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制度》读后感（5篇）

第一篇：《中国的经济制度》读后感

20XX年7月18日，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年98岁的科斯（19XX～20XX，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饮誉世界的“科斯定理”创立者，西方最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张五常的师友），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议”，邀请张五常写一篇开场论文，发言时长2个小时。时年72岁的张五常，20XX年接到任务，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这篇《中国经济制度》，作为他学术生涯的封笔之作。

“多年来我担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路自己不知道，写出令人尴尬的学术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独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中国》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这样水平的学术文章自己无法重复，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终结，仰天大笑，不亦潇洒乎”

科斯以研究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著称于世，张五常上世纪70年代末，受科斯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鼓励，回香港大学任教，从此成为中美经济理论沟通的桥梁。其学术以新制度经济学，现代产权经济学为主要方向，以基础价格理论解释世事，纵横天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张五常说：“如果来说这其中的问题，我可以在一周之内写出一本书；但是，如果来解释中国这些年到底作对了什么？才有这样一个经济奇迹，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极其艰难的。”因此《中国经济制度》，是他在近距离观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集中解释中国究竟作对了什么的学术终结之作。

他在该书中“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因为他意识到“中国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因此有了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这是他在制度经济学上的原创思想。

这里介绍的合约概念是广泛的，“一个国家的*法是合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都是不同的合约安排。”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模式是以等级排列（即中国的干部级别和行政设置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的合约约束，这是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是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张先生称赞不已的经济制度，就是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第四节《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这种承包合约的出现，是中国市场形成的基础。这种承包在农村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从1978年承包责任合约开始出现，起初的承包合约中用于生产队，19XX年合约由生产队到包干到户，附带着指明的产出目标，19XX年合约条件改为农户担保交出一个定额，余下来的归农户所有。90年代初取消价格管制，直到20XX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合约在农村的成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并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领域时，遇到不少困难，但中国也很快找到了促进工业发展的方法——县际竞争。

第五节《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在这一节中，张五常指出：“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市、县、镇、村，最后到户。这七层从上而下是以承包合约串联起来的。上下连串而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为什么在这七层中竞争的重点落到县级了？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他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大家都见到的近于奇观的经济增长？回答这些问题是第六节的内容——《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张五常在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其核心理论是只有界定土地为私有产权，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他引用到《县制度的佃农分成》中，是在明解县有土地使用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增值税与上级进行税收（他认为是租金）的分成，是最符合经济效率的经济制度设计。

在第八节《县现象的经济解释》中，张五常这样描述，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资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的招商，对他们的应酬费用也相当慷慨。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商业机构，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必然互相竞争。

“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以看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的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主要在县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制度、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在垄断性的国企。第九节和第十节他主要讨论了这些问题，特别是汇率问题。

结语中他说：“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

转眼又一个十年，科斯先生斯人已逝，但张先生在十年前写给他的这篇论文，今天读来依然让人震撼。20XX年一场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2018年，我们又要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按照现在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入新时代。农村土地承包之后，农民的收入是不是保持了改革初期的高速增长？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计划，一个接着一个，但我们仿佛找不到农村了。张先生在后记中担心的《劳同合同法》实施了十年了，工人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制造业衰退的问题可能已被您言中。县际竞争依然激烈，但唯GDP的考核正在改变，县际领导已不满足于制造业招商所带来的佃农分成利益，他们找到了一个让土地发挥更大价值的产业——房地产。20XX年后土地财政依赖加深和房地产价格轮番上涨，给市民带来巨大的资产泡沫和精神冲击，中国经济为此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

问题还是多得让人忧愁，正如您所言，只要能看到明天的希望，这个民族依然要笑着拼搏向前。今天我们的希望——还是您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们需要知道中国这四十年作对了什么？如何把对的发扬光大？而且不止是在经济方面，还有人民关注的其他方面。

第二篇：中国经济制度

关于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再认识

唐颖

09国贸3班学号：0927220086

摘要: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之初表现出低效率。为此,从1957年起,我国就多次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修补式的“改良”,但效果不明显。主要是因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超越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因此,想不通过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仅依靠修补式的“改良”是没用的。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 传统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以单一公有制为特点的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公营经济的基础上,经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目前,这一制度已在一定程度上转型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但转型的成就主要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传统公有制自身的改革。究其原因,对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不到位、不统一,导致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走走停停、举步维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一、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起源

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有着悠久而深远的历史渊源。其中,中国历史上的“大同”思想、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才梦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见、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等是主要的方面。

1.中国历史上的“大同”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大同”思想的萌芽。进入西汉时期,“大同”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近代,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1902年,康有为的《大同书》,进一步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思想主张。

