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治理理论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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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财务治理理论文献综述

财务治理理论文献综述

摘要:财务治理是以公司治理为前提和基础,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末,世界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促使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思考财务治理的问题。西方理论界和实务界通过对公司治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的综合研究,形成了财务治理理论的基础。中国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和我国财务实践的推动下进行了独立的财务治理研究,形成了财务治理理论。本文通过对财务治理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展示了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过程。

关键字:财务治理;公司治理;财务治理研究;财务治理理论

一、财务治理的萌芽与发展——西方财务界初步探索

(一)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西方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未专门研究财务治理问题。西方有关财务治理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企业财务和公司治理等研究中。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的研究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尔(Bachelier,L)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开始将财务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

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是以马科维兹(M ark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1952)、莫迪格利尼(Modigliani)和米勒(M iller)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

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Baumol)、马瑞斯(Marris)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

(二)公司财务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的融合性研究

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

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资本结构的代理理论,该理论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股权和债券的财务治理作用。该理论认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使股权和债权两种融资方式的编辑代理成本相等,从而实现总代理成本的最小化。他们还认为,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所有者必须合理设置激励与监督机制,只有当经营者的薪酬与监管成本之和小于代理成本时,治理结构才有效。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8)在《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一文中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如负债与股权融资,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代理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992年12月,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发布。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形成与建立——国内财务界深入研究

(一)国内财务治理体系的初步探索和形成

郭复初(1993)出版了著作《国家财务论》,初步形成了国家财务理论框架,提出了国家财务独立论等五大理论,对我国财务理论全面发展,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运营体系建设等财务实践工作,指导意义非常重大。

刘贵生(1994)指出财务本质上是拥有分配权的所有者对财务资源的一种分配活动,这种分配活动反映着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强调财务分配权在财务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国内对财务治理研究的开创性探索。

干胜道(1995)结合经营权泛滥而所有权弱化这一问题,从所有权的角度研究财务,提出了所有者财务论。所有者财务论阐明了所有者在公司财务中的地位,指出了公司财务治理中所有者财务与经营者财务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强调了所有者财务的治理作用,对认识和发展财务治理理论意义重大。

李心合(1996)开创性地提出了财会治理结构的概念,提出财会治理结构是以财、会、审分离为基础、完善总会计师制度为保证,通过增设财务委员会,理顺上下级财务部门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汤谷良、谢志华、王斌(1997)系统地提出了在财务理论界影响广泛的“财务分层理论”。将企业产权机制引入到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充分揭示、论证了公司财务层次性,提出了现代企业分层管理架构,对现代财务理论发展意义重大。

伍中信(1998)在《财政研究》第 2 期发表了“财权流:财务本质理论的恰当表述”一文,初步提出了“财权流理论”,并在专著《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中,对财权性质、内涵、特点及财权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提出了“财权流”概念,并将其作为财务本质一般表述——“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现代财务本质特点的特殊表述。同时,进一步阐明了财权作为现代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以及其在企业财务中处于核心地位,从而将财权配置等相关问题研究提高到了另一个理论高度。

这个阶段处于财务治理的探索阶段,学者们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有关财务治理的观点。但在这一时期,财务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尚未明确的提出。

(二)我国国内财务治理理论研究

1、财务治理主体主要观点述评。

关于财务治理主体的内涵,目前我国财务理论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冯建(1999)认为,财务主体是指“独立进行财务活动、财务管理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通常是指具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的经济实体”

油晓峰(2005)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认为参与财务治理的主体不可能太多,因为太多的主体容易使交易成本上升。因此,财务治理主体是在企业中投入专用性资产的(下了“赌注”的)人或团体,符合这类定义的只有股东、债权人和经营管理者,因为股东、债权人和经营管理者具有高的资产专用性。

杨淑娥、金帆(2002)将财务治理利益主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和董事会及经理层,一般都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在财务治理中居于相对主动地位;第二类是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其进行公司财务治理的难度大于第一类主体,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

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的主体,即谁参加财务治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认为企业治理的主体就是“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地位,其主体是代表企业利益相关者、具有财务专业知识人员所组成的集团,如股东等出资者的财务总监、代表经营者的财务经理及财务人员、债权人或其委托的专业人员、职工代表等。

章铁生、林钟高(2005)认为,财务治理行为主体是指拥有特定财权并参与财务治理的自然人和法人,包括直接行为主体和间接行为主体,确定财务治理行为主体的核心问题是考虑参与财务治理的行为主体是否有能力和动力来行使其权力。一般来说,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分层财务决策机制构成了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他们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即治理行为主体也主要为以上四者。

衣龙新(2004)认为,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力机构、个体与法人。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在规范的治理结构中,政府等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财务直接影响不大,其主体资格很难得到体现,并且公司员工乃至财务人员直接参与财务活动的机会很少,即使有资格在重大治理问题方面有一定影响,也大多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等机构中的代理人行使权力,因而不应列为财务治理主体。

2、财务治理客体主要观点述评

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很少。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是张敦力博士和杨淑娥教授的论述。

李维安(2002)认为,公司治理客体是指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与公司治理主体发展一样,在企业演进过程中,公司治理客体也从如何保护股东利益,演变到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机制设计、机构设置,维护企业内部成员、外部成员的合法权益。

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即财务治理对象,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财务关系。

杨淑娥(2004)首先将财务治理的客体定位于财务信息的治理,具体应该包括财务会计信息的生成、呈报和披露。第一类利益主体治理的任务是保证信息生成、呈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第二类利益主体应该将信息的监督、检查以及披露的治理作为自己的任务,从而以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在此同时,将财务治理的客体定位在财权的合理配置上。其实,公司治理的实质就是一种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问题,在公司中谁掌握了财权,谁就在很大程度上占了主动、占了上风,所以争夺财权的斗争历来是公司各种权力斗争的核心。财权具体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三权”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制衡,使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得到落实,其“剩余索取权”也就能有效保证。最后,研究财务治理的客体还应该与治理的目标相联系,即财务治理的最终理想是使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证,而财权配置的“动态均衡”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形成正是这一目标实现的基础。

3、财务治理目标主要观点的述评

财务目标是财务活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关于财务治理目标,目前并没有达成一个普遍的认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主要有“经济效益最大化” 张先治,1997)、“权益资本利润率最大化”(王庆成,1999),“企业价值最大化”(王化成,2000)等。

郑红亮(1998)认为,公司治理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给经营者以充分的自由去管理好企业,股东不能对其作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要保证经营者以股东的利益为准绳运用这些自由去管理企业,即企业经营者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李维安(2002)认为,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是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公司各方面的利害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公司治理的目的不是相互制衡,至少最终目的不是制衡,而是保证公司科学决策的方式和途径。

