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成功学 当代中国社会毒瘤空间（精选）
成功学 当代中国社会毒瘤空间.txt-//自私，让我们只看见自己却容不下别人。如果发短信给你喜欢的人，他不回，不要再发。看着你的相片，我就特冲动的想P成黑白挂墙上!有时，不是世界太虚伪，只是，我们太天真。成功学 当代中国社会毒瘤_天马行空_百度空间百度空间 | 百度首页 | 登录 2010激情世界杯5连发激情世界杯饕餮盛宴~ N97 ipod各种大奖等你拿！抢先参加>> 天马行空 主页博客相册|个人档案 |好友 查看文章
成功学 当代中国社会毒瘤2009-07-18 02:00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
消费主义以品牌为噱头，以时尚为药效，将人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恶性循环中，恋物成瘾；
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以性爱为药效，不断释放暧昧与激情的烟幕弹，纵欲成瘾；
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
三粒毒药中，以成功学危害最巨——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
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和网络，上进人群迷失在多款提升课程和短期培训班里，成功学大师满天飞，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成产业。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那些成功学大师除了演讲收钱还能做什么成功的事？我们可不可以不成功？
个 人奋斗很可嘉，实现自我很诱人，名利滋味很甜美。但一个社会结构中，成功人士不过1%，且离不开长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寇，成功人士光
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社会中99%的大多数还怎么活下去？生活中有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是成功学课程所蔑视、给不了的和教不会的。
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成功学，还是“伪成功学”
事 实上，在“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在反思。《纽约时报》前著名记者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出版了《过度追求成就者：身
不由己学子的秘密生活》一书提醒人们，现在全世界的学生处在比以前更为强大的成功压力之下。她以中学母校的优秀学生为个案，他们承认自己已经努力到了极
限，感到孤独、无奈、惶恐、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心力交瘁；有的学生为了弥补精力上的不足，甚至用毒品来提神，而这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罗宾斯说：“如果孩子
们过度追求成功，那么，无论他们获得多大成就都感到远远不够。”
人 们对成功的普遍焦虑，成就了成功学这门产业，同时也由于过于渴望、过于焦虑，使得人们对成功学的缺陷视而不见。首先，在目前流行的成功学话语中，只存在成
功/失败的二元对立，对成功者捧得越高，对失败者的唾弃则越狠：都30岁了，男的还没房没车、女的还没钓到一个金龟婿，你彻底完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还没有成功的人只会日益感到压抑；其次，“成功”的概念被置换为“发大财”、“出人头地”，“成功人士”被塑造为住洋楼、养番狗、开名车、穿名牌，并且基
本排斥除此之外的其他价值观，淡泊名利、闲云野鹤、满足现状、小情小调，通通都属浪费生命。——难道过有趣味的生活不算成功？其三，成功学鼓吹成功有捷 径，可以复制、可以速成，“成功”仿佛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人人唾手可得。——有几个人是通过学习这些所谓“成功法则”成功的？贩卖“成功法则”的人
倒真的赚大钱了。其四，成功学宣扬只要目标、计划明确，就一定能达到目的，“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如果我不能，我就一定要，如果我一定要，我就一定能”。——这不是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还真有人相信每天背诵“成功语录”能发达的，不过此人后来得了强迫症。
不靠谱的成功学导师
《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身为成功学讲师，到处演讲推广“成功九步法”，自己却从未体验过成功的滋味。
北 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撰文提及，为了搞清成功学的奥秘，曾专门去听一个名气没有陈安之响、但也属重量级的台湾成功学大师的授课。他说这位成功学
大师讲的，无非是“去掉我执”、“返璞归真”之类的禅言或道论，而且错漏百出。他的观感是：“明明授课者在‘我执’，却要听者去掉‘我执’；明明授课者是
在进行‘现代化’运营，却让听者去铜臭，归璞真；明明授课者自己并未真正成功，却要喋喋不休地大讲成功之道„„好一副霸道相。听后令我绝倒：原来不过如此
如此。这哪里是成功学，分明是一种舌辩术，完全是效法苏秦、张仪故技，凭借成稔于胸的骗人说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有 人评论陈安之的演讲煽动能力确实很强，“但就是因为太强了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他的演讲、培训费动辄成千上万，只要有人来听他演讲，他就算成功，因为赚
到钱了，而且还不少。至于听众成不成功，他不必打包票，因为成功了是可以解释为他激励有效，不成功则是你自己不够认真、努力。这就是成功学大师的赚钱之
道。他们也许称得上“成功”，但这个“成功”是建立在更多渴望“成功”的人身上的。
什么样的成功才叫成功
如 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语境存在，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本来就不应该用这种武断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进行价值判断，有人愿意成功
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都各自不同，不是非得每个人都得走不是
成功就是失败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N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
比 如说，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判断会有所不同。有调查显示，9成香港专业女性认为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快乐家庭，其余依次为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经济独立和健康；多数
受访者并未将子女成绩优异、到了某特定年龄要在工作上达至某个薪酬或级别，看作主要的成功指标。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如果机遇和运气
都不错，有钱也不坏，但这并非体现成功的唯一方式——这个网友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他
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这是《阳光小美女》结尾的一段台词，说的是普鲁斯特。什么叫成功，什么又叫失败，其实
并不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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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ikaiII自然之美羊wzafydabao0351正义的咸猪手灵魂漂白师kobezFETong 网友评论：1 958872 2009-08-12 18:49 | 回复 说的有道理，顶
2网友:刘潇奕2009-08-19 14:58 | 回复 说得好！我深表赞同！3网友:朱敏豪2009-09-02 22:33 | 回复 谢谢
4网友:shuen2009-10-11 22:38 | 回复 不赞同你的观点，你觉得人应该是很平淡的过吗
可是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你自己也是中了简单这样很好的毒瘤 这也是导致社会不能正常前进的一种心态
5匿名网友 2009-11-01 11:18 | 回复
您说的无道理！简单的很，所谓的成功你把她已经看成作为事业、金钱的代名词，那是错误的成功观点。其实教会与人什么是成功，包括很宽泛的内容：绝不是事业一项。
自然之美羊 2010-05-14 10:58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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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成功学是毒瘤
成功学 当代中国社会的毒瘤
来自：新周刊
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
消费主义以品牌为噱头，以时尚为药效，将人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恶性循环中，恋物成瘾；
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以性爱为药效，不断释放暧昧与激情的烟幕弹，纵欲成瘾；
