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综述

第一篇：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治理革命”的产物，它是以自主治理为基础，以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并存为特征的理论形态。尽管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我国的时间还不长，还存在不足之处，但许多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自主治理；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政府改革浪潮，掀起了所谓的“治理革命”，后来又逐渐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和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治理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石，是当前学术界一个热点，也是在理论上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诸多学者都做出了积极探索，本文就多中心治理理论诞生以来，国内学者们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做简要的回顾，以期描述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

一、对多中心治理内涵的概述

多中心治理是个复合概念，由于提出时间有先后之分，而就其本质而言，多中心和治理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所以对它们分别进行解释。

（一）多中心的内涵

“多中心”（Polycentrity）概念，最早是由迈克尔·博兰尼1951年在《自由的逻辑》（The Logic of Liberty）一书中提出来的，此后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博兰尼区分了社会的两种秩序：一是指挥的秩序，一是多中心的秩序。他引进“多中心”一词是为了证明自发秩序的合理性以及阐明社会管理可能性的限度。“多中心性”在博兰尼的文章中是“负重(六边形)框架上各顶点的相互移动”,这样的相互适应移动状态即形成了“多中心秩序”(polycentric order)。将若干要素排列为多中心的任务就叫多中心任务(polycentric task)。

在博兰尼那里，“多中心”只是描述他所发现社会秩序的特征的一个词汇，而经过奥斯特洛姆等人的阐述和发展。“多中心”一词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他们通过对局部公共事务(如警察服务、池塘资源管理)治理的自组织机制，以及公共经济生产与消费属性的多年实 1

证研究，运用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提出多中心理论。该理论认为私有化均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应当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寻求新的路径。该理论提出，通过社群组织自发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以多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多层级政府安排”(具有权力分散和交迭管辖的特征)、多中心公共论坛以及多样化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安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的遏制以及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二）治理的内涵

治理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15世纪，当时候的法国就有人开始使用“gournance”来表示治理，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对其做理论上的分析。“治理理论”的理论研究源于美国学者列维特在1973年首先提出“第三部门”的概念，随着理论的发展，他的这个概念被美国学术界接受，以后被频繁使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做出了许多新的界定。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卡蓝默认为，“治理包含了立法、法治、政治、公共机制和管理的概念，特别关注事物的实际运行，最初是关系到社会对权力的机制和代表机构及对一个社会的构成的认识；之后是对程序的运行详情，对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的现实，对有关各方结合与否的合作形式，对社会组织成为公司、共同体、协会的方式的认识。”他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欧洲对治理的理解，体现了与美国不同的特征。

研究治理理论的权威格里·斯托克总结了治理理论研究的几种主要的观点，主要包括：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动用权威。此外，罗茨、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概念。

二、国内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状况

（一）对理论的介绍

1、对多中心和治理理论的研究

我国的一些学者相继翻译了迈克尔·博兰尼的《自由的逻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迈克尔·麦金尼斯的《多中心治理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詹姆斯·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和盖伊·彼得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等多中心治理的代表性著作，介绍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为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我国，并促使其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兴伦（2005）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多中心理论的解释，经过改造和加工之后，提出了自己对多中心的理解，他的解释比较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也通俗易懂。他指出，多中心是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制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它涉及到广泛的公共领域,在公共治理中主要指生产的多中心和治理体制的多中心。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中,需要借助多样化权力和政府单位,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

孔繁斌（2008）在介绍和理解多中心治理理论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编著的《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一书，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在协调宏大的知识学抱负和微观的规范分析努力中，广泛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采取谦虚的诠释学姿态，以“规则、场域、角色”为主要观测点，建构了一个多中心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其中，围绕“相互承认的法权”、“相互承诺的信任”、“相互尊重的管制”三条交叠互补的线索，对多中心治理机制所作的深度分析，堪称本书对国内相关研究给予的实质性推进。

范晓娜（2007）认为，“治理”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多中心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追求更广阔的空间全球治理的实现。建立治理型政府，政府和市民社会互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治理”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不管是“治理理论”、还是“多中心理论”，都是超越公私二元对立思维的种种理论探索，它们面对政府在财政、管理和信任的全面危机，在这个“自由主义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同时并存的时代，重新反思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探索整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治理之道。

2、对善治的研究

俞可平(2000)密切关注“公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他概括提出了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达到“善治”，即“善治”理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与民的过程。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3

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俞可平（2000）援引了一位法国银行家对善治的解释，指出，善治的构成有以下四个要素：“（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2）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3）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和责任制；（4）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接着，他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概括了善治的六个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6）有效。他认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是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

（三）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研究

任何理论的任务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多中心理论同样也是为了回应“治理革命”背景下社会实践对全新理论的呼唤，所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最终也要回归到实践中去。在这方面，理论界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研究者们把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区域合作治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高等教育改革等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

1、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区域合作治理

臧乃康（2006）探讨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对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多种悖论与矛盾：利益主体多元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行政区分割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绩效评估价值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以集权的官僚政府组织取代多中心的公共管理背离事物逻辑,而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和经济要素的流动会全面推动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建立。这就要求创新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建立区域公共政策协调机制、明确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优化区域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李金龙、周宏骞、史文力（2008）研究了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 4

理状况，他们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论述了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结构的四个要素,分别是：多元的治理主体、多维的权力向度、混合的治理机制以及多中心的制度设计。接着又讨论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的路径依赖：体制转换和机制创新。

2、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宋敏（2006）探讨了多中心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他指出，西方国家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理论为研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提供了新思路，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是构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孙莉莉、孙远太（2007）在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农村公共事物的治理困境，他们认为，国外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或将成为中国农村公共事物走出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

应珊艳（2008）提出，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过程中，可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她认为，建立互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配合，是解决农村基础设施问题的合理选择。

3、多中心治理理论与高等教育

龙献忠（2006）分析了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必要性和意义，他指出，推行多中心治理是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必然趋势。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以为公众提供多个选择高等教育的机会,避免高等教育产品或服务提供的不足或过量,促进高等教育服务提供竞争市场的形成以及提高高等教育决策的民主性和有效性,优化了高等教育发展环境,促进了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

