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中庸思想

第一篇：论语的中庸思想

“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哲学基础——《论语》欣赏之一

“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孔子思想里有没有哲学

所谓哲学，就是对事物总的、根本的认识。而对事物不同的认识决定不同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就是任何思想都有它的哲学基础，比如辩证法是老子思想的哲学基础，相对论是庄子思想的哲学基础，性本恶是荀子、韩非子思想的哲学基础，性本善是孟子思想的哲学基础，“空”是佛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是美国人的哲学基础，等等。

那么，孔子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有观点认为，孔子思想里面没有哲学，王国维说：“孔子于《论语》二十篇中，无一语及于形而上学者，其所谓„天‟不过是通俗之语。”（王国维《老子之学说》）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哲学史讲演录〉）格鲁伯也认为孔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对形而上学问题完全没有理解，他甚至也不是道德哲学家，而只是一个道德说教者。

不错，孔子确实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他与老子不同，老子《道德经》不谈具体的人和事，是高度的抽象，而孔子说得很具体，具体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往往就事论事，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孔子思想里没有哲学。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聪明？”孔子回答说：“子张的聪明过了头，子夏不够聪明。”子贡说：“那就是说子张比子夏聪明。”孔子说：“不，聪明过了头和不够聪明一样。”（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孔子的全部哲学就在这简短的对话中。

我们知道喝咖啡可以提神醒脑，但一杯没有效果，三杯又影响睡眠，两杯则恰到好处。

炒股票也一样，你从市场购入一支十元的股票，整天盯着股票行情看，等待升值，当升到十五元时还不出手，因为你的希望值是二十元，可是到十八元时开始回落，最后降到八元，只好割肉止损。

因此说，三杯不是最佳选择，二十元也不是最佳选择，最佳选择不是越多越好，不是在事物的顶端（特殊情况除外），而是在中间的某个点上，这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的哲学，“对立统一”在其中，“相反相成”在其中，“一分为二”在其中，“物极必反”也在其中。

孔子不是哲学家，他不研究哲学，但他用哲学。

二、中庸是孔子终身奉行的人生哲学

在《论语》中，孔子有一句终身奉行的格言，那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不要让别人去做（《论语-公冶长》），这是众所周知的，孔子还有一个终身奉行的原则，人们未必了解。

一次，孔子对子贡说：“赐啊，你以为我知识渊博吗。”子贡问：“难道不是吗？”孔子回答说：“不是的，我只是用一样东西贯穿始终。”（子曰：“赐也，女以予多为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孔子没有说明。

后来孔子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我什么都知道吗？不是的，如果农民问我问题，我肚子里也是空空的，答不出来，但是我会从事物的两头去考虑问题，（就知道其中的奥秘了。）”（子曰：“我有知乎？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叩其两端”就是从事物的两头去考虑问题，找出它们中间的那个点，这是“中庸”的方法，由此可见，笔者认为，孔子这里所说的“一以贯之”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中庸之道”。

《论语》多处记载孔子用“中庸”思想指导日常生活：

1、孔子对人温和而严厉，威严但不凶猛。（子温而厉，威而不猛。《论语-述而》）这就是子夏所说的：“君子的形象有三种变化：远看他严肃，接近他又觉得温和，听他说起话又觉得严厉。”（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

2、孔子不主张用密钓钓鱼，不射杀夜宿的鸟。（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

3，孔子赞赏《诗经》快乐但不淫荡，哀愁但不悲伤。（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4、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

5、一个叫季文子的人做事十分谨慎，总是想了又想，考虑再三，再去做，即所谓的“三思而后行”，孔子听说后评论说： “两次就够了。”（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

6、许多人以为：保持与一个人的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天天和他呆在一起，形影不离。然而，孔子却认为：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难免生腻，也容易发生不愉快和摩擦，讨厌和反感，这就是他所说：“事君数，斯辱矣；事友数，斯疏矣。”——跟君王来往太密切，就会遭受屈辱；跟朋友来往太密切，就会被疏远。（《论语-为政》）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君臣还是朋友，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近不远，若即若离，民间有谚语：“田园要经常去，朋友要淡淡走”，即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也，这样的关系才可以长久。

7、孔子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的“质”指内在的品质，“文”指外在的礼仪，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内在的品质多于外在的礼仪（只注重内在修养，不注意外在礼仪），就显得粗野；外在的礼仪多于内在的品质（只注重外表的礼仪，不注重内在的修养）就会显得做作，最好两者都有，内外兼修，恰到好处，这才是君子的形象。

蔡尚思先生说：“„温而厉，威而不猛‟是他待人的中庸；„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是他对事物的中庸；„再，斯可矣‟是他做事的中庸；„师也过，商也不及‟是他评价人的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他审美的中庸；“敬鬼神而远之”是他对鬼神的中庸。”（〈孔子思想体系〉）

