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第一篇：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柴玲/包智明

2012-7-24 15:44:24 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10年

2期第44～49页

【作者简介】柴玲(1980-)，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瑞士弗里堡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包智明(1963-)，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

1【内容提要】 作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差序格局”概括了这种社会结构的三个特征，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和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姻亲、拟血缘关系、地缘和业缘关系得到开发。感情、利益与伦理一起，构成了现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差序格局”先于个人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个人的行为，而行动中的个人又造就了新的“差序格局”。

As a key word to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summarizes three characters of this kind of society: acquaintance society based o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patrilineal relationship as the cor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rite order whose members are differentiated by the sequence of ethics.In the transformed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this mode is inherited but its contents and orientation have changed.Besides the patrilineal relationship, in-laws, quasi-blood relatives, geographical and occupational relations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than before.Ethics, emotion and interest constitut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of China's rural society.“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precedes individuals and determines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individual behaviors in which some new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will emerge.【关 键 词】差序格局/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礼治秩序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acquaintance society/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rite order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10)02-0044-06

从江村到云南三村，通过对多个中国村庄的比较与综合研究，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以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的某种特有的体系。“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甚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形象描述。但这个抽离于任何一个具体中国农村社区的理想类型，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其内容和取向都在发生变化。

一、“差序格局”及其变迁

(一)解读“差序格局”

某一类型的确立需要与其他类型形成对比，“差序格局”的含义正是在与“团体格局”的比较中得到揭示的。“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束捆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是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P24-30)虽然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可能并存于一个社会中，但在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是主要的，西方社会则以团体格局为主。笔者认为，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有如下几个特征：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和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

1.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

任何社会结构的形成有赖于某种特定的经济基础。农业与游牧或工业不同，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游牧的人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从而不能自由流动。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很可能是从初民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他们必须依赖于团体生活。”[1](P31)费孝通还引用了迪尔凯姆的“有机的团结”和“机械的团结”，以这两个词分别来指代“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法理社会是因着某种目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结合的社会。通常，人们认为这种社会发生于工业革命前后，是一个陌生的社会。可见，西方团体格局的形成，既有远古游牧经济的留传，也有现实的工业经济作为基础。

差序格局是以农业而且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以农业为生决定了人们的不流动与封闭，而小农经济则需要人们聚村而居，以便互相帮助、照料。“封闭”是由不同地域上的人们不流动、缺乏相互之间的接触引起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在地方性的限制下，人们生于斯，死于斯，形成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每一对个体之间都是特殊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规定了互动双方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通过每天的接触自然习得的。差序格局就发生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

2.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遵从差序格局的原则。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先提生育再提婚姻，是因为社会的继替需要家庭的生育，而生育需要婚姻的保障。纵向的亲子关系支配着中国的亲属关系。而中国的继替原则是沿着父系的单线进行的。“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1](P39)中国的家之所以要扩展成为家族，是因为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核心家庭不足以发挥所有的社会功能：核心家庭可以生育，但其他经济、政治、宗教的功能则非扩大了的家庭不能胜任。这样的家庭中，不同代际之间的同性关系要比夫妇亲密，夫妇之间太过亲密反而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熟人社会除了包括亲属关系外，还有地缘关系。在不流动的乡土社会，家族这个概念包涵了地域的涵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人口的增长势必造成流动，农业社会中的人口流动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举家搬迁，“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1](P71)移民的后代还记着自己的籍贯，籍贯来自父亲，是跟姓一起继承的。因此，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另一种移民不能成长为新的村落，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新移民若想成为“村子里的人”，第一要在村子里有土地，或者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然而，这些都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这些与当地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新客，就经常从事血亲所不便从事的商业。[1](P69-75)

3.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稀薄。”[1](P27)在费孝通看来，这种从自己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的有差序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伦。《礼记》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伦用以区别我群和他群。在水波波及范围之内的，属于自己人，反之则是外人。[1](P24-30)但是水波波及范围之内的我群，并不是没有区别的。我群所涉及的人，以我为中心，按关系的远近、亲疏排列在不同的位置上，离中心越近的，与“我”的关系就越亲近。这种亲近是伦理上的亲近。人们表达亲近程度的方式，最明显的莫过于红白事上的礼信。徐平在调查羌村社会时发现，以农为主的羌人按照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了家庭、家门、房族这三个不同的亲属圈，不同的亲属圈在结婚、丧葬和建房时送的礼是有厚薄之分的。[2](P71-98)

中国人的伦理维系着私人的关系。在差序格局中没有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而团体社会中的道德是超己的。因此，基督教有不分差序的兼爱。差序格局还具有伸缩性，即私人关系所编制的社会关系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缩小或放大。越到圈子的外围，“我”所属的群体界限就越模糊。对于处在中心的“我”来说，最容易辨识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在圈子的中心区，由内向外推的结果就发生了家族主义。

乡土中国的治理不是依靠从外部强加的法律，而是依靠从小习得的礼。礼最初是强加在孩子身上的，由于未成年人还不具备独立的意志，因此可以强加于未成年者。礼内化于人，人们只要各安其分，社会就会平稳运转。在封闭社会中，年长的人总是比自己经历的多。因此，长者、老者承担了爸爸式社会教化者的角色。礼治秩序是由长老统治的，乡土社会中的老人往往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

