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综述

第一篇：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综述

「内容提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企公司化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梳理与借鉴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基础上，探讨对我国公司制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治理模式/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所有者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1）05-114-021

公司治理结构内涵

公司治理结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的时间是80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定义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制度安排学说

斯坦福大学教授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也说：“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于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①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②如何评价和监督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员工；③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利用这些制度安排和互补性质，并选择一种结构来降低代理人成本。近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资者（外部人）如何监督约束经理（内部人）。

中国经济学者胡汝银在他的《中国需要公司管治革命》一文中认为，公司管治（即公司治理结构）是董事和高级经理人员为了股东、职员、顾客、供应商及提供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种制度和方法。

（2）组织结构学说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文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革委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3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上述3者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这实际上是标准的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持此种观点，例如陈清泰在他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一文中认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形成这样的机制：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企业行使职能，通过企业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3者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且此种观点与十五届四中全会党的文件完全一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督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聘任经营者，并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发挥监事会对企业财务和董事、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作用。

（3）控制决策学说

奥利弗。哈特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中没有明确地设定。更确切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将如何使用。”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文中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地对应，既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风险的人承担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有多种定义，多种内涵，前文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治理结构的不同表述。吸取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成果，结合我国实践，概括起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础上，企业内外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及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关系，又是一种权利的制衡机制。

2西方两种治理模式分析：股东治理模式与利益相关者（或人力资本治理模式）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是用以处理不同利益集团即股东、债权人、管理人、员工和社区之间的利益格局关系，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制度安排。关于公司治理模式争论，在西方经久不衰，其核心就是“传统的”、“股东治理模式”和“新兴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或者目标利益优先的问题。

按照股东治理模式，作为股东代理人-总经理（或董事会），必须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和行为准则；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现代公司不仅归股东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实际上也为公司进行了投资（如员工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考虑了相关者的利益以后，企业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是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的多重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不应该只是简单化地以凤东利益至上的单一目标。

经营目标之争，其实质就是股东还是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即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中谁拥有企业的最终决策权，谁承担企业经营不善的损失与风险。这也就是企业理论上所讨论的谁拥有企业，谁是企业经营的剩余控制和剩余索取的问题。

投入资本的股东，本身就具有这种特性，货币资本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任意可分割性，因而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而相比之下利益相关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代表），有一些学者从知识经济理论出发，认为依据人力资本正在成为财富创造核心动力的推理以及现实中人力资本作用和待遇不断提高的种种现象来证明人力资本重要性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理由。用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向资本雇佣劳动提出质疑。

作者认为进入企业的各种要素：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理论上具有平等权利获取和行使剩余控制权，但现实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先天特征：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必须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即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导致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具备承担企业经营最终风险义务的能力。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表明人力资本所有者无法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由如下：

首先，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本投入到一个特定的行业或企业之后，其所作的承诺可信赖性远比不上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所作的承诺。因为非人力资本具有天生的抵押功能，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经营失败时，人力资本所有者除有自身人力资本外别无他长，受现实法律制约，无法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活生生的个人，进行拍卖、转换、变现或抵押，也就丧失了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能力。

其次，人力资本专用性决定了其价值难以判断。为特定交易或合约服务而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征是指工作中有些人才具有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的信息。人力资本专用性使得人力资本不能象非人力资本那样可以在静态下用货币加以度量，其价值随时、空的变化，对不同人或企业来说不是唯一的，甚至大相径庭。由于其价值最难以度量及受人才市场不完善的制约，很难显示真实的人力资本价格。因此，价值量的不稳定也阻碍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企业风险的能力。

以上论述表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只能作为雇员。我们认为，企业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的企业，股东拥有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承担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般情况下不承担经营的边际风险，收入也比较固定。因此，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制定，就应该维护股东的利益。

诚然，股东利益至上会带来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员工的失业，供应商的中断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但这些完全可以依靠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来解决，而不应该在企业这个层次来探讨。

3实践指导意义

研究西方公司治理结构和模式，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造的过程。从复杂的治理理论与多变的治理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求得一剂药方，置之四海而皆准是不可能的。

首先，公司治理结构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或间接）的控制与“三会四权”（或其他治理形式）权力制衡与约束实现内部（或直接）的有机整体。从现有文献上看，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内部组织机构如何设置，权力如何配置，激励与约束如何安排，而把竞争的外部市场，（如产品市场、经理人员市场、平均利润率形成等）看成是配套改革，在作者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缺一不可，不能把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看成是配套措施而放置公司治理结构整体改革之外。

第二，在学习、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之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前苏联与东欧在转轨时完全套用西方的作法，出现的问题是明显的，损失是惨重的。一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其潜在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中国在设计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一定得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那种完全西化的“拿来主义”或“拼装组合”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第三，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多种多样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各行业有很大差异，而且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企业改革没有先例可循，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能看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和一国内的企业组织都非常不同，例如英美主要是股东治理模式，德日主要是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且一国在不同时期，治理结构上也有变化。中国企业改革最危险的政策可能是推进一种特定的范式（由法律规定的、或领导人肯定的），并且是强制的。

