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变迁

第一篇：教育与社会变迁

第四章：社会变迁与教育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刻之停息。这是我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对社会变迁的感慨。不仅如此，我国哲学家庄周也曾说过：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如此，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变迁之中，那么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的教育应如何才能与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呢？教育与社会的变迁又有什么关系呢？学完这一章您将得到答案！当下我国社会所正在经历的变迁属于社会分化而非社会革命类型，其变迁的结果是：在人口结构这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农民这一阶层的分化，出现了目前非常庞大而又备受各界关注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

一、社会变迁概述社会变迁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总和。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社会变迁的内容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变迁、科技变迁等。社会变迁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主要有社会整体和局部的变迁、社会的渐变与突变、社会的进步与退步等。

二、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教育是社会变迁的结果社会变迁尤其是剧烈的社会革命会对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学校教育的产生、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的变化、教育功能的变革等几乎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二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主要体现在教育培养入、传递新的意识形态、进而推动科技发展、经济振兴、文化繁荣与政治革新等方面。三教育是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既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因，也可能成为另一种社会变迁的条件。教育具有双重功能：教育的显性功能即预期达成的目标往往是在教育引起社会变迁的意义上加以设计的；教育的隐性功能即在未被预计的情况下，在完成显性功能的过程中附带产生的功能正是导致其他社会变迁的条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社会变迁的共同趋向。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研究从世纪年代开始。托夫勒从技术至上角度论对社会现代化做了系统论述。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有的从社会组识与政治结构的演变研究现代化，有的从文化变革研究现代化。（从世纪（一说是世纪）开始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有两种类型：原发型的现代化（内源性现代化）和赶超型的现代化（外源性现代化）。原发型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逐步成熟的自然过程；赶超型的现代化是在国家领导下自上而下的、自觉定向的进程。中国于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年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年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美元。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不同于现代，也不同于工业化。现代化是现代社会演进的一种历史形态，是个文明的概念，它是指一种以现代科学为标志、以工业化为基础，并包括一切与此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现代文明。现代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是一种自觉、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概念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前者属于物的范畴，在世界各国是趋同的；后者表示各民族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来设计，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体现在现代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与教育的活动关系上，即以科技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物的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以及人的观念变革与教育的关系。

三、教育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现代人的特征（英格尔斯）：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愿意以新的行动方式去生活与创造；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注意现时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坚信能克服来自社会与自然的一切困难；个人发展的计划性；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普遍的信任感；信奉并愿意遵循、公平待人原则；重视新式教育；尊重权威，但不盲从；公民意识强，热心社会活动。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教育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世纪末期，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所谓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据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的特点表现在：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协调、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经济，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作用；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世界大市场是知识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科学决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有日渐增强的趋势。

三、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现代化成败关键。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培养又离不开教育的参与。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在分工合作为联系纽带的现代社会中，是学校教育的特定社会职能。

三、教育与现代化现代化要求教育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国际组织对教育现代化的定量指标包括：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中等教育的毛人学率、高等教育的毛人学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公共教育经费占的比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等。教育在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哪些冲突？如何解决？现代教育观取代传统教育观，确立终身学习观念。教学内容现代化、课程设置合理化。教学过程集约化、教学手段科学化。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提倡多种类型、多种教育形式并举。自然环境变迁

社会变迁的过程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自然环境依其自身规律演变,影响社会的变迁,人类作用于自然环境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变迁。人口的变迁

人口变迁主要指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及人口流动和分布的变化。一定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人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的变化给整个社会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经济变迁

它包括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质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给整个社会变迁以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结构变迁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分化和组合；二是社会成员地位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社会成员由于其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等的不同和变化，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价值观念变迁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主要是通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表现出来。人们的社会活动都是程度不同地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科学技术变迁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对于现代社会的变迁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变化和研究规模、组织形式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政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促使现代社会变迁日益加速。文化变迁

这是分析社会变迁内容的一种综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长和旧文化的改变。

第二篇：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二轮复习综合专题三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历史进步

【专题考察角度：】

考题分布：16年一卷40题明清到晚晴时期人口问题及认识

16年二卷40题近代中国及西方人口迁移及认识 14年二卷东北移民特点及作用

16年三卷明清时期与近工业革命社会救济比较 15年二卷41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节假日变迁 13年一卷40题中国古代与近代海洋利用 12年工业革命城市化带来交通信号灯变迁

【考向分析与知识定位】

一、历史变迁与人口问题，关注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1、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展、经济重心南移与人口迁移，租佃关系与明清时期人地矛盾。

2、人口迁移和人口增减的原因、内容与影响。原因：

内容：

影响：

二、从社会史观角度，看待社会救济、节假日、交通变迁等，以历史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1、古今中外经济发展历程、近代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变迁。

2、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领域和影响 原因：

领域：

影响：

【典型训练】：

1、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代自宣德以后，我国大部分省区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流民浪潮。这些流民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皇族、勋戚、官僚地主通过赐田、投献、圈占等手段，侵占小农土地；苛重的赋役，使农民不堪重负而逃亡。其直接诱因是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不时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汇集成一股洪流，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洪流影响。在此基础上，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的四民之说已经无法规范社会大发展下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新变化。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所谓“二十四民”，就是在士、农、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十八民”，有道士、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小唱、优人等。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稼不穑”之民。“四民”或“六民”向“二十四民”的转化，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会大流动的一种格局。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

材料二 英国在 16—18 世纪是一个社会流动尤其显著的社会。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 流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贵族的开放式单向度的；中间阶层向全社会成员开放，成为一 个生机勃勃的社会阶层；社会下层逐渐向无产阶级过度，没新社会准备了一个重要的部件。这种频繁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表现是贵族构成发生变化。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一共任命 了 18 人，虽然贵族的总数基本不变，但是贵族的构成却发生了变化。伊丽莎白任命的 18 名贵族中，只有两人出生于老贵族家庭，绝大部分贵族都是新贵族。他们有非贵族阶层跻 身贵族阶层，甚至一跃而成贵族。——摘编自刘贵华《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及引起人口流动的原因。（15 分）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人口流动的原因。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 学知识，概括人口流动对中英两国产生的共同影响。（10 分）

