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理论社会学

第一篇：社会变迁中的理论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论坛 社会变迁中的理论社会学 日程

承 办 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会 时 间：7月22日

地 点：长春市国际会展中心会议室

7月22日上午

8：30-8：40 主持人：张金荣（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

论坛负责人、吉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田毅鹏教授致辞

8：40-10：20 主题报告

主持人：张金荣（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报告人：苏国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题目：面对激烈社会变迁的中国理论社会学

报告人：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报告人：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题目：当代社会学的理性化反省与感性论转向

报告人：金成国（韩国釜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Kim, Seung Kuk(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题目：网络社会和东亚细亚精神的崛起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and the Spirit of East Asianism 报告人：田毅鹏（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三十年

10：20-10：35茶 歇

10：35-12：00 主题发言之一：社会学理论研究反思

主持人：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评论人：张海东（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发言人：韩相震（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Han, Sang Jin(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题目：世界现代性与高清海

Cosmopolitan Modernity and Gao Qinghai 发言人：彭华民（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政策系教授）

题目：社会福利理论中的制度研究与制度主义的发展

发言人：Kim, Hong-Jung(Daegu University)

题目：对于庸俗化的反思：韩国后真实时代新的国家治理的分析 Reflection on Snobocracry : Analysis of New Governmentality in the Post-authentic Korean Society 发言人：潘泽泉（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发言人：徐泽民（南昌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以战后社会发展理论为例

22日下午

14：00-15：05 主题发言之二：中外社会思想论要

主持人：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评论人：彭华民（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政策系教授）

发言人：Lee, Seonmi(Seoul Women's University, South Korea)

题目：

发言人：段塔丽（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费孝通早期社会学思想初探

发言人：胡海波（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马克思社会学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主张

发言人：黄忠晶（江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杨子的社会思想初探

发言人：孟天运（青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周礼的两大社会目标--秩序与和谐

发言人：高中建（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题目：洛克自然神论思想论要

15：05-16：05 主题发言之三：当代社会学理论评析

主持人：韩相震（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Han, Sang Jin(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评论人：胡海波（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发言人：董才生（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

发言人：庞立生（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题目：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转换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形态的创新

发言人：殷 格（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题目：社会知识的时限与背景

发言人：陈玉霞（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题目：论阿多诺的“批判的社会学”

发言人：万江红（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题目：巫师：原始社会中的社会分层隐喻--《金枝》的社会学解读

发言人：高鉴国（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题目：虚拟社区的人际行为与互动特征

16：05-16：20 茶 歇

16：20-17：00 主题发言之四：当代社会理论研究新探

主持人：杨建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评论人：董才生（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发言人：刘拥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题目：利益：作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如何可能？

发言人：王庆明（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题目：社会学的社会学：从反思性到自主性

发言人：范会芳（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题目：现象学社会学：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另一种范式

发言人：吴海琳（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题目：社会资本的感性基础初探

发言人：林晓珊（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题目：空间：一个批判性的理论视角

发言人：郑 莉（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

题目：在个体化社会中拯救被围困的社会

发言人：刘 岩（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题目：风险意识启蒙与反思性现代化：风险社会理论的生存论理路

17：00-18：00主题发言之五：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变迁研究

主持人：林 兵（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评论人：高鉴国（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发言人：陆 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题目：从《社会学杂志》到《社会学界》、《社会学刊》--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早期尝试

发言人：熊方亮（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

题目：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合法性问题

发言人：杨建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题目：社会化小生产：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地方性知识

--基于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现代化实践的研究

发言人：李亚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题目：从劳动争议看私营企业的劳动体制

发言人：许斗斗（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题目：对话：科技风险规避的一种途径

发言人：李文祥（吉林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副教授）

题目：制度风险的存在、发生和规避

发言人：汪 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题目：劳资冲突视野下社会保障有效性与合理性的反思

--基于民国时期上海社会保障的一项实证分析

发言人：李晓玲（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题目：东北农村借贷行为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18：00-18：10 论坛总结

主持人：刘少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总结人：苏国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总结人：谢立中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第二篇：14社会学概论—社会变迁

第十四章社会变迁

第一节什么是社会变迁

1.社会变迁：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形态的变异。2.内容：①社会关系的基本制度，既社会行为基本规范体

系。

②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组织结构、阶级结构、职业结构

③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3.特点：①必然性；②前进性；③非直线性；④全面性 4.基本类型：

(1)按照社会变迁的发展方向，分为：社会进化和社会倒退

进化过程的特征：长期性、缓慢性、渐进性、局部性(2)按照社会变迁的性质与特点，分为：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

社会改革：使人们有意识的规划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社会局部调整或全面改良的过程。

社会革命:是一种急剧的、对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社会变迁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根本变革社会制度,改变生产关系

(3)按照社会变迁的规模，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4)按照变迁的人为参与和控制程度，分为：自发变迁和有计划变迁

5.原因：①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②社会物质需要和利益冲突

③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也是导致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④文化的发展与传播⑤意识形态的改变⑥人口状况的改变

⑦外敌侵入、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等因素，也可能引起社会变迁。

6.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实质上就是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干

预，对社会系统施加定向影响。

7.社会发展计划：是对社会发展总的方向、大目标、主要

步骤与重大措施的设想。

第二节社会现代化

1.概念：是社会变迁上的跃进，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以

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结构、心理、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发展过程。

2.主要内容：①工业化，②城市化，③民主化，④管理科

层化，⑤社会结构分化，⑥人的现代化，⑦生活方式的世俗化。

3.特征：①现代化是一项社会领域的革命进程

②是一项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③是一场持续的国际竞赛。4.社会现代化理论：

①经典现代化理论；②依附理论；③世界体系理论；④

信息社会论；○

5后工业社会论 5.中国的社会现代化：

①现代化起步阶段（1840-1911）②局部现代化阶段（1912-1949）③全面现代化探索期（1949-1977）○4全面现代化发展期（1978年至今）

第三节全球化

1． 含义：一方面，全球化概念具有空间性内涵，指在全球

范围内展现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客观历史进程和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蕴涵着世界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依存性、关联性程度的不断深化。2． 特征：①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②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③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客观要求

④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3． 四个发展阶段：萌芽阶段、开始阶段、起飞阶段、增强

阶段。

4． 主要表现：①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②交通与通讯的全球化③信息全球化④政治的多极化⑤文化多元化。○6金融全球化日益凸显

5、全球化的理论争议。

答： 1)全球化真的发生了吗？正方：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交通与通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问题全球化。反方：跨国投资贸易不是全球化。中南亚、非洲没有参与。

2)全球化导致社会趋同吗？正方：工业化趋同，带动政治经济文化趋同。反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3)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主权吗？正方：跨国公司让国家对经济发展失去控制，国际援助弱化主权。反方：各个国家越来越强，有能力应对全球化。离开各国，就不存在全球化。

