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的体会[五篇范例]

第一篇：改革开放40年来的体会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体会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国家发展，中国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留存了太多让人难以忘怀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会。

作为一名在七十年代出生的公民，我觉得我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很幸运，经历了中国从振兴到腾飞的过程，我们是祖国巨大历史成就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因为我们有幸见证了祖国和个人双重梦想融合成真的时代步伐。可以说感受最真，情意最切，体会最深。

1978年12月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能忘记的日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从那时中国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我童年的脑海里还留存着计划经济的烙印，什么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火柴票等具有浓郁计划经济特征的产物我有幸见识过，那时候流行即使有钱也未必能保证买到商品。记得我小学班主任有一次也拜托我母亲帮她搞两张肉票（因为我母亲当时在食品公司上班），那不是物以稀为贵，而是物资匮乏的时代，记忆中那小小的粮票就跟钞票一样好用，可以换糖、买冰棍。

进入8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的影子已经消失，市场经济的氛围逐渐盛行，商店里的商品逐渐丰盛，但依然是凭“票”购物，只不过这时的“票”不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粮票、油票，而是实实在在的钞票。但总体来说还是相对落后，记得那时候如果谁家有了电视，那这户人家就如同天天在放免费电影，有时几十人围着一个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看的不亦乐乎。而我家好像是在我初二时，为了让我哥可以看电视大学的课程才买了第一台彩电。“凤凰”牌自行车也是当时人们炫耀的一种象征，我也拥有过一辆虽然很破但也是“凤凰”牌的二手自行车，一直骑着它渡过了我的初中、高中生涯。

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也已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改革的春风再次唱响了全国的号角，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大家还记得那句歌词吗？“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小平南巡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亲历南方谈话的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这样比喻）； 1997年到1999年，香港和澳门依次回归，祖国在统一大业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并加入世贸组织，我清楚的记得当年人们欢庆鼓舞的激动场面，我还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学好英语，到时候去北京开开眼见；这40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神州系列号载人航天宇宙飞船的升空与成功返回；嫦娥一号、二号探月卫星成功发射，特别是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九号、十号飞船顺利载人交会对接，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相继发射成功；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中国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发射成功；还有其他科技领域的发展，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研制成功，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创下了7062米的下潜纪录，“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蝉联世界超算冠军；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可燃冰开采、人造水稻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井喷式”爆发，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光阴如水，岁月如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发展，我们从住四合院到住高层单元楼；餐饮多样化、穿着高档化、家庭电气化、出门机械化已是日常的节奏。各种新技术、新知识层出不穷，特别是我们的个人电脑和智能化手机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还有高科技的云支付、大数据，40年前谁会想到有一天我们逛菜场不用带钱包，手机一扫拿菜回家；街上无人不代表无人逛街，手指点点，足不出户想要的商品就会快递到家（淘宝双11的交易额从2009年的0.5亿到2017年的1500亿，翻了3000倍。）。哪怕你与亲友远隔重洋，都可以不出家门，还能面对面视频聊天。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幸运的，正因为改革开放，我们赶上了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个充满高科技的时代。

我们的城市——温州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说温州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工厂就是起点。85年刚刚来到温州的我，也接触过那些手工活（装搭眼镜框），满眼的家庭作坊，“一台机器、两三个人，家家户户就这样的办工厂。始终弘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日后一些成为大集团的企业也在那一段时期萌芽生根。康奈集团在1980年还是红象皮鞋作坊，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还在走着“寻常路”，日后鼎鼎大名的正泰集团到了1984年才以永精开关厂的名字成立。温州是中国改革先行区，敢为人先，勇于进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城区的面貌也是日新月异，一座座新建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旧城改造”、“五水共治”、“大拆大整”、“大建大美”一系列的政策使温州加快城乡建设的步伐，并推动生态环境改善，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在深化改革中政府也加强自身建设，推进“最后一公里”、“最多跑一次”改革，深化与“四个平台”（综治工作平台、市场监管平台、综合执法平台、便民服务平台）融合发展。近十五年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践行习总书记的“八八战略”的路径举措，使温州的改革发展能以“排头兵”姿态不断走在前列，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进。