2．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稳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社会济贫问题上，宋代贯彻“由胎养到祭祀”主要是指慈幼。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修胎养令，规定凡下户怀妊而不能自存者，以粟颁赐之。宝祐四年(1257年)，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事实上，除慈幼局外，养老之居养院亦肩负育幼任务，且养至十五岁并免费入学。关于贫民之收养，设有专门机构，唐代有悲田院，宋因其旧于京师置东西福田院，以禀老疾孤穷丐者……至于漏泽园，是由政府提供公地，“埋葬无主死人……每年三元春冬醮记”。南渡后仍维持此制。这种由“胎养到祭祀”的福利，虽比当代福利国家所提供的涵益较广，但却主要是选择性，局限于贫而无告者之特殊对象。不过，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南宋时，这种互助由宗族扩及乡党，这可从朱熹所提倡的社仓看出。

——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16世纪以前，英国救济穷人问题多通过基督教会、个人慈善捐款等方式解决，国家并未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偷盗者、乞讨者日益增多，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为稳定社会秩序，1601年都铎王朝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救济办法因类而异：(1)强壮有力而不愿工作的不能得到任何救济，他们要接受强制劳动；(2)老弱残疾而不能工作的贫民可以得到救济；(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规定济贫官有帮助其找到工作的义务。

——摘编自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材料三

英国税收与福利对家庭收入的影响(1983—1984)

二战后，英国经济与社会矛盾都演变到及其严重地步。工党政府采取“福利国家”政策，这对于消除社会公平、保障居民基本生存条件、促进社会民生公正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同时社会改革，可谓顺乎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它也产生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安定、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福利国家”越来越成为英国政府的沉重负担，它与经济发展的效率发生了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中产阶级日渐削弱。这个问题发展为“英国病”的新病因。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编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宋代济贫政策和英国福利制度的共同目的，并概括其实施过程中体现的相同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和所学知识，指出英国福利制度的影响与宋代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制度的认识。

1、（1）特点：社会分化明显，多阶层出现；行业特征突出;主要从农业流向商业、手工业等部门；双向流动。（答出3点给6分，答出4点给7分）原因：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商业的发展）；政府的控制放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赋役沉重；土地兼并加剧；科举制度的推动；自然灾害频繁等。（答出其中4点即可，8分）

（2）原因：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兴起，孕育了大量职业官僚人员；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新 航路开辟，产生大量富有的商人、新贵族；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为形式的文化运动，培 养了大批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6 分）共同影响：促进新的经济因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具 有民主色彩的思想产生。（4 分）

2、(1)共同目的：救济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

相同特点：政府制定相关法令、制度予以保障；国家救济和社会互助相结合；因救济对象不同而采取不同救济措施。

(2)不同影响：在保障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上效果更为显著；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增强了人们的社会保障意识和福利观念。

原因：“二战”后英国的社会矛盾尖锐；执政党为了取悦于民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雄厚；人们对政府职能认识的深入增强了维权意识。(3)认识：福利水平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福利制度既要照顾眼前利益，又要着眼长远发展；福利制度要适时改革，兼顾效率与公平；福利的形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

第三篇：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

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

会综述

 2012-08-03 14:09:58

来源：爱思想 2012年08月03日

【核心提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须宪法重塑社会价值观，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年也需要重新认识宪法的贡献。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此次会议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于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古城西安召开。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转型与宪法、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宪法与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圆满成功。

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大会主题发言社会转型涉及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制度的转型。我们从清末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实现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模式。这其中，宪法学者做出哪些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陈斯喜副主任认为，前几代宪法学者至少已经完成了以下几大任务：第一个是完成了宪法的启蒙，宪法意识在全社会得到普及；第二个是经过清末、民国、新中国的探索，已经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道路；第三个是为我国制定了一部比较好的宪法，经过长期实践，现行宪法是比较好的宪法；第四个是进行了初步的宪政实践。那么，我们这代宪法学者有什么任务？陈斯喜副主任认为，第一项任务是推动宪法的实施，第二项任务是努力形成中国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宪政主义所具有的普适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在亨廷顿所称的20世纪后期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亚洲宪政主义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已经显示的路径、图景亦与西方古典宪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香港大学法学院陈弘毅教授指出，难以确定在亚洲存在特殊的“亚洲式”的宪政模式或政治宪制制度，也没有足够证据显示亚洲文化与价值观与宪政主义难以兼容。恰恰相反，证据显示宪政主义能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得以发扬光大，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以及战争、外国干预等历史事件的偶然影响，而不是取决于文化与价值观。陈弘毅教授认为，对于宪政主义在亚洲的前景，和它在亚洲疆域的适应能力可以提供一个审慎乐观的视野。具体到中国的宪法实施，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即是宪政的建立。

1982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宪法应做出哪些回应？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认为，虽然宪法已经做出不少积极回应，例如宪法序言和相关条款的修改，也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应该做出的回应本应当更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违宪审查制度、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滞后；二是经济生活已经市场化，但政治生活仍然计划化；三是立法方面的不作为；四是宪法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五是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虽有所突破，但多少脱离中国现实；六是宪法学的影响力有待拓展，不能过分拘泥于传统媒体，要重视学术网站、博客、微博等新兴交流模式；七是宪法学研究可能要面临宪法全面修改的问题，因此，必须对修宪进行系统研究。

一百多年来，我国已经颁行了14部宪法。与14部宪法相伴生的，是“立宪法易而行宪政难”的不尽感慨。“宪法”与“宪政”，虽是一字之差，却已然百年之别。武汉大学法学院周叶中教授认为，社会基础是中国从宪法走向宪政的关键环节，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社会基础建设：一是塑造合格的公民，这是加强社会基础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保障阶层对话为培育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第三，以公民社会为目标构建宪政的社会基础。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宪法真正从空中走向地面，从宪法走向宪政。

关于宪法的实施。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提出了“宪法法律论” 的观点，他认为宪法是法律，宪法应该具有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宪法的实施与普通法律的实施必然分享某些共同特征。

关于宪法权威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教授认为，宪法权威的性质应该是法权威，并且是最高法权威，它具有优于法律的优先权，即宪法优于立法机关，这是最高法权威的全部思想，同时指出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的制定。

