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体性教育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论文

第一篇：我国主体性教育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论文

[摘要]主体性教育是弘扬儿童主体精神、培养儿童主体能力、塑造儿童主体人格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和解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体性教育的研究经历了探索与争鸣、研究的深化、反思与总结三个阶段。随着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主体性教育正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地理解、接纳和认可，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在当今主体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主要表现为：要拓展对主体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转化教育研究思维方式。

[关键词]改革开放；教育学；教育实践；主体性教育

一、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主体性问题成了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教育学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探讨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兴起有着教育内外的现实原因和理论依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与人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主体性教育理论的研究作了思想铺垫。”从研究历程来看，主体性教育研究最早发端于顾明远教授于1981年在《江苏教育》第10期发表的《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引起学术界长时间热烈讨论的教育命题，即“学生是教育主体”。此后，教育理论界开始了教育主体问题的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入影响的主体性教育理论。主体性教育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探索与争鸣阶段

主体性教育的探索与争鸣阶段在时间上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核心是学生的主体地位问题。由于认识的不同，学术界出现了“教师主体论”“学生主体论”“互为主客体论”“双主体论”等几种不同并发生过激烈交锋的观点。

这一时期的探讨是广泛而又有深度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师生关系的看法。但讨论侧重点在于师生关系的处理，并且主要在教学论领域、认识论范畴中进行。由于教学不仅仅是认识过程，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实践过程。因此，囿于教学认识论范畴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为了打破这种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有人开始在教育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开始从教育主体性的角度研究学生的主体性问题。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王道俊和郭文安两位教授提出的“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主体”的命题。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这篇文章中，他们不仅对学生主体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还对学生主体性的表现和实现条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自此，教育理论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研究的深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研究呈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态势。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之外，在理论研究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指导思想明确化

对于倡导主体性教育，很多人心存疑虑，担心会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歧途。有人甚至认为，讨论人的主体性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根源或具体表现，要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否定人的主体性。为了消除疑惑，澄清认识，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指出：提出和建构主体教育理论，不是企图一概否定原有的教育学理论，而是试图从一个角度来研究教育理论，深化教育改革，期望能探索出一条使我国的教育学更科学、更具实践性、更具中国神会主义特色的路子。因此，主体性教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97年在湖北沙市(现荆州市沙市区)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主体教育研讨会”对主体性教育的指导思想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统一起来，建立了科学的主客体理论，驳斥了机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主客体理论。我们研究主体教育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到唯心主义那里去找根据。”在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后，主体性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主体性教育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

2．研究视野逐步拓宽

这具体体现为从倡导学生的主体性到探讨教育的主体性。为什么要研究教育的主体性?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认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体现了教育的特殊功能与本质力量，是微观教育与宏观教育运行的核心与动力。只有揭示教育主体的这一特征，才能不断地改善教育，以提高教育的本质力量。”此后，他们又从培养学生主体性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论证。事实上，教育实践包括培育和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微观教育活动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观教育事业管理，这两个层次的活动都是人的主体活动，都有主体性问题。因此，教育的主体性就包括教育过程的主体性和教育管理的主体性两个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在“主体教育理论是一种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主体哲学”的概念，并对此进行阐述：“所谓教育主体哲学，就是主张教育是主体的教育哲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双重意义上。都可以说教育是主体。教育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物、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组成的整体社会结构中，它有其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在学校或任何一种教育机构中，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互动展开的教育活动也是独立自主的教育活动，是自己运动的。教育主要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作为‘反映者’，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主动的，并且只能是一种主体的反映活动。”这样，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思想定位的提高，主体性教育理论渐趋成熟。

3．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化

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兴起源于国内哲学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化，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基础从过去的哲学拓展到人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不同学科。学术界开始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探讨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问题。如：王坤庆教授从人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人手，提出人性发展的精神维度是主体性发展的根本目标，并结合人类自身解放历程的考察和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论述主体性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肖川教授将“人性本善”作为主体性德育的价值预设，认为在道德教育中，只有作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我们才可能对教育的结果持有乐观与光明的期待，才能树立起对人的信心、对教育的信心。石中英教授从文化学的视角对主体性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进行分析。王启康教授从心理学角度对主体性教育进行探讨，他认为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对主体性的心理学分析上不够集中、连贯和一致。为给人的主体性一个确定的合适的界说，在给予说明时，应该适当地与其心理学上的特征联系起来。

(三)反思与总结阶段

步入21世纪，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反思与总结阶段。与前一阶段的“热闹”“繁杂”相比，这一阶段主体性教育研究显得相对“冷清”。有学者据此认为，个人主体性正走向黄昏，主体性教育研究已经过时。

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呈现的特点并不能说明主体性教育已经过时，它所体现的是主体性教育研究步入反思与总结阶段。正如裴娣娜教授所说的那样： “主体性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动态生成的教育理论，必须在不断的反思、总结、批判、概括和提升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从而保持其生命力。”客观地说，主体性教育就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与反思中成长壮大的。20世纪90年代，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文章就已经出现，但这一时期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进入21世纪，对主体性教育进行质疑、反思和总结的文章骤然增多，探讨的也更为全面和系统。除个别研究者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与总结外，学术界还就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发展问题组织过大规模的讨论。2002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第六届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定位、主体性教育的理念与操作模式、“十五”期间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建构等。2004年，以裴娣娜教授为首的“主体教育与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课题组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全国首届主体教育理论研讨会”，与会者在对十几年来主体教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对主体教育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主体教育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探索。2005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第二届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发展，会议得出结论：“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不是走向黄昏，而是在依托13年教育实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体教育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仍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二、主体性教育所取得的成效

历经30年的探索、研究和实验，主体性教育正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的理解、接纳和认可，其取得的成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儿童的正确认识改变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目中无人”的状况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有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理论，进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实践。因此，要想探求现实教育问题的根源就必须回溯到人的自我认识之中，同样，想对现实教育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也离不开对人的形象进行反思、批判与改造。由于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因此，教育视域中人的认识问题就是儿童观的问题。儿童是什么?这是一个困扰人们千百年的世界性难题。过去，一些人习惯于把儿童看作可以任意加工和改造的客体，教育就是把儿童塑造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由于无视儿童在教育活动中和自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儿童的学习就成了机械灌输、盲目填鸭的被动性接受，教育就从人的唤醒和解放蜕变为对人的压抑和束缚。针对这种漠视儿童的教育状况，主体性教育明确指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其根本特性。正确理解儿童是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前提。“主体教育理论的兴起，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要培养能动的社会主体，具有独立个性和主体性的现代人，必须根本改变传统受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为能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最主要的是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呵护和弘扬学生的能动性。”可以说，主体性教育为儿童的解放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形成一系列新命题，丰富了教育理论，提升了教育学的学科品味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问题和探索教育规律的学科。作为一种直面生命的学科，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教育学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其发展前景就像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 “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然而，现实中的教育学却备受质疑，一些学者出于对教育学自身的不满，把教育学称为“迷惘的教育学”，无奈地认为教育学已到了“终结”的边缘。我国教育学屡遭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移植国外理论、照搬其他学科、脱离教育实践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育学研究者转变观念，努力做到教育学问题教育化、教育学问题中国化。

主体性教育是一种以解放儿童为旨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教育学理论。针对现实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弊病，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概念和命题。这一系列新概念和新命题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而这些新概念和新命题的出现又进一步解放了教育研究者的思想，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学理论的原创性发展，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三)教育主体性的提出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

过去，很多教育改革的失败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规律，具体来说，就是对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的忽视。正如郭文安教授所说的那样：“传统教育以社会为本位，视政治、经济为社会根本；视教育为政治、经济的附庸与工具，它的作用指向人；至于人，虽然也讲人不是环境与教育的消极产物，他能改变客观世界，但具体论述，尤其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则总是坚持：社会决定教育，教育决定人，这似乎已成金科玉律。当然，这有助于根据社会的需要改革教育与造就新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这种单向度的机械决定论，必然导致教育的附庸化、工具化、制度化、简单化与窄化，扭曲了教育的本真特点与整体功能，压抑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严重影响了教育的作用与质量，也必然使其造就的人工具化、奴化、物化。成为因循守旧、不思创新与变革的庸人。”为了扭转这种现状，主体性教育理论提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这一命题。教育主体性的提出，在深化教育本质探讨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人·教育·社会”三者关系的认识，这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前进的方向。