甘永涛（2007）研究了从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的转变过程中，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径和模式，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他认为，新公共管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两种不同的理论基础，这两种理论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由此也得出我国可资借鉴的一些经验。

三、小结

自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我国以来，就一直是理论热点，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在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各异，但是都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多中心治理的内涵还没有统一认识，虽然学者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但这种结合是不紧密的，多数学者还停留在对理论的介绍方面，未能建构起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任务还很艰巨。而且，现在的研究缺少理论对话，5

没有回应，基本上都是各持自家之言，自说自话，这也是急待改进的。

参考文献：

1、（英）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M].冯银江、李雪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3、（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4、（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2008

7、王兴伦.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1)

8、范晓娜.博弈视角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

9、臧乃康.多中心理论与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6(5)

10、李金龙、周宏骞、史文力.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J].经济地理.2008(3)

11、宋敏.论多中心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J].经济纵横.2006(8)

12、孙莉莉、孙远太.多中心治理：中国农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国发展.2007(2)

13、应珊艳.农村基础设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J].浙江经济.2008(24)

14、龙献忠.高等教育的多中心治理：内涵、必要性和意义[J].江苏高教.2006(6)

15、甘永涛.从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兼容与超越——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径、模式与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7(5)

第二篇：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

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 要]治理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它的共起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带采的社会问题。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瓤改革的适程中，也存在着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治理理论是解决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可资借鉴的一种比较先进的理论。但是，我们在运用它时奔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解决这些阿题，从而为应用治理理论创造备件。

[关键词]社会管理；政府管理；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

一、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动因

西方经济衰退的大环境是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滞涨的局面；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达到了新的高峰，经济发展不稳定，福利国家的职能扩张，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建设投资乏力；80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开始普遍衰退。这种不景气的经济环境激发了人们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绩效、对巨大的公共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关注。由此，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反思。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公共部门旨在提高政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所应担当的角色的新认识，迫使政府对原有的公共部门管理进行改革。在许多国家。政府和公民越来越认识到：在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应当角色互补。私营企业长期处在竞争的环境中，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它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和方法等不断革新，以便提高生产率和服务质量，赢得更多的顾客。私人企业这种管理机制、革新精神及其较好的改革成果无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形成了示范效应，给其施加了改革的压力。

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治理理论产生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国民主化改革力度的加大，公共部门逐渐意识到其权威的社会根源性，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成为政治改革的趋向。人们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和关注，民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也随之强化。人们日益增长对政府的监督意识，迫使公共部 1 门进行改革以完善自身。而社会利益的分化组合也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治理。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对立为特征的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被摈弃。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对推动治理理论的产生起了革命性作用。一方面，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导致了所谓的“鱼缸效应”——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活动就像鱼缸中的金鱼一样无时无刻不受到公众的审视和评判．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面的占有量，从而揭掉了政府部门的神秘面纱，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传统的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模式提出了挑战，使得以参与管理、民主管理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成为现实。

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成为治理理论产生的重要诱因。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主权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国家日益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从而对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全球化改变了政府的运作环境，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传统的政治理论架构下管理能力的不足与弱化，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国家理论进行反思，对传统的官僚体制进行质疑，一种有着普遍适用性、全球化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应时而生。

二、国内外的研究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其涵盖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治理”与“统治”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治理”源于“统治”，又发展于“统治”，其基本内涵也在与“统治”的比较中得到深化和确证。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与“统治”（Government）有共同的词根“Govern”，这两个概念彼此曾长期交叉使用。但相比之下，“统治”是政治学中常用的政治术语，主要指依靠国家权力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民主制度以前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时代以后，专制时代依赖权力来统治社会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治理”概念才逐渐走进社会管理括动之中，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并首先在发达国家推行。就目前而言，尽管“治理”一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于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及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基本涵义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瑞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不是同义语，它们之间有着重大区别。他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换句话说，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根据治理理论学者格里·斯托克的概括，到目前为止，对“治理”的理解共有五种主要观点：一是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二是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三是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四是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网络。五是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国内学者也关注对“治理”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治理一词的基本涵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也有学者在对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后，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集中地阐述为政府管理、公民社会、合作网络三种途径，并提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三、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 实现或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政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政府要不断创新管理方法和手段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它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认为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只要得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可，就是其所属层面或所在范围的社会权力中心。

四、治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安排。

世界银行的定义：治理是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治理的内容主要有：构建政治管理系统；为了推进发展而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运用权威的过程；政府制定、执行政策以及承担相应职能的能力。

联合国开发署的定义：治理是行使经济、政治和行政的权威来管理一国所有层次上的事务。它包括机制、过程和制度。公民及其各类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利益、行使合法权利、承担其义务以及弥补他们之间的差异。

罗茨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他还列举了行政学界关于治理的六种涵义：(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行为的组织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权威机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的研究报告中，把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从治理概念的基本含义和治理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治理理论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因此治理意味着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第二，治理过程的互动性。传统的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以及确立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第三，治理范围的广泛性。治理模式不同于传统的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管理模式，它涉及的对象要宽泛得多，由于治理的权威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民间组织，所以治理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领域。

第四，治理的有效性。这主要是指治理把企业运作模式引入政府机构，按企业模式重塑政府。治理强调政府管理的成本，重视管理的绩效，把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降低、效益增长的双向思考之中。因此，“善治”(good governance)便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了。

五、治理理论的适用条件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新近兴起的一种社会管理理论及模式，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其他国家，它的作用的发挥都是需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这些基础性条件包括经济上的、机制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以 及理论上的等等。

(一)从运作机制上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以“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合作管理机制

在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这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下，存在三种社会治理的机制：以“权威——依附——遵从”为特征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权力机制；以“契约——控制——服从”及“竞争——管理——协作”为特征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契约机制；以“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合作机制。当代治理的实践形态不同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传统社会治理。它的运行机制是“从权力的物理形态和他律的法律形态转向主体的公共伦理形态”。因为当代治理理论是一种多中心的治理，它强调的是政府部门和其他治理主体共享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在这个治理结构中没有权力依附关系，所以治理面临着将脱离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治理主体组合进一个问题共同体的问题，而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多个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对于主体间确立游戏规则，治理权责的分配，公民自治价值的形成，主体间关系的重构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而政治认同的建立需要以相互承诺的信任基础。所以，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应该是一种以信任为基础，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合作关系，那么其治理机制也必然是一种合作政治模式。

