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第一篇：试论我国农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试论我国农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张连民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农村的土地被大幅征用转化为国家建设用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征地过程中，因受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对农地征用中农民利益的保护存在严重不足，再加上农民自身的法制意识淡薄，被征地农民的许多权益严重受损，生活困窘。本文从被征地农民利益受损的现状出发，通过对被征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进行思考，分析了我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缺陷，并分别从思想意识转变、法律完善、政府角色定位、制度改进与救济等不同角度提出建议，论述农地征用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 土地征用 利益受损 权益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征用的数量也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土地的非农化进程，为保证城市发展和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大量的农用地被征收征用。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被征用，农民便失去从事农业生产建设活动的基础，从而丧失基本的生活来源。也就是说，土地征用涉及到广大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农地征用过程中必须重视对被征地农民利益的保护。然而，在现实征地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因土地征用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本文根据征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法律角度对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的保护作一探讨。

一、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受损的现状

（一）征地范围过宽，农民失去土地的随意性较大

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和2004年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对土地征收、征用做了明确规定，强调征收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在实际土地征收征用中，地方政府却随意扩大解释“公共利益”的概念，滥用征地自由裁量权，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随意征用农村土地，把一些非公共利益的商业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也纳入了公共利益的范畴，从而频繁征地，非法侵犯农民土地，使作为农民生存基础的土地被轻易剥夺。

（二）政府统一征地职能不到位，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侵犯了农民利益

政府统一征地的职能履行不到位，存在多头征地情况，同时有的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还有地方政府利用建开发区的名义多征少用，征了不用。有的乡镇为吸引企业入驻，获取地方经济的短暂发展，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采用极低的征地费用标准。许多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不严格依法进行，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此外，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还存在政府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来减少征地阻力的现象。

（三）土地征用程序不透明、不民主，农民参与难保障

许多农户反映，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或村委会在征用土地前后工作的透明度很不够，农

民对征与不征、征多少、征来干什么、怎样补偿、补偿多少、怎样安置等信息根本不了解，在整个征地调查、征地补偿分配过程中，农民通常是被蒙在鼓里，甚至许多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根本没有执行两公告一登记制度（即征地方案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和补偿登记制度）。此外，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因为国家征地面对的是集体而不是农户，作为农民个人，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补偿协商谈判中来。例如“征地公告”，实际上是叫农民到指定单位办手续的“通知书”。因此，所有的征地行为都是政府和用地单位之间进行的暗箱操作，法律规定的听证制度也只是落于形式化，并未实际发挥其保障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知情权和参与权的作用，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完全处于被动和不平等的地位。

（四）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补偿不到位，农民利益受损

我国当前土地征用制度中征地补偿构成基本上沿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与市场严重脱节。按目前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前两项的补偿标准是该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和4-6倍，经上级政府批准，两费总和最高可达30倍。若按最高补偿标准30倍来计算，一亩地平均年产值1000元，补偿费也才只有3万元，“依据上述规定获得的征地补偿费仅仅相当于公务员一两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按当地物价水平，仅能维持农民两年多的基本生活”，况且在有些地方对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还普遍按照法律规定范围的最低标准执行，因此难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另外，按照此规定，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征用后得到的补偿费用也只是个相对固定的数额，无法从土地的市场增值中获得应有的收益，相对于土地的预期收益而言这种补偿标准也过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严重受损。再说在实际操作中征地单位是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征用补偿协议，除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外的其他征地补偿费用都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村委会（组），再由村委会（组）根据具体情况管理并决定征地补偿费用的具体使用，所以这笔原本较低的补偿费用也难以及时、足额发放到被征地农民手中，拖欠、挪用、克扣的现象时有发生。

（五）安置方式单一，就业养老缺乏保障

目前，政府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用普遍采取的是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这对征地单位来说简单、易操作，但对于处于弱势的农民来说却显得非常不公平。货币补偿安置只是为被征地农民提供了最低生活要求,没有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如果重新择业谋生，由于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技能等，也无法适应现代企业对劳动者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再加上就业培训缺乏，就业中介服务滞后等，导致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发展空间非常狭窄。

二、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

造成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地方领导干部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现行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还有农民自身的原因等等，现就造成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受损的各种原因展开论述：

（一）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

1．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缺乏尊重公民财产权的意识

土地权利是农民最为基本的权利，是其生存的保障。然而，相当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仍然固守着以牺牲农民权益为代价发展经济的陈旧观念，缺乏尊重农民财产权的意识，特别是在畸形政绩观影响下和土地低征高卖巨大的利益面前，许多地方领导干部更是把尊重农民财产权的意识抛在九霄云外，无心考虑被征地农民的权益是否受损害。

2．缺乏对土地进行管理的正确理念

现在所有建设用地一律由国家征收征用的做法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的职责在于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市场解决不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因此，国家不应再把持对农村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国家对土地的征用应限于特别情形，即用于公共用途，而且，即使为了公共用途，如果能通过租赁等市场途径解决，也不宜动用征用权，应尽量通过正常的交易方式解决。政府在土地管理上的主要职能在于做好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而不是直接对土地市场的垄断。

（二）现行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

1．土地征用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当前造成土地征用中农民利益受损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征地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可以随意决定是否征地、如何征地、是否给予或给予多少补偿。第一，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的也作了同样规定，可以说现行制度从法律上保障政府垄断着土地一级市场，享有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最终处置权，但两部法律都没有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这样使得该法律规定缺乏实际执行的可操作性，留给地方政府很大自由裁量权，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常常把“公共利益需要”作为最好的不当征地的理由，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第二，土地征用程序不健全。首先，现行土地征用程序基本上是内部程序。土地征用过程中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征与不征、补与不补、补多少，完全由政府说了算，补偿金是由政府在法定幅度内确定，这必然会造成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次，现行土地征用立法中对裁决征地纠纷的规定过于原则且就村民征地款分配纠纷是否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规定前后不一致，往往导致纠纷无法解决，被征地农民告状无门。第三，征地补偿制度滞后。其一，宪法对补偿未作明确规定。补偿是私人财产权保障的核心内容，我国宪法则只有征用而没有补偿的规定。其二，政府单方定价导致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征用的实质是一种强制购买，既然是购买，就应当按照市场价格公平交易，而不应由政府单方定价。可以说，政府单方定价是导致补偿标准偏低、农民损失严重的根本原因。