我国古代、近代的“大同”思想,对后人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渊源。

2.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才梦想

在西方,虽然“社会主义”一词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流行起来,但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16世纪初就已经应运而生了。1516年,英国的国会议员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一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的著作。在书中,莫尔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一切财产归公共所有,共同劳动,全体公民都可以享有平等、富足生活的理想社会的主张。以后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无不是主张公有制的。正如我国著名思想家胡绳所说:“一切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都主张公有制。应该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从来是和公有制的要求相联系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才梦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而且是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3.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见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主要包括:(1)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2)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3)未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即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的公有制。(4)在国家消亡之前,社会所有制将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5)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我国的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预见,就成为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

4.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和斯大林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而且通过他们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把这些思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创立了两种公有制形式同时并存的理论。首先,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国家消亡前,社会所有制将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思想,提出了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交通运输国有化、邮电国有化、工业国有化的思想主张;其次,列宁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根据自愿原则,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广大小农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的思想。列宁指出:当全国居民都组织到合作社中来时,这将是一种文明的合作社社员的制度。而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这种“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2)提出了在过渡时期必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鉴于企图“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在实践中遭受到的巨大失败,1922年3月召开的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该决议在所有制上,允许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包括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代销代购制等在内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列宁的一些思想变成了现实。但在关于社会主义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斯大林也有自己的创建:(1)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形式(2)“国家所有制是高级的最发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集体所有制之所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由国家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情况决定的。(3)国家所有制优越于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国家所有制。这样才能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由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并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的思想,尤其是斯大林的思想,一度被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奉为圭臬;他们创立的革命模式,尤其是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度被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唯一标准的革命模式或社会主义模式。我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于受到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封锁禁运,在政治上实行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加之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必要的经验,所以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仿效甚至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样,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自然就成为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渊源。

二、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

从1956年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至今,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先后经历了“大跃进”时期、“调整”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四次较大的变迁。在这里我仅就改革开放前的几次变迁作一浅露的分析。

1.“大跃进”时期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 从1957年冬季到1958年春季,我国出动大量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小社并大社的政策建议。随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发表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谈话,掀起了各地兴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2.“调整”时期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

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央于1960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提出后,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实施。《六十条》的通过和实施,是对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个重大修正,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本身不仅没有触动,反而被固定下来了。

3.“文革”时期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

“文革”时期,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重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覆辙,许多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农村,大搞“穷过渡”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迫社员实行“三献一并”把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甚至公社核算;把农民从事家庭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一割再割;集市贸易几乎全部被关掉;供销社也于1975年正式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

在城市,对仅留的少量个体经济也作为“刮单干风”,缩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步;不少地方把独立核算的小集体工商企业也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不是被砍掉,就是被升级为统一核算的大集体,有的甚至被升级为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营经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变动,是在极不正常的状态中进行的,不仅没有克服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弊端,反而使这一制度的弊端变得更为严重了。

三、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绩效

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无效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其超越了我国的现实国情:

1.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超越了大多数人的行为动机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人的行为特性作出具体的论述,但从他们比任何时代的政治家都更加重视和提倡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奉献精神等不难看出,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设想,是以人的行为的利他性为假设前提的。这就是说,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能正常运行,要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应具备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即:人人都是大公无私的,谁也没有私欲,谁也不计较个人的利益。但在现实中,至少在人类能够达到财富极大涌流之前,在人的欲望无限与资源有限的矛盾能够彻底解决之前,大多数人的行为动机还不是这样的。现实中,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私欲,大多数人都比较计较个人的利益,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多数人都有机会主义的行为动机,即通过采取不正当手段如偷懒、欺骗、合谋等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这不仅是一个可以不断得到验证的的经验的事实,而且是经济学家对人的行为特性作出的基本假设。在此情况下,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能正常运行,要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是难乎其难的。

2.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前已述及,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而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然而,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整个经济还处于小生产的阶段,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到国民经济的90%,而现代工业经济只占10%。在生产力如此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理应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并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再经历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缺乏经验,特别是受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并且建立起了以“一大二公三纯”为基本特点的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却没有考虑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特点,我国即使进入社会主义,也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由于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超越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整个经济的运行出现无效率,是不足为奇的。

3.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超越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为只有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交换

为特点的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促进生产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

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上述缺陷和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次变革表明,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是不相符的,企图不通过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仅仅依靠修补式的“改良”是无济于事的。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3]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N].人民日报,1994-06-1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9]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10]薛暮桥.《九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1]陆百甫,李克穆.中国所有制结构重组的六大问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第三篇：中国经济制度的弊端