孔子既反对道家回归原始，也反对法家与时俱进，而主张恢复周代制度，则是他选择社会发展路线的中庸。

三、中庸是一道难题

总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讲，就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道理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像喝咖啡、炒股票这样的事还好掌握，因为有一个可以测量的数在那里，而像人际交往、君子形象等就难以掌握，因为它们不是可以用称称、用斗量的，很容易做过了头，或做不足。

最难的是异性之间交朋友——我是说单纯的朋友，彼此客套一点吗，显得做作，随便一点吗，又觉得尴尬，退后一点吗，觉得远了，向前一点吗，又觉得近了，分寸难以把握，有人认为异性朋友最佳的境界是“比友谊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庸，听起来似乎很美妙，问题是比友谊多一点，多多少？比爱情少一点，少多少？拿什么量，用什么称，所以异性之间保持单纯的友谊太难，要么发展为恋人，要么走不下去，走下去的，几乎是凤毛麟角。

即便是一些可以用数量的事，也不一定好把握，比如喝酒，俗话说：“无酒不成宴”，同学聚会，朋友谈心，喝少了郁闷，喝多了疯狂，有人认为，喝酒的最佳状态是喝到五六分，既助谈兴，又不醉人，问题是，喝到五六分，正是酒兴最浓的时候，也是最意气奋发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控制得住自己，许多人宴席开始的时候，象个谦谦君子，一直说不喝不喝，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酒过三巡，便开怀喝，过了六巡就大喝，一个劲的喊“拿酒来！”，越喝越起劲，大家控制他，不给他酒，他就生气——满地找酒喝，结果就喝过了头。

因此，不要小看“中庸之道”，它是一道人生的大课题，也是一道大难题，孔子曾经把“中庸之道”看作比上刀山还要难，他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可以拿来跟人平分，爵位可以放弃不要，可以在刀刃上跳舞，中庸却不可能做到（《礼记-中庸》），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叹息：

1、“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如今很难找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了，不是狂就是狷，狂人太激进，狷人有所不足（《论语-子路》）。

2、“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我现在知道了，许多道理难以实行，是因为聪明人做过了头，愚笨的人做得不够（《礼记-中庸》）。

3、“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道是最高尚的品德，人们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品德了（《论语-雍也》）。

四、中庸不是平庸

由于文字的局限性，人们把往往“中庸”理解为“平庸”、“保守”、“懦弱”。庸者，用也，所谓中庸，就是“以中为用”——“允执其中”（《论语-尧曰》），跟“平庸”、“保守”、“懦弱”没有任何关系。

恰恰相反，由于“中庸”不仅需要人的智慧、毅力和道德修养，更需要忍耐精神、牺牲精神、妥协精神，因此，能按中庸之道做事的人，往往不是平庸之辈，而是真正的强者。

一次，子路问孔子什么叫做“强”，孔子回答说：“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是南方式的强，还是北方式的强，还是你认为的那种强呢？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别人对我蛮横无理也不报复，这是南方式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用兵器盾甲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式的强，勇敢好斗的人具有这种强；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正的强啊；保持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啊。（《礼记-中庸》）

平时，我们看见有些人穿着朴素，言语谨慎，唯唯诺诺，从不表现自己，看起来很“平庸”、“没个性”，结果却进步得很快，上升得很快。实际上，他们不是平庸，不是没有个性，而是克制个性，磨合自己，把自己调整到最合适的状态，去适应社会，以求社会的接受和包容，这也是一种中庸的表现。

因此，在股市里，真正的赢家不是那些贪心的人，而是见好就收的人；在情场上，真正的情圣不是能轻易得到异性芳心的人，而是能和异性保持纯洁友谊的人；在酒桌上，真正的海量，不是喝得最多的人，而是能喝得适可而止的人；在官场上，真正的胜者不是那些飞扬跋扈的人，而是谦卑低调的人。

五、中庸之道是对哲学的一大贡献

孔子的中庸思想主要记载在《论语》和《礼记-中庸》中，朱熹评价《礼记-中庸》时说：“忧深言切，虑远说详”、“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思想深远，言恳意切，历代圣贤之书中，能够提纲挈领、启发奥妙道理的，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中庸之道”说得这样明白详尽（《中庸章句-序》）。程颐认为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藏于密，其味无穷。” 这都是在哲学的高度给予的评价。

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即是“左”的东西，“不及”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这个思想的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第二篇：《论语》中庸思想之解读

《论语》中庸思想之解读

摘要：中庸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作为衡量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对中国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孔子思想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思想时时刻刻体现在其伦理观、宇宙观、教育观等各个方面。《论语》一书集中体现了孔子对中庸观念的总结和具体运用，反映出了中庸观念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这是早期儒家对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发展。

