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加强农机质量监督 保护农民利益
加强农机质量监督 保护农民利益
农业机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机械已成为我省重要的农业生产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一是看农业机械的社会保有量和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二是看农业机械的质量水平和有效应用水平。只有高质量的农业机械,才能提供高效的应用性能,实现农业丰产,农民增收;才能确保农业机械的有效投入,增加机手的经济效益,因此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督,严禁“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是保证农业机械化事业健康发展、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各级政府对农机产品质量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农机质量监督工作,对提高产品质量,保护农民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目前我省的农机产品质量状况,仍不容乐观,“假、冒、伪、劣”农机产品还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几年来我省农机产品国抽合格率一直停留在70%左右;98年对部分县市农机配件市场进行抽检,合格率不到40%,经过几年的治理,虽有大幅度提高,但仍差距较大;农机产品质量事故和质量纠纷时有发生;农机质量投诉逐年增多。按以上数据推算,我省年农机销售总额100多亿元,不合格产品能占到10多亿元,严重影响农业的有效投入,危害广大农民利益,农机质量监督仍任重道远。为全面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督,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加强农机产品定期监督检验,扩大检验范围。
目前我省农机质量监督检验,主要有产品质量抽检和定期监督检验两种,近几年由于抽检经费严重不足,抽检的产品范围和企业数量一再减少,由于质量抽检是不定期的,且无规律性,企业存有侥幸过关的心理,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力较差,因此应加强定期检验的力度。首先要扩大定期检验的农机产品范围。农机产品使用者多属农民,经济收入、文化程度、质量鉴别能力都较低,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农机产品均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投资项目,而农业机械的内在质量,只有专业技术人员,靠专用仪器设备,才能检验,并非一般使用者能为,因此农机产品质量定期检验,就不应有轻重之分,均应列入定检范围。其次是加强定期检验的统一组织。为了提高定检工作中全省执行标准的统一性和科学性,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农机产品的定检,应按产品分工,由省级各专业质检站、所完成,以便掌握全省同类产品的质量情况,进行质量分析。另外应注意定期检验的连续性。目前定期检验的时间周期为一年,对合理率较低的产品,应连续进行几年,以提高质检机构的责任感,同时迫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质量水平。
二、积极开辟市场检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我国目前的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方式,是在计划经济下建立起来的,其特点是以工厂检验为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这种方式已明显不适应发展需要。一是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多数农机产品,特别是农机具和另配件产品,已逐步转向中小型私营企业生产,这些企业,生产量小,分散面广,且无主管部门,产品生产种类、范围难以掌握,因此很难列入检验计划,而质检机构,对未列入检验计划的产品,无权实施检验,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产品逃避检验。二是目前这种以生产企业为主体的质检方式,虽对本地产品有效好的监督作用,但对外地产品和国外产品缺乏有效的监督力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开放的,而我省一直没有全面的开展市场检验,这就必然给劣质农机产品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三是,在计划经济下,农机产品质量检验,多集中在农机整机产品质量上,加之零配件生产企业分布面广,产品更换快等原因,多年来,我省对农机整机检验多,零配件检验少,甚至在部 分地区造成农机零配件质量失控的现象,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切身利益。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抓市场,全面开展市场检验,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农机产品市场检验的领域应是农机流通领域,检验的范围应该是市场上销售的所有农机产品,检验的重点应该是当年未列入定检计划的产品和零配件产品。为避免重复检验,对定检合格产品可以实行免检。根据目前市场管理分工,农机产品市场检验,可采取农机、工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联合组织,省级专职质检机构实施的办法。山西、江苏及东北三省已开展了农机产品市场检验,同时集累了不少经验,我省的市场检验工作已迫在眉睫。
三、积极推行农机产品交货质量验证,逐步实行重大质量问题诏回制度。
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是政府进行宏观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但它是周期性的工作,被检产品合格,不等于周期内所有产品都合格,为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我国制订了农业机械产品“三包”规定,确定了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但是,这一规定,是一个后处理的原则,事件一但发生,就已经给农民造成了损失,给国家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为了进行产品质量问题的提前预防,应该在生产方和销售方积极推行交货质量检证制度。销售者应主动维护自己对所销产品质量的知情权,交货时,销售方有权向生产方索取证明该产品质量的有关资料,并按标准或合同进行有关检验,当检验能力不具备,或检验结果有争议时,销售方应积极主动的与生产方协商,申请法定质检机构对产品进行第三方质量验证,以免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给销售者和使用者造成损失。