最后，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革，作者主张采用股东治理模式为好。一则股东治理模式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为手段，不应该在企业这一个层次上过多地考虑相关者（集团）的利益。其次，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股东治理模式产权清晰，易于决断，交易成本较低，代理收益远大于代理成本（相对于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而言）。最后这本身也符合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企业这一层次讲效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讲公平。

第二篇：治理理论

陈振明版《公共管理学》之治理理论

第一节 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倡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采用工商业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务，重塑政府。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 1 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见肘。合作网络应运而生，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在网络中，各种行动者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一起处理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公共管理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是种网络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合作网络为处理公共事务引入了新的机制，也为提升集体行动的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治理理论的研究途径

英文中的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的gubenare，有掌舵的、导航的意思，常被用来指称有关指导（guiding）的活动，组织引导（steer）自身的过程。在汉语中，governance被译成治理，最早出现在市政学中，用来研究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的种种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被广泛地应用与经济社会领域。

有关治理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关注焦点，今天的国际多边、双边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敢于发展问题的出版物很难有不以它为常用词汇的。世界银行1992的报告就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业以《转变中的治理》为题总结经合国家的治理变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1998年专门刊发了一期探讨治理的文章。在学术研究中，也已出现一些代表人的代表作，如詹姆斯·N·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变革》、R·罗茨的《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统治》、盖伊·彼得斯的《治理的未来：四种出现的模式》、吉尔斯·佩奎特的《通过社会学习的治理》和沃尔特·基克等人的《管理复杂网络：公共部门的行动战略》等等。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也逐渐获得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

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对象的不同，学者们对治理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定义上远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在R·罗茨看来，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动的协调方式，至少有六种不同的永福：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实际上这表明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研究途径。

1、政府管理的途径

这一途径将治理等同与政府管理，侧重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国家爱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用法。

新公共管理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政府改革运动的总结，被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视为政府治理的新模式。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2 官僚科层制这一传统行政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变得机构林立，创新乏力，难于适应迅速变化、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甚至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以追求三E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部门迅速蔓延开来，大有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的趋势。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动因、议程、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个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纲领。

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即时的职业化管理。让管理者进行管理并承担起责任。（2）明确的管理目标和绩效评估。（3）强调产出控制。用项目预算和战略管理取代传统的预算管理。（4）实行部门分权，破除部门之间的藩篱，建立网络型组织。（5）引入市场竞争机制。（6）强调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不难看出，新公共管理以经纪人为行为假设，以市场化和管理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关注公共管理部门的微观经济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

1989年，世界银行用治理危机来概括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世界银行看来，治理等同于单个国家的可统治性，指的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必须的法律制度和权力规范，无法为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一个可靠而透明的框架而面临着发展的危机。最近，世界银行又提出善治的口号，合法、效率、负责、透明、开放构成的善治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根本要求。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善治与新公共管理是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开展资金扶助、贫困开发等国际援助项目时，均要求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照善治标准进行变革，采用由它们提出的效率主张，如财政紧缩、鼓励竞争、市场化、私有化、分权和发展非政府组织。这种将政治和行政因素纳入发展事业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和现实意义。因为发展史全方位的、系统的，考虑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相关的政治行政问题，才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在于国际经济组织能否对症下药，能否避开意识形态的考虑来思考发展所需的政治条件。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国际经济组织开出的药方不符合他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景，忽视了对其面临的棘手问题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对社群冲突、官僚机构不发达、国际贸易与技术依附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善治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婉转做法，是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全球化的理论工具；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的环境中，善治塑造了一个市场万能的神话。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关注智力理论。

最早一边有关治理的文章出现在刘军宁等主编的《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概念》中。智贤先生在《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关于治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方法和逻辑，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职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涉及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撇开翻译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当时国内学者对治理的理解源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对善治的用法，治理被等同于明确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改革公共部门的管理，建立可预知的法律框架，健全责任制度和规范公共权力等。徐勇先生进一步发挥，认为治理不仅设计公共权力的运作，而且设计权力的配置，是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

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毛寿龙先生也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运用市场方法管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治道变革指的是西方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来界定自己的角色，进行市场化变革，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领域。大体上，毛寿龙先生采用了治道的新公共管理的用法，强调了企业经营技巧及市场翱翔的激励机制和公共管理中的运用。

2、公民社会的途径

与将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的用法不同，在公民社会途径看来，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或第三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摄取服务与发展、同业协会和跨国性的问题网络中普遍存在。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证实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的确可以建构自己的网络，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统治，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有个人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领域。在东欧，这一领域被认为是一度被国家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在西方国家，这一领域具有更宽泛的意义，被视为是由资源追求公共利益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组成的公共空间，涉及NGOS、自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等第三部门，即莱斯特·萨拉蒙等人所说的公民社会部门。他们认为，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自治、自愿、私人、非利润分配是公民社会部门的基本特征。