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
三粒毒药中，以成功学危害最巨——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
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和网络，上进人群迷失在多款提升课程和短期培训班里，成功学大师满天飞，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成产业。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那些成功学大师除了演讲收钱还能做什么成功的事？我们可不可以不成功？个人奋斗很可嘉，实现自我很诱人，名利滋味很甜美。但一个社会结构中，成功人士不过1%，且离不开长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寇，成功人士光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社会中99%的大多数还怎么活下去？生活中有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是成功学课程所蔑视、给不了的和教不会的。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成功学，还是“伪成功学”
事实上，在“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在反思。《纽约时报》前著名记者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出版了《过度追求成就者：身不由己学子的秘密生活》一书提醒人们，现在全世界的学生处在比以前更为强大的成功压力之下。她以中学母校的优秀学生为个案，他们承认自己已经努力到了极限，感到孤独、无奈、惶恐、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心力交瘁；有的学生为了弥补精力上的不足，甚至用毒品来提神，而这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罗宾斯说：“如果孩子们过度追求成功，那么，无论他们获得多大成就都感到远远不够。”
人们对成功的普遍焦虑，成就了成功学这门产业，同时也由于过于渴望、过于焦虑，使得人们对成功学的缺陷视而不见。首先，在目前流行的成功学话语中，只存在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对成功者捧得越高，对失败者的唾弃则越狠：都30岁了，男的还没房没车、女的还没钓到一个金龟婿，你彻底完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还没有成功的人只会日益感到压抑；其次，“成功”的概念被置换为“发大财”、“出人头地”，“成功人士”被塑造为住洋楼、养番狗、开名车、穿名牌，并且基本排斥除此之外的其他价值观，淡泊名利、闲云野鹤、满足现状、小情小调，通通都属浪费生命。
难道过有趣味的生活不算成功？其三，成功学鼓吹成功有捷径，可以复制、可以速成，“成功”仿佛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人人唾手可得。——有几个人是通过学习这些所谓“成功法则”成功的？贩卖“成功法则”的人倒真的赚大钱了。其四，成功学宣扬只要目标、计划明确，就一定能达到目的，“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如果我不能，我就一定要，如果我一定要，我就一定能”。——这不是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还真有人相信每天背诵“成功语录”能发达的，不过此人后来得了强迫症。
2010-3-13 04:06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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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不靠谱的成功学导师
《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身为成功学讲师，到处演讲推广“成功九步法”，自己却从未体验过成功的滋味。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撰文提及，为了搞清成功学的奥秘，曾专门去听一个名气没有陈安之响、但也属重量级的台湾成功学大师的授课。他说这位成功学大师讲的，无非是“去掉我执”、“返璞归真”之类的禅言或道论，而且错漏百出。他的观感是：“明明授课者在‘我执’，却要听者去掉‘我执’；明明授课者是在进行‘现代化’运营，却让听者去铜臭，归璞真；明明授课者自己并未真正成功，却要喋喋不休地大讲成功之道„„好一副霸道相。听后令我绝倒：原来不过如此如此。这哪里是成功学，分明是一种舌辩术，完全是效法苏秦、张仪故技，凭借成稔于胸的骗人说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有人评论陈安之的演讲煽动能力确实很强，“但就是因为太强了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他的演讲、培训费动辄成千上万，只要有人来听他演讲，他就算成功，因为赚到钱了，而且还不少。至于听众成不成功，他不必打包票，因为成功了是可以解释为他激励有效，不成功则是你自己不够认真、努力。这就是成功学大师的赚钱之道。他们也许称得上“成功”，但这个“成功”是建立在更多渴望“成功”的人身上的。
什么样的成功才叫成功
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语境存在，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本来就不应该用这种武断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进行价值判断，有人愿意成功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都各自不同，不是非得每个人都得走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N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
比如说，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判断会有所不同。有调查显示，9成香港专业女性认为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快乐家庭，其余依次为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经济独立和健康；多数受访者并未将子女成绩优异、到了某特定年龄要在工作上达至某个薪酬或级别，看作主要的成功指标。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如果机遇和运气都不错，有钱也不坏，但这并非体现成功的唯一方式——这个网友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这是《阳光小美女》结尾的一段台词，说的是普鲁斯特。什么叫成功，什么又叫失败，其实并不绝对。
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日记中写下近似谵语的成功梦想时，我们无从断定这种梦想虚幻与否；当众多的人沉浸在以“别对自己说不可能”之类的朴素箴言达到成功的迷醉当中，我们也无从判断这种成功捷径的可行性；当全社会都奉行着“豪宅、宝马、年入百万”的成功标准时，我们也无法知晓这种价值观的正确性。
我们唯一可知的是，我们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灵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急躁情绪中，成功学讲师已然成功，众多追随者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成功学的文本逻辑
卡耐基说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是“经济的哲学”。拿破仑·希尔说乔治·克拉森的《巴比伦富翁》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改变”。汤姆·霍普金斯在人生征途上屡战屡败，最后一笔积蓄投给了“世界第一激励大师”金克拉的培训班。“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也是在遇到安东尼·罗宾之后，从此走上成功之路，因为“卖产品不如卖自己”。而张锦贵则被陈安之评论为：“张锦贵是唯一能令我感到有压力的华人讲师。”
2010-3-13 04:06 回复
taygen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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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只有成功学大师才能评论成功学大师，而圈外的人则要么举头仰视，要么敬而远之。成功学何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如果分析一下成功学的基本讲义和惯用词，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比如安东尼·罗宾的“必定成功公式”：“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按照这些无比正确的讲义，理论上当然“必定成功”；但如果不成功，也只能说明你的行为有偏差，而不能说明这些公理不正确。成功学善于比喻、善于利用生活细节说服人，用前些年流行的说法叫做“心灵鸡汤”，美国人则把这叫做“便利店哲学”，即为廉价、方便、随手可得但颠扑不破的正确道理，它们的文本基本上就是用高科技词汇和营销术语来表述的知音文体。成功学也善于化用宗教内核，从美国发端的成功学无不浸透了清教精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化作了“人人都有机会成功”。而在中国的成功学传播过程中，宗教话语变得更加神秘，“感召”、“奉献”、“支持”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和刻意营造的环境气氛让某些成功学培训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这或许是传授者的预设，也或许是受教者的误读。