关键词：《论语》；中庸；时中

中庸是中国古代儒家衡量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无数文人士大夫将其作为一生的追求，所以中庸观念普遍受到重视。后代儒家不断地对“中庸”观念做出自己的阐释和发挥。郑玄注《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句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程颐释“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苦，天下之正道，庸者，灭下之定理”。朱熹理解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虽然后儒对“中庸”的理解大相径庭，基本一致。但是这和原始儒家的初衷是否一致，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论语》一书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举止的一书，对我们理解原始儒家的“中庸”观念有很大参考价值。

追本溯源，中庸的观念在我国上古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萌芽。在《尚书》中就有相关“中道、执中、行中”的记载，这时的中庸观念主要体现在了政治方面。直到孔子正式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其更多的功用体现在了伦理方面，成为衡量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一点在《论语》中有较为直观的体现，将中庸观念融合在了各个方面。随后，孔子的孙子子思做出专著《中庸》一书，将中庸思想上升到了宇宙观的高度。又经过汉宋的儒生千百年来的不断发挥和引申，中庸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最终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纵观中庸的发展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起源于《尚书》，提出于《论语》，成熟于《中庸》，发扬于后儒。对于“中庸”概念的首先出现者，我们可以发现《论语》一书对中庸思想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研究原始儒家的中庸思想十分重要。根据学者统计，《论语》中出现“仁”109次，出现“礼”75次，我们不能否认“仁”和“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但“礼”是周代就固有的，“仁”是孔子思想的最终目的。即孔子想以“克己复礼”为“天下归仁”。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将“礼”和“仁”联系起来呢？善于温故知新的孔子，在对历史文献的钻研中，归纳出了新的观点，即从“礼”到“仁”的方法论武器――“中庸”。孔子赋予了“中庸”在伦理观中极高的地位。所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中庸”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了衡量君子道德的最高标准。

文质彬彬，取之中道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2]是孔子对其弟子的告诫。“君子儒”便成为了后代儒生追求的目标。那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君子呢？孔子给出的答案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质朴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就未免虚浮，文采和质朴配合恰当，才能称为君子”。作为君子，既不能“野”，又不能“史”，所以“质”“文”要配合恰当，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要恰到好处，才能称之为君子。要想做到“文质彬彬”，只有坚持中庸原则，重点是对度的把握。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是君子也不会例外。作为一个人，就会有七情六欲，难免会有喜怒哀乐。要坚持理性，不被情绪控制，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十分困难的。面对怎样控制我们情绪的难题，孔子给出的答案同样是坚持中庸原则。“《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乐”是适度的纵情与陶醉，“淫”则是不加控制的欢愉宣泄；“哀”是心中思念至极但又能自我克制的一种情感状态，“伤”则是一任思念不断加深以致造成自我伤害的一种失控状态。坚持中道的“乐”“哀”，摒弃过度的“淫”“伤”。面对自己喜爱的事物，要做到陶醉但不过度；面对使自己伤感的事物，要做到哀婉但不伤痛。

在孔子的伦理观中，仿佛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可以用“中庸”二字来一言以蔽之。中庸之道成为至高原则，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上方宝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成为了坚守中庸之道。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出发点要恪守中庸之道。经过一生的探索，孔子将自己的观点用“中庸”二字来概括，做得不够不行，做得过了也不行，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包含了无穷无尽的智慧。

过犹不及，取舍有度

在一万一千多字的《论语》中，“中庸”一词仅仅出现了一次。而孔子也没有对“中庸”做出具体的规范的解释。我们只能从《论语》的字里行间对中庸进行揣测，给了我们极大的发挥和想象的空间。用“过犹不及”来形容孔子的中庸之道，虽然不会概括的很全面，但也不至于有很大的偏差。“过犹不及”的意思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这四个字体现了孔子中庸之道的全部精髓。《论语》中体现这一原则的记载有：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4]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5]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6]

孔子对中庸之道的解释还可以理解为“过犹不及”。即我们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在质变量变中，关键的是度，任何事情只有掌握好度，才能把事情做好。以上的相关记载，我可以看出孔子将“过犹不及”坚持“中行”作为中庸之道的一部分，这些对人的要求，但是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不仅对人，对自然万物也有博爱精神。做为一个“仁”者，他的“仁”不仅只是针对人这个群体，而是扩展到了万事万物。