2．土地征用过程中被征地者的权利救济途径单一，对被征地者的司法保护不足

虽然现行法律规定了征地争议救济制度，但是救济方式单一，仅限于行政救济，而且还是法律规定不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国务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将征地补偿标准争议的最终裁决权赋予了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但根据《土地管理法》，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才有集体土地征用批准权，因此对征地补偿、安置的争议，其救济途径仅限于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裁决，在我国目前的客观实际条件下，这一途径存在救济成本过高的问题，在实际执行中有许多困难。在行政救济之外，法律并没有规定其他的救济途径，因而，土地征用、征收及补偿方面的纠纷，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

3．土地产权不明晰，主体不明确

《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集体” 实际上是个笼统的概念，乡（镇）、村和村民小组都可以称得上“集体”，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代表，这就使得农民利益没有确定的代言人，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实际上是一种无确定主体的产权。所以，在征地过程中，农民自己不能参与平等谈判，不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抗争，乡村干部又不能代表农民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受损也就成为可能。

4．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管机制、农村土地征用行为中监督的缺位

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政府是否将其全部用于“公益”，我国现行立法对此并未设立相关的监督机制。因而，在现实中大量存在政府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后，再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或其他用地单位用于商业开发，从而获取高额的土地使用差价，农村集体和农

民只是得到较低的补偿费的现象，仅靠社会公众监督往往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信息而显得力不从心，无法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农民自身的原因

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自身受教育的程度最低，法律维权意识落后，自我保护能力低下，况且由于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农民思想被深深束缚，本身对行政权力有一种敬畏意识，所以他们很难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拿起法律武器与政府“较劲”。

三、对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利益进行保护的建议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造成现实农地征用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不足。农民为土地征用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原本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思考如何在农地征用过程中对农民利益更好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落实：

（一）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尊重公民财产权意识，树立全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彻底摒弃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经济为城市经济发展让路，重国利、轻民利的思想，增强公民财产权保障意识，不再与民争利，转变以牺牲农民利益发展经济的陈旧观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辩证地看待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既不能片面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也不能片面追求发展而忽视个人利益，努力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分享到城市化的成果。

（二）重新定位政府角色，保障农民利益

政府要退出集体土地市场的运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进行土地利用综合规划、改善环境，规范、监督、调控土地征用上，充当土地市场秩序的监管者角色。政府可以制定集体土地交易价格条例，加强对土地补偿资金的的监督和管理，对占而不用等圈占土地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政府要增加土地征用行为的透明度，从而防止少数不法投机分子借国家征收征用之名，炒作土地牟利，致使国家、集体的公共利益和农民的个人利益受损。

（三）完善土地征用立法，改革现行土地征用制度

由于土地征用立法不完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屡遭受损，而且也导致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明确“公共利益”范围，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针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清导致地方政府征地权的滥用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修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参照国外立法，应将公共利益的范围严格限制在水利、交通、国防、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国家重点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上面，对于工商企业用地等经营性用地，应当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建设规划的前提下，通过向国家、农民和集体购买、租赁等市场方式取得，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2．建立简便、严格、高效、透明的土地征用程序

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详细具体的征用程序，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限制征地过程中政府广泛的自由裁决权。土地征用程序应主要包括：一是征用土地的公告或通知程序，保障有关人员充分的知情权。二是所有受影响的土地权利人参与土地征用过程的公开程序，明确有关权利人的参与权和异议权。三是补偿费用发放过程要透明，要加强监督管理，以避免征地补偿费被瓜分或被层层截留。四是加强征地后的监督措施，使农民集体享有优先使用土地的权利。五是司法救济程序，允许有关权利人寻求司法救济，通过司法权制约政府的土地征用行为。

3．完善土地征用救济途径，建立征地争议司法救济制度

对于农民通过行政救济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成本过高，执行困难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农民协会，通过农民授权，由他来代表被征地农民进行土地征用合法性听证和征地补偿听证，并监督补偿金发放。当农民就征地补偿发生纠纷时也由其接受农民授权申请国务院裁决或提起行政诉讼，这样相对于单个的农民来说，通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救济的困难性就大大降低，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就可以更好的得到维护。另外还有必要扩大救济途径，可以考虑在行政救济之外，增设征地争议司法救济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我国可以通过立法规定行政救济是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具体规定为：对土地征用争议，被征地农民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或其他土地主管部门申请裁决；对县级人民政府或其他土地主管部门作出的的裁决不服的，被征地农民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赋予被征地农民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使其能够得到充分的救济。

4．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明确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归农民集体所有，由于“农民集体”是虚置的主体不确定的，因而不能使农民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现实中某些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中的领导人员常借“农民集体”的名义非法处置土地及补偿费用，侵犯农民合法权益。要使被征地农民能够自主处分自己的土地及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能够到位，关键是要在立法上确立农村集体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的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农民集体土地是不可侵犯的财产，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才能使农民的土地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5．引入市场价格机制，科学制定征地补偿标准

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没有考虑土地的区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市场交易价格等影响土地价值的经济因素，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所以我们需要引入市场价格机制，建立和完善农地价格体系，由独立的资产评估师对所征土地进行专业的评估，以农用地评估价格为基础，以经营性目的的农地转用市场价格为参照，确定土地财产补偿标准，再参照资产评估办法，确定其他各类财产的补偿标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中还应该包括土地的增值部分，适度提高经济补偿标准，以保障被征地农民能够在城镇生存和有一定的发展资本。

6．拓宽征地补偿安置方式，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主要是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但是因为现行的经济补偿标准太低，纯粹的经济补偿并不能为被征地农民的长远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根据国内各省市己有的经验做法，国家可以通过推广直接经济补偿、再就业培训、留地安置、土地使用权入股相结合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变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为多元化的补偿安置方式，为被征地农民建立起完善的生活保障。

