立调查，新闻文本应保证原创性。通俗地讲，在西方，调查性报道是一种具有英雄主义性质的活动—记者孤身犯险，自主调查挖退进仃J甲国化明解瑛，x7新闻头践中调查性报道的开展更具指导性。

(三)中西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差异。

纵观中西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和认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对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解是遵循着“揭露丑闻”这一核心的，而在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则在一定层次上发生了变构。可以说，中国更多的学者和从业人士认为，调查性报道主要并非仅仅揭露丑闻，而是承担着更多社会教化的重任。

(二)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历程。

《申报》在1882年刊登的中国第一条电讯稿就是披露一位官员读职的消息，可以称为调查性报道的雏形。在晚清、民国以及建国后至70年代末，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一直由于权力系统的干预阻挠而难以真正形成。直到80年代，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才浮出水面。1980年《工人日报》发表了“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船的调查报道，以及《人民日报》的《白衣下的污垢》、《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等等，都属于调查性报道。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电视在中国的兴起，电视调查性报道异军突起。比如《逃不掉的罪责》、《难圆绿色梦》、《“粮食满仓”的真相》、《探秘传销大本营》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的同时充朴分握了组论游髻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影响了政府的政策措施，为中国媒体做了守望社会的模范作用。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孙志刚事件”成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巅峰。“孙志刚事件”从《南方都市报》的首次披露，到新浪网的转载成为全国关注的新闻，最终引起《中国青年报》、新华网、CCTV,《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成功地将社会中潜藏的毒瘤公之于众。

(二)调查性报道的中国定位。

与西方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相比，当前中国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迥异的一面。一些著名的调查性报道，不仅仅揭露了令人发指的黑幕，还成功地促使政府进行作为和改变，促进了社会民主的发展。中国媒体通过调查性报道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中国媒体进行调查性报道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为了“揭丑”。仅是为了“揭丑”。2000年，著名的调查性新闻节目《新闻调查》提出了“探求事实真相”的口号，被认为是最能发挥调查类节目优势的一种定位选择，例如《陈丹青的出走》、《举报人李文娟》、《中日经贸关系解析》等。这一类调查性报道是在深人细致地调查一个代表性事件后，引导观众思考表象下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此外，许多事情，特别是官员犯罪案件的调查性报道，都必须在有关部门下最终结论后才能跟进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

实则变成了一种劝服性的“教化”。由此可见，中国的调查性报道的内容以及在社会中的作用远较西方的调查性报道复杂。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既是社会的舆论监督执行者，同时也要承担社会思想者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要担负教的责任。

四、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借鉴

通过中西调查性报道各方面的对比，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不足。西方调查性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综合来说我认为有三点:

1。规范媒体管理体制，重司法管理轻行政控制，切实保障调查性记者的权益。

2.成立专门的调查性组织，让调查性记者能够形成合力非形单影只。

3.提高调查性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操作技能和真正心怀天下的执业理念。

无论现状如何，无法否认的是，调查性报道登陆中国仅仅30载，已在中国生根发芽。虽然调查性报道与本土文化、文图理念以及本土社会状况存在着差异和冲突，但曲折的融合进程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未来的希望。或许当下的中国媒体还无法像“水门事件”中美国媒体那样，但假以时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民主进程的推进，我们相信，会有一天，中国的调查性报道能够真正成熟，成为中国社会中为民代言、监督权力的重要力量。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兴起得相对晚一些,发展缓慢一些,其社会影响也不及西方有些调查性报道那么轰轰烈烈。它通俗的称法是调查报告。其新闻性、时效性不如西方调查性报道那么强烈,更像情况汇报与调查研究资料。早期比较成功的调查报告要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了。最近一、二十 年,我国的调查性报道逐渐受到新闻界重视。有些报纸出现了调查性报道专版,如《南方周末》开辟了调查专版,《中国青年报》也有本报调查栏目。电视也开辟了《新闻调查》等栏目。其社会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全面化。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社会功能在中国和西方国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 显不同的地方。

一、中西调查性新闻社会功能相似之处

1.监视社会的功能

西方善于写揭露性调查报道。新闻界往往不惜人力和物力,不惧权势和恐吓,对一些“隐瞒的消息”进行调查与揭发。对政府机构、公司企业等存在的弊端以及某些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全面地调查研究,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确能除恶去邪、伸张正义、维护公理,起到监视社会的作用。《纽约每日新闻》记者威廉·谢尔曼假扮成病人去一家福利医院治感冒,医院要求他“先检查检查脚",然后开出几种无关痛痒的脚痛药和其它一些毫无用处的药物。记者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获得了事实的“铁证”,从而揭穿了福利医生的骗局,并帮助该市追回了3100万美元的医疗补助费,成功地打击了假、丑、恶的社会现象。中国也有类似的报道。前几年,《湖南日报》记者也以“病人”身份去一家性病医院查探虚实。本没一点毛病的他被医生说得是性病缠身,几乎病入膏肓。医生要他接受长期治疗,并开出一长串的医药。记者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揭露了性病医院坑骗病人、谋取暴利的罪恶本质。《南方周末》2001年3月29日揭露了一家“地下钱庄”的黑幕。文章报道,由于银行人为的为贷款者设置了很高的门槛,高利贷找到了市场空间,急需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被挡在门槛外面后,只好向“地下钱庄”借贷。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逼得有些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社会的大万花筒里,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调查性报道的监视社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使光明的一面发扬光大,使阴暗面暴露无遗,使整个社会走上真、善、美的健康之路。