对与“中庸”二字的理解，孔子将中庸之道发挥的淋漓尽致。正如如他所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做任何事都坚持“叩其两端”，这样就不会将事情做得过了头，也不会出现做得不够的现象。可以说“中庸”观念孔子一生思想奋斗的主要收获之一。“见危授命”与“危邦不入”，是他处理生死的中庸；“敬鬼神而远之”是他对待鬼神的中庸；“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是他对交友之道的中庸；既要“亲亲”，又要“尚贤”，是他选用人才的中庸；“礼之用，和为贵”是他治国之道的中庸。《论语》一书中时时刻刻阐释了“礼”与“仁”，并且这二字之间是有联系的“礼”与“仁”是互为表里的，“仁是礼的内涵，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上层建筑”。对于“中庸”却没有更多的具体的解释。我们也无法找到“中庸”与“礼”与“仁”的关系。但是如果将孔子的思想体系分成两条主线。一条为“礼”和“仁”，这是明线，这是我们从《论语》一书中可以明确看到的。另一条则是看不见的暗线，是我们从《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言行中挖掘出来的。（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2]《论语?雍也》

[3]《论语?八佾》

[4]《论语?先进》

[5]《论语?公冶长

[6]《论语?子路》

第三篇：孔子中庸思想及其评述

孔子中庸思想及其评述

摘要：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持中致和的中庸理念，数千年来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孔子的中庸思想主张为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持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关键词：孔子；中庸；现代误读；批判性地继承

一、孔子执两用中、持中致和的中庸思想基本阐析孔子的中庸思想是理性智慧和思辨哲学的集中体现,在孔子看来,中庸不仅是最高的道德范畴,而且是对事物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认识以 及决策的态度和方法。

（一）、人与人--和而不同

在处理人与人群体关系方面，中庸要求和而不同。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思想道德修养的言论，主要表现在无过无不及及和而不同两个方面。“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用否定的“不争、不党、不猛”规定作为人们行为的极限或度，以保持社会统一体的稳定发展，其中包含着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贫而乐、富而好礼、温而厉、恭而安，将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差异相互融合、渗透，各以对方作为自己的补充，双方互相地加以限定或修正，这样使社会统一体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标准状态，其中包含着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李泽厚认为，君子和而不同与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意思相同，即保持个体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才有社会和人际的和谐。和的前提是承认、赞成、允许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来调整、配置、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谐与发展。在孔子看来，与人相处时，应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能与人和睦相处，又能保持独立思想和不同的见解。和而不同不是取消不同，归于同一，而是在于尊重不同意见的人，与其相互切磋、相互支持、相互激励、共同完善，更不是表面迎合附和，背后搞阴谋分裂的同而不和。任何人要有良好的群体关系，就不能偏执于一端，一切言行举止均以适度为宜，否则就容易走入极端。过分的恭敬，会使人劳累；过分的谨慎，让人觉得畏缩；过分的勇敢，显得鲁莽；过分的直率，又显得尖刻，令人难以忍受。所以说和而不同的人际关系是通向真正的和谐之路。

（二）、人与自然--致中和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中庸要求致中和。中庸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从高山流水感叹岁月流逝，将其比喻为奔腾而去的流水，但他从湍急的流水中感到的是自然、社会、人的和谐一致而不是对立僵化，从中可以推测到孔子把自己融入自然，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孔子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他把人的道德品性与自然对象联系起来，把人和自然的和谐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十分赞赏其弟子曾皙所勾画出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可见，他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要让自然能够和谐发展，也就是《礼记·中庸》中所讲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孔子关于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和自然生态平衡的论述，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当今社会，经济竞争的加剧使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骤然变得异常严峻，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物种锐减、森林资源稀缺、淡水供应不足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人类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且要承认其它一切自然物的价值和权利；人类不应该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剥夺其它生物的需求和生存权利，而是应该在保持人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在中庸理念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关系。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现代误读及更正

在孔子的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庸思想了。然而现代社会中，孔子的中庸思想却屡遭非议和攻击。人们常将中庸看作无原则、和稀泥,将这种人贬称为和事佬、老好人。从而在哲学上将其判定为折衷主义和矛盾调和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庸思想的一种现代误读。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孔子的中庸思想呢？一方面,孔子讲究度,反对过火行为,并不是主张取消一切斗争。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孔子主张人际关系的和谐平衡，并不是和稀泥，更不是一种保守思想。从孔子的一生可以看出，孔子有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胸襟,也有着不舍昼夜的积极进取精神。更为可贵的是,孔子不但不搞折衷主义,反而十分痛恨搞折衷主义的人。孔子把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叫做乡愿。在孔子看来,把中庸庸俗化了,也就成了乡愿,失去了中庸执两用中的根本精神。孔子对这种人极其鄙视，在《论语·阳货》篇中,他说:“乡愿,德之贼也。”同时,我们可以从孔子与当权者的一些对话记录中看出,孔子在重大问题上是反对折衷和无原则的态度的。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一事,季康子当时是鲁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对孔子很尊重,经常向孔子求教,而且从孔门弟子中选用人才,并在生活上关心孔子,曾送药给孔子。但孔子既不畏权贵,也不徇私情,将社会上窃贼增多的原因归于季康子的贪欲,认为民众中的无道行为来自为政者品德的影响。这种对当权者毫不留情地指责的勇气是十分可贵的。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他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论语·宪问》篇中,他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论语·子罕》篇中,他更是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此可见,孔子做人是很有骨气和风度的,这与没有是非的折衷主义和矛盾调和论者是有天渊之别的。