（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农民的思想解放，让所有农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同时通过推广“送法下乡”，增强农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让广大农民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缩小农村与城市在教育上的差距。

（五）做好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更好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1．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征用监督机制，约束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权

缺乏监督的权利必定会被滥用，为了保障土地征用程序能够被严格依法执行，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加强立法，规定由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被征地农民监督和网络媒体监督相结合的土地征用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加强政府的信息公开，规定涉及被征地农民切身利益的确需公开且按照法律能够公开而未向公众公开的责任，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监督。

2．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农民为了国家公共利益而失去了土地的保障，那么国家理应给他们以相应的补偿来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这也是尊重和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最重要体现。国家可以通过设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被征地农民失地养老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等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所需费用可以通过研究来合理确定分担主体，当然要尽量考虑被征地农民的现状，尽量减少被征地农民的出资。同时，国家还要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平等地享有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权利建立通畅的渠道，使农民对土地权利的行使切实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卫乃兴.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初始研究[J]http://现代外语，2004.[2]张文忠.第二语言口语流利性发展的理论模式[J] http://现代外语，1999.[3]张文忠.口语流利性发展的定性研究[J].现代外语，2000.[4]合作学习在外语教学中的反思与启示.英语教学研究http://.cn/秦伊楠、杨国燕、靳惠玲

[5]在护理技能教学中实施小组学习方法的实践.中华护理杂志2004年7月第39卷第7期

第二篇：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保护集体和农民利益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保护集体和农民利益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未能及时做出调整，改革严重滞后。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后，土地市场价值迅速提高。政府在低价征用集体土地后，再以出让、租赁等有偿方式让渡土地使用权，获取巨额收益。作为土地所有者，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要有效维护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益，必须根据《物权法》平等保护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原则，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对《土地管理法》做出重大修改。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低，集体和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我国法律规定，征用农村集体土地，需要根据相应补偿标准，支付补偿费用。补偿标准不按土地市场价格，而主要根据农地年均产值倍数计算，并规定最高限额。征用耕地要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也要支付补偿费用，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订。征收城市郊区菜地时，还需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非耕地的征用补偿，普遍低于耕地补偿。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严重损害了集体和农民利益。

与农民从土地上取得的收入相比，集体和农民所得的征地补偿偏

低

根据我国农村和城市郊区农业生产结构特征，南方农作物主要为早稻和晚稻，北方主要为小麦和玉米，大中城市郊区主要以蔬菜为主。2001年—2003年，南方早稻和晚稻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1.23万元，北方小麦和玉米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1.04万元，大中城市郊区蔬菜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3.89万元。按照最高标准30倍补偿，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36.9万元，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31.2万元，大中城市郊区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116.7万元。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185元，按最高标准补偿，南方地区集体和农民所得补偿（人均耕地按0.14公顷计算）仅够农民23年生活费用，北方地区的补偿还不够20年生活费用。根据国家农调队统计数据，2005年农户从耕地（即种植业）中获取的纯收入为1098元，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14公顷，即每公顷耕地纯收入为7842元。以预期寿命70岁计算，农民一生从1公顷耕地中获得的纯收入为54.89万元，是目前最高补偿水平的1.5—1.8倍，这还没考虑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和土地增值、保值因素。在实际征地时，通常不按最高标准补偿，大中城市郊区也仍然以价值较低的粮食作物产值作为补偿依据。所以，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严重偏低。根据前面计算，只有将征地补偿由现在的30倍提高到45—54倍（南方地区为45倍，北方地区为54倍），才能保证集体和农民征地前后收入水平基本持平。

与政府取得的土地出让收益比，集体和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低 在传统行政划拨体制下，国有建设用地由用地单位无偿使用，政府并没有从土地征用中获得多少收益。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开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行政划拨土地比例不断减少，以出让、租赁等方式有偿使用的土地比例不断增加，政府从土地出让和租赁中获取巨额收益。199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纯收入为174亿元，到2005年土地出让金纯收入增长到2184亿元，增长了11.5倍。

1995年全国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为77.2万元，其中每公顷征地费18.9万元、开发费11.1万元、出让金纯收益40.4万元、其他税费收入6.8万元。扣除开发费用后，每公顷土地收益66.1万元，其中政府收入的出让金纯收益和其他税费占71.4%，集体和农民个人占28.6%，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收益比为2.5：1。如果剔除青苗及附着物补偿，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收益还会稍低一点。

到2005年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为355.3万元、出让金纯收益为131.9万元。与1995年相比，每公顷土地出让金和出让金纯收益分别增长了3.6倍和2.3倍，而征地补偿标准最高限额却仅提高了1.5倍，即由20倍提高到30倍。假设2005年每公顷土地补偿为1995年的1.5倍，再假设其他税费不变，则2005年每公顷土地纯收益为167.1万元，其中政府收入的出让金纯收益与税费为138.7万元，占83%；

集体和农民收入28.4万元，占17%，政府与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收益比为4.8∶1。如果再换一种计算方法，集体和农民所得与政府收益的差距更大。假设土地开发费用与土地出让金同比例（4.6倍）增长，2005年每公顷土地开发费用应为51.1万元。于是，政府、集体和农民从每公顷土地中获得的纯收益为304.2万元，其中集体和农民的征地补偿为28.4万元，政府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出让金纯收益与税费之和）为275.8万元，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收益比为9.7∶1。中央政府于1999年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所得绝对数有所增加，但与政府取得的收益比，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所得反而下降了，这是近十年征地纠纷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

2006年底，我们在浙江某市的案例调查还发现，在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商业用地时，政府获取的收益份额更高。在该市，耕地转为商业用地时，政府与集体和农民所得收益比最高可达49∶1；未利用土地转为商业用地时，政府与集体和农民所得的收益比最高可达197∶1。与征用耕地相比，政府从征用非耕地中获取的收益比例更高，主要原因在于：非耕地的补偿标准低于耕地补偿标准，其中集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的补偿最低，而这些土地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却以同样价格出让。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保护集体和农民利