(二)从治理结构上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独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门与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共享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既然治理是各行动主体通过互动、反思，共同制定社会政策，履行管理责任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那么治理的结构就应该是由有限政府和独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门构成。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良好治理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或者是治理民主化的过程。治理民主化内在的要求对政府进行改革，削减凯恩斯主义政府所拥有的无限的政治经济权力，建立起一个服务型政府，将削减的政治经济权力下放给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而政府只扮演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等角色。除了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在权力上进行再分配以外，非政府部门还必须在经济上、组织上、人事上等取得独立，这是非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一个前提。另外，为了提高治理能力，非政府部门还必须健全其组织体系和各种组织制度，从而更好地承担起治理的责任。

6(三)从制度环境上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保障

詹姆斯·N·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指出：“不同于统治只依赖于正式的规则体系，治理不仅依赖于正式的规则体系，也依赖于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而且更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混合的规则体系。”制度可以理解为人类交往的规则和规则体系，它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是通过人的理性设计出来的，它往往与强制力相联系；而非正式制度是从人的经验中演变而来的。统治是一种“中心一边缘”的治理模式，在这里政府是中心，其他的行动主体都是依赖于政府的，它们没有自主性，没有自治的权力。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只要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处理并不复杂的公共事务，并维持这种治理结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变得日益多元，公共事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时还涉及到伦理问题，例如公共物品的提供，阶层的共治等问题。这时仅靠正式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了，因为正式的制度无法消除机会主义，无法处理伦理问题。这时就要求助于非正式制度，运用其道德、伦理、舆论上的力量去避免和处理一些正式的制度安排无法处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当各种各样的制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和谐整体，它们才能有效地形成秩序，一方面抑制人际交往中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提升制度体系的公信力。

(四)从权责分配的角度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合理分配各行动主体问的权责

多中心的治理不同于“中心一边缘”结构下的社会治理，它要求的是各个行动主体之间密切配合，协同治理。在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下，这些行动主体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但是治理要顺利地开展下去，最终实现善治的目标，就必须将治理建立在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的合理分配的基础之上。如果它们的权责分配不清楚或者不合理，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就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困境：有的行动主体拥有很大的治理权力，但是却承担很小的责任；而其他的行动主体虽然治理权力很小，但是却承担了很大的责任。结果就是权大责小的治理主体可以不顾资源的浪费，不顾其他行动主体的利益得失，不顾社会伦理地开展活动；相反，权小责大却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患得患失。最终，治理结构中的平衡会被打破，多中心的治理又会重新倒回到“中心一边缘”治理。所以，治理需要各行动主体在理论上 7 和实践中合理地分配权责。

六、当代中国在运用治理理论时所面临的困难

（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革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为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内外困境而借鉴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建立起来一种高度集中的、指令化的、层级控制严格的一种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政治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社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深入，这种政治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这种模式下，政府参与市场生产，控制社会发展，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低，市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终结果是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活力不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二)非政府部门不够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政府部门，还不能够担负其治理责任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非政府部门尤其是一些非政府公共组织，例如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组织等，都由政府控制和管理。这些非政府组织在财政上依赖政府的拨款，在组织上依照政府的组织体系进行活动，在管理上依赖政府的指令，其领导人大部分也是由政府指派，其活动的内容大多也是政府的政治任务。这样的非政府部门是无法承担其治理的任务，社会治理结构仍然是一种“中心一边缘”结构。

(三)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契约精神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传统的臣民意识、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平均主义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参与。要培养理智审慎的政治文化、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四)各行动主体之间还缺乏政治认同，治理所需的社会合作机制还未形成 长期以来，政府都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并运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强制力进行社会管理。虽然政府一直宣称其公共性，但这只是政府为了挽救其合法性危机而在策略上的调整，政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自己的利益。政府处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它是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分配给其他的行动主体的，因为这样政府的利 益有可能受到损害，更谈不上对其他行动主体的政治认同了。

七、在中国运用治理理论的对策研究

虽然，我们国家在运用治理理论时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且还有一些适用条件不够成熟。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随着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完善、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制度的不断健全以及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治理理论的适用条件会逐渐在我们国家具备、成熟。所以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以为治理理论的在中国应用创造条件。

(一)政府要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科学界定其职能范围

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以及某些国家成功实现向治理模式转变的经验都表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行治理变革的基础。所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科学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提升政府职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成为我国进行治理变革的当务之急。所以，我国政府要按照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政府、责任性政府的要求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事项。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不断地向市场、企业、社会及公民放权、分责，放弃不必要的生产职能。将具有排他性的产品以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方式交给市场和企业去生产；加紧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逐步理顺它们与政府的关系；还要加大基层民主的建设力度。而政府只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二)要加强培养非政府部门的独立意识与能力

上面提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其实就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非政府部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还比较弱小，长期以来是依赖政府而存在，缺少独立发展的意识与能力。所以，面对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治理任务的要求，它们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们应该着力加强培养非政府部门的 独立意识与能力。如何培养，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用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保障非政府部门的地位，将其权利与义务制度化，使其在承接政府转移的治理功能的过程中有法可依。其次，要在组织、财政、人事方面放松对非政府部门的管制，使其能够独立按照自己的诉求与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指令。最后，就是要加强对非政府部门管理层的培养，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从而更有效地、独立地领导非政府部门进行治理工作。当然，这过程中一定要循序渐进，否则就会造成治理职能的缺位。

(三)要逐渐建构起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

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是治理的基础，因为治理的过程就是各行动主体之间围绕着公共利益或者是集团利益就公共政策而展开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其实就是一种协商民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这种社会合作机制还有待完善，政府对于其他行动主体而言依然是掌握统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主体。所以，这种情况必须不断地改变，建构起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的建构，首先必须以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双方之间的政治认同为基础。而这种认同又必须以制度化的职能界定为前提。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治理职能用制度界定清楚，避免双方出现治理权限上的冲突与不信任。然后在这样前提下，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以协商代替指令，以主动代替服从。其次，还要建构起一种交流、协商机制，使双方在这种机制中能够相互交流信息，就公共利益或者各自的利益展开协商，讨论治理的方案。从而使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在这种交流、协商机制中慢慢地建构起来。