三、批判性地继承孔子的中庸思想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中庸其实就是叩其两端。在孔子看来,这里的两端即矛盾的对立双方,即对立双方的统一、协调、均衡的交叉点。因此,儒家认为,要执中,就必须反对过和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孔子的中庸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批判性地继承其精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必将大大丰富我国社会主义人文科学的内容,从而更有益于社会整体和谐进步,使之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孔子的中庸思想也存在消极因素。正如匡亚明先生在其《孔子评传》一书中写道:“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事取其中,希望在和平中改良,惧怕革命,因此在方法论上只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不谈矛盾的斗争、转化。这是他的学说的严重缺陷。”由于他把平衡的地位和作用过分夸大,以至达到否认、阻止矛盾转化的境地,因而窒息了自己的合理成分。其流弊所及,就是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和阻碍变化现象的不时发生与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过分强调中庸,就不利于实现这一伟业。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它,舍弃其糟粕而吸取它的精华。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2]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4． [3]匡亚明．孔子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张焱兵（1985-），男，汉族，湖北蕲春人，中南民族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

第四篇：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执两用中”与“尽善尽美”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云南大学

韩扬文

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

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

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

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

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

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在讨论第二种情况之前，我们要思考的是：“执两用中”，这个“中”可不可以落在两极上？如果可以，这种在两极上的正确之点是变动的，还是不动的呢？

孔子注意到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事情的两极看起来一端要优于另一端，但是实际上这种优势却不是绝对的，比如“智”和“愚”这两端。正常说来，肯定是前者优于后者，这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因此人们才积极学习，渴望从学习中获得智慧。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有一篇《卡尔弥德篇》，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明智”的问题。这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虽然没有最终辨清什么是明智，但是在辩论中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一种倾向，那就是双方都倾向于认为“明智是一件大好事。”这很符合我们的常识。

但是《论语·公冶长》却有这样一段话：“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认为，从智还是从愚是要视情况而定的。他肯定宁武子在君主有道时显露出智慧，在君主无道时显露出愚蠢，这就是应时而变。而且，他认为懂得适时显露愚蠢要比时时显示智慧更高一筹。因为如果面对无道之君还一定要显示出智慧，那不仅不能够救世，反而会激怒暴君，丧失生命。我们所熟知的“魏晋风度”，很多装疯卖傻的士人，其实就是在适当的时候以愚蠢来伪装自己。当然，那些魏晋士人全身避祸的出发点和他们所持的哲学观点与儒家显然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暂且存而不论。

援引《公冶长》中的话是为了说明，儒家“执两用中”的第二种情况：事情的正确之点可以在两端，并且这个点还可以从这一端移动到另外一端。这并不是机会主义的说法，而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像潮水有涨有落，涨潮时我们利用潮水发电；退潮时，我们利用潮水的力量捕鱼。如果，涨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捕鱼；退潮了以后却要用潮水发电，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不能找到“正确之点”。这种“执两用中”的情况就说明，这个“两”并不是完全悖反的，而可以是相反相成的。这就好比在恶人看来，恶就是善；在善人看来则相反。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所做的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事，而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好的。

因此，事情有时候会形成一个圆环：起点可以变化为终点，终点也可以变化为起点。以此形成一个循环。

从这样的方向思考下去，就自然会想到老子。他的辩证法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的意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大仁不仁”是他的辩证法中另一个重要的例子，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两端之间的循环变化，在这一点上，要比孔子的辨证思想更加彻底。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儒道两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是对于“中庸”都是信奉的。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为而不恃”，“功遂身退”中都蕴含着中庸的思想。

他们都看到事物的生成变化、流动不居，知道月盈而亏的道理，因此劝人要守持中道。这个正确之点尽管有时候会出现在事情的某一个端点上，但是他们也深深知道，这个端点是一定还会再向另外一面变化的。

至于儒道在中庸问题上为什么会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儒道两家都与农耕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作为农民，观察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的嬗替就是生产的必须。他们正是在这种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庸”的方法论。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佛教也主张“中道”。难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也与农耕文明有着莫大的关联，因此劝人守持中道吗？