除了善于归纳和化用，成功学也不能不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维度。成功学无一例外倡导打破陌生人隔阂，试图给中国人灌输陌生人的交往体验，许多培训课程都会号召素不相识的学员拥抱、使用热辣的话语相互鼓励，以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方式进行沟通。在课外，执着的电话问候、拜访、倾谈和换位理解，也成为成功学的标准手法。毫无疑问，习惯于中国传统沟通方式的人在成功学面前会被极大震撼，越执着于含蓄沟通或者越不善于沟通的人则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小心翼翼地尝试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
但，这就是成功学吗？
全民成功的时代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目标是“帮助全中国每一个人、13亿都要成功”，虽然这只是个概念化的说法，但我毫不怀疑众多民众对于成功渴望的狂热程度。
在大多数城市的周末或者傍晚，你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西装、衬衣人士忙忙碌碌，他们在某栋写字楼的某间会议室里热诚地参与着某些培训、讲座、分享沙龙。在写字楼电梯里，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林老师上次讲的什么课啊？”
“如何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
“天啊！我没有听到。”
“不要紧，下星期还有一个分享会，林老师会和他的弟子一起来和我们分享心得。”
是的，这就是很多人在梦想的事情——通过一次培训或经验分享，就可以“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哪怕没有，赚到50万、10万也是物超所值。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渴望成功？又何时把成功简化为金钱的数字游戏？又是何时为这种成功目标定下了急切的时间表？
就在20年前，我们也不会有这么迫切、这么简单粗暴的想法。那个时代的各种群体狂热虽然同样弥漫着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莫名其妙的行为，但无不是以生活、健康等人类的生物本能为诉求，从气功热到各种健康疗法、从红豆杉保健到各种磁疗用具不一而足。用物质、金钱来彰显人的社会地位，是成功学这股热潮所引领并自我标榜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梁理文在一篇文章中把成功学的全面发展归结为保险推销和直销这两个新鲜事物的出现，“这两种销售方式都需要大量招收和培训推销员。培训专家大都受过成功学的训练，他们也喜欢向学员推荐成功学类的励志书籍。那些接受过培训的人，不管是否留下来做推销，都学到了一些过去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主要是一些非智力因素在个人成功中的作用。”
2010-3-13 04:06 回复
taygen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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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毫无疑问，保险和直销从业人员都是以个体能力、沟通能力作为第一武器的人员，他们自然成为成功学的试水者。随着整个社会从集体体制向个体自由的趋势转变，成功学也因此在其中茁壮生长起来。
个人病就是时代病，个人梦想汇流在一起就是时代狂热。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成功学。曾经一度，下海是成功的，考公务员是成功的，出国是成功的，读大学是成功的，海归是成功的，在如今买楼也是成功的，炒股更是成功的„„在狂热面前，只有一个成功出口，其他都是失败。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文/陈漠）
一门“成功学”课程亲历记
这是一门昂贵的课程。“探索”、“突破”、“领导锻炼”三种级别的课程，学费分别为3900元、7700元、3900元，时长分别为三晚两天、五天、三个月(每月一个周末，共六天)。
这也是一门充满仪式感、“成年人的体验式”、有争议的“生命”课程。
从“励进”到“睿力”
课程手册里写道：“睿力课程所有培训以活动体验式为主导。源自欧美，课程系统以探索、突破及领导锻炼三个主课程为核心，配合其他工作坊，以达到开发潜能、自我提升、改善生活素质等效益。”
主办方广州市睿力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在广州市林乐路的一栋写字楼内办公，距广州天河区的CBD符号中信大厦只有10分钟行程。看上去是个很普通的写字间，在角落里的沙发上，四五位女职员拿着花名册正在开会，主持会议的张莉萍拿出一本蓝色册子和一个黄色信封，分别是探索课程手册和“睿力个人才华提升之探索课程报名协议书”。她介绍，“睿力的特色就是体验，这个课程最早开始于美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都很流行，后来传到香港，再到内地”。她说，睿力在广州、成都、上海都有分部。
“睿力”的前身是“励进”。LP(领导锻炼)57期的学员郑刚告诉记者，“它注册差不多十年了，现在在成都、上海还叫励进，在广州不能叫励进，据说是涉及到一些工商税务等原因。人员没变，公司也没变，我现在还叫它励进。”郑的身份是广州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副总经理。
工作人员徐文英解释：更名发生在2007年1月，原因是“违反了教育局的‘课室和办公室不能在一起’的教学规定”，所以从天阳路搬迁至林乐路。
张莉萍介绍，授课导师“以前是老外，后来是位香港的华人，现在已经有国内完成课程的一些学员成为导师，教起课来不会有障碍。”郑刚说，“每个课程不止一个导师，有时有两三个。我上探索班的第一节课是刘志伟(音)，据说，他是佐丹奴以前的老板，后来在美国投资不太顺利，人生起起落落，后来，他成为励进学员，再做小组长，又做了导师，讲课很实在。” 工作人员和学员都拒绝透露课程的详细内容，理由是课程有保密协议，而且提前知道内容会影响新学员的心理体验。“学过的人就知道不贵，关键是要看对自己人生的意义。”张莉萍说，她以前做事拖拉的毛病就在几年前的学习中得到改变，“你如果真的觉得不好，还可以退钱”，她指着协议书上的第7条：“若参加者完成五天课程后得不到任何效益，可申办退款手续。手续需于课程的导师授课部份完成后48小时内呈交书面申请要求退款。本公司将会先安排面谈，退款则会在接获退款申请和面谈后一至两个星期内，将已付学费扣除退款手续费用人民币1000元整后之余额退还。”
泪流满面的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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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7月29日晚6点30分，天河北一家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LP61期结束“突破课程”进入“领导锻炼”的结业典礼正在进行。会场约100平方，聚集了100余人，大部分席地而坐。LP61结业班的29名学员和5名小组长盘腿坐在主席台，其他的60余位老LP学员、“感召人”和家属则坐在会场中央，最后一排坐着的是10余位西装革履的导师和工作人员。
穿深紫色长裙的肖导师出来宣布：29位学员进行总结、感恩。话音刚落，便有四五名学员同时起身争抢话筒。29个学员的总结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家好，我是XXX，我是一个真诚、自信、冒险、负责任的男人(女人)！”台下立即齐声呼应：“Yes！”
“以前我是一个没有志气，总是逃避，没有勇气的人，通过五天的学习，我突破了自己，现在感到很轻松、很快乐。”台下是整齐划
一、雷鸣般的掌声。远处的导师朝演讲者竖起两个大拇指。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感召人XXX，感谢从‘探索班’到‘突破班’的各位导师，也要感谢小组长们，还有我身后的28位死党!”许多人声音嘶哑。“感召人”起身，双手交叉放于胸前，朝四周作90度鞠躬表示回礼。
感谢中充满了温情，丈夫感谢妻子，妹妹感谢姐姐，母亲感谢儿子，儿子感谢父亲。一个中年女子说：“我已经放下了多年放不下的一些痛苦的事情，现在我活了。”一个酒吧歌手经纪人说：“妈妈，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儿子”，他的母亲正举着DV，脸上堆满笑容。一个年轻女子说：“我老公以前老说我顶多是个小学生，现在我觉得我是个大学生！”一个称自己以前胆小的男子，当众拥抱并亲吻了自己的妻子，流下了热泪。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跑上台，给父亲送上一束鲜花。
感恩结束，肖导师的声音再次响起：“请给我们29位学员掌声，嘉许他们的胸襟和开放度。挚爱的亲朋们，他们真的非常棒。”5名坐在一旁“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小组长接着上台总结和感恩，一位女组长说：“看到他们一天一天变化，真的好像比拿到黄金还要开心！”
肖导师重新站回会场中央，身后跟着一位提篮子的女工作人员，“我们有几份礼物送给小组长，礼物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但它是会发光发热的东西，代表的是一个世界，因为有你，这个世界发光、发亮。”声音里有了哭腔。肖导师每发完一份礼物，都会双手交叉放于胸前，90度鞠躬，然后再进行拥抱，轻轻耳语几句，接下来的29位学员也排队重复进行。在人群中，身材墩厚的组长郑刚在一次次拥抱中泪流满面。
这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结业典礼，以老LP的抱团激励和小组长们的及时小结划上句号。在一楼的大厅，那个酒吧歌手经纪人热情不减，“我告诉你，对个人自信，绝对有百分百的提升。”