4)全球化与现代性有区别吗？正方：吉登斯：现代性带来全球化。反方：全球化是文化多样性的回复。

5)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吗？正方：全球村显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反方：消费不代表文化。5．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①经济上,我国经济同国际市场逐渐接轨,进出口贸易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外资在投资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②政治上中国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加强了与西方各国的接触融洽了曾经因冷战而冻结的关系,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称为多极中的一极

③文化上,思想解放运动为全球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全球文化同中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遇.6． 目前面临的挑战:

①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边缘的地位

②政治方面，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动摇了西方霸权的地位，引起它们的恐慌

③随着中国对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文化建设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二是西方一些腐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④国家安全方面,目前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并不乐观。

7． 应对策略：

①必须明确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以此为制定全球战略的前提。

②要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发展自己。③增强综合国力以确保国家安全。

第三篇：简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变迁理论

1、简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变迁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主要论题之一。（1）社会的变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动而引起的。（2）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要发生变革。（3）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4）当社会的上层建筑所维护的是先进的经济基础时或所瓦解的是腐朽的经济基础时，它对社会起推动作用；相反，当它所维护的是腐朽的经济基础时或破坏的是先进的经济基础时，它对社会发展就起阻滞作用。这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概括的结论。

2、社会变迁有哪些类型？

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按社会变迁的规模，可划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整体的社会变迁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变化，是各个社会要素变化合力的结果。局部变迁是各个社会体系要素自身及它们之间部分关系的变化，不一定与社会整体变迁的方向和速度一致。②按社会变迁的方向，可划分为进步的社会变迁和倒退的社会变迁。进步的社会变迁是指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带来社会物质和各种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变迁。反之，则是倒退的社会变迁。在社会变迁的实际过程中，二者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尽管人们对“进步”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评判标准，但促进社会进步一直是人们研究社会变迁的主要目的。③按社会变迁的性质，可划分为进化的社会变迁和革命的社会变迁。进化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量的方面。它是一种渐进的部分质变的社会变化过程，是社会有秩序的、缓慢的和持续的变迁。革命的社会变迁即社会革命，是社会渐进过程的中断和质的飞跃。在社会革命时期，全部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解体、改造和重组，社会由一种形态迅速过渡到另一种形态。④按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参与和控制的程度，可划分为自发的社会变迁和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自发的社会变迁指人类在很多方面对于社会变化的方向、目标和后果没有理性的认识，只是盲目地参与和顺从。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指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过程、方向、速度、目标和后果实行有计划的指导和管理。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变迁都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3、社会变迁的内容有哪些？

社会学着重说明下列社会现象的变迁：①自然环境引起的社会变迁。社会变迁的过程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自然环境依其自身规律演变,影响社会的变迁,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变迁。②人口的变迁。人口变迁主要指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及人口流动和分布的变化。一定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变化给整个社会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③经济变迁。它包括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给整个社会变迁以决定性的影响。④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⑤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⑥科学技术的变迁。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对于现代社会的变迁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变化和研究规模、组织形式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促使现代社会变迁日益加速。⑦文化的变迁。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4、社会变迁有哪些理论？

主要有:①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渐进的过程。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此及彼地向前发展。法国社会学家A.孔德认为，社会是遵循固定的路线、沿着一定的历史阶段向前发展的，与理性发展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科学阶段相应，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军事、过渡和工业三个阶段。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认为，社会发展同生物有机体的进化相似，是一个内部“细胞”不断分化和结构复杂化的自我发展过程。现代进化论者认为，社会变迁是多向性的。首先，社会进步不是必然的，也有可能出现倒退；其次，进化是沿着许多方向发散进行的，没有固定的阶段、路线和方式；再次，进化的模式是多样的，不同水平、不同形态的社会，具有不同的进化或发展形式。②循环论。认为社会变迁是周期性的重复。德国历史哲学家O.斯本格勒认为，社会的变化类似于人的生命循环，每个时代都有其产生、成长和衰老死亡的发展过程，社会历史将返回到最初的起点。美国社会学家P.A.索罗金认为，社会变迁是遵循一种“历史循环模式”进行的，社会文化发展的灵性、感性和理性三个阶段循环出现，社会学不可能再提出任何其他的社会发展规律。③均衡论。强调社会均衡一致和稳定的属性。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属性，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由社会一般的规范和价值维持和调整，表现了社会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致性、不矛盾性和稳定性。社会的相互作用体系一旦建立起来,本身就具有一种使原有状态保持不变的倾向。当某一部分因内部或外部力量造成整个社会失调时，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就会采取矫正措施，使社会恢复到均衡状态。20世纪60年代以来,帕森斯将进化论与均衡论结合起来,形成进化的结构功能主义。他承认，社会历史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表现为社会适应力的增强,即社会系统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并在系统内部分配这些资源的能力增强。社会要保持均衡的进化，最终取决于社会能否发展出一套新的、普遍化的价值体系，容纳与整合新的结构要素。④冲突论。冲突论的代表、德国社会学家R.达伦多夫和美国社会学家L.A.科瑟尔等人认为，应该将社会体系看作是一个各个部分被矛盾地联结在一起的整体。最主要的社会过程不是均衡状态，而是各个社会集权为争夺权力和优越地位所进行的斗争造成的冲突。社会权力的资源是有限的，没有获得权力的人为了自身利益要求获得权力，已经掌握权力的人要防止别人夺走他们的权力并想获得更多的权力。任何社会成员都在为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进行斗争，一切复杂的社会组织都建立在权力分配的基础之上。人们对于权力再分配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围绕权力所进行的斗争是持续不断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冲突是社会内部固有的现象。这种利益不可调和的冲突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变迁是必然的、急剧的，后果是破坏性的，任何宏观的社会变迁理论只有涉及与权力相联系的冲突时,才是有价值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社会变迁的宏观研究已逐步转向对某一特定阶段、特定社会、具体社区的社会变迁的研究，相继出现了现代化理论、发展社会学、社区发展理论等。

第四篇：社会变迁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社会变迁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社会变迁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该文章转载自无忧考网：http://www.51test.net/show.asp?id=1006681&Page=7

【摘要】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的变迁，着重在政策、学说和实践三个层面关注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地位的衰退、功能的弱化。本文在立足于现 代性社会理论，指出人民调解委员会面临严重困境的原因在于改革者对本土资源的漠视和对西方话语的依赖，而人民调解制度的复兴不仅需要重视传统资源，而且需 要认清当下中国的国情。

【关键词】人民调解委员会；政策；学说；实践；现代性；本土资源

【正文】

此文为笔者本科期间承担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科研资助项目而提交的论文，本欲通过实证调查分析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现实运作，后因多种原因未能实现原定计划。本文算是“替代品”，无论分析框架，还是论证策略，抑或语言表达，均存在甚多问题。但恰是通过写作这样不成熟的小论文，笔者获得求知之乐，现贴于此，诸多问题还望读者海涵！

