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韩历史教科书 选题缘起
中韩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
社会发展学院 张华 选题缘起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学的载体，是主要的课程资源，作为沟通历史课程和课程实施的桥梁，历史教科书体现着历史教育和历史课程的宗旨与和发展趋势。2001年6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发，标志着我国大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正式启动。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实施理念是，变学生的被动性学习为主动性学习，学生自主建构知识体系，提升自我能力，向具有世界意识的现代公民迈进。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引下，教育教学观、学生学习观、教科书的编写观、课程评价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教科书的变革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钟启泉等主编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读》中讲到:“无论从教材编制的系统性上，还是从专家或行政权利机构审查的权威性上看，教科书都是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教材，或是教材系列中的主题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基础教育水准的重要标志。”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改革中，教科书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因此，历史教科书的建设是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反映历史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是否正确、速度是否正确合理。
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国际化、信息化、多元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中外课程比较是各国课程改革的重要基础工作，教科书比较是课程比较的重要内容之一。比较是为了最优化的选择。比较教育学者贝瑞德(Bread)指出，比较教育的四个阶段分别是描述、并列、比较、解释。本选题研究虽然亦属于比较教育范畴，但由于比较的是教科书，因此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法、图表列举法、比较研究法来研究。通过数据统计和图标列举比较中韩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与表述、插图设计和栏目设计等，主要目的不仅止于探讨它们的异同点，更重要的是，探讨这些异同点背后的因素，尤其是这些因素代表的教育意义，并最后找到一个优化途径。
以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大多集中在欧美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针对中韩两国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还甚少。中国和韩国，不仅地理位置上邻近，而且从古至今在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深入的交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韩国顺应课程改革趋势，结合本国的实际，在本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实践中，教科书的研发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通过对中韩两国历史教科书比较，以明确双方之长短，彼此学习、优势互补，达到相互借鉴为目的。
我国与韩国都是在相同国际课程改革的背景之下进行了新一轮课程改革。我国在2003年颁布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根据课程改革的精神，研发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等多版本教材，打破了我国历史课程“一个大纲、一本教材”的局面。韩国在2007年颁布了《历史教育课程》，开发了8个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了有效地达到课程改革的预期目标，我们有必要对韩国历史教科书进行比较分析。韩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教科书制度的发展也相对完善，在研究、编写、认定、出版、发行、价格等方面也都相对成熟。韩国出版社众多，例如中央教育振兴研究所、金星出版社、The Text出版社、未来出版社、天才教育出版社、雪莹图书出版社等，出版社间竞争也异常激烈。
教科书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重要部分，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历史教科书，与国外先进国家的教科书建设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必要的。鉴于国内对韩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中韩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内容、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希望通过分析中韩两国历史教科书在结构、内容、特点的差异，吸取韩国教科书研发的成功之处，为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研发提供一些建议。对教材的比较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同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两国新的历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在教科书实现角色转化的过程中，如何编写出一部既体现新课程教改理念，又凸显历史学科特色的历史教科书，使其以“读本”、“学本”的形式出现，成为中韩历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笔者希望通过中韩历史教科书的比较，找出各自编写内容和呈现方式上的经验和不足，以资互相借鉴，促进双方教科书改革共同发展。
第二篇：习近平回顾中韩历史 称赞多位抗战英雄
习近平回顾中韩历史 称赞多位抗战英雄
“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金不换。” 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
原标题：习近平首尔大学演讲品中韩史话：百金买屋 千金买邻
人民网北京7月5日电（陈苑）“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金不换。” 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回顾了中韩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称赞多位中韩历史人物。谈中韩文化交流：涉文学宗教音乐等诸多领域