2.舆论调查的功能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非常注重民意调查,特别是遇到重大事情如总统选举时。他们还调查国民素质、社会资源、环境教育等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克林顿性丑闻传出之后,《今日美国》综合了多家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写出了一篇《美国人把绯闻与政绩区别对待》的文章。文中说:“今日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 60%的人相信确有其事发生,58%的人说作为总统他的工作干得不错,事发前则有60%的人认为他政绩出色。”这些统计数据和其他采访材料综合就可得出民众对克林顿的基本意向:一方面公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仍充分肯定克林顿的政绩。中国近几年也有类似的舆论调查,但大部分是由专门的调查研究所组织的,由新闻媒体就某一新闻事件而进行的舆论调查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

3.科学说理的功能

调查性报道通常是记者通过实地调查而获取的第一手材料,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记者在写作时又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使新闻含有很高的精确性、科学性和论理性,能让读者相信它并接受它的一些观点。请看美国世界研究撰写的《世界情况报告·正视中国的局限》中的一段文字:“最近几十年,中国还改善了本国公民的健康状况。由于这些努力,婴儿死亡率从1960年的150‰下降到1970年的69‰, 1980年降到41‰, 1992年降到27‰——这个水平接近于台湾的26‰。”文章运用了大量的数据说明并辅以有力的定性分析,使其观点显得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中国的调查报告一向讲求论证的严谨性和分析的科学性。它适当采用定量法,但更注重定性研究,往往以观点统率材料,以材料印证观点。1980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调查报告《不要让子孙后代埋怨我们》一文中,记者用调查所得事实材料说明了北京水源给首都的经济生活、环境卫生和人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分析了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这种说理就很能使人信服,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4.巧妙宣传

西方新闻界从不承认自己的宣传功能,但也不否认自身的立场问题。站在一定立场上采写出来的调查性报道,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宣传倾向。在美国,在政治上亲某一党派的报刊总是极力维护本党派的利益。在采写敌对党的问题性的调查报道上便极尽所能贬低异已,抬高自己。只是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巧妙的手法,尽量隐藏自己的宣传意图。就如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夕,他们常常利用民意调查来影响和左右美国总统选举而不是直接站出来为某位总统候选人拉选票一样。

二、中西调查性新闻社会功能的不同之处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在运用调查性报道时,其报道对象、报道范围、报道的侧重点等各有不同。所以它的社会功能与其功能表现程度也有不同之处。简单地比较一下,调查性报道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主要扮演着以下不同的角色。

在西方,调查性新闻首先是作为“政治腐败的揭丑人”而存在的。由美国记者斯蒂芬斯著的《新闻与揭丑》一书中就收集了大量美国黑幕报道的经典作品,其中就包括如《参议院的背叛》、《联邦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等许多揭露政治腐败的新闻作品。

其次,调查性新闻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黑暗的'掏粪者'”。西方新闻记者往往以大无畏的精神把触角刺向社会的黑暗角落,揭露社会矛盾,暴露社会隐患,以促进社会改良和社会进步。《疯狂融资》一文通过大量的采访与调查,揭示了美孚石油公司之下的联合铜矿公司在创立五年之中劫掠了大众上亿美元的财富的事 实真相,让人看到了垄断资本家和大财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大肆掠夺民众财富的阴暗面。

最后,西方调查性新闻还是“民情舆意的调查员”。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总统选举前夕的选票预测。1976年由记者米尔斯写的《新罕布什尔州预示总统竞选难分伯仲》一文就准确地预测了南方“乡巴佬”卡特击败在任总统福特而入主白宫。他们还对社会上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进行民意测验,如关于堕胎问题、民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当然,西方调查性新闻并不是一支万能的笔。它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如国家利益、政治压力、资本控制以及这种报道形式自身的局限性等等。但它在反映公共利益、维护公共道德等方面确是一个出色的斗士。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调查性新闻则主要扮演着以下三个角色:

第一,政策宣传家。1999年获奖作品《土地承包中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记者调查了土地承包过程中妇女受歧视、被剥夺土地承包权的情况,对此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在报道的最后就土地承包中侵犯妇女权益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借法院的名义普及法律知识,大张旗鼓地宣传了男女平等的国策。

第二,公益维护者。如《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9月17日刊登的《对北京市假冒伪劣商品的调查》、《南方周末》2001年3月15日发表的《商洛地区艾滋病调查报告》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后一篇文章中,记者使商洛地区艾滋病滋长、漫延的内幕曝了光。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商洛地区HIV携带者比例高达到23∶ 1,其主要原因是一些非法之徒利用农民的无知与贫穷,非法进行抽血贩血,而商洛地区所辖7县(市)共约有12700多人有卖血史。那些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却已无法查清其流向。这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令人惧怕的事实让人们无法不关心起自身的安危。文章巧妙地呼吁政府部门对高危人群进行监控,对已查明是HIV感染者人群进行严密监控,督促公安部门给予协助,严惩犯罪分子,维护公众的利益。

第三,问题研究员。我国的新闻体调查报告带有浓厚的分析研究味道。它经常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从各个侧面进行细致调查,深透研究,挖掘出其深层原因,并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决策。1998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可算是此类调查性新闻的经典之作。记者敏锐地 抓住了商户堵门讨债**这一案发事件,从亚细亚的管理、用人制度到它的监督机制,从流通体制到高层管理矛盾,层层剖析了“亚细亚”由盛到衰的深层原因,道出了企业内部存在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调查性新闻的角色都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因为它的社会功能即使在同一篇报道里也是多重的、多方面的。我们只有既借鉴西方的一些成功作法,又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方式,才能充分发挥它所具有的全部功能。