一、研究的缘起、方法和相关概念界定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中华文明长期受到儒家伦理滋养熏陶，推崇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生存理念，“无讼”和“和为贵”的观念深入人心。当乡土社会中出现财物纠纷、伦常失范的情形时，人们更多地借助于乡土士绅调处解决，而较少的诉诸官府。[1]这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现代中国也受到了重视和挖掘，从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的“马锡五审判模式”到建国后广泛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国人民可谓对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建构了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于被外国学者称之为具有“毛泽东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2]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创造中国奇迹之时，在法制建设如火如荼、迈向现代化之时，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坎坷，今日其衰败冷清的状况以至于难以将其纳入“现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主力阵容”。我们的问题是：何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的运作在现代性语境中会遭遇到如此的困境？在现代化的法制建设格局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功能如何？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改革如何样维系其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的特色？对于当下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建议，我们如何样才能保持适当的距离，做认真而冷静地审视，以便真正恰切的把握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关键？这正是本文意欲回答的问题。

欲想深入地检讨当下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所面临的困难，不仅要看到表面缺陷，更要深刻反思内在痼疾。因此，我们要认真检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有关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政策和方针，透过“语言游戏”中语词使用的“场景”和“策略”，去捕捉社会变迁格局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地位的升降、功能的隐显。[3]我们还需要立足于国家转型背景下的复杂社会结构，去洞察法律现代化格局中纷繁的利益纠葛和观念变迁、伦理演化，去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运作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重重困境以及应对策略。简言之，我们要穿越“词”与“物”的迷宫，使得人、制度周围弥漫的暮霭消散，洞彻现代性语境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真实面貌，真正把握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盛衰和社会变迁的紧密关联。[4]因此，本为坚持使用“文本分析”和“功能分析”两种手段，旨在客观地揭示人民调解在现代化法制建构格局下的地位变迁及功能发挥的障碍。当然本文的落脚点并不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意欲说明法治文明的塑造和法治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应当如何样恰切的利用本土资源，对现代性的困境保持应有的警惕并最终超越现代性樊笼的束缚。限于阅历、学力所限，笔者的解答尚肤浅苍白，但无论如何，它昭示着一种方向，一种理想，对于那些“自负”的“现代化理性建构者”构成一种善意的提醒吧！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乃民间自治组织，它虽受到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指导，却具有本质上的独立性，由于现代调解制度实践发展的需要，本文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不限于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还包括设在厂矿、学校等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尽管后者的领导机制、工作方式、纠纷范围等因素和传统有较大差异，但其“基层性”和“自治性”的本质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观察、思考。本文中的“词”指涉的是体现国家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方针和政策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国家司法部门负责人对于相关法律文件进行解读的文章、讲话亦是我们破解“词”的“迷宫”的重要工具，并且因其内容之翔实、意图之清晰往往更具分析价值。“物”指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运作相关的组织机制、人员构成、物质投入等因素。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与之有重要关联的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如乡镇政府中的司法所以及基层人民法庭，甚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都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分析素材。本文重在突出在现代性语境中观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功能的变迁，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性”并非纯粹时间性概念，而是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政经制度、文化伦理、心性秩序，其制度的变迁、观念的演变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对于当下中国法律的制度的“现代性”构建而言，一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支配，寻找自身法治建设的正当性法理基础，二是恰当挖掘本土资源的同时，也要摒弃传统体制的约束和限制。[5]

二、“词”的“除魅”

1、规范话语的解构

此处“规范话语”指的是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规范内容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鉴于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目的、性质、组织、任务、工作原则和工作方式等事项做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并且直接约束、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和运作，它们是我们穿越“词”的迷宫的第一站。只有细致而认真地解读这些规范文本，我们才能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和功能的变迁获致一个大体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致力于新生政权的巩固，民主体制建设尚未全面起步，因此也未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运作有相应的制度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运作虽然在基层地方政府的指导下逐步迈入规范化，但依然停留于“民间纠纷解决机制”阶段，其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各方面上存在较大差距。1953年召开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有领导、有步骤地逐步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直到1954年3月22日《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颁布施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运作才迈入规范化阶段，在旧法统被摧毁、新法制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于社会各领域的纠纷尤其是伦常生活中的纠纷解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国家司法机构服务于阶级斗争需要、巩固革命成果的职能定位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民事领域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案件往往是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数十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6]1982年《宪法》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参见《宪法》第111条的规定），这不仅确认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的性质，无疑也是对建国以来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分发挥纠纷解决功能的肯定，同时也反映了广大人民希望人民调解委员会继续稳固其地位、发挥其功能。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群众纠纷涌现，人民调解委员会因自身体制的局限难以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因此1989年5月5日国务院第四十次常务会议通过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并于1989年6月17日颁布后正式施行。该条例明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的目的在于“及时调解民间纠纷，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第1条），其任务在于“调解民间纠纷，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第5条），确立了“依法调解”、“自愿调解”和“充分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工作原则（第6条），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成员资格以及工作方式做出了更为详尽的规定。为了充分鼓励纠纷当事人接受调解和有效激励调解员开展工作，该条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不收费（第11条），并对人民调解员实行有效奖励和适当补贴（第13条）。这无疑体现了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视和关注，但该条例的颁布并没有改变人民调解委员会迈入“下坡路”的困境。有资料统计2001年-200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件和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比例分别为1.7：

1、1.3：

1、1.33：

1、1.25：1，[7]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尴尬，因为一方面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多样，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人民调解制度的生存空间却日益逼仄。国家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着力强调应当“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功能，努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并要求“切实增强做好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仅为应对“民间纠纷出现的新情况”而“建立完善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的现实需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工作。[8]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9]由此可见，人民调解工作已经得到了高度重视。为此，司法部专门组织了全国性人民调解研讨会，会议上司法部领导提出要“进一步强化新时期下人民调解组织调处民间纠纷的功能，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预防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的功能，努力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努力提高基层群众法律素质”，“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覆盖面”，并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10]而司法机关的负责人也相应的强调“要切实把人民调解工作放在司法机关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对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和重视”，特别是“加强基层司法机关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11]在众多机关齐心协力的推动下，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出台，随后相应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也颁布，特别是后者确认民事调解协议具有同生效契约同样的效力，这不仅有利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的效力衔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开展和权威的维系，学者甚至称“人民调解工作的另一个春天”即将来临。[12]

以上简略的文字考古足以表明国家方针、政策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功能和地位的变迁，但笔者的兴趣并不在此。从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的衰退轨迹和相关政策方针亦步亦趋的变动而言，我们发现国家政策、方针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缺乏明确的定位和建设纲领，其并没有对于社会急速变迁下人民调解工作的任务、范围、组织、保障等问题提供前瞻性的应对策略，相反其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无法应对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的“笨拙”的自我调整，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固然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意义期待”，但作为优良传统的调解文化和制度被逐渐边缘化后，其重建的努力又何其的艰巨和漫长？而这种滞后的“补救”思维乃根源于“整体认知”的缺乏，在社会变迁、法治推进的大格局中，决策者对于纠纷解决机制缺乏整体认识，执著于西方意义上法制建设图景的规划和建构，而对发源于本土的人民调解制度以及中国大多数地区仍处于乡土社会的国情缺乏认识。本文不欲检讨政策话语中对于西方的迷恋和想象，我们只需要注意前述文本中对于“国情分析”的欠缺，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功能的讲话、认识便可推知其何以遭遇“滑铁卢”原因之一二了。因为不分时序格局的功能期待并不能给我们许诺太多美好的未来，此为解读规范话语迷宫后的感喟和无奈。