——从东渡求仙来到济州岛的徐福，到金身坐化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从在唐朝求学为官的“东国儒宗”崔致远，到东渡高丽、开创孔子后裔半岛一脉的孔绍；从在中国各地辗转27年的韩国独立元勋金九先生，到出生于韩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曲者郑律成…… 徐福：秦始皇时期，徐福自山东沿海东渡。据记载，徐福曾在济州岛西归浦停留。“徐福东渡”成为中韩文化交流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崔致远：崔致远在12岁时离家来到长安求学，被誉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百世之师”的尊称。崔致远长期在中国扬州生活，留下了著名的《桂苑笔耕》文集。
孔绍：据韩国《孔氏世谱》记载，元顺帝时元公主嫁给高丽国王，孔子54代孙孔绍等随行。其子孙繁衍，名人代出，成为当地望族。
金九：1919年3月1日，汉城（今首尔）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大批朝鲜半岛爱国人士流亡中国，金九也于当年4月来到上海，并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任主席。
郑律成：著名作曲家，1933年春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郑律成经常深入抗日前线，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音乐作品。数中韩抗战英雄：两国人民相扶相济患难相助
——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相扶相济的传统源远流长。韩国古代诗人许筠写下的“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的诗句，完全可以用来形容中韩两国人民友谊。
许筠：朝鲜王朝中期的文臣、政治家、诗人和小说家，在送别中国明朝友人时，他曾写下名句“国有中外殊，人无夷夏别。落地皆兄弟，何必分楚越。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
——历史上，每当面对危难时，中韩两国人民都相濡以沫、患难相助。400多年前，朝鲜半岛爆发壬辰倭乱，两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明朝邓子龙将军和朝鲜王朝李舜臣将军在露梁海战中双双殉职，明军统帅陈璘今天还有后人生活在韩国。
壬辰倭乱：16世纪中叶，日本对朝鲜发动了史称“壬辰倭乱”的侵略战争，在1592年至1598年间，残害了数十万朝鲜人民，绑架了无数朝鲜陶瓷技师。
露梁海战：发生在16世纪末，为壬辰卫国战争最后的一场海战。在朝鲜半岛称之为“露梁大捷”。
邓子龙、李舜臣、陈璘：据资料记载，1598年，中朝联合水师在梁露海面以800艘战船包围500艘日本战船，几乎全歼，日军死亡万计。陈璘为当时明军统帅，副将邓子龙、游击马文焕等皆由其统属。在日军溃败撤退时，陈璘派遣邓子龙偕同朝鲜名将李舜臣联合出击，在梁露海上截击日本援军。中朝两国水师在统一指挥下，密切协同，英勇奋战，是梁露海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身先士卒，中国老将邓子龙奋不顾身，都在激战中英勇牺牲。
——上个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韩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吞并朝鲜半岛，侵占中国半壁江山，使中韩两国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岁月中，我们两国人民生死相依、倾力相援。中国境内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上海纪念尹奉吉义士的梅轩、西安光复军驻地旧址等，都见证了那段可歌可泣的难忘历史。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1919年，因朝鲜半岛被日本占领，流亡海外的一批半岛爱国人士在上海正式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展了13年的抗日复国运动。在上海市黄埔区，这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至今保存完好。
尹奉吉：1932年4月29日，朝鲜独立党志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军驻泸司令官、大将白川义则，炸伤野村吉三郎、植田谦吉等日军侵华要人。
西安光复军驻地旧址：抗日战争期间，大批朝鲜半岛仁人志士来华与中国军民并肩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方根据建立涉外纪念设施的有关规定，决定在西安韩国光复军驻地旧址设立纪念标识石。2014年5月29日，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旧址标识石在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落成揭幕。设立标识石的目的在于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在维护历史正义的基础上开辟未来。
——青年是中韩两国的未来，也是亚洲的未来。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安重根义士曾挥毫写下“白日莫虚度，青春不再来”的书幅，希望青年人珍惜青春、创造生命辉煌。
安重根：1879年出生，是朝鲜半岛近代史上著名的独立运动家。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加快侵略、吞并朝鲜半岛的步伐。安重根先是通过办学开展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后弃笔从戎，到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投身反日义兵运动。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台击毙了时任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后于1910年3月在旅顺监狱被日本占领当局秘密处死。2014年1月19日，安重根义士纪念馆正式在哈尔滨落成开馆，成为牢记历史、珍惜和平、展望未来的新场所。
（本文参考：新华网、新华国际官方微博、新京报等）
第三篇：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心理探源_历史论文
前不久，日本政府置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不顾，竟然审定通过了由一部分右翼学者炮制的以否定日本侵略中、韩等亚洲国家史实为目的的历史教科书。自80年代以来，日本每对中学历史教科书做一次修订，都要引起一场国际范围的争论。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不顾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总是强词狡辩，利用各种机会来否定过去侵略中、韩等国家的史实，翻历史的定案。在这历史教科书的背后，除了路人皆知的政治企图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本文试就此问题从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作一探讨。
1996年底，以西尾干二为首的右翼学者在东京赤坂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宗旨是为21世纪的日本青少年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教育。他们认为“（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使日本人忘却了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丧失了日本人的自豪感。特别是近代史部分，日本仿佛成了一个子子孙孙都要不断谢罪的罪人。冷战结束后这种自虐倾向更加严重。现行教科书完全是将以往敌对国家的宣传当作事实加以记述的，世界上没有这样进行历史教育的国家。”“我们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将立足于国际视野，通过品格和均衡表现出活生生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成为一本）既能为先人业绩所激励，也能面对失败，充分体验其苦乐的日本人的历史课本。”［1］