4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纵观世界，放眼国内，无处不体现这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变。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GDP增长了224倍，从世界第十位跃升到第二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提高到15%，总量突破8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不仅有信心有能力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美好的生活，更有能力承担起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为世界问题的解决贡献出中国经验、中国声音、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在中国的倡议下，“一带一路”项目开花结果，惠及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带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机会。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今天的中国越来越为世界瞩目，厉害了我的国！

而谈及这40年间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同时他也在党的十九大上这样说道：“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伟大历史性创造，是今天中国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于我们的营养，创造性地推动中国的发展。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在了这个追梦的年代，人人都会有梦想，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但身在这个时代，我感觉很自豪，是时代的发展给了我梦想成真的机会。现在我依然有个梦，梦想着“收入倍增计划”逐步落到实处，让所有中国人都圆了“住房梦”，住上宽敞舒适的房子，梦想着自己能“长命百岁”，能享受国家全面医疗、养老健康保障……。高质量美好的生活，真正实现“中国梦”！

第二篇：改革开放30年体会

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对外经济日趋活跃，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创建平安和谐社区发展较快，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国家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农村经济得到全面振兴，粮棉产量稳步增加，跃居世界首位，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方面，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建成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如宝山钢铁公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和京九铁路，近年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成功地发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等。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主流文明之中。大国正在崛起，中国一步步走向富强，迎来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世，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也打开了新局面，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增加，还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也都蓬勃发展，平安“六好”社区建设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我们的建设如火如荼。

改革开放彻底摒弃那种“关起门来搞社区建设”的小农经济思想，树立大社区观念，建设开放型社区。一方面，在社区建设主体上开放。根据具体项目的不同经济半径、服务半径来定点规划社区建设项目，找到方便居民与科学合理配置社区资源的结合点，实现二者的统一。比如，农贸市场、幼儿园、创业基地之类的项目，在建设“六好”平安社区的同时，有些居民区联合办了为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这样既充分利用了资源，保证这些项目具有基本的规模效益，又方便了居民。

以前，居民楼附近没有健身设施，只有寥寥几株植物。现在，几乎每个居民区内小花园里设置了健身设施，方便了社区居民锻炼身体的需求，现在早晚很多人都在小公园里锻炼身体。居住环境的变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办公环境的改善，社区的每一处喜人的变化，让人们都能深刻感受到，社区居民变得舒心了，人们幸福的生活会更加美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

第三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得与失,解决方法

一、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 30年来，我国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1、我国锐意推进各项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文化、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2、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3、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4、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

5、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

6、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卓有成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推进，文化事业生机盎然，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17、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8、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繁荣稳定。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加强，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斗争取得重要成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新的前景。

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问题。1——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与经济改革现状明显不适应内地的言论、新闻自由与国际标准仍有不小的差距，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至今仍未恢复到1987年十三大时的水准。

2——官员中的贪污腐化，引发各种社会冲突社会的不公刺激了社会矛盾，仅从1993年到2003年间，内地集体请愿示威或骚乱已由1万宗增加到6万宗。

3——城乡、东西部以及各阶层的贫富悬殊，激化了各种矛盾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的坚尼系数从1993年的40.7窜升至2004年的47.3，已处于拉丁美洲国家水平。

4——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出现了造假、吸毒、卖淫等丑恶现象从制贩假药、假酒，到生产毒奶粉，内地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反映的是30年来的信仰缺失造成了道德的沦丧。打假14年的民间“打假英雄”王海认为，如今内地假货泛滥愈来愈严重，而且表现得愈来愈具隐蔽性。诗人汪国真说，他的诗集《年轻的潮》竟有40多种盗版本。

5——经济发展的同时，付出了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调查显示，13亿人中有3亿人喝不上安全的食水，北京的沙尘暴、太湖和滇池的蓝藻、沿海的赤潮，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频仍的矿难和工业意外，也是不顾人命安全只顾掠夺性赚钱的结果。