2、理论话语的解构

如果说“忙碌”而“幼稚”的中国法学专注于“法治”、“权利”这些大写命题的考证，那么我们只能从海外汉学和受到海外汉学影响的极少数年轻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找寻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论题，透过表面的“不重要”去探寻真正具有生命的理论逻辑。事实上恰如此。正如学者所总结的那样：“对纠纷解决的社会功能分析、文化解释和权力技术与社会结构分析构成了我们理解调解制度和调节实践的三种不同的理论路径或者立场。”[13]

文化解释的方法首先值得关注，因为国内大部分论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文章均将其视为儒家文化的产物。在文化解释学的视野中，人民调解工作不仅是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而且反映了中华民族宇宙秩序的安排，其内隐了和谐共处的文化价值理念。[14]学者多论证今天的调解制度乃是传统调解制度的延续，并借以论证人民调解制度的独特性。但文化的变迁往往滞后于社会经验、政治结构的变迁，文化的变迁也无法通过自身来说明，特别是在当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功能及其运作遭遇困境的情况下，文化视角的解释往往无法寻求突围困境的道路和举措。[15]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功能分析固然能够消除文化解释视角的形而上学迷雾，国外学者尤其着眼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从等级结构、经济体制、治理方式变迁的背景中把握人民调解的政治功能，这无疑对于全面了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运作和功能有重要作用。但这种功能主义的分析一直停留于“外部视角”，其无法触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趋势，也无法揭示社会变迁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功能演化的内在关联。[16]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一批年轻学者借助福柯“权力技术”分析模式，对于人民调解组织及其活动进行贴近“中国法律现代性情境”的反思。借助这种“关系-事件”的理论范式，我们能够感触到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性”，从而获得迥异于概念性的构想“法制现代化”的体悟和经验。[17]

但无论如何，在感喟于上述三种观察模式的深刻和独到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分析并没有反映人民调解委员会运作的真实图景。理论研究固然受制于特定的理论范式，尤其在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规范化讨论的背景下更需如此，但这并不成为妨碍我们深入认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理由。通过上述简要地分析可以发现，文化解释、功能解释、权力分析多侧重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伦理意含、政治意含，学者想象图景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取代了现实中困境重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物质保障等诸多制约人民调解委员会功能发挥的环节，均因论述目的需要而被遮掩，这种观察视域的偏狭恰恰妨碍了人们真切地把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现状，因此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当下的困境也有认识的根源。

3、“除魅”后的小结

无论立足于规范话语的分析，还是理论话语的结构，我们均穿透了语词的迷宫，不断刺破伪装和粉饰，在获知真知灼见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理论基础和规范基础的苍白，这固然与中国法学“先天不足”的传统密切相关，但它无疑也昭示了理论法学突围和创新的方向所在。

三、“物”的“显现”

我们不仅要清除人民调解委员会语词之上的概念迷雾，而且要面向事情的本身，从源头处考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真实面貌，唯如此我们才能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地位和功能有整体认识，才能做出恰切实际的诊断。欲要达成此目的，就必须既有宏观的鸟瞰，又有微观的剖析，唯有着眼于整体和部分的反复观察才能发现问题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功能经历了一个明显“盛衰期”。在初期，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大量的民事纠纷案件，并且通过人民调解员的工作，大部分纠纷都得到了有效地解决，纠纷当事人也能够自愿履行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运作确实发挥了“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对于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社会秩序地维护和矛盾纠纷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观念的变迁，民间纠纷类型日益多元化，在传统的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之外出现了一些难以应对的新型案件类型，比如消费者权益纠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房地产纠纷、环境侵权纠纷等，这无疑使得人民调解委员会无法加以全面处理，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纠纷的整体数量增长缓慢。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新观念不断涌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人民的道德信仰热情在上述观念的冲击下有所降低，加之社会流动性增大，传统“熟人社会”中逐渐纳入“生人社会”的因素。一些市场主体缺乏良好信用，宽容协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较差，道德舆论等规范的约束有所减弱。这些因素均导致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作用难以发挥。[18]而近二十年又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黄金时期，法制框架、司法体系逐渐完善，“为权利而斗争”、“司法救济”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此同时，传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也逐渐丧失其昔日之荣耀，今日面临的挑战非“一日之寒”，而是长期固守旧体制且未及时加以变革的后果。

人民调解委员会整体功能的弱化有其外在因素的推动，而其内部组织队伍、工作方式、物质投入方面的缺陷则是其地位下降、功能弱化的根本原因。尽管《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和组成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现实状况是虽然大多数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但对于其地位和功能仍然欠缺明确的认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建多流于形式，其组成极不规范，多数人民调解员并非由群众选举产生，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疏于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形式功能”大于其“实质功能”。人民调解员多为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兼任，其大多数为基层社会中的“精英分子”，熟悉乡土人情、熟稔说情讲理，但其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并不一定真正符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的“法定要求”，特别是在偏远山区，乡土精英的“地方性知识”可能有悖于“法律秩序”，“山杠爷的悲剧”即是显例。[19]司法行政部门并没有定期组织人民调解工作人员加以培训的机制，没有“送法下乡”和“教鱼游泳”的法律知识普及策略，人民调解在纷繁法律规范精心包装下的现代纠纷解决机制面前失去吸引力乃是理所当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物质资源层面的匮乏则是制约其功能发挥的关键因素，《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运作费用由基层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保障，人民调解员应得到适当补贴，但现实状况是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难以认同“出力还出钱”的“荒谬逻辑”，而这并非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非独立性，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契机思考中国的公共产品供应机制。如果在农村地区广泛推广人民调解制度并加以良好的物质保障，则广大农民接受的司法服务要比“法律援助”制度带来的实惠多得多，而这种尝试在上海市长乐区已经开始并且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20]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基层人民政府、基层司法机构关系的“疏离”也有目共睹。当然这种疏离并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式的隔绝与孤立，而是内在功能层面的相互排斥。尽管我们在一起民间收贷案中看到村支书主动配合派出法庭的法官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依法收贷，并且无论话语策略还是场面控制，村支书都掌握了关键的操纵权，但这并非一起简单的民事调解案，无处不伸展的“国家权力触角”恰恰提醒我们“司法工作”剥夺了“调解工作”的生存空间。[21]尽管学者的工作更趋向于“合法律性”的论证，但就“合法性”层面的正当性论证而言，两者并没有拼出高劣，只不过前者借助许多资源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或许仅仅是一种“自负的疯狂”！