(四)主体性教育实验的探索和推广，在推动教育实践变革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性教育由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开始向学校教育实践渗透，并从最初的关注主体性某一功能特性发展到进行整体主体性的综合研究。历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与艰辛探索，主体性教育不断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性教育实验在推进中国教育改革朝纵深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教育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取向。对此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概括：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含义的重新认识，提高了人们推进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第二，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针对当前我国教育时间存在的弊端，转换研究主题，寻求我国教育改革的立足点；第三，以主体教育理论作为改造教育理论的依据和基石，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体系的改造和构建起到了重要的突破意义，尤其是对现代教学论的发展起到了实质性推进作用；第四，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实验研究、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化有重要启示。

三、关于深化主体性教育研究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主体性教育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从目前看，主体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为使其朝着纵身方向发展，教育研究者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拓展对主体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

主体和主体性是主体性教育的核心概念，但是，自主体性教育产生之日起，人们对此理解就比较混乱。“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有一些人认为主体和主体性的提法已过时，主要表现在提倡类主体而否定个体主体，提倡主体间性而否定主体性。这种思潮在教育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克服这种混乱，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澄清主体和主体性的内涵。主体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孤立的实体、单子化的个人，还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行动者?主体性是积极的还是中性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受动性是否是主体性的表现?如何处理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如何使主体的独立性、为我性与社会性、依赖性协调一致?这些现代化境遇中的主体性教育问题将是研究者未来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教育学是一门直面生命的学科，是极富人文精神的学科。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教育学必须向其他学科开放，与其他学科对话。作为当代的教育学理论，主体性教育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展和壮大的，但主体性教育的成熟和完善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学科，教育研究者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具备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的知识平台。另外，教育研究者在关注相关学科发展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这样才能与相关学科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有在真正的对话中，主体性教育的发展空间才可能得以拓展。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主体性教育是以弘扬儿童主体精神、培养儿童主体能力、塑造儿童主体人格为标示的教育理论，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和解放。为实现这一目的，主体性教育除要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密切关注相关学科发展之外，还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因为，理论是对实践的理性分析与升华，实践是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是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最终形式。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甚至“互哺”，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在研究中要做到，“既要重视理论研究又强调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结合，边研究边总结，同时采用对象化方法、工程学方法，以保证研究的水平和效益”。

(四)转化教育研究思维方式

主体性教育理论的提出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传统教育“目中无人”的弊病。但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究竟谁为主体的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的核心。进入21世纪后，受主体间性哲学的影响，教育理论界对教育主体问题的探讨才逐渐摆脱非此即彼的局面，而进入共存与互存的新天地——从师生的主体转向师生如何共为主体，即主体间的和谐与合作。这一论题的转变体现了师生关系从主客模式到主主模式的转向。事实上，人不是没有生命的“物化对象”，也不是单子式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关系网络中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实践主体。因此，教育工作者在研究主体性教育问题的时候，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即从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转变为注重合作与交往的关系性思维。在关系性思维范式中，主体性教育研究就可以摆脱“主体性的黄昏”所带来的冲击，从而拥有—个更为宽广的视域。

第二篇：中国教育哲学30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教育哲学30年回顾与展望

自1979年教育部提出在高等院校重新开设教育哲学这一门学科以来，教育哲学在经过三十几年的冬眠期后又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有关教育哲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版，其中较有影响的如王坤庆的《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价值论视角的研究》、黄济的《教育哲学通论》、桑新民的《当代教育哲学》、陆有铨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等。此外，成百上千的相关论文也先后在各类教育期刊上发表。这些都说明教育哲学这门学科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回顾教育哲学近三十年的发展，让人悲喜交集。喜的是教育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理论上，主要研究了教育本质，教育观等方面的问题，并注重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理论，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在实践上，教育哲学对教育改革及教育政策的推行起了积极作用。悲的是，教育哲学并没有发挥其批判作用，尚不有很好地解释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没有表现出该门学科特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跟教育学的其它学科有许多重叠交叉的部分，这些都需要教育哲学工作的继续努力。下面我将首先对教育哲学近三十年所研究的内容做一些总结，然后对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做一些预测，最后谈谈我对该学科的一些思考。

一、历史回顾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科建立之初，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是该学科的学科界定以及其研究对象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应该是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中的问题。但是对于应研究教育中的什么问题，怎样去研究大家说法不一。黄济教授认为教育哲学的基本任务是“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角度，即从方法论的高度以理论上的阐明”，他一再强调教育哲学就研究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但对于教育中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予以解释说明；桑新民教授认为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教育领域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更加注重哲学的思辨在教育中的应用；王坤庆教授则认为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教育价值。虽然大家在研究对象上存在分歧，但是学者们却都肯定哲学在教育哲学中的地位，都注重哲学的方法论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

学科一经确立后，便开始对教育领域中所谓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研究。

教育本质问题曾一度成为教育哲学中的热点话题，学者就教育本质是什么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讨论起初是围绕教育的本质属性应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来展开的，到后来发展到讨论教育的“双重属性说”与“多重属性说”来缓和前面的矛盾冲突，于是讨论的话题从教育的本质属性转到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应重点发挥其哪方面的功能——是发挥其对社会的作用还是发挥其对个人的作用，是发挥其对精神文化传递的作用还是发挥其对物质生产的作用。关于教育本质的研究，郑金洲在1996年第3期的《教育发展研究》期刊上发表的《教育本质研究十七年》中详细地总结了该论争的来龙去脉，体现了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被王坤庆教授认为应该成为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价值问题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在关教育哲学的著作中常常能看到作者会花大量篇幅来研究教育价值问题。对于教育价值的研究，学者们一般采取先述后评的方法，即先对中外学者对待此问题所持的观点进行分类，一般是将教育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等。教育的社会价值表现在教育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而教育的个人价值在于教育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后对各类价值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都是中庸的，即主张既注重教育的社会价值，又能忽视教育对个人的发展价值。

此外，教育哲学对教育观的研究也是很多的。因为教育研究者都认为教育观对教育工作者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教师的教育观决定了其教学方法以及教育理论高度，因此，研究教育观，使教师的教育观时刻得到更新就成为了教育研究者的重大任务。而学者们研究教育观的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有的学者将教育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来对其进行

分析。如于伟在其2006年所作的《现代性与教育》一书中介绍了现代的一些教育观，如理性教育观、人类中心主义教育观、实用理性和科学理性教育观等，并就每种教育观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教育的启示展开了论述。书中还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将其对现代教育观的批判做了详尽的阐述，其理论性程度较高，分析得较为透彻。而有的学者如刘庆昌则将教育观分为教育目的观、教育内容观、教育方式观、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认识这四方面来研究。这就将教育观细化了，使其具体涌入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各个方面。随着教育哲学不断向教育具体领域研究的深入，后一种对教育观的研究方法应该会越来越常用。对教育哲学的研究还涉及到对于道德教育和知识观等问题的研究，在这里就不作详细说明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教育哲学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上几个方面展开的。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就教育哲学本身的一些理论建设问题及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然后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相关刊物上。

同时，教育哲学近年来注意关注教育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热点问题，注重其在教育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这可从这几年来教育哲学年会的主题中看出来。如04年年会的主题是“变革时代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视域”，就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问题展开了讨论；06年年会的主题是“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教育哲学反思”；08年的是“教育中的民主问题”。这些主题都是教育在最近几年中新出现的较有争议的话题。

二、展望未来

对于方兴未艾的教育哲学，它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它的发展将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1、教育哲学将会越来越关注教育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随着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国教育的各个领域都深受其影响，教育哲学也不例外。在这个功利色彩浓厚的社会里，教育哲学要想谋求其生存空间就必须对社会有一定的作用，而对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将能给教育带来有效而明显的作用。此外，现今哲学的发展趋势也是从“大写的哲学”到“小写的哲学”，从“抽象的哲学”到“具体的哲学”，哲学本身也越来越注重其实用性，而教育哲学作为哲学的应用学科也不得不跟随哲学的潮流发展。

2、教育哲学将会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理论建设。教育哲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学科，因此，要想对其它学科进行指导，它就必须本身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拥有自身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当今的教育哲学并没有这方面的扎实的理论基础。