当前存在问题，如分配不公、机会不均、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公平竞争、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诚信危机、国民基础教育投资不足、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经济和民事纠纷激增，社会结构呈不稳状态，人们幸福感下降等等，几乎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所造成的。

当前最亟待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2

从企业方面做的，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竞争力，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

对个人来说，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设，因为如果是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第四篇：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推荐）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

【英文标题】DEVELOPMENT OF URBAN GEOGRAPHY IN CHINA SINCE 1978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E－mail: Gucl@nju.edu.cn

【作 者】顾朝林/徐海贤

【作者简介】顾朝林，男，1958年生，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20a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向纵深拓展，新技术在城市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对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技术作了综述，并对其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英文摘要】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Urban Geography,Urban Geography,as an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and expanded very quickly since 1978.Researches,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havemade great progresses.Chinese urban graphical research fieldsinclude:(1)

City－

regional Study;(2)Urban planning;(3)Urbanization;(4)Urban system;(6)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7)Urban spatial structure;

(8)Sustainable cities.Urbansocial geography,urban modernization,urban governance anddigital city will be new research fields in the

Chinesenear future.【关 键 词】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中国 Urban Geography/Chinese Geographers

分类号 中图法K9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界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80年代，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入历史以来最旺盛的时期，全国各大学地理系和相关地理研究所都相继在城市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领域有所拓展。回顾过去20a，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几乎从白手起家，在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不断开拓创新，基本建立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基本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地理学学科体系[1～6]。

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迅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归于它在实践中的旺盛生命力。一开始，中国城市地理学者结合专业特长，及时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开展了城市与区域规划。1977年南京大学率先在经济地理学专业的基础上开设城乡规划专业，随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等大学地理系也相继设立了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开展了综合性大学（理科）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广泛参与。此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立了具有甲级资质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山大学、华东师大、杭州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系）。广大城市地理工作者积极参与城市与区域规划，不断开拓进取，逐渐走出了一条理科与工科相结合的城市规划道路。近年来，从事城市地理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主要教学研究机构正在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如南京大学主要侧重城市化、城镇体系、城市总体规划研究，近年来又进行区域城市化、海港城市以及城市社会地理研究；北京大学主要进行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华东师大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致力于上海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中山大学主要进行城市化、城市系统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近年来又把研究重点放在穗港澳城市带形成机制和中国大都市走向国际化的研究等方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侧重于工业城市和京津唐区域城市系统的研究，专门开展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完成了《中国设市预测和规划》、《中国城市地理》、《跨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等项研究；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要进行城市群，尤其是闽南三角区域城市系统研究和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还有其它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表1）。传统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兴起，同时实践领域成效显著（表2），使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出现方兴未艾的局面[7～10]。

城市地理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改革开放20a来，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有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概括起来，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城市—区域研究

城市与区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借区域而立，区域借城市而兴。南京大学宋家泰首倡“城市—区域观”[11]，该理论强调城市的总体规划布局必须把城市与区域统一起来，城市及其借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定区域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动态统一关系，具有多层次、开放型的特点。按照这一理论，城市总体规划必须以区域发展为基础来确定城市发展性质、发展规模以及城市空间布局，多层次的“城市—区域”体系是中国城市经济区的本质特征。区域分析和区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的深化和具体化，必须改变传统的“就城市论城市、就区域论区域”的做法，使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此，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分析工作作为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的基础得到广泛开展[12]。这一时期，还有学者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展开了区域经济开发及其模式研究[13]、中心地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推广应用[14]、城市规划中的区域分析[15]、城市郊区范围的划分[16]、城市经济区的影响因素分析和经济区划等实践工作[17]。目前，通讯技术发展迅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城市的区域范围扩大，垂直联系加强，“城市—区域”观也赋予了新的内容。

2.2 城市规划研究

从7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地理学者先后承担了各类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各项专题规划，将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引入到城市规划中去，提高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南京大学从1976年开始即接受教育部委托，陆续举办城市规划培训班，成为中国城市规划人才培训基地，出版了中国理科第一部城市规划专著《城市总体规划》[18]，承担了建设部《城镇合理规模理论和方法》项目，在国内城市规划界首开城市规模的系统研究[19]。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等先后参与到城市规划中去，培养了一批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中国地理学家在参与城市规划过程中，着重在确定城市性质、预测城市规模、进行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等方面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使传统以建筑为主体的城市规划增添新的理论、方法和内容。