我认为，“中庸”这种方法论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周行变化无疑，但是与农耕文明恐怕没有很大的关联。佛陀在出家前是一个王子，他身份高贵，与其他身份比较低贱的种姓联系不是非常密切。他观察事物，乃是从自然规律出发的。在面对恒河的思考中，他发现人的生命无限短暂，只在呼吸之间；在数次游历中，他因见到人的生老病死而渴望得到解脱。传说，他在一次游历中，见到了许多结满果实的芒果树，心想：“等我回来的路上，一定要请侍从为我摘一些芒果。”没有想到他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所有的芒果已经都被去时的人群给打下来吃掉了，芒果树一片狼藉。只有一棵芒果树全然无事。他感到很奇怪，于是走近去看，原来那是一棵没有结果的芒果树。于是，他悟道：“我应该要做一棵无果之树啊。”人有生住异灭，物有成住坏空，空和灭在生成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想要不灭，唯有不生。这就是辩证的两端相互变化的例证。“大用无用”，这和《庄子》中的某些辩证思想何其相似呢！与其说，是农耕的传统孕育出中庸的思想，不如说中庸乃是“自然”，是“宇宙”传授给我们的真知。

还有第三种情况：儒家所说的“执两用中”中的正确之点有时被认为只在某一端上，而且孔子还认为选取这一端乃是不能商榷的，不像“智”和“愚”一样可以被打通。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孔子显然认为，美和善是事物的正确之点，因此作为评价乐曲的标准。又如“礼”和“非礼”两端，孔子一定选取“礼”；“仁”和“不仁”两端，他则会认为正确之点一定在“仁”这一端。让孟子去选也是一样的，“仁义礼智信”一定都是他所选择的那一端；在“善”和“恶”中，他也一定选择“善”。这时，“执两用中”的第三种情况出现了——正确之点只在某一端之上，并且其选择正确之点的态度是坚决的。这就是中庸思想最难理解的一个地方。既然儒家知道大多情况下，中庸思想中的正确之点要么是在两端之间的某一点上，要么即使在两端也按照时殊世异可以转变，为什么在“仁义礼智信”等问题上，他们又认为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因为“仁”和“不仁”，“礼”和“非礼”这些问题乃是儒家思想主张的根本基点，就像信仰一样，是不可动摇的，至少对于儒家来说是这样。但如果是问老子，“仁”和“不仁”这两端就是可以移动的。进一步的，如果问老子，“善和不善”这两端正确的是那一端，“顺道和逆道”哪一样是正确的呢？他也一定会坚持“善”和“道”，尽管他深知“反者道之动”的道理。但是对于“道”这个基本范畴，他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一旦否定，《老子》的学说就会被完全推翻了。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一样的，道就是老子的信仰。在信仰的问题上，并没有转圜的余地。如果我们以此批判说，他们的辩证法都是不究竟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信仰的问题，是在一切哲学问题之上的。

更远一点看，如果我们问柏拉图，他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个由主体选取正确之点的“中庸”之说。他会告诉我们说，在可感事物以外，还有一种事物，那就是“相”（或称“型”）。美的事物是因为分有美的相，因而是美的；桌子是因为分有桌子的相，因而成为桌子。他会认为正确之物之所以正确，乃是因为它们分有或摹仿正确的相。所以，那个正确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而是存在于“相”的世界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分别呢？因为柏拉图的“相论”是向外在追问的，它看到的是主客的对立，看到的是“摹仿”的意义；而中庸的思想则是内省的，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到那个“正确之点”。

但是每一个哲学流派，无论是多么彻底辩证的哲学，对于“正确”，一定在某一些问题上有自己信守不变的准则。而在这些不可变的正确之点上，我们可以寻找到的就是那个流派的信仰，这也是它得以成说的根本。

如果真有一种哲学，它游移到没有任何底线的程度，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浮萍一般的伪学问。

总起来说，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基于反思自然而形成的，以找寻事物的正确之点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它所找寻的正确之点根本上和儒家的其他主要观点相一致。它不违背儒家伦理的基本信仰，最终是为儒家立说服务的。在其他的哲学或宗教中，也有类似的中庸思想，但是它们各自的根本指向和思考基点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中庸的具体指涉方面也不尽相同。

第五篇：孔子中庸思想读后感

孔子中庸思想读后感

中庸是孔子学说中最基本的范畴，是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也是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中庸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其核心是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要把握好“度”，做到无过无不及。同时中庸思想还贯穿于孔子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之中，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庸思想作为历史的产物，今天还有无现实意义？这几乎是不言而喻就可以肯定下来的，虽然中庸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总而言之功大于弊。对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轻视的调节、指导、训示的作用。