该会成立后，就开始为“编造”新历史教科书奔走活动。1997年1月，西尾等向日本科学文部大臣递交了要求消除（现行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记述的申请。同年3月，举行了首次题为“超越自虐史观”的研讨会。1998年6月，在大阪中之岛公会堂举行第四次研讨会，题为“新历史教科书的展望”。此后，又先后在上越、名古屋、广岛、松山等地举行了多次以“我们开展的教科书运动”为题的研讨会。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该会将“编造”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扶桑出版社提交给科学文部省进行检定。科学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予以审定通过。
新版历史教科书的要害是歪曲历史史实、美化侵略。该书认为，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日本政府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存自卫和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宣布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期日本军队的胜利，在欧美统治下的亚洲民族独立运动才高涨起来。”
在“初期胜利”一节中还有这样的描述，“此事（指偷袭击珍珠港）被报道后，日本国民精神振奋，一扫长期以来因中日战争所造成的沉闷气氛。”在“战时下的国民生活”部分中又写到，“虽然生活物资极端贫乏，然而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诸多国民仍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取得战争胜利的行动。”关于战争性质，书中写到“战争是悲剧。但是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它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利润发生摩擦的结果，当政治解决不了时，作为最终手段只能发动战争。”
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现行历史教科书（1997年审定）是这样记述的，“占领了首都南京。据说当时也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在新版教科书中，有的将20万人改写成“大量”，有的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南京事件”，有的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杀事件。
新版历史教科书不仅只字不提由于日本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而
且还对侵占我国东北和吞并朝鲜的行为加以美化，宣扬侵占有功、合并有理的强盗逻辑。书中写到，日本（建立满洲国）是“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满洲国由此“取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1910年日本将韩国合并，这个稳定亚洲的政策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合并韩国对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是必要的。但是，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未必就有好处。不过，实行这一步骤的当时，是按国际关系的原则进行的。”
原来有5家出版社教科书中提到日军在中国为消灭抗日力量而实行“三光政策”，现在只有一家出版社提及此事。
现行教科书中有“将朝鲜等国的年轻女性作为慰安妇带到战场”等有关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教科书中有3家将其内容全部删掉，只有一家还使用“慰安妇”一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新版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用心，昭然若揭，所宣扬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强盗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曾明确表示，“不论是什么样的教科书，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批准”。［2］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审定通过了新版教科书，这就表明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亚洲国家史实的认识和教科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新版教科书遭到中、韩等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些日本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其过去的侵略史实翻案，这其中除政治企图外，还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心理渊源。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马克思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首先是由于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决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而又决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识的不同。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隔海同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相望，可耕种面积仅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左右，资源匮乏。地形南北狭长，横跨亚洲热带、北温带、亚寒带，属海洋性气候，秋季常受台风袭扰。日本民族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别于东方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和农牧混合经济。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农业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强，游牧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差，农牧混合经济既具一定的稳定性，又具一定的可变性。正如马列经典大家所指出的，游牧经济社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4］分合多变。“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营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5］这是因为自给自足封闭式的传统农业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农牧混合经济的联结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是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6］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近代民族文化。