1.城市性质研究 城市性质是指城市在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和功能，确定城市性质是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地理学家通过对城市发展的区域条件分析，依据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远景发展规划，确定城市在区域中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以及其发展方向，为城市总体规划提供依据[20]。周一星在研究城市工业职能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职能研究的三要素理论，对城市职能的划分、具体城市性质的确定提供了理论和方法[21]。其他学者对城市在区域城镇网络中的地位、城市发展方向、城市职能等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为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22]。

2.城市规模研究 城市规模包括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主要指人口规模。预测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和探讨城市的合理规模是地理学家在编制城市规划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过去20a中，中国地理学家更多的工作是对城镇人口合理规模的理论探讨、人口规模的预测以及如何控制大城市市区人口规模的研究[23]。3.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 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用地分析包括对地形地貌、地质灾害、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基承压力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区位条件、技术条件的调研，然后进行综合平衡，编制城市规划用地评定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些学者就城镇用地问题，城市土地综合经济评价所采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4]；有些着重对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分析，探讨土地使用的价值和价格[25]。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土地由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给城市规划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90年代以来，学者们相继对城市土地区位、土地定级、土地评估、市区土地利用以及如何协调好国家、开发商和市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城市地理学家将在发挥对土地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评定优势的基础上，结合体制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环境承载力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综合平衡，提出城市规划期限内城市用地的规模、用地发展方向，合理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为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26]。2.3 城市化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是地理学家借鉴国际城市化发展的总趋势，总结新中国30年来城市化过程曲折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国内率先提出需要开展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吴友仁就“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发表探讨性论文[27]，由此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

（1）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科学技术局组织开展了“若干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该课题组概括了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五个动力，即：国家有计划投资、大中城市自身发展与扩散、乡村工业化、外资引进的刺激和地方经济的发展[28]。许多学者相继撰文，详细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人口迁移、城镇效益等对城市化的影响[29]，有的对城市化的空间动力机制及其调控手段展开研究[30]，有的强调工业化和国家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31]。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尤其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动力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32]。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33]。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借助优良的投资环境，外资成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它创造了世界城市化的一种新动力—外向型城市化[34]。基于全国各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城市地理学者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地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35]。概括起来，现阶段中国城市化因动力机制的不同主要存在三种主要模式：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

（2）乡村地区城市化研究 1978年以来，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域逐步开展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并逐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力。此时，地理学者开展对乡村地区城市化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大量研究论文不断见诸相关文献[36]。研究表明：沿海城镇密集地区和特大城市周边地区是中国乡村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在外资的刺激下，加速了乡村工业化，也推动了乡村地区城市化。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不同，城市化动力机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城市化模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为主，城市化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小城镇”模式。这种乡村城市化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概括为自发型的城市化模式（如温州模式）[37]和辐射型的城市化模式（如苏南模式）[38]。最近由南京大学郑弘毅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华东师大等学者参与研究撰写的《农村城市化研究》一书系统论述了农村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动力机制、指标体系以及地域差异，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等地区的乡村地区城市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乡村地区城市化的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39]。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还围绕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理论框架、动力机制、城乡一体化规划等问题进行探讨[40]。此外，有的学者还对异地城市化进行了研究[41]。

（3）城市化特征研究 从8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城市地理学者分别从全国范围内就城市化的各种专题展开了讨论，对城市化的特点作了各种分析，提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城市发展战略[42]。许多学者对城市化发展速度、城市化发展趋势作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具有阶段性，必须科学地预测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43]。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将呈加速发展的趋势[44, 45]；大都市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引人注意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未来城市化最具活力的地区[46]。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继续存在，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可能向西方国家那样快速增长上去，东西部城市化差距还将继续扩大[47]。许多学者还就具体省域的人口城镇化特点、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研究、城市化与流动人口、城镇布局以及城市群体空间等的关系作了多方面分析[48]。还有学者对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化水平的计算方法及测定作了研究[49,50]。最近，信息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也有人开始研究[51]。2.4 城镇体系研究