第二篇：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

一、调查性报道的定义：

在屹立于潮头的报刊和广播电视新闻事业中，调查性报道是一个强有力的报道领域。调查性报道源于美国从未消亡的黑幕揭发传统。20世纪60年代，调查性报道开始在美国长盛不衰，接着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目前，调查性报道与解释性报道、客观性报道鼎足而立，成为美国新闻界以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主流流派之一。在其它国家的新闻界，调查性报道也同样受到公众的欢迎。20世纪80年代，调查性报道来到中国，几乎刚一出现就以自己特有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已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主流。

关于调查性报道，我们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一定的阐述。对于什么是调查性报道，国内外很多学者以及一些新闻媒体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和判断，我们对此进行了搜集和整理。

（1）通过记者的调查，揭露某一社会集团企图掩盖的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隐私。（美国CBS《60分钟》）。（2）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保密的问题的报道，报道的事实必须是自己挖掘出来的。（美国《新闻日报》记者）。

（3）英国学者David Spark说，调查性报道就是寻找和收集被势力掩盖的事实，他收集的不是被提供好的、勿庸置疑的信息，而是被掩盖的秘密。

（4）一般是报道某些人和某些组织试图掩盖的新闻，强调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和收集材料必须是记者的原创行为，而不是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组织的调查行为，选题和采访必须由新闻媒体独立进行，调查性报道面对的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而对这个事实某些人或某些组织力图使其保密。

（5）调查性报道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政府官员的错误行为，内部新闻以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作为目标。它是新闻媒体相对独立的、揭秘的深入的采访活动，它比较费时，篇幅较长，经常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出现。

二、调查性报道的题材选择：

调查性报道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前期的选题策划。调查性报道在选题上遵循的衡量标准有：重大性、公共性、独家性和故事性。

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如灾难性报道，对社会有极大危害、反常并带有悬念的题材，对政府部门或者官员滥用公共权力的报道，对企业和政府管关系以及投资环境的报道等。公共性要求选题与公共利益相关、贴近公众生活，如三农问题、城市生存状况问题、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等。独家性强调通过记者独立调查揭示出事实的真相。

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有没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证和澄清的事实？

2、这些事实有没有关切度？你所调查的问题，老百姓是否关心？

3、这一事实有没有价值？它是否反映出社会发展变革中的某些典型特征？

4、它是不是有区隔性？这样的选题会不会同时也被其它栏目选中？

三、调查性报道采访：

调查性报道是新闻报道中最复杂、最艰苦、难度最大的一种报道。调查性报道所调查的问题本身错综复杂、盘根错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卷入报道的各方人士出于各种原因，或不愿意透露事实，或设置障碍，甚至故意散布假消息误导记者，使记者的调查更加困难；此外，所调查的问题涉及权势集团，他们往往更会以各种方式向媒介和记者施加压力，阻碍调查的进行。记者在调查中必须遵守法律、社会道德及职业道德，不仅要结果正确，还要程序合理。

调查性新闻报道的艰巨性要求记者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有高度的韧性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深入调查、揭发内幕的过程中，由于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加上通常总会有人企图掩盖，调查性报道的问世往往会耗费几个月或几年时间。比如在著名的水门事件中，伯恩斯坦等记者在4个月中采访了1000多人，每天工作12—18个小时。

调查性报道对记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方面记者要独立展开调查活动，挖掘隐藏在表面现象下的真相。另一方面还需要记者具备在艰苦条件下的工作能力及坚定的信念，此外，记者还要具有相当的分析能力、嗅觉灵敏、思维活跃。

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必须有崇高的职业道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无畏的精神。而且要有扎实的采访作风和采访韧性。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应该洁白而无可非议。调查性报道的揭秘性、挑战性和记者决心披露事实真相、维护正义的激情使这种报道形式独具魅力。毫无疑问，一个成功的调查性报道，记者的素质是绝顶重要的。一位研究者指出：“„„所有美国优秀的调查报道都具有如下品质：对事实真相的渴望，强大的内驱力，精确的判断力，果敢的决断力，持久的忍耐力，丰富的想象力，正直感，对条理性的领悟力和一种基本的直取要害的知觉。”

主要有以下几点：

1、质疑精神：记者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质疑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2、平衡意识：应该让事件中冲突的各方和不同观点的组织（群体）有同等的发言机会。

3、平等的视角：在调查记者面前，只有被调查者这一相同的身份，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4、平静的心态：记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你对事物作出更准确地判断。

四、调查性报道的功能：

调查性报道是增强媒体公信力的有力保证。一个电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主要取决于在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新闻人物出现后，是否有记者的调查行为，记者能否依靠自己的采访调查获得更多的背景和细节、发现更多的事实和展示事实的角度。调查性报道往往是一个媒体的品牌形象。调查性报道是栏目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因为其采访调查的压力、获取事实的艰难，往往是对一个记者职业能力的最大挑战；同时，还要有成熟稳定的制度、方法，以保障报道的成功制作播出，保护记者的安全、利益不受侵害。这种高标准抬高了调查性报道的涉入门槛，也成为栏目的独特竞争资源。

五、在中国面临困境与挑战：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舆论监督的大旗下，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明显增多了，在主题上，它们的表现与西方调查性报道惊人的相似 ：二者都注重揭露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社会上的罪恶，都力图为公民们伸张正义和主持公正。中央电视台节目《新闻调查》以前的定位语为：“新闻背后的新闻”，“正在发生的历史”。具有“全球、全国人民关注的高关注度”“记者面对的是犯错误的人，是出了问题的人，是下了监狱的人„„然而，对照严格的西方调查性报道的经典定义，人们会发现，中国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是软化的。