可见，在这一途径看来，自治的公民社会是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通过不受国家支配 4 的公民团体和民间组织，社会的各个部分完全可以自我建设、自我协调、自我联系、自我整合和自我满足，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不需要借助政府及其资源的公共领域；组织成员也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中通过公共讨论和公共对话，自主地治理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这既是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参与的途径，也是制衡政治权力、防止国家威胁的机制。正如罗伯特·达尔所强调的，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或社团有助于防止政府通过等级制对公民实行单项控制，这是实施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和必然结果。

自组织的网络主要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分析治理，将治理看成是横向联合的公民参与网络，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治理观。但由于它将国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有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这些学者明确反对将国家和公民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在解决集体问题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公民社会和国家可以相互补充，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公民社会的组织利益可以融合进国家的决策结构中。

近来，中国学者俞可平先生也开始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关注治理理论，认为有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治理的变迁。不难看出，俞可平先生以公民社会部门为分析中心，不仅将自治的民间组织视为对政府行为强有力的外部制约，而且将民间组织看做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重要桥梁，影响政府决策和改革的重要因素。这种发展了的公民社会途径已经接近与下面所定义的治理的本质属性了。

3、合作网络的途径

这一途径则试图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它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出现在管理公共事务的大舞台上，这些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联结起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即网络关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着集体行动。因此，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一方面，它继承自组织网络的主要观点，将治理看做相互依存状态下的管理，将公民社会部门看做治理的主体，并用它来解释公司部门分享权力、合作治理的新型关系，从而脱离了社会中心论的窠臼，确立了多中心的公共行政体系论。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径的重要观点，承认一个负责、高效、法治的政府对治理的重要意义，认同掌舵而非划桨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华，并认为在网络中，政府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来实现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的目标。这就在公共管理中建立了新的工具箱，而不仅仅是市场竞争机制和工商企业的管理方法。

可见，合作网络途径综合考虑了政府层面和非政府有关治理的用法，用它来描绘相互 5 依存时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对当代公共管理的环境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所以日益得到学者们、官员们、国际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承认，大有成为主导范式的趋势。全球治理委员会也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季后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本书主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治理，并展开对治理理论和时间的分析。

我们认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统治到掌舵的变化；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由于该途径强调，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花的合作机制，可以相互调适目标，共同解决冲突，增进彼此的利益。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

这一概念也表明，治理与统治追求的目标相同，都需要借助公共权力维持社会秩序和处理公共事务，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上又具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1）管理的主体不同。统治是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公共行动者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2）管理的客体不同。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对象更多，范围更广。治理除了要处理公共问题、管理公共资源外（与统治一样），还要解决涉及人群较少的集体事务（如公共池塘资源）。（3）管理的机制不同。统治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有科层官僚制组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管理；治理则依靠网络的权威，由公共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运动非强制性权力进行协作。统治的机制是控制、治理的机制是信任。（4）管理的手段不同。统治的手段主要是强制性方式，如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治理则开发出了新的管理工具，如合同外包、内部市场、公共哲学、政策社区等。（5）管理的重点不同。统治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国家的作用，官僚组织的能力；而治理以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私域与公域的合作。可以预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治理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管理共同事务的社会协调模式。

在治理的诸多用法中，只有网络治理才有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合作网络途径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机构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只是可以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解决公共事务时，相互依 6 赖的行政者通过交换管理，共享知识，谈判目标，采取着有效的集体行动。的确，在公共管理领域，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私营部门、志愿团体、社区互助组织和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的资源参与解决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已经成为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参与者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主体相互依赖，网络治理因此成为公共管理在相互依赖下的表现······是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的活动。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说的：治理指公私机构和自愿社团的相互依存。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在制度、组织、物质、信息、人力资源和时空环境等多个方面。

（2）反思理性的复杂人。这是合作网络途径的行为假设。它认为，公共行动者在不确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得有关公共问题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拥有处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绝对理性地进行选择；而且，行为主体有着复杂的动机，既有逐利的一面，也有追求社会效用（包括公共利益）的一面；既有利益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由于行动者能够通过不断的对话交流信息，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将行动者所定在厉害相关的网络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能偶通过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改进过去的行为模式，进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反思，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学会了约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可以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合作行动实现共同利益。这使得行动者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话调整各自的行为，追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这与建立在完全理性、道德人假设基础上的传统行政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合作互惠的行政策略。在网络治理中，每个行动者所做的事几乎都会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影响，所以行动者在考虑个人的行动策略时都会考虑其他行动者的选择。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许多重复出现的博弈中，合作策略是最有利的利己战略；经过多次博弈，行动这之间倾向于建立面向长运的互动关系。用博弈论的话说，当博弈各方面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了。正如罗伯特·艾克斯罗德所认为的，在机遇互惠以及存在互动的群体中，合作会发生演化，并且一旦建立，就可以防止其他不太合适的战略的侵入。也就是说，为了扩大从集体行动中获利的空间，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中会逐渐放弃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合作策略。相互依赖的公共行动者由于厉害相关，信息共享，更有动机和条件采取合作行动，以创造多赢的博弈的机会。

