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转)

第一篇：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转)

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

“十五”计划的主题是发展，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估量国际国内形势所做出的科学决断。谈到“以发展为主题”时，“两会”代表、委员兴致盎然。发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选择

今天，站在新世纪的起点，我们放眼望去，当今世界，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这既向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更为我们提供了加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一些代表说得好，未来五年至十年，世界经济发展形势趋好。新经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利，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更多的却是挑战，所以，我们更要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全国人大代表、中共辽宁葫芦岛市委书记张东生说，把“发展”两个字作为“十五”计划的主题，我认为，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是在充分考虑国际国内两个环境，在既尊重现实又客观谋划长远的基础上，中央对当今中国社会趋势的科学界定，这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经贸委主任李现武说：西部地区的云南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经济总量小，工业化水平不高，高新技术刚刚起步，信息化程度低，又是多民族地区，这样就更应强调发展。统观全国经济大局，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我认为，云南抓住发展主题的关键是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发展的速度，两者并重，一个也不能偏废。这样艰苦卓绝地干上几年，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进而使云南人民在“十五”期间迈向更加富裕的小康。

对于尚处在发展中的中国，“不平衡”的着眼点还要放在全球，在不平衡中找差距，在潜力中找契机。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丛正龙说：对外开放是辽宁经济极其重要的发展动力。“十五”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过渡期。辽宁要把整体对外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努力创建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环境。人才：

构建民族复兴的柱石

记者采访了数位代表和委员，说起社会的发展，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福州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可镁说，谈发展，就必须重视人才。我认为人才是发展的动力，人才是构建民族复兴的柱石，无论哪方面的发展最终都要归结到人。他说，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是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后劲，也是我们在各个领域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可靠保证。培养人才就要靠教育，目前教育的投入相对而言是不够的，国家要把这件事真正重视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青年心血管研究专家韩启德对人才问题犹为关注。他说，健康的科技、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前提之一。下个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国际间的激烈竞争，实质上是高科技的竞争，是智慧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要使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真正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除科学技术自身发展外，还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篇：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说起马克思主义，人们是即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从很小开始就知道马克思，听说马克思主义，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认证贯彻并实践马克思主义后，取得了抗战与革命的最后胜利。除了少数研究哲学与历史等体系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很是了解外，在当代，可以说，很多人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在当代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对当代中国究竟有什么作用，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如何发挥它在中国经济，民生，国力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提出的，在当时它只是一种思想，是一指导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欧洲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它通过对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传至我们当代，在经过无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修补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已成为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瑰宝。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体系，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为我们指明了奋斗方向。

第三篇：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

(何新2006年)

1.阶级与分级利益集团

什么是阶级？直观的观察即可看出，任何社会之内部，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这种社会地位阶层的区别，来自社会中各种人群之间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由此可见，阶级是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任何社会制度只要有社会分工就有所谓的阶级）

这种来自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划分，就是社会中之阶层划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个阶级，穷人是另一个阶级。世袭掌权者是一个阶级，被管制的受统治者是另一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因此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往往近似。

近代法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别，必然发生矛盾和争攘，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的玉石黄金文化期）至今，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其间围绕国家统治权力之争夺和经济利益及经济资源之分配而发生的政权嬗变，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变迁，根本原因都是来自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政党是代表和实现某阶级利益集团的组织。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调节机器。但是，如果国家机器落入特殊权贵利益集团的操控，变成特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失去调节功能，社会矛盾则将高度激化而爆炸。

2.资本豪族利益集团欲主导中国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在其博客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其文指出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实际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

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动变莫测的危机时期。中国未来几年面临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

由于以下三大原因：

（1）国际能源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2）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3）中国国内市场劳动力工资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势必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是非常可能的。

3.当代社会的阶级构成要预知未来，首先必须清醒地认知现实。多年以来，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观察内外形势的方法已被国内主流学者所抛弃。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要清醒地观察内外形势，首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才会知道当今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所在，知道一些专家学者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讲话，以及各种政策方针究竟对哪些阶级或集团有利。据我观察，当代中国队社会阶级构成大体如下：

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要区分社会不同人的利益需求。

（一）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大资产所有者，新兴经济豪族（富可敌国，拥资数百亿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买办资产者，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3、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人士，以及内外利益集团高佣金收买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这个集团正在通过操纵媒体及舆论，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不能让财富聚集到少数人的手里，而应该实现财富的公平占有。

（二）权势文官阶层（）

主要为官员及国企的行政管理者。

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入侵。

（注：发展到今天，说不定又来一次八国联军侵华，只是这次侵华，人家运用的是经融武器，只要看看中国抱有大量美国废纸就知道了。）

但是近年来，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发展，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进入。

（注：市场也是资源，不能无限制的让出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文官体制官僚化，衍生为一个特权阶层。由于各级行政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现象严重，官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官员生活腐化堕落，权利失去监督，这是体制问题。其实只要把人民的权利真真还给人民，人民真真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就能解决腐败，党内反腐，虽有成效，治标不治本。）

（三）下层社会

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1）城镇工薪小资产者，（注：看来我就是处于这个阶层，往上发展有可能会成为权势文官阶层，向下发展，失业就成为真真的无产阶级了）

（2）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小农），（3）城乡下岗失业及无业者（无产阶级），（4）城乡流民（流氓无产者）。

（注：这个阶级是当今社会的危源，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无政治地位、无经济来源，其中许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主要是有较稳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资产的人、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中下层知识分子）。