日本的情况较为独特。日本的农业几乎全是以稻米生产为主的种植业，属小农经济结构。但和我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长子继承权制度下形成了类似欧洲庄园的领主制。日本虽无畜牧业，但由于四面环海，海洋养殖业特别是渔业发达。因此，日本是一个既不同于我国又有别于欧洲的农渔混合型经济结构。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7］因此，无论物质文化还是观念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无一不是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自特征。
日本也不例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海洋一方面起到了免受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又阻隔了日本同其他民族间的交流。这种岛国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首先，在这种封闭的岛国环境中，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自尊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开放与守旧对立的双重性格。长期封闭的孤岛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狂妄膘悍、独自尊大、固守传统、迷信权威和俭朴勤勉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日本人在接触到大洋彼岸世界时产生了一种自卑、贪婪、开放和功利的心理。过去，日本人常常习惯在“日本”前面加上一个“大”字，称为“大日本”，明明不大而又偏要称之为大的本身就是这种双重性格和矛盾心理的反映。这种性格和心理使得日本人在直面突如其来的命运变迁时，往往用自傲自尊来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时对外界保持一种警戒或充满敌意，不信任任何人。
其次，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农村共同体和武士家臣团（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同时也缺失了自我定位意识。日本学者南博在分析日本人精神结构时将缺失自我定位意识称之为自我不确定感。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农民都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领主，所以只要遵守约定俗成的礼仪成规和生活规范，就很少有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依附或归属意识。明治维新以后，随着等级身份制度的废止，凭借传统行为规范来表现自身与他人间的心理关系变得益发困难起来。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竞争为主旋律的社会，强调主体意识，注重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这更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人的自我不确定感。作为缓解这种不确定感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入到某一群体之中，成为群体的一员，用这种依附心理或归属意识来弥补自我定位意识的不足。这种归属意识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不存在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群体利益至上。于是，群体在成为其所属成员的保护伞，使个体的自我不确定感借此得到某种解脱或克服的同时，随着归属意识的增强又使得其它价值观更难有立足之地。
第三，日本封建社会农村共同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培养归属意识的同时，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纵向主导型的非亲族协力关系，支撑这种关系的社会伦理同“孝”相比更强调“忠”。山鹿素行在其《山鹿语类》中，将武士职责解释为得主人而尽其忠，交朋友而取其信，独审其身义为先，至于父母兄弟夫妻乃是“本得已而交之”。幕末日本思想界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语》中也指出，日本人“对皇朝，君臣之义乃超万国之上，绝无其
一。”日本这种非亲族协力关系起源于镰仓时代末期，形成于战国大名领主制时代。日本战国时期的身份等级制度虽然是按社会职业分工构成的，但是这种职业分工不是指个体从事的职业，而是由纵向承传下来的以群体为单位的职业构成的。［8］由于这些职业群体又分别归属于大名统制下的不同“家臣”或“领主”，所以社会奉仕对象也就转向了“家臣”、“领主”和“大名”。在进入江户时代后，这种社会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以武士道精神为代表，以忠为伦理意识基础，将协力指向新族之外的社会关系也是日本民族传统的一个特色。
日本民族的这种心理和性格特征，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尊与自卑的双重性格使日本人在表达自己意愿时态度暧昧，习惯用一些模棱两可词汇的语尾，不是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在拐弯抹角地表达着自己本意的同时，又在试探着对方的反映。
就一般常识而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战败。但日本在多数场合用的却不是战败或投降，而是“终战”。终战就是战争的结果，说不出谁胜谁负。所以，在使用“终战”这个词的背后就已经隐藏着一种日本人的“本音”（日语，意为真意），那就是不承认战败的事实，并为以后的翻案留下伏笔。于是到80年代初期，日本在修改历史教科书时就将“侵略”改为“进出”。时至今日，则是开始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一些日本人就是这样走一步试一步地来实现其从根本上否定侵略史实之目的的。再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是中文译法，日文的名称是“新ろしぃ历史教科书をつくち会”。“つくち”一词在日文中的汉字为“作”或者“造”，是动词，其含义主要有制造，创造；培训、培养；创办；做等。“つくち”一词同教科书联结使用时虽多被理解成“编撰”或者“编写”，但是在日语中它的原意是出版，在广义上是指出版有独创性的以往没有见过的书籍。由此可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置日文中“编纂”等词而不用却单选“つくち”一词的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要“独创”出过去历史教科书中所没有，美化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真实用心。