(四)要不断完善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

对于治理而言，它需要的不仅是正式的制度，更需要非正式的制度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混合。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解决交易成本和市场不完全性的问题”，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确保合理的行为预期。如前所述，正式的制度来自于人的理性设计，主要指的是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来自于人的习惯和经验，主要是一些规范性的行为准则。在正式制度层面，我们首先要不断地推动法制化进程，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地进行制度变迁，使制度更加地贴近时代的要求。尤其是我们要在推动治理转型的制度上加大建设和变迁力度。从而在不同层面构建新的治理模式，界定各行为主体的权限、责任，10 建立主体间的互动机制等进行原则上或者是具体的规定。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则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向服务型、法治型政府演进，非政府部门独立认识与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后，公民社会日渐强大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机制建构的过程中以社会契约、道德准则等形式进行潜移默化地养成。当这些制度逐步具备时，我们在应用治理理论时就有了制度的保障了。

八、结语

治理理论是有别于统治模式的一门新兴的社会管理模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提出了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条社会管理道路，其理念已经开始应用于西方福利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其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对它的借鉴，要建立在对国情充分考虑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应用它的一些条件还不具备。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能够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培育出具有独立意识与能力的非政府部门，建立起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完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理论就可以在中国得以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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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公司治理相关文献综述

《公司治理机制理论研究文献综述》-郑志刚

公司治理机制是解决现代公司由于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代理问题的各种机制的总称,它既包括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径、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公司控制权市场、职业关注等外部控制系统,同时包括激励合约设计、董事会、大股东治理、债务融资等内部控制系统。研究意义

公司治理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资金的提供者按时收回投资并获得合理的回报。它构成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度运行的核心。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显然对于提高中国现代公司的治理效率,从而最终推进企业改革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外部控制系统

外部控制系统指的是尽管机制的实际实施超出了公司资源计划的范围,仍然可以用来实现公司治理目标的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总称,它包括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径、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公司控制权市场、声誉市场等。1.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径

①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径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②此外,政治因素的考虑对一国法律的制定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而言,对雇员的保护与对投资者的保护负相关,因而,法律规定是谋求高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企业家与谋求高雇员保护程度的雇员的政治妥协。

③公司治理体系的不同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不是单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

2.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

①产品(要素)市场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整体经济效率十分强大的力量,同时,它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

②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监督力量对于新的和存在因量经济租或准租的活动而言十分微弱。3.公司控制权市场

所谓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是指建立在现代放熟的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基础之上,通过包括公司舞管、杠杆收购以及公司重组等在内的公司战略而实现的公司资产控制权力转移的各种市场行为的总称。这里的接管包括兼并、敌意和友好要约收购以及代理权竞争等。

接管实际发生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接管者能够战胜目标公司经理人的“反接管”措施。

对接管的主要批评是,接管的收益来自享受的税收优惠、与原公司经理人、雇员终止合同,以及非效率的资本市场在价值评估中的错误

对以接管为代表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争论表明,公司控制权市场单独同样不是一个约束经理人的有效机制。4.声誉市场与职业关注

市场交换的经济范式的一个隐含假设是,存在一个政府来定义产权,并执行合约。即使不存在第三方,声誉或品牌作为私人机制,同样可以向当事人提供履行合约的激励。职业关注所提供的隐性激励不仅适用于经理人,同时适用于董事。风险的规避与折旧成为市场约束激励的能力的限制。因此,对未来职业的关注可能既是有利的,同时,也可能是有害的,这要取决于企业与个人利益的协调程度。

二、内部控制系统

内部控制系统指的是机制的设计或实施在一个企业的资源计划范围内,用来实现企业的公司治理目标的各种公司治理机制的总称。它包括激励合约设计、董事会(外部董事)、大股东治理、债务融资等。1.激励合约设计

激励合约设计的基础是,与经理人行为正相关的业绩衡量必须在法律上是可证实的,或者仅仅是可观察,但投资者存在可置信的威胁或承诺来采取必要的行动。一个可行的激励合约通常受到经理人的风险态度以及激励所采取的补偿形式等方面的影响。在设计激励合约时,要同时考虑正式和关系性合约的收益和成本。设计激励合约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当经理人的努力是多维,且对经理人绩效的衡量不完备时,如何协调不同激励方向的冲突问题。2公司董事会与外部董事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各国逐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董事会组织模式,从以德国为代表的监事会与董事会的双层组织模式,到以日本为代表的内部人主导的董事会模式,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内部和外部黄事混合的董事会模式。然而,董事会在控制经理人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低效率,长期以来受到理论界的批评。这里所谓的外部董事是美国等一些国家对除了担任公司的董事外,与公司没有任何家族、商业关联的董事会成员的总称。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则称为独立董事。担任外部董事的通常是其他企业的前任或现任经理人,会计、律师事务所的职业会计师、律师等,以及前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等。3.大股东治理

大股东的投资相对集中,缺少多样化的资产组合,因而,与分散的股东相比,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即使大股东控制在事后是有效率的,但在事前它构成的对经理人剩余进行掠夺的威胁,将降低经理人创造力和减少经理人的企业专用性投资。特别地,当处于控制性地位的股东较少时,通常会出现所谓的监督过度现象。分权控制实际上成为在内部化企业价值之前的大股东的监督过度,与不存在控制性股东所导致的经理人挥霍过度的折衷。

分权控制所出现的折衷并非总是有效。事后的讨价还价可能会导致公司的业务瘫痪,最终使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只有对于存在明显的投资过度,或需要大量融资的企业,分权控制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4.债务融资

债务的税盾价值使债务融资成为现代公司十分重要的金融工具。对作为借贷双方签订的借方以承诺在未来归还,而获得贷方贷款的债务合约能够使控制权从股东,从而经理人转移到债权人的事实的重新考察使理论界认识到债务合约同时成为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

对债务融资公司治理角色的上述认识促使人们不仅仅关注资本结构选择可能实现的融资成本降低的“传统”功能,同时开始重视通过资本结构的选择来实现降低代理成本的公司治理目的。