当我们穿透了“词”与“物”的迷宫，才终于接近事物的本原，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极其宝贵的资源，其本身与诉讼机制相比并没有天然的低劣性，只不过过多的人为“语词”和“行动”的迷雾遮盖了它内在的丰韵和光芒。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社会变迁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前面的审视已经揭示当下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诊断多失之于空疏，那么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发展面临的真正困难和困境何在？我们必须超越简单事实分析和与语词反思，跨入现代性的思考视域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作更清晰的洞察。

四、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现代性审视

现代性的最大特征莫过于是对启蒙革命塑造的“理性精神”的信奉。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光亮几乎照彻人类思想以及行为的一切领域，而人类行为的治理、法律领域的现代化恰是理性化的关键领域之一。“理性化”的“现代性图景”是我们注定走不出的背景、不得不担当的命运，但是这种命运图景的接受并非完全被动，我们不能复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现代性历程，而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寻自己的“现代性之路”，否则只能通向“奴役之路”而非“复兴之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改革处处充满着对于“他者”的想象，固执于“理性制度”的建构和推广，而对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缺乏恰切体悟和认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命运便是最好的说明。在“现代性法制图景”中，立法、司法和守法均是一种规范性行为，法律体系的健全、司法体系的独立、守法意识的增强在当下中国固然有其重要性，但这些话语无非是对少数西方国家成功法治经验的复制，围绕这些话语的理性制度建构更多的充满了对于异域的想象，从仪式到话语、从组织到运作处处向西方看齐，以至于当“本土资源”这样具有“本土情怀”的反思出现时立即激起热烈的争论。由此看来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既有的经济体制、司法格局下衰败有其必然性，人们在观念上不重视、财政上不支持，司法机制排挤、行政指导懈怠，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理性制度”，其程序上的随意性、依据的分散性、效力的可变更性使得其被排挤出“现代纠纷解决机制”的范围。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非正式制度完全被边缘化，意味着普通百姓不得不踏入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框架而后遭遇的却是“秋菊的困惑”，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放弃依靠伦理整合社会秩序的努力而放任当下社会道德观念的“滑坡”、漠视“道心唯危、人心唯微”的窘迫境遇，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寻求“他者话语”中的幸福而放弃自己对于幸福的想象！

反观当下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功能提升的建议，我们发现这些建议多着眼于人民调解立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成员、物质投入、工作方式、司法行政指导等具体方面，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智小慧”固然能够为当下问题的解决寻找到合适的“进路”，但当我们立足于现代性视域就必须有整体的危机感。前述分析已经让我们体认到了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决非“小病小痛”，而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整体性危机，其涉及到国家、社会、文化等诸多关键命题，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发展更涉及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维系。因此，我们必须抛弃罔顾国情的“充满理性主义色彩”的改革想象，认真而细致的认识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改革资源以及国际挑战，把政经制度、文化伦理和个体心性放置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内，寻找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改革的恰当路径。这就是本文的追求所在，尽管这种分析和论证显得苍白无力。

【注释】

[1]中华民族“无讼”的传统与乡土社会的社会格局、心理结构密切相关。“无讼”理念与儒家伦理的关联则涉及到儒家思想演变的历程，本文主题不在此，故略去不谈。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8页。

[2]参见陆思礼：“毛泽东和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与纠纷解决”，徐旭译，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203页。

[3]语词的使用只有放置于特定的语境才能获得独立的意义，因此观察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不同文本中的地位、功能就好比玩一场语言游戏，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应用之一。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本文的分析之所以采取穿越“词”与“物”的迷宫的策略，乃受到福柯的启发，有关知识考古的分析及应用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二版，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5]参见刘小枫：《现代型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6]1982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就人民调解制度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有一个统计说，去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约60多万件，前年月58万件，两年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是处理一审民事案件的10倍左右，起了很好的作用，既可以避免一些矛盾激化，又减轻了法院负担。”由此可见当时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参见王珏：“简论人民调解立法的实践基础”，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5期，第48-51页。

[7]同上，第51页。

[8]参见张福森：“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三大职能，努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新局面”，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3期，第12-14页。

[9]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采取各种措施，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积极调解疏导民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2003年胡锦涛书记在视察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某社会矛盾调解中心时指出：“人民调解是中国的特色，要变被动调解为主动调解，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参见前引6，第50页。

[10]2004年5月20日，司法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全国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学习推广石家庄人民调解工作经验。胡泽君在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上述改革纲领。参见李双全：“人民调解工作的创新发展”，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7起，第55-59页。

[11]参见肖扬：“人民法院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与指导”，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3期，第9-11页。

[12]参见胡泽君：“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与发展”，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24-26页。

[13]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62页。

[14]参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71页。

[15]参见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载赵汀阳、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186页。

[16]参见傅华伶：“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调解制度”，王晴译，郭丹青：“中国的纠纷解决”，王晴译，陆思礼：“毛泽东与调节：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与纠纷解决”，徐旭译，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418页。

[17]同上，第429-533页。

[18]林险峰、李明哲：“当前人民调解工作的困境与出路”，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11起，第38-41页。

[19]参见苏力：《法制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0页。冯象：《政法笔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29页。

[20]在我的老家，我看到了村民委员会下发的《茅坪村村规民约》，其中规定“调解一次收费100元”。关于上海市长乐区政府“购买调解服务”的情况参见范愉：“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组织改革的经验为视点”，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10期，第70-72页。

[21]参见前引16，第429-461页。（比萨大学法学院·夏小雄）

第五篇：现代美国社会学其他理论代表人物

现代社会学美国理论界的其他代表人物

一、科塞的冲突理论

1、冲突理论的渊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1）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西方学术界，马克思是公认的冲突理论的大师。马克思认为，不同社会阶级乃是社会冲突的根源，而社会结构调节合变迁主要就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发生革命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2）齐美尔的社会交往形式理论。齐美尔把冲突看成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冲突不仅仅只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引起社会解体，冲突也会促进社会团结。

（3）韦伯的思想。韦伯认为，冲突主要产生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传统型统治向卡里玛斯型统治的转变，或者由卡里玛斯型统治向现代法理型统治的转变过程中而产生的，冲突起源于权力、财富以及声望的高度相关性，报酬的分配以及低水平的社会流动。

2、科塞的冲突论

生平：1913年出生于柏林。在纳粹获取政权前离开高中。1933年初亡命巴黎。由于纳粹阻挡了家庭对流亡者的经济支持，法国政府又不允许外籍人工作，他只好打黑工，他作过推销员、秘书，以及他在晚年已经回忆不起来的多种营生。同时又由于法国当时的大学是免学费的，他幸运地就读于巴黎大学文理学院。

因为他懂得德、法、英三国语言，最初选择了比较文学专业。向导师汇报论文题目时说，打算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英德法三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格的关系。导师惊讶地说，对社会结构感兴趣应该学社会学呀。这样科塞转向了社会学。

1941年去美国。1948年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这期间芝加哥大学到纽约招募教师，科塞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他自认为从教学中收益颇多。但二年后他还是决定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时的哥大社会学系正值其黄金时期，教师中有莫顿、伯纳德·巴伯。金斯利·戴维斯、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林德等人，研究生班的同学中有利普塞特、布劳、古尔德纳等高材生。