吉尔斯·佩奎特认为，网络是合意或动机导向型的组织和制度。这表明，合作策略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种合意，体现着行动者的共同理解和价值取向，并有要求行动者遵守的压力，能使行动者认同组织目标，进而采取合作行动。而且，在多主体的治理环境下，行动者能否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合作，不仅取决于行动者和制度环境本 7 身，还取决于双方发生联系的中间媒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合作网络运作的深层机制。它塑造了网络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共同认识，对政策问题的共同看法，有助于解决成员之间的冲突，规范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趋向一直。这要求行动者达成互惠的公式，培育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和具有宽容精神的合作性文化。

（4）共同学习的政策过程。在合作网络途径看来，治理与通知的实质一样，都在于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将行动者的不同偏好转化成分配价值的政策。集体行动的需要通过政策产出来实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过，网络治理中的政策是公共行动者共同学习的产物，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这意味着集体行动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成为涉及特定政策问题的行动者（包括行政官员和目标群体等在内）的集合，即由参与特定政策领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准公共和个人行动者所组成的政策网络。在政策网络中，各种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在各种集体选择的论坛中交流信息，谈判目标，贡献资源，减少分歧，并努力地增进合意，在改善互动关系的同时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这就是公共行动者集体学习以产出政策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公共行动者通过政策设计共同管理网络的过程，表现在：一是通过冲突管理、优化行动环境等手段来敢于网络的运行，改善网络中的互动关系，这是对网络游戏的共同管理；二是在现代网络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重建网络的制度安排，即共同商讨如何改变网络的游戏规则，如重新非配权力和资源，改变成员的价值观念，对组织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等。这种共同学习的过程在培育社会资本，防止社会制度和价值碎片化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网络治理的时间类型

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网络治理的根本任务。布坎南认为：任何由集团或社会团体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和服务，都被定义为公共的。然而，任何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合作网络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按照网络设计的对象和作用的范围，网络治理可以氛围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1、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对国际合作网络的管理。在国际政治领域，全球治理有很多称谓，如国际治理、世界秩序的治理等，一般用来指为了维护正常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对全球生活中出现的生态、移民、毒品、地区冲突、贫富差距和国际共同财产等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国际合作网络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系统结构性变动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并没有自动形成，相反，大规模的地区冲突接连不断，以联合国为主体的集体安全机制行动能力有限；而全球化进程也并非世界福音，南北差距不 8 断拉大，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失控，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些问题面前，各国的政府不再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在国际层面上也承担起了维护秩序、调节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民族国家将管辖权授予了区域的、跨国的和全球的机构，或与他们一起分享权力，这些机构与国家之间形成合作网络，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性和跨国行的国际制度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这种合作网络不同于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是冷战时期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霸权力量主导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安排，为成员提供安全和福利等公共物品，从而道道促进合作和维持秩序的目的。全球治理则是多中心权威的合作，通过多国之间、多种行为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大成功是，进而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促成多领域合作，已成为当今十二节政治的主流。

第三篇：中西方员工持股理论综述

中西方员工持股理论综述

（一）西方员工持股计划

1.马克思“合作工厂”理论

最早提出合作工厂或合作社思想的,应该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马克思称他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的创始人”。马克思将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合作工厂的理论作了全面分析。

作为合作工厂的主体是“自由人联合体”,这里的自由人联合体不同于自给自足个人所有制,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其产品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消费,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个人看待他人也是这样,各个个人都不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地进行劳动的共同成员。因此,合作工厂的主体应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同一, 合作工厂以按劳分配为主,但不排斥劳动积累的按资分配,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为了避免合作工厂蜕化为资本决定劳动的公司,因此,“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合作工厂的工人可以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同时,马克思认为应“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合作工厂成为未来社会过渡的中间环节的前提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曾倡导,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把合作制推行到现有的生产中去,正象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

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联合体”。

合作工厂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三大改造中对手工业的改造与其类似。

2.二元经济理论

所谓二元经济,就是人们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并通过他们的劳动和拥有的物质资本获得收入的经济。二元经济理论起源于路易斯·凯尔索和阿得勒于195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宣言》。（没错和共产党宣言很像）

凯尔索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是必要的,但是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不公平使工人的劳动远离其应该获得的报酬,自由市场经济的单因素即只有劳动参与生产,并作为获得收入的唯一途径,是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

工业革命使得自动化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了人的大部分体力劳动,如果仅仅少数人掌握和拥有资本,那么无产阶级势必被资本剥削和主宰。因此他主张通过私有产权的扩散化,使全部人民都拥有资本和劳动收入,激励员工拥有股份,。因此应该开放私人产权,使工人既有劳动收入,又有资本收入。

建立二元经济的原因分析

凯尔索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困境的深层原因。

在正常的经济运行情况下,任何人都具有通过劳动和资本获得收入的基本权利,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使资本对产出的贡献日益突出,产权的过度集中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

政府试图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手段来缓解因劳动者贫困而引起的经济衰退的方法已不再奏效。资本的急剧集中和贫富差别迅速扩大,由此造成社会的分配不公已成为美国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

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程度的加深,社会阶层贫富相差反而愈加悬殊,这是由于在制度设计方面没有考虑到资本分配的民主性,即资本参与生产从而获得比劳动参与生产大得多的收入。