小农：今日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极其脆弱而不稳定的个体小农经济。所谓小农，实际是乡村中的小资产农户，家庭拥有小块土地及微量农业收益，家中主要劳力出外打零工以补货币收入之不足。

4.面临生存危机的中间阶层

由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实际是一个介于经济两极：一极是富豪（资产者），另一极是赤贫者（无产者及流民）之间的所谓“中间阶层”。

但是，这个中间阶层的总人数及其家属在中国总人口比例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中间阶层的安定，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使这个中间阶层在生活形态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现在土地、房屋等小资产的获得，以及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是当前，随着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中间阶层也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态正在被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所破坏。这个中间阶层当前普遍面临四大危机，即：

1、医疗危机，2、养老危机，3、子女教育危机，4、住房危机。

此四大危机在民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产豪商的“房奴”。

（实际上，所谓“新左派”，主要就是这个中间阶层利益的言论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无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国家资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产党放弃政治领导权，国家放弃经济管理权。

如果国民经济沦为无国家主导、任由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自由经济“，则将直接危及这个中间阶层的生存状态。例如，一旦实施农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则多数农民自由在市场上出卖小块土地。虽然一些农民可以由此获得小笔金钱，但多数农民将从此永久失去土地资源。

众多失地、失房农民及其家属将成为彻底无业、无产、无生计的新生无产者。同时，大型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后，也将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失业者。

金融自由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使商业银行破产危机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势下，目前相对稳定而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间阶层（小市民、小农），势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坚”成功，而最终走上破产化之路。

5.“无产阶级”新生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被称作“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无产阶级。至少在名义上，当时国家全部资产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产阶级”。

但今天，中国确已生成一个新生的无产无业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份为：

1、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村赤贫者、无业社会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历史和任何社会中，无职业、无财产、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

险的反社会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新生的“无产者”阶层中，相当多数是失学、失业、有生命活力而无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这个新无产者阶层，是中国当今多数反社会犯罪分子产生的渊薮，实际也是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趋势的潜在政治力量。

然而，随着自由市场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城乡小资产者及农民面临进一步被剥夺的命运，从而沦入这个反社会的阶层中。

6.政治意识形态危机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其立党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共产”的对立词是“私产”（私有财产）。

“共产党”不是“资产党”或“私产党”。只要党仍在入党誓词及党章中宣称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

这个矛盾，根源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深刻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注：我近几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2004年，时事出版社），《新国家主义经济学》（2001年，时事出版社）中曾谈过：要摆脱这一矛盾，共产党所可能的选择是重提列宁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中共中央）在50年代初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7.国家应主导市场经济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不应放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权，不应放弃对内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对外抵抗外部跨国资本赤裸裸的扩张和经济侵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抑制内外资产阶级无限制地牟取本阶级经济私利，而牺牲国内其他阶级利益特别是牺牲贫苦阶层利益的贫婪本性。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贫苦大众利益）调节阶级关系，不应对内外资本利益集团屈服投降。

只有在这样的执政眼光和基础上，共产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长久的巩固。

8.国家不能放任市场自流

近年来的泛市场主义改革发生了重大失误，引发了诸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泛市场主义的所谓“改革”方向，已受到广大人民和社会公众广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质疑！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整合和解决泛市场化和引入资本主义所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和众多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将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提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双调节的混合经济。实施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相结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平等兼容的混合经济。

我认为，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要求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的鼓吹相反，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和**，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国家有必要重新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计划，包括医疗计划，社会教育计划等，廉租房计划、就业计划，国防计划。必须将当前无序混乱引起百姓严重不满的泛市场经济，提升为有管理有科学计划的新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与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相协调，才能与共产主义的党章

及宪法相容。

9.GDP不是唯一

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由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当今入党已形同儿戏，甚至不须作宣誓。因誓词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

这种理想信念的丧失，加剧了党内严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各地之党组织不应当丧失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完全变成一个“捞钱党”。工作中心不应当都是围绕着追求“GDP。”

10.“MBO”实际是对国企管理层的一种赎买

国有企业管理人作为经济官员，通过MBO（一种极其奇怪的“合法化”腐败）以及“转制”后的高薪化而彻底资产阶级化。

这种高薪赎买政策，最初实际是来自美国伊·萨克森关于“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在私有制转轨中，对共产党官员实施赎买政策，从而使他们由改制转轨的阻力变为动力”。

这种私有化转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从根基上搞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具有讽刺性的是，出钱赎买国企管理层，使之转变为国企掘墓人而为此买单的，竟然正是gcd自身。

11.跨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在中国扎下深根

港、台、西方在华跨国资本及企业管理人，通过多种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渠道，已经深刻地影响、以致甚至谋求左右中国官方政策，例如极力要各地政府坚持对外资实施特殊优惠的政策，反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平等纳税的政策等。对此，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应听之任之。

应当指出，与改革初期形势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所以本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向海外进行投资。而国外当局从未对中国投资给予任何特殊优惠政策。

12.警惕突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人口就业困难，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有爆炸化突发的危险。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1.尖锐的贫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众多小资产阶层的命运，正在掠夺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损害和被剥夺。这种剥夺，在未来几年可能通过更严酷的金融“改革”（严重通胀以及商业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发生。当城乡中的多数小资产者被彻底剥夺而沦入生计渺茫之时，中国势必发生频繁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近年城乡中已频繁发生的征地危机，就是由于部分城乡小资产者（特别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土地及住房被开发商廉价剥夺后，进行抗争而引发的小型社会危机。