他最初的学位论文企图全面研究齐美尔，但指导教师默顿不允许，默顿要求他怀抱更大的独创欲。于是他选择了齐美尔著作中的一节“冲突”，去阐发和开拓。论文题目是“社会冲突的功能”，1954年他获得哥大的学位，两年后以学位论文为基础的同名著作出版。

科塞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并任该会执委十年，以后又任学会理事。还曾担任美国东部社会学学会主席，社会问题研究会主席。

（1）社会冲突的类型

一是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所谓现实性冲突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标的冲突，因此，冲突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例如，工人为了增加工资而参加罢工就是现实性冲突。非现实性冲突是指冲突本身就是目的，冲突高于一切，冲突就是“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发起的冲突”。再如，一个有恋母情结而憎恨男人的人，为了发泄愤怒而同老板发生的冲突。

二是亲密关系的冲突。科塞认为，“关系越亲密，情感越投入，就越倾向于压抑敌对的情感，而不是把这种敌对的情感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在初级关系群体中，冲突不易爆发冲突。但是，这也不等于说没有矛盾，如果不注意敌对情绪的释放，而却让敌对情绪积累起来，一旦冲突爆发，就可能非常激烈。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冲突。

三是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内群体冲突是指发生在群体内部之间的冲突，而外群体冲突则是发生在群体外部之间的冲突。

四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即以集体目标为动机的冲突。如为了共产主义而引发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

（2）社会冲突的功能

一方面，科塞认为，社会冲突具有正功能。如果群体内部冲突双方不涉及群体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则冲突会对社会结构发挥积极功能，反之，如果涉及到核心价值观，就会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

另一方面，外群体之间的冲突，可以引发群体内部的团结与整合，可以增强群体内部团结。但是，缺乏内部团结的群体如果遇到外部冲突时，也可能面临瓦解。

再次，社会冲突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缓解和释放社会压力及敌对情绪。最后，冲突可以引起社会的变迁。

二、霍曼斯的交换理论

1、交换理论的来源。霍曼斯（1910—1989）交换理论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商品之间的交换是自古到今一切社会、一切民族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加交换的各方都期望从中获得报酬或利益，也就获得是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这是人类的本性，它“为人类所特有，而在其它动物中是找不到的。”马克思也认为，物质交往是物质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物质生产从来就是社会性的生产，它必须以许多个人共同活动为前提，而这种共同活动只有通过物质交往才能实现。所以，离开了物质交往不可能有物质生产。霍曼斯发展了斯密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交换不仅仅产生经济关系，交换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交换产生整个社会关系，并由此形成社会结构。

第二，文化人类学家的交换思想。弗雷泽认为，社会交换包括职位的交换，而这种交换也与宗教仪式、文化习俗息息相关，意大利阿里奇亚内米湖人为了获得祭司职位必先破坏自己前任祭司所保护的橡树树枝后再杀死他就是一个奇特而很有说服力的例子。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特洛布瑞安人的礼物“大多数是要求回偿的，只有丈夫定期给妻子的礼物却是无偿的”。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研究使得霍曼斯坚信交换是所有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人类不仅能够进行简单的经济上的物物交换，在此基础上已经发展为非物质方面的社会交换，交换成为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通过交换可以揭示初民社会的社会结构。

第三，斯金纳的个体主义心理学思想。斯金纳认为，对人的行为研究应当专注于对其行为的检验与控制以及影响行为的条件，而不能仅仅只关注情感、价值和目标等。通过对“鸽子以及老鼠的研究”，斯金纳发现动物接受某种报酬或奖励以后就会愿意重复某种特定的动作，而当报酬或奖励取消以后动物趋向报酬的反映就会消退。由此可以发现动物的行动纯粹是一种“刺激反映行动”而不是一种“内省行动”。在他看来，人的行为首先是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刺激反应，人也会寻求酬赏而避免或减少惩罚，“刺激反映”行动方式和理念应当是人类行动的基础方式。

与霍曼斯同时代的斯金纳直接影响着他自己，并且构成交换理论的重要来源。可以这么说，没有斯金纳就没有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对此，霍曼斯也非常诚恳地指出：“我一直是斯金纳主义者。”他认为斯金纳的心理学理论的优点不仅是如何描述个体行为的发生，还在于能够为个体行为提供科学的解释功能，而这正是社会交换论所需要的。

2、霍曼斯交换理论主要内容

大致看来，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是在吸收上述思想家们的思想并总结斯金纳心理学理论五个命题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命题。霍曼斯认为，一方面，斯金纳对鸽子以及老鼠的刺激反映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某些行动，另一方面，人类的某些行动正是不自觉地遵照这些理论命题展开自身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这些理论命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成功命题。这是就个人的全部行动而言的。人的行动与动物有着相似的地方，他要遵循报酬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个体的某个行动越是经常受到报酬和奖励，那么他就越有可能经常类似的行动。因此，个人行动的频率往往取决于得到报酬和奖励的频率以及获得报酬与奖励的方式。霍曼斯进一步指出，频率的有规律性所获得的报酬和奖励要低于没有规律所得到的奖励和报酬。这是因为没有规律的报酬或奖励更具有意外性与刺激性。由此，霍曼斯提出了第二个命题。

第二个是刺激命题。在过去的某个时间里，如果某一特定的刺激或者一组刺激的出现会给某人的行动带来某种报酬或奖励，那么，现在的刺激与过去的刺激越相似，个体就越有可能进行类似的行动。因此，在日常生活领域，很多球星往往穿着固定颜色、固定号码的衣服、保持着相对固定的发型就在于这种颜色、号码以及发型曾经带给他辉煌，使他获得过巨大的成功，这种衣服和发型就成了他幸运的标志，因此只要出现同样的衣服和发型就能够激发他的潜能。

第三个是价值命题。正如同鸽子的某种行动可以得到食物的奖励那样，如果某种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对一个人来说越有价值，那么他就越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反之，如果某种行动产生的结果使得此人受到惩罚，那么他就有可能采取措施避免类似行动的发生。因此，在正常的人际交往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遵循趋利避害原则，总要花费一些时间去选择能够获得较高报酬、奖励即有价值的社会交往行动。当然，霍曼斯所讲的价值不仅仅指经济价值也包含了社会价值乃至伦理道德价值因素在内。

第四个是剥夺——满足命题。所谓剥夺——满足命题，也就是获得的报酬和奖励遵循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最近越是经常地得到某种报酬，那么随着报酬的增加此人所获得此报酬的满足感和价值感就会减少。剥夺是指某人在得到某一报酬后所经历时间的长度，满足是指一个人在刚刚过去时间里得到的报酬使他不再马上需要更多的酬赏。霍曼斯的这个命题是对前三个命题的限定，即个人的行动与获得报酬的满足感必须把时间因素考虑进去。他说，如果一个人时常得到报酬，起初他会有非常满足的感觉，但此后这种报酬如果重复出现，其价值就会降低。其情形犹如一个非常饥饿的人吃第一个烧饼是感到极大的舒服，然而继续给他吃第二个、第三个以及第n个烧饼，伴随着他越来越饱，那种舒服感和满足感会越来越小，乃至消失。