二、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关于宪法学研究拓展的可能性。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郑军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期间，基于国家职责精准实施与人权保障细化的要求，宪法学研究应拓展其研究视阈，关注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确立适应变革、合理且先进的宪法学理念，缓解宪法学理论与社会生活的疏离状况，进一步彰显宪法学应有的公平、正义等象征性价值和学科生命力，以及宪法学对法学科发展、法秩序建构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信访在当下社会是一种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赞成和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的声音皆而有之。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王书成研究员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信访不能起到解决纠纷的功能，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的立法角度是好的，但是社会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应该废除信访的纠纷救济角色，因为信访是机关内部的纠纷解决体制，让机关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是不可行的。同时，应该将信访的救济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香港城市大学林峰副教授则认为信访制度和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冲突的，当然，信访制度对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关于社会转型期间释宪机制的创新。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国副教授认为，转型期社会情势的复杂性与变易性使其异于常规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关系变动、社会制度变迁、利益和矛盾冲突都对释宪机制提出了异于常规社会的特殊要求。为应对转型期社会变迁对宪法解释提出的挑战，及时构建一套合理的释宪机制是攸关第二次转型成败的关键。但究竟什么样的释宪机制才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刘国副教授指出，二元释宪机制是构建和完善转型期我国释宪机制的合理选择。其基本思路是：在保留现有释宪机制基础上，适应转型社会的特殊需要，建立一种常态释宪机制，形成常态释宪机制和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非常态释宪机制并存的二元释宪机制格局。

社会转型对执政党权力的科学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师范大学石文龙副教授认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执政党的权力”常常被称之为“党权”，执政权与领导权是两个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概念，两者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执政党的权力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法治时代执政党的权力观需要“与时俱进”。执政党的权力源之于人民，这是人民主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当前，我们需要在宪法上构筑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回答在宪法领域中什么是执政为民，怎么样执政为民？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如何基于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以维系政府的良好运作，实现共和国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广东商学院戴激涛副教授提出了协商宪政这一构思，认为协商宪政作为融汇中国“和合”传统与西方协商民主、宪政理念的概念模型，可以在继承“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中华传统基础上，借鉴协商民主理念、宪政制度路径吸纳共同体的力量，实现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

吉林大学法学院李海平副教授则根据自己对民间组织所进行的实务研究提出社会宪政概念。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民间组织所面临的困境是外部干扰和内部不规范，而社会组织宪政也是宪法下的宪政。

关于政党执政合法性问题。西北政法大学胡晓玲讲师认为，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对于执政者是否拥有执政合法性休戚相关。现行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时下大力宣传普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事实上对党依法执政指明了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重大要求：党要依法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必须程序化，要在加强内部自律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这些基于当下的执政方略构建的初步考量，客观上为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着理论和进一步制度论证的基础。

三、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广辉教授认为，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核心是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在财政立宪主义的语境下，对税收权的控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征税必须得到民意代表机关的同意；二是税收的使用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三是政府举债也应纳入民意机关的监督之下；四是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应符合法治的精神；五是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王世涛教授认为，以不同的分析工具，对财政税收会有不同的认识。以宪政经济学为视角，宪法作为元规则是财政税收效率最大化的根本。从“个人主体性”出发，效益意味着“一致同意”，其宪法装置是议会，而对议会税收立法的宪法审查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以产权理论为视角，税收源于产权的私有，并促进宪政的萌发，同其他财政征收方式相比，税收是效率最优选择；以博弈论为视角，税收是零和博弈，但是合作博弈的非均衡赛局；以国家和社会理论为视角，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产权与国家的分离是税收产生的基础，根据“国家补充原则”，社会私经济免受国家的不当干预，通过私经济的优先发展从而保证税源和税基；以人性论为视角，每个人都有自私的本性，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税痛”唤发公民权利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

从“统收统支”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再到分税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总体上因循了从集权走向分权的基本思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徐健讲师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也仅仅是一个低层次的制度化开端。这种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阶性、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以及事实行动的制度外溢等诸方面。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这是制度塑成与变迁的一般规律。但在改革三十年亦跨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顿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配置领域的整体性制度却依然未能有效形成。

香港回归以后，由于《基本法》及《议事规则》的限制，立法会在公共财政方面虽然手握否决权，却几乎不拥有提案权，其修改权也受到很大限制。但香港大学顾瑜博士通过对1998-2010年的数据及个案分析却证实，宪制上的权力不等于真实的权力。作为民意代表机构，香港立法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而决定其影响力的，是议席的分布、民意的走向以及议题本身的性质，这也是一个走向民主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的表现。因此可以预见，随着政治改革的逐步推行，立法会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许多国家的宪政史首先就是一部财政入宪史，政府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一贯会引起法律和宪法上的争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黄建水教授提出“宪法税”这个新概念，认为宪法中关于税的条款即“宪法税”。对于我国宪法税条款的完善，黄建水教授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第二，修改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的第62条，明确人民代表大会的税立法职权，以体现税权民主；第三，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负公平原则，在宪法修正案第22条即宪法第13条后增加一款：“赋税应依据法律规定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分摊”；第四，应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除依据法律规定对公民征税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公平补偿。”另外，从整个宪法结构来看，公民财产权和继承权规定在宪法“总纲”中，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没有公民财产权的内容，似乎有点结构不合理，将来如果修改宪法，拟调整其位置将是十分必要的。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谭波副教授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了财政立宪。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本位”和人本主义的一大体现，和财政立宪不可分离、分立。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一是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二是违反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责任机制的缺失；三是社会保障财政监督检查的乏力。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确立宪法预算的内涵和规范机制，将宪法中的“预算”细化；确立各类预算尤其是社会保障预算的不同规范机制；强化社会保障预算宪法监督，力推宪法公开，强化宪法监督机构和责任机制；确认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出的价值联动机制。湖南大学法学院肖艳辉副教授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制度，可以弥补和救济第一次分配中的不正义、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蕴含在社会保障立法精神中的生存权保障原则、抵制社会风险原则、主要政府责任原则、普遍平等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契合了财政立宪主义的内在品质，对于弥补和纠正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徽财经大学金玉副教授认为，我国宪法对财政权的规定以及实践中对于国家财政权的规制，还存在下述问题；

1、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从公民基本义务上来规定，是在国家优越的理念指导下来界定税收；我国宪法没有详细规定国家税收方面的立法限制，没有规定财政法案相应的审议程序；宪法没有明确将我国一切政府收入纳入财政预算，没有明确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2、在国家财政支出方面，财政的“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严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现象普遍存在。

3、在国家财政预算审查方面，人大这一职权形同虚设，人大会议期比较短，但是需要审议并作出决定的事项过多；当选的人大代表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差异较大，本职工作又很繁重，难以完成预算审议这样专业性强的工作。

4、在国家财政监督方面，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这不利于国家权力机关有效地行使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控制和监督。