(二)乡土中国的变迁与“差序格局”的发展

乡土中国的变迁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将清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别开来。他认为，尽管帝国的行政机构在分崩瓦解，但旧秩序的重要基础——绅士的权威并未动摇。[3](P1-11)在孔飞力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秩序至迟到清末仍然稳固。杜赞奇对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调查则发现，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其一是经济因受西方入侵而受影响；其二是国家企图加深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4]这两种外在于乡村的力量都在有意无意地改变着中国的乡土社会。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察觉到。《乡土中国》开篇就指出，近百年来东西方接触的边缘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只是这社会成长于乡土社会的基层之上。我们的社会在急速变迁中，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只是这个过程比较长，从清末到现在我们仍处在这个过程中。

变迁的过程虽未结束，阶段性的回顾总是必要的。历时性研究通常都取不同时点对同一对象进行观测。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乡土社会，其变化不可谓不大。近20余年来，中国农村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大事。其中有两件，乡镇企业崛起和农民流动，既是乡土中国变迁的结果，也引起了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变迁。乡镇企业崛起和农民流动使农业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甚至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工厂建设、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还使农民失去部分或全部土地。传统“差序格局”的经济基础似乎受到了冲击。

乍看起来，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非农化”似乎使农民逐渐摆脱了乡土性，但折晓叶的研究发现，分散的农民在村里办工厂、寻求合作时，他们并不仅仅是对外来工业因素和内在变革冲动进行回应，他们的背后也有深厚的乡土基础。[5]变迁中的乡土社会，对差序格局既有继承，也有扩张，其取向也从伦理倾向于利益。

二、传统“差序格局”的继承

作为“差序格局”的经济基础，农业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人均耕地也在下降，但是这并没有使人们放弃土地。地处鲁西北的于庄，乡镇企业发达，人均耕地仅1亩多。这里的村民享有乡镇企业的补贴，比周围村庄的农民收入略高，但他们非常珍惜自己的土地，没有一处撂荒。土地仍是他们的命根子，因为种地最起码能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不用花钱买粮食。[6]而广州的城中村羊城村已经彻底地嵌入城市，既无耕地，也无农业，其土地已经转变为村里的股份分红保障、家庭的租屋收益。虽然羊城村已经丧失了传统上定义“村落”和“农民”的典型特征，但是由血缘和地缘联系的村落魂灵，在它农民和农业的载体消失后，仍然会长时间地活着，羊城村的村民仍然处在熟人社会中。[7]

在农村新兴的非农产业中，经济活动的差序格局也有迹可循。郭于华以苏南乡村工业化过程为例集中讨论了亲缘关系在乡镇企业发展运营中的角色。首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的过程不同，中国的乡村工业建立在血缘—地缘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乡镇企业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特征。其次，在新的经济结构启动和发育的过程中，亲缘关系是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第三，企业内部和村级经济的运作也遵循了亲缘关系规则。这具体表现在内外有别的用工制度、劳动分工的“差序格局”和企业管理中的亲信原则与家长权威。这些特点使得亲缘关系规则与市场规则为交融状态。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正是在两种机制中寻找平衡，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8]

流动的农民工把“差序格局”带到城市，形成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来到陌生的城市，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未知的世界。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基础的纽带关系，是外来者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也为他们在城市中实现基本的生存提供了条件。[9]陈阿江从四川、安徽两省四县的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的信息来源中发现，在农村劳动力就业首次外出主要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的牵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依然比较封闭，而对于在封闭环境中生活拥有较少社会关系的人来说，亲缘、地缘关系最有可能被开发利用。其次，首次外出的农民通常为了求稳，通过已有的亲缘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10]不仅如此，流出者与老家的紧密联系是关系网络的根基，也是农民工遇到风险时的退路和保障。

三、“差序格局”的扩张：姻亲、拟血缘关系、地缘和业缘关系

传统“差序格局”是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人际关系。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以往不被人们重视的人际关系在利益的驱动下得到了开发，差序格局包涵的内容更为丰富。

差序格局中姻亲本来就占很重要的地位，民间的舅权就是一例，羌村社会中还有“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的说法。大母舅(奶奶的兄弟)和小母舅(母亲的兄弟)发挥了社会监控功能，使社会平衡协调的发展。[2]如果传统差序格局中的姻亲主要是因为伦理的关系而“应该”这样重要，那么现实中的姻亲则另有经济准入的理由。妇女地位的提高和计划生育的施行使女儿的地位提升了。霍宏伟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通婚圈范围在不断缩小，直接后果就是姻亲之间的互动成本降低，频率加大，姻亲地位不断提升。[11]富裕村庄的女子尤其不愿外嫁。这在乡镇企业发达的于庄、羊城村都有体现，甚至已经嫁出外村的女儿也会因为利益关系举家迁回，发生倒流现象。嫁到别村的姑娘又回于庄居住的，村里给以优惠的条件。首先，嫁出去的女儿的承包地村里不收回，家里的宅基地也可以让女儿盖房子；第二，无论是孩子上学，还是丈夫在企业做工或者做生意，都享受于庄村民的待遇。但是姻亲与血亲还是有差别的，村里不给女儿的丈夫和孩子承包地。羊城村的姑娘如果嫁到村外就会丧失她在本村持有的股份。为了可观的分工，村内婚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以前。

