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抑制腐败的制度举措[模版]

第一篇：世界各国抑制腐败的制度举措[模版]

世界各国抑制腐败的制度举措

（资料图）

近日，韩国最严厉反腐败法《金英兰法》正式实施，堪称反腐败举措的一大杀器。该法出台后，几乎切断了长期以来韩国社会习以为常的“人情交往”。随之而来的是，部分高档餐厅再也没有高级公务员和政治人士光顾，只能关张歇业。

腐败，可谓人类社会一大固疾，它就像幽灵一样，只要制度上存在漏洞，就必然会伺机出动、四处游荡。因此，反腐败就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综合本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各国为抑制腐败都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制度举措？

韩国：送礼上限为5万韩元

根据韩国最新反腐败法规定，公职人员的餐饮招待上限设为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7元）、礼物上限设为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6元）、红白喜事份子钱上限设为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92元），超过上限，无论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就是违法。

法律适用对象涉及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学校、媒体、律师所等近4万多个机构，共计400多万人，而且因为向这些人提供现金贿赂的当事方也会受处罚，因此该法律的适用对象实际上是全体国民。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这将是改变韩国社会风气的一个罕见事件”。然而有意思的是，韩国民众普遍支持这一立法，倒是国会审议拖拖沓沓，一些官员私下里议论不满。

新加坡：官员没钱也可能被革职

“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是新加坡对待贪污的态度。据当地法律界人士介绍，新加坡公务员虽然工资高，却不是个讨喜的差事，皆因来不得半点差错。

在反腐机制上，新加坡建立了公务员终身财产申报制。公务员需要申报的财产除了个人的不动产、银行存款、法律允许的股票、债券投资、一定价值以上的珠宝首饰、家用设备、古玩等，还需申报配偶等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

在新加坡，不仅有钱要报告，没钱也要及时向上级汇报！每名公务员在初任公职时，都需要签署一份声明书，声明他没有财务方面的困境。如果一名公务员陷入财务困境，就可能会面临革职的纪律处分。“如果有财务困难，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经受诱惑的能力比较弱。”即使眼下没有贪污受贿的行为，但未来可能会为了摆脱困境而收取好处，这么做是未雨绸缪。

新西兰：1000新西兰元就丢官

新西兰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其反腐之严厉细致超乎想象。

新西兰对腐败行为的处罚，常常是纪律、刑事和经济处罚三管齐下，使当事官员有切肤之痛，且要痛入骨髓，悔恨终生。如果受到处罚，此人便失去养老金等福利，在社会上被人瞧不起，更很难被人雇用。腐败成本高昂，官员一般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2010年，时任新西兰房屋部部长的希特利用了一张政府专用的信用卡付了1000新西兰元(折合人民币5300元)的酒账，随后报销的时候谎称用于公务接待。媒体曝光后，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希特利被迫退还酒钱、公开道歉、辞去公职。

美国：死盯战术刻意“引诱”官员腐败

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将反腐败的任务主要交给了联邦调查局(FBl)。FBI直属白宫，在各地的分部不受当地政府管辖，可以调查任何人。

FBI有一种死盯（sting）战术，即采取模拟犯罪的方式考验和诱惑被认为有嫌疑的政府官员，也就是说，这不是用来针对已经犯罪的官员，而是派人去“腐败”官员，也就是所谓的“钓鱼执法”，看官员上不上钩，要是上了钩，就会被抓捕。

加拿大：省长以下官员不得带配偶出差

加拿大的公务员队伍整体上比较廉洁，其反腐经验也值得借鉴。加拿大就公费开支情况有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省长以下均不得带配偶出公差；省内其他官员出差，一律只能坐经济舱。规定摆在那里，白纸黑字，一旦违反，就按规定办，该退赔退赔，该辞职辞职，该法办法办。

加拿大一名高级官员曾乘飞机前往南非出席曼德拉的葬礼，因为坐了头等舱还带了几个随从，被视为违反相关规定，不但退赔了公款，而且辞职以谢国民。

俄罗斯:官员不能拥有外国资产

俄罗斯在司法、立法、卫生、教育、媒体等领域曾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后来，政府重拳出击反腐，效果明显。2015年11月,为完善反腐措施,普京签署了一项法律,确定提高反腐败标准。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官员不能拥有外国资产的禁令。

不仅如此，2016年1月，俄罗斯对官员使用预算资金购车价格首次设定上限。根据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的政府决议，部长、副部长级官员不能使用价格在250万卢布（约27万元人民币）以上、排气量2.0升以上的轿车。联邦各署领导人公务车价格不能超过200万卢布（约21万元人民币）、排气量不能超过2.0升。联邦国家机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及其副手可以配置轿车，但价格不能超过150万卢布（约16万元人民币）。