张敦力(2002)认为,“考察财务治理的对象,不难发现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

李秉祥、曹艳玲(2002)指出,考察财务治理的对象,不难发现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

姚晓民、何存华(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他认为,财权的合理配置对实现公司治理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运用其财权的基本途径是编制、呈报或审阅财务报表,因此,财务治理的实质就是对财务信息生成程序、生成质量和呈报机制等的规范,对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权的配置与再配置等。

衣龙新(2004)认为,财务治理目标最终从属于财务总体目标,也是公司治理目标的具体财务表述。依据财务治理自身的特点,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的最终运作成果,也是财务决策科学以及本金增值的根本保证。

4、财务治理内容主要观点述评

黄菊波(2002)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个权利的配置问题,而财务治理的内容包括:投融资、股利政策;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执行;财务报告的及时、准确与充分。

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界定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地位和作用,最终实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关系,促使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公司治理。

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

姚晓民(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制度安排。

林钟高、叶德刚(2003)认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

饶晓秋(2003)认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程宏伟,《论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一个财务治理的分析性框架》,《经济师》第6期,2002年

[2]冯建,《财务理论结构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3]冯巧根,《财务范式新论》,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0 [4]干胜道,《所有者财务:一个全新的领域》,《会计研究》第6期,1995年 [5]郭复初,《国家财务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 [6]李秉祥,曹艳玲,《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西部财会》第2期,2003年,(2)[7]李连华,《股权配置中心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新思路》,《会计研究》第10期,2002年

[8]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10]林钟高,叶德刚,《财务治理结构:框架、核心和实现路径》,《财务与会计》第4期,2003年

[11]林钟高,章铁生,《公司治理与公司会计》,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12]刘贵生,《论产权结构与财务主体》,《会计研究》第6期,1995年 [13]饶晓秋,《财务治理实质是一种财权划分与制衡的财务管理体制》,《当代财经》第5期,2003年

[14]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兼论企业财务分层管理架构》,《会计研究》第5期,1997年

[15]汤谷良,《现代企业财务的产权思考》,《会计研究》第5期,1994年 [16]王庆成,《财务管理理论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7]吴淑琨,席酉民,《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改革》,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18]伍中信,《财权流:财务本质理论的恰当表述》,《财政研究》第2期,1998年

[19]伍中信,《我国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评述》,《财会通讯》第2期,2006年

[20]伍中信,《现代财务经济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9 [21]杨淑娥,《公司财务治理要素,框架及治理效果评价》,《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财务学科建设暨理论研究会大会会议简报》第2期,2004年

[22]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第1期,2002年

[23]姚晓民,何存华,《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财贸经济》第2期,2003年

[24]衣龙新,《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4 [25]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6]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27]于东智、王化成,《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理论、经验与实践》,《会计研究》第8期,2003年

[28]张敦力,《公司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中国审计》第4期,2002年 [29]章铁生,林钟高等《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30]郑红亮,《公司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第10期,1998年

[31]Jenson,M.C.and Meckling,W.(1976),“Theory of Firm : Managerial Behavior , Agency Costs , and Capital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3,305-360 [32]Modigliani,Franco and Miller,Merton(1958),“The Cost of Capital,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8, 261-297 [33]Williamson,O.E.(1988),“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 Journal of Finance , 43 , 567-591

第二篇: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

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 要]治理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它的共起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带采的社会问题。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瓤改革的适程中,也存在着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治理理论是解决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可资借鉴的一种比较先进的理论。但是,我们在运用它时奔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解决这些阿题,从而为应用治理理论创造备件。

[关键词]社会管理;政府管理;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

一、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动因

西方经济衰退的大环境是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滞涨的局面;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达到了新的高峰,经济发展不稳定,福利国家的职能扩张,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建设投资乏力;80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开始普遍衰退。这种不景气的经济环境激发了人们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绩效、对巨大的公共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关注。由此,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反思。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公共部门旨在提高政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所应担当的角色的新认识,迫使政府对原有的公共部门管理进行改革。在许多国家。政府和公民越来越认识到:在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应当角色互补。私营企业长期处在竞争的环境中,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它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和方法等不断革新,以便提高生产率和服务质量,赢得更多的顾客。私人企业这种管理机制、革新精神及其较好的改革成果无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形成了示范效应,给其施加了改革的压力。

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治理理论产生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国民主化改革力度的加大,公共部门逐渐意识到其权威的社会根源性,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成为政治改革的趋向。人们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和关注,民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也随之强化。人们日益增长对政府的监督意识,迫使公共部 1 门进行改革以完善自身。而社会利益的分化组合也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治理。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对立为特征的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被摈弃。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对推动治理理论的产生起了革命性作用。一方面,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导致了所谓的“鱼缸效应”——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活动就像鱼缸中的金鱼一样无时无刻不受到公众的审视和评判.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面的占有量,从而揭掉了政府部门的神秘面纱,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传统的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模式提出了挑战,使得以参与管理、民主管理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成为现实。

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成为治理理论产生的重要诱因。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主权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国家日益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从而对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全球化改变了政府的运作环境,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传统的政治理论架构下管理能力的不足与弱化,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国家理论进行反思,对传统的官僚体制进行质疑,一种有着普遍适用性、全球化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应时而生。

二、国内外的研究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其涵盖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治理”与“统治”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治理”源于“统治”,又发展于“统治”,其基本内涵也在与“统治”的比较中得到深化和确证。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与“统治”(Government)有共同的词根“Govern”,这两个概念彼此曾长期交叉使用。但相比之下,“统治”是政治学中常用的政治术语,主要指依靠国家权力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民主制度以前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时代以后,专制时代依赖权力来统治社会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治理”概念才逐渐走进社会管理括动之中,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并首先在发达国家推行。就目前而言,尽管“治理”一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于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及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基本涵义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瑞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不是同义语,它们之间有着重大区别。他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换句话说,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根据治理理论学者格里·斯托克的概括,到目前为止,对“治理”的理解共有五种主要观点:一是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二是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三是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四是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网络。五是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国内学者也关注对“治理”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治理一词的基本涵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也有学者在对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后,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集中地阐述为政府管理、公民社会、合作网络三种途径,并提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三、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 实现或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政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政府要不断创新管理方法和手段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它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认为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只要得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可,就是其所属层面或所在范围的社会权力中心。

四、治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安排。

世界银行的定义:治理是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治理的内容主要有:构建政治管理系统;为了推进发展而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运用权威的过程;政府制定、执行政策以及承担相应职能的能力。

联合国开发署的定义:治理是行使经济、政治和行政的权威来管理一国所有层次上的事务。它包括机制、过程和制度。公民及其各类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利益、行使合法权利、承担其义务以及弥补他们之间的差异。