拟似血缘关系不是基于生物上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情感+利益”的关系。乡镇企业中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具有一种从地缘和业缘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情感。企业主仿佛是家族中的家长，管理人员对企业主就像家族成员对家长一样忠诚。因此，这种泛家族关系的发展导致“差序格局”包容范围的扩大并波及日常生活领域，虽然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已被深深打上“利益”的印记。[12]

在乡土社会中全体从事农业的农民固然是同一职业的，但这种业缘在缺乏分工合作的社会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职业分化的现代社会，业缘才成为有意义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并非所有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都以亲缘关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常用的社会资本。很多流动人口还利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显然，只是在家庭和亲属关系中间打转，能够获得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必然要突破家庭及亲缘关系的局限，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扩展的社会资本。除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可以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之外，常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便是地缘和业缘等家庭之外的关系(如同学、同乡、战友等)。这并非是进城务工者不想依靠亲属关系，而是因为他们的亲属大都在家乡，靠不上。[9]

笔者曾在2006年10月对北京市丰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进行过访谈。访谈对象的职业包括技术员、装修店老板、服装店老板、绣花女工和服务员。他们初次进入城市就业时，无一例外是依靠熟人介绍的。技术员来自辽宁白山市，到北京来投奔中学同学；装修店老板是河南人，从十几岁就跟着村里的大人到建筑工地干活；服装店老板是在北京大红门有店铺的“浙江村”人，不到二十岁就跟着家里人到北京学做生意了；绣花女工来自河南，早先也是村里人带她出去学绣花的；有着红脸蛋的服务员是甘肃人，到北京之前，曾经在兰州姐姐家开的餐馆里打工。然而，他们二次或再次就业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技术员在工作中认识了其他老板，在高工资的承诺下跳槽；装修店老板艺高人胆大，在山西打工时听说北京的建筑比较赚钱，就孤身来到北京创业；服装店老板在生意中遇到了同是浙江人的丈夫，两人强强联合，生意做得更加红火，他们自己进货，自己当会计，但请的导购却是高挑、漂亮、泼辣、能撑得起北方衣服模版的东北姑娘；绣花女工在给浙江老板打工，靠着别的绣花女工介绍，在“浙江村”已经跳了好几次槽，她平时喜欢上网，在南方打工的网友给她描绘了一幅在南方发展的美好前景，接受采访时她正准备辞职到南方找工作；红脸蛋的服务员来到北京，在一家饭店门口看到招服务员的启事，又看到从饭店里出来了一个也是红脸蛋的服务员，就去问她是不是甘肃人，于是原先在饭店里工作的红脸蛋甘肃姑娘就给新来的红脸蛋姑娘介绍了工作。

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去找谁呢？一般的回答是老板、朋友、老乡。很多受访的外来就业者都意识到，关系是变动的，必须在变动的经济和变动的关系中不断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才能立足和发展。人们的关系可以从无到有，也可以从有到无；可以从强到弱，也可以从弱到强。为了某种利益，好朋友可以变成仇人，新结交的同事则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原有的社会关系或者太狭小，或者不够用，必须不断地建立、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四、“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伦理、感情、利益

对于“差序格局”的发展取向，杨善华、侯红蕊指出差序格局越来越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向。“理性化”是以现实的利益考虑为基础提出的。也就是说，“理性化”的农民被认为更多地从个人、家庭利益的考虑去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理性”一词在社会科学中颇有争议，我们可以说那些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有理性，也可以说那些花费大量礼金维持亲属关系的农民有“社会理性”。实际上，人们追逐的经济利益总是嵌入到了某种文化和社会规范中，没有纯粹的利益，所有的利益都被人为地赋予了价值。但是，在乡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原先处在某一群体中的“自我”觉醒了，在伦理的阴影下，人们开始发现自己的感情和利益。伦理、感情和利益一起，构成了现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

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主要体现了伦理上的关系。伦理的基础是道德，表现在相互关系上，强调的是“应该”如何，是彼此能在权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情感的基础，则是“情愿”或“愿意”。“关系”的另外一个维度是利益。相对于伦理和情感，这里的利益是指各种现实、世俗、功利上的“好处”，包括权力、地位、金钱、物质等种种有形无形、被生活中的人们称作是“实惠”的东西。[13]

以伦理为取向的“差序格局”重视父系血缘，尊重长者的权威。但乡土社会的开放性与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使靠传统习得的行为规范不再是灵丹妙药。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比重持续下降，非农活动收入占农村家庭的收入比重持续增长。非农化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从而作为生产单位领袖的“家长”也随之大权旁落。同时，老人在家庭中的经济贡献下降。这些因素共同造成老人权威的衰落。[14]纵向关系的削弱伴随着横向关系的加强，夫妇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农村家庭关系中的主轴。笔者在2005年、2006年夏天曾分别在河北、山西农村进行调研，发现婆媳关系紧张的现象较为普遍。媳妇在场时，婆婆往往不敢说媳妇对自己不好。媳妇一走开，婆婆就开始哀叹自己的命有多苦：自己做媳妇时要受婆婆的折磨，如今熬成了婆，又有厉害的媳妇骑在自己头上。有趣的是，婆婆们对自家和别人家的婆媳关系评价是不一样的。对于自家，往往指责自家媳妇在品德上的问题，也会责备儿子太软弱，总护着媳妇；说到别人家的婆媳关系时，就会说那家的婆婆不懂事，霸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不交给媳妇，儿子自己都成家了还要把打工、种地的钱都交给父母，难怪婆媳关系处不好。