瑞典：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苛严

新华网标题：《韩国最严反腐法出台 各国有啥绝招？》

第二篇：防腐如防火——论对腐败的抑制

防腐如防火——论对腐败的抑制

一，腐败与权力

如同自然界的腐烂总是同有机物有关一样，社会腐败总是同权力有关。简单地说，腐败是使用权力的副产品。当公共权力不是朝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向，而是朝着有利于私利的方向使用时，腐败现象便会产生。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私利不只是指行使权力者的个人利益，也指他所隶属的集团利益。当他为之谋利的集团范围远远小于向他授权的公众范围时，这个集团的利益，就可以被定义为“私利”。只有当谋利范围等于授权范围时，对公共权利的使用才是正当的，才不产生腐败现象。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权力行使者为了满足超出授权范围的更大利益，牺牲了授权公众的利益。例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牺牲本国利益以谋求“人类利益”，就属此类情况。这种使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已超越正当的范围，而达到了正义的层次。不过这种情况常常掩藏着更大的危险：权力行使者借口更大范围或更长远的利益，牺牲公众的当前利益，冠冕堂皇地谋取一己私利。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成批饿死，而当地领导人却谎报丰收，并调出粮食“救济”其他地方。这对于个人升迁固然有利，而对于群众则是灾难。这是由虚假正义堕落为真实腐败的例证。

第二，官场腐败与专制残暴不是一回事。腐败伴随着公共权力目标的丧失。当权者除了为自己谋取好处不知道运用权力要干什么；或者虽有朦胧的目标，却无法找到达到目标的手段。一个政权处于这种境地，既是腐败的结果，也是加速腐败的条件。当年，南宋政权面临着危机，但它对危机缺乏意识，或无力克服危机，只好偏安一隅，纵情淫乐。“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所以，腐败与无能是一对孪生子。残暴的政权则不然，暴君或暴君的“代用品”往往具有非凡的才能，并有过分强烈的政治目标。这种政权可以是腐败的，也可以是极其清廉的。众所周知，加尔文新教政权虽然残暴，但绝谈不上腐败。加尔文本人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极端禁欲主义者。他的残暴是出于他对自己的上帝和“真理”的捍卫。

当然，残暴与腐败也有内在联系。一个残暴的政权如果不像秦王朝那样立即灭亡，就很容易衰变为腐败政权。残暴与腐败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起源于对权力的滥用。所不同的是，残暴几乎不给任何人带来利益，包括不给自己带来利益。它只是为了上帝、主、天国等一类抽象空洞的东西，或“崇高的原则”和“伟大的真理”，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侵犯人类，牺牲一切。腐败则是朝着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方向滥用权力。这已经揭示了腐败的本质：腐败就是权力变质，就是公共权力蜕变为“私有权力”。权力的社会职能萎缩，侵吞社会财富的机能就会亢奋。这样，社会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权力就发生空缺，权力由原来排除社会障碍的机制变成了障碍机制本身，这就如同吞噬细菌的巨噬细胞病变为吞噬健康细胞的癌细胞一样。社会正常运行受阻，会呈现一派混乱景象。

更糟的是，腐败会加剧全社会的“权力饥渴”症。公共权力变质所造成的空缺，需要新的权力来填补，还需要更多的权力来消除权力变质造成的消极后果。这讲的是权力的社会需求。个人对权力的需求更旺盛，因为在“以权谋私”成了社会风尚的情况下，获得了权力就有可能获得一切。结果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官位泛滥成灾，差不多全民皆官；另一方面，到处使人感到权力短缺，要干成任何重要的事情都缺乏必要的权力。这就是所谓有权的人越多，有用的权力就越少。用来谋私利的权力越是膨胀，谋公益的权力就越是短缺。正是因为腐败加刷“权力饥渴”，从而加剧官位泛滥，所以，腐败是加速的。

这就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众多困境中的一个困境：既需要权力，又害怕权力；权力既组织社会，又损害社会。有些为人正直、感情冲动的思想家对一切权力大申挞伐，恨不得像扔掉脏衣服一样抛弃一切政府。但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上策。在与腐败的长期斗争中，人类学会了一些更好的办法。虽然不能说已经摆脱困境，但毕竟找到了几味控制腐败病情的良药。