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铺开，城市体系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近20年来，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区域城市体系实证研究以及城镇体系规划实践。（1）城镇体系理论研究

顾朝林首先将城镇体系地域组织结构归纳为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四个方面[52]。宋家泰、顾朝林、周一星、许学强等就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53]杨吾扬等人对城市体系科学定义，城市体系的级别—数目—规模对应模式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54]。后来相关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城镇体系的界定、理论框架的构建，各种不同层次（省域、市域、县域等）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划分标准、发展趋势等。虞蔚等还从分析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信息流的联系强度等出发来研究区域城镇之间的联系[55]。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继续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形成机制，信息产业对城市体系影响的研究[56]；同时，一些学者引入分形与分维理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研究[57]。（2）区域城镇体系实证研究 过去近20年中，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流域、经济区域的城镇体系研究。最初，中科院的一些地理研究机构和部分大学地理系先后承担了辽中南、京津唐、湘东和长春地区的城镇体系研究[58]。较早进行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城市地理学者有南京大学宋家泰、顾朝林，北京大学周一星、杨吾扬，中山大学许学强等。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一书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起源、产生、发展，中国城镇体系的自组织结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结构，并就中国城镇体系发展条件，城镇化水平及城镇人口增长，国家地域开发等对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前景特征作了科学的轮廓展望[59]。此后，区域城镇体系研究重点从沿海、沿江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深入[60]。

（3）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在80年代，南京大学地理系宋家泰、顾朝林等汲取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城镇体系规划“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城市规划部门广泛接受并应用[61]。城市地理学者开始承担编制了全国许多省市各个层次的城镇体系规划任务。南京大学相继在80年代和90年代为建设部举办城镇体系规划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城镇体系规划人才。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及时总结经验颁布《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对省域、市域、县域及其它特定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规范编制程序，明确了相关的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标准，并在《城市规划法》中被确定下来。近年来，面对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实际，地理学者又开始尝试探讨新的城镇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57]，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三结构一网络”的一般分析，进一步加强对城镇体系动态演变、合理模式、结构调整和科学预测的研究。欧阳南江等在珠江三角洲开展的城市群规划中突出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思想[61]，丁元等在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中密切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关系，从而探讨更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规划。2.5 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贯彻“以规模论发展”的城市发展方针。从1978年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此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62～67]。地理学家结合中国城市建设的总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对个别城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尤其将重点放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上。首先，许多学者对大城市发展规律、形成机制、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68, 69]。近年来，研究重心倾向于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在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作用，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条件、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如何将上海、广州、北京等建设成国际大都市等方面[70]。其次，学术界结合形势的变化提出了针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战略[71,72]：第三，由于小城镇已经成为农村经济中心，在联系城乡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一些学者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分析了小城镇的战略地位、功能结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与政策等，同时对区域小城镇发展条件、功能以及发展前景等作了大量的实例分析[73]，进入90年代还对小城镇建设、功能结构和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广泛的研究[74]。此外，一些学者也对港口城市、煤矿城市、油田城市等的现状和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研究，对这些特殊职能城市的形成条件、城市形态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相关分析。城市发展的区域基础、发展规律、内在运行机制、可持续发展研究已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2.6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80年代，对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外国理论进行翻译介绍的基础上，相继对城市地域结构的概念、类型，地域结构的演变规律、动力机制、合理模式、个别城市地域结构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2]。90年代，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75]；主要加强了对大城市地域结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用地结构变迁等新趋势的探讨[76]。近20a来，城市地理学者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研究工作。

（1）城市市场空间研究 80年代以来，城市地理学者相继就城市内部各项功能用地、空间组织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有机疏散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作了大量研究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第三产业尤其是商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地理学者的研究重点转向城市市场空间结构的探索，先后对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南京等大城市商业网点布局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商业中心的规模、结构和等级体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优化商业地域结构功能组织的方案。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城市CBD理论研究[77]，并对北京、上海等城市CBD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城市CBD的结构分析，指出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CBD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行性规划方案。