这种软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查性新闻多以报告文学形式出现，多发表在书刊上。

如前所述，中国的调查性新闻报道经常选择具有文学色彩的报告文学题材，选择时效性较差、风险较小的杂志书刊为载体，这是一种在形式上的软化。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它们趋利避害，寻找到了更为有利和宽松的发展空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影响的调查性报道虽多出于新闻记者之手，但很多都发表在文学期刊或以书籍的形式出现，比如 ：全景表现1976年唐山大地震惨状和内幕的《唐山大地震》（钱钢），揭露由于人为破坏、生态失去平衡的《伐木者，醒来》（徐钢）和《北京失去平衡》（沙青），揭露1956年庐山会议内幕的《乌托邦祭》（苏晓康），揭露中共历史冤案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还有暴露中国体育界弊病的《强国梦》和《兵败汉城》（赵瑜），戴煌揭露政府内部某些腐败的《权柄魔术师》、《在案层厚网的覆盖下》等等。调查性报道的先锋、作家赵瑜说，“调查性新闻报道在中国的角色和地位暴露出的更多的是尴尬和无奈，以至于一些记者和作家只能把调查报道这只脆弱的羊赶到文学小说的草原上去。”还有人戏言卢跃刚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苦苦地执着地与强势群体较劲，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像是一个略带几分苦涩的黑色幽默。

2.记者在调查活动中的独立性弱化，深入报道受到局限。

西方调查性新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媒体相对独立的调查”和“某些社会势力企图在调查活动中阻碍”。中国媒体的官方性质一方面为调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带上了“软化”的烙印。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中国媒体，具有官方性质，这就使得调查性新闻在进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色彩，这个特征首先给记者的调查采访活动带来很大便利（在许多调查活动中，中国的媒体能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记者调查的独立性也大大减弱。此外，很多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往往是待其盖棺定论之后再采访，而不是新闻记者独立观察的结果，是记者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的再报道。

3.调查性报道的时间性严重滞后。

调查性报道与日常新闻报道不同，它往往与发生的事件有相当的距离，往往是事件在前，调查在后。调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中国的调查性新闻时间严重滞后，极端的例子比如钱刚的《唐山大地震》，在事情发生后的10年才披露了当时的真相，戴晴的《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写的都是几十年前的陈冤。直到政府有关部门对历史冤案有了明确认定之后才敢于下手。其他如苏晓康的《乌托邦祭》等也是同样的情况。当然，即使这样的调查报道，依然可能充满风险，与西方的经典案例相比，其中的距离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时间滞后，记者在调查活动中受到的阻挠和压制程度大大减弱，有时甚至可能没有遭到任何压制，新闻表现出一种相对软化的趋势。

4.调查性新闻的负面性弱化、正面因素加强。

中国现行的报道方针是以正面宣传为主、负面报道为辅。这决定了以揭丑为宗旨的调查类新闻在新闻报道中只能占据很小的比重。尽管相对于80年代，中国的舆论环境已经大为宽松，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大为增加，但相对于人民对于正义和公正的呼唤还有距离。舆论监督呼声很高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其揭露性的报道还占不到节目的10％，以关注“正在发生的历史”和“新闻背后的新闻”著称的《新闻调查》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作品也占很小的比例。

中国的传媒在近年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调查性报道，但其负面性有所减弱。许多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报道，经常在其中加入有关部门在处理事件时的良好态度、改革的决心等正面性、光明性的内容，使得报道的力度和深度趋于缓和。负面性的降低同时也导致调查性新闻出现一定程度的软化。

六、疑问：

1调查性报道的“调查深度“如何评判？ 2调查性报道的倾向性问题。

七、参考资料：

叶子、李艳 《电视新闻》 2008.7 孙玉胜《.十年》P100 2003年8月版

徐国源 《论深度报道的结构模式》2003年4期《采编生活》 何勇：《由事物的逻辑到理性的逻辑———对电视新闻述评的思考》，《现代传播》1998年3月。

穆冰《试论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11-21 赛纳《的内容与样式——2001年5月19日在开播五周年电视深度报道研讨会上的演讲》

余仁山《解密<新闻调查>》2008年5月1日

7094129 吴建昕

第三篇：调查性报道案例分析

09广电新闻 钟小萍 200924118

一个调查性报道的典型案例

——以淘宝腐败来看调查的回顾与分析

《IT时代周刊》于2012年4月26日发表的一篇报道《淘宝腐败黑幕调查：淘宝腐败黑幕调查：商家行贿小二做大销售额》掀起了轩然大波，引来淘宝公司来势汹汹的危急公关，以及商场上的一些口水战。此时正是网店热火朝天，淘宝春风得意马蹄疾起时，淘宝公司却被一篇报到撕开了神秘的面纱，告诉那些聚拢而来的商家们，呵！淘宝后院正失火呢，谁进去谁遭殃！

一、淘宝腐败丑闻

淘宝是致力打造全球领先网络零售商圈，由阿里巴巴集团在2003年投资创立。淘宝网拥有几千亿元的年交易额，是目前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肥沃的土地是腐败容易滋生的温床。淘宝小二为中心的地下黑色产业链由此产生并且蔓延开来，在整个淘宝系统疯长，大有不可挡之势。《IT时代周刊》记者经过发现、调查，取证，终于挖掘出了这个黑洞，报道一出，嘘嘘声、嗤笑声、辩解声，声声不断。

二、淘宝黑幕调查体现的调查性报道特征

该报道记者从“腐败探源”入手，通过列举事实讲述了淘宝小二们的囊中取利的“各种生意”，最后探究了淘宝腐败的根本原因。报道洋洋洒洒近一万字，从中我们可以找出调查性报道的一般特征和此篇报道的独特性。