人们利用既有的和新开发的“差序格局”去获得利益。在以利益为取向的“差序格局”中，个人归属的群体边界相对清晰，人们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更为平等和一般化，私人关系的色彩被弱化了。人们仍然要区分自己人和外人，但区分的标准更多是以现实利益为差等。

晋南的S村，解放前没有可供灌溉的水源，全都是靠天吃饭。1967年，在大办农业的浪潮中，县政府在S村的临村F村建成了一座扬水站。扬水站依靠电力把地下水和附近的河水抽取到地面上来，使周围分属两个乡镇七个村庄的旱田变成了可浇灌的水田。扬水站水资源的管理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县政府下属的扬水站，第二是各村的水官，第三是各小队的水官。扬水站的管理人员有事业单位的编制，村民们非常眼红，也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或自己的亲属能进入编制。事实上，能进入扬水站的人往往不是上过学、聪明能干的人，而是在村里家族势力比较强大的人。各村的水官负责上传下达，联络扬水站和各小队的水官。村一级的水官活儿轻，而且有扬水站和村委会发放的双份补贴，也是一个肥差。往往是那些跟村长关系好的人才能捞上这个差事。各小队的水官并不是正式的职位，它的产生是因为浇水按照小队为单位进行、必须有人统筹负责产生的。小队的水官本身就是要浇水的用户，县里和村里都不给他报酬，他的好处是通过自己精打细算，掌握好用水量和每家的水费得来的。小队的水官不仅要精明强干，而且要在队里有人缘：他要么家族势力强大，要么跟村里人的关系处得很好。同一小队的人、同村人、家族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认同方式联合或分裂，其考量的标准是利益取向的。

五、从“差序格局”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解读，到“差序格局”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四十年代的“差序格局”，是先于个人、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它决定了处于这个格局中的人的行为。个人即使有欲望、有感情，仍然会服从于社会结构的规定。对于个人而言，最好的莫过于能认识到社会结构的设置原本是为了满足社会中人的需要，这样个人就能更好地遵从社会的安排。后人对“差序格局”的再研究，除了发现“差序格局”的顽固存在之外，还发现了差序格局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差序格局下有感情和利益考虑的个人。

个人与社会，孰先孰后，孰主宰孰服从，是社会学自开端以来就让人辩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华正茂的费孝通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差序格局”先于个人，决定个人的行为。而后人们则发现，个人并不完全听命于社会的命令，行动中的个人造就了新的“差序格局”。但是，后来的人也发现，新的社会关系的发现和构造，往往沿着传统的思路去进行。一个陌生人往往以某种我们熟悉的名分成为自己人。这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吉登斯和布迪厄在讨论结构与能动性时指出的那样：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在创造社会结构，而个人又是被结构化过的。

无论如何，个人能动性的发现使人对将来的世界充满期待，因为世界将变化，未来不是确定的，社会因而有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回顾一生学术历程时，也对年少时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他说：“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研究。”[15]社会结构并非脱离个人的社会事实，它类似某种虚拟的制度，以实践性知识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规范着不同情境中个人的行动。个人因为具有反思能力而自觉地接受了结构对其的约束，但个人的行动同时也是本能的、有策略的、有创造能力的。由此看来，社会生活并非可以简单地用社会结构决定个人行动或者个人行动产生社会结构来概括，它是一个鲜活的社会过程。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形式与内涵，仍然在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其丰富的意义，有待后代学人持续的关注与解读。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徐平.羌村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M].谢亮生，王品泉，谢思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5]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于光君.农村城镇化与环境问题——山东省于庄的个案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7.[7]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J].江苏社会科学，2004，(1).[8]郭于华.传统亲缘关系与当代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J].读书，1996，(10).[9]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J].民族研究，2004，(6).[10]陈阿江.从农村劳动力外流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11]霍宏伟.我国北方一个农庄的婚姻圈研究——对山东省济阳县江店乡贾寨村的个案研究[J].社会，2002，(12).[12]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J].宁夏社会科学，1999，(6).[13]陈俊杰，陈震.“差序格局”再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1998，(1).[14]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一个社会学的视角[J].江苏社会科学，2009，(2).[15]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第二篇：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的思考

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的思考

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的思考

王卿彧

（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社会学系，22113105）

[内容摘要] “差序格局”一词出自于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它精辟的概括了当时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结构，并且反映出中国人的特殊是交际网以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乡土中国》于1947年出版距今已时隔66年之久，书中所提到的“差序格局”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依旧存在，并且这种格局在当代社会中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差序”意识在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依旧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这种无处不在的“差序格局”对社会的整体运作与发展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它影响着每个人的价值选择与判断从而决定着每个人的行为交往方式与方向最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流向与分配以及社会阶层的流动。

[关键词]

差序格局；人际关系；社会资源；道德；

[正文]

一

差序格局概述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用简明生动的比喻描写出了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序格局：