理论评价

一方面,该理论与同时期的正统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

另一方面,凯尔索所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又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有所区别。二元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民主的私人产权体系以取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以市场原则获得公平分配。

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上揭示了员工阶层贫困的真正原因。即在一个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中,由于普通员工缺乏资本所有权而不能分享资本收益。

二是在实践上在保持私有制的前提下为员工阶层找到了一条摆脱贫困的道路。世界各国都可以采用员工持股计划来加快经济发展,依靠市场的力量,促进产权的民主化和社会化。

3.利润分享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于1984年出版了《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一书,提出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可以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低效率问题,可以使资本主义世界走出滞涨,取得繁荣。这一观点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被誉为“自凯恩斯之后最卓越的经济思想”。

理论主张

威茨曼认为,企业员工的报酬有两种制度形式,即工资制度和分享制度,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也相应分为两种,即工资经济和分享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生滞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现存工资制度不合理。威茨曼指出,在传统的工资制中,报酬是与货币或者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而分享制度则是工资与厂商的收入或利润相联系”。

分享制度的优点

威茨曼认为,分享经济制度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分享制能够提高社会的就业水平另一方面,分享制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发生。分享经济制度把企业的劳动成本与企业的产品价格联系在一起,任何的价格变动都会及时准确地反馈给劳动成本。因此分享经济天然地具有反通货膨胀的倾向。

理论评价

总体而言,威茨曼的分享经济论偏重于理论分析,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英国经济学家米德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分享经济制度的具体设计。

从实践来看,分享经济在西方国家的广泛推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有利于劳动力产权的完善和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提升。分享制通过利益共享缓和了劳资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通过重塑企业的内在机制来矫正结构失衡,改善宏观经济运行,自动抵制滞涨。

但是,应该看到,威茨曼关于通过分享制度改善资本主义经济微观结构方面的缺陷,从而摆脱宏观方面的滞胀困境的主张是难以实现的。

因为其一,从分配入手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因为收入分配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改变收入分配形式只能治表,变革生产关系才一能治本。因此,威茨曼从分配的角度上即运用分享经济代替工资经济,寻找解决停滞膨胀原因是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根本矛盾的。

其二,在一定时期内,工资是有刚性的。由此可见,建立在工资具有充分弹性的假设上的分享经济,是无法使资本主义实现充分就业的。

4.人力资本理论

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明塞尔以及贝克尔，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论证逻辑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代表的是人的能力和素质,也是与物质资本并列的一种资本,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产权,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共享收益。

如果承认劳动是一种资本,那么就必须承认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产权。劳动者出卖的不是劳动力所有权,而是劳动力使用权,并且是出让定期的劳动力使用权。

西方理论界在对人力资本形成共识后,就努力设计各种可操作的方案来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价值。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员工持股计划。

员工持股制度使工人身份发生了改变,不再是雇佣者,而是企业所有者,工人在获取工资收入的同时也能够获得资本收益。这样,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就将工人的收益和企业的效益、管理及员工的自身努力联系在了一起。

（三）中国员工持股理论综述

1.职工主体论

1979年,蒋一苇首先提出了“企业本位论”的观点。

他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企业本位论”的思想第一,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仍然是企业,而且是具有独立性的企业。第二,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第三,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应当是政企分离。

继“企业本位论”之后,蒋一苇又提出了“职工主体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所有制上,强调增加企业职工集体所有成份和企业职工个人所有成份。第二,在企业领导制度上,主张实行以劳动者为主体的集体决策。第三,在企业的劳动制度上,主张实行正式工、合同工和临时工相结合的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主体是人格化了的资本,而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体则是包括脑力和体力劳动在内的企业全体职工。只有当全体职工认识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有了主人的权利,才能担负主人的责任,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落实职工主体地位的有效方法是实行“劳动共有股份制”。

“企业本位论”与“职工主体论”是蒋一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观点,蒋一苇提出,两论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对于如何具体实现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他提出从劳动制度、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分配制度到领导制度实行民主管理的系统改革设想。他把这一套设想概括为实行广义的企业民主管理,也就是“经济民主理论”。

2.“劳者有其股”理论

“劳者有其股”理论是由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经济学家王钰较早提出。他在《劳者有其股与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货

币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存在。

现阶段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按劳分配应该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即劳动者在得到工资收入的同时,其劳动力也应该资本化,作为劳动者所有的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利润分配。因此,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以下三种收入所构成一是劳动者劳动力的价值收入一工资,二是劳动者劳动力资本收入一劳动股息,三是通过劳动者劳动力资本化的增值尔累计转化的金融资本要素收入一资本股息收入。

“劳者有其股”即是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时,把企业资产的一部分按一定的标准如职工工龄等折成股份、借贷承包、出售或划分给企业职工,让职工获得股权,成为所有者,从而职工可获得工资收入和股息收入。它不是私有化,而只是在传统公有制中掺进了一些私有因素。职工虽然获得财产所有权,但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分配权等都是公有的、共享的,而劳动者财产主体地位的确定能使职工史加关心企业财产,并极大地调动其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四）对职工持股计划简评