5、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方面，我国宪法没有明确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以及财政权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尤其是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财政权力过大；同时还促使几乎垄断了税收立法权和收入归属权的中央乱收税和具有地利优势的地方乱收费。

四、央地关系与立法权力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南京审计学院程乃胜教授认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原因复杂、多样。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旧中国的宪法和《共同纲领》对地方权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副教授指出，地方立法权的来源在理论上不明确，认为地方立法权应当来自地方的自治权，而且将地方立法权定位为行政权也是不妥当的。云南大学法学院沈寿文副教授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制度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还包含了纵的关系，而且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具有复杂性，并不是平时所说的纯粹单一制国家。沈寿文副教授指出，我国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我国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由于存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出现矛盾的具体解决方法的规定，因此更容易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理论上也更贴近国际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的模式；二是民族区域自治，他认为这种自治并不是国际意义的地方区域自治，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模式；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上导致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性质，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的关系，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民主集中制正好掩盖了此项矛盾。中国政法大学姚国建副教授指出，对地方立法的“不抵触原则”不能狭隘理解，认为在内涵上，“抵触”与“不一致”不相同，也与“根据”、“变通”有别。应以立法目的与规范事项两个标准确定“上位法”的范围，并且不能将宪法排除在外。抵触分为对上位法原则的抵触和规范的抵触。在判断是否与上位法原则抵触时，除应具体考量每个上位法的具体原则外，还应考量上位法意图在全国建立最高、最低标准或统一标准；在判断是否与上位法规范相抵触时，应着重考察其是否侵犯中央专有立法权、超出授权范围等方面。

关于大部制改革。汕头大学法学院邓剑光教授指出，确认、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促成全体人的人格全面发展，是宪政中国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若干机制，其中之一便是民主机制。大部制改革的根本动因是政府对社会诉求的回应，可以视之社会回应性的自觉改革，具有民主内涵，必将促进宪政价值的实现。合理的权力配置是宪政价值实现的基础。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一直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下的大部制改革，实际上具有优化权力配置体系的功能，并最终有利于宪政中国目标的实现。

民国初年,湖南曾经率先制定了省宪法,成为第一个依法“自治”的省份，然而不旋踵间就在南北夹击中废宪。这一“宪政史上的奇迹”为何难逃失败的命运？郑州大学法学院侯宇副教授认为，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的失败虽然与时机不成熟有关，但主要在于宪政文化的缺失。宪政是一种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积极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强调的是人类的理性自治。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精神，人类才能逐步认识到在公共政治领域践行它们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弃暴力实施宪政，自治才成为可能。宪政隐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充分领略宪政的内涵，加强思想的启蒙以及制度重构，中国宪政才能跳出泥潭。

对于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问题。深圳大学法学院叶海波副教授认为，现行宪法第31条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集立法机关、总括机关和主权机关三位一体的特殊机关，享有宪法权力和主权性权力，可以不同的法律形式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并不限于基本法律的形式。当全国人大以主权机关的身份作出政治决断时，应当以宪法典作为政治决断的外在法律表现形式，而不可载之以普通法律形式，否则会造成主权决断内容与形式的背离。港澳基本法是普通法律，但其承载的却是主权决断的内容，存在着主权逻辑与法律形式的背离，并在实践中以港澳基本法是否符合宪法的疑问呈现出来。对于此种矛盾的化解，只能采行促成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方式，即修改现行宪法，吸纳港澳基本法中主权决断性的内容，使港澳基本法从内容到形式皆符合普通法律的要素，化解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危机。

关于规范审查权。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袁勇副教授认为，规范审查权力衍生于我国政体和国家结构之上，分属于人大监督权、行政领导权与司法权三个脉络。从其内部构成及运作机制来看，现行规范审查权力整体上表现为国家机关相互协调的自组织权力。在私人普遍缺场的情况下，我国规范审查权力的运作尚未达到监督国家机关抽象行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要求。正因如此，建立健全我国规范审查权力体系的基本方向是赋予私人更多、更强的启动权，并让其有机会充分参与规范审查判断的说理、论辩过程。如此，方能增加规范审查权力运作的人权保障之维。

第四篇：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以明清商书为个案

①

（论文提要）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经济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的交汇碰撞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了长足发展，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商人资本的实力，都较以往社会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明清时期大量区域性商人集团——商帮的出现，并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力量，尤令人关注。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商人群体思想意识的变化，并对其经营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商人们的经济活动及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其活动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及社会思潮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商人群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应予以重视。

到目前为止，关于明清时期（明朝至清鸦片战争前）商人思想意识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大多侧重于明清时期各区域商帮的商业道德、商人的伦理观念、经营方式、商人形象等方面，尚无专文以明清商书为资料，就明清时期商人的“意识形态”作一总体考察。本文从最能体现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明清商书入手，具体分析这一传统社会面临转型的特殊时期，传统文化对明清商人的影响、商人们对自身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认知及其经营理念等方面的认识。

一、明清大量商业书的面世——商人意识的凸现

明清社会变迁，其对经济思想领域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工商亦本业”、“农商互利论”的思想日益为社会所接受，经商已开始不再成为一种为人轻视的职业，“弃农从贾”（弃本从末）乃至“弃儒从商”、“士商渗透”之现象越来越多。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本文简称商业书或商书）。为数众多的商书，有的是商人们自己动手，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来编纂，有的则延请文人学士为之编纂。其所纂内容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基本知识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商人的经商之道，又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同时代商人的经营形态，因此，也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商人们 ①②②本成果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原文两万字，将刊登于《复旦史学》第一辑（2005年1月）

主要代表性商书有：明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八卷，隆庆四年刊；明 陶承庆《商程一览》二卷，万历刊；明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年刊；明 周文焕、周文炜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五卷，万历间刊；明 壮游子《水陆路程》，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商浚《水陆路程》八卷，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程春宇《士商类要》六卷，天启六年刊；明 李德晋《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崇祯八年刊； 憺漪子《士商要览》三卷，明末刊；明 鼎锓《商贾指南》抄本（主要内容为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清 崔亭子《路程要览》二卷，清刊；清 赖盛远《示我周行》全三卷附续集，清刊；清乾隆年间吴中孚《商贾便览》八卷；清乾隆间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阶》等。另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第六章。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罗丽馨《

十六、十七世纪的商业书》，载（台湾）《中兴大学学报》第七期（1997年6月）等论著的介绍。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的思想意识和经营理念。