二，抑制腐败的三种机制

既然腐败产生于对权力的滥用，要抑制腐败，必须为权力的洪流修筑堤坝，对权力进行限制。有两类基本的限制方法被人类尝试过；一类是“在朝集团”(指统治集团)的自我约束，另一类是通过民众个人权力的发展，实现民众的自我防御或对当权者进行公共选择。第一类限制方法可以称之为权力的内部制约，记为Ii，第二类限制方法可以称之为权力的外部隔离或外部制衡，记为Ⅱo。考虑一下森林的现代防火措施，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力的外部隔离对防止腐败的意义。连成一片的森林一旦起火，基本上无法抢救，直到全部森林烧成灰烬为止。宽阔的森林隔离带可以阻止火势无限蔓延。出于类似的考虑，人类在当权者与民众之间也筑起了宽阔的“防火”隔离带，使民众的个人权力不可侵犯。这就规定了权力使用的边界，为抑制和阻止无限滥用权力提供了可能性。

不难看出，Ii是传统社会抑制腐败的基本办法。由于传统社会的统治权力来源于征服或神授，而不是民授，不可能实行权力的外部隔离，只能诉诸在朝集团的自我约束。经过长期努力，Ii终于发展成为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僚制度，特别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其精美与完善曾经举世钦羡。现代社会继承了官僚制度的若干基本原则和基本制约形式，但它创造的Ⅱo的制度形态——自由民主制度则是传统社会从未完整采用过的。

不间断的连续现代化过程，可以使人类社会平稳地从机制Ii为主过渡到机制Ⅱo为主。西欧社会大体如此。如果这个过程不巧被中断，在中间插入一个例外的阶段，社会就会进入Ii和Ⅱo都不起作用的区域，因为官僚制度已经被当作旧国家机器打得粉碎，新的自由民主制度一时又建不起来。这是一个危险的间歇，社会可能因此滑向腐败与无政府主义交替出现的深渊。这种可能性没有完全变成现实，应当归功于第三种抑制腐败机制的发明，这就是对腐败分子的清洗运动，或称为“割韭菜”运动，记为Ⅲc。这一方法被我们过去多次采用过。

我们现在分别讨论一下这三种机制。

1、官僚制度

一看这四个字就会有人皱眉头。其实，官僚制度是中性概念，只要有政党与政府存在，就一定有官僚制度。我粗浅地思考过我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它对于延缓腐败确实有用，它所遵循的权力内部制约原则至今也没有完全过时。

第一项原则是官员的自我约束原则。这是官僚制度的根本原则，是整个官僚制度的基础。中国古代通行的看法是，只有有知识、有理性、有儒家道德修养的人，才有比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才能当官。无知的人不知道节制，一旦掌权，穷凶极恶，不可收拾。因此，应当根据儒家道德修炼的深浅来决定任官的大小。基于这种考虑，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官员教育制度的建设。可以说，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上就是官方与民间结合的为官教育。科举制度就是在民间教育的基础上对希望任官的人进行资格遴选。取得资格者要想做大官，还要接受官方的进一步教育和进一步遴选。这一套制度是相当严密的。

第二项原则是权力限制原则。经过历代王朝的补充和发展，这一原则演化为以下四种制度：一是科举制，从总体上限制职数和有资格当官的人数，绝不像今天这样，什么人都可以当官，官位泛滥。二是回避制，本州人不能在本州任官，更不用说在本县任官。作这项规定的目的，是要剪除裙带关系以及由裙带派生出来的其它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往往是滥用权力的直接诱因。三是任期制与轮换制。当然，这里的任期制不是现代限任制，而是规定官员在同一个地方的任职年限，期满便易地续任。封建君主深知，一个官员在同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会像一株老树生长出盘根错节的关系，像一只蜘蛛编织出丝丝缕缕的权力网络，极易为自己也为同伙捕获利益。到期轮换制是为了打扫“蛛网”。四是告老还乡制，这有几个好处：使离职官员既不能利用任职期间培植的关系谋取私利，也不能利用它来干预新任官员的工作，还可以免除老百姓养几届政府官员之苦，甚至可以保持京城的庄严，不会到处都是官邸。

第三项原则是检查监督原则。体现这个原则的主要制度是京察制度、述职制度和巡抚制度。为了便于检查官员的行为，及时制止因官员腐败而造成的冤屈，许多朝代都保障老百姓击鼓喊冤和拦轿告状的权利。在无鼓可击和拦不住轿车的今天，社会舆论工具可以被认为是代用品。

第四项原则是事后惩罚原则。封建时代的教育工作都是事先的，不是事后的。犯法的官员一经查出，不用指望有什么“吹面不寒杨柳风”式的说服教育，轻则下狱流放，重则满门抄斩，确有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

封建王朝隆替兴衰的历史表明，官僚制度对于抑制腐败、维系朝纲虽然有用，但其作用毕竟有限。在没有权力的外部隔离的情况下，在朝集团的自我约束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权力有极强的腐蚀性和渗透性，除非遇到同样强大但作用方向相反的权力(民权)的阻抗。它能使一切严格的约束制度慢慢软化，以致无人遵守，最后失去作用。当在朝集团本身已无力克服自身严重腐败时，就会发生改朝换代的事变，常有起义的农民参与其事，帮助洗刷污秽的官场。改朝换代对于解决腐败问题的作用，就在于宣布原有在朝集团业已变质的权力全部作废，以便于重新确立起严格的官僚制度。可见，官僚制度难以单独抑制腐败，在传统社会，有农民起义和改朝换