罗茨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他还列举了行政学界关于治理的六种涵义:(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行为的组织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权威机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的研究报告中,把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从治理概念的基本含义和治理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治理理论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因此治理意味着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第二,治理过程的互动性。传统的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以及确立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第三,治理范围的广泛性。治理模式不同于传统的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管理模式,它涉及的对象要宽泛得多,由于治理的权威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民间组织,所以治理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领域。

第四,治理的有效性。这主要是指治理把企业运作模式引入政府机构,按企业模式重塑政府。治理强调政府管理的成本,重视管理的绩效,把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降低、效益增长的双向思考之中。因此,“善治”(good governance)便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了。

五、治理理论的适用条件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新近兴起的一种社会管理理论及模式,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其他国家,它的作用的发挥都是需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这些基础性条件包括经济上的、机制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以 及理论上的等等。

(一)从运作机制上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以“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合作管理机制

在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这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下,存在三种社会治理的机制:以“权威——依附——遵从”为特征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权力机制;以“契约——控制——服从”及“竞争——管理——协作”为特征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契约机制;以“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合作机制。当代治理的实践形态不同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传统社会治理。它的运行机制是“从权力的物理形态和他律的法律形态转向主体的公共伦理形态”。因为当代治理理论是一种多中心的治理,它强调的是政府部门和其他治理主体共享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在这个治理结构中没有权力依附关系,所以治理面临着将脱离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治理主体组合进一个问题共同体的问题,而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多个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对于主体间确立游戏规则,治理权责的分配,公民自治价值的形成,主体间关系的重构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而政治认同的建立需要以相互承诺的信任基础。所以,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应该是一种以信任为基础,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合作关系,那么其治理机制也必然是一种合作政治模式。

(二)从治理结构上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独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门与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共享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既然治理是各行动主体通过互动、反思,共同制定社会政策,履行管理责任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那么治理的结构就应该是由有限政府和独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门构成。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良好治理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或者是治理民主化的过程。治理民主化内在的要求对政府进行改革,削减凯恩斯主义政府所拥有的无限的政治经济权力,建立起一个服务型政府,将削减的政治经济权力下放给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而政府只扮演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等角色。除了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在权力上进行再分配以外,非政府部门还必须在经济上、组织上、人事上等取得独立,这是非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一个前提。另外,为了提高治理能力,非政府部门还必须健全其组织体系和各种组织制度,从而更好地承担起治理的责任。

6(三)从制度环境上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保障

詹姆斯·N·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指出:“不同于统治只依赖于正式的规则体系,治理不仅依赖于正式的规则体系,也依赖于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而且更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混合的规则体系。”制度可以理解为人类交往的规则和规则体系,它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是通过人的理性设计出来的,它往往与强制力相联系;而非正式制度是从人的经验中演变而来的。统治是一种“中心一边缘”的治理模式,在这里政府是中心,其他的行动主体都是依赖于政府的,它们没有自主性,没有自治的权力。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只要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处理并不复杂的公共事务,并维持这种治理结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变得日益多元,公共事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时还涉及到伦理问题,例如公共物品的提供,阶层的共治等问题。这时仅靠正式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了,因为正式的制度无法消除机会主义,无法处理伦理问题。这时就要求助于非正式制度,运用其道德、伦理、舆论上的力量去避免和处理一些正式的制度安排无法处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当各种各样的制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和谐整体,它们才能有效地形成秩序,一方面抑制人际交往中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提升制度体系的公信力。

(四)从权责分配的角度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合理分配各行动主体问的权责

多中心的治理不同于“中心一边缘”结构下的社会治理,它要求的是各个行动主体之间密切配合,协同治理。在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下,这些行动主体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但是治理要顺利地开展下去,最终实现善治的目标,就必须将治理建立在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的合理分配的基础之上。如果它们的权责分配不清楚或者不合理,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就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困境:有的行动主体拥有很大的治理权力,但是却承担很小的责任;而其他的行动主体虽然治理权力很小,但是却承担了很大的责任。结果就是权大责小的治理主体可以不顾资源的浪费,不顾其他行动主体的利益得失,不顾社会伦理地开展活动;相反,权小责大却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患得患失。最终,治理结构中的平衡会被打破,多中心的治理又会重新倒回到“中心一边缘”治理。所以,治理需要各行动主体在理论上 7 和实践中合理地分配权责。

六、当代中国在运用治理理论时所面临的困难

(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革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为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内外困境而借鉴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建立起来一种高度集中的、指令化的、层级控制严格的一种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政治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社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深入,这种政治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这种模式下,政府参与市场生产,控制社会发展,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低,市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终结果是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活力不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二)非政府部门不够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政府部门,还不能够担负其治理责任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非政府部门尤其是一些非政府公共组织,例如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组织等,都由政府控制和管理。这些非政府组织在财政上依赖政府的拨款,在组织上依照政府的组织体系进行活动,在管理上依赖政府的指令,其领导人大部分也是由政府指派,其活动的内容大多也是政府的政治任务。这样的非政府部门是无法承担其治理的任务,社会治理结构仍然是一种“中心一边缘”结构。

(三)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契约精神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传统的臣民意识、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平均主义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参与。要培养理智审慎的政治文化、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四)各行动主体之间还缺乏政治认同,治理所需的社会合作机制还未形成 长期以来,政府都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并运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强制力进行社会管理。虽然政府一直宣称其公共性,但这只是政府为了挽救其合法性危机而在策略上的调整,政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自己的利益。政府处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它是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分配给其他的行动主体的,因为这样政府的利 益有可能受到损害,更谈不上对其他行动主体的政治认同了。

七、在中国运用治理理论的对策研究

虽然,我们国家在运用治理理论时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且还有一些适用条件不够成熟。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随着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完善、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制度的不断健全以及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治理理论的适用条件会逐渐在我们国家具备、成熟。所以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以为治理理论的在中国应用创造条件。

(一)政府要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科学界定其职能范围

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以及某些国家成功实现向治理模式转变的经验都表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行治理变革的基础。所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科学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提升政府职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成为我国进行治理变革的当务之急。所以,我国政府要按照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政府、责任性政府的要求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事项。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不断地向市场、企业、社会及公民放权、分责,放弃不必要的生产职能。将具有排他性的产品以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方式交给市场和企业去生产;加紧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逐步理顺它们与政府的关系;还要加大基层民主的建设力度。而政府只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二)要加强培养非政府部门的独立意识与能力

上面提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其实就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非政府部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还比较弱小,长期以来是依赖政府而存在,缺少独立发展的意识与能力。所以,面对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治理任务的要求,它们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们应该着力加强培养非政府部门的 独立意识与能力。如何培养,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用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保障非政府部门的地位,将其权利与义务制度化,使其在承接政府转移的治理功能的过程中有法可依。其次,要在组织、财政、人事方面放松对非政府部门的管制,使其能够独立按照自己的诉求与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指令。最后,就是要加强对非政府部门管理层的培养,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从而更有效地、独立地领导非政府部门进行治理工作。当然,这过程中一定要循序渐进,否则就会造成治理职能的缺位。