明清大量商书的刊行，说明了社会经商、行商风气之盛，同时它本身也凸现了商人意识的觉醒，它说明了经商者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另一方面，大量商书的刊行，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凭经验行事的小商小贩，而是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累积和传播，并对子弟、生徒授以商贾职业的教育，而有些商书的书名及章节——如《士商类要》等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士人从商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们思想上将士商并列的观念变化。此外，明清商书的出版形式也值得注意，它不是以秘传的形式，而是以有关日常生活的书籍——万宝全书（或日用类书），公开示于世人的。由此也不难想见，书中所述观点不仅是商人自身思想意识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商业的普遍看法，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和训诫，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日趋繁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以往学界关于商书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或经济史料的运用等方面来分析研究商书及其研究价值的，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商书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文中亦称为“商人意识形态”），尚不多见。本文主要根据目前所翻阅到的明清商书，着重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

二、传统伦理观念与商人意识形态

商业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职业，商业行为本质上是讲求利益的，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唯利是图的属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很注重利义关系，强调以义取利，不能见利忘义。如何谐调这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对商人的地位及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并出现了“新四民论”。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士人“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但总体而言，社会风气导向仍然是传统伦理中的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对明清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在商书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从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要重信义，守然诺，不刻剥；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

关于商人的职业道德和道德规范方面，商书强调艰苦创业，节俭为本。

因商业经营的特殊性，商人们大多在财利场中应付周旋，无时不受风流场所“酒池肉林”的诱惑。因此，在个人修养方面，商书反复告诫人们要洁身自好，不能贪图奢侈生活享受。

在经营理念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所提倡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的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尤受重视。商书反复强调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

同时，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匡扶正义、扶弱济贫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传统的中国商人，商书中不时可见“救困扶危存博济，莫因倾倒共推人”、“轻炎拒势，谓之正人；济弱扶倾，方 ① 《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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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杰士”、“趋显者防败，附势者必危”、“倚官势，官解则倾”的训诫。

综观明清时期的商书，可以看出，商书非常注重对商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的培养，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其影响至深，中国传统文化、人伦道德的规范作用，在明清商人的意识形态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经济学的角度言之，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需要一系列社会秩序作保证的；而社会秩序是一个需要多元支撑的系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支柱，都会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始终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制度机制的保护，如果再没有信用支撑，那么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无任何效率可言。透过明清商书中的谆谆教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对维护正常的商业运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法律条文和制度保护成为市场经济中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儒家伦理中重德重于重利的教诲，以义取利的诸多训诫和诚信为本的伦理提倡，成为市场交易的无形约束，对保证传统中国社会正常的商业经济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营环境与商人意识形态

经营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忽视。明清各类商书中，多处可见著述者对经商不易之感叹。这中间既有对春夏秋冬漂泊异乡之辛劳的感慨，更有对经营途中骗子盗贼之觊觎的提防。从万历间的《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至清乾隆间吴中孚的《商贾便览·江湖必读原书》、赖盛远的《示我周行·江湖十二则》，无不多次郑重告诫经商者，从经商外出的结伴搭伙，到路上住店行船等等，要时刻注意人身财产安全。程春宇《士商类要·为客十要》的前三要便首谈安全问题。

如果说客观上的生活环境令商人们缺少安全感，外出经营如履薄冰，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则直接影响了明清商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始终缺乏完整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这一点到明清时期也未有大的改观。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政府时有恤商、宽商之诏谕，可以说提供了一种比较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环境，但并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明清时期民间的商事纠纷，仍然多由各级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酌以情理”断案。这一制度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普遍敬官、畏官及至依赖于官的现象。他们时常不得不对当权者要谦卑恭敬，或者通过与之结合，“官商融合”，以期获得经营的成功。

商书中对经商人员的告诫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商人时常处于一种矛盾的两难之中，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轻视附炎趋势、倚官仗势之辈，尤将那些附炎趋势之辈视同小人，另一方面，“官无大小”，“权可制人”的现实，又令他们不得不“是官当敬”，谨小慎微，甚至委曲求全。在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商人们最终仍多有“万般惟有读书高”之感慨。最终，明清时期的商人意识形态，也只能局促于这一社会体制之下，难以超越社会制度的局限，商人们在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知上，便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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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商规鉴论》与《生意世事初阶》的代表性意义

明清时期的商品贸易，大多借区域间的距离赚取商品差价，或低买贵卖，囤积居奇，把持行市，这是众多商人获取利润的主要方法。因此，商人特别需要注意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品质、年成丰歉等信息。为此，商书时时告诫人们，经商不是简单的买卖，必须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顺应天时地利，审时度势，胆大心细，勤访多问。同时，商海风云，诡谲多变。“货有盛衰，价无常例”，稍有不慎，经营不当，便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因此，商书特别强调对经商者基本素质的重视，强调要掌握市场信息和变化规律，审时度势，灵活经营。在这方面，万历间《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客商规鉴论》和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颇具代表性。

《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客商规鉴论》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篇有关商业经营规范的篇章，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客商应有的姿态、作为商人必须具备的商品知识及思想准备，它非常概括地论述了经商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规范了经商的行为准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商人入门的必读文。它从出门亦始所需注意之安全、结伴搭伙之事项，到经商途中的投宿问店，及至必备的经商专业知识，均有涉及。其中对商人的职业道德尤为强调，即商人要注重自身的修养，戒骄戒奢，勤俭朴素；商业经营要合乎规范，诚实不欺人，特别强调不能见利忘义。后来几乎所有商书有关商业经营内容和商人的道德要求都由此而延伸、衍生、释绎出来。《客商规鉴论》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商业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后，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身要求必须规范化的新阶段，表明明清商人日趋成熟，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培养新生商贾。

《生意世事初阶》作为培养“坐贾”的专业商书，同样强调对经营人员在人品、能力等基本素质方面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客商规鉴论》和《生意世事初阶》做为较具代表性的商业书，它们特别强调从业者要善于察言观色，处理好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换言之，商书认为当时客商的主要困难不仅仅是路艰程远，更主要的还是人事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商人眼中，诸种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的处理，远胜于经营过程的技术管理，并成为经商获利的关键，这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活动中值得探讨的一种社会现象。