政府为公共利益动用土地征用权，已成为国际惯例，主要区别在于征

地范围和征地价格不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选择，即维持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不变，提高补偿水平。第二种选择，即公益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征用，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商业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供给，并合理分配增值收益。显然，第二种改革方案的难度与艰巨性大于第一种改革方案，但它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更符合《物权法》提出的平等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界定公共利益界限，明确征地范围

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依法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另一方面，法律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建设用地，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征用后，才能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也就是说，不管是公益性目的，还是商业性目的，都必须先征为国有。法律条款，前后矛盾。由于未能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各级政府都以公共利益为名，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除中国以外，世界上只有新加坡将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也纳入征地范围，其他国家都对征地范围做出了严格或详细规定。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确实有一定难度。日本详细列出了35种公益性项目，其他国家基本没有采用这样的列举法。我们可以先把用于工商用途的土地，排除在政府强制性征地范围之外。有些项目，比如修建高速公路，可以通过

收取过路费，将开发费用收回，甚至还可能盈利，也不应宜列为公益性项目。

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在确定商业性用地由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供给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成为必然选择。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不允许买卖，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流转，即出让、出租和转让等。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方面，我们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土资源部先后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农村集体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广东已在全省范围内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作者单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第三篇：土地征用中关于农民权益的思考2009

土地征用中关于农民权益的思考

2009-11-24 10:27:28|陆卫琴

（张家港市大新国土资源所，苏州 张家港 215600）

摘 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环境要素，土地是社会生产活动中最基础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村地区广大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用的现象越来越频繁，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依法加强土地管理，深化土地使用、监督制度改革已经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征用 问题 权益 保障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数量迅猛增加。如何解决好当前涉及的农村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是当前在农村是否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标志。由于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及相关法律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因此，应当引起党委、政府和各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中突出存在的问题

1.1 政府统一征地职能不到位，侵犯了农民利益

政府履行统一征地的职能履行不到位，存在多头征地情况，同时有的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城镇规划失控；利用建开发区的名义多征少用，征而不用。有些企业以投资、扩大生产的名义，扩大用地圈地，等待土地升值抛售。

少数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征地活动为当地政府“以地生财” 创造了便利条件，客观上形成了“土地征占越多，政府利益越大，部门福利越好”的激励机制。有的乡镇片面强调“投资环境”，牺牲农民的利益，采取以极低的征地费用标准吸引企业入驻,以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本，换取地方经济的短暂发展。

此外，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着“两公告、一登记”制度滞后、不到位，政府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和农民维权意识薄弱来减少征地“阻力”。社会监管制约力软弱，农民意见很大。

1.2 土地征用程序不民主，农民参与难保障

农民群体本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较低，法律意识不强。他们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较低城镇居民都一直处于一等的弱势地位，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征地面对集体，而不是农户，作为农民个人，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协商谈判中来。例如“征地公告”，实际上是叫农民到指定单位办手续的“通知书”。广大农户

也不参与征地补偿谈判，有权去谈判补偿的只有集体，而实际上代表集体的经常不过是两三个乡村干部，所有的征地行为都是政府和用地单位单位之间进行的暗箱操作，农民没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机会。在征地程序上，农民完全处于被动和不平等的地位，使得原本旨在满足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听证制度也只是落于形式化，没有发挥其本该有的协调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矛盾的作用。而农民本身的素质和地位也使得其很少主动了解征地和补偿过程中的相关信息的意识和行动。

1.3 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农民难以生活

按目前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前两项的补偿标准是该耕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和4-6倍，经上级政府批准，两费总和最高可达30倍。以张家港市为例,在人均耕地面积仅1亩情况下,人均现金补偿仅1.44万元，安置补偿最高为2万元且被存入社保帐户，只能每月提取最多200元。在现有的物价水平下，这样的补偿标准明显偏低，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的长期稳定生活的出路问题。

还有一些地方贯彻执行的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标准普遍按照法规规定范围的最低标准执行，因为担心提高了标准，会影响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并且，按照此规定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得到的补偿费用是个相对固定的数额，农民无法从土地的市场增值中获得应有的收益，其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相对于土地的预期收益而言补偿过低，农民经常吃亏。

1.4 土地补偿费收益和分配上的管理问题，农民利益受损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土地补偿费应当归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这在法律规定上是明确的。但是，征地补偿资金分配和管理却无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的条例，乡镇、村、组、农民之间缺乏可操作的统一分配方法，因此出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混乱局面：有的村把征地补偿金全额发给农户，有的村归集体经济所有，有的村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进行分配。另外，在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作为农村基层组织村委会和经济合作社，通过行使经营、管理权为其侵占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费的所有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导致经济补偿不到位，严重存在着截留、挪用和拖欠等问题，造成了大量的群众上访、干群关系恶化等群体性事件。

1.5 安置方式单一，就业养老缺乏保障

目前，政府对农民土地集体征用普遍采取的货币补偿的安置方式，这对征地单位来说简单、易操作。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一次性了断,但是这对于处于弱势的农民来说显得非常不公平。货币补偿安置只是为失地农民提供了最低生活要求,没有解决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另外如重新择业谋生，大多数失地农民由于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技能、再加上受外地民工潮的冲击,无法适应现代企业对劳动者能力和素质的要求。想经商办厂，大多数被征地农民既缺乏资金和技术。加之就业培训缺乏，就业中介服务滞后，导致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发展空间狭窄，许多失地农民被迫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引起上访信访不断，给社会稳定和政

府群众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1.6 土地征用中“公共利益”的概念模糊不清

规范政府农村土地征用权力政府的征收权来自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其出发点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正基于此，征收权可以排除物权绝对性原则，即排除物权的“排他性”效力。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强制性，使得政府权力存在被扩大和滥用的可能。在我国的立法中，对“公共利益”采用概括的规定，从而由于无法确定其外延导致实践中对政府征收行为的合法性难以界定。征收权涉及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是对传统民法上物权效力的一种排除。而且，在实践中也的确存在地方政府滥用征收权获取高价土地转让费的现象，土地征用目的正当性严重不足。土地征用就容易由公共问题演变为私主体对私主体的侵犯。