为了加强对检验不合格产品的处理,我国制定了相应的处理规定,如对生产不合格产品的企业,要求限期停产整顿,举办企业法人学习班等。综合这些规定,大部分均为迫使企业加强管理,提高质量,确保以后不再生产劣质产品,但是对已销售出的产品很少采取相应措施。这些产品仍在社会上使用,轻者继续影响农业生产,危害农民利益,重者仍有导致使用者人身伤亡的可能,使用者仍在承担着自己不该承担的责任。在市场竞争中,广大农民是弱者,为保护农民利益,我国对农业机械的安全质量和环保质量,相继出台了强制执行标准,政府部门应按排专项检验。对于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的产品,特别是经检验达不到国家强制执行标准中安全、环保质量要求的产品,应实行产品诏回制度,由生产企业对负责销售出的产品进行追踪、维修、改进甚至更换。确保农业生产安全,维护农民利益。
四、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建设,提高检验能力。
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是政府及时掌握农机产品质量信息,进行宏观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产品检验工作主要靠检验机构完成,因此农机产品质检机构的管理水平、检验能力和工作质量,是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基础。就我省而言,大部分市(地)县无专职的农机检验机构,农机产品的检验任务,多由各级质检所承担,各级质检所负责多种产品的检验,产品品种多,涉及面广,由于人员知识面及资金投入等因素,农机产品监督检验水平难以提高。目前省级农机产品质检机构均挂靠在各行业的科技事业单位,工作任务不专一,检验能力分散,检验设备陈旧,由于近几年各事业单位经费紧张,检验水平提高较慢,目前已有部分农机产品,省质检机构的检验设备水平落后于生产企业,与国际检验机构相比差距更大。总之我省农机检验机构的检验能力与农机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的情况下,近快完成农机检验与国际接规,参与国际竞争难度更大,加强农机检验机构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1、加强机构建设。针对农机产品分布面广,流动性大的特点,我省农机检验机构建设的重点应是省级。在我省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可考虑将现有检验机构中的农机检验人员、设备等进行有效的剥离,合理重组,成立专业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集中人力,物力,实现国家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样,将农机产品检验机构独立管理,不但可以加快检验机构的发展速度,而且有利于检验工作的公正性。
2、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检验能力。在实现检验机构联合、重组的基础上,对我省的农机检验工作进行全面分析,重新合理布局,根据我省农机产品特点、农业生产要求和农机发展需要,确定我省农机产品重点实验室,制定且实可行的方案,加大投资力度,进行全面技术升级。重点实验室建设,起点要高,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省级重点实验室要尽快通过中国实验室认可,并通过3-5年的技术准备,争取参与国际间实验室互认。为我省农机检验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基础,为我省农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服务。
3、加快检验人员知识更新,全面提高检验工作水平。我国加入WTO后的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的竞争。多年来,农机检验机构受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制约,人才流动过缓,加之缺乏必要的培训经费,检验人员,知识更新较慢,已不能适应科技发展需要,成为影响检验工作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加快知识更新,一是应对农机检验人员制订专门的培训计划,增加培训经费,加大知识更新力度,提高技术素质,努力造就一批自己的检验学术带头人和专业尖子;同时,根据需要,可派专业人员到国外实验室进修,努力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二是应在检验机构,建立起人才合理流动机制,政府应制定鼓励高科技人才到检验单位工作的优惠政策,加强资金扶植,吸引一批高才生和行业技术尖子到检验单位工作,尽快使我省的农机检验机构成为把好国门,管好市场的产品质量检验竞争强手。
以上是对农机质量监督工作的粗浅思考和建议,仅供领导和同行参考。
第二篇: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保护集体和农民利益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保护集体和农民利益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未能及时做出调整,改革严重滞后。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后,土地市场价值迅速提高。政府在低价征用集体土地后,再以出让、租赁等有偿方式让渡土地使用权,获取巨额收益。作为土地所有者,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要有效维护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益,必须根据《物权法》平等保护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原则,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对《土地管理法》做出重大修改。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低,集体和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我国法律规定,征用农村集体土地,需要根据相应补偿标准,支付补偿费用。补偿标准不按土地市场价格,而主要根据农地年均产值倍数计算,并规定最高限额。征用耕地要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也要支付补偿费用,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订。征收城市郊区菜地时,还需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非耕地的征用补偿,普遍低于耕地补偿。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严重损害了集体和农民利益。
与农民从土地上取得的收入相比,集体和农民所得的征地补偿偏
低