（一）该报道体现的调查性报道的基本特征

1、以法治的眼光看待

腐败是从政治学的眼光来看的，是用法律准绳来作为衡量依据的，调查性报道的着力点也基本上是在政界和商界的腐败上。淘宝腐败黑幕报道，记者通过法治的眼光，通过淘宝小二这个中间杠杆的不正当的牟利的操作，看到了淘宝交易平台上的不平等；通过淘宝内部高管们的被驱逐、被起诉，阎利珉带出的“泥”看到了淘宝的腐败涉水有多深。同时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探究淘宝市场占有率近乎垄断、商家行贿淘宝小

二、高层管理不善等腐败的根源。

2、故事性

故事是件好看的外衣，里面包着调查性报道最严肃而深刻的内核。记者借助一些列事实材料，把它编织成意见故事的外衣，首先是刻画兴旺而华丽丽的淘宝形象，接着是一些开着宝马挥金如土的淘宝小二活动着的形象，再接着是商家们在淘宝“受伤”的经历，紧接着是马云在淘宝内部针对腐败的开刀，闪电驱逐管理高层，却又通过逻辑分析，得出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结论：反腐败，淘宝亡；不反腐败，阿里亡。通过故事，记者直逼淘宝腐败的内核，却又引人入胜。

3、数字与案例做事实支撑点

在此报道中，数字就是天枰。通过一些列的数字，读者自己可以看到或推算出基本事实，从淘宝的年交易额、商家数目、刷信誉的价格、被辞退和起诉的淘宝高管的赔偿金额，商家的损失金额等等不一而足的一些列数据，淘宝的腐败就呼之欲出了。

4、引用商家、电子商务专家、消费者等多方观点、“做了四个月淘宝没有一笔生意。叫我怎么过？没法过！现在我开始痛恨淘宝。”引用商家的观点表明淘宝腐败给商家带来的危害。“吐出300万，那吃下去的是多少呢？肯定多得很。”引用卖家的评论说明腐败之深；引用商家冰儿、小蒙的遭遇和观点，“职业差评师专门欺负我们小卖家，差评师同时拍下七八个产品，给差评，因为这样才有威慑力。”说明淘宝存在刷信誉的事实。这样的例子在报道中随处可见。

5、平衡性

记者不仅采访了受害商家、电子消费专家、消费者等多方的观点，还陷入淘宝的阵营，采访了淘宝公司的内部人员。如记者假扮卖家采访到淘宝公司人员，得到“采用的是全人工刷钻，不会被封店”的等观点。到刷信誉的事实和他们的基本观点。还有阿里前员工莫莫对淘宝“忽悠销售”的披露。并且根据同行天猫对淘宝年几百亿元的年交易额的信息披露，记者提出是否虚假繁荣的质疑。这种体现记者采访两面信息，体现平衡性的例子在该报道中不乏其处。

（二）此篇报道的独特性

1、俯瞰、评论的话语方式

大量信息的搜集和梳理之后，使得记者对淘宝腐败事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于是在叙事话语中，就带着俯瞰的视角和类似于小说中“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同时，也有不少类似于“当淘宝没有干净的小

二、上下级之间互握把柄时，对马云来说，反腐败，淘宝亡；不反腐败，阿里亡。”、“淘宝小二的腐败便如同韭菜一样，割完一茬再长一茬，很难有根治之日。”等等的评论，但这种方式是建立在有大量事实根据上的，仍然不影响记者的“中立”立场。

2、带宿命意味的语言

如果说从一开始的“对马云来说，反腐败，淘宝亡；不反腐败，阿里亡。”是一种籖语，那么“阎利珉带出来的‘泥’只是淘宝小二腐败中的一种形式和三个人而已，更大的黑洞依然在阿里的公关和马云的狡辩中，如阳光般‘灿烂’。” “其实默许的不仅仅是小二参与行骗，默许的还有是谁都知道的腐败，这才是马云带坏小二的根本原因。”“当轮岗后的领导们面对前任的污点，又能怎样呢？因为他的把柄握在另外一个人手中。反腐败，淘宝亡；不反腐败，阿里亡。”贯穿于报到各处的这样的充满着淘宝与马云宿命气息的句子，共同组合起来，真有一种“永劫回归”的宿命的味道。

《淘宝腐败黑幕调查：淘宝腐败黑幕调查：商家行贿小二做大销售额》中，俯瞰、评论的话语方式、带宿命意味的语言在调查性报道中是否合适？

依照调查性报道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记者是不宜在报道中对报道的人物或事件发表意见或评论的，但由于记者对淘宝黑幕调查的介入很深，完全不评论不表态这是很难的，假如评论的基础是记者在对事件调查中基于事实推理等而得到的认识，那就不完全妨碍报道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虽然如此，基于新闻行业的专业精神，调查性报道记者还是少发议论为好。

而宿命意味的语言，则有助于借助“讲故事”，也可以说是记者的评论，时报道更加引人入胜，但这种类似于小说的笔法的渲染性的宿命语言普遍运用于调查性报道，笔者认为是不适合的。

第四篇：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比较

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比较 新闻学一班

张浩田

41111051 摘要：东西方新闻价值中总是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要包括：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等，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新闻界认识比较一致，因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灾难新闻都很受关注。探析东西方差异性有利于我们的借鉴。

关键词：灾难性报道

新闻

比较

差异

所谓灾难性新闻，它是指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灾害，是指由于瞬间爆发的、不可控制和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突然的超越本地区防灾力量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畜伤亡和物质财富毁损的现象。灾难性事件一般包括自然性灾难和社会性灾难事件两类。