代作为它的补充；在现代社会，它与自由民主制度配合使用。

2、自由民主制度

我们已经看到，在朝集团的自我约束对于抑制腐败是必要的，但又是靠不住的。要有效防止权力滥用，除了在朝集团做出主观努力之外，还应当创造两个客观条件；一是随时撤走权力滥用的对象，让权力无所施用；二是随时撤销对行使权力者的授权，让他无权可用。前者谓之自由，后者谓之民主。

自由是民众对变质权力的消极自我防御，“惹不起，走得起”，是百姓对自由的诠解。所以，自由的精义在一个“走”字，即西方所谓的用脚表决。正当的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受到官员或整个政权侵犯时，只要公众有离开这个官员或这个政权的自由，这种侵犯就较容易被制止，因为任何统治者都不希望看到她所统治的是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但是，自由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远远大于它在抑制腐败方面的价值。自由是“逃避腐败”。但可供逃避的地方是有限的，而且为了逃避腐败，个人和社会都要付出惨重代价：个人要抛弃他所珍爱所依存的许多东西，社会或某个地区要丧失它的一些优秀成员以及经济社会的某些发展。

只有民主是民众对变质权力的积极自我防御。当然，民主的作用不只是防止腐败，但防止腐败确实是民主的基本功能。民主并不保证发生最好的情况，但它能防止发生最坏的情况，包括权力腐败。民主是阻止社会之车倒退和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刹车装置，是让政治之水流动起来的活水之源。民主并不只是选举、罢免或监督领导人，民主的真谛是政府听从公众的意志，划定政府活动的边界。民主是人民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及官员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便属越轨犯规行为。选举、罢免和监督只是确保公众意志得以贯彻的手段。民主之所以比官僚制度更能防止腐败，就在于公众意志比任何官僚制度都更不易软化。公众意志划出的政权与民权之间的界限，是权力细菌不可能渗透过去的真空地带。这种强约束对官员及政府所造成的“犯规受罚”预期，又会硬化他们的自我约束。这就是民主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但是，民主制度诞生伊始，并不令人满意。首先，它容易受到权威的挑战。一个伟大人物获得最高权力，完全按照人民的意志建立一些丰功伟绩，就可以树立无上权威，轻易击败任何竞选者，从而长期占据高位，最终可能取消选举，摆脱监督，废止罢免，建立专制。为了防止权威损害民主，人类采用了限任制和分权制。在民主条件下，与其说限任和分权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权威的过分膨胀。滥用权力会立即受到废黜。只有无限制地树立权威才会让人民最终自食苦果。

其次，初生的民主难以产生整个令人满意的政府。所有官员都由民选，费用太高，沿用原有官员，又怕他们不支持甚至反对新选的政府首脑。为克服这一困难，产生了组阁制。

最后，搞民主，必然产生政党政治，政党竞选加上组阁原则，滋生了“政党分肥”的弊端，这是由民主造成的混乱和腐败现象。文官制度就是为了减少这类现象而建立起来的。所有上述各项制度，都可以看成是民主化的现代官僚制度，它们作为

权力的内部制约制度，是权力外部隔离制度的必要补充。

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外部隔离与内部制约相结合的权力均衡体系。当然不能说这个制度已经十分完美，大选年的混乱、腐败和巨大的花费都是问题所在，需要改进。但就人类智慧迄今所及的范围来说，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3、清洗运动

对腐败分子进行大规模清洗，是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我们过去曾多次面临这种情况：无产阶级革命粉碎了旧国家机器，包括官僚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又未及建立起来，这不仅是个时间问题，也因为对自由民主怀有戒心，使我们基本上丧失了抑制腐败的手段。

建国初期的政风清廉主要得益于尚未完全消失的革命热情。随着热情减退，我们本想通过思想教育让各级官员进行自我约束，但限于文化水平，教育效果不符预期。滥用权力的现象迅速增多，且有加速趋势，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开始滋长。在这种情况下，别无选择，我们党开展了几次大的清洗腐败分子的运动，比较有名的是“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

清洗运动至多是“退烧药”，往往有巨大的副作用。腐败现象严重了，清洗一下，退一下热，确有必要。但这种清洗付出的代价大，而取得的效果小。最大的代价是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和正常发展，制造数量巨大的冤假错案。如同一个人不能靠吃退烧药过日子一样，一个社会也不能靠不断搞运动来维持生存。“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能不说是我们硬要在一条走不下去的路上坚持往下走而得到的必然结果。碰壁以后，聪明的选择不是站着不敢动，而是另谋出路。