自我定位意识的缺失和群体归属意识的强化是紧密相连的。个体投身于某群体之中，既是弥补自我不确定感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保护自身权益的一种途径。日本民族的这种强烈群体归属意识不仅表现在平民当中，也反映在政治家们的身上。例如，虽然自民党本身就是一个群体，但是在自民党之内却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一名自民党议员既隶属于该党，同时又隶属于该党内的某一个派别，否则就难以寻觅到出头的机会。这种群体归属意识不仅将个体利益同群团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还培养了其所属成员注重维护群团形象的名誉感，以及甘心为群体利益效力意识。
有位外国学者在《菊和刀》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欧洲将上帝信奉为惟一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实际上，日本人这种“耻”的观念同日本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纵向主导型社会伦理不无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的日本，人们生活的圈子很小，特别是在封建锁国时代，不仅禁止日本人同外国人交往，而且国内的相互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人们都在各自的领主庇护之下生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群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甘于为群体利益效力，甚至犯罪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得到群体的肯定或庇护，而且也有利于自身在群体中地位的提升。倘若为群体抹黑或带来耻辱，则不仅得不到原谅，还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被排除于群体之外。这种以职业为纽带的封闭性群体观念和重耻轻罪的社会心理，在江户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当时大阪商人在合同
书中往往这样写到，“万一有违背本合同所定条款之时，即使遭到所有在座之人的嘲笑也不得由此产生怨恨”。［9］可见当时商人最重视的是“面子”，对以信用为本的日本商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罚款或赔偿，而是遭到他人的耻笑。
所以，一些日本人之所以总要利用各种机会来推翻侵略战争的历史铁案，除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之外，就其心理意识而言，他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首先考虑到的是“面子”问题，而不是战争性质和由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问题。大凡战争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就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别。但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彻底反省就意味着承认侵略，会失去自己的“面子”。于是，在一些不得已的场合就只好用一些令人费解的暧昧词汇加以搪塞。例如，有一些日本人常说由于战争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麻烦一词日语中写作“迷惑”，意为由于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困难或不快。日语中也有“谢罪”一词，不用“谢罪”而用“迷惑”的选词本身正是日本民族这种心态的写照。
面对中、韩等亚洲人民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与反对，有的日本人认为这是干涉内政，有的认为日本教科书检定制度与中、韩等国不同，还有的认为国家不同历史观也不可能相同等等，但就是回避或不敢直面客观史实。实际上这些观点不仅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还近乎可笑。明明侵略了别人还不允许人家站出来讲话，否则就是干涉内政，这不是明摆着的荒唐逻辑吗？教科书检定制度的不同也成为不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因为日本科学文部省明确表示，“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通过”，而新版教科书的要害恰恰是歪曲和否定了侵略的史实，所以日本政府对新版历史教科书予以审定通过的本身只不过是借“民间”之口来表达自己不便直说的观点而已。
总之，将政治目的和民族心理结合起来，就会对一些日本人在教科书问题上的表演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否则，就很难将过去那些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同今天貌似彬彬有礼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联系起来；就很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或是通过修订教科书，或是参拜靖国神社，总想推翻侵略史实的铁案；就很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只能成为经济大国难以成为政治大国。一个不敢直面事实，不肯对自己过去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彻底反省的国家，无论如何是无法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的；一个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不敢明确表白自己立场的民族，也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树立起自身良好形象的。
参考文献：
［1］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总会成立，趣意书［Z］．1997．
［2］朝日新闻，2001－2－22.［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4，367，43．
［4］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8．
［6］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43．
［8］林水彪．封建制度的再编和日本社会的确立［M］．山川出版社，1987．72
［9］会田雄次．日本人的意识结构 ［M］．讲谈社出版，197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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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葛剑雄：历史教科书的”底线”
葛剑雄：历史教科书的“底线”
梁思慧 2015年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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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本刊编委。