（2）城市形态研究 从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围绕个别城市的城市形态作了探讨[78]，同时也进行了对不同城市形态组合形式的规律性研究，如同心圆式、多中心式、组团式、带形城市等城市形态的分析[79]。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一书通过对国内数百个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从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形态发展演变的动力学机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合理的发展模式[80]。还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对具体的海港城市、河口城市等城市形态的发展演变和布局形态的研究以及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研究。在对中国大都市增长的空间过程的研究中，概括出城市发展具有从同心圆圈层式扩展形态走向分散组团形态、轴向发展形态乃至最后形成带状增长形态的发展规律[81]。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城市地域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城市边缘区研究 8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城市边缘区研究，顾朝林、崔功豪、武进、林炳耀、涂人猛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82～85]。顾朝林等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的实地调查，在探讨中国城市边缘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的人口特性、社会特性、经济特性、土地使用特性、地域空间特性等进行了系统研究[86,87]。孙胤社认为中国城乡边缘区的形成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国外的“居住导向型”，而主要是“工业导向型”[88]。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大城市边缘区的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张建明、许学强等在对城市边缘区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研究的新课题[89]。目前，一些学者对大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大城市边缘区的成长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伴随着中国大城市的迅猛发展，城市边缘区研究已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4）郊区化研究 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地理学者开始把郊区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来研究。从中国郊区化的门槛值到郊区化形成的动力机制以及郊区化的调控等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郊区化是城市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阶段，它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先后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90]。地理学界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郊区化的成果和方法基础，结合中国的特点开展了对北京[91]、上海、广州、沈阳、杭州、大连等特大城市郊区化的研究。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特大城市近年来中心市区出现人口增长减慢、甚至减少，人口密度下降的趋势，说明这些城市已出现郊区化现象。中国郊区化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表现为被动式郊区化、居住郊区化和圈层扩展式郊区化，中心繁荣区与与郊区化并存，社会阶层分异不明显[95]。一些学者还介绍了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对其在中国城市化研究中的借鉴作用作了初步分析[96]。

（5）城市群研究 8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相继出现城市密集区。结合国外经验和中国经济发达区城镇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城市地理学者相继开展了对城市密集区的研究[97]。最早进行城市群体专门研究的是南京大学李世超[98,99]，他从介绍戈特曼的城市带理论入手，探讨了长江中下游城市带形成条件、历史动力、现状特点和未来发展构想。崔功豪、杜国庆、李世超相继撰文对城市带特征和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姚士谋、许学强等分别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的特征、发展趋势等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100,101]。

（6）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

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近年来我国城市地理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进行研究。胡序威等近期完成《东部沿海城镇密集地区人口、经济集聚与扩散研究》，周一星对中国的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进行了定义并制定了便于研究的统一标准，顾朝林等在建设部《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时就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政策进行了探讨。近期有关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重点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主要进行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形成和发展规律、分布特点、形式、动态过程和空间结构特征等的研究。宁越敏、阎小培、李王鸣等从都市区的界定入手，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市区的特征，探讨了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形成机制[102～107]。2.7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1）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持续发展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顾朝林首先从研究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研究方向：①城市持续发展的综合研究；②大都市持续发展研究；③中小城市持续发展研究；④小城镇持续发展研究[108]。此后，一些学者重点开展了城市住区持续发展研究，如中国城市住区发展之路初探、西安住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城市住区生态学及可持续发展探讨等，分别从分析城市住区的现状出发，在开发利用和城市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制衡点，构建生态宜人城市，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城市住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张新生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有其特殊的内涵，它是一个时空复合的反馈—调控过程，必须在时空复合空间上研究城市系统的演变，并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和可视的空间表达支持下，建立了空间增长动力学过程模拟系统[109]。目前，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侧重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城市持续发展的满意度分析[110～112]。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其评价方法和指标会有所不同，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