三，摆脱困境要三管齐下

可以说，我们面对当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无可奈何和束手无策的感觉。在抑制腐败的三种机制中，似乎没有一种能用：官僚制度陪着封建主义批臭了，清洗运动搞怕了，对自由民主也患有或轻或重的恐惧症。我们陷入了困境或误区。

走出误区，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绝不能把官僚制度与封建主义划等号。封建主义的根本弊端是人身依附和家长制的君主专制，这些东西与现代化社会格格不入，要彻底摒弃。遗憾的是，该摒弃的东西却变换花样顽强存留下来，该保留并加以发展的东西却真的被丢掉了。官僚制度作为一种约束官员的吏治，比封建社会的历史长得多。可以认为，吏治是一种政治技术，任何社会都可以使用。现代社会的官僚制度，就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官制度就直接起源于科举制度。即使是一些封建时代的吏治，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取代它以前，也不应轻易抛弃。抛弃了它并不能使我们进入更理想的状态，倒有可能回到封建时代以前的吏治混乱局面。

把自由民主都归到资本主义名下也非明智之举。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要现代化，都要发展自由与民主。自由民主并不是区别资本主义政治与社会主义

政治的标志，而是区别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标志。在中国发展自由民主，真正的障碍不应当是意识形态上的，而只能是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人们尚未完全成熟的民主意识。

我还主张对旧体制下和改革时期的“运动”进行再认识。“运动”是旧体制存在的根本形式。只要旧体制存在，你就很难不搞运动，除非我们不愿承认而换一种说法。旧体制下，在经济建设上，不搞运动式的突击就难以完成计划，不仅经济扩张搞运动，经济紧缩也要搞运动。在政治上，不搞运动，就几乎不能解决腐败问题。搞运动不是什么人的爱好，而是旧体制运行的常态。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社会没有自我调节功能，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自上而下地推动，这就形成运动。现在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旧体制没有完全破除，运动的根子也就没有完全拔去。这就决定了现在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包括腐败问题，不搞运动就很难解决，因为新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宁可把问题积累起来也不愿进行运动式解决，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导一场自发的、破坏性更大的运动。

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要抑制当前的腐败现象要三管齐下，从如下三方面着手：首先要大力发展自由与民主，特别是要发展经济自由。如果说民主的发展还要受社会稳定的制约，那么，经济自由的发展可以更快一些。经济自由主要是指迁徙自由、就业自由、财富积累与转移自由、创办企业与投资自由等等。经济自由的发展可以促进公平竞争，减少官员以权谋私的机会与借口，削弱官商的非经济优势。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健全法律监督制度，尤其是大大增强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坚决改变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而揭露腐败的人反倒受责的状况。

其次要借鉴西方吏治经验，有选择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吏治遗产，抓紧建设好现代化的干部人事制度和行政制度。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立即制止官位泛滥，这要从提高官员任职资格和严格控制职数着手，还要改变升官是官场中人提高收入的唯一途径的状况。建立干部的任期制、轮换制和回避制也是当务之急。在健全的民主制下，并非一定要实行轮换与回避，但任命与委派制必须同轮换与回避制相结合，否则由关系网和裙带关系产生的腐败行为极易蔓延且很难查处。

民主自由的发展和吏治整饬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当前的腐败已成燎原之势，为了迅速制止腐败蔓延，很有必要开展一场不是运动的“清腐运动”。什么叫不是运动的“清腐运动”？就是清洗腐败分子既要有一定声势和规模，但又不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而把整个清查运动纳入法制轨道。检举揭发要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取证检察和审理判决完全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同时接受群众监督，可试行民众陪审团制度。这样做，既不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也不易造成冤假错案，还有利于增强群众的民主法律意识和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样的运动，不仅能“退烧”，还能“消肿”；不再是旧体制运行的形式，而是在加速旧体制的消亡。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不是运动的运动，我们十年来已进行过多次。这些大动作有的对改革开放起了促进作用，有的虽然差一点，走了样，但都被及时纠正了。这里有中央指导上的正确，群众对过去那种政治运动的“免疫力”也起了作用。所以，只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并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就不必担心“清腐运动”失控。我相信，这样的运动不仅会加速旧体制消亡，还会促进新体制降生，所以它只是社会转轨时期的阵痛。新体制一旦“临盆”，“阵痛运动”就会自然消失。