第五个是攻击——赞同命题。这个命题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当某人的行动没有得到他期望的报酬或者他得到了料想不及的惩罚时，他将被激怒并越有可能采取攻击性行为，而这种行为可以发泄他的不满情绪，因而对他来说有价值。其二，当某人的行动获得了他所期望的报酬，特别是报酬比预期的还要大，或者他的错误行动没有受到预想中的惩罚，他都会非常高兴，继续做得到报酬的行动或者避免错误行为的再度发生。

霍曼斯认为，这五个命题是把斯金纳对鸽子以及老鼠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与分析。在霍曼斯看来，行动者进行社会行动时之所以会遵循上述原理就在于人是一个理性的人，人的行动首先是一个理性行动。于是在吸收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观点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命题

（10）。

第六个是理性命题。斯密认为人能够在从各种利益中选择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身的最大需要。斯密同时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交换往往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实现个人选择的最优组合，从而实现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有机结合，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霍曼斯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一个人在选择采取何种行动时，不仅会考虑到价值的大小，还考虑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人们在进行选择时总会选择那些随着获利可能性增大其总价值也能够增大的行为，包括“初民社会”中礼物交换也是交换者理性选择的结果。

3、霍曼斯交换理论的评价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霍曼斯的交换理论一改帕森斯、默顿等人宏观分析社会结构的传统，借用经济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成果试图进行微观分析，也就是从个体需要、心理动机即人的理性出发得出社会交换的实质其实就是个人或者为获得报酬或者为减少惩罚而采取的理性行动。这对于重新恢复人的主体性、克服功能理论忽视人的因素具有积极的作用，他的理论因此被公认为是一个精致的、“完整的具有强解释力的现代社会学理论”。

同时，霍曼斯有效地运用了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概念和理论展开人际交往研究，从经济理性出发揭示了人际交往、社会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交换的双方各自获得最大利益，特别是提出了交换的经济性、社会性、目的性以及主体性，这为解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交换行为提供了成功的理论范式。霍曼斯所讲的报酬或奖励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经济学范围，正确地指出这种趋利避害还包括社会的、情感的以及价值的“利”与“害”，即包括义务、声望、权力、友情等方面，从而大大拓宽了早期理性选择理论假设所包含的那种单一的经济理性假设，将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学理性选择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且，霍曼斯理论非常重视人的需要和情感在人际交往与社会交换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了人际交往和社会交换中理性人的选择性，指明了理性与非理性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并以此为出发点试图探讨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机制。这种将微观互动与宏观整合相结合的尝试也为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事实上，霍曼斯的交换理论不仅为后来的布劳所继承，而且也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集大成者科尔曼所吸收。当然，霍曼斯的交换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受斯金纳心理学思维方式的影响，霍曼斯忽视了社会因素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人际交往以及社会交换中个人的目的与动机，而忽视了宏观社会结构对个体活动的制约作用以及个人对于社会结构的能动作用。也许霍曼斯是想在他的学说中消除帕森斯的阴影，可是物极必反。在当代社会学界，任何一种学说试图绕开或者回避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其次，霍曼斯混淆了动物为了生存而形成的本能行为与人类的社会行为之间的界限，忽视了人类生活、人类文化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价值。他把整个社会的关系简单地还原为动物为了生存、纯粹的本能的交换关系，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把人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加以简单化，用单一理论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赤裸裸的交换关系，忽视了人们间的相互帮助、支持、无私贡献的行为，这显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再次，就霍曼斯社会交换理论的实质而言，他为了一味地反对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只介绍了处于微观水平上个体之间所进行的社会交换原则，而没有深入揭示建立在个体交换基础上宏观水平上的社会交换。这一点就为布劳、科尔曼等人所批判。布劳就曾经地告戒人们要防止心理还原论倾向，注意从社会结构、社会整体上去把握个人的社会行动。他认为不能把复杂的社会结构还原为简单的心理现象，由于社会事实具有与小群体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心理学命题无法取代社会学命题去准确地把握和解释社会事实。

三、布劳的交换理论

生平（1918—2002）1918年2月7日生于维也纳，后移居美国。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艾姆赫斯特学院，获学士学位。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73—1974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后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有《官僚组织动力学》、《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美国职业结构》（合著）、《不平等和异质性——社会结构的原始理论》等。

1、什么是社会交换

什么是社会交换？布劳接受了由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而由霍曼斯进一步讨论的社会交换的基本心理原则。他认为虽然大部分人类行为是以对于社会交换的考虑为指导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这样受到交换考虑的指导，社会交换只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他提出了使行为变为交换行为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该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为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

布劳把社会交换界定为“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他认为社会交换是个体之间的关系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权力分化与伙伴群体关系、对抗力量之间的冲突与合作、社区成员之间间接的联系与亲密依恋关系等的基础。社会的微观结构起源于个体期待社会报酬而发生的交换。个体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为他们都从他们的相互交往中通过交换得到了某些需要的东西。

在讨论社会交换的形式之前，他又区分了两种社会报酬：内在性报酬和外在性报酬。“内在性报酬，即外取得的报酬，如金钱，商品、邀请、帮助、服从等。”他把社会交换分为三种形式：（1）内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参加这种交换的行动者把交往过程本身作为目的。（2）外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这种交换的行动者把交往过程看作是实现更远目标的手段。外在性报酬对一个人合理选择伙伴，提供了客观的独立的标准。（3）混合性的社会交换。这种交换既具有内在报酬性，也具有外在报酬性。

2、微观社会结构中的社会交换

布劳发现，人际间的社会交换开始于社会吸引。他指出，社会吸引是指与别人交往的倾向性，是不管出于任何原因去接近另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期望与别人的交往带来报酬，那么不论这些报酬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他们都会受到能提供这些报酬的人吸引。布劳认为，社会吸引过程导致社会交换过程。互相提供报酬将维持人们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继续交往。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交换都是对等的，以相互吸引、平等交换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即可以是交互的、也可以是单方面的。假设有甲乙两个人，乙给甲提供某种东西，但是甲却没有相应地回报乙。这时，甲就有四种选择：（1）强迫乙再给他以回报；（2）从另一个来源获得乙所能给的回报；（3）寻找没有乙给予的这种回报也能过下去的方法；（4）服从乙，按照乙的意愿行事，以此回报乙。如果甲作出了第四种选择，那么乙对甲就拥有了权力。