“西洋的社会就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很清楚不会乱。”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是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25-26 费孝通认为差序格局是由于初民社会的农耕文明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而西洋社会中的团体格局的形成则是游牧文明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在差序格局下人们的社会关系结构式错综复杂的，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在一个人的社会互动网中除他之外的每个人都是按照差等次序站在这个网中，从这个人的视角看出去，在这些人并不是相同的，因为在这个网中必定会产生距离的远近，距离的不同必定会影响这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交际选择方向或者方式。差序格局就是社会关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的差序是由于血缘的亲疏产生的，这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最大特点，即血缘情结。血缘可以维系了一个庞大的家族或者一个村落，在血缘关系中的嫡系最为人们重视，而远亲也会纳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人在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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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的思考

对待近亲与远亲之间的不同方式就是差序的外在表现，也就产生了“自己人”和“外人”的概念。[2]血缘投射下的差序格局造成了人的道德差序，即道德弹性，没有固定的道德准绳，所有的标准都是按照差序格局中的远近亲疏来指定的，这就会产生“私人的道德”，于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1]38。人们在这种差序思想下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私”的，因为人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社会交往互动，在权衡中人们又以自我为重心，因为人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远远压倒团体意识。而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并非没有团体，只是在所有人都有着差序思想时，在团体中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的意识是不对等的，于是人们便产生了“公家”的思想，开始懈怠于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认为“公家”就是自己的利益攫取地，所以“私”是乡土社会中最大的的毛病。

二 差序格局下的个体行动与社会资源流动

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并不仅仅只是单纯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图示,还是现代中国社会中影响人们行动的重要因素。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出发,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自然进入了研究者的视域,在这种理解之下,姻亲、利益等不同于差序格局基础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也

[3]嵌入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中。同样,对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中稀缺资源配置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于社会关系模式转型的影响的关注,使得差序格局不仅仅是理解中国传统社

[4] 会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是理解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关系向现代社会关系类型演变的基础。“自我主义”是差序格局的一部分,在一个人行动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引导作用。人们都以自我为重心。以自我为重心的结果就是对利益的过度追求而而置责任于不顾。在整体社会的差序格局下，人们的行动并不是与帕森斯提出的社会行动理论相同的“行动者不能忽视游戏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对他们的行动内容和行为方式都进行了界定，同时所有追求特定目标的行动者都要履行社会标准化期待所要求的职责”[5]，原有的社会标准规范并不是个人行动的核心，而个人行动中的手段也并不是个人完全自觉于社会规范下的。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在计划完成自己的某项目标时第一个想到的是依靠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来走捷径。所以在差序格局下人们的行动的原则就是减少完成的路径长度。“找关系”是差序格局中最明显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特殊“理性”，而且这种理性并不是因为社会变迁或者发展而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就有这种现象。“找关系”可以有效减少个体目标完成的投入而使目标完成时的收益不变，是使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差序格局的每个网线都血缘，可以说血缘是形成差序格局的基础，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又使血缘之间的网维系的更加紧密以及更加庞大。

差序格局下的社会关系网中的社会资源流动造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结构。在远近亲疏的等级观念中人们之间交际有着差别，交际中的社会资源的传输的差别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一个人手握较多社会资源时，这个人会将这些资源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传输，而这个传输的路线就是差序格局下的社会关系网络，所以他会先将这些资源传向离他最近的人，因为同理距他的人也会像他一样给他传输很大的社会资源，而且距他最近的人也是他最为信任的人。而距他较远的人则得到的社会资源就会越少，恒量的社会资源在关系网中的散布变多，随着关系网距离的变大，得到的资源就越少。而较远处的人如果想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源时就必须向这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的中心走进，要获得中心位置人的信任或者的以利益付出为代价，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拉关系”。获得信任的手段包括血缘关系，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重视已是一个深入彻底的社会化的结果了，“血缘情结”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对人们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这样的社会资源传输的过程中并不是以客观上的人的能力，而是以主观上的关系，这样就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固化，从而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内部世袭和封闭，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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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社会整体上的不平等。

以“关系”为先的思想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有很大影响。距离教育系统控制中心近的人，他的儿女获得的教育资源就会越多，那么他的儿女今后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就会很大，工作所带来的还有报酬和声望。这样一来他的儿女与他所处的社会阶层相同，就可以为后代提供同样多的教育资源。代代相传的除了人们可以看见的财产，还有无形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

影响“关系”的除了最重要的血缘之外还有金钱。现代社会的差序格局中不仅有着血缘连成的关系网，还有用金钱连成的关系网。人们对金钱欲望膨胀使金钱的作用已经扩展到方方面面。在金钱交换的基础上人们搭建了信任，从而加近了人们交往关系，是各自手中的社会资源更好的相互传输交换。这样以来，社会财富的流通又会聚集在上层之中，就会形成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差序格局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的行动影响着社会资源流动，而随着社会资源的流动又会形成新的差序格局从而社会的结构变成了差序格局。

三 差序格局下的道德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一章中对“道德”一词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是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1]31。

费孝通认为,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 所以, 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去理解他们社会的道德体系。宗教的虔诚是支撑行为规范的力量。神是团体的象征, 作为团体的代表———神是无私的, 于是在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就有了权利的概念和宪法的观念。因此, 在团体格局的社会中, 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靠法制的力量[6]。而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的道德体系是“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所以产生了现代社会中“骂着腐败心里却想腐败”道德现状。