第一节,对西方员工持股的代表性理论观点进行了综述,并做出了简要的评析。在西方理论中,比较典型的是马克思“合作工厂”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利润分享理论、民主公司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以及人人力资本理论等。总的来说,西方员工持股理论主要是从福利和激励两个角度来解释了企业实施员工持股的目的与价值。国外员工持股的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面临的社会分配不公、劳资对立、滞胀局面并存的各种矛盾,从不同侧面提出的理论主张和实施方案。尽管上述理论的出发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共同点也非常明显。比如,都承认劳动力参与了利润的创造,劳动者具有享有分享利润的权利都是针对社会现有分配制度的缺陷而提出的都认为员工持股制度能有效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等等。正是基于这些共同的认识,员工持股制度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实施并快速发展。

第二节,阐述了国内员工持股的代表性理论观点。蒋一苇先生早在年代就明确提出了“劳动共有股份制”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开了“职工主体论”的先河“劳动力产权论”认为劳动和产权密不可分“企业制度创新论”是资本逻辑和劳动逻辑的有机结合,从理论上证明了劳动者不但享有劳动收益权,而且还应享有财产权、获取财产增殖收益—剩余索取权“劳者有其股”理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分享企业利润的实践形式就是员工持股制度控制“内部人控制”理论说明了员工持股制度是有效发挥员工在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方面比较优势的激励性制度安排。

第四篇：公司治理理论与盈余质量

公司治理理论与盈余质量

【摘要】 公司治理理论指导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与安排。笔者认为，造成我国会计盈余质量低下的原因在于现有公司治理理论的定位偏误，应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来指导公司治理，进一步提高会计盈余质量。

【关键词】 公司治理理论；会计盈余质量；利益相关者

一、引言

公司治理与会计盈余质量一直是许多

学者广泛

研究的话题，无论从规范还是从实证研究来看，其趋同的观点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计盈余质量的高低，我国目前会计盈余的质量问题主要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所致。

从定义上看，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是各国经济中的企业制度安排问题。这种制度安排狭义上指在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条件下，投资者（出资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广义地则可理解为关于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其界定的不仅仅是企业与所有者的关系，而且包括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梁能等，2000）。公司治理结构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制度安排，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模式，如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等。具体到不同的企业，可能又存在着不同的契约结合。

但是公司治理结构是受理论指导的，即公司治理理论指导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与安排。每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千差万别，但理论却相对集中。即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结构→会计盈余质量。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导致我国会计盈余质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有公司治理理论过分强调保护股东利益。

二、公司治理理论：一个概述

一般认为公司治理理论包括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股东至上”的传统理论，一种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股东至上”的传统理论局限于从技术方面来理解企业，即将企业看成是资本所有者的企业，企业的宗旨就是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由此得出了资本雇佣劳动是最有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杨瑞龙，2002）。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突破了“股东至上”的逻辑，强调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一组合约，作为向企业投入专用性资产的每个产权主体，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对“企业剩余”做出贡献的不仅仅是股东投入的实物资产，还包括经营人员投入的专用性人力资产、债权人投入的资产以及政府等都对企业进行了专有资产投资。按照贡献收益原则，他们都有权参与剩余收益分配和分享公司控制权。

由于公司治理理论指导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与安排，所以理论观点的分歧就直接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和效果。

三、“股东至上”理论的分析框架与问题

从“股东至上”的逻辑来看，“公司治理的标准定义是指对股东利益的保护”（Tirole，2001）。从委托代理框架来分析，股东扮演着委托人的角色，他们通过实行各种措施来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委托代理问题，以达到降减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些措施可以概括成三种：报告制度、激励制度、监督体系”。“报告制度、激励制度和监督体系从理论上讲应当能够解决或至少缓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人-代理人问题。但是要使这种机制有效地运行，离不开审计的活动”（徐政旦等，2002），并且审计作为监督机制，它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于能够降低监督成本。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治理理论是“股东至上”的。正如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第一条所明确指出的：“上市公司应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且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脱钩改制形成的，出于保护国有资产的需要，我国在设立上市公司时，划分了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而且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自由流通，由此导致了股权分置与凝固。尽管目前上市公司已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但短期内很难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股东至上的理论定位与一股独大的现状制约了

上市公司难以形成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分析如下：

（一）由于法律强调保护股东利益，因此一股独大就决定了控股性股东拥有了公司的决策权，导致了控股性股东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

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因为股东大会决定公司所有的重大事项，包括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的选举，因此在一股独大的条件下，就等于控股性股东间接拥有了公司的决策权。根据胡汝银等完成的一份有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平均而言，来自大股东的董事人数已经超过董事会席位的50%，而且公司的经理人员也基本上来自第一大股东。所以在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经理人员更多代表了控制性股东的利益。

由此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公司的主要代理问题不是贝利、米恩斯（1932）提出的管理者控制命题，而是大股东对其他弱势群体的侵害。董秀良和薛丰慧（2003）也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核心治理问题是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以及控股股东与其最终委托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后一种代理成本最终仍然表现为控股股东单位谋求控制权私人收益而对上市公司和小股东进行“掠夺”。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很容易