(三)要逐渐建构起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

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是治理的基础,因为治理的过程就是各行动主体之间围绕着公共利益或者是集团利益就公共政策而展开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其实就是一种协商民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这种社会合作机制还有待完善,政府对于其他行动主体而言依然是掌握统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主体。所以,这种情况必须不断地改变,建构起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的建构,首先必须以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双方之间的政治认同为基础。而这种认同又必须以制度化的职能界定为前提。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治理职能用制度界定清楚,避免双方出现治理权限上的冲突与不信任。然后在这样前提下,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以协商代替指令,以主动代替服从。其次,还要建构起一种交流、协商机制,使双方在这种机制中能够相互交流信息,就公共利益或者各自的利益展开协商,讨论治理的方案。从而使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在这种交流、协商机制中慢慢地建构起来。

(四)要不断完善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

对于治理而言,它需要的不仅是正式的制度,更需要非正式的制度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混合。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解决交易成本和市场不完全性的问题”,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确保合理的行为预期。如前所述,正式的制度来自于人的理性设计,主要指的是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来自于人的习惯和经验,主要是一些规范性的行为准则。在正式制度层面,我们首先要不断地推动法制化进程,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地进行制度变迁,使制度更加地贴近时代的要求。尤其是我们要在推动治理转型的制度上加大建设和变迁力度。从而在不同层面构建新的治理模式,界定各行为主体的权限、责任,10 建立主体间的互动机制等进行原则上或者是具体的规定。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则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向服务型、法治型政府演进,非政府部门独立认识与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后,公民社会日渐强大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机制建构的过程中以社会契约、道德准则等形式进行潜移默化地养成。当这些制度逐步具备时,我们在应用治理理论时就有了制度的保障了。

八、结语

治理理论是有别于统治模式的一门新兴的社会管理模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提出了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条社会管理道路,其理念已经开始应用于西方福利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其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对它的借鉴,要建立在对国情充分考虑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应用它的一些条件还不具备。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能够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培育出具有独立意识与能力的非政府部门,建立起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完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理论就可以在中国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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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财务理论

财务战略管理

摘要:本文介绍了财务战略管理的概念、特征及观念,阐述了财务战略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以及方法之间的整合,以便对财务战略管理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实现企业财务战略的管理。

关键词:财务战略管理特征方法

第1章 概述

财务战略管理是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和加强企业竞争优势,运用财务战略管理的分析工具,确认企业的竞争地位,对财务战略的决策与选择、实施与控制、计量与评价等活动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创造性的谋划过程。

财务战略管理既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此,财务战略管理既要体现企业战略管理的原则要求,又要遵循企业财务活动的基本规律。

1.1 财务战略管理与传统财务管理的区别

财务战略管理与传统财务管理的区别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视角与层面不同

财务战略管理运用理性战略思维,着眼于未来,以企业的筹资、投资及收益的分配为工作对象,规划了企业未来较长时期至少3年,一般为5年以上)财务活动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和策略,是企业日常财务管理活动的行动纲领和指南。传统财务管理多属“事务型”管理,主要依靠经验来实施财务管理工作。

2.逻辑起点差异

财务战略管理以理财环境分析和企业战略为逻辑起点,围绕企业战略目标规划战略性财务活动。传统财务管理主要以历史财务数据为逻辑起点,多采用简单趋势分析法来规划财务计划。

3.职能范围不一样

财务战略管理的职能范围比传统财务管理要宽泛得多,它除了应履行传统财务管理所具有的筹资职能、投资职能、分配职能、监督职能外,还应全面参与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履行分析、检查、评估与修正职能等,因此,财务战略管理包含着许多对企业整体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内容,是牵涉面甚广的一项重要的职能战略。

1.2财务战略管理的基本特征

1.动态性

由于财务战略管理以理财环境和企业战略为逻辑起点,理财环境和企业战略的动态性特征也就决定了财务战略管理的动态性。财务战略管理的动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财务战略管理过程具有连续性;二是财务战略管理具有循环性;三是财务战略管理具有适时性;四是财务战略管理对象具有权变性。正确把握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动态性特征非常关键,美国邓恩·布拉德斯特里特公司经过对美国企业长期观察后总结出六条导致企业破产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企业思想僵化,缺乏随环境变化而变化战略及战略管理的灵活性。

2.全局性

财务战略管理面向复杂多变的理财环境,从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出发,其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财务战略管理重视有形资产的管理,更重视无形资产的管理;既重视非人力资产的管理,也重视人力资产的管理。传统财务管理所提供的信息多是财务信息,而财务战略管理由于视野开阔,大量提供诸如质量、市场需求量、市场占有率等极为重要的非财务信息。

3.外向性

现代企业经营的实质就是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条件下,解决企业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经营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财务战略管理把企业与外部环境融为一体,观察分析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可能带来的机会与威胁,增强了对外部环境的应变性,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4.长期性

财务战略管理以战略管理为指导,要求财务决策者树立战略意识,以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为理财目标,从战略角度来考虑企业的理财活动,制定财务管理发展的长远目标,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资源配置和预警功能,以增强企业在复杂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不断提高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1.3战略型财务管理的观念

1.人本化理财观念

在泰勒制为代表的传统管理中,由于机器大生产是以机械为中心的,工人只是机器系统中的配件,因此,人被异化为物,管理的中心是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要求管理的中心由物转移到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标,人是发展的动力和最终体验者,从而把人类发展提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重视人的发展与管理,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科技创新活动本身就是人的活动,企业的每一项业务活动又都是由人操作和管理的,其结果也是取决于人的知识智慧和努力程度,因此,战略型财务管理应贯彻“人本化理财观念”,增加人力资源投资,围绕人的价值管理来展开财务管理活动,协调以财务关系为表现的人的关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这是最终实现战略型财务管理目标的根本保证。

2.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理财观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必然加剧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谁在信息和知识上领先一步,谁就可能获得竞争的优势。信息的网络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企业之间互相沟通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因此,战略型财务管理要求财务人员在作出财务决策和日常管理中,必须善于抓机遇,灵活地处理和协调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使各方的经济利益达到和谐统一。

3.风险理财观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企业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1)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如果企业的内外部对信息的披露不充分、不及时,或者企业的管理当局对来源于企业内外部的各种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选择和利用,均会进一步加大企业的决策风险。