根据我国农村和城市郊区农业生产结构特征,南方农作物主要为早稻和晚稻,北方主要为小麦和玉米,大中城市郊区主要以蔬菜为主。2001年—2003年,南方早稻和晚稻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1.23万元,北方小麦和玉米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1.04万元,大中城市郊区蔬菜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3.89万元。按照最高标准30倍补偿,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36.9万元,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31.2万元,大中城市郊区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116.7万元。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185元,按最高标准补偿,南方地区集体和农民所得补偿(人均耕地按0.14公顷计算)仅够农民23年生活费用,北方地区的补偿还不够20年生活费用。根据国家农调队统计数据,2005年农户从耕地(即种植业)中获取的纯收入为1098元,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14公顷,即每公顷耕地纯收入为7842元。以预期寿命70岁计算,农民一生从1公顷耕地中获得的纯收入为54.89万元,是目前最高补偿水平的1.5—1.8倍,这还没考虑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和土地增值、保值因素。在实际征地时,通常不按最高标准补偿,大中城市郊区也仍然以价值较低的粮食作物产值作为补偿依据。所以,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严重偏低。根据前面计算,只有将征地补偿由现在的30倍提高到45—54倍(南方地区为45倍,北方地区为54倍),才能保证集体和农民征地前后收入水平基本持平。
与政府取得的土地出让收益比,集体和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低 在传统行政划拨体制下,国有建设用地由用地单位无偿使用,政府并没有从土地征用中获得多少收益。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开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行政划拨土地比例不断减少,以出让、租赁等方式有偿使用的土地比例不断增加,政府从土地出让和租赁中获取巨额收益。199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纯收入为174亿元,到2005年土地出让金纯收入增长到2184亿元,增长了11.5倍。
1995年全国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为77.2万元,其中每公顷征地费18.9万元、开发费11.1万元、出让金纯收益40.4万元、其他税费收入6.8万元。扣除开发费用后,每公顷土地收益66.1万元,其中政府收入的出让金纯收益和其他税费占71.4%,集体和农民个人占28.6%,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收益比为2.5:1。如果剔除青苗及附着物补偿,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收益还会稍低一点。
到2005年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为355.3万元、出让金纯收益为131.9万元。与1995年相比,每公顷土地出让金和出让金纯收益分别增长了3.6倍和2.3倍,而征地补偿标准最高限额却仅提高了1.5倍,即由20倍提高到30倍。假设2005年每公顷土地补偿为1995年的1.5倍,再假设其他税费不变,则2005年每公顷土地纯收益为167.1万元,其中政府收入的出让金纯收益与税费为138.7万元,占83%;
集体和农民收入28.4万元,占17%,政府与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收益比为4.8∶1。如果再换一种计算方法,集体和农民所得与政府收益的差距更大。假设土地开发费用与土地出让金同比例(4.6倍)增长,2005年每公顷土地开发费用应为51.1万元。于是,政府、集体和农民从每公顷土地中获得的纯收益为304.2万元,其中集体和农民的征地补偿为28.4万元,政府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出让金纯收益与税费之和)为275.8万元,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收益比为9.7∶1。中央政府于1999年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所得绝对数有所增加,但与政府取得的收益比,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所得反而下降了,这是近十年征地纠纷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
2006年底,我们在浙江某市的案例调查还发现,在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商业用地时,政府获取的收益份额更高。在该市,耕地转为商业用地时,政府与集体和农民所得收益比最高可达49∶1;未利用土地转为商业用地时,政府与集体和农民所得的收益比最高可达197∶1。与征用耕地相比,政府从征用非耕地中获取的收益比例更高,主要原因在于:非耕地的补偿标准低于耕地补偿标准,其中集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的补偿最低,而这些土地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却以同样价格出让。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保护集体和农民利
政府为公共利益动用土地征用权,已成为国际惯例,主要区别在于征
地范围和征地价格不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选择,即维持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不变,提高补偿水平。第二种选择,即公益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征用,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商业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供给,并合理分配增值收益。显然,第二种改革方案的难度与艰巨性大于第一种改革方案,但它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更符合《物权法》提出的平等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界定公共利益界限,明确征地范围
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依法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另一方面,法律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建设用地,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征用后,才能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也就是说,不管是公益性目的,还是商业性目的,都必须先征为国有。法律条款,前后矛盾。由于未能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各级政府都以公共利益为名,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除中国以外,世界上只有新加坡将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也纳入征地范围,其他国家都对征地范围做出了严格或详细规定。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确实有一定难度。日本详细列出了35种公益性项目,其他国家基本没有采用这样的列举法。我们可以先把用于工商用途的土地,排除在政府强制性征地范围之外。有些项目,比如修建高速公路,可以通过