《同舟共进》：可否请您谈谈所学过的历史课本，它们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葛剑雄：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普通民众还是高层领导而言，他们获得历史常识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就是教科书。因此我们有很多错误和片面的概念，甚至在学术界也很难消除。其实我本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念小学时看过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大概是《中国历史故事》一类，我的很多历史概念都是从那里来的，跟课本所教没什么两样，不过是详细一点。至于现在的历史概念，那还是在“文革”结束，自己从事专业研究，在看到一些境外的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产生怀疑后形成的。这也得益于我的研究生导师谭其骧教授，他当时在主持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主张历史考证要实事求是。举个例子，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都强调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派卫温、诸葛直到了台湾，以此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却从未讲到卫温、诸葛直去的目的是什么。老师让我们查阅史料，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去掳掠人口的。书本以此证明大陆跟台湾从那时起就是友好往来，这一方面是歪曲历史，另外对促进两岸统一也没好处。1986年我参加了美国的亚洲学会年会，会上一些台湾的学者跟大陆学者发生了争执，台湾学者质问：如果这是中国的土地，为何还派人去掳掠人口？当时的大陆学者一脸茫然。所以某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概念，有时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当然，任何国家的教科书跟学术研究还是有别，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为了符合主流的意识，也都会有所选择、有详有略，但这里有个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实，不能片面地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线”。《同舟共进》：您对当下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何看法？
葛剑雄：前些年我参加过历史教材的评审和历史课程标准的评定，对教科书的情况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教材已不再是全国统一的了，现在教材编写的流程大致是先由教育部管教材的机构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制订课程标准，以此作为编教材的根据。然后由各出版社编写教材，完了再送审，审查通过后，这版教材就可以使用了。学校采用哪一种教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现在的教材怎么编，关键要看两个环节，一是课程标准，课标里没涉及的内容很难进入教材；二是教材的评审。为什么现在的教材，大家还认为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呢？我想这显然是受政治的影响。
先不谈近现代史，我们的古代史就存在不符合历史事实或观念不正确的情况。原因何在？我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比较滞后，研究的选题长期以来习惯回避一些所谓有争议的、敏感的问题。比如明朝的倭寇，一般认为倭寇就是日本人，就是海盗，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早期的倭寇基本是日本海盗，但后期就已经以中国人为主了，是中国的武装走私集团对抗自己的政府，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倭寇和日本人画上等号，或都说成是日本人对中国进行侵略。另外，我们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教材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就比较困难。比如抗美援朝，尽管现在很多史料都已披露，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经常会遇到阻力，包括许多材料也还是“内部”的，若要在这时修正教材的说法，往往编者本身跟评审人之间就没办法统一。再者是我们历史学界某些权威学者的观念还比较保守，思想较为僵化，尽管有时并没有官方的指示，甚至教材也已作出某种程度的改变，他们依然持否定态度，依然坚持旧说。
《同舟共进》：以人教版历史教材为例，初中阶段普遍采用编年体方式编排，高中阶段又将编年体方式打乱，采用政治、经济、文化几大模块的组合，您怎样看这种编排方式？
葛剑雄：我们的历史教育在不同阶段主要达到什么目的，整体的目标是什么，尚不明确。所以容易给社会各界造成一种误解：历史就是背年代。别人听说你是学历史的，就会说你的记性很好啊，这么多的年代和人名、地名都背得出来。像中国史和世界史，我们一直都是分开教学的，以致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或高层人士，缺少一种“世界中的中国”的概念。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历史悠久，这当然是相对于历史只有两百多年的美国而言，如果跟世界的文明古国相比较，中国算得上历史悠久吗？又比如我们讲中国的文字如何了得，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距今也才三千多年，我们可以看看楔形文字、泥版文字多少年了。这种概念为什么没有呢？一方面我们总爱有意无意突出这一点，另外我们从没把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没有比较的眼光。我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参观时，看到里面的大事年表在走廊里一字排开，都是将中国史和世界史并列在一起的。到了近代历史，我们开始作中外比较了，而往往又存在片面性。我们的教育到底要给学生树立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如果是树立一种正确的史观的话（这当然跟哲学不同，它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很多历史事实只需点一下就可以了，到了后期便可放手让感兴趣的学生自己去看书、学习，否则你整天讲故事都讲不完。
《同舟共进》：就您所接触的大学教育情况看，会否碰到一些学生，在中学阶段固化下来了一些陈腐甚至是错误的历史观念，而到了本科、研究生阶段，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再教育？