这种小型危机本身就是一种预警的信号。

通过上述社会结构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团决定着中国的方向，谁在通过舆论（所谓“话语权”）而影响着中国的政策。

同时也说明了何以乱象频仍，当前中国仍能保持着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就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乃是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

（注：本文草于2006年6月2日）

第四篇：成功学 当代中国社会毒瘤空间（精选）

成功学 当代中国社会毒瘤空间.txt-//自私，让我们只看见自己却容不下别人。如果发短信给你喜欢的人，他不回，不要再发。看着你的相片，我就特冲动的想P成黑白挂墙上!有时，不是世界太虚伪，只是，我们太天真。成功学 当代中国社会毒瘤_天马行空_百度空间百度空间 | 百度首页 | 登录 2010激情世界杯5连发激情世界杯饕餮盛宴~ N97 ipod各种大奖等你拿！抢先参加>> 天马行空 主页博客相册|个人档案 |好友 查看文章

成功学 当代中国社会毒瘤2009-07-18 02:00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

消费主义以品牌为噱头，以时尚为药效，将人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恶性循环中，恋物成瘾；

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以性爱为药效，不断释放暧昧与激情的烟幕弹，纵欲成瘾；

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

三粒毒药中，以成功学危害最巨——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

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和网络，上进人群迷失在多款提升课程和短期培训班里，成功学大师满天飞，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成产业。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那些成功学大师除了演讲收钱还能做什么成功的事？我们可不可以不成功？

个 人奋斗很可嘉，实现自我很诱人，名利滋味很甜美。但一个社会结构中，成功人士不过1%，且离不开长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寇，成功人士光

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社会中99%的大多数还怎么活下去？生活中有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是成功学课程所蔑视、给不了的和教不会的。

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成功学，还是“伪成功学”

事 实上，在“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在反思。《纽约时报》前著名记者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出版了《过度追求成就者：身

不由己学子的秘密生活》一书提醒人们，现在全世界的学生处在比以前更为强大的成功压力之下。她以中学母校的优秀学生为个案，他们承认自己已经努力到了极

限，感到孤独、无奈、惶恐、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心力交瘁；有的学生为了弥补精力上的不足，甚至用毒品来提神，而这也得到了父母的默许。罗宾斯说：“如果孩子

们过度追求成功，那么，无论他们获得多大成就都感到远远不够。”

人 们对成功的普遍焦虑，成就了成功学这门产业，同时也由于过于渴望、过于焦虑，使得人们对成功学的缺陷视而不见。首先，在目前流行的成功学话语中，只存在成

功/失败的二元对立，对成功者捧得越高，对失败者的唾弃则越狠：都30岁了，男的还没房没车、女的还没钓到一个金龟婿，你彻底完了！——在这样的语境下，还没有成功的人只会日益感到压抑；其次，“成功”的概念被置换为“发大财”、“出人头地”，“成功人士”被塑造为住洋楼、养番狗、开名车、穿名牌，并且基

本排斥除此之外的其他价值观，淡泊名利、闲云野鹤、满足现状、小情小调，通通都属浪费生命。——难道过有趣味的生活不算成功？其三，成功学鼓吹成功有捷 径，可以复制、可以速成，“成功”仿佛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人人唾手可得。——有几个人是通过学习这些所谓“成功法则”成功的？贩卖“成功法则”的人

倒真的赚大钱了。其四，成功学宣扬只要目标、计划明确，就一定能达到目的，“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如果我不能，我就一定要，如果我一定要，我就一定能”。——这不是现代版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还真有人相信每天背诵“成功语录”能发达的，不过此人后来得了强迫症。

不靠谱的成功学导师

《阳光小美女》中的爸爸，身为成功学讲师，到处演讲推广“成功九步法”，自己却从未体验过成功的滋味。

北 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撰文提及，为了搞清成功学的奥秘，曾专门去听一个名气没有陈安之响、但也属重量级的台湾成功学大师的授课。他说这位成功学

大师讲的，无非是“去掉我执”、“返璞归真”之类的禅言或道论，而且错漏百出。他的观感是：“明明授课者在‘我执’，却要听者去掉‘我执’；明明授课者是

在进行‘现代化’运营，却让听者去铜臭，归璞真；明明授课者自己并未真正成功，却要喋喋不休地大讲成功之道„„好一副霸道相。听后令我绝倒：原来不过如此

如此。这哪里是成功学，分明是一种舌辩术，完全是效法苏秦、张仪故技，凭借成稔于胸的骗人说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有 人评论陈安之的演讲煽动能力确实很强，“但就是因为太强了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他的演讲、培训费动辄成千上万，只要有人来听他演讲，他就算成功，因为赚

到钱了，而且还不少。至于听众成不成功，他不必打包票，因为成功了是可以解释为他激励有效，不成功则是你自己不够认真、努力。这就是成功学大师的赚钱之

道。他们也许称得上“成功”，但这个“成功”是建立在更多渴望“成功”的人身上的。

什么样的成功才叫成功

如 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成功/失败”的二元对立语境存在，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本来就不应该用这种武断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进行价值判断，有人愿意成功

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每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都各自不同，不是非得每个人都得走不是

成功就是失败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之间，还有N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

比 如说，男人和女人的价值判断会有所不同。有调查显示，9成香港专业女性认为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快乐家庭，其余依次为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经济独立和健康；多数

受访者并未将子女成绩优异、到了某特定年龄要在工作上达至某个薪酬或级别，看作主要的成功指标。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同时自己也得到快乐；如果机遇和运气