1.7缺乏必要的社会监管机制、农村土地征用行为中监督的缺位

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政府是否将其全部用于“公益”，我国现行立法对此并未设立相关的监督机制。因而，在现实中大量存在政府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后，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或其他用地单位用于商业开发，从而获取高额的土地使用差价。而这一过程，农村集体和农民得到的只是尚无明确标准的补偿费。

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常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将超出自己审批权限的同一项目用地划分很多小块，分开审批，越权批地。法律的规定并未起到限制地方政府征收权的作用。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以租代征”，变相进行土地流转。

对于政府的上述行为，我国现行的行政和立法体系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而社会公众监督往往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信息而显得力不从心，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关于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对策的思考

2.1转变土地征用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要退出集体土地市场的运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进行土地利用综合规划、改善环境，规范、监督、调控土地市场上。

应增加土地征用行为的透明度，征用行为要依法依程序进行，减少征用的周转环节，明确政府的职能作用，从而防止少数不法投机分子借国家征收之名，炒作土地牟利，致使国家、集体的公共利益和农民的个人利益受损。

2.2加强征地的民主性，建立畅通的农民表达权益诉求的管道

2.2.1为防止在征用土地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加强征地的民主性，应调整听证程序中听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组成。听证会代表则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政府各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而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成员是必不可少的。

2.2.2农民要实现其自身利益不遭受非法侵害，就必须有有效的管道来传递自己的声音。虽然现行法律对于农民权益保障方面作了一些规定，但就实践来讲可操作性相对较差，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加之农民作为个体势单力薄，当其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出现了很多不敢告状、状告无门及集体上访无功而返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像维护消费者权益那样，建立有效的农民合法利益表达维护机制、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管道，这可以通过强化村委会的自治功能，弱化其行政组织功能来实现，可以探索建立农协一类的组织，成为沟通政府与农民的中介组织。由此，农民的愿望和合法要求可以通过正当的秩序化的渠道得以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得到及时有效调解。另外，这种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更容易受到农民的信赖，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农民能更敢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2.2.3可建立土地法庭，作为土地交易纠纷尤其是交易价格纠纷的最后裁决机构。土地法庭在―个足够长的时间里实质上独立于现行法院系统，实行垂直管理。

2.3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现行的土地补偿价格采用“产值倍数法”来进行补偿明显偏低。应以土地用途变更为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确定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征地补偿价格应当由一次性补偿和持续性补偿两部分组成。一次性补偿主要包括农民的货币收入、培训费用和社会保障费用，而持续性补偿主要是土地的增值收益。让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带来收益是补偿价格制定的宗旨。应根据不同区位和农地的质量以及产值情况，确定土地区片价格。在土地征用时，以确定的土地区片价格为依据，并参考区位、面积、人口密度，确定土地征用价格。尽管目前尚不具备按土地的市场价格作为征地补偿的条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好这方面思考和前期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2.4加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监督

2.4.1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营运管理上，首先要积极探索保值增值高效运行机制；探索交由银行和非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并引入市场机制,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加强投资评估及风险管理，投资前与投资中，可分别委托信托投资公司与投资机构来完成。其次，必须加强对保障基金的监管；建立明确的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明确监管与经营职责，实行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与托管经营机构分离，重点加强金融、财务和业务监管，保障经营机制良性运行；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发挥中介评估、资信等级评定的中介资信作用，严格稽核与稽查制度，为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4.2征地补偿安置费是赔偿性资金，不能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土地补偿费全额支付给享有被征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鉴于目前被征地农民基本上都是自谋职业的实际，安置补助费原则上也应全部发给被安置人。是一次性付清还是分年应尊重大多数被征地农民的意愿。任何部门和机构不得擅自决定把属于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转变为社会性的保障基金。

2.5 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制，就业补偿多元化

2.5.1补偿和就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可以说，补偿是基础，就业是关键。实现失地农民就业是最好的保障。在就业安置中，我们应鼓励用地单位和企业把合适的岗位优先安排给被征地民，并建立使用被征地农民数量与用地规模挂钩的制度，如对工业区建设征地的，可以规定进园区企业每使用一定面积土地后，相应排一定数量的被征地农民在本企业就业，并签订一定年限的劳动合同；如对招用本地农村劳动力的用人单位在税费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给予一定政策倾斜;对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的,给予小额贷款和收费减免。其

三、鼓励失地农民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并在贷款、税费方面给优待；积极做好被征地农民的职业介绍和劳务输出等就业服务工作。三是加强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培训，增强失地农民的劳动技能。把被征地农民纳入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范畴，常年织失地农民进行创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同时有组织地向地输出劳动力，千方百计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水平。

2.5.2关于补偿方式可以采用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即在货币补偿的同时，可以以实物补偿和债券或股权的方式作为必要补充。

2.6 明确“公共利益”范围

为了限制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应对“公共利益”的项目和范围进行听证，严格限定被征用土地的使用范围，可以将其限制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设施用地；（2）基础设施用地，包括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环境卫生、道路、广场、绿地等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3）公益事业用地，包括非营利性教育设施、体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和公共文化设施、公益性科研机构用地；（4）特殊用地，包括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看守所、治安拘留所、收容教育所等用地；（5）享受特殊政策优惠的用地，如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和对国家长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开发企业用地、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等。另外，应根据土地征用的目的和盈利情况对征地行为进行进一步界定，进一步划分为：纯公共利益、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各性质的划分可采用概括方式进行列举。

通过以上界定土地征用范围，可以改变过去滥用征用权或者“擦边球”理解动用征用权，防止因为土地征用而导致损害失地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结语

总之，失地农民问题不仅是一个农村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建立对土地征收的监督机制，以规范政府的征收程序和行为，切实探索和制定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失地农民市民化之路，推进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制度改革，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让广大农民公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篇：对我国关税减免中关税保护作用的思考