理解在我国证券市场屡屡发生的大股东占款、违规担保和虚假关联方交易等违规事件。

（二）由于公司治理的核心代理问题不同，使得原来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失效

1.从会计报告制度来说，会计报告制度的作用在于股东能够利用

它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为判断经营人员是否履行受托责任提供了依据。同时，经理人员利用它来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过程与结果。所以会计报告就是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契约履行的证明。显然，这是把股东和经理人员置于对立的角度来看的，而实际上控制性股东决定了经理人员的任命，所以两者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这也客观上为大股东和经理人员合谋侵害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供了机会。

2.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包括物质激励和声誉激励，由于控股性股东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经理人员的任命，因此，人事任免权的激励使得经理人员依附于控股性股东的权力。

3.从审计的角度来说，现阶段管理层和董事是相互兼任的，那么由管理层（董事会）决定审计师的聘约权，就决定了审计师并不能纠正大股东的剥夺行为。

（三）股东价值最大化难以保证

股东至上代表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在现有股权结构条件下，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目标和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很难得到协调；尤其在新股发行定价、公司决策权等方面，中小股东处于被剥夺的地位，所以说单纯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根本不能实现。

因此笔者认为，造成现有会计盈余质量低下的原因在于传统公司理论落伍于实际，导致在“股东至上”逻辑下的会计审计框架存在许多

问题，只有寻求新的理论支持，才能真正解决会计信息质量问题。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解决会计盈余质量问题的关键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我国已经受到许多

学者的广泛

关注（崔之元，1996；杨瑞龙，周业安，1998，2001，2002；李心合，2004）。其中，杨瑞龙和周业安两位学者积极倡导在我国企业中推行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共同治理结构”，以代替单边治理结构。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产权主体的行为。这些制度既包括外部法律制度，又包括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放松管制以及恶意收购浪潮使人们开始怀疑“股东至上”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得美国许多

州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修改公司法，要求

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崔之元，1996）。

从我国实际来看，我们也应当改变“股东至上”的逻辑，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是保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限制控股性股东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剥夺和侵害。正如杨瑞龙和周业安（2001）所指出的：“片面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会增加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契约网络的不确定性”，“政府的出发点不是维护某一方的利益，而是维护谈判过程本身”。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近年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这些制度将进一步完善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加强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由于企业是利益相关者所达成的一组契约，只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和企业制度的保护，才能使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更多专用性资本，从而在这种长期合作中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应从立法理念上进一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指导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会计盈余质量方面有以下作用：

（一）限制股东尤其是控股性股东权力，防止了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

正如上面分析，我国突出的代理问题是控股性股东对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在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下，制度安排应进一步限制控股性股东的权力，从而避免了控股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害，降低了大股东占款等违规事件的发生。

（二）赋予每个产权主体平等的权利，保证了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积极参加公司治理

通过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保证他们能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上获得话语权，使每个产权主体既有权力又有动力来履行对控股性股东和经理层的监督，从而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实行交叉监管，提高监督控制的效率。

（三）达到监督过程和结果的结合阎达五和李勇（2002）认为，在会计所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结果”受到关注，而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不为看重时，在单位领导价值观取向和意志体现

下，会计信息反映最终“结果”状态的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而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由于各相关主体是处于动态变化的，新加入的或即将退出的利益相关者必将时时关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结果，这样能够将监督过程和结果相统一，以实现全过程的监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传统理论所遵循的“股东至上”逻辑已受到现实的挑战，以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公司治理结构，能更好地提高会计盈余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 1] 梁能.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阎达五，李勇.找准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切入点.财务与会计，2002，（5）：8-10.[ 3] 杨瑞龙，周业安.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第1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29-132.[ 4] 徐政旦，谢荣，朱荣恩.审计研究前沿.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第五篇：中西方公司经济发展论文

【内容提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企公司化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梳理与借鉴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基础上，探讨对我国公司制改革实践的指导意义。

【英文摘要】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 problem in the economic field in china,and also is the center of state-owned reform.Guiding by the modern throri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in west,It provid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ways and theoretical measures for Chinese corporate reform.【关 键 词】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治理模式/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所有者Corporate governance/siockholder Corporate governance/residual claim/human capital proprietor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1)05-114-0公司治理结构内涵

公司治理结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的时间是80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定义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制度安排学说

斯坦福大学教授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也说：“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于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①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②如何评价和监督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员工代写论文；③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利用这些制度安排和互补性质，并选择一种结构来降低代理人成本。近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资者（外部人）如何监督约束经理（内部人）。

中国经济学者胡汝银在他的《中国需要公司管治革命》一文中认为，公司管治（即公司治理结构）是董事和高级经理人员为了股东、职员、顾客、供应商及提供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种制度和方法。

(2)组织结构学说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文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革委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3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上述3者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这实际上是标准的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持此种观点，例如陈清泰在他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一文中认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形成这样的机制：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企业行使职能，通过企业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3者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论文代写。且此种观点与十五届四中全会党的文件完全一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督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聘任经营者，并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发挥监事会对企业财务和董事、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作用。