都不错，有钱也不坏，但这并非体现成功的唯一方式——这个网友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他

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一生没工作，情事不断还是个同性恋，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而快活的日子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收获。”这是《阳光小美女》结尾的一段台词，说的是普鲁斯特。什么叫成功，什么又叫失败，其实

并不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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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ikaiII自然之美羊wzafydabao0351正义的咸猪手灵魂漂白师kobezFETong 网友评论：1 958872 2009-08-12 18:49 | 回复 说的有道理，顶

2网友:刘潇奕2009-08-19 14:58 | 回复 说得好！我深表赞同！3网友:朱敏豪2009-09-02 22:33 | 回复 谢谢

4网友:shuen2009-10-11 22:38 | 回复 不赞同你的观点，你觉得人应该是很平淡的过吗

可是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你自己也是中了简单这样很好的毒瘤 这也是导致社会不能正常前进的一种心态

5匿名网友 2009-11-01 11:18 | 回复

您说的无道理！简单的很，所谓的成功你把她已经看成作为事业、金钱的代名词，那是错误的成功观点。其实教会与人什么是成功，包括很宽泛的内容：绝不是事业一项。

自然之美羊 2010-05-14 10:58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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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

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

改革开放二十年带给中国社会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革命”，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力量进行着新的重组，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利益的碰撞和矛盾的新生，演化成社会性冲突，且在宏观的整体结构上呈现出复杂性、多元化。典型的如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爆发有上升的趋势，上访、示威、骚乱等大规模地上演，最近三年（2002—2004年）均保持在40000宗以上，就2006年1～9月而言公安机关共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1.79万起。可见，社会中积郁的矛盾非同小可。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团，针对当代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社会冲突的衍生与社会和谐的构建形成一对相冲突的矛盾，如何有效地处理好这个矛盾体，成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

在利益多元化、社会力量阶层化的当前，“问题与主义之争”又重新唤起人们新的思考：要迈出坚实、有意义的一步是否仍须多谈主义，我们的主义大旗是否已经明确了呢？多谈些问题，是否仍然机械地走着历史的循环？当前的改革和关注是否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多少带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呢？

本文的立论围绕“社会冲突”而展开，带着历史留给我们的沉思，着眼于现实社会利益冲突，力求摸清其中的逻辑关系，探求良性运行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有效“路径”。

一、当前社会冲突的新变化和特征 社会冲突，又可称之为“集体运动”、“社会运动”，是指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为了某种目标或价值观念而相互斗争的方式与过程。冲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为一种互动行为，是一种直接的反对关系；在形式上冲突较为激烈，往往突破了规章、规则甚至法律的限制。[①]因而，如若不能恰当地处理好社会冲突，它易于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改革所引致的社会转型阶段，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的重新组合产生磨合，形成新的利益冲突。相对于过去而言，利益的多元化也促成社会冲突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模性的群体事件数量多、频率高

据统计，近10年来中国社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参加人数和规模，都呈现出不断快速增长的趋势。以下是一张从1994年到2006年学术界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动向图，从图中的动向发展来看，我们明确地发现群体性事件受到学术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社会的稳定，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图1：1994～2006年社会冲突的学术关注度 [②]）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某些群体性事件带有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趋向。群体性欠薪是大家并不陌生的概念，就2005年而言，某市“12348”法律咨询热线向5000多名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民工援助案件200多起，群体性欠薪案件20多起，共为民工讨回薪金400多万元。与此同时，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处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流血事件。有些民工讨薪案就演变成一场血案，典型的如震惊全国的王余斌案，在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时，还受到老板等人的人格侮辱，在一怒之下造成了4死1伤的恶性事故发生。在王余斌受到法律制裁后，有人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如果王斌余被最终处决，我将杀掉5个人》，浏览者数万，点击率还在不断翻新，支持回贴的更是有数千之多，据说还有很多贴被网管删除了。[③]全国的声音似乎演化出一场声讨，是谁让谁愤怒了呢？可以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经济问题都有演变成政治化的趋向，这多少与党的政治方针与原则是相关的。

（二）冲突主体的阶层化

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式群体之间力量的各种较量。转型时期的社会力量多少打破了 原有的格局，衍生出新的力量组合。在追求“先富”与“共富”的道路上，经济引导下重组的社会力量表现为强式群体和弱式群体两大基本分类。在文化价值层面多少出现了分化，两股力量在利益追求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对立，尤其是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之际，社会的底层对于“受到剥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也有所加重，形成“仇富”心理。

也正因为如此，在引发性事件发生之后，这两股力量之间利益冲突马上会激起，基于弱式群体在经济上相对的弱式，冲突若不能在一定阶段得到有效的控制，往往会表现为非正式的对抗。社会的“矛盾疏导机制”并未完全地建立起来，其应变“突发”的能力尚有限，因而当弱式群体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质疑时，必然会寻求一条非合法化的路径，引发社会越轨行为甚至违法行为。

2005年6月26日下午，在安徽池州市翠百路菜场门口，学生刘亮与吴军兴驾驶的汽车相撞，随后遭到吴军兴和两名保镖的殴打。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汽车撞人纠纷。然而到当天晚上，这已经发展成为一起打砸抢烧的群体性事件，造成多名武警和民警受伤，4辆车被毁，派出所被砸，一超市被抢。据记者调查，事态的发展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有不实的传闻，有不法分子的煽动，有处置的不当„„其中不实的传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④]这是一起典型的社会冲突事件，由于传言的传播，群众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形成与当地政府军警的对立冲突，烧毁吴兴军的轿车，派出所遭围攻，警车被砸。从这样的一个标本中，我们多少能够看到在社会中所蕴藏着的巨大的不满和不和谐性。鲁迅曾在《纪念刘和珍君》这样道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冲突由积郁到突发的必然性。