收取过路费,将开发费用收回,甚至还可能盈利,也不应宜列为公益性项目。
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在确定商业性用地由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供给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成为必然选择。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不允许买卖,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流转,即出让、出租和转让等。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方面,我们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土资源部先后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农村集体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广东已在全省范围内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作者单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第三篇:消费者利益保护调查报告
消 费 者 利 益 保 护 调 查 报 告
班级:姓名:学号:
一、调查缘由:作为时尚品、电子、影像、培训和文化体育等产品和服务的主要
消费群体,大学生具有强大的消费潜力,在他们中间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因而大学生消费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在当前消费市场中,大学生权益受侵害的事层出不穷。为了了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成长,我们在大学生中开展了此次有关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调查。
二、调查对象: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分院50名在校大学生
三、调查时间:2009年5月
四、调查方法:问卷式(其中总共发放问卷20份,回收50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
五、调查人员:
六、调查内容:大学生的基本消费状况,大学生的消费理念,大学生对《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了解,大学生对消费环境的看法,大学生的维权意识
七、调查结果分析
1.大学生的基本消费状况
① 大学生消费支出的主要来源
消费支出的来源是大学生消费的基本前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92%的大学生日常的消费来源主要来自于父母,另外8%的大学生的消费支出是通过兼职,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式获得的。不难看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开支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来源于父母。
② 大学生消费支出的水平
月均日常消费开支反映了大学生的消费水平。调查结果显示,51%的大学生月均消费支出为500-1000元,40%为1000-1500元,500元以下和1500元以上的均为4.5%。而56%的人认为这些生活费刚好合适,24%的人认为绰绰有余,17%的认为勉强够用,仅有3%的人认为不够用。可见大学生的的日常消费水平基本稳定,并且能够满足自己的日常开销。
2.大学生的消费理念
总体上来说,讲求实际、理性消费是大学生的主流消费观念。在消费选择上,69%的人最重视商品的质量,17%的人最重视商品的售后服务,其次为价格,服务态度与品牌知名度。在消费方式上,56%的人会事先做好消费计划再花钱,27%的人选择能省则省。由此可见,大多数大学生拥有较为理智的购物心态,选择适当的消费方式,来达到自己预期的消费结果。
3.大学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了解
从总体上看,大学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是稍有了解,甚至不太了解。45%的人表明对消法“知道一点”,40%表明“不太清楚”。尽管有91%的被调查者了解消费者权益日的具体日期,对于消费者权益日是否为国际性的,只有69%的人回答正确。在消费维权的基本程序上,60%的人知道维权的基本步骤。而对于中国是何时开始实施消法的问题,只有44%的人回答正确。不难看出,大学生不太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太了解维权途径。
4.大学生对消费环境的看法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目前的消费环境仍然存在诸多问题。49%的人表明在购买商品时,经营者没有主动出具相关凭证;42%的被调查者遭遇过侵权行为。不少商场打出了“打折商品概不三包”,“商品出售概不退换”等字样,80%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合法的。因此,大学生对于目前的消费环境不太乐观,仅有13%比较放心周围的消费环境,而其他的87%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担心与忧虑。在遇到寝室推销时,55%的人“一概拒绝”,45%会“先了解情况再做决定”。
5.大学生的维权意识
调查表明,当代大学生拥有一定的维权意识,也了解维权途径和方法,但真正通过法律和其他求助途径来捍卫自己权益的大学生却是少之又少。在遭遇过侵权行为的被调查者中,74%的人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26%的人选择忍一忍,认为解决太麻烦了。而还未遭遇过侵权行为的大学生中,91%认为如果遭遇侵权行为,会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事实上,在维权过程中,未达到维权目的的高达32%,却没有人选择诉诸媒体或法律。
八、调查结论和建议
此次调查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权利意识日益提高,但在认知权利及其内容上非常模糊,欠缺对法律知识的储备和理解。加之时间、精力、财力和经验等等,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从而丧失各种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提高大学生的主动维权意识,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理智维权,畅通大学生投诉维权通道,创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课题。