第三篇：世界各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00

世界各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基本模式：

（一）分类所得税制

（二）综合所得税制

（三）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所得税的利与弊

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最能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因为它既实行差别课税，又采用累进税率全面课征，综合了前两种税制的优点，得以实行从源扣缴、防止漏税，全部所得又要合并申报，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因此，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是一种适用性较强的所得税类型。

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表现在：税基较宽，能够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担能力；考虑到个人经济情况和家庭负担等，给予纳税人一定的减免照顾；就其总的净所得采取累进税率，这又可以达到调节纳税人所得税负担的目的，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纵向再分配。但这种税制的课征手续较繁，征收费用较多，且容易出现偷漏税，要求纳税人有较高的纳税意识、较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先进的税收管理制度。

分类所得税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可以借助差别税率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区别对待，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其二，可以广泛地采用源泉课税法，课征简便，节省征收费用。然而，这种税收制度不能按纳税人全面的、真正的纳税能力征税，不能真正体现合理负担的原则。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来源的渠道和形式呈多样化的趋势，这对所得的分类分项无疑会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分类所得税制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税制模式。当今世界纯粹采用这种税收制度的国家并不多。

美国的税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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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为主体。它们占了政府全部收入(包括来自社会保险税收入)的42%，而在联邦总收入中占55%。



2、社会保险税处于重要地位。这种税目前在美国已经跃居联邦收入的第二位。3．税收制度的联邦制属性。国家和州政府拥有独立的征税权，同时地方政府从州政府中获得它们的征税权。在这三个政府层次上有一部分税源是重复的，特别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但是其税收结构显著不同，各有其主体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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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税务管理及税务审计制度比较严格。

英国税制特点

(一)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

英国税制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石油税、资本转移税、印花税、土地开发税，以及增值税、关税、消费税等组成。所得税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0%以上。1991年包括所得税在内的直接税收入占全部税 收总额的67.3%。

间接税在英国税制中处于辅助地位，其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1991年，英国间接税收入占当年全部税收总额的32.7%，低于直接税所占的比重。

(二)税收收入和权限高度集中

英国是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税收收入和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英国税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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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税和地方税。国税由中央政府掌握，占全国税收收入的90%左右，是中央财政最主要的来源。地方税由地方政府负责，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0%左右，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但不是主要来源。构成地方财政主要财源的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助。与税收收入划分相适应，英国的税收权限也高度集中于中央。全国的税收立法权由中央掌握，地方只对属于本级政府的地方税才享有征收权及适当的税率调整权和减免权等。但这些权限也受到中央的限制，如80年代英国颁布的地方税收额封顶法就是显著一例。日本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世界各国纷纷推出减税计划和方案，调低税负，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2002年，日本宣布大规减税计划，预计在三年内减税6万亿日元，以刺激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同时，为了弥补税收损失，日本政府考虑废除对家庭收入的特别减税措施，并降低老年年金支出。瑞典 1．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减轻税收负担。2．调整公司所得税税率，制定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3．提高增值税税率，扩大增值税比重。4．扩大消费税范围，提高消费税税负。澳大利亚税制特点 澳大利亚的税制既有与其他发达国家税制相通之处，也有自己显著的特点：一是宏观税负比较高，目前宏观税负水平已达到35%左右，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这是与澳大利亚实行高福利政策分不开的。二是税制结构中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这种税制结构虽然有利于从源泉上调节分配，但对产业结构的调节则显得疲软。尽管2000年出台了商品与劳务税，使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不到位，需要进一步提高间接税的比重。三是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比较大，近几年来一直维持在70%左右，为增强联邦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奠定了雄厚的财力基础。但也不可否认，过高的联邦政府收入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州和地方政府行政功能的发挥，从而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德国 右翼政府推行的改革旨在降低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使高收入者获益，同时也提高税收起征率，使更多生活不富裕者可免交税。在职业税方面，则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提高增值税，以补税源。其宗旨在于刺激投资，带动经济回升。左翼政府则相反，拒绝降低最高税率，反而在社会福利方面限制高收入者获得权利，同时加大低收入阶层的补助。企业税方面，对盈利丰厚的大企业加重税率，对中小企业则维持原状。其宗旨在于更多照顾社会平等，减少贫富分化加剧现象。法国 法国去年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５０．８％，大大高于欧元区及欧盟的平均水平。法国税种繁多，其中最能体现“共享社会财富”理念的是个人所得税税率高额累进制、企业社会福利税和社会团结财富税。这是法国最主要的消费税，也是国家财政收入中比重最大的税收。俄罗斯 俄罗斯实行联邦和地方两级课税，税收立法权和征收权主要集中于联邦，税款也主

要由联邦征收。

 借鉴经验

 美国

 一定规模以上的雇主必须向税务机关报告其工人的工资和薪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必须报告所有的利息支付及员工的薪金；所有的公司必须报告股息、红利的支付情况；所有进行一次性支付的公司、非盈利机构和个人也必须向税务机关报告。严格的报告制度使收入得到有效监控，强有力的保证了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征管质量。