①①此书系抄本，署名为句曲（按句曲为江苏句容县的古称）王秉元开初氏纂集，沙城西麓主人汪淏增订。从书中汪淏序中得知，它是汪淏依据王秉元之书重加增删润色而成，而王秉元之成书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前。详见罗仑、范金民《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文载《文献》，1990年第2期。此后，在王秉元此稿本的基础上，又有《贸易须知》（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五年刊本），该本题有嘉庆十四年王秉元序，道光24年杭州项名达续刊；光绪五年蠡城言慎金在王、项两刊本基础上，“不揣鄙陋，重加厘订”，再刊。内容多与《生意世事初阶》相似。还经清代山西商人在“《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更适合山西人使用”的（炳记）《贸易须知》，主要内容也与之类同，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35页，附录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民国十一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生意经络》（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本），封面为“王秉元著”，卷内又名《贸易指南》（不分卷），“句曲王秉元著”。较之《生意世事初阶》，所论学徒规矩相同之处甚多，只是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如何辨识洋钿”、“鸦片之危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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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遗产与商人意识形态

严格地说，商书应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应含商业经营思想、体制、职业道德、方法、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仔细翻阅明清时期的各类商书，我们又会发现，这些商书内容非常庞杂，凡是与商业有关联者均采撷其中，还包容旅游、交通、气象、养生、卜验、交际应酬、安全、文化娱乐等，成为应用性很强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也说明，当时商业思想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仍然是按传统的经验亦或感觉行事。此外，在名目繁多的日用类书中，有关经商知识的内容分布则显得颇不平均。如《商旅门》，其在明代仅见于《三台万用正宗》一个版本；发展至清代版本中，则不论是前期的三十卷版本或后期的二十卷版本，均未设有专门的商旅门，亦不见于其它类目中刊载相关内容。可见商业门类在民间日用类书并非普遍的内容，这说明商业活动在明清时期虽较以往来得活泼热络，商人地位亦较以往提高许多，然商业活动涉及许多专业知识的配合，非一般的叙述或说明能交代清楚。真正欲从事商业活动者仍应透过专门的商业书，经由一定的训练过程，由学徒而正式行走江湖。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才有改观。

此外，商业书的最大特色是将视点著重在经营、致富的方法上，提出了对经商能力和品德的要求，认为这是经商致富之法，但对于商人应如何使用财富，尤其是如何利用已取得的财富进行“二次创业”，如扩大经营规模、投资扩大再生产等，则很少触及。“总之，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企图建立超越伦理观的经商之道和积极地为商人在买卖中获得利益提供理论的动机，这就必然使他们的著作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商人提出要求时，局限于单纯的品德和个人的机智方面”，而缺少经营管理的技术角度的分析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还是比较有限的。

日本学者泰萨·莫里斯—铃木指出，经济思想的产生与社会背景的密切相关，“在不同国家和历史的不同阶段，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思想一再被创造出来。然而它们所具有的相对的重要性是受地域的和暂时的经济环境的影响的”。同时，“新经济观念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受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知识遗产的限制”，还受经济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③②

①。从这个角度言之，也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商人思想意识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窘境了。

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明清时期儒学思想有所变化，更趋于入世和务实，直接推动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并间接影响到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和伦理，出现了“工商皆本”、“士好言利”的社会思想及至“弃儒从商”的社会现象，但“士农工商”仍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综合性、系统性地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客观要求的思想还不多见，不仅当时思想界主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认识相对来讲是滞后的，即便已有的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思想（如工商皆本、奢能致富、敢于言利等）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传统“士农工商”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成为商人们观念更新的最 ①④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第218—219页。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7月 ②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第六章，第298页。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③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

④ 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明清商品经济思想的总体评述》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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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桎梏。这便是明清时期商人们所面临的“知识遗产”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超越这一限制。

此外，就经济环境与政策环境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政府较早地开始能充分地运用经济与市场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封建官府的干预控制与抑商政策（主要是抑制民间商人的发展），加之浓厚的伦理道德规范与轻商观念，是明清商人所无法逾越的传统制度的“结构性制约”。仔细探讨明清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重商思想，其主要内容大多为商贾的“末业”地位鸣不平，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莫过于于“工商皆本”，在士商观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在官方宣扬的社会准则方面，商人和农工的平等地位尚不可得，而和高踞于四民之“长”的士相比就更有天壤之别了。在这种氛围里，商贾尽管腰缠万贯，也始终无法获得政治地位上的认同。而轻商传统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历史上少有独立之商务经营与成就之记录，凡有一麟半爪之出现，均不免于附丽于政治问题之中。是以中国史上本有之工商家英杰贤士，其能为人所知者，却少而又少。„„商人经验、成就与贡献，商业经营、规制与方法，既无学术记录流传，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间，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

这一特点在明清商书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明清商人们自己编纂的、最能体现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最主要的是将经商视为一种正常的谋生之略，而缺少对自身职业社会功能、社会意义的深刻认知，更少有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之自豪感叹。其表现出的诸多商人意识，并未超越同时期的文人传记文集、商人墓志铭等所体现的商人“自足”世界，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保守一些。

“知识遗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经济环境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明清商人意识形态发展境遇的先天不足。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强行进入，中国的传统工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知识分子也广泛醒悟，并发出了“商战”的应对口号。但据王尔敏先生研究，直至19世纪后期，在他所统计的提出“商战”口号的二十五人中，大多数为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并且多为科甲出身。纯为商人者，仅有郑观应、鄢廷辉2人。商人群体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最终限制了商人们在经济转折时期的创业意识。因此，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世界市场观念、竞争精神、赢利与投资意识、科学管理观念、公平观念等等，只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而移植进来，并伴随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峙、抗争和渗透融合而逐渐发展。这一点，从最能反映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中已窥见端倪。

作者：张海英，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工作单位：上海市 复旦大学历史系，邮政编码：200433； E—mail: haiying6563@sohu.com ③

②

① ①②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0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8月 王尔敏前引书，第221页。③马敏前引书，第23页。

第五篇：电大《社会变迁与转型》案例分析题

案例分析

案例一 温州市政府的“无为与有为”

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无为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温州市市长曾说：“在温州，凡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于实践。”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雇工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

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了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坚决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镇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在争取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后，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五年后自行关闭。

在温州人民群众自发发展民营经济的推动下，温州政府顺经济改革的需求，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或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如中国首份个体工商执照、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等。