葛剑雄：不要说高校的学生，就是一些学者也持有某种固化的观念。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里，历史类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我的《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还有一篇是北大罗荣渠教授的，他已经去世了。这两篇文章被选中，都因为它们涉及史观，而非简单的历史事实。我文章的中心是说明中国不能简单地讲“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等，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观点。总结到今天，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中国历史上统一的优势，也要克服长期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弊病。同时说明，中国进步的动力并不像历史上那样来自分裂，而是来自改革，若能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就可以克服历史上不得不通过分裂才能形成的历史的动力。这篇文章在当时是得到肯定的，还获了“论文奖”，但以后就不断有人找麻烦，有的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有的说是在鼓吹分裂，甚至说这是为“台独”张目，等等。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不一定主观上就坚持错的，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概念，已经固化下来，是动不得的。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郑和下西洋。历史课本的解释是片面的，说郑和下西洋是促进各国人民友谊，是和平的使者等。真实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实际上，在郑和的时代，明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就是天下的中心，周边的蛮荒小国都必须服从我，我天朝大国有的是财富，我来是给你们赏赐的——当然这跟殖民主义有区别，但没有建立殖民地并不代表他尊重外国。如今却片面解释这段历史，好像郑和下西洋完全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而且我们研究郑和的学者居然也大多持这样的看法。这本质上不是教材的落后，而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落后，观念的保守甚至已到了顽固的地步。这对学生造成的影响，是要持续到下一代甚至下面几代的。
《同舟共进》：目前情况下，要教材作出改变其实是困难的事情。葛剑雄：2007年上海推出新版高中历史教材曾引起争议，我认为上海的教材尽管有缺点，但它是一个很可贵的探索。当时的美国媒体称“用盖茨替代毛泽东”等报道是片面的，这个片面的报道被一些人作为理由，给上海方面施加压力，甚至扣上反动、颠覆等帽子，虽然没有强令禁止，但最后这一版教科书还是停用了。这是很可惜的。
《同舟共进》：上海版教材的可贵之处在哪里，现在的教材存在哪些问题？ 葛剑雄：那就是它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历史，基本观点还是有进步的，没有把历史仅仅看成是政治或阶级斗争，另外，编排的文字也不错，应该说更受学生的欢迎。有人用“教材编辑的时间太仓促”作为停用理由，这个很可笑。大家要的是结果，如果不完善可以继续修订，编两三个月和编一个月又有什么关系呢？反过来看，我们有些编写得更仓促的读物都在用，这又作何解释？
现在看来，我们的教材普遍缺少一种人文观念和价值观念，这才是大问题。比如我在审查教材时，看到二战胜利的部分，上面写道“日本政府的代表某某瘸着一条腿踏上密苏里号”，我就提出意见：应将这段话删掉，因为这是人身侮辱。日本代表（重光葵）的腿尽管是被韩国志士炸伤的，是侵略者罪有应得，但我们不应该在残疾这一点上对他进行丑化，而且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当时的盟军也还是给予他礼遇的，这是一种国际惯例。后来编写者接受了我的提议。有一次，我在日本联合国大学作报告，下面有日本听众提问：你们指责我们的教材有问题，那你们的教材有没有问题呢？我回答，任何一个国家的教材都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发现的话也会修改的，我就举了上述这个例子。
还有教材里说李鸿章贪污，我也提出这个要有事实根据。李鸿章当时搞洋务运动，他的家世确实很富裕，族中兄弟也有很多当官的，但他具体拿了哪一笔钱？曾国藩的弟弟是有名的贪官，但曾国藩本身还是廉洁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凡是搞洋务的人都贪污。又比如我们从小接受的“四大家族”的概念，当时教材有一句话（记不得是政治教材还是历史教材），大意是四大家族的钱加起来，就可以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现在我们已看得很清楚，孔家是贪污的，但你没有充分理由说蒋家和陈家也是贪污的，相反蒋家和陈家几乎谈不上是有钱人。这样的概念灌输，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政治化，是不负责任的。
《同舟共进》：您认为，历史教科书未来的改革应朝哪个方向走？ 葛剑雄：我主张学历史之初，要教会学生最基本的历史概念和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到了后期，就要注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教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的方法。有些历史观念不一定通过历史课来实施，可以通过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尝试，通过低年级的启蒙等。据我了解，美国的小学一年级是不分科目的，但成绩里面有一门“了解美国的历史”。课本上只是写“美利坚合众国的第16任总统林肯是位好人”，还教他们歌曲《上帝保佑美国》，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多少东西。另外，我主张到一定阶段要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不应该完全把两者分开，这样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眼界，有助于他们形成开放的思维。通过教科书让学生掌握独立思考的能力很重要，不单是历史，其他的科目也有这个任务。比如我们的语文，其中有文言文，老师在讲解的同时，还要向学生介绍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和历史课应该是统一的。如果我们历史的观念已经比较开放，你还在使用那种错误的、保守的观念讲政治，那也是不行的。历史观的教育和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仅应体现在历史教材里，还应体现在其他教材当中。
《同舟共进》：最近兴起了一股“民国教科书”热，那时的教科书编写汇集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像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当代历史研究的学者是否也应担当起这方面的责任？
葛剑雄：民国的一些学者编教科书其实也是为了钱，教科书发行量大，编者是拿版税的，所以当时写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钱或很少钱，但编教科书或许能解决生活困难。我们不要把民国的学者想得那么高尚，任何人都离不开谋生。另外，我们的新式教育是废科举后确立的，当时要兴办大量新式学堂，于是对教科书的需求量猛增。当时的政府对教科书没有统一规定，部分学者就把日本的教材改头换面翻译过来，到后来才有统一的“部颁教材”。我们现在往往将名人编的、好的教材看成是民国教材，其实民国教材不乏粗制滥造，也有很多糟粕。今天我们老提“民国范儿”，这种怀旧流行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当下不满，将一个旧时代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比现在的不好，会给人产生一个错觉：民国就是一个天堂、一片乐土，民国的人都是君子。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更多地反映了大家的一种情绪，一种对教条的、僵化的教材的逆反心态。但有一点，民国的教材可以自由地编写、自由地用，当然一些好的教材就可以涌现出来了。要真正评价民国教材，应把民国的所有教材都拿出来，然后再作分析。