“你会错过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课程手册里写道：“我的朋友不断向我推荐，甚至说服我参加课程，是否有金钱回报？是否涉及传销？——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课程中得到效益及探索到所有的力量！他们急于与你分享，他们真正的好处是，当您完成课程后，他与您共同拥有新的力量。”
结业典礼上，郑刚成为了记者的“感召人”。7月30日，郑刚为“感召”记者参加课程，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他穿着一件橙色LP队服，左胸绣着大大的“爱”字、右衣袖绣着“4”、后背印着“LP57”。
郑刚说小组长纯粹是做“奉献”，他还“感召”了妹妹参加课程，完全没有利益关系。“我有自己的公司，赚自己的钱，没必要给别人做业务员。”他边解释边拿出一份报名材料放到桌上，“别再犹豫了，对你来说确实是冒一个小风险，但为了你未来的生活，这点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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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8月1日，是“嘉宾分享会”，同样在宾馆16楼的多功能会议厅，同样是晚上6点半。
“分享会”被定义为老LP学员的“自发行动”，被“感召”来的嘉宾将有机会体验到探索班的部分内容。多功能会议厅里整齐摆下了80张椅子，被“感召”到场的嘉宾约有50余人，其余则是LP61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场者的身份被区分为“导师”、“老LP”“小组长”、“感召人”、“死党”和“嘉宾”。他们来自广州、深圳、东莞、香港、温州、长沙各地，有服装店老板、音响店老板、私企副总、企业高管，还有大学教师和医院护士长，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
分享开始前，郑刚带记者去见工作人员徐文英，以解决就读前的一些疑惑。问：“我看有报道说你们的课程有穿丁字裤跳艳舞，模仿性姿势的内容？”答：“我不能说媒体说的属不属实，但我可以告诉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要怎样使我们的心也能看到。关键是你有没有需要，想要超越自己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探索课程”体验正式开始，LP61班的两位男学员担任主持。第一项体验：跟人打招呼时，将自己比喻成一种动物，体验时间两分钟。会场里开始热闹起来。
A：你好，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B：你好，我是一头勤劳的黄牛。
A：你好，我是怪兽。
B：你好，我是一条狼。
A：你好，我是老虎。
B：你好，我是一头大肥猪。
主持人将体验人的心态分为“主动式”、“被动式”、“古板式”(从头至尾称自己是一种动物)、“强权式”(从头到尾所称的动物要大过对方)——“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的一种心态。”主持人说。
第二项体验：叫一名女子将手放在一名男子的手心处，目的是让两者“用身体感觉一样东西，体验紧张和不知所措”。
第三项体验：“开放式的坐姿”。两人相向端坐，手放在膝盖处，两人膝盖间隔两个拳头的距离，用眼神默默注视对方一分钟。100余人端着凳子找搭档，会场里再次闹腾起来。一位男嘉宾在体验结束后说：“这样看人是特别不礼貌的事，我老师这样教我，我父母也这样教我，今天，我对面坐着一个靓女，我确实不敢看她，我倒是想看看满场的其他人都什么眼神，大家都这么看着，我感觉特别可乐。”一个女嘉宾则觉得“好像是回到了童年”。
接下，老LP学员开始宣讲。
一名LP57女学员，自称是拿到了“最高学历”的大学教师，之后又回来任LP59小组长，“三个晚上两个白天，让我彻底对自己有了360度的认识。我今天诚心诚意请大家敞开你的心扉，相信今天带你来的朋友或亲人，为你自己负责，为你的生命负责，放下你的看法，接受一些跟你未来有非常非常重要关系的一些事，可以吗？”另一名自称50岁、来自香港的男学员说，“1998年，我在香港上这个课，那时我欠银行20多万，上了课后一年时间，我把欠债都还光，然后重建生意，现在，我有15家店。”
主持人趁热打铁，介绍了将于8月15日开班的探索课程，包括上课时间、费用等等，并建议每四到六人组成一个小组，与老LP们进行交流，而工作人员则在后排准备好报名材料，随时准备接受报名。“一般报满120人就截止，招得差不多就开班，最短一个月一班。”郑刚说他上探索班时是72人，到突破班剩下42人，到领导锻炼班剩下39人。
与记者在同一小组的一位LP61女组长，说自己是东莞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才到广州，“我三年前读的，如果真是人家洗脑，也不会洗三年吧。三年了，我赚到一群很好的死党，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第一个跑出来支持我。想想，我毕业十多天举行了婚礼，40多个死党都来喝我的喜酒，陪我出嫁，多幸福的事！”
时间已近10点，记者起身向郑刚告辞。他坚持把记者送到一楼大厅，“我感觉你在逃离，一刻都不想呆。你是个谨慎过头的人，你不报名，你不去，就会错过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文/程功)(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化名)
不成功，便成人
和所有成功学讲师一样，电影《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信奉的是这样的信条：“人只有两种，成功者和失败者。”这也是这个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所有的企业，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国际化企业，都削尖了脑袋要挤进世界500强；所有的父母，不管是还没离婚还是已经离婚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No.1；所有的励志图书，不管是原版还是引进版，都在教你怎样一步一步爬上成功的顶峰；所有的选秀活动，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网络上的，都在宣扬一夜成名、从此名利双收的神话„„你成功了，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失败？对不起，你不但是个Loser，还是个连自己也无法原谅的罪人，罪名就是：你居然还没有成功！
但是，人生真的非如此不可吗？是谁断定了不成功的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是谁告诉我们“求上进”才是人生正道？成功人生除了成功或者失败，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吗？
如果所有人都被置于“成功/失败”二元对立的语境下，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当那么多人被“榜样”和“导师”教导着踏上漫漫“成功”的时候，还有谁会真正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来生活、依循自己独立的标准来选择？
前几年陈安之风风火火的，这几年好象快销声匿迹了。不知道为什么，网上很多人说陈安之是骗子，说是社会的毒瘤，用自己一个人的成功毁灭了别人的心志。让这个社会变的浮躁。包括马云在内，他们两个都是我偶像级别的人物。连马云都批判成功学。我只前也是一个成功学学生，我个人感觉读成功学之前要参与个人的判断与生活经验。现在读成功学感觉心很累
第三篇：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说起马克思主义，人们是即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从很小开始就知道马克思，听说马克思主义，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认证贯彻并实践马克思主义后，取得了抗战与革命的最后胜利。除了少数研究哲学与历史等体系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很是了解外，在当代，可以说，很多人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在当代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对当代中国究竟有什么作用，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如何发挥它在中国经济，民生，国力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提出的，在当时它只是一种思想，是一指导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欧洲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它通过对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传至我们当代，在经过无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修补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已成为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瑰宝。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体系，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为我们指明了奋斗方向。
第四篇：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柴玲/包智明
2012-7-24 15:44:24 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10年