（三）冲突本身的非常态性

此即有产者以权利抵抗权力，无产者以命抗争。前面已经提到，弱式群体相对而言力量较为薄弱，当社会本身让弱者心中产生强烈的“无公正”可言的时候，问题往往会循着恶性的方向演化。他们往往寻找极端的方式来寻求所谓的公正（可以说是同态复仇的变种吧，在古代社会这或许是一种公正的体现）。上文中提到的王余斌，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换来对生存权的抗争，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心中的孤愤，同时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的“公正感”危机。

有产者是否就能够本分地对待社会冲突呢？笔者认为，无产者寻求暴力的概率较大并不表示有产者的本分。这两者之间不能够任意地加以混同。有学者对城市中存在的阶层冲突意识作了一定的调查，作了一定的分层：(1)那些收入并不低但却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2)那些真正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生发物质性冲突的可能，但这种冲突并不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3)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有条件的；(4)客观阶级并不必然形成阶级意识, 因此也形成不了大规模的阶级对抗；(5)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当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⑤]因而，有产者中间有部分处于一定的不满状态，他们与社会真正的底层接触相对较多，容易加入到一场突发性事件中去。中间阶层并非必然是社会的“稳定器”，很大程度上是有条件的。社会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这其中的矛盾，同样可以引致冲突。

（四）价值性冲突的主导性和非理性色彩

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从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一元化的价值体系，思想开放条件下价值的追逐也呈多元化倾向。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化，差异性比较明显。社会各成员对于社会的感知能力如同人体对温度的感受各有不同，对体制不完善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也有不同的认识。社会在维持整体的和谐度上有明显的差异性，而是否偏离了一定利益群体的“社会正义”尺度，是难以有效把握的。正因为此，某些社会冲突的发生往往是那些社会 冲突意识较为强烈的那部分人，在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出现较大差距的时候，形成心理上的落差感，而最终引发了社会冲突。可以这样说，社会冲突也存在着强烈的非理性色彩。

价值观念冲突首先表现为价值目标的冲突，也就是人们的根本价值取向的冲突。这是从大的方面来加以把握，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进路将作如何选择并非是一个既得经验的重复，很多前人未走过的路，我们正在摸索。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多种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有学者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⑥]，或许为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另一种可探讨的路径。价值冲突也表现为价值标准的冲突。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价值选择上，就是个人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与社会要求的统一性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国人在选择价值目标和价值行为时的“是”与“应当”的矛盾和冲突。[⑦]价值冲突还表现为价值实现上的冲突。社会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有限，因而市场主体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以竞争对手的失败为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代价。[⑧]这些可以说是当前价值性冲突主导性的主要表现。

二、社会冲突的根源性分析 是什么导致了社会冲突的发生，其背后的根源何在？或者说，制肘当前和谐社会构建的不利因素有哪些？思考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

利益纠纷，集群化的运动，抗争„„这些是我们面对社会冲突时让人容易联想到的概念，一场社会冲突为什么会发生，无形中引导的那股力量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要认清社会冲突的根源，除了把握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大氛围外，还应当剖析社会冲突进展的各个阶段，理清其中的思路。

（一）社会公正尺度把握上的相对失衡

社会冲突本身是社会矛盾运动过程中矛盾激发、从隐性到达显性的过程。社会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对利益作着不同程度的调节和分配。而与此同时，利益上的重组引起原有的利益“同构体”解散，某种程度上会损害某个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其中当然只有一小股力量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但是当如此多的小股力量汇聚形成大的浪潮时，其可怕程度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在沉默中郁积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社会整体对公正的合理把握将是问题产生与否的关键。

很多时候，问题的发生并非毫无根据的，往往会借助于一定的导火索而失控性地发展，社会的公正把握好分配的公正时，也要发挥出调节的公正（亚里士多德早在古希腊就提出了关于社会正义或者说社会公正的理论，强调分配公正和调节公正是两个基本的尺度）。所以，整个社会需要建立起必要的利益调节——补偿机制，当最初的分配功能偏离社会的公正标准时，应当及时应变，可作调节的应当作出相应的调节，如若考虑到成本、效益因素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则以补偿的形式加以平衡。

（二）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社会学家斯莫尔认为：“在形式上，社会进程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他人利益相一致的个人利益所驱动的连续过程。”这其中表明了社会利益所呈现的多元化特征。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无一不处在利益群的包围之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存在着一定的摩擦；个体利益之间、群体利益之间、国家（社会）利益之间也因差别而对立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带给社会相对开放的环境，完全的集体至上原则被逐渐加以淡化，使得原有的这些利益体本身的对立加以显形，利益追求也不再同过去那样单一化，各个利益体的分量在社会利益群的比重也日益提高。

而很多时候，政府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或多或少仍留存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刚性手段的不合理性甚至不合法性也不乏其例，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引发起着加速作用。利益的分层必然也导致价值取向的差异性，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当前可谓是两大基本的利益分类。两者在社会中的碰撞也越来越明显。在个体之间，由于个体在体力、智力、机会等先赋性或后致性因素的差别，不同个体所获利益必定会有所差别。因而，个体利益之间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是必然会产生如此分层的。在一个集体内部，个体利益的差异性使整体存在一定的张合力，而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是整体的集体利益（个体往往注重眼前或局部的利益，而群体或国家更注重全局和长远的利益）。作为有着不同动机、情感、需求的个人，其与群体或国家的利益之间必然会有所分歧甚至是在某些方面的对立。[⑨]