对我国关税减免中关税保护作用的思考

在以前很长的一段时期，我们都是根据进口产品关税税率的高低来判断其对市场的保护程度，因此我国一直以来关税水平居高不下。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关税总水平达45%以上，如此高的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在我国市场的价格，限制了进口商品的数量，从而对我国国内企业的产品，尤其是国内的幼稚产业进行了较好的保护，并且抑制了国内的高消费倾向和通货膨胀等倾向。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高水平关税税率已经在诸多方面影响了我国的开放，尤其是在加入WTO方面已经成为一个障碍。于是不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形式来看，我国关税总体税率都面临着非降不可的趋势。近年来，我国的关税税率不断降低，算术平均关税税率已由1992年43.2%下降到目前的15.3%，如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所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江泽民主席1996年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第四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的中国进口商品平均税率“2000年争取降到15%左右”的庄严承诺。而牟新生也对记者说过，到2005年，我国关税税率一定会按照承诺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下，工业品的进口平均关税税率将降至10%左右。当然，大幅度降低关税，有利于市场的开放和与国际的接轨，可是能否有效保护我国的市场呢?这个就不能一概而论，而就应当从关税结构，名义保护率和有效保护率等方面去分析了。

关税结构是指一国关税税则中各类商品关税税率之间高低的相互关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关税结构方面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关税税率随产品加工程度的逐渐深化而不断提高。就是说制成品的关税税率比中间产品的关税税率高，而中间产品的关税税率又比初级产品的关税税率高。名义关税税率是指一国实行保护使某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百分比。而有效保护率的概念则是加拿大经济学家巴伯在1955年的时候提出的，又称有效关税，是指一国实行保护使本国某产业加工增值部分被提高的百分比。1970年在日内瓦召开关于有效保护理论的学术讨论会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由于有了有效保护的概念，因此我们在看待一个国家关税对某一产业的保护程度时，不能单纯从一个产业产品进口税率高低来判断，而应该综合分析关税对该产业的产出与投入所负担的进口关税的影响，即要分析关税使该产业产品增值部分提高的程度。据此我们可以分析世界上大多国家关税结构的特点。当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税率与其制成品的进口税率相比越低时，一国对其加工制造业成品的有效保护率就会越高。因此只要一国对其制成品征收高关税，而对中间投入品征收低关税时，就能对此产业进行有效的保护。相反，如果一国对成品征收的关税低于其中间投入品，那么就不能很好的保护本国市场。我国随着减税幅度的加大，能否更加有效的保护我国的市场呢? 一直以来，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名义保护率都比较高，但是因为我国的对大部分初级产品的相对保护水平不高，比较有利于我国进口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从而促进我国加工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国对制造业的有效保护程度比较高，这也是我国制造业发达的一个原因。再看看发达国家的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普遍的平均名义保护率在第一加工阶段为4.5%，在第二加工阶段为7.9%，在第三加工阶段为16.2%，在第四加工阶段为22.2%，而有效保护率分别为4.6%、22.2%、28.7%和38.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虽然名义保护率比较低，可是它们的有效保护率却不低，对市场也能够进行很好的保护。

因此我们国家为了更好的对市场进行保护，在逐步减让关税的时候，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调整关税结构。一方面，我国应该大大降低名义关税水平，因为名义关税率过高不但不利于我国与世界的接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助长走私活动，不利于我国关税制度的推行以及社会的安定。由于我们国家发展水平低，为了保护民族工业我们在一定历史时期保持较高的税率从而造成商品在国内外市场差价很大，有暴利可图，这就是形成走私的根本原因我国的走私活动比较猖獗，1993年至1998年是中国历史上走私最严重的几年，不仅有自然人走私，而且有法人走私，特别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权力部门参与其中。2001年上半年，海关共查获走私案件5906件，比去年同期案件数上升4.18%，案值25亿元人民币。走私行为不但损害国家利益冲击民族工业，而且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社会治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损失。因此，如果我们下调了名义关税税率，将会把走私的根断除，这对我国国内市场秩序的整顿都是有很大益处的。另一方面，我们在现行总体关税水平下降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提高有效保护率。在下调名义关税的同时，应该对现有关税的税率构成进行合理的调整，不但下调制成品的关税，而且更加大幅度地下调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税率，尤其是对于国内需要重点扶持的产业或一些在未来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保持相对高一些的有效关税税率，对那些国内急需进口的产品特别是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则可以适当降低关税水平。总之，就是可大幅度地削减中间产品的关税率，小幅度地减少最终产品的关税税率。这应该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有利举措。

另外，在制定关税减免政策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我国当前的一个现实就是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差距过大的问题。我国的名义关税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比较高，可是在现实中，由于我国对很多产品都实行关税减免优惠政策，实行不同程度的出口退税等奖励措施，再加上走私的猖獗，使得我国对税收的实际征收情况并不理想。这一方面不利于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不利于国内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实际征收水平的低下，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就更加谈不上有效保护了。因此，我国在调整关税税率结构时，还应该考虑逐步缩小关税优惠的范围，更加严格的把好关税优惠这一关。

总的来说，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竞争力不强，尤其是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竞争压力显得尤其大。因此我国在逐步降低关税水平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我国国内企业的发展，使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好的生存发展下去，这才是我们的初衷。面临WTO的机遇和挑战，相信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一定是乐观的。

(资料来源：筱灵，对我国关税减免中关税保护作用的思考，博客动力，2005年6月22日)思考题

通过分析谈谈对我国关税减免中关税保护作用的思考

第五篇：对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若干思考

对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若干思考

摘要: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从基本目标、承担责任、发展需求、发展策略、发展现状以及国际趋势等方面,对我国外贸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进行了初步思考,形成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判断,以有助于正确认识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问题。

关键词: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对外贸易

0　引言

随着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我国已经提前进入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高发期,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

仅美国对我国企业发起的“337调查”数量,在2006年就已达到13起,占美国全球总调查量的近40%。

2006年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和涉港、澳、台知识产权案件明显增加,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353件,比上年增长52.16%。海信与西门子商标之争、DVD专利费之争等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感受到知识产权纠纷带来的压力。一时间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和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了政府、企业甚至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是在知识产权纠纷的争论中,也存在一些舆论和理论误区,对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一些不当的看法,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知识产权的不断完善,有必要对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误区进行澄清。