（2）生态城市（Ecopolis）研究 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生态—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和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113,114]，建设生态城市是寻求城市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它代表国际城市的发展方向，我国城市地理学者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3）城市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

城市生态规划方法是一种以现代生态学为基础和依据的规划思维方法。黄光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强调以生态为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法[113]。俞孔坚认为尊重生态过程，进行景观和城市规划是生态规划的核心，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应把维护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115]。有些学者从景观生态学原理出发，在城市规划中开展了景观生态规划研究，如山地城镇的景观生态规划方法探讨[115]。9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研究生态内容的地位日益突出，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的理论研究与技术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城市规划研究前沿课题的重要标志[116]，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环境，将生态环境观念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如转变认识观念，促进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走向一种生态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模式变革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态规划和生态设计将逐渐成为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有效手段。

研究方法与技术不断进步 3.1 定量方法与模型模拟 国外地理学界研究实践表明，正是数量方法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城市地理学在数十年内形成为有自己理论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9]。在中心地理论的研究中，城市地理学者建立了大量的模型来对城市分布、城市形态等作模拟分析。早期，在对城市人口规模预测、城镇体系分布研究、城市主导职能的确定、城市与区域的数据管理和分析等方面引入了计量分析和模拟分析的方法，数学方法、模拟分析方法同其它方法、技术相结合，贯穿了城市地理研究的各个领域[117]。南京大学林炳耀在城市地理学界最早进行城市系统分析和研究，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城市空间形态分析、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去，开展了城市与区域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顾朝林等最近研制开发了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数学模型。90年代以来，数量方法、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计算机技术在城市职能划分、土地定级、城镇等级结构分析、城市系统演化规律分析、城市空间形态的计量分析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城市地理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应用能力[117～121]。3.2 遥感技术应用近年来，遥感技术在城市地理研究中开始得到逐步推广。采用遥感技术获得的遥感图象是一种综合的地理信息源，它包括各种地理要素，同时又是一种空间信息，为地理现象的空间分析提供定位、定性和定量的数据[122]。区域城市布局、城市形态及其演变、城市土地利用、地籍调查、城市环境监测等都可通过获取卫星相片、航空相片资料来进行动态分析，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推广，如苏南城镇形态演变特征及规律的遥感多时相分析、应用摄影测量为城市GIS生产空间基础数据、采用航空遥感技术研究上海交通问题[123,124]等。

3.3 GIS技术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门处理地理（空间）数据的综合信息技术，属于技术地理学的范畴，它为资源与环境的管理和规划以及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工具[125]。GIS技术必须和RS、GPS 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各自最大的技术潜力。GIS技术在中国到80年代初在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开始研究，目前，在城市地理中GIS 技术主要用于对基础资料的分析处理，输出成果图，如运用SPOT影象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获得北京棚户区、农村居民点和别墅区分布图，以此来研究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MapInfo和Arc/Info、GENEMAP等软件在规划中的空间数据处理、图形的输入输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广州珠江新城土地开发信息系统研究、济南市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十堰市城市规划与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与开发[126～128]等，南京大学先后完成了南京市城市规划信息系统设计，常州、沙市、洛阳的城市信息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出版了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了GIS技术舟山航空城城市规划，深圳城市水土流失遥感分析和动态监测、城市水土保持规划以及采用GIS技术支持的江苏及浙江两省土地分等定级估价研究、4 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趋势 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问题层出不穷，这也为中国城市地理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环境。从目前中国城市和城市地理学发展看其发展趋势可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中国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起初主要是少数学者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研究进展，并用数学方法进行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上海社会区研究表明，形成上海社会空间地域差异的要素集中反映在人口的文化构成、密集程度、性别和职业构成、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和婚姻状况5个主成分上，研究结果将其分为5种类型[129～133]。许学强等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和社会区划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也存在社会区，但其影响因素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经济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现时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134]。近年来，顾朝林等在实证调查基础上，研究了北京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现象[132]，在分析影响北京社会空间结构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论述了北京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历程，指出北京社会空间结构的快速转变正在导致人类住区的不协调发展，即城市社会极化和不平衡的社会空间增长[135]。其他学者还开展了城市住区社会经济空间结构、人口地域变动研究、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研究、城市意象空间分析[136～140]。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化研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意义，而且丰富了城市规划内容，为城市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2）城市现代化研究