 德国

 管理手段电算化，包括信息储存、信息交流、税源控管、税款征收、档案管理等各

个方面。纳税人在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登记开业的同时，必须向税务局提供包括企业雇佣人员、营业规模、银行帐户、家庭情况等有关纳税方面的资料，然后税务局会将这些资料全部输入电脑备案，并给予纳税人纳税编码。

 德国对税收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和执行非常严格，但他们在管理过程中贯彻了一

个重要的立法原则，对纳税人实施无罪推断，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都要尊重和保护纳税人的利益，税收执法既不能不作为，也不可越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是一种信赖合作关系。这也为我国税收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俄罗斯

俄罗斯纳税主体实现了统一。不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不分大企业和小企业。税收

标准也是完全统一。这样税收管理官员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减免税收，这样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税收中的腐败的发生。

英国

采用三级超额累进税率，累进的档次较少，使税收征管得以简化。

2、征税项目的范围较宽，除个人的经营收入、工资薪金收入以外，对公司雇员使用公司提供的住房、汽车等非现金收入都列入个人所得税课税范围之内。

3、扣除项目较多，分别考虑了纳税人的婚姻、年龄、赡养人口等因素，以体现公平原则。

4、英国政府几乎每年都要对税率和扣除项目做出调整，调整的依据是政府公布的零售物价指数

日本

 准备金制度：税法允许为今后可能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列支的税收制度。现行准备金

包括：坏账准备金、返销品调整准备金、特别维修准备金、海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和金属矿山预防灾害准备金。

法国

税务机构与公共会计机构是密切联系又相区别的。经济财政工业部公共会计司下设省公共会计局，省以下财务区设财务局，市镇设财务所。这一套机构合称公共会计网，专门负责国家预算的收支执行工作。由此，使税务制定、征税（属税务局系统）与收税、退税（属公共会计系统）既相分离，又密切联系，起到了相互监督的作用。瑞典

加强税收监管。瑞典普遍建立的一套信用实名制，由于瑞典的税务机关与金融机构、警察局和社会保障机构等建立了一套资源共享的电子信息系统，个人报税一旦出现较大问题，很容易被监控

澳大利亚

 1．税务机构设置简明高效

 2．税收管理信息化程度高

3．税收的社会化管理网络比较健全

各国吸引外资的税收措施

 新加坡

 为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设在新加坡，对公司总部的税收减免在0%～15%。

 除了对企业的低税收，为刺激外资，如前文所述，经发局的做法还有直接补贴或共

同承担经营成本，以及合资等形式。

泰国

 在泰国成立区域经营总部（ROH）可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包括企业所得税减免、特殊的折旧率、为ROH工作的人员个人所得税给予特别待遇等。

减免企业所得税。对向关联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专用资格服务所得收入减按10%征收所得税；为在泰国的关联企业或分支机构进行研发工作所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减按10%征收企业所得税，来自非关联企业的也可享受此待遇；向关联企业或分支机构提供贷款的利息所得减按10%征收企业所得税；来自关联企业的股息所得免税，付给泰国以外的未在泰开展业务的公司的股息免税。

 加速折旧许可。固定资产可在获得之日一次按总成本的２５％计入折旧，剩余部分

按正常折旧率计算，但用于ROH正常经营所购建建筑物的折旧期限不应低于20年。外派人员待遇。由 ROH派往国外工作的人员，提供服务所得收入在泰国免征个人所得税。但其收入必须是国外机构支付。外派人员也可选择按15%缴纳预提税，这样这部分收入可不纳入个人收入申报中。

 南非

为满足某些特定需要，非居民投资者购买政府和地方当局发行的股票所获得的所得实行免税，同时对南非、纳米比亚、莱索托、斯威士兰的非居民免征一切利息税。 俄罗斯

外国投资者在俄建立的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和俄本国企业一样，在财产、产权和投资上平等（另有规定除外），享受同样的税收优惠。

1.加速折旧

加速折旧是发展中国家对原始投资实施税收优惠所采取的一种传统做法，这种做法在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如韩国规定，投资于高科技项目或厂址设在特定地区的企业可对固定资产提取额外折旧；新加坡规定企业在优先工程项目、技术性劳务和科研开发等领域投入固定资本可一次性提取投资额50％的初次折旧。

2.投资税收低免

投资税收抵免是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的另一种税收优惠形式，即企业可以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直接冲减当年应纳所得税税额。投资税收抵免的比例各国规定不同。有的国家较低，但有的国家规定较高。如马来西亚规定为25％，墨西哥规定为30％。