3、教育哲学的发展将走向国际化。由于现今国际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教育哲学要想获得发展就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多与国外学者交流，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我的思考

看了这么多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书和文章，感觉到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内容很杂，对于教育中的各个方面似乎都有涉及，却又都研究得不够深入，没有自己特有视角，也没有自己对教育问题的独特的见解。我个人认为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缩小一点，就像王坤庆教授所说的那样就只研究教育价值也不是不可以。另外，很多学者在探讨某一问题时都是采取温和的态度，用折中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很少能看到一些“偏激”的观点，比如前面谈到的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取向问题，大家都是主张兼顾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没有只执一端的，好像都担心走极端。也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学术界很少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局面，大家都是各自为政，互不侵犯，我想这也是教育哲学的批判作用在中国缺失的原因吧。此外，我个人认为对教育的预测功能应该是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上，它应该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因此，教育哲学应该要能够沉得住气，静下心来搞理论研究，不要一有风吹草动便跟着浮躁起来，否则，它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彭婷 2007210646

第三篇：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秦 学

(中南林学院旅游与管理学院,湖南株洲 412006)提 要:本文在简要分析国外城市旅游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状况,重点论述了研究的领域和内容,理论和方法。指出了城市旅游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几点看法。

关键词:城市旅游;城市旅游研究;旅游发展;城市化;发展前景 中国分类号:Ｆ59

2文献标识码:Ａ

人类有意识的外出旅行活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依次经历了古代旅游、近代旅游和现代旅游三个阶段[1]。现代旅游自19世纪4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国外对其研究已近百年。但旅游研究的真正发展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就城市旅游研究而言,更加滞后,其真正开展起来则是80年代初。国外城市旅游研究的历史要先于国内,研究的成果和水平要高于国内。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城市旅游的经济理论(需求与供给),城市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的影响,城市旅游的规划和管理,以及城市旅游的市场营销等方面[2]。但是,国外的旅游研究是在缺乏一个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指导下进行的,因而显得分散、独立、凌乱。大部分学者都将重点放在城市旅游的实证研究上,比较轻视基础理论研究。并且至今尚未见到城市旅游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迹象[3]。所有这些都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国内城市旅游研究。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

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起步更晚。我国旅游事业的正式大规模发展是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的事,旅游研究活动与国内旅游业发展同步前进,其间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的需要,旅游界和学术界开展了一定规模的科研活动,尽管与国外相比晚了数十年,但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国的经济成长、旅游发展是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进行的。城市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信息活动中心日益发挥出其生产、生活、流通、组织和游憩等综合功能。城市旅游正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综合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城市旅游研究也日益广泛而深刻地得以开展。1 研究领域和内容

从笔者进行文献检索和获取资料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许多学科对城市旅游现象都有所研究,如经济学科、地理学科、旅游学科、生态学科、社会学科、建筑与规划学科、心理及行为学科等。大量有关城市旅游的文章见于各类报刊杂志,其中以地理类、旅游类、城市类、财经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学术论文居多。1980—2000年关于城市旅游方面的论文大约有80多篇。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城市旅游有关理论探讨、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探讨、城市旅游结构与系统分析、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研究等。其中以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方面的研究居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以期与各界人士共同探讨。1 1 城市旅游有关理论的探讨

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市旅游的涵义与构成要素、城市旅游的性质和地位、旅游城市特征、条件和类型等,如宋家增(1996)对都市与都市旅游、都市旅游业与都市旅游、都市旅游的内涵、模式和定位等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都市旅游是以都市风貌、风光、风物、风情为特色的旅游,都市旅游多以接待商务旅游、会议旅游和国际国内交流活动为主[4]。于英士(1994)最早在国内讨论了大城市发展与旅游业的关系以及国际旅游城市的界定和类型定位。认为现代旅游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且是城市化的产物;没有现代化的城市,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旅游业,大城市的功能、性质、作用左右着小则一个区域,大到一个国家的旅游业的发展方向[5]。张广瑞(1994)也以北京为例论述了国际旅游城市应具备的条件[6]。吴本(1999)分析了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条件和目标模式[7]。王兴斌(1996)初步论述了休闲与都市旅游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8]。陈传康、吴承照(1996)以上海为例对都市旅游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了探索[9]。彭华(1999,2000)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对现代城市发展旅游,提高其竞争能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0,11]。1 2 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

旅游形象是目前我国城市旅游研究中探索得比较多的问题。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是建立独特鲜明、有招徕力的旅游形象,依靠形象来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需求,形象研究可以说是现代城市旅游研究的新起点和主方向。金卫东(1995)、张学荣(1996)和郭廷建(1996)都对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城市旅游形象等几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为后来的城市旅游形象设计建造提供了理论框架[12—14]。李蕾蕾(1995,1997,1999)在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和设计研究中作了大量的工作和重要贡献。指出今天城市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已不能单纯依赖孤立的旅游景点,而必须推出城市整体的旅游形象,通过形象定位、主题口号的提出、视觉形象的设计与推广等战略来全面发展城市旅游[15—17]。聂献忠(1998)以香港和上海为例,论述了城市旅游产品及配套设施等旅游视觉要素的建设,旅游行业管理及服务质量和水平所表现出来的旅游行为形象在城市旅游中的重要性,比较了沪、港两地在这方面的差异[18]。屈海林、邱汉琴(1996)详细分析了香港旅游形象的构成要素,香港在城市旅游形象促销方面的成败,为内地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19]。宋章海(2000)从旅游者角度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形象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20]。白祖诚(1994)则以国外许多城市的旅游定位为例,说明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其总体的旅游形象一旦较为鲜明丰富,并广为人知,就将成为巨大的吸引力[21]。1 3 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探讨

这类研究以李海瑞、道书明、保继刚、马勇等为代表。李海瑞(1996)、潘洪萱(1995)、金辉(1998)、道书明(1996)等人以上海为例提出了几种城市旅游的目标模式:商务旅游、会议/奖励旅游[22—25]。吴国清(1996)研究了上海郊区旅游后指出市场导向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关键[26]。保继刚(1997)和彭华(1998,1999)以广州为例提出了经济中心型城市旅游的商务主导模式[27—29]。这些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马勇、董观志(1996)则以武汉为例论述了城市必须选择大旅游圈模式才能得以持续发展[30]。此外,张跃西(1996)从风景区旅游发展模式探讨角度对旅游城镇的布局与发展进行了研究[31]。卢晓(2000)针对上海大都市地位,指出发展国际化旅游产品、大力发展购物与观光型国内旅游产品和率先发展市民的度假产品是上海旅游资源产品化的模式选择[32]。李力(2000)则分析了城市旅游节庆的构成要素与牵动效应[33]。1 4 城市旅游结构与系统分析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重点放在城市旅游客源(包括市民和外来游客)的旅游行为特征上。吴必虎(1994,1997)两次分别对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行为特征和市民出游力与目的地选择评价进行了大型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助,这是对城市旅游结构(客源)进行科学调查、定量分析、实证研究较成功的案例[34,35]。万绪才(1998)等以南京为例分析了城市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为南京市旅游市场营销提供了科学依据[36]。董观志(1999)通过对深圳几大旅游主题公园的实地调查进行量化分析,揭示了特定城市的旅游客源市场分异规律[37]。张红(2000)通过调查分析了我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38]。此外员疆(1998)系统分析了城市游憩产业结构[39]。1 1 5 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

在我国已越来越多,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城市旅游某一个项目建设、某一项产品开发、某一个区域规划或一种模式运用的专题研究;二是城市旅游全方位的综合开发、规划、建设研究。(1)专题研究。保继刚(1994,1994)对城市大型主题公园开发布局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掀起了我国城市主题公园建设的高潮[40,41]。董雅文(1996)以南京市为例说明了生态防护建设在城市旅游开发中的重要性[42]。吴人韦(1998)则系统介绍了国外城市绿地在旅游中的作用[43]。粟娟等(1998)论述了广州市应加强森林建设,渗透岭南文化,创造广州旅游新形象和风格[44]。潘宝明(1999)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谈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发展[45]。城市中心商务区和滨水区的演变规律与再开发和城市旅游休闲服务网络建设受到修春亮(1998)、徐永健(2000)和郑杨(1998)的重视,他们分别对这几个方面从中西方差异上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城市内部职能区的旅游再开发作了有益探索[46—48]。魏卫(1997)以武汉为例深入探讨了城市旅游产品开发的问题,其结论非常值得旅游界人士借鉴[49]。旅游地文化开发是旅游发展中的重点,对于城市旅游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彭华(1998)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研究[50]。熊玉梅(1999)对如何开发北京市日本客源市场进行了专题研究[51]。