社会交往中义务不平等就会使一方获得权力，而另一方失去社会独立性。布劳认为，个人或群体要保持社会独立性，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战略资源。一个人（群体）如果拥有使其他人为自己提供必要服务和利益的有效诱因的所有必要资源，那么他就受到了保护，不会变得依赖于任何人（群体）。（2）替代资源。一个人（群体）如果在别的地方也能获得某种服务，有可以替代的某种服务的提供者，那么他就不必非得依赖于某人（群体）不可。（3）强制力量，如果拥有强制力量迫使别人（群体）提供必要的利益或服务的能力，那么他就不必依赖特定的人（群体）。（4）减少需要，具体的说，一个人如果能在没有某种服务的情况下也能过下去，那么他就不一定去依赖某种特定服务的提供者。

接着，布劳讨论了获得权力的条件。布劳把权力看作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人的能力”。获得与维持权力的战略是防止其他人选择保持社会独立性的任何一个条件方案，同时强制其他人服从，使其他人知道只有服从才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布劳也提出了获得权力的四种必要条件：（l）对于他人能够提供给自己的作为交换的利益保持冷淡；（2）对于别人需要的东西加以垄断；（3）防止其他人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形成强制力量；（4）别人需要他所能提供的利益。

布劳指出，“一个人对其他人的权力依赖于向他们提供的服务。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人的高级权力在道义上受到了辩护或由他们所作的服务作出了说明。权力方面的巨大差别在没有服务方面的相应差别的情况下发生。根据社会条件，服务的供应者可能受到一份对他们的投入的不公平的回报或一份过量的回报。充分的权力使个体能够垄断资源并继续向其他人提供某些利益”。因而，使其他人为这些“利益”而依赖于他们的权力，不能被看作因供应服务而应得的报酬，或一种为产生它们所必须的诱因。权力的这种自我永存的成分在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中要比小群体的地位分化中更加明显，不考虑这种因素是严重地缺少社会分层的功能观念。拥有权力者与被使用权力的人民之间存在冲突。因此，只有合法的权力才能获得心甘情愿的服从。合法的权力就是权威。

那么，如何使权力合法化呢？布劳认为有以下六种渠道：（1）依靠下级集体所承认与实行的共同规范，这些共同规范强制它的个体成员遵从上级的命令；（2）依靠下级的社会赞同；（3）依靠社会化；（4）走出领导的“两难困境”，获得权力的过程和获得社会赞同的过程是矛盾的，必须消除这中矛盾；（5）领导与追随者的期望；（6）提供补偿。布劳认为，温和地使用并对追随者的服从给予丰富的利益进行报答的权力，可以诱导出使权力合法化的社会赞同；权力的剥削性与压迫性使用，则会激起社会非难并在极端情况下引起强烈的敌视情绪和报复欲望。

3、宏观社会交换理论

布劳对宏观社会结构更感兴趣，因而建构的宏观社会交换理论也更为丰富。他发现群体之间交往与个人之间交往有一些相同点；首先，群体之间的交往也受追求报酬的欲望支配。其次，群体之间的交往也大致经历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这样一个过程。即群体在向可能的交往者表现出吸引力方面进行竞争，通过竞争，平衡的或不平衡的交换关系将会出现。如果群体间的交换是平衡的，就会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是不平衡的，就会出现地位和权力的分化。当某一群体取得权力地位并与其他群体建立依从关系而且能有效地控制从属群体时，一个更大的整体也就形成了。第三，人际交换中的公平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群体间的交换。

布劳同时也认为，宏观结构中的交换与微观结构中的交换也存在着差别。在微观结构中人与人的交往是直接的，而在宏观结构中，人与人的交往大量的是间接的，成本与报酬的联系是远距离的。所以，它需要某种机制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布劳认为共同价值提供了这一机制，因为共同价值为宏观结构中复杂的见解交换提供了一套共有的标准，使参与的各方能以同样的情景定义进行交换。以社会规范为中介的间接交换替代个体之间的直接交换是宏观社会结构的基本机制。

布劳认为，社会结构可以用它的参数来描述。结构参数基本上分为两类：（l）类别参数，包括性别、种族、宗教、语言、职业、婚姻状况等；（2）等级参数，包括教育、收入、财富、权力等。人们的特征如果按照类别参数分类，他们就被定义为群体；如果按照等级参数分类，就被定义为地位。社会结构的分化一般有两种形式：异质性和不平等。异质性是水平分化，指人口在由类别参数所表示的各群体之间的分布。不平等是垂直分化，指由等级参数所表示的地位分布。布劳认为异质性和不平等都会给社会交往设置障碍，社会分化越大，这些障碍就会越广泛地阻碍社会交往。分化意味着它阻碍了社会结构各个部分之间面对面的交往，而整合则是增强了社会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的面对面的交往。

4、简要评价

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和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之间还是有重要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1）霍曼斯倾向于“个人主义方法论”与心理还原论，即以个人的心理的解释推导所有群体的行为，布劳则更多地倾向于“集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结构论，即认为社会复杂的结构不能还原为个人的心理现象，而且具有整体的效应。布劳认为，微观结构是由进行互动的个人组成的，宏观结构是有互相联系的群体构成的。宏观的复杂结构，需要正式的程序与强制性的手段来维持秩序。（2）霍曼斯用对等性原则解释社会交换，布劳则用对等性解释部分社会交换，用不对等性解释另外一些社会交换。布劳认为，不对等交换产生了社会的权力差异与分层现象。从而，布劳用交换理论解决了微观向宏观过渡的问题。

因此，布劳的理论虽然是以霍曼斯关于交换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但是他却不愿意接受霍曼斯把所有的社会过程都还原为心理学现象的观点。布劳关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效应性质的看法避免了心理学的还原论，并赋予社会学以一种特殊的对象。毫无疑问，与霍曼斯的心理学还原论相比，布劳的观点更符合社会学的传统，更容易为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接受。

布劳对人的看法与其他结构功能主义者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与霍曼斯对人的看法不一样，布劳比霍曼斯更强调社会交换的经济基础，但却忽视了霍曼斯所强调的行为心理学。与其说布劳关于人的看法接近霍曼斯的看法，不如说更接近帕森斯和默顿的看法。虽然布劳是按照传统的“利益”和“获得”概念看待经济动机的，但他相信，人们都是按照理性追求特定的目标的，这种目标的获得要受到社会结构中制约因素的限制。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目标，但必须在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布劳把自己对社会结构的看法归纳为：“我关于社会结构的概念是从对它的组成部分及其关系进行简单的、具体的定义开始的。

布劳的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改进了霍曼斯的理论，但是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缺陷，也遭到了一些批评：（1）布劳理论的最大弱点是它依赖于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人类行为是以交换为指导的。这种过程是既定的，不能进行充分的证明和解释。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关于交换在社会关系中重要性的前提，他就会追随布劳的理论，相反，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这个重要前提，要接受布劳的理论是不可能的。（2）布劳对集体组织的定义过于宽泛，以致囊括了从小群体到复杂组织的全范围现象。除了社区研究之外，社会学的大多数领域都落入了布劳集体组织的范畴之中。（3）布劳的社会学立场要比霍曼斯更为坚定，他力图去分析集体与集体之间以及集体内部的差别。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的理论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布劳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差别，但却没有对这些差别进行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