（一）中庸思想有助于培养人的德行

“所谓‘仁者静’即在和谐中求发展，在变中求不变，中庸之道正是这样一种乱世中谋求正道的处世原则。如此便把这种意义上的中庸提为人类最高的生存之“德”，即生存的智慧。”①

1.中庸思想为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中庸》把人如何加强道德修养作为首要，这是人的立世之本，也是《中庸》的立世之本。同时，《中庸》还为我们加强个人修养提出有效的方法；“内省”、“自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认为这里的“中和”即“中庸”：“以性格言之，则日中和，以德性言之，则日中庸是也。” “喜怒哀乐”是每一个正常人都有的情感，这是自己的主观感情。有人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说所有没有表现出来的感情都统称为中。但是未发并不是没有发出来。依据儒家对中庸的认识不可能所有的“未发的喜怒哀乐”都“谓之中”未发应该是“不发’,也就是说对喜怒哀乐进行有意的控制，当发则发，不当发则不发，如此才“谓之中”。那到底什么当发，什么不当发呢？则有节来决定“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节”原指事物的关键，这里指“理”。“中节”指合乎日常生活的理。“中和”就是要求控制自己的情感，使自己的内在情感合乎于日常生活的理。“中节”，而且要“时中”----即时时都要合乎日常生活的“理”，这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以良好的道德品质谓依据，并且要有极大的自我控制情绪的能力。

对待自己的欲望，应该“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如果对自己的无休无止的欲望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变得越发贪婪、越发的肆无忌惮。就会谓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所以作为君子，应该安心于现在的地位，做本分的事，不存分外之想。无论贫富贵贱，都应平和安详的活着，强调的是对自己现有状况的认识和把握以及自我心态的调整。

只有做到对“我情”“不发”“发而皆中节”对待“我欲”“素其位而行，不愿争其外”。这是从思想上对君子的要求。那要做一个真正有道德修养的人又该有怎样的躬身实践呢？

2.中庸思想为君子的行事之道提供了借鉴

“中庸”培养目标是“君子”。何谓君子？“君子”在古代有固定的内涵。“西周春秋时期对贵族的通称„„春秋末年以后，‘君子’与‘小人’逐渐成为‘有德者’、‘无德者’的称为。”[5]《礼记、区里上》云：“博学强记而让，敦善行而不殆，谓之君子。”

“君子”的风度首先在于能把握好度，既无过又无不及。不语大话，不说假话;言行一致，忠诚待人“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噪糟尔”君子要谨言慎行，但谨言慎行绝不等于少言寡语，行动缓慢。它是在于交往时能控制自己的情感有所考虑，是自己的行为和语言符合常理的要求，做到“博学久，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等行之”

一个人幸福的标准不能用荣华富贵来衡量“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得。”知足者常乐。作为君子总能从平凡艰苦的生活中来寻找生活的乐趣，平等的对待他人，不因别人强大而谄媚，也不因别人弱小而欺凌，摆正自己的心态。“正己而不求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求人。心态平和，与他人友好相处，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

作为君子还要至诚至性“唯天下至诚，未能尽其恬。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进物至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也就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的天性。以至万物者发挥其良性。达到一种至仁至善的境界，也就是君子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二）中庸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迪意义。

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知道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发展成果的社会。而要构建一个这样的社会，就必须协调好各种关系；中庸思想对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 1.中庸思想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人合一”是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信念。自然界的万物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属于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既不能做它的奴隶无所作为，又不能以主人自居，对大自然随心所欲的发号施令，如果人类对自然只是一味地索取，必然会受到它的惩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孔教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即把人类放在大自然的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主张人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致，天地人一体化。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人，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孔子肯定了天之可则，即肯定了自然的可则，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中庸》也提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看成是相辅相成的和谐平和的运动。大自然的运行有其固有的规律。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 阳货》就是说“天”是具有独立不奇的运行规律的。因此人类在为自身的生存而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必须认识与遵循自然规律，即“制天命”须以“应天时”为前提，否则就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础。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正德”指的是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这种天地之道与人的善良的“仁”性是相通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是“仁爱”，孔子一生以实现“仁”为己任。主张将人的仁爱本心、本性推及宇宙万物，当一个人有了“仁爱”之心，就会爱护他人。如果用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就会促进万物的生长，这是儒家“仁道”的真实体现。儒家讲的“利用”是在正德基础上的“利用”，即要从仁爱之心出发，对万物的“利用”要符合道德原则，既有利于人的生命，也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命，因此就必须“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儒家思想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主张，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有助于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

2.中庸思想有助于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主体。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就是人，人际关系的和谐是最基本的和谐。由于社会是由千差万别的人组成的，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要做到彼此的和谐相处，就应当弘扬“中庸”思想体系中诚信与和而不同的思想。