若赖债不还的信号导致企业未来价值损失,具有较高信用等级的借款人则有激励维护信用等级。声誉效应成为对信用等级良好的经理人的监督的替代机制。只有信用等级居中的借贷人才选择银行贷款。有必要对公司内部控制与资本结构做出合理设计。按照这些设计包括允许债权人进人董事会,债务合约中对信贷商可以否决经理人的更换做出规定等。当股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企业价值与债务水平呈现负相关;当债权人拥有否决权,企业价值与债务水平呈现正相关。

《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进展：国际趋势与中国模式》

李维安

邱艾超

牛建波

徐业坤 研究背景

国际公司治理研究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具体表现为 ：在内部治理方面，对治理特征的深入挖掘和对关系网络治理效应的细分研究 ；在外部治理方面，对法律环境和政治联系治理机理的持续关注；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得到动态优化与调整 ；研究对象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金融机构及其治理风险的研究方兴未艾等。研究主体内容

本文对上述国际研究趋势进行了探索性的综述。同时，对国内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从内部治理、外部治理、治理评价、拓展研究等视角进行了梳理，并提炼和总结出中国式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研究主线和分析框架，以期揭示复杂背景下中国公司治理的演进逻辑与研究方向。

本文力争对此间国内外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进展、新动态、主要趋势等进行探索式综述。总体来讲，公司治理及其相关的研究领域非常“庞大”，以上研究综述已经为我们勾勒出公司治理研究的基本脉络与发展趋势。在上述文献“枝繁叶茂”的基础上，本文仅致力于对十年来国内外公司治理研究的主要趋势或发展动向进行探索性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中国公司治理的研究主线。

一、国际研究

按照 Denis 和 Mc Connell 的分类，公司治理系统一般可以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方面来综述。内部治理主要体现为公司治理特征，如董事会规模、股权结构、经理层激励等；外部治理涉及政府监管、法律体系等。

1.内部治理

内部治理方面，不同治理层级的交互效应受到普遍重视，如大小股东问题、董事会和经理层的交互机制等 ；同时，针对经理层和董事会关系网络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

(1)股东治理

在公司治理机制形成的众多影响因素中，股权结构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对股权结构“双重治理效应”的再认识。

其次，是对金字塔式隧道效应的进一步深化。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了内部控制股东与外部分散的中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公司的价值、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

最后，股东投票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作为一系列公司治理措施的基础，股东投票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公司治理一直以高管薪酬和董事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很少关注股东投票问题，不断发展的股东投票实践推动了的学术研究，该领域极具发展潜力，将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

(2)董事会治理

作为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董事会的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指导和监督。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董事会的作用机理以及如何提高董事会的效率展开研究。十多年以来，关于董事会的研究一直“长盛不衰”，但研究的切入点已经从初期的对董事会基本特征的分析，转向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交互效应以及董事会关系网络的研究。

首先，是对董事会基本特征及其治理效应研究的进一步细化。

其次，对交错董事会及其价值的研究逐渐增多。交错董事会中的董事由不同的层级（通常是三层）构成，只有一层董事是由某一次股东大会再次任命的，这种结构避免了因投票权争夺或者收购要约的保护而获得控制权，因而是一种通过增加接管的难度来保护管理层的机制。

再次，女性董事特征及其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近十余年来，董事会构成的性别多元化已经成为公司治理准则的重要议题。董事会的多元化 尤其是女性董事的存在对公司价值、公司治理的作用的研究保持增长趋势。

最后，对董事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受到重视。董事通常会在不同的公司任职，由于多个董事头衔，董事任职的不同董事会之间相互关联，进而形成了董事关系网络。(3)高管层治理

关于高管层治理的研究，涉及 对高管层的激 励和约束机制、高管层的关系网络问题以及与其它治理层级的互动影响，但总体来讲，高管层的薪酬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回顾了高管薪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用以解释高管薪酬问题的最优合约理论、经理层权力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是相互补充的。首先是经理 层权力理论的研究视角。其次是董事会团队独立性的研究视角。最后是基于经济学范式的契约参照点视角对高管薪酬的研究。.外部治理机制

外部治理方面，一些传统的外部治理变量逐渐被引入到公司治理系统的研究中，侧重于发现不同的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型塑”。自对法律制度的研究之后，对政治因素的研究持续升温。从历史的视角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情况，进而限制了不同时期公司治理制度设计

(1)投资者保护及其测度研究在持续关注中受到一定质疑(2)政治联系的治理机理研究逐步成为“新亮点”(3)利益相关者治理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4)控制权 / 产品市场 / 媒体治理机制等的研究丰富化

3.公司治理评价的动态优化与调整

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比较公司治理的差异以及考察 公司治理的总体效果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4.针对转型经济或新兴市场的研究引发广泛

关注转型和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在市场体制、法律环境、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等问题上处于转型或完善当中，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存在诸多特殊性。对转型和新兴市场国家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的研究占据了重要部分，并引发了广泛关注。

首先，隧道效应的证据丰富化。

其次，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发展了资产特殊性研究的新视角。

再次，政治网络、婚姻网络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引起重要关注。

最后，针对中国的国际研究关注转型特征。针对转型经济中的中国，多数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5.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机构及其治理风险研究方兴未艾

企业的风险管理和融资策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而董事会和股东无疑在这些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中国公司治理 ：理论研究与提炼

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为公司治理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特殊的土壤。以建立现代公司制度为目标的企业改革的深入推动了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公司治理研究近年来呈蓬勃发展的态势。尽管这些文献对于理解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评述一些新兴的治理问题如公司治理评价、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以及政治联系等问题，也未能构建中国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1.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综述(1)内部治理

股权结构的研究方面，研究重点从终极产权逐步向治理效应过渡。(2)外部治理

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研究在某一时间内成为热点领域。以股权分置改革作为时间点，中国的公司治理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研究焦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股及其治理问题。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治理环境成为国内公司治理研究的热门话题，法律保护、政 府治理、市场竞争等公司治理环境是比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更为基础的研究层面。

投资者保护的研究日趋增多。

政府干预、政治联系与公司治理“异军突起”。中国公司政治联系制度诱因方面的研究逐步增多。对于政治联系治理效果多视角的刻画与度量也较多。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治理研究丰富化。(3)公司治理评价研究实现长期化