首先,向大学生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提高大学生的维权意识是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础。大学生可通过阅读相关的法律书籍,了解消费者自身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法律义务,以及关注有关侵权的案例,学习如何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真正做到知法、懂法、用法。
其次,国家应对《消费者保护法》不断进行完善,全面推行实施,使消费者的处境得到根本改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得到顺利解决。相关管理机关工作的改进是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键。对于侵权行为,有关部门应积极受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每一件消费纠纷,让消费者真正感受到投诉有门,投诉有果。
再次,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导向作用是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方法。随着社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持续关注,社会各界对消费环境的监督作用也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特别是媒体对各类侵权案件的曝光,更是对生产者,经营者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经营者作为侵权事件的源泉,其自律的加强将直接减少侵权事件。
总之,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任重而道远,需要国家、社会和消费者本身的共同努力。真诚希望广大大学生不仅能够正当消费,而且学会用恰当的方式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篇:农民权益保护
失地农民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从社会公正视域
摘 要:失地农民法律保障问题的产生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迈进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中,挂会公正基本规则要求对失地农民问题进行新的诠释。针对失地农民构建确保扛会公正的土地利益分享法律机制、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劳动利益保护法律机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补偿机制,是当下失地农
民问题的初步解央之道。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公正;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法;社会法
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迈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只要考察一下当今世界较发达国家走过的社会发展轨迹,我们就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上述结论。所以,社会各界大可不必为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而‚莫名惊诧‛,在研究此问题时,需要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历史观‛。其实,细致考察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就可以发现该问题也是符合上述规律的。因为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真正产生是在20世纪80一90年代,而其最初发源地也是在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只是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失地农民问题几乎成为全国都在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公正的视域来对失地农民法律保障闯题进行相关的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社会公正基本规则与失地农民问题
现代社会中社会公正基本规则的完整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的理念依据和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1p6其中,平等理念要求政府应将失地农民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看待。应该充分重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充分重视失地农民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特殊贡献和牺牲,并通过诸如失地农民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的消除、面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及社区管理的转变等印姻诸多方面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自由理念要求尊重失地农民对于国家所做的贡献和牺牲,并要求国家在土地征用和征收过程中应在法律及政策制定上,体现出对失地农民的特殊照顾。详言之,就是要改革目前征地补偿费分配机制混乱、补偿机制单
一、差别待遇明显、产值计算不准确以及实现角色转换的各种机制缺失等弊端,日】充分尊重和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社会合作理念要求失地农民在主张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必须靠相互的合作和沟通始能完成。‚个体人只有在社会中进行有效的社会合作,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竹【啦!失地农民亦应适当理解和包容政府,并积极支持政府合法合理的社会发展规划。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包括基本权利的保证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以及社会调剂的规则。【lp2瑾基本权利的保障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现代社会所讲的基本人权亦即生存权的规则。