（三）社会的互动性机制薄弱 应当说，党在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较为重视在群众中加强沟通和互动。毛主席的“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诸如“团结——批评——团结”等等，打通了“出气”的通道，不致使问题日积而使冲突洪流般爆发。诚然，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相对来说社会结构较为简单，改革开放后虽然或多或少保留着原有的格局，但社会利益体的多元化已打破较为单一的格局，社会阶层化恰当地说明了当前社会格局所呈现的态势，这是近几年来专家学者对当前社会作出分析研究后所认可的观点。

然而，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或者说经济），似乎“革去”了中国人应有的素养（或许笔者的看法有些激进）。中国人如同脱缰的野马，政治信仰何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又何在？

阶层化的出现诚然是经济主导下的必然结果，而这又让社会产生了隔离带，富人与相对富有者、不富有者之间在居住环境等方面就划出了区域，尤其是在城市中社区人员的沟通相对来说也较为缺乏。外来人员和本地人之间产生莫名的排斥„„社会的互动性就大大减弱。不同阶层人员之间的隔阂也就容易产生。当社会的底层感受到强烈的“剥夺感”时，形成所谓的仇富心理，容易将矛头指向富人，引发社会治安方面的不安。

一个社会不怕冲突的表现，而怕的是冲突的积累，正如齐美尔认为：“不存在冲突的群体即使存在，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不可能有变革和发展。”而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长期处于冲突的积郁阶段而无法得到有效地排解，一旦遇上某个冲突源时，便洪水般失控地表现出来，这是非常恐怖的。

如何加强社会的互动性，政府又该如何扮演相关的角色，社会组织的力量应当如何定位？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三、社会冲突的价值审视：对社会冲突的再认识

当然，认识社会冲突不能只顾及到一个方面，全面认识和把握住社会冲突，才是科学的认识论和应有的学术态度。传统观念上，人们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暴行、偏离等百害无一利的矛盾现象，其实并非如此。社会学家科塞也认为：“冲突只要不直接涉及基本价值观或共同信念，其性质就不是破坏性的，而只能对社会有好处。”笔者在上文中也指出某学者的观点：底层人员所引发的冲突并非都是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而是对于社会某个环节的不良性加以否定，以求社会能够及时作出相关的改进，推进社会的发展。

基于此，社会冲突理应受到价值性的重新审视，笔者认为，社会冲突的价值可作正效性价值和负效性价值。

（一）正效性价值审视

在正效性价值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冲突能够使社会认识到自身的薄弱环节，推进社会的自我调整

当前的中国不再是相对单一的社会结构，而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正因为此，社会的计划性和集中化控制已经行不通了，社会的多头调控也会出现薄弱环节无法及时、有效地得到反馈。社会冲突的突发，虽然很多情况下带有暴力性和破坏性，但是它作为社会病理的有效预 警机制，往往带动整个社会的关注，至少能够带动相关地区对社会治理的重新思考，甚至在冲突中酝酿出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规范。

社会冲突一直是社会精英阶层关注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上报中央的社会冲突事件就有一百件之多。如何面对这些惊人的现实，在政治理念上又该如何作出郑重的选择？对此，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站在全局的高度将问题统筹于“和谐社会”。就笔者所理解，和谐社会是一个结果而更是一种过程！它向我们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不和谐的阶段，转型时期的利益分配引发了许多矛盾，而改革的步伐是不能停歇的，整个社会在矛盾碰撞中亟需“包容力”。[⑩]关于冲突的新理论、新思维在冲突中得到新的突破和发展，社会学界将关注的重点转向社会的和谐度。和谐社会的进路研究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成果。

正如有学者形象地指出，社会冲突犹如一种激发器，它不仅导致冲突各方和整个社会对原来的规范予以重新审视，而且会使旧规范不断地改进，新规范不断地创设，最终造就冲突各方共同接受并支配他们行为的新规范。如劳资冲突与劳资关系法律的制订，监狱叛乱事件与刑法、刑罚的改革，国际冲突与国际条约、公约的修订和完善都是极好的例子。[11]在美国黑人维权运动中，不懈地努力促成了相关法案的订立，也让黑人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尽管歧视问题仍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已实现巨大的改进）。

冲突下往往能够考验一个社会的应变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主体的素质也是一种磨砺。中国当前虽然尚未完全形成良性的应急机制，但是自SARS后，全国出台了相关的法规以对突发性事件的应对作相应的规定，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应对冲突的意识。

2、社会冲突的相对整合度

社会冲突的非正式化组织是我们在关注社会冲突时频繁能够看到的现象。集群化运动并非是完全是盲目性的，组织化越来越明显，有明确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群体内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原有的内部矛盾和纷争得以缓和，凝聚力得以加强，群体的共识性显著增强。

同时，组织化增加社会整合的纽带，使冲突更易于为人所接受，能够统一行动的步伐，而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者来说，能很好地看到冲突的核心问题，在政策性建议的提出上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3、社会冲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12] 在历史上的“七千人会议”上，中央从主席开始作检讨，可谓“早上出气，晚上看戏”、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检讨。而这场会议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需要能够出气的场合，将超过社会所能承压的不满情绪加以及时的发泄。学者们的比喻是生动的，社会好比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冲突是社会应有的“不满的情绪宣泄”，冲突的过程是释放、宣泄不满情绪的过程。