自然性灾难。所谓自然性灾害，是指自然变异超过一定强度，对人口和经济造成损失的事件。自然性灾难主要分为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前者如地震、塌方、雪崩、地裂缝、火山喷发等，后者如淫雨、干旱、冷冻、等。两者的关系密切，常常互为因果。例如2003年伊朗发生的大地震，两万多人死亡，全世界的媒体都迅速地给以报道。

社会性灾难。社会性灾难是指由人为因素或者各种社会矛盾而导致的各种突发性的意外事故，如汽车相撞、火车脱轨、飞机失事、游轮翻沉、房屋倒塌、火灾、工矿伤亡等，都无谓地造成生灵涂炭，是人类文明的损失。特别是那些重大事故，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得核电站事故、俄罗斯核潜艇沉没、“9。11”恐怖事件，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等都震惊世界，引起全球关注。

我国新闻传媒长期以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的导向原则，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但随着改革开放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灾难新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并开始向以“事”为本位、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有关灾难事件的报道大体有两类称呼：灾害新闻或灾害报道；灾祸新闻或灾祸报道。此外，鉴于黑色作为不幸、悲哀或死亡的象征意义，所以，也有人把灾难新闻形象性地称为“黑色新闻”。然而，在西方新闻学的术语中，没有相对应的“Disaster News”一词。这恐怕跟西方的新闻观念有关，因为在他们的新闻定义里，灾难本身就意味着是新闻。因此，也就没有单独的“灾难新闻”的概念。但是，东西方新闻价值中总是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主要包括：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等，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新闻界认识比较一致，因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灾难新闻都很受关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根本不同，所以在对其理解和操作上就有一些区别。面对同样性质的灾难事件，中外记者的报道内容、写作风格等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灾难报道视角的区别

对于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报道，东西方记者的眼光是不尽相同的，他们选取的角度也是各有特色。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平衡”是一种普遍观念，尤其是发生洪水、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与自然发生冲突时，新闻报道中的文字和图片没有过多地对自然恐怖的描述，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和谐”的价值观。而西方的新闻报道则一般不避讳苦难，有时候甚至是不惜笔墨地渲染苦难。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西方记者更注重的是对个体的渲染，相对而言，中国的新闻报道在塑造人物上则更注重其共性，“类型化”表现得多一些。

对灾难事件的报道，西方媒体往往渲染的是个人在灾难面前所受的苦难，焦点对准灾难面前的个体形象。在同一题材的灾难面前，中国媒体更多表现的是另外一种文化诉求。中国的传统观念崇尚“天人合一”，所以在对灾难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尽力避免描述灾难细节，而着力挖掘人与自然的和谐，把现实的苦难升华为精神上的力量。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纵观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媒体，对这次大地震都抱以极大的关注，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灾害中涌现的人物进行了高度赞美，对抗震救灾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给予大力弘扬。

灾难报道主题的差异

主题是一篇新闻作品的“中心”和“主旨”，它既是组织材料的“纲”，又是材料表现的目的。在新闻写作过程中，主题是“纲”，记者在现实材料中发掘出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意义的观点，以此作为文章结构的基础和灵魂进行写作；主题又是“目的”，是传播者试图通过材料传达给受众的倾向或观点。所以，无论从写作角度，还是从受众阅听角度，主题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对中西媒体有关主题类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新闻主题的确立方面存在一些差别。

著名新闻学者、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我国关于灾难报道的主题“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我们的灾难报道不是站在“事”的方位对灾情、抗灾、救灾进行反映，而是立足“人”的角度对事实进行总体审视，力求凸显人的精神。由“事实的悲”而生出“精神的乐”。也就是说，在价值判断中，重视宣传价值要远远高于新闻价值。

西方的灾难报道重视对灾难本身的关注。面对灾难造成的悲剧，西方记者惯于带着浓厚的情感以大量的笔墨赤裸裸地描摹事实，着力表现灾难对人的摧残，表现人的悲惨境地、痛苦命运，表现人与自然力的冲突，人的无助与绝望。这与我们的报道往往聚焦于灾难中人的精神，用人的“战天斗地”去消解灾难的悲剧性质有很大不同。我们的很多灾难报道都可以归入“好人好事”类报道。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闻传播带有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重视“用事实说话”，即通过新闻报道来宣传一定思想，表达一种无形的意见。中国新闻价值观之重要性乃置身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国之安定等以国为主、以国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中。而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刊播的内容常被当作满足社会需求的商品，新闻媒介的编辑方针中，都把满足读者需要作为重要的实务指导原则和评价新闻传播效益的重要标志。他们的“重大”多以个体为视点，聚焦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对个体之重要便是新闻价值之重要。灾难报道思维方式的不同

新闻价值观决定着事实是否成为新闻，题材的选择意味着事实成为怎样的新闻，而思维方式则偏重于事实怎样成为新闻。由于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不同，中西记者报道灾难事件的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注重思维理性是西方的一贯传统，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人就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因此西方传媒往往以具体的案例反映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尽可能的客观叙述代替主观评论，由感性的披露上升到理性思考的角度。

中国传媒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做出洞察、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与之相应，中国传媒往往用普遍的、被视为真理的东西统摄事实，由理性推及感性。中国传媒在整体思维中用普遍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观照不同的个体，西方传媒却善于从相异的个体中归纳出一般的规范与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报道内容上，西方记者注重仔细描摹事实，表现灾难的惨烈、人们的痛苦、悲剧的处境，以此唤起读者的同情。而中国记者受“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影响，很少突出毁灭感、绝望感，而注重表现英勇斗争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气概；在写作风格上，西方记者多客观描述而少抒情性细节，作者的恐惧、绝望和怜悯藏在字里行间。而中国记者强烈追求主题鲜明前提下的情景合一、激情奔涌。