(2)综合研究。在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的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上,陈传康(1996,1996)作了开创性工作[52,53]。尚文生(1998)探讨了城市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发展[54]。彭华(1999,1999)从创建优秀旅游城市的角度对旅游开发与城市规划一体化问题进行了论述[55,56]。杨新军(1998)从旅游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了城市旅游开发[57]。李蕾蕾(1996)通过景观生态学的原理构建城市旅游开发应用理论模式,在理论建设上迈出了第一步[58]。梅均(1996)和王大悟(1996)对上海如何进行旅游开发提出了宝贵意见[59,60]。李立勋(1997)对广州旅游特色和旅游点建设进行了实证研究[61]。刘卫东(1998)、王云才和郭焕成(2000)论述了怎样投资开发大城市郊区的旅游业,具有实际指导价值[62,63]。凌申是(1987)较早对我国中小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问题展开研究,为中小城镇旅游发展开创了研究先河,促进了我国城市旅游研究体系的完善[64]。此外,罗丹(1996)、郭叔周(1998)、贺辉扬(1998)、黄安民(1998)、杨从杰(1998)、郑天祥(1998)、张进福(1999)符全胜(1998)、西安市政府(1998)、罗志军(2000)聂献忠(1999)、李娟文(1998)、骆静珊(1993)和屠强(1998)等分别以长沙、厦门、泉州、香港和澳门、锡山、西安、南京、武汉、昆明等城市为代表,系统探讨了建设优秀旅游城市、国际旅游城市所应选择的政府政策、战略对策与措施[65—78]。这些研究成果既是对我国近年来城市旅游开发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为未来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空间极化效应日益增强,城市越来越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区域。城市旅游必将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优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以及社会文明全面进步的强大动力。

此外,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还涉及到其它有关内容,如杨新军(1998)研究了加拿大城市旅游开发的历史与现状为国内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经验[79]。曹小曙(2000)探讨了城市旅游摄影的功能以及城市旅游摄影的文化内涵,为城市旅游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和新方法[80]。郑天祥(1998以港澳地区为对象探讨了我国大都市区发展成为世界级旅游区的前景与对策,是国内目前较少的区域城市旅游研究的例子[81]。2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领域逐渐拓展,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者用不同学科的概念与理论,不同的研究方法来描述、解释、研究城市旅游中复杂而综合的现象和规律,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旅游发展和研究之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城市旅游是围绕城市地域所产生的所有旅游现象和过程,表面上它是一种经济产业,实质上它是一项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高层次的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城市旅游的开展必然牵涉到经济、文化、科技、政治、教育等许多行业部门,城市旅游研究也必然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环境与生态学、建筑学、区域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概念。因此,一些较成熟的理论与概念相继被运用到城市旅游研究中来。

宋家增、于英士、张广瑞等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从旅游吸引物和基础设施、旅游服务、旅游形象宣传、旅游环境等方面对城市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进行系统分析;学者们根据世界旅游业发展趋势、世界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规律,提出我国城市旅游的发展前景和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对策,其中运用了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的有关理论。从而在理论上阐述了城市旅游的内涵、条件、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类型。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是学者们运用理论进行分析最成功的方面,李蕾蕾是这方面的代表,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专著《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在国内首次对旅游形象策划的理论和学科基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作者运用心理学、感应与行为地理学、区位论、市场营销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大众传播学相关理论系统分析了旅游形象的概念体系和时空变化规律,并分别以城市、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主题公园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随后兴起了旅游形象研究的热潮。城市旅游形象研究改变了过去旅游研究中重物质实体建设轻形象品牌宣传、重开发轻营销、重客体轻主体(人)的倾向,无论是在旅游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旅游发展实践中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随着旅游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数学方法得以广泛应用,吴必虎、万绪才、董观志、张红等学者对城市旅游客源、旅游者的流动行为规律进行了数量描述、图形显示和模式分析,在严格的数理分析和逻辑推理基础上客观科学地揭示出城市旅游这一复杂现象的内在规律。这种社会科学研究计量化革命反映了我国学者研究思想与方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吴必虎等人的《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一书是此方面的代表作[82]。借鉴区域科学的原理从宏观区域范围内开展城市旅游研究,是近年来的新趋向。研究者将考察对象由城市中心区扩展到城市地域(包括城市郊区)乃至大都市区、由单个城市扩展到区域城市群(带)、由中心城市和旅游城市扩展到一般的城市,使我国城市旅游研究体系日趋丰富和完善。此外,对我国城市旅游发展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两个并行的方向,虽然目前以业务性总结为主,但理论上的研究越来越多,这必将进一步指导我国城市旅游的更健康发展。3 评述综上观之,我国城市旅游研究呈现出阶段性不平衡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研究断断续续、分散独立,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和框架。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旅游空间和范围日益拓展,旅游形式和内容日益更新,旅游活动和现象日益复杂。使得旅游研究变得异常活跃起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迅速扩大,城市旅游的成果也日渐增多。与国外相类似的是国内城市旅游研究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许多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没有完全明确。研究的结果也大多是业务性议题,并多是诠释性论证,理论探讨、学术水平高的作品不多见。在没有理论统一的现实情况下,方法论也远未建立起来,因而城市旅游的定量研究和数学方法的运用较少。同时,学术界和旅游界对城市旅游学科建设、城市旅游理论与方法论体系构建、城市旅游综合管理、城市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影响、不同区域的城市旅游现象与活动的差异、区域城镇体系(城市群、城市带、大都市区)旅游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但是,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对象由传统的山水城市、历史古都、文化名城如桂林、西安、泉州、北京、南京等,扩展到各类城市首先是区域中心城市如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武汉、厦门、昆明、长沙、汕头等。说明了城市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尽管目前国内城市旅游研究只局限于单个城市而没有辐射到区域城镇体系,但城市旅游研究毕竟已经展现出了美好的前景。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展望 2 1 发展前景

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进展时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城市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主战场和生力军。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设市城市数将接近1万个,市区非农业人口将增至5亿,城市化水平可达到55%[83]。城市规模和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综合功能进一步加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加强城市综合实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文化内涵将是城市建设的核心。优化城市的人居(居住和游憩)环境,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满足人民对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出的较高要求,是摆在政府各级部门和各界人士面前的重大问题,城市旅游会有巨大发展。据统计,目前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市的旅游外汇收入占了全省的82%[2];1998年我国首批参加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75个城市,其旅游经济总量占全国的90%[84]。旅游—中国21世纪的“朝阳产业”已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未来的产业分布格局将是集中分布于以城市为中心、由城市及其所依托的区域组成的产业密集区内。因此以旅游为导向和纽带、以城市为中心所形成的旅游业将成为中国未来极具潜力的产业。这一产业不仅会加速我国旅游发展高级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步伐,而且会促使人们生产、生活、消费、文化、思想观念不断更新, 城市旅游研究也将会全面深入地展开,并促进城市旅游的持续发展。2 2 发展展望

由于我国城市旅游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领域还不完全成熟甚至是空白,城市旅游有着广阔的天地,旅游研究也将显示出美好的未来。在此笔者结合以上研究,略谈一些看法,以期与各界人士磋商。2 2 1 研究组织问题

我国旅游学术活动还没有形成像国外那样的独立、高效的专业科研组织体系。已有的一些研究机构无论是其行政归属、管理和运作模式、经费来源都需要进行创建、改革、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旅游研究的正常、规范、高效地开展,并服务于旅游业发展。为此,笔者倡议,在旅游学术界和城市学术界分别成立专业性“城市旅游”研究组织,以集中优势兵力开展研究,形成规模效益,这是头等大事。2 2 2 城市旅游研究各领域的问题

(1)学科建设问题。有必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城市旅游学科,在这门学科统一的范畴内开展基础研究,弄清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范畴、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这是开展城市旅游研究的首要工作。