城市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基础设施、管理水平和生态等的现代化，它是指城市的多功能与系统协调运行，从而使城市整体的发展和竞争达到并保持所处时代的先进水平，就城市而言，现代化是国际性的基础与前提，而国际化则是现代化的某种功能的扩大与体现[141]。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大城市的现代化功能研究[142]。姚士谋等认为工业向城市地区集中，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现代化要素向城市地区集合，由城市化到城市现代化、国际化这是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姚士谋提出了城市现代化的6个方面的指标：城市规划科学的合理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城市生态环境园林化；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城市人民生活高度社会化；各种资源利用的高度信息化[143]。徐巨洲认为城市的内涵主要是工业化，现代化设施是它的本质，即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在未来50a，中国城市发展大体上分3个阶段持续前进，达到高标准的城市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化水平基本处于赶超阶段。（3）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研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由传统的福特主义（Fordism）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转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和“劳利”国家（Workfare State）。后工业社会的生产特征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进程，使得世界经济生产方式的空间性，既强调跨越边界、区际差异，也强调控制和协调，这表现在全球、地区、国家、区域、城市等各个层面。因而势必要求发展一个既公平、公开，又具世界竞争力的管治（Governance）和协调系统，以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管治是将经济、社会、生态等可持续发展综合包融在内的地域整体管治概念，其涉及中央元（AC）、地区元（LG）、非政府组织元（NGO）等多组织元的权力协调建构，其中政府、跨国公司、社团、个人的影响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城市管治是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最近几年的最新研究热点，并正在出现若干新兴学派。中国除香港学者（朱剑如、沈建法等）有所涉及外，大陆尚无研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将很快开拓这一领域。

（4）数字城市（Digital city）研究 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化成为研究的特点。承继成等认为国家信息化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而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其中数字城市的研究是中国数字地球研究的重要示范工程之一，将来的数字城市，将是由智能大厦、智能小区构成的智能城市。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展了信息时代的城市研究，如虚拟城市模型、信息城市的物质形态、可视化城市设计初探、因特网给中国城市带来的冲击波[165]等。未来的信息社会，城市形态、人们的行为方式等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注重三维表达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数字城市将成为城市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第五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教训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

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述改革开放的中国。从好的方面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和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主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力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提出过反特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执政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越来越强，正因为如此快速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教训。

70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在我国，唯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用这句话来来理解当前的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在过去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真正没做好的，就是在自然资源、环境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和福利方面，索取的过多，给予的太少。

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代价太大，资源过度消耗，为了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发展是要有代价的，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它对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其代价就是中国资源与环境的严重损坏。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

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

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中国还是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

其次是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而，据中国经济网记者统计，3.10:1已经是10年来的最低值。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收入分

配课题组在18年时间里所做的三次大范围收入分配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无论是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差距都在拉大。有关统计也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些情况都说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再次是社会道德问题。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总体判断。但这

决不意味着看不到当前道德状况的复杂性以及一些道德问题的严重性。以腐败问题为例。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风气的败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有的不读书、不看报却忙于庸俗的交际应酬；有的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专给上级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上，群众的困难、诉求却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回应；有的地方、单位，正直廉洁、洁身自好已成“落伍者”，胆大妄为却成了“流行风”；极少数干部甚至堕落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贪污受贿、腐败犯罪的地步。这些年各级纪委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力度越来越大，贪腐分子越来越难以藏身。中央纪委的数据表明，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只占党员人数的极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而其中因贪污贿赂被查处的，仅占受党纪处分人数的2.6%。以诚信问题为例。商业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让一些群众发出了“还能放心吃什么”的责问。这种情况，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人们对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以公德问题为例。“小悦悦”事件中，司机的凶残、路人的拒救，交织成了面色冷漠的众生相，似乎颠覆了不少国人的道德观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识的人，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不清的问题。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让上述的压力、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