1　面临新时期的国际发展机遇和和平环境,知识产权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工具崛起都有一定的历史时机和条件,中国现在和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期。首先,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主要强国,其兴起的根本原因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在当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时代,我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其次,一国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国家的实力,自强体魄是和平崛起的最主要基础性条件。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外延性增长。这样的经济发展是难以持续的。中国欲真正崛起,必然要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重大突破,要有属于自己的发明、创造和工艺技术;属于自己的产品、品牌和生产销售方式。一句话,就是要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变大量消耗为可持续发展。

促进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将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第三,中国的崛起,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也要求中国的崛起方式必然是和平的。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和平崛起,一方面要消除国际社会产生某些疑虑。要想消除这些顾虑,赢得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合作,中国尚需在“和谐世界”的旗帜下进一步努力。一方面要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作为其中负责任的重要一员,承担自己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义务和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不断探索“共同繁荣”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新政策。而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和TR

IPS协定,就必须履行应有的职责和义务,积极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保护,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这就要求一方面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

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向全世界宣传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效,用合作代替对抗,用对话代替指责。

2　我国将由经济大国转变成创新大国,而加强知识产权执法成为我们的历史使命建设创新型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加强自主创新,而这无疑依赖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居于核心环节的就是知识产权执法,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知识产权执法不力那么知识产权制度就形同虚设,创新大国何从谈起?

不久的将来,我国将由经济大国变成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和知识产权大国。一方面,随着科技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深入进行,我国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将显著提高,必将成为知识产权大国和强国。同时我国也正在快速成长为世界专利申请大国。自2003年以来,我国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连续3年位居世界首位。此外,我国国际专利近6年年均增长率高达30.7%,增长速度高居全球各主要国家首位。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已经连续五年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未来15年内整个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我国有可能成为拒绝盗版和假冒的正品正牌国家。而要实现这种本质性的转变,最急迫要做的和最本质的工作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实现转变的内在需求,也是国际环境的要求,在这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机遇期,要将其上升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好,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水平,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3　我国正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已进入涉外知识产权高发期,但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仍在可控范围,这也是正常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呈现加速之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但是,我国还远不能称为贸易强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过程中,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国际知识产权纠纷,日益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重要领域。尽管中国已经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但其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出口地所申请的知识产权,不足该国(地区)知识产权总数的0.2%。其中,在日本仅有0.04%。2002

年到2006年,中国已经连续5年位居“337”调查国家的榜首,五年间涉及国家出口产品立案46起。国外企业或组织索要的专利费用和赔偿额越来越多,动辄数以亿计。中国企业每生产一台DVD

就要付4.5美元专利许可费,现已支付30亿元;在对方专利权失效以前,还将陆续付出约200亿元巨款。知识产权纠纷涉及的范围日渐广泛,从打火机、拉链和书写笔等传统产业到生物制药、数码芯片等高科技产业,专利往往隐藏在标准和技术壁垒之后发挥作用。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几乎都是我国成长性最好的新兴产业。因此,我国对外贸易中知识产权摩擦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或者已经“走出去”,我国部分自主知识产权已在国际贸易中初显竞争力,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权益屡屡遭受侵犯,朗科公司的MP3专利在美国被侵犯、海信等一大批企业的知名商标被抢注等等。中国并非第一个遭遇此类知识产权挑战的“快速发展经济体”,日本和韩国也都曾经历过此类“成长的烦恼”。BCG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专项组,对众多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认为,一个国家的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大体要经历5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为主导,靠的是廉价劳动力成本和低成本原材料;第二阶段通过加大研发投资,推动了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出口;第三阶段遭遇发达国家企业的知识产权壁垒,被迫付出高昂代价;第四阶段吸取教训,加大在收购、自主开发和管理知识产权方面的投资力度;第五阶段则开始享受知识产权的互惠互利,有的企业甚至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获取竞争优势。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申请专利,1976年数量为6000项,到1991年达到了2.2万多项。过去日本曾经向外国企业支付了高昂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随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日本企业如今一方面仍在支付专利使用费,另一方面也向外国企业收取可观的专利使用费。韩国1990年在美国申请专利的数量几乎为零,但到2002年已经有4000多项。通过自主创新,韩国改变了知识产权交易只进不出的局面。目前,日韩两国都已完成了从第四阶段到第五阶段的飞跃。

尽管我国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层出不穷,但也要认识到知识产权国际纠纷的增多在正常的范围内,同时也是必经的发展阶段。从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纠纷来讲,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的确,现在存在着一些反倾销、知识产权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但这不是主流,中国外贸20%

30%的发展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应认识到仅是一个贸易政策措施,不应该政治化。中国产品面临许多国家的技术壁垒,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但这是一个技术标准问题,我们不应当采取对抗态度。满足国际技术标准、技术要求,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条件,是技术上的要求。这代表了整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发展趋势。所以,不能把这些标准当成阻挡中国发展和中国产品出口的措施来理解。

另外一个方面,国内外企业之间知识产权纠纷增加,国内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也增加很快,说明企业应用知识产权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意识增强。当然纠纷案件增多对国内企业来讲是一个压力,尤其是不太熟悉知识产权工作的企业,这样压力的存在会推动我国企业提高增强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压力也能够转变成我国企业自身发展的动力。

4　执法保护力度要与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知识产权制度的工具性决定了它只有紧密地与本国科技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保持协调,并成为维护本国产业经济发展和促进产业技术水平提高的制度时,才能体现其为民族经济而存在的价值,这也是知识产权制度最本质的作用。知识产权国际化的实质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利益之争,由于知识产权的异化,过严保护对发展中国家一定是吃亏的,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应有阶段性,应当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在某一阶段采取较弱的或较强的保护标准。在我国,一方面,由于加强自主知识产权创造提高科技水平的需要,适应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的需要,提升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需要和满足国际公约最低保护水平的要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能太低;另一方面,由于避免向外国权利人支付大量的使用费,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起步较晚,民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充分利用国际公约允许的权利限制、例外、豁免等制度的主客观条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又不能太高。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应当与我国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一味地强调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各个方面都应与发达国家接轨,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将知识产权保护定位在合理的水平上。当前我国过多强调知识产权的弱保护已无多少意义,可以在遵循最低国际保护标准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保护强度,利用国际协调机制对抗发达国家超越协定标准、超出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强保护要求,发挥传统文化与资源大国的优势,争得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为保存与发展传统资源而争取有利条件。