(2)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有专家估计,人类可运用的知识有90%尚未创造出来,而今天的大学生到毕业时所学的知识就有60%~70%已经过时。可见,如果一个企业及职工不能随着社会知识水平及结构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其知识结构,就会处于被动地位,就不能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从而会进一步加大企业的风险。

(3)产品的寿命周期不断缩短。目前,一般产品的寿命周期已缩短为5年左右,而像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其产品更新周期更短。这不仅加大了存货风险,而且也会加大产品的设计、开发风险。

(4)“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性以及网上银行的兴起和电子货币的出现,使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加快,资本决策可在瞬间完成,使得货币的形式及本质发生变化,如从有形形态演化为无形形态,从直接价值演化为间接价值,这些均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货币风险。

(5)无形资产投入加快,变化加大,且给企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投资风险进一步加大。所以,为使企业在追求不断创造发展与有效防范、抵御各种风险及危机中取得成功,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风险观。

4.信息理财观念

知识经济时代发展最快的是信息产业,信息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在当今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已有2/3以上的产值与信息行业有关。市场中一切经济活动必须以快、准、全的信息为导向,信息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成为先导,信息的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加快,从而使交易决策可在瞬间完成,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对变小,出现了所谓的媒体空间和网上实体。因此,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牢固树立信息理财观念,是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必然要求。

5.知识化理财观念

知识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知识含量是实现战略型财务管理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必须牢固树立知识化理财观念。6.权变理财观念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经营环境不断变化,财务管理的环境也随之变化,战略型财务管理必然要求企业财务人员具有权变的理念,要根据具体环境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理财方法,企业才会增加竞争力,在竞争中不断发展。

第2章财务战略管理的内容

1.无形资产将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点

无形资产主要是知识资本。企业把知识资本作为对未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资本来培育,并需要财务的有效配合,来研究知识资本的构成、培育、筹措、分配、运营效率及知识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在所筹集的资本中,应当既有资金资本,又有知识资本,并尽可能多地获得知识资本来改善企业的软资源环境和结构,充分发挥知识资本的潜力,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知识资本化后,战略型财务管理应研究知识资本所有者参与收益分配的原则、方法,研究制定知识资本运作效率和价值方面的指标,形成一套涵盖泛财务资源的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而知识资本价值的指标将成为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将资本经营纳入财务管理

资本经营是企业把所有者的各种资本(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变为可以增值的活化资本,通过流动、裂变、组合、优化配置等各种方式进行有效地经营,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资本经营类型有以下三种:

一是资产重组,即通过资产存量与增量结构的调整,以实现资产的最优化组合。采用的方式有多元化经营、兼并、收购、剥离、投资、置换、跨国经营等;

二是负债经营与债务重组,债务重组的方式有非现金资产偿还债务、债转股、修改债务条件等;

三是产权重组,即通过产权主体的换位、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产权功能的分割等提高资

产运作效率。资本经营中,收益、成本与风险并存。因此,战略型财务管理应对资本经营决策和控制的程度与方法进行研究。

3.建立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管理体系

战略型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要求、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权利及行使方式等。

4.改进成本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出现了信息及时反馈系统、作业流程电脑化、灵活制造、零仓储管理、网络经营等一系列新的生产和管理制度及新技术,产品寿命周期也缩短了,成本管理的重心从生产阶段向设计开发阶段的转移,战略型财务管理必须去研究和建立新的成本管理制度和方法与之相适应。

第3章财务战略管理的方法

1.提升财务管理层次

战略型财务管理扩展了传统财务管理的内容。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以及产品市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务管理将在许多方面增添新的内容,如金融风险管理、人力资本管理、保险管理等。因此,企业必然采用战略型财务管理。计算机的使用和网络的发展,使得数据的取得更加全面、快捷,计算更加精确,从而使各种量化方法得到更多的运用和发展,如定量预测方法、风险决策方法、工程技术方法等。

2.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管好用好资本

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企业的发展趋势,合理配置企业有限资源,管好用好资本,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同时,面对多变的市场经济,财务管理既要慎重稳健,又要灵活全面地建立一套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财务监督,确保目标的实现。

3.建立财务战略联盟

随着企业竞争日趋激烈以及信息的网络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这就要求企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或同盟者,建立战略联盟。如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与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的联盟、美国的IBM与日本东芝公司的联盟。联盟双方取长补短,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以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4.建立预警分析制度

通过预警分析,可以了解企业竞争对手的目标和采取的战略,知己知彼。同时分析企业内部潜在的危机,以提早采取防范措施,消除隐患,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整,以实现资产的最优化组合。

四、结论

我认为财务战略管理的前提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应充分认识到财务战略管理的重要性,以核心能力为基础有助于保证财务战略目标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将企业财务战略重点分为战略发展计划和战略运营计划以及将财务战略系统分解为长期财务战略、中期财务规划、短期财务计划,有助于解决长期战略和日常经营的矛盾;财务战略与其它职能战略之间的协调应当遵守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只有综合考虑了上述因素才能真正做好企业的财务战略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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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治理理论

陈振明版《公共管理学》之治理理论

第一节 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倡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采用工商业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务,重塑政府。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 1 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见肘。合作网络应运而生,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在网络中,各种行动者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一起处理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公共管理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是种网络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合作网络为处理公共事务引入了新的机制,也为提升集体行动的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治理理论的研究途径

英文中的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的gubenare,有掌舵的、导航的意思,常被用来指称有关指导(guiding)的活动,组织引导(steer)自身的过程。在汉语中,governance被译成治理,最早出现在市政学中,用来研究如何有效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的种种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是被广泛地应用与经济社会领域。

有关治理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的关注焦点,今天的国际多边、双边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及民间志愿组织敢于发展问题的出版物很难有不以它为常用词汇的。世界银行1992的报告就以《治理与发展》为标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业以《转变中的治理》为题总结经合国家的治理变革;《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1998年专门刊发了一期探讨治理的文章。在学术研究中,也已出现一些代表人的代表作,如詹姆斯·N·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变革》、R·罗茨的《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统治》、盖伊·彼得斯的《治理的未来:四种出现的模式》、吉尔斯·佩奎特的《通过社会学习的治理》和沃尔特·基克等人的《管理复杂网络:公共部门的行动战略》等等。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也逐渐获得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

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对象的不同,学者们对治理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定义上远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在R·罗茨看来,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动的协调方式,至少有六种不同的永福: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实际上这表明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研究途径。

1、政府管理的途径

这一途径将治理等同与政府管理,侧重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国家爱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用法。

新公共管理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政府改革运动的总结,被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视为政府治理的新模式。随着西方各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2 官僚科层制这一传统行政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变得机构林立,创新乏力,难于适应迅速变化、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甚至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以追求三E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部门迅速蔓延开来,大有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的趋势。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动因、议程、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个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纲领。