(2)城市旅游理论和方法论构建问题。研究城市旅游,要对城市旅游现象的内涵、外延、及其形成演进规律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对“城市旅游”的界定、城市旅游实质、旅游者行为、城市吸引力等都急需理论指导。研究城市旅游现象必须吸收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如经济学理论、区位理论、社会学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等。同时形成指导本学科开展实践和研究的方法论在城市旅游开发规划和建设中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都必须解决的问题。

(3)研究方法。城市旅游研究要借鉴并运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如区域调查、抽样统计、规划设计、遥感测量、地理信息系统、比较研究等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城市旅游的研究应注意定性与定量结合,更多地要运用定量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定量研究。同时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旅游研究的方法体系。

(4)区域实践研究。今后城市旅游研究不仅包括大城市、旅游业有较大发展的城市,而且还要面向我国广大中小城市乃至处于广大农村包围之中的中小城镇(包括县城和集镇)。特别是要大力加强我国西部地区城市旅游的研究,学者们要将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成果服务于中华大地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把研究的范围由点扩展到线到面,开展区域城镇体系旅游研究,为我国城市化、区域一体化和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5)开发规划和管理方面。我国城市发展、旅游业具有与外国不同的特点,旅游开发与规划首先应适合我国国情;同时要学习、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中的先进成果,这是在我国建设优秀旅游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必须做到的一点。城市旅游开发规划要与城市规划协调发展,同时加强城市旅游管理, 尤其是法制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把旅游管理纳入城市系统管理之中。

(6)城市旅游的社会影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为人熟知。在人口密集、生态脆弱的城市发展旅游更容易对城市环境造成污染、生态破坏,我国目前的城市环境质量令人担忧,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太大了。同时伴随旅游业发展而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已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持和延续,而这些在城市里表现得最为集中。为了城市、旅游业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进行旅游开发与经营时要切实加强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的研究和控制,使发展旅游的“代价”减轻到最小程度,使旅游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都得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天元,王连义.旅游学概论[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5—20.[2]古诗韵,保继刚.城市旅游研究进展[Ｊ].旅游学刊,1999,14(2):15—18.[3]申葆嘉.国外旅游研究进展[Ｊ].旅游学刊,1996,11(1):62—66.[4]宋家增.发展都市旅游之我见[Ｊ].旅游学刊,1996,11(3):23—25.[5]于英士.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Ｊ].旅游学刊,1994,9(1):13—15.[6]张广瑞.简谈国际旅游城市应具备的条件[Ｊ].旅游学刊,1994,9(1):16—19.[7]吴本.论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建设[Ｊ].旅游研究与实践,1999,(2):14—18.[8]王兴斌.旅游产业规划指南[Ｍ].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205—214.[9]陈传康,吴承照.都市旅游的理论与实践探讨[Ｊ].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6,12(2):47—51.[10]彭华.汕头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驱动机制研究[Ｊ].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15(3):75—81.[11]彭华.关于城市旅游发展驱动机制的初步思考[Ｊ].人文地理,2000,15(1):1—15.[12]金卫东.城市旅游形象浅析[Ｊ].城市规划汇刊,1995,(1).[13]张学荣,元名杰.论城市形象建设[Ｊ].城市问题,1996,(2).[14]郭廷建.城市文化形象塑造[Ｊ].城市问题,1996,(2).[15]李蕾蕾.旅游点形象定位初探[Ｊ].旅游学刊,1995,10(3):29—31.[16]李蕾蕾.城市旅游形象设计探讨[Ｊ].广东旅游,1997,(1).[17]李蕾蕾.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Ｍ].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181—252.[18]聂献忠.旅游形象建设与都市旅游业发展[Ｊ].城市规划汇刊,1998,(2):59—61,44.[19]屈海林,邱汉琴.香港都市旅游的形象及竞争优势[Ｊ].旅游学刊,1996,11(1):24—28.[20]宋章海.从旅游者角度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探讨[Ｊ].旅游学刊,2000,(1):63—67.[21]白祖诚.建设北京雄美迷人的旅游形象[Ｊ].旅游学刊,1994,(2).[22]李海瑞.都市旅游与上海模式[Ｊ].旅游学刊,1996,11(1):20—23.[23]潘洪萱.试论上海都市旅游的发展及其定位[Ｊ].财经研究,1995,169(2):29—33.[24]金辉.抓手在哪里—上海都市商务旅游[Ｊ].国际市场,1998,(3):15—18.[25]道书明,等.论上海会议/奖励旅游的发展趋势与对策[Ｊ].旅游科学,1996,(2):1—5.[26]吴国清.市场导向与上海郊区旅游开发初探[Ｊ].人文地理,1996,11(3):65—67.[27]保继刚.商都地位:广州旅游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Ｎ].羊城晚报,1997.9.7(7).[28]彭华,钟韵.浅谈广州城市旅游的商务主导模式[Ｊ].广东旅游,1998,(6):9—12.[29]彭华.论经济中心型城市旅游发展的商务主导模式[Ｊ].地理科学,1999,19(2):140—146.[30]马勇,董观志.武汉大旅游圈的构建与发展模式研究[Ｊ].经济地理,1996,16(2):99—104.[31]张跃西.风景旅游区发展模式探讨-兼论旅游城镇的布局与发展[Ｊ].人文地理,1996,11(1):56—58.[32]卢晓.上海旅游资源产品化的一般模式研究[Ｊ].旅游科学,2000,(1):17—19.[33]李力,崔卫华.城市旅游节庆的构成要素及牵动效应[Ｊ].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0(2):11—14.[34]吴必虎.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行为研究[Ｊ].地理学报,1994,49(2):117—126.[35]吴必虎.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Ｊ].地理学报,1997,52(2).[36]万绪才,等.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分析[Ｊ].人文地理,1998,13(3):70—75.[37]董观志.深圳华侨城旅游客源分异规律的量化研究[Ｊ].经济地理,1999,19(6):118—122.[38]张红.我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分析[Ｊ].人文地理,2000,15(2):56—57.[39]员疆.城市游憩产业系统分析[Ｊ].人文地理,1998,(2).[40]保继刚.大型主题公园布局初步研究[Ｊ].地理研究, 1994,13(3)83—89.[41]保继刚.城市ＲＢＤ初步研究[Ｊ].规划师,1998,(4).[42]董雅文,赵荫薇.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生态防护研究———以南京市为例[Ｊ].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96,(1):20—23.[43]吴人韦.国外城市绿地的发展历程[Ｊ].城市规划,1998,22(6):39—43.[44]粟娟.试论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州城市森林建设[Ｊ].热带地理,1998,18(3):216—220.[45]潘宝明.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Ｊ].旅游学刊,1999,14(3):50—53.[46]修春亮.对中国城市中心商务区演变规律的初步研究[Ｊ].人文地理,1998,13(2):49—52.[47]徐永健.城市滨水区旅游开发初探[Ｊ].经济地理,2000,20(1):99—102.[48]郑杨.城市旅游休闲服务网络的建设[Ｊ].旅游学刊,1998,13(2):34—37.[49]魏卫,李娟文.都市旅游与旅游产品开发[Ｊ].经济地理,1997,17(4):98—102.[50]彭华.关于旅游地文化开发的探讨[Ｊ].旅游学刊,1998,(1):43—46.[51]熊玉梅.对开发北京市日本客源市场的思考[Ｊ].旅游学刊,1997,(2):10—14.[52]陈传康.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研究提纲[Ｊ].旅游学刊,1996,(5).[53]陈传康,等.中心城市和景区旅游开发研究[Ｊ].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6,12(1):61—64.[54]尚文生,欧阳燕红.论城市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相互协调[Ｊ].人文地理,1998,13(2):46—49.[55]彭华.关于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的初步探讨[Ｊ].经济地理,1999,19(1):111—116.[56]彭华.创建优秀旅游城市的思考:浅谈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Ｊ].旅游学刊,1999,14(2):21—25.[57]杨新军,祁黄雄.城市旅游开发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Ｊ].经济地理,1998,18(4):115—119.[58]李蕾蕾.从景观生态学构建城市旅游开发与规划的操作模式[Ｊ].人文地理,1996,11(2):8—11.[59]梅均.上海旅游业应同时开发国际、国内、本地三大市场[Ｎ].新闻报,1996.5.6(2).[60]王大悟.上海都市旅游的新视角[Ｊ].旅游学刊,1996,11(2):20—22.[61]李立勋.广州旅游吸引的特色及营造重点浅议[Ｊ].旅游学刊,1997,(2).[62]刘卫东,李家虎.投资开发大城市郊区旅游业[Ｊ].上海投资,1998,(1):44—48.[63]王云才,郭焕成.略论大城市郊区游憩地的配置[Ｊ].旅游学刊,2000,15(2):54—58.[64]凌申.小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刍议[Ｊ].社会科学家,1987,(3).[65]罗丹.文化名城长沙如何建成国际性旅游型城市[Ｊ].衡阳师专学报,1996,(5):87—91.[66]郭叔周.把厦门建成国际性海滨旅游城市[Ｎ].人民日报(海处版),1998.7.8(8).[67]贺辉扬.厦门市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Ｊ].当代港澳,1998,(1).[68]黄安民.泉州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Ｊ].地域开发与研究,1998,(4).[69]杨从杰.浅说港澳旅游业关系的若干问题及发展策略[Ｊ].特区与港澳经济月刊,1998,(9).[70]郑天祥,等.珠港澳大都会区———未来世界级旅游区[Ｊ].当代港澳,1998,(1).[71]张进福,等.论澳门旅游业[Ｊ].旅游学刊,1999,(3):63—68.[72]符全胜.城乡交错带旅游开发研究[Ｊ].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3):57—59.[73]西安着力塑造优秀旅游城市整体形象[Ｎ].中国旅游报,1998.8.20(5).[74]罗志军,喻学才.关于把南京建成旅游大市的可行性研究[Ｊ].旅游学刊,2000,15(1):38—42.[75]聂献忠.市场经济与南京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Ｊ].旅游学刊,1999,(1).[76]李娟文.武汉市争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对策研究[Ｊ].经济地理,1998,18(3):120—124.[77]骆静珊,陶犁.利用区位优势,发挥昆明旅游中心城市功能[Ｊ].旅游学刊,1993,8(6):26—29.[78]屠强,陈新宇.昆明建立国际旅游城市的产业政策研究[Ｊ].经济问题探索,1998,(4):57—59.[79]杨新军.加拿大的城市旅游开发评述[Ｊ].世界地理研究,1998,(2).[80]曹小曙.城市旅游的摄影透视[Ｊ].人文地理,2000,15(2):45—48.[81]郑天祥,等.珠港澳大都会区—未来世界级旅游区[Ｊ].当代港澳,1998,(1).[82]吴必虎,等.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9—50.[83]徐巨洲.理性看待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Ｊ].城市规划,1998,(2):17—18.[84]何光日韦.新世纪新产业新增长[Ｍ].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159—161.