(3)控制决策学说

奥利弗·哈特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中没有明确地设定。更确切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将如何使用。”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文中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地对应，既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风险的人承担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有多种定义，多种内涵，前文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治理结构的不同表述。吸取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成果，结合我国实践，概括起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础上，企业内外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及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关系，又是一种权利的制衡机制。西方两种治理模式分析：股东治理模式与利益相关者（或人力资本治理模式）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是用以处理不同利益集团即股东、债权人、管理人、员工和社区之间的利益格局关系，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制度安排。关于公司治理模式争论，在西方经久不衰，其核心就是“传统的”、“股东治理模式”和“新兴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或者目标利益优先的问题。

按照股东治理模式，作为股东代理人——总经理（或董事会），必须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和行为准则；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现代公司不仅归股东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实际上也为公司进行了投资（如员工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考虑了相关者的利益以后，企业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代写管理论文。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是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的多重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不应该只是简单化地以凤东利益至上的单一目标。

经营目标之争，其实质就是股东还是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即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中谁拥有企业的最终决策权，谁承担企业经营不善的损失与风险。这也就是企业理论上所讨论的谁拥有企业，谁是企业经营的剩余控制和剩余索取的问题。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的不完备的契约组成的(anincomplete contract)。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未来风险与收益的不确定性，要使所有企业成员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的由来。同样，因为进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当实际状态出现时，必须有人决定如何填补契约中存在的“漏洞”，这就是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谁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目标就应该为其制定。

投入资本的股东，本身就具有这种特性，货币资本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任意可分割性，因而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而相比之下利益相关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代表），有一些学者从知识经济理论出发，认为依据人力资本正在成为财富创造核心动力的推理以及现实中人力资本作用和待遇不断提高的种种现象来证明人力资本重要性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理由。用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向资本雇佣劳动提出质疑。

作者认为进入企业的各种要素：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理论上具有平等权利获取和行使剩余控制权，但现实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先天特征：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必须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即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导致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具备承担企业经营最终风险义务的能力。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表明人力资本所有者无法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由如下：

首先，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本投入到一个特定的行业或企业之后，其所作的承诺可信赖性远比不上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所作的承诺。因为非人力资本具有天生的抵押功能，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经营失败时，人力资本所有者除有自身人力资本外别无他长，受现实法律制约，无法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活生生的个人，进行拍卖、转换、变现或抵押，也就丧失了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能力。

其次，人力资本专用性决定了其价值难以判断。为特定交易或合约服务而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征是指工作中有些人才具有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的信息。人力资本专用性使得人力资本不能象非人力资本那样可以在静态下用货币加以度量，其价值随时、空的变化，对不同人或企业来说不是唯一的，甚至大相径庭。由于其价值最难以度量及受人才市场不完善的制约，很难显示真实的人力资本价格。因此，价值量的不稳定也阻碍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企业风险的能力。

以上论述表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只能作为雇员。我们认为，企业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的企业，股东拥有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承担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般情况下不承担经营的边际风险，收入也比较固定。因此，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制定，就应该维护股东的利益。

诚然，股东利益至上会带来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员工的失业，供应商的中断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但这些完全可以依靠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来解决，而不应该在企业这个层次来探讨。实践指导意义

研究西方公司治理结构和模式，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造的过程。从复杂的治理理论与多变的治理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求得一剂药方，置之四海而皆准是不可能的。

首先，公司治理结构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或间接）的控制与“三会四权”（或其他治理形式）权力制衡与约束实现内部（或直接）的有机整体。从现有文献上看，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内部组织机构如何设置，权力如何配置，激励与约束如何安排，而把竞争的外部市场，（如产品市场、经理人员市场、平均利润率形成等）看成是配套改革，在作者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缺一不可，不能把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看成是配套措施而放置公司治理结构整体改革之外。

第二，在学习、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之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前苏联与东欧在转轨时完全套用西方的作法，出现的问题是明显的，损失是惨重的。一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其潜在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中国在设计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一定得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那种完全西化的“拿来主义”或“拼装组合”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第三，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多种多样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各行业有很大差异，而且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企业改革没有先例可循，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能看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和一国内的企业组织都非常不同，例如英美主要是股东治理模式，德日主要是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且一国在不同时期，治理结构上也有变化。中国企业改革最危险的政策可能是推进一种特定的范式（由法律规定的、或领导人肯定的），并且是强制的。

最后，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革，作者主张采用股东治理模式为好。一则股东治理模式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为手段，不应该在企业这一个层次上过多地考虑相关者（集团）的利益。其次，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股东治理模式产权清晰，易于决断，交易成本较低，代理收益远大于代理成本（相对于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而言）。最后这本身也符合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企业这一层次讲效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讲公平。

【参考文献】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胡汝银．中国需要公司管制革命．中国经济政治评论，1999(10)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莫奥利弗·哈特．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经济学动态，1996(6)衣长军，张贤澳．公司治理模式之争与我国林业企业改革．林业经济问题，1999(3)赵增耀．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争论中的几个理论观点．经济学动态，1998(10)王跃生．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的所有权．经济科学，1999(4)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经济研究，1996(6)陆维杰．企业组织中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经济研究，1998(5)费方域．企业产权分析．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