强化市场和质量管理的有为 八十年代末，温州的形象和声誉曾一度出现空前的危机。如温州低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焚；永嘉的虚假广告；仓南的假商标等。温州的信誉危机强烈震撼着温州政府。为此温州政府转变强化管理职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开始全面整顿。并加强质量管理，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皮鞋、低压电器等产品的出境实行“准运证制度”，严堵假冒伪劣产品的外流。在此基础上温州政府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制定“质量立市”的地方法规。1992年温州政府继而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

总之，温州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人、物、信息、资金流通的成本。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主体干预，简化和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限时办理制度，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请结合本章政府基本职能的有关理论分析此案例，对温州市政府的“有为”与“无为”，你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

解题思路： 温州市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有为”与“无为”，很好地反映了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所表现出来的几大特点，即改变管理理念，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改革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开；加强法制建设,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实行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发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率。

案例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简要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与此相适应，政府机构的改革也随之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改革。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减少副职，提高素质。通过这次改革，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同时也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此次改革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没有摆脱就机构论机构，就编制论编制的老框框，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改革后在机构和人员数量上有回潮的现象发生。

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强调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非常设机构数量、人员编制都有明显减少。国务院的部委从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原有的22 个减少为19个，人员编制比原来的实有人数减少了9700多人，减少了19.2%。但由于种种原因，职能转变没有到位，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

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从1993年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其中国务院部委机构40个），但1997年又膨胀到72个，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

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历年来力度最大的，也是取得成效较多的一次改革。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此次改革同以往政府机构改革相比较其主要特点：一是精简力度大,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由40个减至29个，减量为11个，减幅为27%；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二是在组织机构设置上有了一些新突破，这主要表现为：（1）设立了由国务院宏观经济调控部门托管的国家局，即把原国务院工业经济专业管理部门全部降格转换成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设的机构，同时对其职能做出了新的、明确的定位。（2）设立和加强了公共服务机构，设立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信息产业部等新的职能机构。尽管如此，此次改革的成本依然很高，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立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

2003年3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这标志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开始。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理论，说明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

解题思路：如何使政府机构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摆脱“精简——膨胀”的怪圈，关键性的问题还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其次，全面分析影响组织变革的阻力，采取有效的消解公共组织变革阻力的基本对策。（可参见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组织变革的有关要点阐述）。

案例三 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

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是一家主要为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创办于1990年2月。

作为一家自下而上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慧灵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道路。现任董事长孟女士曾是广州一家家具工厂的工会干事，1985年她与一批热心的青年人及弱智人士的家长们，共同创办了一家致力于向弱智弱能人士提供服务的民办机构——广州至灵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孟女士在1989年第二次创业，筹办了“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在经历了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目前，广州慧灵已从最初的“慧灵弱智青年训练中心”发展成为拥有幼儿园、学校、职业训练中心、托养中心和研究所的综合服务机构，吸收了不同年龄、不同类别的智障弱能人士，形成了多元化的一条龙服务模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慧灵得到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大力支持，来自中国香港（如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扶康会”等）、意大利、英国等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大批捐助者，成为慧灵发展的坚强后盾。同时，慧灵不断改进与完善自身的管理与服务，将社 会工作专业的基本价值理念“以人为本”及一些专业手法和技巧融入日常工作中，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

慧灵的宗旨是：提供机会让弱智人士发挥潜能，尽可能独立自顾，并且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真正一分子。

慧灵每年都要派出员工到国内外同行那里学习，也有不少国内外的业内人士亲临慧灵指导，给慧灵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服务质量日益提高。慧灵事业欣欣向荣，她所作的努力与成绩得到了社会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认可，有很多机构都给予了慧灵资助和项目。慧灵的财务是公开的，每年年终由会计作财务报告，虽然没有严格的审计，但他们坚持把收支状况刊登在《广州慧灵通讯》上，以此方式向家长汇报资金使用情况，力求做到透明化。

如，2000年慧灵的收费标准如下：

托养中心：根据学员能力程度不同和选择的宿舍不同分为：A宿舍600元/月~800元/月，B宿舍1000元/月。广州市弱智人士办理终生托养公证手续时须借出2万元，外地人士借出5万元，到该弱智人士亡故后归还。

职训中心：300元/月。

慧灵一校：590元/月

幼儿园：普通走读生330元/月；智障走读生550元/月；智障住宿生750元/月。

研究所：每个自闭症儿童1500元/月。

每到节假日，不接走学员的一天多收 30元。

根据慧灵的成本核算，如果按照服务成本，起码要增加收费30%。但由于机构非营利的服务宗旨，使收费标准设定在服务对象普遍可承受的程度内，并对困难家庭实行一定的减免费用或助学助养等措施。

慧灵的经济来源于社会，其创办者并不是投资者，只是发挥个人智慧去筹集资金，并不具备财产所有权，因此慧灵章程明确规定：若日后机构不得不停办关闭，除了还清债务外，剩余资产用于慈善事业，以防止归属不明的弊端。

结合上述案例和有关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理论，谈谈你对非政府公共组织特点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如何使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健康发展。

解题思路： 本案例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其宗旨、运作过程、管理规章、收费标准、财务管理等，充分反映了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特点和作用，即非政府性、公益性（非营利）、正规性和专门性以及广泛性、针对性和中介性。

为使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健康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应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公共组织，以承担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为社会公共事业提供服务，并依法给予其自主权和自制权，营造利于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优良环境。

（2）正确认识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和强化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和意识，提高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社会地位。

（3）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保护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健康发展和正常运行，如组织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等，形成规范，保护其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和志愿者的个人利益，鼓励其为社会公共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案例四 某县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失误

我国南方某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数1~3名的位置。199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为了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的落后帽子，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即对计划生育实行高额罚款。具体的罚款标准是：超生第二胎罚款2000元，超生第三胎罚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罚款10000元。县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控制县里的生育数量。考虑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艰巨性，为了解决基 层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效调动基层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热情，该政策还做出了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即罚款所得，村、镇两级各提成30%。这项政策实施两年多后，县政府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宁愿交纳高额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没钱的家庭甚至举债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都觉得，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到了计划外生育的指标，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预先把罚金交了上去。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当地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基层干部把超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了一种创收的途径，为了多来钱，对超生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对超生予以暗中鼓励。

根据上述案例结合所学公共政策的理论，分析公共政策未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以及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