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即时的职业化管理。让管理者进行管理并承担起责任。(2)明确的管理目标和绩效评估。(3)强调产出控制。用项目预算和战略管理取代传统的预算管理。(4)实行部门分权,破除部门之间的藩篱,建立网络型组织。(5)引入市场竞争机制。(6)强调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不难看出,新公共管理以经纪人为行为假设,以市场化和管理主义为政策取向,强调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关注公共管理部门的微观经济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表现。

1989年,世界银行用治理危机来概括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世界银行看来,治理等同于单个国家的可统治性,指的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必须的法律制度和权力规范,无法为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一个可靠而透明的框架而面临着发展的危机。最近,世界银行又提出善治的口号,合法、效率、负责、透明、开放构成的善治的基本要素,成为规范政治权力的根本要求。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善治与新公共管理是联系在一起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开展资金扶助、贫困开发等国际援助项目时,均要求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按照善治标准进行变革,采用由它们提出的效率主张,如财政紧缩、鼓励竞争、市场化、私有化、分权和发展非政府组织。这种将政治和行政因素纳入发展事业的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和现实意义。因为发展史全方位的、系统的,考虑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相关的政治行政问题,才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在于国际经济组织能否对症下药,能否避开意识形态的考虑来思考发展所需的政治条件。欠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国际经济组织开出的药方不符合他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情景,忽视了对其面临的棘手问题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对社群冲突、官僚机构不发达、国际贸易与技术依附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善治只不过是发达国家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婉转做法,是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全球化的理论工具;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的环境中,善治塑造了一个市场万能的神话。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也开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关注智力理论。

最早一边有关治理的文章出现在刘军宁等主编的《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概念》中。智贤先生在《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关于治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方法和逻辑,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管理经济职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涉及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撇开翻译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当时国内学者对治理的理解源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对善治的用法,治理被等同于明确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改革公共部门的管理,建立可预知的法律框架,健全责任制度和规范公共权力等。徐勇先生进一步发挥,认为治理不仅设计公共权力的运作,而且设计权力的配置,是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

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毛寿龙先生也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运用市场方法管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治道变革指的是西方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来界定自己的角色,进行市场化变革,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领域。大体上,毛寿龙先生采用了治道的新公共管理的用法,强调了企业经营技巧及市场翱翔的激励机制和公共管理中的运用。

2、公民社会的途径

与将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的用法不同,在公民社会途径看来,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或第三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摄取服务与发展、同业协会和跨国性的问题网络中普遍存在。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证实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的确可以建构自己的网络,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统治,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有个人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领域。在东欧,这一领域被认为是一度被国家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在西方国家,这一领域具有更宽泛的意义,被视为是由资源追求公共利益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组成的公共空间,涉及NGOS、自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等第三部门,即莱斯特·萨拉蒙等人所说的公民社会部门。他们认为,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自治、自愿、私人、非利润分配是公民社会部门的基本特征。

可见,在这一途径看来,自治的公民社会是共同利益的自愿组合,通过不受国家支配 4 的公民团体和民间组织,社会的各个部分完全可以自我建设、自我协调、自我联系、自我整合和自我满足,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不需要借助政府及其资源的公共领域;组织成员也完全可以在这一领域中通过公共讨论和公共对话,自主地治理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这既是保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参与的途径,也是制衡政治权力、防止国家威胁的机制。正如罗伯特·达尔所强调的,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或社团有助于防止政府通过等级制对公民实行单项控制,这是实施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和必然结果。

自组织的网络主要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分析治理,将治理看成是横向联合的公民参与网络,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治理观。但由于它将国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有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这些学者明确反对将国家和公民社会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在解决集体问题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公民社会和国家可以相互补充,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公民社会的组织利益可以融合进国家的决策结构中。

近来,中国学者俞可平先生也开始从公民社会部门的角度来关注治理理论,认为有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治理的变迁。不难看出,俞可平先生以公民社会部门为分析中心,不仅将自治的民间组织视为对政府行为强有力的外部制约,而且将民间组织看做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重要桥梁,影响政府决策和改革的重要因素。这种发展了的公民社会途径已经接近与下面所定义的治理的本质属性了。

3、合作网络的途径

这一途径则试图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它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出现在管理公共事务的大舞台上,这些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联结起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即网络关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着集体行动。因此,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一方面,它继承自组织网络的主要观点,将治理看做相互依存状态下的管理,将公民社会部门看做治理的主体,并用它来解释公司部门分享权力、合作治理的新型关系,从而脱离了社会中心论的窠臼,确立了多中心的公共行政体系论。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径的重要观点,承认一个负责、高效、法治的政府对治理的重要意义,认同掌舵而非划桨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华,并认为在网络中,政府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来实现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的目标。这就在公共管理中建立了新的工具箱,而不仅仅是市场竞争机制和工商企业的管理方法。

可见,合作网络途径综合考虑了政府层面和非政府有关治理的用法,用它来描绘相互 5 依存时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对当代公共管理的环境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所以日益得到学者们、官员们、国际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承认,大有成为主导范式的趋势。全球治理委员会也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季后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本书主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治理,并展开对治理理论和时间的分析。

我们认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统治到掌舵的变化;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排斥到主动参与的变化。这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由于该途径强调,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花的合作机制,可以相互调适目标,共同解决冲突,增进彼此的利益。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

这一概念也表明,治理与统治追求的目标相同,都需要借助公共权力维持社会秩序和处理公共事务,以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上又具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1)管理的主体不同。统治是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公共行动者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2)管理的客体不同。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对象更多,范围更广。治理除了要处理公共问题、管理公共资源外(与统治一样),还要解决涉及人群较少的集体事务(如公共池塘资源)。(3)管理的机制不同。统治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有科层官僚制组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管理;治理则依靠网络的权威,由公共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运动非强制性权力进行协作。统治的机制是控制、治理的机制是信任。(4)管理的手段不同。统治的手段主要是强制性方式,如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治理则开发出了新的管理工具,如合同外包、内部市场、公共哲学、政策社区等。(5)管理的重点不同。统治以满足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国家的作用,官僚组织的能力;而治理以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私域与公域的合作。可以预见,随着历史的发展,统治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而治理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管理共同事务的社会协调模式。

在治理的诸多用法中,只有网络治理才有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合作网络途径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机构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只是可以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解决公共事务时,相互依 6 赖的行政者通过交换管理,共享知识,谈判目标,采取着有效的集体行动。的确,在公共管理领域,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私营部门、志愿团体、社区互助组织和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的资源参与解决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已经成为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参与者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主体相互依赖,网络治理因此成为公共管理在相互依赖下的表现······是在现存的跨组织关系网络中,针对特定问题协调目标与偏好各异的行动者的策略的活动。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说的:治理指公私机构和自愿社团的相互依存。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在制度、组织、物质、信息、人力资源和时空环境等多个方面。