总之，西方历来重视灾难新闻的报道，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西方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等等。西方传媒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细节。同时，西方传媒也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其所标榜的社会责任，在突出“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也注重宣扬西方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相比较而言，在中国新闻界有的新闻工作人员只抓正面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而以灾难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题材内容上的特殊性导致了新闻报道中价值取向的特殊性。这样，中国灾难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一种道德教化的追求，即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的。现在随着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受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媒体部门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负面报道包括灾难新闻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灾难报道仍然在主流媒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一些对“人祸”的灾难新闻报道中更为突出。

我国的灾难新闻报道的经验还是相对欠缺的。对于我国灾难新闻报道今后的发展，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加以改良，适应我国的国情，提高我国灾难新闻报道的质量和信息传播的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1】杨方旭 《略谈中西方灾难性新闻报道的差异》

【2】范缤月 《中西方灾难性报道的差异》

【3】刘志斌 《不同传播体制对新闻报道的不同影响》

第五篇：王克勤：调查性报道基本问题梳理

调查性报道基本问题梳理

王克勤

以捍卫公众利益或公民权利为己任，以揭发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违法犯罪等种种黑幕为途径，由媒体独立调查完成的调查性报道目前越来越为中国新闻界，也包括整个中国社会所认可与肯定。

在更多的媒体致力于调查性报道、更多青年记者致力于调查性报道的今天，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基本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很有必要。为此，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调查性报道的老记者，我在此谈谈个人的见解与想法。

调查性报道是揭露黑幕的深度报道

调查性报道，是职业新闻记者通过独立、深入、细致、全面的侦查式、访问式调查，所完成的一种揭露被某些人或某些组织故意掩盖、损害公众利益或公民权利行为内幕的深度报道，又称之为揭黑报道、揭发报道、揭丑报道、扒粪报道。

调查性报道涉及的领域及其广泛，政治、经济、社会、法治、文化、环保等领域均有适合调查性报道的选题。但是监督对象应该是特定的，即权力集团与资本集团，而不是对于普通公民不适当行为的揭发。

调查性报道的核心特征有三：一是捍卫公众利益或公民权利，二是揭露黑幕，三是记者独立调查。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称之为调查性报道。

另外，调查性报道应该是深刻而全面的报道。一般而言，调查性报道是独立文体的深度报道的一种。既然属于深度报道，必须有深度报道的基本特性。所谓深度报道的特性，核心在两个关键词：“深刻”、“全面”。不对事件或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度挖掘，并充分反映问题背景信息者，不能称其为深刻；不对事件或问题进行全面立体的展现，尤其是问题产生的诸多关联因素进行立体分析与解构者，不能称其为全面。此即深度报道。而当下许多青年记者所做“深度报道”，在我看来不过是长篇报道，仅仅是将浮在表面的有意思的故事展示给读者，不能说不好看，但许多读者不知道作者讲了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事件的背景与关联因素有哪些。因此，这样的报道不能称之为深度报道。而调查性报道是所有深度报道中最应该具有“深刻”、“全面”特征的报道样式。

根据所报道问题的类型不同，调查性报道可分三类：突发事件类调查报道、专题问题类调查报道、历史真相类调查报道。

突发事件类调查报道是媒体针对新近发生的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突发事件进行的深度挖掘与真相调查，它是一种对动态问题的调查报道，也是目前调查性报道的主体。例如，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2005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均属于此类报道。

专题问题类调查报道是媒体针对某一专题问题（包括社会热点、难度、疑点、焦点问题）进行的深度调查性报道，是一种静态问题的调查报道，这类报道能够最充分地实现公众知情权，为公众提供解疑释惑的服务。例如我在《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发表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2010年发表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就属于此类报道。

历史真相类调查报道是媒体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的再调查，揭出历史事件真实原貌，这也是一种静态问题的调查报道。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国记者杨继绳的《墓碑》、《文艺春秋》发表的《田中角荣研究­—金脉和人脉》，均属此类。

中国调查性报道呈“驼峰状”发展趋势

宽泛意义上所讲的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大约有100年的历程，与美国调查性报道诞生的时间相吻合。最早的政治黑幕揭发者，有1903年被慈禧下旨活活杖毙的沈荩；还有同样终年于31岁的黄远生，1915年12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市都板街广州楼菜馆门口被枪杀，做记者仅4年。

但是按照专业主义的角度看，真正严格定义上的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大约也仅仅十多年的历程。我以为当从1998年《财经》杂志的创办算起。《财经》与这个时期同样致力于揭发黑幕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一起将调查性报道定位在“捍卫公众利益”、“揭发黑幕”、“记者独立调查”这样三个核心特征上，并以此为选题的要件，尤其是《新闻调查》当时的选题要求必须是揭发黑幕的，这是最为核心的要求。

经过十多年的跌宕起伏的发展，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轨迹呈现为“驼峰状”波浪式发展情景，我将之分为四个时期。

首先是成长期：1998年《财经》杂志创办至2002年，标志着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兴起。

第一个高峰期在2003年，以《南方都市报》孙志刚事件报道以及中央电视台评选出中国八大风云记者为主要标志。八个风云记者除军事记者冀惠彦外，其他均是揭黑记者。

第一个低谷期始于2004年，有关部门针对全国性的舆论监督情形，出台了不得跨地区跨行业监督的“两跨文件”，2005年、2006年调查性报道滑坡。

第二个高峰期在2007年，《财经》杂志发表了《谁的鲁能》揭发了当下转型中国“黑箱私有化”背景下，个别人“合法”瓜分国有资产的黑幕。

第二个低谷期在2008年和2009年，北京奥运会、建国60周年为各大媒体报道的主旋律，调查性报道进入第二个低谷期。

第三个高峰期在2010年，上半年与下半年分别出现了《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以及《南方都市报》的《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因此把中国调查性报道再度推向一个高峰。