由于差序格局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网有伸缩性，人们都是根据差序格局中的远近亲疏来行动的。行动中除了受利益目标的制定，还有意识中道德标准的约束。对于道德标准的制定，每个人心中也存在着差序格局。由于“自我主义”的思想，人们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是随时改变的，对道德的解释就是对自身行为的肯定。而对于出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道德评判，就要根据这个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中所占的位置了。评判自己家人时就会向好的地方想，而对于陌生人则不同。在道德评判中，人们并不是先有了一个标准的道德准绳概念再去评判行为是否合适，而是现有了对“位置”的概念，再去制定相对其位置的道德标准然后再去衡量行为是否合适。

在义务与权利方面，人们对于权利的偏重远超于义务。差序格局中人们自己的位置可以随时改变，当为了自己家庭的利益而损害了团体的利益时，从家的角度看是“公”，从团体的角度看是“私”。所以虽然人们说着团体为“公家”，而实际上却把“公”给了自己的“小家”，因为在他从小家的角度看他是“公”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中是没有个人对团体的义务的概念的。“孝、悌、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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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古代中“仁”的标准，而细细观察其中的每一个的内涵，没有一个是个人对团体的道德标准，“忠”也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君王，为了自己的事业。

“小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存在，而且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有影响作用。而在中国现代的家庭中也有差序格局的特色。“孝”是中国家庭最大的伦理特色，而在西方社会的家庭中并没有“孝”这种强烈的道德特色。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颁布，中国家庭规模急剧缩小，独生子女使父母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全部贡献给一个孩子，使中国家庭并没有产生向西方家庭的“权利”和“资格”的意识。由于中国家庭中存在长幼差序的权力分布，所以每个人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尊敬长辈是道德传统，而长辈对家庭事务的掌控权力较大，服从便是小辈的道德准则。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男女不平等的思想至今依旧存在，男女不平等在现今的中国家庭中依旧有所体现，“服从”依旧是家庭道德中对女性的要求。

四 总结

“差序格局”的提出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贡献之一，也是国外了解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的资料。“差序格局”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于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依旧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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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杨中芳.情与义:中国人真是重情的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情感与信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01 [3]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4]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5]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于光君.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发展.社会科学论坛 2006·1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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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读《乡土中国》感悟—差序格局的新趋势

1270班 陈蔚 1020103265 波纹社会中的直立芦苇

——读《乡土中国》有感：差序格局的新趋势及应对 摘要：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写于20世纪40年代，在该书中，他首次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进行了精炼的概括与分析。60多年过去，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价值观依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随着情感、利益等因素的注入，“差序格局”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扩大和变化。关键词：差序格局

利益

现代中国社会

费孝通教授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他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结合自己所观察的社会现象和人际交往中的亲身感受，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生动的表述。我结合我自身的感悟与思考以及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对本书中的差序格局部分作了新的解读。

一、差序格局的内涵

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构建的，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种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教授认为，中国人际关系关系的核心是传统文化最讲究的“人伦”。而“伦”是什么？他指出“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人伦”之所以能说明差序，在于“伦”规定了差序格局的内容，即差等。“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系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有如下特征。

首先，差序格局的理论基础是人伦次序。用儒家理论来解释人际关系的差序 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抽象的人格，中国人是通过角色关系来定义自我的。这正与儒家所阐述的“伦”相同，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种是个体之间的等级区分，诸如尊卑、贵贱、上下、长幼等；另一种是个体间建立的关系种类，例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

其次，差距格局的价值观是自我主义。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具有伸缩性，范围也有一定限度。在波纹所及的范围都是自家人，波纹之外则是外人，对待内外有差别，而波纹的中心是一个“己”，这个“己”是自我主义的。

再次，维护差序格局的重要手段是礼。道德观念是社会生活中人们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道德观念的内容是由社会格局所决定的。“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中国传统社会中，普遍的道德和法律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切都因人伦差序区别，统治者依靠基于传统“人伦”形成的礼。“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书中如是描写到。然而，随着近几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日益明显，社会的结构和分层也发展出了新的内涵，这一点将在下文叙述。

二、“差序格局”的新时代发展和变换

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适用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这是由乡土社会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它是封闭的、人口不流动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具有一定的排外性；它又是政府的行政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间自治从而给家族的长老统治留下巨大的活动空间。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日趋复杂多变，以“人伦”为基础的差序格局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夹杂着情感的交流，也会受利益的驱使，还会受法律的制约等。差序格局的实质已经不完全取决于亲疏远近。

（一）、差序格局受到现代感情的影响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人有“七情”，这是人类的本性，在人际交往中也难免渗入情感。古已有之，“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将情感拉入了“人伦”，使其更具体化，只是由于传统中国熟人社会的相对封闭性，没有进一步的展开。现代社会中，情感作为人与人之间一种超越一般世俗内容的精神联系，与“人伦”含义相异，作为伦理的补充。人伦的基础是“礼”，是道德，表现在相互关系上，强调的是“应该”如何去做；二情感的基础是相对稳定的友情、亲情、仇恨、敌视等，强调的是“愿意”或“情愿”如何去做。

（二）、商业化的发展使得唯利是图的观点侵入

“人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差序。但如果仅仅以“人伦”作为差序格局的内容，则过于片面。