(2)反思理性的复杂人。这是合作网络途径的行为假设。它认为,公共行动者在不确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得有关公共问题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拥有处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绝对理性地进行选择;而且,行为主体有着复杂的动机,既有逐利的一面,也有追求社会效用(包括公共利益)的一面;既有利益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由于行动者能够通过不断的对话交流信息,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将行动者所定在厉害相关的网络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能偶通过持续的学习,积累经验,改进过去的行为模式,进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反思,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学会了约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可以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基础上采取合作行动实现共同利益。这使得行动者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话调整各自的行为,追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这与建立在完全理性、道德人假设基础上的传统行政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合作互惠的行政策略。在网络治理中,每个行动者所做的事几乎都会对其他行动者产生影响,所以行动者在考虑个人的行动策略时都会考虑其他行动者的选择。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许多重复出现的博弈中,合作策略是最有利的利己战略;经过多次博弈,行动这之间倾向于建立面向长运的互动关系。用博弈论的话说,当博弈各方面协调一致去寻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战略时,就会出现协同性均衡状态了。正如罗伯特·艾克斯罗德所认为的,在机遇互惠以及存在互动的群体中,合作会发生演化,并且一旦建立,就可以防止其他不太合适的战略的侵入。也就是说,为了扩大从集体行动中获利的空间,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中会逐渐放弃单独行动策略,转而采取合作策略。相互依赖的公共行动者由于厉害相关,信息共享,更有动机和条件采取合作行动,以创造多赢的博弈的机会。

吉尔斯·佩奎特认为,网络是合意或动机导向型的组织和制度。这表明,合作策略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种合意,体现着行动者的共同理解和价值取向,并有要求行动者遵守的压力,能使行动者认同组织目标,进而采取合作行动。而且,在多主体的治理环境下,行动者能否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合作,不仅取决于行动者和制度环境本 7 身,还取决于双方发生联系的中间媒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合作网络运作的深层机制。它塑造了网络成员对外部环境的共同认识,对政策问题的共同看法,有助于解决成员之间的冲突,规范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趋向一直。这要求行动者达成互惠的公式,培育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和具有宽容精神的合作性文化。

(4)共同学习的政策过程。在合作网络途径看来,治理与通知的实质一样,都在于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将行动者的不同偏好转化成分配价值的政策。集体行动的需要通过政策产出来实现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过,网络治理中的政策是公共行动者共同学习的产物,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这意味着集体行动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成为涉及特定政策问题的行动者(包括行政官员和目标群体等在内)的集合,即由参与特定政策领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准公共和个人行动者所组成的政策网络。在政策网络中,各种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在各种集体选择的论坛中交流信息,谈判目标,贡献资源,减少分歧,并努力地增进合意,在改善互动关系的同时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这就是公共行动者集体学习以产出政策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公共行动者通过政策设计共同管理网络的过程,表现在:一是通过冲突管理、优化行动环境等手段来敢于网络的运行,改善网络中的互动关系,这是对网络游戏的共同管理;二是在现代网络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重建网络的制度安排,即共同商讨如何改变网络的游戏规则,如重新非配权力和资源,改变成员的价值观念,对组织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等。这种共同学习的过程在培育社会资本,防止社会制度和价值碎片化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网络治理的时间类型

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网络治理的根本任务。布坎南认为:任何由集团或社会团体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和服务,都被定义为公共的。然而,任何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都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合作网络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按照网络设计的对象和作用的范围,网络治理可以氛围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1、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对国际合作网络的管理。在国际政治领域,全球治理有很多称谓,如国际治理、世界秩序的治理等,一般用来指为了维护正常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对全球生活中出现的生态、移民、毒品、地区冲突、贫富差距和国际共同财产等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国际合作网络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系统结构性变动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秩序并没有自动形成,相反,大规模的地区冲突接连不断,以联合国为主体的集体安全机制行动能力有限;而全球化进程也并非世界福音,南北差距不 8 断拉大,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失控,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些问题面前,各国的政府不再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在国际层面上也承担起了维护秩序、调节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职能,民族国家将管辖权授予了区域的、跨国的和全球的机构,或与他们一起分享权力,这些机构与国家之间形成合作网络,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性和跨国行的国际制度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这种合作网络不同于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以霸权为基础的合作是冷战时期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霸权力量主导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的安排,为成员提供安全和福利等公共物品,从而道道促进合作和维持秩序的目的。全球治理则是多中心权威的合作,通过多国之间、多种行为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大成功是,进而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促成多领域合作,已成为当今十二节政治的主流。

第五篇:财务治理

一个成功的公司与财务治理水平密切相关,而公司财务治理水平又与一名出色的财务经理人休戚相关。公司越成熟,其财务经理愈受到重视。一名优秀的财务经理应具有哪些品质呢?我认为可从职业精神和专业素质两个方面剖析。提到财务经理的职业精神时,一般人会想到坚持原则和爱岗敬业精神,其实这仅是一名合格财务人员从业的底线。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身为财务经理,首先必须透彻领悟公司高层的战略意图,从公司全盘和长远的角度出发,胸怀大局,从大处着眼,细处着手,组织好本公司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一个企业在发展的不同时期,需要找到适合现阶段发展的财务模式。如公司从创业期跨入成长期这一阶段,对资金呈现的是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那么,财务经理就要将融资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对公司账务的处理、报表的编制要有预见性和慎重性,要使各项财务指标有利信贷机构的资信考评,使潜在的出资人对公司投资回报有良好预期。

财务经理还要诚信。忠诚守信乃为人之本,是职业理财人的操行基石。财务经理要根植忠诚法规、忠诚公司的信念,要把自身对事业成功的追求与整个企业的发展放在同一方向上,懂得“修学不诚,则学杂;为事不诚,则事败”之道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牺牲公司利益。

除了把握公司的战略意图和具备诚信精神,财务经理还要有创新意识。面对企业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对应的是经营方式多样化,要求财务经理应有开拓进取、吐旧纳新的创新精神,要主动地适应这种变化,做个胆大心细的实践者,发挥敏锐洞察力和思维张力,捕抓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

无论做什么,廉洁都是最重要的。他们每天都在与金钱打交道,接受金钱的诱惑,又有一定的职权,要做到站在河边不湿鞋,必须树立“人以金钱为宝,吾以不贪为宝”的理念,才能履行好职责。

我认为,具备了以上品质财务经理才能得到老总的赏识,才能成为老总的左膀右臂。否则在老总眼中,财务经理就如花了买马的价钱,却买了一头骡子。

“我签字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一份普通的报销单是否存在非事务性消费行为?一项节税举措是否触动了政策底线,是否越雷池一步?一个投资计划是否有足够现金流支持?一个目标兼并企业的合理价位是多少?一份诱人的商业推广书是否隐藏着雾里看花的噱头?一项薪酬激励政策的出台,是否能提高全员效率,抑或此长彼消,抑或适得其反?