2期第44～49页
【作者简介】柴玲(1980-)，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瑞士弗里堡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包智明(1963-)，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
1【内容提要】 作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差序格局”概括了这种社会结构的三个特征，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和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姻亲、拟血缘关系、地缘和业缘关系得到开发。感情、利益与伦理一起，构成了现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差序格局”先于个人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个人的行为，而行动中的个人又造就了新的“差序格局”。
As a key word to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summarizes three characters of this kind of society: acquaintance society based o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patrilineal relationship as the cor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rite order whose members are differentiated by the sequence of ethics.In the transformed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is mode is inherited but its contents and orientation have changed.Besides the patrilineal relationship, in-laws, quasi-blood relatives, geographical and occupational relations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than before.Ethics, emotion and interest constitut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of China's rural society.“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precedes individuals and determines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individual behaviors in which some new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will emerge.【关 键 词】差序格局/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礼治秩序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acquaintance society/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rite order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10)02-0044-06
从江村到云南三村，通过对多个中国村庄的比较与综合研究，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以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的某种特有的体系。“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甚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形象描述。但这个抽离于任何一个具体中国农村社区的理想类型，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其内容和取向都在发生变化。
一、“差序格局”及其变迁
(一)解读“差序格局”
某一类型的确立需要与其他类型形成对比，“差序格局”的含义正是在与“团体格局”的比较中得到揭示的。“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束捆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是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P24-30)虽然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可能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但在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是主要的，西方社会则以团体格局为主。笔者认为，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有如下几个特征：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和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
1.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
任何社会结构的形成有赖于某种特定的经济基础。农业与游牧或工业不同，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游牧的人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从而不能自由流动。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很可能是从初民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他们必须依赖于团体生活。”[1](P31)费孝通还引用了迪尔凯姆的“有机的团结”和“机械的团结”，以这两个词分别来指代“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法理社会是因着某种目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结合的社会。通常，人们认为这种社会发生于工业革命前后，是一个陌生的社会。可见，西方团体格局的形成，既有远古游牧经济的留传，也有现实的工业经济作为基础。
差序格局是以农业而且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以农业为生决定了人们的不流动与封闭，而小农经济则需要人们聚村而居，以便互相帮助、照料。“封闭”是由不同地域上的人们不流动、缺乏相互之间的接触引起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在地方性的限制下，人们生于斯，死于斯，形成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每一对个体之间都是特殊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规定了互动双方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通过每天的接触自然习得的。差序格局就发生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
2.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遵从差序格局的原则。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先提生育再提婚姻，是因为社会的继替需要家庭的生育，而生育需要婚姻的保障。纵向的亲子关系支配着中国的亲属关系。而中国的继替原则是沿着父系的单线进行的。“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1](P39)中国的家之所以要扩展成为家族，是因为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核心家庭不足以发挥所有的社会功能：核心家庭可以生育，但其他经济、政治、宗教的功能则非扩大了的家庭不能胜任。这样的家庭中，不同代际之间的同性关系要比夫妇亲密，夫妇之间太过亲密反而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熟人社会除了包括亲属关系外，还有地缘关系。在不流动的乡土社会，家族这个概念包涵了地域的涵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人口的增长势必造成流动，农业社会中的人口流动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举家搬迁，“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1](P71)移民的后代还记着自己的籍贯，籍贯来自父亲，是跟姓一起继承的。因此，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另一种移民不能成长为新的村落，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新移民若想成为“村子里的人”，第一要在村子里有土地，或者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然而，这些都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这些与当地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新客，就经常从事血亲所不便从事的商业。[1](P69-75)