解题思路： 导致该项政策未能有效执行的因素主要有：

1.政策目标与执行措施相矛盾、相冲突，执行越有效，结果离目标越远。2.执行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反映出政策问题构建的错误。如允许乡镇从罚款中提成，无疑会对基层干部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计划外生育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他们怎么会积极制止这种行为。3.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受经济利益驱使，其所作所为与原政策目标背道而驰。4.沟通不畅，政策对象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政策目标缺乏认识和理解，而政策执行者宣传不够，解释工作不到位等。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可针对上述问题阐述对策。

案例五 公开招考公务员

几个月前，《S市报》上登出了新成立的监察局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启事。而一项社会舆论调查问卷结果表明，有49.8％的人将政治体制改革列为最关心的一项，关于其中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31.1％的人对公务员制度不了解，有39.3％的人对实行这项制度缺乏信心。似乎深谙人们的心态，S市的决策者们深知抛出这只球的利害关系，决策之前理所当然地进行了一场认真的运筹和准备。要切实对公务员从吸收、录用、考核、晋升、辞退、奖惩、退休形成一套崭新的管理办法，而不能只换件“衣服”，或换块牌子。带着这样的思索，实验者搜集材料、掌握信息、外出考察、精密筹划。几个月后，S市人民政府机关公务员试行办法，政府现职人员转为公务员暂行办法，人才再开发暂行办法相继出台。

措施既定，新成立的监察局便成为第一个实验场。实验在慎之又慎的态势下进行：公开招考，但是范围有所限制。在全市现职在编干部中间，考试为主，考核为辅，但是试前规定了范围。然而，原则非常清晰，将择优、平等、公开的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管理体制，打破组织部门任命主要负责人、人事部门配干部便“开市大吉”的传统方法。

实验在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中进行。监察局定编20人，除1名政务类公务员和5名公勤人员外，其余16个名额在公开招考中产生。先进行文化知识考试，逐项打分，累积计算，够标准者录取，然后再进行考核。考试看卷面分数，考核则更全面，按16个因素对应试者进行测评，逐项打分，累计积分，够标准者录取，不够者不予录取。

登出启事的3天内，即有150多人打听报名情况，正式报名的有31人，但到考试那天，应试者仅剩下19人！市政府一位25岁的司务长，看到启事便认定自己应该报名。他所在的行政科知道了，赶紧相劝，并许了许多愿：你一结婚就分给房子，而且是带液化气设施的，还可以调到行政科„„年轻人很快打消了报名的念头。有的单位听到本单位有了报名的，领导的脸色顿时来了个不小的变化：你不想在我这个位子，肯定是这单位不好，否则，你干吗要走？报名者一般是要考虑后路的，万一不录取，人家也有权力啊，譬如穿个小鞋什么的。市妇联3个报名的，考试前一天开了个会，决定3人要考一块考，不考也一块不考，“法不责众”。还有一位青年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位自学大专毕业的公安局干部，以考试第3名的成绩列入 录取名单。谁想，青年人严肃申明拒绝录用。他说，我不是S市人，在此地没有关系。看了报纸，我就想试试你们，看是不是又来花架子„„看来你们搞的是真格的。

当然这场公开招考也使许多人如愿以偿：一位原轻工局组织科的副科长，市里曾几次抽调他到别的单位，他都不同意，这次他参加了考试，并被正式录取；50多岁的前工业局党委书记钟××，被民主推荐为监察局的政务类公务员。

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这次监察局分开招考公务员的看法，以及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议。

解题思路：本案例中监察局积极改革人事制度，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1.阐明公开招考公务员的积极意义。如：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用人机制，引入了竞争机制；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自主、择优的原则；体现了个人和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体现了民主的精神等。

2.结合本案例中的具体做法长处和短处以及教材中的有关内容，阐述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议。

案例六 政府上网干什么？

“政府上网工程”正式启动了，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开始在中国公用数据网和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上建网站，可以将各部门的名称、职能向公众公开，及时宣传各项政策、法规，公开各项活动了。一时间反响热烈，叫好制胜不绝于耳。

政府上网之后，其结构和功能无疑将是异常纷繁复杂的。但简而言之，作为信息处理的一种高级方式，政府上网可以分为发布信息和接受信息两个方面。如果政府网站上发布的只是一些最基本、最普遍的信息，那么除了查询起来比较方便之外，我看不出它与各部门的资料室、各大城市的图书馆，与那些过一段时间就汇编成册的“月报”、“索引”、“年鉴”有什么本质区别。在一些偏远贫困的地方，电脑远未普及，上网者更是寥寥无几，人们通过广播、报刊、电视等传统手段获得信息，肯定要比政府从网上“满载而归”要现实得多。当一些基层干部每每能成功地截留政策，使群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候，身居现代都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即便每人建了网站，又能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再看接受信息，即政府可以通过网络接收来自公众的申请、建议和意见。且不说现在不少人囿于物质条件，尚不能通过网络传送信息，就是那些每天都坐在家里去政府网上“潇洒走一回”的人，结果又能怎样呢？如果政府不对接收到的信息及时做出处理和答复，那么除了接受速度快、储存量大之外，政府的电子邮箱与那些24小时都是电脑值班“×长电话”，与那些锈迹斑斑、破败不堪的“举报箱”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优点。

1999年3月3日，政府上网一个多月后，我的一位朋友访问了信息产业部门的官方网站，想进一步了解3月1日前各大媒体都已披露的、源自信息产业部的邮电资费调价方案的详情，不料该网站上未置一词，其“自费索引”上提供的竟然还是1998年3月31日的价格！

按我的理解，政府上网应该是个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社会管理科学化和公共决策民主化的良机。纳税人的钱一分一厘是怎样花掉的，人大代表竞选者的背景资料，政府官员候选人的施政方案，某项重大工程从提议到拍板，某个备受瞩目的大案从立案侦破到判决执行„„诸如此类以前往往讳莫如深的“秘闻”，现在政府网站都可以事无巨细、详尽无疑地予以披露，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政府既然上网了，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改善办公条件的水平，而应当有意识地寻求“形而上”的制度创新，在利用好现有社会管理资源的同时，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

这是一篇反映政府上网的评论报道，请结合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的有关理论，分析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对策。解题思路：把此评论报道中有关政府上网所存在问题的揭示和教材中所论述的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起来阐述，进而提出改进对策。（可有侧重地进行选择和阐述）。

解题思路

基本要求

1.根据所给的案例材料，运用本课程所学理论进行分析论证。

2.要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理论运用要恰当，逻辑阐述要清楚、观点陈述要明确。3.字数要符合答题要求，一般不少于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