公司治理评价研究是对公司治理状况和质量进行定量测度的过程，从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治理等六个维度对公司治理成本、治理风险、治理质量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一些学者利用公司治理指数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李维安和张国萍在盈利能力、股本扩张能力、成长性以及安全性四个维度、十三个方面构建综合绩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南开公司治理指数中的经理层治理评价指数对公司业绩的影响。(4)相关拓展研究

第一，公司治理实验研究。第二，社会治理和媒体治理研究。第三，公司治理的案例研究。2.中国式公司治理理论提炼 ：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

在上述文献基础上，提炼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及实践演进主线成为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相对于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及其相应的治理问题，转型经济中的中国呈现了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 ：以行政型治为起点，逐步实现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转型。

改革背景下，中国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是“中国式公司治理理论”的提炼与升华，中国情境下形成的行政型治理，是公司经营目标行政化、高管任免行政化和资源配置行政化的总结与归纳

构建了中国公司治理转型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既包括了宏观层面的转型的驱动因素与经济后果，又包括了微观层面两种治理模式的度量视角和转型特征。

我国当前正处于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演化与共生的关键时期，从公司治理评价来看，评价侧重的是对经济型治理进程的测量。因此，行政型治理及其量化研究便成为需要重点关注与补充的领域。3.“专刊”文献综述及其理论支撑

“专刊”多篇文章的研究从“点、线、面”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公司治理转型的路径、特征与治理效率，较好地契合了本文提出的中国公司治理转型的分析框架，一定程度上又为该框架的完善提供了有效的证据。

首先，是一个“企业点”公司治理转型路径的研究。其次，是一个“行业线”公司治理转型特征的提炼。最后，是一个“企业面”公司治理型中治理效率等的分析。

另外，宁向东和张颖的研究比较了“集权制”、“票决制”以及“冠以‘票决制’名义的‘集权制’”这样三种不同的董事会决策机制，其实质是探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的科学决策问题。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近年来公司治理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以期从大量的公司治理文献中寻找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并提炼出中国式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发展的主线。

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公司治理问题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研究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公司治理问题成为焦点；

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极大拓展，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已经由面上的简单研究转向点上的深度研究 ；新兴的公司治理问题如公司治理评价、政治联系等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 ；

从研究方法上看，注重研究的严密性如注重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和数理模型的构建，讲究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如采用实验、案例等方法对现实问题进行抽象化和理论化的解释。这些趋势无疑为未来的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当前，针对中国样本的研究正成为研究的重点。

在此基础上，中国近二十年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为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它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有着显著的重要差异？中国特有的公司治理转型路径具有哪些典型特征及其成因？这些尚无统一的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理论概念界定和运作机制。如何结合转型经济学和中国特有的制度特征阐释中国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必然性及转型过程，如何将中国公司治理模式转型理论广泛运用于其它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中是后续的研究方向。同时，如何更好地刻画中国公司治理转型背景下，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的静态分布与动态演进也成为未来中国公司治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第四篇：多中心治理内涵逻辑和结构

多中心治理：内涵、逻辑和结构

2014年04月23日 14:37 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成都)2013年6期第86～90页 作者：李明强/王一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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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这是一个反官僚的时代，这是一个公民权觉醒的时代。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和“凯恩斯主义”都已在历史的实践和人们的反思中翻过了自己的历史篇章，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并已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各种对于公共行政的讨论都是一场“治理革命”中不同的声音，虽然不同声音有着各不相同的名称，诸如“治道变革”、“重塑政府”等，但这些声音无不表达着同样一个隐藏在这场“治理革命”背后的本质，那就是公共权威的多元化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的趋势已很明显。民主化进程再次与制度的自反性联系到了一起，且明显表现出自治原则”，公民参与和自主治理已经成为不可违逆的历史潮流，这使得符合民主政治“多元正义”价值预设的多中心社会治理结构应运而生。政府已经不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唯一主体，更不再是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唯一权威，正如彼得斯在其题为《变动环境中的治理》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公共服务提供活动中在公共服务领域内，那种层级化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管理假设，以及在公共服务领域之外，通过公务员的权威来执行和实施法规的假设已经过时了。曾经有效的纯粹的韦伯式的管理模式并不适用于公共组织。在公共组织里，我们看到，组织的权力和权威有各种各样的来源。”在对传统官僚制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解构中，多中心治理渐渐显示出自身的内涵、逻辑和结构。

二、从政府到社会：多中心治理释义

(一)治理：统治与管理的超越

“治理”一词在政治学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已被广泛提及，按下治理一词传统的含义不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赋予了“治理”全新的内涵和特征。“治理”被“作为一种阐释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阐述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体系，与传统的统治和政府控制思想和观念和相区别，甚至对立起来。”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情形时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以来，“治理”便带着这种新的意涵在众多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中成为时髦词汇。然而众多研究者们对“治理”这一概念界定的方式和范围各有不同，对概念的阐释角度也不甚一致。

英国政治学者格里·斯托克在《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中提出，治理是由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组织体系地存在着权力相互依赖关系的多个行为主体，以自主、自治管理的方式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答案的过程，公共权威的多元化和政策执行的分散化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英国地方治理指导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罗伯特·罗兹认为，“治理”抛开了科层制政府雇佣关系、依赖、权威、规则和命令的特征，强调资源交换、相互依赖、信任、协商。他从六个相对独立的角度来理解“治理”，那就是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模式、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模式、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控制论体系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在罗兹的理解中，公共服务、竞争机制、民主授权、互动参与、自我管理成为“治理”含义中的关键词。皮埃尔从环境变化与治理发展的角度，认为治理的发生是国家对外在环境的适应，治理是用以说明当今协调、合作的社会体系的理论框架。韦勒则从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不断多元化这一公共政策变化实质的角度理解治理的概念。

上述概念梳理表明西方学者都是基于不同的角度对现有理论和概念进行解构，再通过重构的语境来阐发治理的概念，而对治理话语进行知识边界勘定则以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的表述最为浓缩，“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个“过程”与传统的统治型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相比，明显地具有“多中心”的特点，“治理”型模式超越了统治型模式和管理型模式。