总体观察，严格定义上的中国调查性报道这十多年来呈现以下态势：1.越来越多的记者投身揭黑报道；2.越来越多的媒体介入揭黑报道；3.越来越多的好报道、好栏目在中国出现；4.调查性报道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5.全社会越来越重视与尊重调查报道记者。

选题确定要紧扣重点、难点和疑点

要写出一篇好的调查性报道，首要条件便是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获取新闻线索的路径主要有线人报料、公开的报道、同行推荐、内参及政府的相关文件、相关会议、网络信息（著名的公众BBS、部分博客等）、亲朋间信息交流、读者来信，等等。

对线索的判断，是做好选题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线索首先应具有公共性。公众所关注与感兴趣的难点、疑点、重点、焦点问题，或者关注者范围广的热门话题等，往往都是调查性报道选择的题材。在选择调查性报道的题材时要紧紧抓住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事实背后的事实，剖析事理，切中时弊，直逼要害，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其次是重要性。重要性的强弱取决于“新闻报道的主题将以某种方式对多少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对读者影响越多、直接影响越大、产生的影响越迅速，则新闻价值越大。

故事性和独家性的要求不可忽视。选题必须关注题材的曲折性、冲突性、显著性、异常性（荒诞性）、人情味，这是从受众阅读角度的一个重要考量。而且最好独此一家的报道，如果大家都做过，那就要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深度，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内幕。

另外，时效性同样是考量调查性报道的一个要件。对历史题材而言，只要有深度，无论是怎样的调查，对于大众传媒而言，都是新闻。

采访的过程是寻找证据的过程

“骂一个人是流氓不是本事，证明一个人是流氓才是本事。”情绪没有任何力量，真正有力量的是事实与证据。我们所进行的调查采访与查找文字材料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取得证据。调查性报道的真谛就是追问、求证，通过不断地追问、求证，找到最能说明事实真相的证据。

因此，调查性报道成败的关键在采访调查。一个好的调查性报道其工作量配置应该是：10%用于选题遴选；75%用于采访调查；10%用于思考梳理；5%用于新闻写作。

一名记者要做好调查性报道，首先必须坚持不断研究。所有成功的调查性报道工作过程，其实都是专题研究的过程，调查性报道不仅仅是侦察、访问、核实，更多的是对于大量已知或未知情况的不断研究与分析工作。而做好调查前的背景资料的搜集研究，是完成整体调查采访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制订出周密的采访计划，并梳理出事情的主要问题之所在。

采访必须坚持现场原则，这是刚性要求，即深入到新闻事件现场求证采访，没有在事件现场的求证过程，一般谈不上是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在信息来源方面，即每篇调查报道中，准确信源不能少于6个，即事件中的正方、反方、中立方均应该采访到；其他相关各方应该采访到；事情关联的相关各级机关努力采访到。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是有偏见的，所以单一的信源就可能出现偏颇或不准确，即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要全面立体的呈现事实，只有进行众多的采访与核实，才能够尽可能的呈现出一个更加逼近真相的事实来。

精确的报道才是客观的报道。对于各方面的说法与情况介绍都要寻找证据，以求证其真实性、准确性。揭发报道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反扑，为了确保记者自己的安全，也要确保证据齐全。有了铁的证据，才能够呈现事实的真相。在寻找证据过程中，我个人认为，物证高于书证，书证高于人证。对于调查中所获得的证据，要妥为保管，必要时请专业机构做证据保全。相关证据至少保存两年，因为现行民事诉讼的时效是两年。

要求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有证据支撑，要求提供证据的人按指印，而且要有录音、录像。记者要将所有的证据复制之后，把第一手证据全部交到编辑部，编辑部拿到所有证据之后，再考虑编发稿件。总之，不能为了好读而牺牲与影响新闻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准确和平实——调查性报道写作基本要求

准确是调查性报道写作的首要要求。记者要抱定“宁可丧失部分新闻时效，也要确保事实准确；宁愿不登，也要准确”的决心，对不能确定的事实，一定要舍得放弃；对于关键事实，一定要核实、核实再核实；一篇文章的直接引语不能少于10处，要客观展示当事人的原话，做到原汁原味，也就是说：要求无一字一句无出处。

新闻专业的基石是真实，而平白朴实的语言是最能够实现真实准确表达的语言，平实是调查性报道写作的语言要求，记者要学会保守地、谨慎地写作，写新闻永远不能文学化、情绪化，更不能慷慨激昂、随意宣泄。

150年前，即1861年美联社记者戈贝赖特便说过：“我们的行当是传播事实。我的指导原则不允许我就我所传播的事实做任何评论，我只限于报道事实。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坚持用超然客观的姿态写作，即“机器人写作”—保持置身事件之外的陌生人心态写作，只限于陈述事实，不得有任何评论；不能为了追求可读性而牺牲与影响新闻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客观准确地展示事实乃是记者的本分，写作新闻要求有律师的严谨做派，要有强大的逻辑链条，写作时要学会留有余地，我们距离真相永远是有距离的。

任何时候，记者要想到自己交出来的稿件就是最后的终稿、成品，是公开与读者见面的。不要有任何依赖思想，想象自己就是编辑。要知道被监督对象连你的标点符号都要研究，他们会挖地三尺，一定要挖出你的问题，没问题都要找出问题的。

为了保护自己，也要做得更加专业才是。可以说，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逼出来的。

（本文刊载于《法治新闻传播》2011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