首先，在人际交往中和们要遵循诚信的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一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急功近利，言而无信。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缺乏对彼此的信任，关系淡薄，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和谐，造成诚信危机。诚信是人际交往中最基本的要求以“无信不立”，人与人之间最初的交流和沟通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的，很难想像，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怎样会与周围的人进行交流。《中庸》第二十五章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也就是说，真诚就是自己成全自己，而道则是自己引导自己。真诚是贯穿万物的始终的。没有真诚就没有万物。因此君子把真诚看得很贵重。“诚”是中庸思想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有诚信，人与人之间将多一份信任与宽容，社会将充满温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将更加和谐。

其次，和谐的人际关系应是“和而不同”的，在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和”与“同”是一对矛盾的关系。“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做‘和’，把取的矛盾对立面的差异叫做‘同’，而‘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统一。”[6]在人际交往中，对立和相同是两个极端，应当遵循中庸思想中的适度原则，在两个极端中找到一个点，这一点便是“和”即是“和谐”，孔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真正有德行的君子善于协调，能够与人和谐相处，但并不是一味的刻求与其相同；而无德的小人则只知苟且求同，而不顾主客之间的差别，从而难以达到真正的和谐。“和而不同”是一种智慧，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法则对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3.中庸思想有助于促进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统一体，过分强调社会群体性，可能会压抑个体生命的自由，而过分强调个体性又必然会对社会群体秩序规范构成威胁。“中庸”则力求将群体的秩序，规范与个体生命价值和谐地统一起来，既尊重和关怀人的个性发展，又体现重群体，重天下的社会意识。儒家认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之间都有一个适中之点，一切人的欲望，渴求的满足也有一个恰当的限度。只要达到这一适中的点，才能实现平衡，同时，儒家谈论的人道，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人道，人的主体意识的最后归宿。儒家观念中的人格升华，并不表现为人化自然程度的大小，而表现出为人向自然的回归，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程度如何。所以做为社会充分的尊重个人，而人也要正确的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促进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中庸思想在科学管理中的价值 1.中庸思想具有管理协调功能

“和”的意思应该是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协调、补充来达到事物的最佳状态，在孔子看来“和”是管理活动的最高境界，儒家有云“礼之用，和为贵”。管理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一个组织成功与否关键要看人的因素，因此，“和”的思维方法能协调人际关系次，是社会组织呈现和谐状态。

孔子的“和“在管理活动中的应用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来协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二是在一个组织的内部来协调最高管理者和各级管理者的关系。就前一个层面来说，孔子认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键要取得和谐。这就要靠正确的管理方法，因此孔子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现在看来，作为管理者就要关心被管理者的工作生活，主动密切与他们的关系，经常与他们联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被管理者的智慧一点一点的被激发出来，培养其才，爱惜其才。同时提倡互补和谐的精神，处理好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组织才能上下融洽，亲如一家。关于管理者与各级管理者的协调，孔子提倡的是“和而不同”。和与同是根本对立的，孔子明白，只有“和”才是产生万物的法则。君与臣应该是“和而不同”还是“同而不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曾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甚至在其去世搞两个凡是，把一个人推向了神坛。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否定毛泽东一生的思潮又开始泛滥，对此邓小平给予了严重的批评，提倡新的时代“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今天处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作为一个独立体，我们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责任，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别人服务。

2.中庸思想为企提供了“经权合一”的权变管理方法

经权合一观是中庸思想中十分重要的实践方法论，它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又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在这里，“经”指的是管理的基本原则，“权”指管理的技巧和艺术。取其中之意就是说管理者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时光在不断的前进，人也要学会与时俱进、灵活应对。真正做到中庸，就必须和时宜，必须学会权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一个管理者，在使用人的问题上应该明白没有完美的人，分析其有点和缺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把人才放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去。二战以后，日本一些企业家根据时代的要求，分别把团队精神和人性化管理，和为贵列为厂训，这些都不同程度的蕴含了中庸之道的“适时”的管理思想。取其之意就是要坚持适度原则，把握火候，注意分寸，留有余地，适可而止，即提醒人们要注意“度”，要注意“无过无不及”。在《论语》中，孔子不仅把中庸当做道德的最高原则，自然也是管理的最高原则。毛泽东十分推崇“过犹不及”的思想，他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的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在现代管理工作中，能不能把握好“度”，关系到工作开展的成败优劣。因此，掌握“适度”原则极为重要

中庸作为我国古代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有着丰富的内涵，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对现代社会他都有极大的价值。天，当我们大力提倡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塑造中华民族新精神时，我们尽可以弘扬儒家的中庸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构起一种新的中庸哲学、塑造一种新的中庸精神。

深入的学习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可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可以塑造自身的德行，协调各种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