显然,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就像马斯洛在其著名的‚需求五层次论喇中所讲的第一层次亦即‚生理需求‛~样不可或缺。机会,‚实际上是指社会成员发展的可能性空问和余地‛。{113,对于失地农民而言,保障其失去土地之后的基本发展机会,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保障才有可能使其拥有基本发展的权利,不至于因为国家的‚土地征收‛或者‚土地征用‛的公权行为而阻隔或者‚断裂‛。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和社会调剂的规则,显然要求由国家对失地农民因做出了特殊贡献和牺牲而进行符合其比例的分配。这种分配不仅体现在初次分配中,还包括在第二次分配中,甚至也包括在最后的‚结果公平‛条件下不遗余力的照顾失地农民的权益。从某种程度而言,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从社会公正的视
角而言,是部分地违背社会基本公正价值目标的。因此,任何一个致力于为公民谋福利的政府,都应高度重视在城市化或者说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如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各种民生问题,失地农民的问题即其中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作为最广大人民谋取社会福祉的政府,亦不例外。当然,失地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才有可能从本质意义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不无天才地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嘲
二、社会公正视域下失地农民问题的化解之道
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如何在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范围内实现机会公平,尤其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制度构建,尤显重要。笔者认为。构建以下法律制度对于失地农民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完善土地利益分享法律机制。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对于土地征用实行‚保证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不因失去土地而降低生活水平的征地补偿原则‛。同时,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臵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挨言之,征地补偿安臵费用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土地所有权补偿、土地使用权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补偿。土地补偿费应该归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即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所有;安臵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应该完全归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用者——失地农民所有,用于生活安臵和安排生产。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三部分补偿费用的具体受益对象,但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推论出:受益的对象主要包括失地农民和集体。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受益对象已惠及到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另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补偿安臵标准推算,即使不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计算在内,仅安臵补助费按底线算也已达到征地总费用的40%,若加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被征地农民至少应得到占征地总费用50%的安臵和补偿费用。可实际情况却是,最拥有发言权和最应该受益的群体——失地农民所得的收益反而最少——据有关资料统计,各补偿对象所占的比重为:农民5%一10%,农村集体25%一30%,政府及各部I-J60%一70%。啊见,现在我们要做的仅仅是‚把上帝的归还上帝,把撒旦的归还撒旦‛,土地各利益分享主体之间各得其所,并在最大意义上保障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特殊牺牲的失地农民的权益。第二,完善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我国长期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按照两种不同的模式和水平来安排就业,从而人为地将社会公民分为两类不同的群体,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现阶段户籍制度改革要求的呼声此起彼伏,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宏观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可以说,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与这样的一种二元经济结构紧密相连。所以,中国的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就注定了我国社会改革的脚步只能是。温和的‛、。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而非‚激进的‛和‚猛烈的‛。对于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机制的构建,必须与这样的一个宏大社会背景紧密相连。我们认为,任何不联系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亦即社会背景基础上所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都是缺乏现实语境的。而以笔者拙见,此机制的建立,政府作用的发挥亦即政府‚有限政府‛作用的发挥,其意义是非同凡响的。详言之,此机制的建立需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以下但不限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其一,政府应该努力消除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建立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之问的统一的就业市场。陋增先。从制度上消除对失地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为此就应该对失地农民给予‚国民待遇‛并赋予其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权。其次,需要相关立法加速消除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目前我国关于就业歧视的法律主要体现在《劳动法>中,但<劳动法>仅列出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歧视四项,而将现实中失地农民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问题排除在法定的就业歧视之外,从而使得我国的反就业歧视缺少法律依据。尽管在目前<就业促进法(草案)》