另外，社会上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能编教材，编教材有一定专业性，大学者也许可以给研究生写教材，但不一定编得好中小学教材，现在能编的往往是师范院校的，因为他们有教学研究的背景。我们可以要求大学者写普及读物，但未必就要编教材，这个功能应主要靠社会来完成。我昨天还跟一位记者讲，一流的学者不一定有普及的能力，如果有最好；若是没有，也可以让人家来替他普及。汤因比写了《历史研究》，简写本是人家替他写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来后，国际上曾组织过竞赛，看谁有本事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将内容介绍给公众。教材也是这样，不一定由一流的学者来编，但编教材的人要注意吸收一流学者最新的成果。
葛剑雄：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停留在自娱自乐阶段
陈小庚
2014年09月05日 来源：南方日报
葛剑雄认为，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中国对世界的作用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中国人自己评的。相较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最小。
作为历史地理研究学者，他学术作风严谨，敢于指出其师谭其骧的错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言辞犀利，被媒体封为“葛大炮”。他考上硕士研究生时已是33岁的“高龄”，1983年却又成为中国首批文科博士之一„„他就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葛剑雄文集》囊括了葛剑雄迄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及作品，堪称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史人口史领域的研究丰碑。文集由葛剑雄重新编订，当中很多为市面上已经绝版的书目，新版《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增补更多历史细节，其中的《北极日记》系首次面世。应出席南国书香节组委会的邀请，葛剑雄就这套文集的出版做了一个专题讲座“七十而思”，葛剑雄认为，我们不要躲在历史里自娱自乐，要不断地反思。讲座之后，葛剑雄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
民国“范儿”都是假想出来的
葛剑雄认为，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中国对世界的作用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中国人自己评的。相较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最小。因为中国文化基本上只传到日本、朝鲜、越南一带，越南基本上只到北方，南方受印度教的影响。”
葛剑雄虽然也认同中国历史悠久，但他觉得那只是相对悠久。我们国家的历史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有好有坏。好处就是延续的，因为不受外界的挑战。太平洋在东边，美洲人过不来。西边的青藏高原也过不去。北有大草原。”至于坏处，葛剑雄认为是自然界造成的阻隔导致中国人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葛剑雄列举了两个颠覆国人以往认知的例子。
比如造纸术，蔡伦公元2世纪发明“蔡侯纸”，直到公元8世纪，有中国造纸工人被阿拉伯人俘虏，造纸术才被动地传到了阿拉伯地区，进而传向欧洲。另外，国人对“广州是中外交流中心”一说也存在误解：唐宋时期，广州外贸确实很发达，但不是中国人主动，是阿拉伯人主动。航线是阿拉伯人开辟的，做生意的基本是阿拉伯人，没有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只有蛮夷才需要中国的东西。由此，葛剑雄强调要客观地看待历史，“千万不要今天还躲在历史里面自娱自乐，这样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
对于当下很流行的“民国热”现象，葛剑雄认为，这是假想地造一批民国的“范儿”出来。比如现在备受追捧的“民国语文课本”问题，说什么编写者都是大师，其实现在所说的民国那些大师，在当时只是小小的讲师。再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编教材很“来钱”，比如叶圣陶，他编一本课本赚的钱就够他一年的家用了。民国那些风流韵事，在当时也是被瞧不起的。至于民国教育，是精英中的精英的事情。“我老师跟我说，大学一个系往往20个人，能上大学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我们当时文科博士学位两个，现在两万个。你怎么能要求两万人都这样。”
弘扬孝道就要保证家族的绵延
作为一名学者，葛剑雄学术作风严谨，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包括对马寅初人口论的质疑。“实际上，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选择，也不会选择马寅初。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长期的愿望是多子多福，但实际上古代是无法达到的。”他以《红楼梦》为例，幽默地说道：“《红楼梦》写了一个大家庭，但其实每个家庭的成员最多不超过5个，可谓是‘计划生育标兵’。中国古代每年人口增长，最多也就千分之七，很少超过千分之十左右。”
虽然不认可马寅初的人口论，但葛剑雄也指出，因为中国人口数长期跟官方统计脱节，所以在不知道人口真相的情况下，一个学者再怎么对国家负责，也无法避免会出错。他说“长期的计划生育会产生很多独生子女，今后的儿童很多都不知道兄弟姐妹。”于是，早在1993年，葛剑雄就提出，要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但是，时至今日，葛剑雄还在反思当初的言论。针对上海等地人口下降的情况，葛剑雄进一步提出，要确保一胎、鼓励二胎、允许三胎。对于当今许多剩女不结婚、不生孩子的社会现象，葛剑雄表示，应该尊重和宽容个别人的选择，但不能倡导。“现在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都在倡导多生育，我们还在说计划。很多人不生育是出于物质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抚养费用高，但是他们忘了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所以我认为如今说弘扬孝道，首先就要保证家族的绵延。”
“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长期实施，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问题”遂成为当今社会的关注热点。对此，葛剑雄表示，大家对独生子女存在误解。“把独生子女看成一个整体是不对的，独生子女的问题也在于家庭的教育。从物质上讲，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是，一对35岁的独生子女夫妇，他们上面有四个60岁的老人需要赡养。另外，独门独户、环境会使独生子女减少与同辈的接触。”
葛剑雄认为，解决独生子女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教育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此外，因为中国是未富先老，只有老龄化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独生子女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靠个人无法解决，要靠整个社会。”
第五篇：党史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习近平铭记党史
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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