第四篇：长江港口3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长江港口3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长江港口以其坚实的步伐,走过了整整三十个春华秋实的年轮。三十年来,经过几代港口人的努力，长江港口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合力建设长江黄金水道方针的推动下，长江港口上台阶、迈大步，一年一个样，三十年大变样。

一、港口发展成效显著

1、港口生产持续增长，连创新高。

在长江沿江腹地经济旺盛的运输需求带动下，长江港口生产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资料显示，1978年，长江港口吞吐量总计尚不足0.8亿吨，经过30年发展，伴随着国民经济与对外贸易的振兴，港口生产年年攀升。“十五期”以来，长江港口吞吐量以年均22.12％的速度增长，2007年迈上了9.18亿吨的新台阶，是30年前的11倍以上。近几年来，新一轮长江港口大建设、大发展的帷幕已经拉开，长江干线各主要港口吞吐量节节攀升，形势喜人。港口行业在保障长江流域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长江港口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涌现出了一批骨干港口。截止到2007年，已有苏州、南通、南京三港的货物吞吐量突破了亿吨，成为全国内河港口首批过亿吨的大港，另有10多个长江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超过了千万吨。

改革开放30年来，港口的集装箱运输发展从无到有，从落后到繁荣。长江水路集装箱运输，始于1976年，经历了试验、起步和发展阶段。在三个发展阶段中，航线由原来单一的内贸线发展到今天的内支线、外支线和内贸航线。箱型由国内5吨箱发展到今天20、40英尺的国际标准箱，运输方式由以顶推船队运输为主发展到今天大型化的江海直达、滚装、自航船等多种运输方式。从1984年至2008年的25年间，长江干线开展集装箱装卸业务的港口由6个发展到20多个，运量较集中的港口均已建成集装箱专用泊位，少数港口外贸码头、件杂重件码头兼顾集装箱装卸业务。据统计，1983年长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只有2.68万TEU。2007年达到554万TEU，为1984年149倍，25年平均递增速度为24.87%,呈快速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港口集装箱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对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开发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均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据统计，上海港外贸集装箱除本地箱源外，约90%来自长江流域，内贸集装箱箱源中近60%分布在长江流域港口，内支线运输货源中长江流域地区占总量约80%。

2、港口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港口供需矛盾得到极大缓解。

港口建设成果显著。建国初期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长江港口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据统计，从1949年至1980年，长江港口建设投资总额仅为6.32亿元。“六五”期间（1981-1985年），长江港口建设总投资为2.01亿元,新增泊位13个,新增吞吐能力753万吨/年。“七五”期，交通部贯彻国家强化沿海和长江两条经济发展主轴线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建设长江主通道的战略方针，开始着手解决长期以来干流水运要素之间的比例失调问题，加强了港口、航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1986-1990年，长江港口建设投资总额为6.27亿元,新增泊位25个,新增吞吐能力1038万吨/年。进入90年代，港口建设作为长江干线的重点，在“八五”期继续得以强化，累计完成基建投资11.8亿元，新建、扩建货运泊位29个，新增吞吐能力1214万吨/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港口通过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九五”期，长江干线港口建设又陆续完成了一批改、扩建工程，完成建设投资约15亿元。“十五”期港口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完成投资达68.02亿元，新建和改造码头泊位102座，其中万吨级泊位11座，年新增港口吞吐能力4011万吨，新增集装箱吞吐能力142．2万TEU，新增汽车滚装能力64．9万辆。

进入21世纪，长江港口发展驶入快车道，并重点完善了煤炭、矿石、集装箱、滚装等一系列专业化泊位建设和库区复建工程，使港口综合通过能力进一步提高，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目前长江干线生产用码头泊位数4640个，综合吞吐能力10.3亿吨，万吨级泊位255个，集装箱专业泊位53个，综合通过能力706.74万TEU。

在长江港口码头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港口运营技术设施得到改善。1978年前，长江港口的主要生产设施简陋落后，有的港口甚至靠人拉肩扛装卸货物。码头前沿最大的起吊设备仅为5吨。如今，长江港口装卸设备、运营设施无论从种类、装卸能力都取得长足进步，装卸设备机械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进程加速。随着一系列先进港机设备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港口码头的服务效率显著提高。

3、港口功能得到了拓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前，从长江港口进出的货物，大多以装卸零星的散件杂货为主。港口功能主要集中在客货运输换装和中转业务，为港口所在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服务。如今，长江沿线港口功能由客货运输换装和中转，逐步向装卸、仓储、运输、工业、商贸、旅游等多元化功能发展，在促进沿江地区经济和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对长江流域扩大对外交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外向型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长江沿线港口所在地城市充分发挥港口区位优势，在港口周边腹地大力发展临港工业和现代物流，成为长江流域水运发展的重要方向。依托长江港口建设物流园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经济开发区成为港口和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江港口在传统的装卸、转运业务基础上向包装、加工、仓储、配送、提供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综合物流功能延伸。

随着长江港口码头功能的日臻完善，长江港口接卸的货种也不断拓展。除传统矿石、煤炭、石油等大宗物资外，集装箱、液体化工、散装水泥及粮食、滚装运输等发展迅速。已初步形成了系统配套、能力充分、物流成本较低的五大港口运输系统：一是由南京以下长江港口为中转港，提供长江沿线大型钢铁企业的专用卸船码头和公用卸船设施组成的铁矿石运输系统；二是以海进江以及长江“三口一枝”为主的煤炭中转港，提供长江沿线大型钢厂、发电企业专用卸船码头和公用卸船设施组成的煤炭运输系统；三是依托长江沿线中石化企业，提供专业化石油装卸船码头石油及制品的油品运输系统；四是以上海、南京、太仓等干线港为主，其他长江支线和喂给港组成的集装箱运输系统；五是以重庆港、宜昌港为主要输入、输出中转港的滚装运输及物流系统。