中有相关的反就业歧视的内容,但其细化程度以及保障力度远远不够。再次,可成立失地农民工会,依靠失地农民集体的力量来消除就业歧视。尽管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切实做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的通知),并明确要求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含事实劳动关系)的职工,不论其户籍是否在本地区或工作时间的长短,都有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但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政治权利诉求渠道不顺畅等固有的特点,使得各地区吸收失地农民加入工会~直存在操作困难的问题。其二,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培训失地农民,使其在同等条件下亦有就业之可能。17212,1.-25根据人力资源学的基本原理:劳动力素质高的个体,由于其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较强,故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较劳动力素质低的个体要强的多。从失地农民自身因素来看,提高进城失地农民的自身素质是解决进城失地农民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事实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适应市场规律需求的当务之急。那么,如何提高失地农民素质呢?以笔者拙见:首先,从宏观上讲,对失地农民采取各种优惠的政策,使其完全融入到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主流中来。改变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只顾火车头,不顾火车尾‛之现状,以经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目前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基尼系数‛超警戒线、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现状。同时赋予教育‚机会公平‛,从而奠定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的人力基础。详言之。就是政府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发挥基础教育、正规教育、社会力量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的作用;建立农村教育专项基金;吸引优秀人才,并能最终留住优秀人才,改变目前‚孔雀东南飞‛的现状。其次,从微观上讲,就是要加强对失地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农民技能培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就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受训农民转移为目标,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的原则实施。啪根据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联合颁布(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政府各有关部门应该制订中短期培训计划,根据失地农民文化层次差异、居住情况等特点,有计划、有组织地使每个失地农民工都能接受职业培训,从而掌握-r]以上的实用技术,提高他们进入市场进行就业竞争的能力。同时,政府还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立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网络。利用现有劳动力培训资源,建立以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各乡镇成人学校为补充的两级职业培训网络,并为失地农民职业培训提供资金保障,从而奠定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的现实基础。
第三。完善针对失地农民的劳动利益保护法律机制。事实上,劳动利益保护法律机制不仅仅是针对失地农民而言的,在当下中国大规模的失业语境下,这种法律机制应该是针对所有劳动者的。目前,劳动利益受到侵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造成劳动报酬差距过大、劳动工资增长乏力、拖欠工资现象严重等问题。为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建立劳动报酬差距的合理标准体系及预警机制、完善最低工资保障法律制度和解决劳动薪酬方面问题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圈第四,完善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鉴于失地农民人数的庞大,构建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来说至为重要,尤其是在失地农民普遍感到生活被主流社会‚剥离‛、利益被‚剥夺‛、心理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加剧了针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具体来说,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再教育培训和再就业的机会、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等项目。第五。建立并完善针对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补偿法律机制。我国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步表现出其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弊端。其中,农村土地产 权不清晰是这种流弊的最重要表现形式。要从本质上解决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为失地农民建立一种合理的政府引导机制。而这种引导机制的历史重任毫无疑义的落到了对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补偿机制的建构中。农村的土地市场制度应包括诸如土地产权流转基本规则、市场调控体系、市场运行机制以及土地市场法律和政策规定等等。