3.费用加倍扣除

如赞比亚规定用于促进出口的费用支出可按150％扣除；新加坡规定企业用于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费用支出可按200％扣除；莫桑比克规定用于职工培训的开支可按300％扣除；等等。

4.再投资退税

即企业用于再投资部分的税后利润已负担的税款可按一定比例退还给企业。例如巴西就有这一规定。

5.免税期规定

免税期是所得税优惠措施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即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利润可以不缴纳所得税。另外，一些国家如泰国、韩国等还规定，企业的免税期过后，还可再享受一定时期的减税待遇。泰国和韩国规定的减税比例为50％。

6.特定收入免税

即规定企业取得的特定项目的所得免税。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出口，规定对境内企业的出口收入免征所得税。

7.低税率优惠

第四篇：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制度

河北省建立实施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推进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加大政府监管力度，规范权力运行，加快建立健全防治腐败的长效机制，促进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健康发展，根据全国市场中介组织防治腐败座谈会精神，河北省日前建立了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一、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能。对全省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进行工作部署和组织协调，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按要求、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促进我省市场中介组织、行业协会规范发展，有效预防和治理消极腐败问题。

二、联席会议的组织构成。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联席会议由省政府纠风办、省民政厅、工商局、监察厅、发改委、编办、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国资委、法制办、财政厅、审计厅、物价局、工经联组成。联席会议下设两个专项工作办公室，分别承担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防治腐败专项工作。市场中介组织防治腐败工作办公室设在省工商局，行业协会防治腐败工作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

三、联席会议的工作规则。联席会议原则上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总召集人或常务召集人主持。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或工作需要，可以临时召开全体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经与会单位同意后以省政府纠风办文件印发上报。

四、联席会议的工作要求。各成员单位要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主动研究，深入探讨，努力解决市场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建立市场中介组织、行业协会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要互通信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

第五篇：世界各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比较退市制度

各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比较

对于上市公司不符合哪些条件时应该退市,虽然各国的规定各有不同,但总结起来都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数量化的和非数量化的,其中数量化的内容包括了公司的股东数量、股本规模、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等,非数量化的内容包括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情况等等。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标准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定只要上市公司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就必须退市:

公众股东人数、成交量急剧收缩,低于交易所规定的最低标准:股东少于600个,持有100股以上的股东少于400个;社会公众持有股票少于20万股,或其总值少于100万美元;经营业绩或者财务状况没有达到交易所规定的最低要求:过去的5年经营亏损;总资产少于400万美元且过去4年每年亏损;总资产少于200万美元且过去2年每年亏损;连续5年不分红利;资产处置、冻结等造成公司失去持续经营能力;法院宣布该公司破产清算。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退市标准

在美国,纳斯达克作为全美(也是世界)最大的股票电子交易市场,从该市场退市的股票特别的多,纳斯达克市场的上市标准包含初始上市和持续上市标准,只要

上市公司不符合持续上市的标准,就会退市,其中持续上市的数量标准包含如下: 股东人数≥300人;

市值≥3500万美元;

公众持股量≥50万股;

公众持股市值≥100万美元;

净收益(最近一个会计或最近三个会计中的两年)≥50万美元;有形净资产≥200万美元;

最低报买价美元≥1美元

做市商数≥2个。

其中最低报买价不低于一美元,也称“一美元规则”,即只要股价在1美元以下连续停留30天,就有可能被摘牌。

纳斯达克小型资本市场在非数量标准方面对公司的第一次上市或持续上市也提出了要求,主要包括:中报、年报等的报送,股东大会,投票机制,独立董事,内部审核委员会等共同构成了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

如果公司出现严重违规或虚假信息披露等公司经营合规守法方面明令禁止的情况,那么必然会面临退市的风险。

香港联交所主板退市标准

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无论是否有来自发行人的要求,交易所可以在它认为合适的情况或者条件下随时暂停任何证券的买卖或将任何证券除牌,只要交易

所认为有必要保障投资者或维持一个有次序的市场的情况下,上述情形随时都可以发生。一般在下列情况下采取上述行动：

发行人未能遵守“交易所的上市规则”,而且交易所认为情况严重者;

公众人数所持有的证券数量不足(联交所《上市规则》)第8.08条规定:无论何时发行人己发行股本总额必须至少有25%由公众人士持有;

发行人没有足够的业务运作或相当价值的资产以保证其证券可继续上市;发行人或其业务不再适合上市。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退市标准

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必须退市: 上市股票股数≤1000万股,资本额≤5亿日元;

社会股东数<1000人(延缓一年);

营业活动停止或处于半停止状态;

最近5年没有发放股息;

连续3年的负债> 资产;

上市公司有“虚伪记载”且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