5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工具知识经济时代,主要依赖的是知识资源和高科技,其运作规则就是知识产权制度,这已成为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和博弈工具。

当前知识产权在其取得、利用和诉讼上,日益被一些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当作一种商业工具运用。例如,权利人申请稻草人专利,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甚至遏制他人的竞争;跨国公司形成专利包围之势,不只着眼于权利,还贯穿了商业策略;一些跨国公司积极将其专利渗透到国际标准之中,或通过利用事实标准,形成行业垄断,然后纵容他人侵权利用,放水养鱼,伺机收网捕鱼;一些跨国公司发起知识产权诉讼,透过诉讼来打击竞争对手。

基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工具性,这一制度本身并非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仅是达到我们促进国家技术进步和增进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因此,一个结构完整的法律文本、一套可以与国际最新最高标准接轨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足以成为衡量一国知识产权制度有效实施的标准,而只有让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市场主体掌握、利用这一制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面对这种情况,首先,企业不要把申请专利当成用额外的费用去获得法律保护的手段。它是企业在市场上能站住脚的必要手段,也是企业的财富和资产;其次,从市场竞争角度说,诉讼本是一种比较正常或普通的竞争手段。企业面对知识产权纠纷,绝对不要抱着“饿死不讨饭,冤死不打官司”的陈腐观念,善于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敢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否则放弃应诉,或应诉不力,使得国外起诉的企业或启动某些程序的政府不战而胜,导致被驱出国际市场,甚至形成外国企业动辄以起诉相威胁的恶性循环。第三,专利攻击无论对于大企业还是对中小企业的专利战略都至关重要。在知识产权领域,小公司拿起知识产权的武器向大公司发起专利进攻并不罕见。例如,世界软件巨头微软频遭专利诉讼,跟欧盟的反垄断纠纷刚刚告一段落,就遭到BTG国际公司的专利诉讼。

6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已取得巨大的进步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渐进过程,这根源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全民教育水平、人们消费水平和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是一个历史过程。比如发达国家目前平均教育水平一般是13年左右,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尽管有巨大的进步,现在平均也只有8年,存在较大的差异。当一个人对知识产权根本不了解的时候,让他去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方面做了几十年工作,事实上也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美国商业软件联盟(BSA)在其报告中声称,知识产权侵权盗版现象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全球盗版软件所占的比例整体上一直没有改观,但中国软件盗版现象已经得以抑止。

另一方面,我国逐步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换来了国内外权利人的信任,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累计受理专利申请333

万余件,与到1993年底中国累计受理专利申请36万余件相比,十余年间增长的速度令人惊叹。对知识产权保护被看作一个前所未有的“激进改革”领域出现,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专利制度,但是没有针对专利的刑罚。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比美国要严苛得多,而且动用公权力、公共财政和刑罚,将民事纠纷行为行政化、刑事化。中国政府对保护知识产权之热烈,显然远超世界一流。WTO秘书处知识产权司司长艾德里安沃顿向外界表示,中国在建立并利用现代知识产权体系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7　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1)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及行政执法相对集中。

国际上大部分国家是按照工业产权分类,实行专利和商标统一集中管理。据有关方面对国际上86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机构设置情况统计,1997年7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专利和商标集中管理模式;

23%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专利、商标和版权集中管理;只有极少数国家采取三家分散管理模式。（2)司法外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备受关注。传统的司法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市场竞争的需要,以行政权力来保护民事权利近年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发展其准司法的行政机构,如美国的海关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以及美国国家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委员会建立运行,美国专利商标局执法办公室成立等。美国产业界成立了非官方的全国专利委员会,以解决委员会成员间的专利纠纷,使企业以最快、最省钱的方式化解争端。在英国,很早就存在由专利行政机构受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实际做法。（3)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和相对集中管辖是国际发展趋势,知识产权确权纠纷案件均由专门的审判机构进行审理,而且普遍趋向于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模式。美欧一些国家相继建立了专门知识产权法院,韩国、泰国、日本、新加坡等周边国家近年来也先后建立了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美国根据“1982年联邦法院改革法”,成立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4)知识产权侵权救济加强。一方面刑事执法保护有强化的趋势。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规定了刑事救济,我国周边的韩国、印尼、菲律宾、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墨西哥也都有类似规定,其中不少国家强化了这一救济的规定与执行。同时规定了关于专利侵权犯罪的有期徒刑,尽管很少实际执行,但其对侵权者或潜在侵权者的威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增加。美国的侵权赔偿额不但超过实际损害,而且还包括了律师费与其他诉讼费,从经济上鼓励被侵权人积极维权。日本和西欧国家也在强化专利侵权救济,某些亚太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也在增加,以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5)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受到重视。有些国家的行政机关设立或委托仲裁机构,依法对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进行调处,其实质还是对民事纠纷的一种调解方式。比如日本文化厅下设的“著作权纠纷调解委员会”、德国司法部指定的“著作权纠纷仲裁委员会”、以及英美法系国家著作权法中普遍设立的仲裁庭。

日本法院开始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时,鼓励当事人在法官的督导下进行协商,或由法官指导下解决纠纷。

美国的许多专利侵权纠纷也是在提出诉讼后,进行庭外和解的。

知识产权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制于知识产权的发展,而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的重要意义、发展阶段、功能所在、发展方向等,才能够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政府应尽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流,促进相互间的理解,这不仅有利于减少贸易纠纷,对整个中国经济的长久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参考文献:

[

]

郑成思.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面临的挑战[

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

(6)

:

3213.[

]

张志帝,任启平.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及对策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2006

(2)

:

48251.[

]

李浩.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国际贸易问题,2005

(11)

:

1182122.[

]

王晓晔.理应高度关注的问题———与对外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J

].国际贸易,2005

(3)

:

31233.[

]

李虹.国际技术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探析[

J

].财政研究,2005

(5)

:

728.[

]

赵伟,吕盛行,管汉晖.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理论最新进展及启示[

J

].财贸经济,2004

(9)

:

46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