等等诸多问题,均需财务经理以专业怀疑的态度,进行分析、判断和提出建议。因为财务经理是公司财务真实数据的主管者,通常比老总更加了解公司内部运作,又拥有老总无法比拟的财务技能,因此财务经理必须为老总出谋划策,作老总的刹车皮,为老总把好关,向老总汇报存在的问题,堵塞各项开支漏洞,控制决策风险,建立公平而有活力的薪酬机制„„

“公司这个月做了不少单业务,为什么账上还没钱?”

造成业务量大,但资金捉襟见肘的局面,往往是公司销售回款出现了问题。随着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收入回笼形式必然多样化、复杂化,财务经理应秉持“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的精神,除在岗位分工、授权批准、信用政策、收款制度、奖惩措施等各控制点精敲细琢、严加防范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同票证管理。

合同票证管理是指公司应在洽谈业务、下单生产、产品交付、办理结算等各环节设置相关的记录,填制相应的凭证,建立完整的销售合同登记制度,并将销售合同、生产通知单、客户签收回执等合同票证和凭证进行核对。除钱货两清的业务外,和客户商谈的情况都应及时以书面的合同、协议或备忘形式记录下来,以制约少数客户赖账和为日后迫不得已的诉讼提供法律凭证。

合同票证管理贯穿公司发展的始终,无论是最初艰难的创业阶段,还是后来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甚至是折戟沉沙的衰落期,合同票证管理都是企业的命脉。当财务经理思考商场中一个又一个庞然大鳄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悲情故事时,财务经理往往将目光聚焦于老总们在关键时刻的非理性决策,却忽略了诸如合同票证管理这样的细枝末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此外,无节制的成本费用支出,也会吞噬公司的目标利润,加大资金紧张的局面,因此财务经理应高度重视费用支出的管理,首先根据全年预算,编制月资金计划,并报老总审批,每项支出要严格按计划来执行,超出计划外的支出,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使每一项费用支出都置于“阳光”下。

“难道买一个电灯泡的事,也要我来定吗?”

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

因此,财务经理应根据国家财务会计法规,结合公司自身特点,为公司量身定制一套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通过制度不折不扣来规范公司行为,以制度管事,以制度管人。让每一名管理人员乃至每一名员工在经办具体业务时,按照规定的程序来完成工作任务,接受财务制度的监督管理,不再有“举棋长叹难落子”之患。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还可以避免人浮于事的现象,使公司决策者不需事必躬亲,从纷繁杂乱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应对时代变革带来的商机和危机,进行经营决策,推动公司业务的发展,以保持公司的强势地位不可动摇。制度不因人废,不以人存,应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落到实处,并不断调整和完善。

“财务经理离董事会的目标还有多远?”

公司董事会考核公司的经营班子经营绩效,主要是围绕着公司全年的经营目标,通过一系列的经营指标来进行考核。财务经理应组织好财务预算、财务分析、绩效考评这三项工作。

“预则立、不预则废”,财务预算是协调、控制、考核公司各级各部门的依据。财务经理是财务预算的牵头人和组织者,根据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目标,结合历史数据、市场发展潜力等因素综合分析,对公司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现金流量等进行全面预算,并由公司上下多个部门来共同严格执行。

财务分析是发现问题、纠正失误的有效途径。财务经理通过分析报告期内利润完成情况,收支增减变化及影响增减的因素,找出与同行的差距及业绩无法达到理想水平的原因,提出改进意见及对下期经营目标做明确的预测,给经营者提升业绩提供有效的支持,让董事们理解财务经理所做的一切努力,保持经营班子信任度。

绩效考评是通过财务指标、增长指标、经营指标及客户指标等一套完整的绩效评估体系,来确定是否达到或者超过董事会预定目标,是否偏离了董事会预定目标;衡量企业管理者的水平,也是作为对公司各级、各部门人员奖惩、晋升、解续约的主要依据。

在这个人才竞争激烈的年代,财务经理下岗一样变得容易,谋职一样变得困难,工作着

是美丽的,要想在职场上保持常青,财务经理必须在实践中深入细致地探索和积累,汲取新的成长养分。朱熹有诗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许多看似深邃的财技,却源于朴素的点滴领悟。

财务经理上任初期工作计划思路

1.了解公司的组织结构,各项规章制度,决策程序,文化氛围:

?通过财务报告熟悉企业概况,组织架构,人员,资本结构,主要产品及市场地位及技术优势等;

?通过查看公司领导的发言稿、会议资料,认识公司的管理风格、管理理念、部门协调沟通的通常方式方法。

2.充分与主管上司进行沟通,取得支持,明确领导的期望:

?了解公司高层对公司发展和财务部的期望,以作为日后工作关注重点;

?掌握各个部门设置及其职能、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考核制度,营销等业务流程,项目投资等;

?就工作的定位,重心和业务关键点与上司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探讨;

?熟悉公司的财务运作情况及企业的文化,以便尽快融入该团队中;

?在沟通后马上列出阶段性日常工作计划,并且定期向直接领导汇报工作、学习进展;

?及时向上司沟通汇报他关心的工作进展情况和一些重要事项。

3.掌握财务部门员工情况,熟悉本部门工作流程、工作内容:

?了解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核算制度,账务处理,成本核算方法;

?通过员工资料了解部门员工的专业学历、业务能力、家庭状况、兴趣爱好等;

?查看账本和凭证熟悉帐务记载逻辑,以往的报销签批程序,付款审批程序,主要资产负债收入利润来源等等;

?召开内部会议,明确财务部门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工作方式以及工作饱和度,部门人员对工作的意见与建议;

?采用单个约谈方式,把握每位下属的思想情绪,具体分工和工作内容和流程,并要求其在近期内提供一份书面的岗位分工操作流程。

4.充分与其它部门经理进行沟通:

?利用部门交流的机会到各个部门工作现场了解公司业务的运作流程,产品服务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及市场份额分布;

?了解下面企业的生产程序、财务控制程序、财务工作的基础状况;

?听取其它部门对财务部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定期与各个部门保持联系。

5.阶段性日常工作安排:

?拟订熟悉公司业务,制度,人员等各个方面情况的程序和时间表;

?依据公司高层要求积极配合其它部门处理相关工作;

?按照领导下达的财务目标,迅速开展起部门的日常工作,监督日常工作的有效开展;

?定期召开部门周例会,在会议上了解更多的信息,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

?与同事多交流,询问,请教,争得同事的理解,配合和支持;

?定期将工作情况向直管上司汇报,重要财务决策及时向领导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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