4、港口布局更加合理，港口整体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上世纪80年代初，长江各港口之间各自独立发展，相互之间没有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合理分工合作关系，整体合力发挥不够，影响长江水运优势发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长江港口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要立足发挥自身优势，找准本企业的市场定位，加强相互协作配合及资源整合，共同谋求双赢或多赢局面。近几年，长江港口资源整合已经悄然而生，重庆市辖区重庆港、涪陵港、万州港三港已实现资产重组，成立了新的港口物流集团公司，标志着长江港口资源整合全面展开。目前，上海港推行的长江战略，主要以集装箱运输为切入点，相继与重庆、武汉、九江、芜湖、南京、江阴等港开展合作，先后合资组建了集装箱码头公司、物流公司和内支线集装箱运输公司，从而形成了从长江上游到下游的集装箱装卸、运输、代理一条龙服务的支线运营网络和喂给港群，实现了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集装箱业务及港口资源的整合，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下游苏州港通过对苏州市所属张家港、太仓港、常熟港三港实行资源整合一体化而形成了苏州新港，使苏州港一跃成为亿吨级大港，进入全国十大港口行列。经过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长江已经基本建立了主要港口、地区性重要港口和其他一般港口三个层次的港口。形成了四大港口群，即四川三峡库区港口群、湖北武汉地区港口群、安徽芜湖地区港口群、江苏南京等长江三角地区港口群；港口群的形成及港口资源的整合，使港口群内部和港口群之间实现了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相互协作、竞争有序的格局，增强了为腹地经济服务的能力。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水路运输占地少、运能大、能耗低、污染小的优势，完善综合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与《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已获国务院审批实施。两部规划共同构成了我国港口较为完整的长远发展规划体系，更有利于促进长江港口布局进一步优化和长江水运跨越式发展。

5、港口投资主体实现了多元化，为港口发展注入巨大动力。

长江港口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长期成为困扰和制约长江港口发展的瓶颈，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下游少数港口企业开始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借助资本市场将企业做大做强。2001年11月，遵照国办发[2001]91号文件精神，长江港口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一港一政”，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积极推进港口体制改革，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港口法》出台，为长江港口企业大规模利用社会资本建设港口，提供了机制和法律保障。较短几年，出现了多种资本争相投资长江港口码头建设喜人局面，解决了长江港口建设资金投入不足老大难问题。国内一些大型航运企业和国外码头运营商如中远、中海、马士基、和记黄埔、香港保华、香港远航等一大批外商也纷纷投资参股长江港口业，选择具有高成长性和高回报率的集装箱码头，与此同时，长江港口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步伐加快，港口核心经营资产已改制为多元化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如重庆港

九、芜湖港储运公司、南京港集装箱公司已成为上市公司。南通港、宜昌、池州、安庆港所属企业与香港保华、香港远航合资经营，江阴港正在为民营企业上市作准备。武汉、九江港务集团已先后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实现联合。长江许多国有独资港口企业已经实行了公司制改革，这种动向预示着今后长江港口企业间以资产为纽带的合资、合作经营、参股、联盟等活动将进一步活跃。

目前，长江港口已经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港口建设投资方式已经由单一的主要由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政府投资、地方、企业筹资、利用外资、社会融资等多种形式，形成了投资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新机制，有力促进了长江港口的发展。

6、港口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竞争力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初期，长江港口管理体制不顺，港口政企不分，政出多门，港口法律规章不但数量少而且相互冲突，严重影响港口市场经济机制的形成。

二十一世纪初，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部在总结我国港口多年建设、管理经验和借鉴国外港口成功做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化长江港口管理体制改革举措，实行港口彻底下放地方，政企分开，进行了港口理货、引航体制改革等。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港口改革配套规章和措施，这对加强港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改善投资环境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极大促进了港口发展。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理顺了地方和中央对港口管理的关系，充公调动了沿江地方政府支持港口发展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港口集疏运供给能力、运输费用、服务水平和便捷的通关体系以及信息平台的建设，使港口发展环境得到了全面改善，参与市场竞争力水平显著提高。

港口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2004年《港口法》的施行，标志着以此为龙头法、其他法规和部门规章为组成的港口法规体系的建立，使港口管理进入法制化轨道，为港口政企分开、新管理机构和新机制的创建、港口经营秩序的规范、港口配套改革以及港口企业深化改革指导等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法律保障。

二、30年长江港口发展的主要经验

回顾长江港口建设30的历程以及取得的成绩，主要经验有五个方面：一是港城良性互动，共创双赢发展。港口发展为区域经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港口的繁荣，各级领导都始终把港口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作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加强宏观调控，规划管理，重视港口建设的合理布局，树立了长江港口建设一盘棋的思想，明确了长江干线主要、重要和一般性港口的地位与作用，合理地划分了港区功能，并对长江干线主要货种的运输系统进行了统筹规划，使港口建设有序发展。三是不断加大港口建设的投资力度，扩大投融资渠道，在统一港口规划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地方、企业积极性，采取国家投资、地方、企业筹资、社会融资、利用外资等多种方式建设港口基础设施，缓解了港口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四是理顺了港口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开、港口企业进行改制。为港口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了运输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发挥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作用。五是依靠科技进步，广泛采取了新工艺、新装备，大力提升港口现代化管理和信息化水平，以科技为先导，提高创新能力，为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港口企业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港口发展前景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长江港口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过去，长江港口人倍加自豪，放眼未来，长江港口发展潜力巨大。

长江黄金水道横贯东西、沟通南北、通江达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与东部沿海共同构成我国“T”字型的经济发展主轴线，是东、中、西三大区域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是长江沿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长江流域经济快速发展，是推动长江港口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重化工业迅速发展，带来具大的交通运输需求。近年来，长江沿线各主要省市GDP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沿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包括集装箱、汽车滚装、石化产品在内的专业运输逐年增加，特别是长江干线集装箱运输增幅较大，运输需求十分旺盛。

我国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因此，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江水运资源十分丰富，水运具有运量大、成本低、占地少、污染轻、能耗小的特性；长江干流航道具有通过能力大、运输成本低、适于规模化运输等优势，具有通江达海运输的条件。在大宗货物长距离运输条件下，长江水运更能克服道路等运输条件限制，适合于矿石、建材、钢铁、石油及其制品等大宗物资和集装箱，以及大件、重件和危险品运输。据有关部门预测，2010年、2020年，长江干线（含江海直达）货运量将达13·5亿吨和19亿吨以上。在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长江港口拥有强大的发展潜力，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一定要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适应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求，满足国家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着力提升港口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港口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并与其他运输方式共同构建布局合理、衔接畅通、便捷高效、辐射力的现代综合物流体系，在共同和谐发展中，发挥比较优势，求得自身新一轮发展。

为此，长江港口未来的发展，一是应继续加大长江干线港口建设力度，建设适应外向型经济的外贸进出口原油、铁矿石运输系统；安全可靠便捷的煤炭运输系统、功能齐全的集装箱运输体系；建设现代物流和临港工业结合的物流园区，努力提高现代化管理和装备服务水平。二是加快港口结构调整步伐，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充分利用港口现有设施，增加科技投入，加大港口技术改造力度，通过专业化改造和信息技术，提高港口有效供给能力，积极推动老港区功能改造，整合低效码头资源，利用市场手段提高服务能力。适应专业化、大型化和集约化运输发展需求。三是整合资源，发挥港口群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大的环境下，应打破行政界限，加大港口间资源整合力度，优势互补。加强地区间联合，促进共同发展，着力提高港口整体争竞力。四是依托港口城市，利用产业转移机遇，发展临港工业，建设特色的产业园区、工业园区和保税物流园区，形成综合运输枢纽和现代港口物流中心。五是加大港口节能减排工作力度，积极推广交通运输部推广的港口节能环保示范项目，增加投入，改善港口作业环境，增强港口发展后劲。六是加快港口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充分利用科技成果，创新发展，提高港口设备科技含量和技术装备水平，培养高素质管理经营人才，实现港口可持续发展。七是切实加强企业安保工作。建立港口安保长效机制，创造执行有力、监管有效、平稳有序的港口安保环境，促进港口健康和谐发展。