(二)多中心：从社会秩序思想到治理理论

“多中心性”一词最初是从经济领域引入公共领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迈克尔·博兰尼在《利润与多中心性》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可能性》两篇论文中阐述了“多中心性”的概念，其目的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术努力一样，都是为否定计划经济倡导自由经济而寻找武器。在《利润与多中心性》中，博兰尼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来自于以货币作为媒介的消费、生产和市场等多个“中心”的共同作用，每个中心应当遵循自由的、自发的市场秩序，由不同的管理者进行管理，除此之外，“对于货币获取及利润获取体系，就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替代手段。”国有化的，即单中心的管理模式的干预只能是消极的，单中心的管理无法根本解决个人经济行为类似的“扩散”作用(即外部性)的问题，现代工业体系的理性运营，主要依赖于自发自由的多中心的市场秩序。博兰尼认为高标准的经济发展就是在多中心的市场秩序体系上建立起来的，“若是取消了这一体系，势必将我们的经济，退回到生存农业的水平上去。”在《管理社会事务的可能性》中，博兰尼提出了组织社会的两种方法或两种秩序，一种是设计的或者指挥的秩序，它为社会体系中一个终极的权威所协调，这种秩序是单中心的秩序，另一种是自发的或者多中心的秩序。多中心秩序中存在许多相互独立的因素，这些因素虽然在行为上独立，但能够相互调适，从而能在一般规则体系中归置相互的关系。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概括，博兰尼的多中心秩序“在一组规则之内，个人决策者可自由地追求其自己的利益，但其利益受实施这些决策规则所固有的约束。”博兰尼特别强调自发性在多中心秩序中的重要性，自发性决定了多中心秩序中个人依据动机进行创造或建立关系时能够进行自我生产或将自我组织起来，这种自发性如果在个人建立关系方面是存在的，那么在不同层次上的行为中，自我组织的倾向就必然发生。

“多中心”有着经济学的血统，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理论来源，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多中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阐释和认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研究者，将“多中心”从经济领域引入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讨论“多中心性”的问题，并在社会治理模式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斯特罗姆学派对“多中心”的研究阐述了他们对人们以相互建构起来的秩序处理公共事务的看法，他们深知“凡是属于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完美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人们借助于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常常对某些公共事物进行了适度治理。如前所述，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反对利维坦，但也绝不主张无政府主义，把政府包含在内，视之为与公民平等的社会治理行为主体，这是对政府作为权力中心，操纵一切边缘行动者的“中心——边缘”模式的解构，是从政府到社会的社会治理理念重心的转移。可以说，博兰尼的“多中心”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思想，而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则已经发展为一种社会治理理论。

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多中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梳理

(一)从统治到服务：社会治理类型的历史演变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是一种不会对自己的同类不闻不问的社会动物，托克维尔曾言，当人们看到其伙伴身处险境，有责任伸出援助之手，无论个人能力强弱，弱小不能成为拒绝合作的理由。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精神思考之理论抽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也理所当然地对人类社会生活给予了充分关注，在其对社会治理从未间断的关怀中便可深切体会到每一个文明对于社会治理的永恒追求，那就是“让同一领土上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在内外和平持久繁荣中。”

按照历史的逻辑，人类社会治理有三种典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文明社会的权力型治理模式，工业文明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和后工业文明社会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每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有各自产生的经济、社会土壤，更有其背后折射出的价值认同。所以，每一次社会治理模式的更替，不仅是社会管理技术上的进步，也是人类政治的不断成熟，更是社会价值认同的转向。文明的进步使得政治的统治权威不断丧失，近代民主革命也以不可阻挡的历史力量将权力型的社会统治者在世界范围内赶下神坛，人类历史以政治革命的方式终结了权力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代之以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管理主义有着实证性的思维，技术性的实践和实用性的功能，“这是一种从属于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官僚制以一种最适应工业文明发展的经典管理型行政模式的姿态孕育而生，整个20世纪都是官僚制盛行的管理型社会治理的时代，然而正如开篇所述，公民权的觉醒使得当下成为一个反官僚的时代，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发展，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总体性危机不断显现，虽然官僚制不断进行着民主化、社会化的重构尝试，但这并没有根本解决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缺陷，正如皮埃尔·卡蓝默对于韦伯和熊彼特确立的以精英民主的方式改革官僚制缺陷的思路并不深以为然，他认为：“对明晰的追求，出发点是好的，即需要区分权力，明确责任，但是当问题相互关联时，当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其他问题而被单独处理时，仅在一个层次上处理，由一个行动者处理，这种明晰就成了效率的障碍。”皮埃尔·卡蓝默所反对的并不是民主化和社会化的改革方式，他反对的是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行动主体之间关系的忽视，必须将这种关系置于制度设计的中心位置。卡蓝默所重视的这种关系，其实正是适应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取向的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关系。以官僚制为典型行政模式的管理型治理模式最终要完成向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向，与从“统治”到“管理”的政治革命方式不同，从“管理”到“服务”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将是一场社会治理的革命。

(二)服务理念与民主化：多中心治理的产生逻辑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采用管理主义的以政府为唯一权威的单中心治理结构，这阻碍了的政府对于公共精神和服务理念的落实，造成政府对公民本身作为社会治理行为主体合法地位的忽视，因此极大地浪费了社会治理的资源，耗散了公共服务的能量，打击了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进而造成了政府一般化、标准化的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供给与公众多元化、复杂化的公共服务公共物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传统的统治型政府基本不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管理型政府的官僚制履行的只是公共服务的短缺性供给”，而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公众需要的是能够因应公共服务再生产要求，具有公共精神和服务理念，拥有自己治理机制安排的治理结构。“治理本来既是一种政治事业，也是一种道德的事业”，“它是某种超越‘专才和理性的、尊重和有限责任的秩序井然的世界’的能力之外的东西”，因此，社会治理应当纳入考虑范围的绝不能仅仅是工具性的管理思维，还必须将整个治理的行为主体纳入更具有价值的公共治理结构中来。多中心治理以合作治理为实践形态，整合政府组织、市民社会、公民个人多种行为主体，实现其各自独立又协调互动的信任与合作，从而能够灵活地应对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成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想治理结构。