从表面上看，儒家思想主张“义”而非“利”。但其实儒家思想并非否定“利”的价值，只是扩大了“利”内涵。他要求人们舍弃自己的“私利”，而应追求“公利”——即“大义”。儒家思想要求人们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但更加强调的是集体本位，个人为集体服务，这个集体包含家庭、小社会，这也是儒家之后被统治者利用了几千年的原因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利益因素在差序格局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乡土社会中商业活动奉行的是“理性”原则，二血缘社会奉行的是“人伦”原则。人们特别是农民的整个生活被分为“礼”和“利”两部分，商业活动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在“利”范围之内，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属于“礼”的范畴。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差距格局中亲疏远近越来越取决于人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相互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支持。“人伦”与“利益”的博弈中，利益已经逐步占据上风，并逐步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更夸张的是，现代有些人相亲都需要评判，就是处处以商业化的眼光看世界，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不在他们的考虑范畴内了。

（三）、城镇化导致差序格局的部分解体或变种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不能完全适用于城市。《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适用于静态的、稳定的农村社会中特定群体的关系，而在城市中流动性更大，受到外来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更密切，社会结构也更加复 杂。

在“城市版”差序格局中，应该在原有“人伦”的基础上添加时间和空间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是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差序格局不应只建立在一个阶段。在“人伦”为基础的关系中，能过获取的社会资源毕竟有限。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突破这一局限，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此时的“差序格局”中依然是“己”为中心，但是扩散而出的“波纹”会随着时间、空间发生改变，正如一句俗话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四）、现代法治观念的引入与传统差序格局思维格格不入

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是紧密相连。所谓“礼治秩序”，就是利用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维持社会秩序。“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

在中国建设法治化国家的今天，礼治秩序与法治所要求的普遍性、确定性无疑是背道而驰。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司法改革为什么举步维艰，我认为，除了侵害到了部分上层统治者的利益这一个原因外，更为重要的一记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层面的碰撞：现代法治的思想与传统的关系、人情的思维格格不入，而包括法官与当事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跳出这一思维格局。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法官不断地突破法律的框架办案，当事人认为与其聘请律师不如“找关系”，“塞红包”来的直接。因为，在传统中国人的心中，没有关系是不能办事的，规矩都是人定的，是人定的就是可变的。每个人都抱怨关系体系，却也都想在其中分一杯羹。这就是中国法制的悲哀，律师的执业环境艰难，司法改革举步维艰，因为文化的引入和变更不是一朝一夕的，法律的适用尤其是在中国更加要与人情相和。我想，这也就是官方所说的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谐”二字，包含的内涵真是太大了。

这一切，并不是国人不懂法，不尊重法，法学院每年都有那么多优秀的毕业生，只是，现实的压力与理论是脱节的，社会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完成价值观的重新构建，而中华文化对国人几千年的辐射是深远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总结一下，差序格局与法治存在如下矛盾：

1、差序格局下独立人格的缺失和法治的主体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在差序格局中，个人仅仅存在于一系列的关系网络之中，并通过根据具体情况来界定自己 的位置、角色以及存在的意义。

2、差序格局下的个别化对待与法治的普遍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差序格局”是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并由此而组成一个社会圈子，不承认权利义务的平衡。每个人的权利义务取决于自己的位置，随着远近亲疏不尽相同，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迥然相异。

3、差序格局中的“社会性博弈”与法治的确定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差序格局中关系网络是可伸缩的，取决于个人的财力、地位，就如“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而法律虽然存在例外或弹性条款，但是权利义务都是明确的。

三、对中国特色“差序格局”的评判以及应对方法

作为一个在大都市生长的现代人，我感觉我受到书中描写的中国社会的等级以及伦理的辐射影响并不明显，钢筋水泥筑起的现代化大厦物理上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计划生育直接导致了亲戚的减少，现在的孩童早已分不清五服之亲，在他们眼中，除了父母，就是统称的“叔叔”、“阿姨”，对于亲属间的感觉淡漠。

再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日益密切，我们已经很小就受到西方文化的侵入，孩童从小念的是国际化学校，接受的是西方的快餐文化和教育，同时也带来了较自由的空气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与空间。

人伦、纲常、礼教仿佛已经成为了一个书本中考究上的字眼。

然而，仔细发掘我们文化的根源，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西方人成年时大多独立居住，自力更生，我国的子女与父母间的关系却是紧密而相互依存的，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不爱他们的父母、子女；或者中国子女的依赖性特别强烈，独立能力特别差，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深层次的东西。中国人在内心还是以家庭为本位的，我们心里需要一个依靠，父母就好比牵着我们手中的风筝的线，我们关乎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同时也有为家族荣誉争光的心理，这一点可以推而及到亲人、妻子等等。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表面上看起来是爱慕虚荣的，爱慕外界的荣耀和所谓的成功，因为我们不仅仅承载着我们自己，还承载了家庭，如果可以追溯，还承载了几千年的价值观和底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然有意无意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考和独立价值判断，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活着都比较累。因为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中，这个网十分复杂，包括家人、朋友、熟人，还有半生不熟的人。我们在这个网中的角色定位构成了我们全部的自我肯定与判断。