3.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稀薄。”[1](P27)在费孝通看来，这种从自己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的有差序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伦。《礼记》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伦用以区别我群和他群。在水波波及范围之内的，属于自己人，反之则是外人。[1](P24-30)但是水波波及范围之内的我群，并不是没有区别的。我群所涉及的人，以我为中心，按关系的远近、亲疏排列在不同的位置上，离中心越近的，与“我”的关系就越亲近。这种亲近是伦理上的亲近。人们表达亲近程度的方式，最明显的莫过于红白事上的礼信。徐平在调查羌村社会时发现，以农为主的羌人按照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了家庭、家门、房族这三个不同的亲属圈，不同的亲属圈在结婚、丧葬和建房时送的礼是有厚薄之分的。[2](P71-98)
中国人的伦理维系着私人的关系。在差序格局中没有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而团体社会中的道德是超己的。因此，基督教有不分差序的兼爱。差序格局还具有伸缩性，即私人关系所编制的社会关系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缩小或放大。越到圈子的外围，“我”所属的群体界限就越模糊。对于处在中心的“我”来说，最容易辨识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在圈子的中心区，由内向外推的结果就发生了家族主义。
乡土中国的治理不是依靠从外部强加的法律，而是依靠从小习得的礼。礼最初是强加在孩子身上的，由于未成年人还不具备独立的意志，因此可以强加于未成年者。礼内化于人，人们只要各安其分，社会就会平稳运转。在封闭社会中，年长的人总是比自己经历的多。因此，长者、老者承担了爸爸式社会教化者的角色。礼治秩序是由长老统治的，乡土社会中的老人往往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
(二)乡土中国的变迁与“差序格局”的发展
乡土中国的变迁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将清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别开来。他认为，尽管帝国的行政机构在分崩瓦解，但旧秩序的重要基础——绅士的权威并未动摇。[3](P1-11)在孔飞力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秩序至迟到清末仍然稳固。杜赞奇对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调查则发现，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其一是经济因受西方入侵而受影响；其二是国家企图加深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4]这两种外在于乡村的力量都在有意无意地改变着中国的乡土社会。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察觉到。《乡土中国》开篇就指出，近百年来东西方接触的边缘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只是这社会成长于乡土社会的基层之上。我们的社会在急速变迁中，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只是这个过程比较长，从清末到现在我们仍处在这个过程中。
变迁的过程虽未结束，阶段性的回顾总是必要的。历时性研究通常都取不同时点对同一对象进行观测。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乡土社会，其变化不可谓不大。近20余年来，中国农村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大事。其中有两件，乡镇企业崛起和农民流动，既是乡土中国变迁的结果，也引起了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变迁。乡镇企业崛起和农民流动使农业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甚至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工厂建设、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还使农民失去部分或全部土地。传统“差序格局”的经济基础似乎受到了冲击。
乍看起来，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非农化”似乎使农民逐渐摆脱了乡土性，但折晓叶的研究发现，分散的农民在村里办工厂、寻求合作时，他们并不仅仅是对外来工业因素和内在变革冲动进行回应，他们的背后也有深厚的乡土基础。[5]变迁中的乡土社会，对差序格局既有继承，也有扩张，其取向也从伦理倾向于利益。
二、传统“差序格局”的继承
作为“差序格局”的经济基础，农业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人均耕地也在下降，但是这并没有使人们放弃土地。地处鲁西北的于庄，乡镇企业发达，人均耕地仅1亩多。这里的村民享有乡镇企业的补贴，比周围村庄的农民收入略高，但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土地，没有一处撂荒。土地仍是他们的命根子，因为种地最起码能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不用花钱买粮食。[6]而广州的城中村羊城村已经彻底地嵌入城市，既无耕地，也无农业，其土地已经转变为村里的股份分红保障、家庭的租屋收益。虽然羊城村已经丧失了传统上定义“村落”和“农民”的典型特征，但是由血缘和地缘联系的村落魂灵，在它农民和农业的载体消失后，仍然会长时间地活着，羊城村的村民仍然处在熟人社会中。[7]
在农村新兴的非农产业中，经济活动的差序格局也有迹可循。郭于华以苏南乡村工业化过程为例集中讨论了亲缘关系在乡镇企业发展运营中的角色。首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的过程不同，中国的乡村工业建立在血缘—地缘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乡镇企业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特征。其次，在新的经济结构启动和发育的过程中，亲缘关系是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第三，企业内部和村级经济的运作也遵循了亲缘关系规则。这具体表现在内外有别的用工制度、劳动分工的“差序格局”和企业管理中的亲信原则与家长权威。这些特点使得亲缘关系规则与市场规则为交融状态。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正是在两种机制中寻找平衡，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8]
流动的农民工把“差序格局”带到城市，形成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来到陌生的城市，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未知的世界。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基础的纽带关系，是外来者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也为他们在城市中实现基本的生存提供了条件。[9]陈阿江从四川、安徽两省四县的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的信息来源中发现，在农村劳动力就业首次外出主要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的牵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依然比较封闭，而对于在封闭环境中生活拥有较少社会关系的人来说，亲缘、地缘关系最有可能被开发利用。其次，首次外出的农民通常为了求稳，通过已有的亲缘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10]不仅如此，流出者与老家的紧密联系是关系网络的根基，也是农民工遇到风险时的退路和保障。
三、“差序格局”的扩张：姻亲、拟血缘关系、地缘和业缘关系
传统“差序格局”是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人际关系。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以往不被人们重视的人际关系在利益的驱动下得到了开发，差序格局包涵的内容更为丰富。
差序格局中姻亲本来就占很重要的地位，民间的舅权就是一例，羌村社会中还有“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的说法。大母舅(奶奶的兄弟)和小母舅(母亲的兄弟)发挥了社会监控功能，使社会平衡协调的发展。[2]如果传统差序格局中的姻亲主要是因为伦理的关系而“应该”这样重要，那么现实中的姻亲则另有经济准入的理由。妇女地位的提高和计划生育的施行使女儿的地位提升了。霍宏伟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通婚圈范围在不断缩小，直接后果就是姻亲之间的互动成本降低，频率加大，姻亲地位不断提升。[11]富裕村庄的女子尤其不愿外嫁。这在乡镇企业发达的于庄、羊城村都有体现，甚至已经嫁出外村的女儿也会因为利益关系举家迁回，发生倒流现象。嫁到别村的姑娘又回于庄居住的，村里给以优惠的条件。首先，嫁出去的女儿的承包地村里不收回，家里的宅基地也可以让女儿盖房子；第二，无论是孩子上学，还是丈夫在企业做工或者做生意，都享受于庄村民的待遇。但是姻亲与血亲还是有差别的，村里不给女儿的丈夫和孩子承包地。羊城村的姑娘如果嫁到村外就会丧失她在本村持有的股份。为了可观的分工，村内婚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以前。