如果说服务型社会治理理念对多中心治理结构发出了强烈的呼唤，那么民主化的浪潮则是多中心治理结构出现的背后推手。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古典民主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锐利武器出现并发展，以卢梭为代表的人民主权理论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是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所有人的国家，国家应当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缔结契约而形成的民主政治共同体。孟德斯鸠极具洞察力地告诫世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民主应当制约单中心的绝对权威，发展多元制衡的政治模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主视野的聚焦点从如何有效制约权力转移到如何有效治理国家上来，生活政治渐渐成为民主制度的重心，现代民主意涵中，自由、平等的成分不断增加，公民权利的范畴也从单纯的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领域，民主参与、多元共治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流。民主的流变必然伴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多中心治理结构在民主进程中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成为民主发展的必然逻辑。

四、多中心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性再造

(一)公共性：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核心

公共意味着公民的自我超越，理解并关心他人的利益，公共行政的早期理论甚至认为，公民就是公共。这一观点被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主流理论长期掩盖，直到20世纪80年代，精英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得以扭转，政治文化开始接受来自公民社会的民主支持，公民参与才变成了公共政策领域的决策方式，成为民主行政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司权力日渐扩张，经济追求逐渐压制政府对公民事务的关心，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再次稀缺。政府把对自身合法性的追求作为政治运行的中心，这一理念遮蔽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实践，公共行政的精神中最熠熠生辉的对公共服务的召唤和对公共组织有效管理的持久承诺变成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管理主义的公共行政又往往成为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羁绊，作为满足公共利益期待的受托人角色而存在的政府成为不被公众信赖的对象，社会管理的公共性被严重透支。传统官僚制的单中心结构严谨且密不透风，将一切除政府之外的行为主体拒之门外，这与公共行政本身应具有的公共性背道而驰，罗伯特·普特南曾指出：“政治基本上是参与性的，所以它必须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集体行动的形式，以及民众的社会治理愿望有机的联系起来。”政治的特征，政府的价值，都必须放在它们与社会的关系中去理解，换句话说，政府对于合法性的追求，不能仅停留在合法性获得的层面，更应该在社会关系互动中寻求合法性的持续。

如前文所述，现代社会公众需要的是能够因应公共服务再生产要求，具有公共精神和服务理念，拥有自己治理机制安排的社会治理结构。归根结底，公共服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公众在社会生活中的消费品，而已经成为民主政府兑现其对于公众的承诺的关键。公共性应当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基准规范和价值取向，“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管理主义治理模式对公共性的忽视成为当代政府不可承受之重，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寻求公共性成为公共行政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政府在何种程度上拥有了公共性，也就需要在同等程度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对公共性、相互信任和承诺的追求是人们认清了改善合法性是政府改革唯一出路的理论与逻辑双重误区之后的价值回归，人们对公共的善和权利准先谁后关系进行了认真思索，最终，在服务型社会治理和后工业文明的历史节点上，公共性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价值核心。

(二)信任与合作：公共性再造的基础和手段

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结构是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中的，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其行为主体多元化的多中心特征决定了多中心治理必须以行为主体间的信任为基础，采取合作的手段进行治理。“当代治理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网络组织的构建、信任关系的形成与合作方式的建立”。

社会网络组织是一个治理的共同体，各类行为主体在服务导向下共同治理社会事务的过程本身就是公共性的生产过程，各行为主体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承担公共责任，在多中心结构下达成最优化的公共责任分担，政府或是非政府主体均不例外。政府在履行对其他主体公共责任承担的监管时，必须保持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与此同时政府要运用自身力量不断培育更多的非政府治理主体，并与之保持互惠的互动。在培育和互动中，作为治理共同体的社会网络组织将体现出更多的公共性。社会网络组织内信任关系的形成主要针对于统治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单中心治理而言。在统治模式和管理模式中，政府这一绝对权威通过控制的方式进行治理，命令、法律、契约是主要的治理手段。多中心治理与之不同，由于公共权威的多元化，政府这一传统权威必须与新生社会治理行为主体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准确勘界各类非政府治理主体的政治属性，使其获得明确的自我身份定位和认同是形成相互信任关系的关键，而建立在身份定位和认同之上的相互承诺的信任关系则是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多元共治的基础。非政府主体总是对政府组织各要素、要素间关系和运行状况抱有一种合理的期待，政府对这种合理期待会有相应的回应，政府与非政府主体间的信任关系的本质就是建立在这种期待和回应基础上的互动。在多中心治理中，信任是合作的前提，而良好的合作又可以进一步增进相互的信任。合作不仅贯穿在治理活动的过程中，更成为社会治理的目标本身，多中心治理期待着全社会的普遍合作。法国治理专家皮埃尔·卡蓝默对公共权力进入合作伙伴关系的流程做了精辟分析。政府部门要将自身掌握的信息与其他部门分享，并了解其他部门信息，听取其他部门的意见，最终形成对相关问题的清晰认识，在不放弃权力和责任的前提下与其他部门真诚和公平的对话，通过相互协商构建集体行动的方案。其他非政府的治理主体在政府营造出来的公平环境中，在大家都可接受的公共规则下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用合作的模式代替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结构。

以服务为导向，以信任为基础，以合作为手段的多中心治理在后工业社会人们对于社会治理模式不断的反思和探索中已经展现出其独特的历史契合性。^

第五篇：教育文献在教育研究

教育文献在教育研究

教育文献是进行教育研究的基础，它贯穿于教育研究的全过程。

1．全面正确地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情况，帮助研究人员选定课题和确定研究方向。

2．为教育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依据和研究方法。

查阅文献资料是跟踪和利用国内外研究学术思想和最新成就，了解科研前沿动态并获得新情报信息的有效途径。我们进行教育研究，必须了解国内外最新的理论、手段和研究方法。为更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更丰富的事实和数据资料，使研究结论建立在更可靠的材料基础之上。

3．避免重复劳动，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益。

各种教育文献资料作为对人类教育活动的客观记录，记载有大量对教育科研活动有价值的信息。研究者如果能根据相关课题的需要搜集并阅读有关的资料，能有助于选择课题研究的重点，提高研究工作的创造性水平，扩大研究工作对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吸取他人在研究过程中的教训，并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自身研究可能产生的问题或错误，为研究者提高研究的效益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