第五篇：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论文

形式与政策教育论文

中日关系的回顾

与展望

任课教师：刘荣华D

学生：

王玉

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班级：

计机112

学号：

2011306010226

中新社东京2011年5月11日电(记者 孙冉)在日本3·11大地震发生两个月之际，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回顾本次中国对日本的援助称，中国对日本的援助可谓史无前例。

我总结了中国从三个方面的援助。

首先从领导人层面，3月18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这不但在中日关系史上属首次，在中国外交史上也不多见。4月12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通电话对灾害表示慰问。并强调中方支持日方抗震救灾，愿同日方加强救灾和灾后重建等方面的合作。

其次，由15名成员组成的中国救援队3月13日中午抵达日本，是本次最先赶赴日本的国际救援队。程永华透露，中国救援队早在3月11日就已提出要求前往日本，12日全体队员集结完毕。待命的队伍中有刚从新西兰地震归队的，也有从云南盈江地震灾区抽调的。中国救援队于3月21日顺利完成救援任务回国，又是国际救援队中最后一支撤离的。

最后，中国提供给日本的共计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人道救援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3月12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启动本次援助，本着以日方提需求我方满足的原则，2000条毛巾被、900顶帐篷、200台应急灯等救援物资分成3批运往日本。

而来自中国的援助远远不止这些，中国还为日本提供了2万吨燃油。程永华透露，3月15日日本一位内阁大臣给中方打来电话，表示日本严重缺油导致物资输送车进不了灾区。两天后，中国就下令无偿援助价值1亿8000万元人民币的燃油。程大使回忆，在外交史上，中国仅向朝鲜和蒙古无偿提供过燃油。

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向日本的援助更数不胜数。比如，浙江省直接向日本友好城市静冈县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红十字会捐款2600万元人民币。

而自3月31日就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的三一重工的大泵车，也是由中国三一重工集团无偿援助的。除了援助价值100万美元的泵车，三一重工还派出3位工程师赴核电站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在汶川地震时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援助

5亿三千万日元，折合美元近500万，好像是除了沙特外其他国家里捐的最多的了。日本雅虎上日本红十字会网上募捐额已经超过8000万日元了，估计很快就会超过1亿的。到处的24小时便利店门口也都贴着给中国四川地震募捐的倡议。日本各大连锁便利店，在每个店中都设置了四川地震捐款箱，就是说日本各地城市乡下，街头巷尾，所到之处都有一个小小的盒子连着中国，连着四川。哪怕仅是将找回的一日元零钱塞进里面，哪怕换来一瓶水一个面包，积少成多，都在为四川灾民出一把力。这次日本挺积极的。

日本企业捐的也很多，索尼集团16日下午紧急决定在原有捐款400万人民币的基础上追加270万元用于抗震救灾工作，至此索尼集团捐款已增至约670万人民币（折合1亿日元）。同时，索尼集团各相关企业员工的自愿捐款还在进行中，捐款数额每天都有大幅增加。，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当天宣布，集团将提供总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和物资援助。这一金额超出了公司对2005年美国南部“卡特琳娜”飓风灾害的援助额，规模前所未有。日本超市业巨头永旺公司创始人冈田卓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代表公司向中国四川地震灾区捐助1000万日元(约合67.26万人民币)。夏普公司也决定以集团名义捐赠约3000万日元（约合200万元人民币）。欧姆龙公司将提供3000万日元捐款和300个血压计、200支体温计和100个血糖计。卫材药业公司将提供总额1亿日元的捐款和物资援助。据称救援物资将包括饮用水、纸巾和暖气设备等。佳能（日本国内集团）1亿5000万円、中国公司100万元（约1500万円）总计约1600万元。日立公司1亿2000万日元（含物资）……

日本派出的救援队也给你很多帮助！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回顾和展望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二、中日关系历史问题

中日问题，主要是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教科书问题，历史问题，其根源是历史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两个政府和人民勇敢面对，需要掰开了，揉碎了，需要双方都积极主动地做工作，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沟通，这样，才能推动中日关系向健康的方向去发展。任何回避历史的做法都无益于打开这个症结。我想，中日每年互派数千名青年互访，就是为了让青年人彼此了解对方，彼此面对面真诚地沟通。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

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最近日本更换了新首相，麻生从他以前的言行来看有很深的鹰派背景，但他今后还会延续福田外交的部分理念。麻生虽然曾公开表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主张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等被人们称为“大嘴麻生”。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我当选将继续改善对华关系，发展中日友好是一种手段，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我将继续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当他在当选总裁后再次阐述对华关系时表示：“日中友好是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一种手段，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在竞选演讲中他也曾说：“以前发表的言论只代表我的个人意见，今后将及时闭嘴。”26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互惠与互益发展日中友好。”就在今天他在国会参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表示：“将慎重对待历史问题，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首相对战争受害者道歉的谈话的精神，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总之，今后麻生太郎身为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日本的国家整体，他必然会慎重行事。安倍晋在未当首相前应该说比小泉还“右”，但上任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访问中国，任内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但他在上任前与卸任后都去了。不管他个人对华感情如何，但今后他必然会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毕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然他今后不会向福田首相在任时如此“亲华”，但大方向不会有重大调整，只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强硬一些，今后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些难度。国家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无论是谁上台都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中日关系。当然我们希望麻生能够像福田首相一样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此我也对福田康夫首相任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1年间对中日关系有好向前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双方和则两利，敌则两害，对立甚至战争不利于任何一方，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浅而易见的道理。日本现在内政方面危机重重，谁也不想在外交上再找麻烦。中国现今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果首相有何“过激举动”那势必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一些大财阀的在华利益也会受到损害，那些老板们想必不会让这些政治家好过吧！中日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这是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并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必将不断向前发展并上升更高层次！

要改善处在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使之健康发展，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日本要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中日双方要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的五点主张精神，认真解决历史认识问题。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认识问题。近10年来，日本不断有否认和美化战争的行为，但日本朝野、媒体却不顾事实，不顾被害国家的感情，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归结为中国进行所谓“反日”教育的结果，这种误导和煽动日本民众的冷战思维是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严重倒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应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尽早解决历史问题和摈弃冷战思维，遇到问题应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任意恶化。

重视柔性的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今天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老一代从事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和民间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中日大学生却彼此缺乏了解，对双方历史的了解程度有相当明显的差距。最近由笔者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对日本历史理解的人数比例为55%，而日本学生仅为28%。尤为遗憾的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日本民众中正被逐渐淡忘。所以，加强文化外交和民间交流，以文化为使者，以第二轨道的民间外交为纽带，通过心与心的沟通和理解，弥合互不信赖的鸿沟，增进互相理解势在必行，而这也是构建未来中日关系的方策之一。

最后，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培养具有未来思考型的中日青年。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对方，走出中日关系的歧路，媒体负有重要的责任。它不仅是中日理解和交流的窗口、桥梁和阵地，也是中日民间交流的文化载体。所以，媒体应以宽阔的胸怀，多方位、多视角，客观公正地报导对方。同样重要的是，中日双方还必须要注重培养大量具有未来思考型、开拓性的青年，因为青年睿智则国家关系睿智，才能以史为鉴、携手面向未来，共同走出中日关系的阴影，开创明朗、健康的两国关系新局面。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处东亚且紧邻的两个大国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中日的明天会是美好。作为中国民众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况且也毛泽东说过：“要把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日本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以双方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但更应该忘记怨恨。我们应该以史为鉴，但更应该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福田康夫首相也说过：“我们要一同前进，一同探索，一同开辟我们共同的未来。”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上一代人所犯下的错误，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后代来承担呢？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要提醒中国民众的是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爱国、怎样才是爱国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万不可感情用事。但日本国民确实对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够，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与政府的教育有很大关系。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对一些确凿的历史，加以诋毁，确实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愤怒。但我们要深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受害者。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是要让日本将道歉挂在嘴边上，但日本民众大多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不愿提起，他们认为很悲惨，不想接以前的伤疤。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前首相帕莫斯顿爵士曾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