拟似血缘关系不是基于生物上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情感+利益”的关系。乡镇企业中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具有一种从地缘和业缘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情感。企业主仿佛是家族中的家长，管理人员对企业主就像家族成员对家长一样忠诚。因此，这种泛家族关系的发展导致“差序格局”包容范围的扩大并波及日常生活领域，虽然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已被深深打上“利益”的印记。[12]
在乡土社会中全体从事农业的农民固然是同一职业的，但这种业缘在缺乏分工合作的社会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职业分化的现代社会，业缘才成为有意义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并非所有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都以亲缘关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常用的社会资本。很多流动人口还利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显然，只是在家庭和亲属关系中间打转，能够获得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必然要突破家庭及亲缘关系的局限，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扩展的社会资本。除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可以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之外，常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便是地缘和业缘等家庭之外的关系(如同学、同乡、战友等)。这并非是进城务工者不想依靠亲属关系，而是因为他们的亲属大都在家乡，靠不上。[9]
笔者曾在2006年10月对北京市丰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进行过访谈。访谈对象的职业包括技术员、装修店老板、服装店老板、绣花女工和服务员。他们初次进入城市就业时，无一例外是依靠熟人介绍的。技术员来自辽宁白山市，到北京来投奔中学同学；装修店老板是河南人，从十几岁就跟着村里的大人到建筑工地干活；服装店老板是在北京大红门有店铺的“浙江村”人，不到二十岁就跟着家里人到北京学做生意了；绣花女工来自河南，早先也是村里人带她出去学绣花的；有着红脸蛋的服务员是甘肃人，到北京之前，曾经在兰州姐姐家开的餐馆里打工。然而，他们二次或再次就业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技术员在工作中认识了其他老板，在高工资的承诺下跳槽；装修店老板艺高人胆大，在山西打工时听说北京的建筑比较赚钱，就孤身来到北京创业；服装店老板在生意中遇到了同是浙江人的丈夫，两人强强联合，生意做得更加红火，他们自己进货，自己当会计，但请的导购却是高挑、漂亮、泼辣、能撑得起北方衣服模版的东北姑娘；绣花女工在给浙江老板打工，靠着别的绣花女工介绍，在“浙江村”已经跳了好几次槽，她平时喜欢上网，在南方打工的网友给她描绘了一幅在南方发展的美好前景，接受采访时她正准备辞职到南方找工作；红脸蛋的服务员来到北京，在一家饭店门口看到招服务员的启事，又看到从饭店里出来了一个也是红脸蛋的服务员，就去问她是不是甘肃人，于是原先在饭店里工作的红脸蛋甘肃姑娘就给新来的红脸蛋姑娘介绍了工作。
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去找谁呢？一般的回答是老板、朋友、老乡。很多受访的外来就业者都意识到，关系是变动的，必须在变动的经济和变动的关系中不断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才能立足和发展。人们的关系可以从无到有，也可以从有到无；可以从强到弱，也可以从弱到强。为了某种利益，好朋友可以变成仇人，新结交的同事则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原有的社会关系或者太狭小，或者不够用，必须不断地建立、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四、“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伦理、感情、利益
对于“差序格局”的发展取向，杨善华、侯红蕊指出差序格局越来越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向。“理性化”是以现实的利益考虑为基础提出的。也就是说，“理性化”的农民被认为更多地从个人、家庭利益的考虑去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理性”一词在社会科学中颇有争议，我们可以说那些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有理性，也可以说那些花费大量礼金维持亲属关系的农民有“社会理性”。实际上，人们追逐的经济利益总是嵌入到了某种文化和社会规范中，没有纯粹的利益，所有的利益都被人为地赋予了价值。但是，在乡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原先处在某一群体中的“自我”觉醒了，在伦理的阴影下，人们开始发现自己的感情和利益。伦理、感情和利益一起，构成了现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
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主要体现了伦理上的关系。伦理的基础是道德，表现在相互关系上，强调的是“应该”如何，是彼此能在权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情感的基础，则是“情愿”或“愿意”。“关系”的另外一个维度是利益。相对于伦理和情感，这里的利益是指各种现实、世俗、功利上的“好处”，包括权力、地位、金钱、物质等种种有形无形、被生活中的人们称作是“实惠”的东西。[13]
以伦理为取向的“差序格局”重视父系血缘，尊重长者的权威。但乡土社会的开放性与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使靠传统习得的行为规范不再是灵丹妙药。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比重持续下降，非农活动收入占农村家庭的收入比重持续增长。非农化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从而作为生产单位领袖的“家长”也随之大权旁落。同时，老人在家庭中的经济贡献下降。这些因素共同造成老人权威的衰落。[14]纵向关系的削弱伴随着横向关系的加强，夫妇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农村家庭关系中的主轴。笔者在2005年、2006年夏天曾分别在河北、山西农村进行调研，发现婆媳关系紧张的现象较为普遍。媳妇在场时，婆婆往往不敢说媳妇对自己不好。媳妇一走开，婆婆就开始哀叹自己的命有多苦：自己做媳妇时要受婆婆的折磨，如今熬成了婆，又有厉害的媳妇骑在自己头上。有趣的是，婆婆们对自家和别人家的婆媳关系评价是不一样的。对于自家，往往指责自家媳妇在品德上的问题，也会责备儿子太软弱，总护着媳妇；说到别人家的婆媳关系时，就会说那家的婆婆不懂事，霸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不交给媳妇，儿子自己都成家了还要把打工、种地的钱都交给父母，难怪婆媳关系处不好。
人们利用既有的和新开发的“差序格局”去获得利益。在以利益为取向的“差序格局”中，个人归属的群体边界相对清晰，人们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更为平等和一般化，私人关系的色彩被弱化了。人们仍然要区分自己人和外人，但区分的标准更多是以现实利益为差等。
晋南的S村，解放前没有可供灌溉的水源，全都是靠天吃饭。1967年，在大办农业的浪潮中，县政府在S村的临村F村建成了一座扬水站。扬水站依靠电力把地下水和附近的河水抽取到地面上来，使周围分属两个乡镇七个村庄的旱田变成了可浇灌的水田。扬水站水资源的管理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县政府下属的扬水站，第二是各村的水官，第三是各小队的水官。扬水站的管理人员有事业单位的编制，村民们非常眼红，也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或自己的亲属能进入编制。事实上，能进入扬水站的人往往不是上过学、聪明能干的人，而是在村里家族势力比较强大的人。各村的水官负责上传下达，联络扬水站和各小队的水官。村一级的水官活儿轻，而且有扬水站和村委会发放的双份补贴，也是一个肥差。往往是那些跟村长关系好的人才能捞上这个差事。各小队的水官并不是正式的职位，它的产生是因为浇水按照小队为单位进行、必须有人统筹负责产生的。小队的水官本身就是要浇水的用户，县里和村里都不给他报酬，他的好处是通过自己精打细算，掌握好用水量和每家的水费得来的。小队的水官不仅要精明强干，而且要在队里有人缘：他要么家族势力强大，要么跟村里人的关系处得很好。同一小队的人、同村人、家族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认同方式联合或分裂，其考量的标准是利益取向的。