社会冲突很好地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开放体制下社会运行不良环节上的矛盾显性，为社会及时处理相关环节的问题，减去压力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二）负效性价值审视

对于社会冲突的负效功能，人们的感受更加强烈，在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是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

1、社会冲突造就的是人们思想上一个动荡（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混乱），这在我国是尤为明显。在前文中所论及的安徽池州事件，由于传言的大肆制造，使局面处于失控状态。很多人往往是在不知名的情况下加入其中的。虽然笔者指出社会冲突的整合性，但同时应当看到，在冲突中人们往往受到某些人的鼓动，思想上易处于混乱，而将自己心中的不满演化为“恶性”的冲突。

2、衍生出某些社会问题。还是拿上述案例来讲，据报道，在骚乱发生之时，发生了超市遭哄抢的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和部族冲突以及我国农村存在的家族械斗也是不乏其例的。正因为社会冲突本身也是社会问题的表 现，因而它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衍生出其他的社会问题。

可见，社会冲突本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我们给予全面、客观的对待。笔者认为，如何趋利避害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

四、和谐社会下社会冲突整合机制构建——以“利益协调”为核心模式的探讨 社会冲突往往是在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和定型化的趋势下增多，与社会和谐体的构建形成矛盾的对立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冲突本身所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因而，在两者问题的处理上不应当采用强硬的消灭、消除之类的态度（事实上也不可能），笔者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包容力的培养”，如何设计出有效的社会冲突整合机制是我们理性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应当说，社会整合机制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理应把握的尺度，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会频繁地发生冲突，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整合度发生了失控，而整合度的失控中涉及各方面因素，是一个社会性的议题。

如何将社会整合于和谐社会的体系下呢？笔者认为，问题的核心是把好社会公正应有的标准。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需要发展，需要和谐，它在社会公正上应达到何种高度？这不是笔者个人所能够衡量的，更多是社会各阶层主体共同意志的表达，实现“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的社会践行。

（一）社会改革利益的公正分配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20多年的风雨历程，“先富与后富”理论也为某些人实现了富裕，而更多的人正因为此不成比例地承担起了为改革买单的成本。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似乎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社会阶层化造就了今天的社会，很多时候让人回想起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那贫富分化的局面。

社会的底层当然是不会轻易地为改革背上买单的成本，虽然在一定阶段上他们选择了沉默，但是不满的洪流终将以爆发。在当前社会冲突较为频繁的时期，他们感受到社会强烈的剥夺感，某些人就选择了采用极端的方式加以报复。社会越轨行为甚至违法行为是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改革到底带给我们什么了？社会进步的成本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危机社会中呢？种种问题盘旋，不得不引发如此多的感慨。

依照社会正义理论的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社会改革每迈出一小步，都应当全面顾及到利益的公正分配问题。虽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均等，但是分配应当考虑到多元化利益的各个层面。而对于分配中未妥善处理的环节，当然应作必要的矫正，以回复到应有的公平状态。在实践操作中，社会集体应当共同拟订具体、客观的标准，以最大程度上地实现正义价值。

在改革中牺牲了这么多，当然也因此需要获得相应的补偿。社会整体应当为这些底层人员买单，将冲突成本理性地转变成补偿成本，应当说是有意义的选择。许多专家学者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补偿机制，正是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

（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体系化构建 [13] 社会整合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的整合，因而如何有效地对利益协调机制加以解读和形成体系化的认识，是把握问题的核心之所在。笔者认为，体系化的构建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全局统筹当前社会已经和将要面临的利益形态体系。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是原有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显出滞后性的根源，是利益形态分化呈现多元化的促发机制，因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发展程度应当跟上市场经济的节拍，能够融合市场经济的理念，依据新思维、新情况有效地处理好各种利益形态之间的协调。那么，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成了问题的关键。

基于现有的认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分析和准确定位现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跨越现有的市场经济与将来法制型的市场经济的尺度，对当前社会利益的多元形 态逐一归类进行分析，把握其中隐含的冲突，分别有针对性地对各类问题作出策略性的调整。接着，在可预测的范围内，运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对某些利益的解散和重组作出有现实性根据的预见，把握住“如何处理好其中的过渡阶段，如何有效地制约甚至根本性化解隐含的危机”的核心。最后，统筹全局的态势，对于动态化的整体分析、预见作出统一的整理，以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地认识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发展方向，并付诸具体的操作执行。

2、整合政治应变机制，清理效应机制中的拖沓、累赘的环节，使政府机构的运作能够实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

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是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在当前由于其自身普遍存在着反映机制的慢和效应的低下，这使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因而，整合政治应变机制以确保准确地反映现实的需要，效应机制尤其是程序操作与规范的科学化是摆脱滞后性的前提。