三、结论
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社会公正的视域考虑和探讨此问题,对于当下中国所出现的失地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需要明确的是,失地农民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事实上,中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各个系统相互配合的产物。显然,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也不例外。只有解决了与失地农民问题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阶段基本人权保障问题、土地所有制改革问题、市场机制在社会各环节中的运作问题等,才有可能从最终意义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那种认为: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靠一种机制或者一种制度就完全能够解决的想法,即‚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可取的。失地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了,才有可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所以,对于目前学术界有学者提出的诸如对现有的各种制度的刁难以及不顾我国基本国情的‚诋毁‛和‚煽情‛,从社会的整体发展角度而言是不可取的。社会的发展靠社会各个阶层的通力合作,即狄骥所主张的‚社会合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个阶层需要一些。合理的‛和‚谨慎的‛宽容。宽容在当下确实是一种美德。诚如考夫曼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宽容原则——多元风险社会的法律哲学‛。嘲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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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浅析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1.摘要:(股东是公司的出资人,也是公司利益最终所有者和风险承担者,这就决定了公司股东利益保护的必要性。由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分散且不均等,于是就形成了多数股东(控股股东、大股东)与少数股东(非控股股东、小股东)之分,大股东可以利用资本多数决制度,在股东大会上充分行使其股东权利,甚至可以“合法”将公司权利和利益分配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倾斜,相对应的中小股东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如得不到现行法律制度有效而充分保障,则有悖于法律制度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资本多数决制度的重新认识,有利于我们对导致中小股东权益被侵害原因的深入探究。从经济效益来衡量,资本多数决制度无疑是有效的,那怕这种制度遭到滥用时。但法律价值目标应当是双重的,即正义与效益兼顾,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我们应首先选择正义。我国中小股东权益被侵犯的现象,在股份有限公司中非常普遍,这除了资本多数决制度本身的原因外,还与我国股份结构的特殊性有关。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规定是相当薄弱的,实践中,中小股东又难以依据现行《公司法》得到充分和有效的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应该受到保护,而现行法律制度本身又有疏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正是本文所要重点探讨的部分。作为一种法律对策,我们应当且有必要借鉴国外成熟且有效的少数股东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构筑我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法律制度体系。对中小股东权益保障,可通过对大股东权力的限制或义务的增加,或赋予少数股东法定的特殊权利的途径来解决。本文认为,应通过设置以下具体的法律制度实现。首先,赋予中小股东特定的权利,通过这些权利的行使达到制衡大股东滥用权利的目的。这些权利包括股东提案权、临时股东会召集权、委托投票权、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申请权等。对上述权利,《公司法》有相关规定,但因缺乏具体实施的保障,必将导致权利落空。本文认为应借鉴国外经验,将法律规定具体化。其次,对大股东的权力进行限制,并赋予忠实义务。主要是对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表决权的限制,设立累积投票制度,增加大股东的忠实义务。《公司法》对大股东表决权的限制应参照国外立法经验,使之内容明确,便于实际操作。第三,对公司管理层权力进行制衡。为防止和减弱“内部人管理”的影响,设立独立董事制度和赋予董事注意义务。第四,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赋予中小股东司法救济的途径。)摘要:(现代公司制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于其权利设计和制度安排是以资本为中心展开的,这就要求贯彻资本多数决原则。该原则对平衡股东间的利益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原则在公司的实际运行中又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反而为大股东谋求个人利益、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合法”的手段。当前加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司立法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现状及受侵害的原因,并探析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及其现实意义。在借鉴国外成熟的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基础上,结合我国新《公司法》的精神,探讨我国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的完善途径,提高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