如果这个网一旦崩塌，那么我们的定位也就崩塌了，我们仿佛就找不到自我了。现在很多人移民、出国、仿佛用尽一切力气不惜抛弃本土文化融入另一看似更优秀的文化，变成上等人，但我认为，是中国人的根，就在劫难逃。但并不是说这种品质就是民族的劣根性，值得摒弃，相反，我认为，我们可以良好地利用这种品质，为家族和社会争光。但是，关系本位与差序格局仍然要掌握一个度，而这个度的判断是很难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掌握，亦如法治与情理的关系，个人本位与家族关怀的冲突，这个度也是每个人需要自己判断与掌握的。

同时，我们也要吸取西方文化的经验，就是正视自我、感受自我、觉察自我、发自内心的接受自己与爱自己，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努力探寻的角色定位。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远在深山，没有社会关系网络，却一样很快乐；有些人身处闹市，仿佛处在一个他人对自己的优秀定位上，却每天诚惶诚恐，心里抑郁。

这个答案，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全面而完整的解释，我们能做的只是体悟、觉察生命，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愿我们都成为波纹社会中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实现自我价值的芦苇，虽然渺小，却坚定，勿随风摇摆，勿若即若离。

四、结语

中国社会依旧是“关系本位”。传统的“差序格局”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各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不过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不断受到西方化进程的影响，“差序格局”被丰富了其内容，被赋予现代的内涵，这一点也是全球化浪潮下的必然趋势，但作为一个现代人，如何在一个转型中的中国既保留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又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以上只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必有疏漏，请老师指正。参考文献：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陈俊杰、陈震：《“差序格局”再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 5 于光君：《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发展》，《社会科学论坛》，2006.12（下）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3月第44卷第2期 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民族研究》，2004年6月

第四篇：《乡土中国》读后感关于“差序格局”的思考----公德和私德

关于“差序格局”的思考----公德和私德

在《乡土中国》这本书里，作者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自己总是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作者提到”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虽然作者没有明确的指出，但是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人只有私德。通过对实例的分析作者得出结论“公德心被自私心驱走”，很明显，意思是中国人缺少公德心。书中这整节，可以这样理解作者的核心意思：中国私德很强而且少公德心。早在大约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一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人们的判断：“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类似的论述：叶文宪教授说过“中国人并不是没有道德，我们有良好的私德，只是缺少一点社会公德而已。”关于私德公德，从下面几个问题来说明：

1、为什么会产生“差序格局”？ 中国是一个家族化社会，家族构成社会基本单位。因此中国人认为家是最亲近的社会关系，父母兄弟等时最亲近的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由远及近，产生“差序格局”。

2、对公德私德的理解？

公德是指存在于社会群体中间的道德包括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社会公德是社会生活中最简单、最起码、最普通的行为准则，是维持社会公共生活正常、有序、健康进行的最基本条件。私德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品德、修养、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生活中处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邻里关系的道德规范。

3、为什么中国人公德较低？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人们一向引以为荣，为什么要被说成是没有公德？实事是，在国人的伦理行为和生活中，时常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在血缘亲情生活圈子当中，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而且在待人接物和进退出处当中，都很在意精心。这样的做人态度实际上有一个发端，就是他的家庭。这这其实是作者所说的差序格局”的根源。我认为除了作者说的“差序格局”是造成中国公德低于西方的原因外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用马斯洛的类似于政治制度理论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思是人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需求后才有精神方面（例如维持高的道德的方面）的需要。依照这种理论，中国人和西方人相比，公私德的水平可能会低一些。与此同时，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只涉及“五伦”关系的私德，对于对己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缺乏有效的公德约束。4.公德私德的关系：

按字面理解，很多人觉得私德是自私的，对他人、对社会发展有害而无一利，与公德作用相差甚远，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事实上，公德私德是有一定关联的。二者可以相互促进。

私德对于公德的意义：与公德相比较，私德行为只是影响自己和家人、亲戚和朋友。私德往往发生在私域。能够爱自己和家人、爱亲戚和朋友，都是良好的私德。爱自己、爱朋友、爱亲人才能爱他人、爱社会、爱祖国。可以说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反之、如果自己和家人、亲戚和朋友都不爱，何谈公德？

中国古人强调私德，而公德却极少有人问津。古人所教的道德，私德居十之有九。梁启超论私德时就说：“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其原因就在于，“公德者私德之推也”。“推”，就是“推己及人”，就是将心比心。只要“能近取譬”，公德便水到渠成。所以，说古代不思考公德问题，不是公允的评价。毋宁说，他们对公德建设的贡献，正是蕴含于私德建设之中。

公德对于私德的重要性：公德是“相善其群”，既包含公民善待作为集体的群体，也包含公民之间相互善待。每个公民都应为公德建设作出贡献，促进公德的进步就是爱护自己。公德建设完善了，私德就获得了尺度。公德善恶不分，私德行为就没有标准，没有分寸。所以，私德虽然是公德建设的基础，但是只有公德的兴旺发达，才是群所以为群的根基。

正如个人的幸福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的进步而存在一样，私德与公德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运用我们的智慧将两者更加严丝合缝地对接起来。

第五篇：当代国际格局论文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形势的发展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就经济力量而言，当今世界存在三个中心，即美国、欧盟和东亚，并不只有美国一个中心。就军事力量而言，不能笼统地说美国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世界战略力量仍基本保持均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