为应对此类现象，可从以下几点来加以把握：（1）理顺和疏通利益诉求机制，这是增强政治应变机制的前提。典型的是信访这项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该项制度的存废争议暂且不谈，就其存在的现实性意义出发，它作为一项利益诉求的重要制度，在百姓利益纠纷和利益受到行政性侵害等事件的处理上，顺应了民意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的民主化和廉洁性。理顺和疏通利益诉求机制，首先应当从信访制度的改革入手，用“服务性机构”的观念替代“官本位”，将它改造成一个真正办实事的利益协调组织，借助人大和司法体制对它进行监督，清理程序操作中的不规范、终结机制的不完善，明确其中的法律准绳和责任形态，为科学化执行机制的建立打下基础。除了信访这项重要的制度，我国的人大、政协、人民团体以及媒体等部门的渠道都是社会利益协调的重要组织，在疏通内部的障碍后力求能够较好地协调这些渠道之间的关系，构建有机的诉求机制。此外，“我国还将更多地利用网络、传统媒体、听证会等手段为人民群众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14]也是理性的选择。

（2）在保证利益诉求通畅的前提下，效应机制的产出是终局性的对整体的利益协调运作的效益评价，因而，在效应机制的把握上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把握效应机制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建立健全利益引导机制，其所针对的是人们传统的利益观念的束缚，引导人们对市场经济有正确的认识，对于先富与共富产生共鸣，在具体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有正确的导向。②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这主要是通过法律和道德这两项普遍认可的约束手段对于人们在利益追求中的“失范”行为作出限制和相应的惩罚。尤其是法律，在借助国家的强制性后能够充分保障其效果的体现，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依据，平衡利益在相对人之间的流转。③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它主要是调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如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社会各阶层关系等），调整、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对于社会利益在各层次上的相对持平，减少差距拉大引发的纠纷，具有积极意义。④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调节机制的理想设计需要有一定的补充，补偿机制就是较为现实性的制度设计。它以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为主要形态，对于特殊的群体利益的考虑，增添了公平的程度，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积极的意义。效应的产出主要反映在这四个环节，而各个环节的有效完善和协调运作是效应产出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3、对于“特殊利益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 “特殊利益集团”，这是新近的一个被提出来的概念，我国学者对于这类群体未作定义式的表述，但是就其反映的特征而言，似乎可以说成“带行政性垄断的集团”，其中掺和了政治的因素，对于某些经济行业实行带有行政后盾的垄断，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因而，在“特殊利益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冲突，如何加以协调？

“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反人民利益的、破坏民主法制建设的利益集团，它具有严重的排他性、落后性，因而，在最终的宗旨把握上要将它限制直到消灭。但在阶段性的过渡阶段，我们还是要有针对性对它作出调整：（1）在党和政府机关的内部，廉正建设的反腐败力度更 加应当加强，对于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的“钱权交易”非法途径，采用行政的和刑法的手段加以惩罚性的打压，并通过媒体等公开手段增强向群众透露的频度，以限制正在发展中的这股势头。

（2）在经济领域开展对垄断性因素的处理，主要表现在可采用国家控制该受到垄断限制的经济行业、对于物价、数量、质量的规格波动作出合理和稳定的调整，以迫使垄断性因素退出利益减负的领域。这种思路类似于“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利益获得与流转的合法化操作、公平性处理是人民大众普遍的心理要求，是人类对正义公平的追求，因而，我们应当始终将公共利益作为协调的关键。

（三）人文价值理念的培育，整合与调适价值性社会冲突

在中国，社会冲突的产生往往带有一定的暴力倾向，在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过激化，而且国人的法制意识尚未健全。因而，整个社会文化土壤中急需“人文化价值理念”的种子加以培育，这其中主要包括法治的自觉和道德素养的提升。然而，文化本身是交流过程中共同培育出来的，是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相互磨合、相互砥砺而成的结果，并非任何圣贤精英们设计和强烈呼吁的结果。

因而，社会需要造就互动的机制，以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有学者指出，在整合社会冲突时，应当增强公民领域的高水平的自我调节能力，即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保障信息的畅通，使冲突得到应有的降低。[15]基于此，笔者试想能否创设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组织为单元的社会互动模式（当然如果由社会的自觉性组织来组建，也能发挥出相应的作用，而在中国当前尚存操作的困难）。

本文的作者曾对社区作过相关的调查，发现较多社区人员之间的交流圈较小，群体文化存在较大封闭性，整体上呈个体的单一化而整体的差异性，莫名地带给人较大的隔阂度。如何实现互动，有其实践的难度，应当加以仔细分析考察的问题。当然，以下几点建议还是可作参考的：

1、配置相关的基础设施，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笔者认为，相关基础性设施的配置能够为社区人员的交流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加大人员之间相互接触的概率，加强信息的交流，尤其是社区不同阶层人员之间能够在一定的接触后从很大程度上减少心理上的隔阂（这里更多的强调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之间的磨合）。

2、社区信息的及时公开，加强反馈的可行性管理。让大家了解社区，同时也让社区了解大家，是维持社区和谐，避免冲突的共同追求。这里应当处理好信息的流通性问题，涉及：信息是否及时公开，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获取信息，而反馈本身是对信息的价值性评价，当然不容忽视。虽然很多社区有意见箱之类形式摆在那儿，但效果并不明显。

当然，意见箱并非反馈的唯一方式，在社区会议上发表意见、直接找负责人也是反馈的方式。这里也有必要加强自治体本身的管理和社区群众的监督。

3、建立健全社区的诉求机制。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由具备法律知识人员组成的利益诉求委员会，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不满表达出来，尽可能解决相关的问题。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在这个整体运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因利益多元化所引致的各类社会冲突，如何加以整合而使冲突有效地得到调适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指出，这是一个关涉社会公正价值的基本问题，利益协调在整个整合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价值性冲突方面更多地揭示出有效加强一个社会信息流通的重要性，同时社会互动模式也亟需建立健全，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单元模式互动”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