五、从“差序格局”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解读，到“差序格局”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四十年代的“差序格局”，是先于个人、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它决定了处于这个格局中的人的行为。个人即使有欲望、有感情，仍然会服从于社会结构的规定。对于个人而言，最好的莫过于能认识到社会结构的设置原本是为了满足社会中人的需要，这样个人就能更好地遵从社会的安排。后人对“差序格局”的再研究，除了发现“差序格局”的顽固存在之外，还发现了差序格局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差序格局下有感情和利益考虑的个人。
个人与社会，孰先孰后，孰主宰孰服从，是社会学自开端以来就让人辩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华正茂的费孝通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差序格局”先于个人，决定个人的行为。而后人们则发现，个人并不完全听命于社会的命令，行动中的个人造就了新的“差序格局”。但是，后来的人也发现，新的社会关系的发现和构造，往往沿着传统的思路去进行。一个陌生人往往以某种我们熟悉的名分成为自己人。这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吉登斯和布迪厄在讨论结构与能动性时指出的那样：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在创造社会结构，而个人又是被结构化过的。
无论如何，个人能动性的发现使人对将来的世界充满期待，因为世界将变化，未来不是确定的，社会因而有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回顾一生学术历程时，也对年少时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他说：“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研究。”[15]社会结构并非脱离个人的社会事实，它类似某种虚拟的制度，以实践性知识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规范着不同情境中个人的行动。个人因为具有反思能力而自觉地接受了结构对其的约束，但个人的行动同时也是本能的、有策略的、有创造能力的。由此看来，社会生活并非可以简单地用社会结构决定个人行动或者个人行动产生社会结构来概括，它是一个鲜活的社会过程。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形式与内涵，仍然在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其丰富的意义，有待后代学人持续的关注与解读。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徐平.羌村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M].谢亮生，王品泉，谢思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5]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于光君.农村城镇化与环境问题——山东省于庄的个案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7.[7]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J].江苏社会科学，2004，(1).[8]郭于华.传统亲缘关系与当代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J].读书，1996，(10).[9]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J].民族研究，2004，(6).[10]陈阿江.从农村劳动力外流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11]霍宏伟.我国北方一个农庄的婚姻圈研究——对山东省济阳县江店乡贾寨村的个案研究[J].社会，2002，(12).[12]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J].宁夏社会科学，1999，(6).[13]陈俊杰，陈震.“差序格局”再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1998，(1).[14]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一个社会学的视角[J].江苏社会科学，2009，(2).[15]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第五篇：当代中国社会的六面镜子[最终版]
當代中國社會的六面鏡子
第一面鏡子，叫做“反腐敗”，這是社會政治領域里最基礎的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前，能照出一個權勢者的五髒六腑和和全部的筋肉骨髓。在這面鏡子前虛與委蛇、避重就輕、隔靴搔癢、甚至裝聾作瞎的政客，只有兩個可能的原因︰其一，是他自己本身的屁股不干淨;其二，腐敗的勢力太過強大，甚至已經成為他的權力基礎和源頭。所以他不敢反腐敗，也反不動。
“反腐敗”這面鏡子不是新事物，它已懸掛了3000多年，洞照了無數的成亡興替。盡管官僚政客的表演不斷成熟，與時俱進，但在這面鏡子前，仍免不了失聲怯場，左支右絀。
第二面鏡子，叫做民主。民主這面鏡子，今天不再是高深的政治或哲學命題，而是一個公理，一個常識。一個真正優秀的政治團體，決不忌憚站到這面鏡子前，接受公眾的質疑、問責、監督和約束，直至接受公開的競爭和競選。民主，不僅是對社會的救贖，也是對執政者的救贖。它是由民眾自發推行的對體制的淨化，是自下而上維護的和諧與穩定。這樣的和諧與穩定，才是真和諧，真穩定。
百年的歷史歲月里，民主這面鏡子里，留下了許多獨夫政客骯髒拙劣的行跡，留下了眾多大師、學者無恥下作的嘴臉，也錄下了無數志士仁人斷頭瀝血的苦苦追求。無論還要經受多少歪曲、涂抹、和遮蓋，終有一天，民主這面鏡子，必將高懸于中天，照耀這個苦難民族的每一寸歷史和現實。
第三面鏡子，名字叫做“當代史”。這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段歷史，是剛剛發生的前車之鑒。甚至，它還沒有真正的成為歷史。極左年代的紅歌、紅戲，紅書，還依然殘留在我們的記憶里，不時從嘴邊流落出一段旋律和詞句。也正是伴隨著權力贊歌的越來越紅，我們見證了權力的失控和墮落。國民手中分得的一點實惠還沒有焐熱，饑謹、貧窮與迫害即接踵而來。這是離我們最近的歷史，卻是被涂抹、打扮最嚴重的歷史鏡鑒。噩夢還沒有全醒，這段歷史就換個馬甲出來表演了——打黑和分配公正決不是復闢左潮的理由，高大空的說教是社會道德的腐蝕劑而非營養液;當權力的一次俯身即被視為親民的姿態，當權力抬頭之後必然是膨脹與失控——
“當代史”這面被涂抹、遮掩的鏡子，折射出轉型期中國面對的巨大危機︰改革，如果不能深入進展的話，就有可能出現劇烈的倒退。歷史的列車需要千萬人的血汗努力向前推行攀升，也許只要某個人的彈指一揮，就可以驟然滑落後墜。而身後，是萬丈深淵。
第四面鏡子，叫做法制。
2009年，在中國政法大學主辦的“中國首屆法學名家論壇”上，三位資深的法學教授失聲痛哭。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法制建設非但停滯不前，而且開始了大步的後退。每一次的法律修訂，權力都獲得了對法律的最終解釋權;每一次的法律程序的設計，都為司法腐敗留下了可乘的空檔;而每一次的法律修訂，都在有意無意間，為民權設置了一道屏障，甚至，是套上了一條絞索——2011年，當《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公開時，我們再次看到了在法律程序設計上的文字游戲。當法律不足以約束權力，法律必然淪為一紙空文——甚
至，比一紙空文還糟︰它使得濫用權力合法化。
法律是一個體制生存的基石，在法制這面鏡子前，我們今天照出的，是這基石的沙化。
第五面鏡子，叫做“稅收”。
《福布斯》公布的2011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名，中國位居第二。2010年，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突破8萬億元，如果考慮到預算外的收入(比如土地出讓金)，實際的財政收入應當在11萬億以上。11萬億是個什麼概念?那就是全國每個人拿出約8000元的收入，上繳了國家財政;一個三口之家，負擔約24000元。而政府用于社會福利保障方面的財政投入，不足8%，排名在世界墊底。
此外，各種壟斷性的國企或部門，無不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上，從公眾的口袋里掏錢。即以食鹽為例，每噸食鹽的成本不足200元，而零售價卻至少2000元，利潤率是1000%。煙草、石油、交通、電信，等等壟斷行業從國民身上掠走的財富，是一個天文數字。
稅制改革的呼聲已持續多年，而改革的步履，卻裹足不前。2011年，在經過兩個月的“征求意見”之後，個稅征收做了微小的讓步。而個稅，只是整個財稅收入的冰山之一角。稅制改革的難度，由此可見一斑。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在稅收這面鏡子里，我們看到的是公權力無限度的膨脹，民生以及“民聲”的無助與無奈。
第六面鏡子，名字叫做︰教育。這是今天中國社會最沉重的一面鏡子。如果在法制的鏡子前，我們听到過專業學者的哭聲，在教育這面鏡子前，我們的整個民族在痛哭。如果腐敗的風氣已經蔓延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能不能留下一角潔淨的校園? 如果政治腐敗已經裹脅了每一個成人，能不能放過我們的孩子? 百年樹人，百年樹人，我們應當為一代人創造怎樣的教育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怎樣的價值觀念，交到我們的下一代手里? 能不能把歷史的、現實的、人生的真相和真諦交給我們的孩子，而不是向他們灌輸迷藥和謊言? 能不能把教育變成社會公正的起跑線，而不是斷崖? 能不能把我們的孩子，培育成文化的傳承者，而不是政治的應聲蟲? 能不能，為我們的民族的未來，培育一代有獨立思想和人格的公民?
用教育這面鏡子，我們探照一個體制良知的底線。這一條底線，血淚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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