中国经济制度的弊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能有效的遏制、消灭人剥削人的情况，实现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

但以上是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上，事实上这种制度存在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当的弊端。

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大量的资本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事实上形成了相当于古代君主的集中制。所以，在西方及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政治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就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令整个国家陷入一种两极分化的局面，这种局面事实上并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会限制国家的发展。很多时候，经济会决定一个国家繁盛程度，而一旦产生两极分化，就很容易造成局势的动荡。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生产资料公有化，避免了少数人垄断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对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这直接由国家掌握。这种方式事实上相当于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能有效的防止少数人掌控国家经济的问题。但是，这样就又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实在太过于紧密，或者说，国家对经济的干涉太过于严重。而对于政治，现阶段我国的政治制度还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容易造成贪污腐败等种种恶劣现象。在某些程度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掌握国家经济，而中国是少数高级官员掌握国家经济。

西方国家是以经济干涉政治居多，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涉入太深，因为两者存在着相互制约。而在中国，是以政治干涉经济，因为经济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事实上是处于一种国家全面干涉经济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多数的企业需要站在国家的高度去考虑问题，决定今后的发展走向。

经济与政治，两者总是联系在一起。政治因素有时会决定经济的走向及发展。但就个人而言，一旦两者的联系太过紧密，则会造成一种糟糕的局面，就仿佛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就是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现。现阶段的中国存在着这种问题，企业家为了企业的发展而对官员进行贿赂，官员为了利欲，在许多方面对企业大开方便之门。这样，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而企业的信誉及产品的安全等许多方面都会下降，导致许多负面新闻的传播。

国家应该如何加强对官场的管制，如何完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那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可能会演变成影响中国根基的存亡问题。

第四篇：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根据我国国情，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建国开始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来说，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和建立的客观依据

（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过渡时期是不同的，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中是否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条件下的并存，而过渡时期则是以私有制占绝对优势条件下的并存。

（3）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依据：第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本质上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是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物质基础。第二，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是多层次、不平衡的，要求有多种所有制与之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本身的发展也是不成熟的，这也要求我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

公有制经济的涵义和多种实现形式

（1）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不存在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之分。无论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都是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2）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既联系又区别：所有制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关系，包括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等经济关系。所有制实现形式是这些经济关系借以实现的具体形式，主要是指资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在组织形式上可以采取独资企业、股份合作制、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在经营方式上可以实行租赁经营或承包经营等方式。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有利于强化产权约束，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

（3）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主要形式，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有利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股份制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其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由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制经济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4）股份合作制是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特点的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它是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使劳动者与企业利益结为一体。要支持和鼓励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展。

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1）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第一，公有资产在社会资产中占优势；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2）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具体体现在：第一，公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是同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第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有依靠公有制经济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充分的经济实力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第三，公有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物质基础。第四，公有制是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劳动人民经济上、政治上的主人地位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物质保证。

（3）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我们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

只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才能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1）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靠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来实现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个体经济是指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制经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是个体经济的显著特点。在个体经济中，劳动者与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产品归自己所有，不具有剥削性质。

个体经济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之中。个体经济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个体经济是以简单工具和手工劳动为基础，同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第二，个体经济具有分散性、经营多样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是其他经济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其他经济成分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它的管理和引导，使其走上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3）私营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私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在性质上属于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

私营经济的出现是由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现阶段我国发展私营经济，有利于增加劳动者就业，有利于实现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有利于充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搞活经济，发展生产等。在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使之健康发展。

（4）外资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商投资部分以及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是指我国同外商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般是指由外商出资金、设备，我方出土地、劳力合作经营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是指外商经我国批准，在我国境内租赁土地、独自投资、独自管理、自负盈亏的企业。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中所吸收的外资，绝大多数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这些企业有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调节下，它们已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外资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第二，有利于吸收和利用国外资金，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第三，有利于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提高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第四，有利于开辟我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促进外贸发展；第五，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人口，培养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发展外资经济，既要为外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也要加强对外资的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限制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初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1.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内涵：是指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成中所处的地位、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实行何种所有制结构，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

2.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党的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3.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必然性：(1)所有制结构是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社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制结构，都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3)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比较低、社会化程度不平衡、经济发展多层次决定的。(4)与这种生产力水平低、不平衡、多层次相适应，只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它们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混合经济等。

4.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1)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它既包括了作为我国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又包括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2)没有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不处于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就将丧失其自身的经济基础，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3)没有其它所有制经济，就会脱离当代中国国情，脱离初级阶段的实际，重蹈超越阶段的覆辙，同样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4)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用“制度”固定下来，更具有稳定性、可靠性。

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高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我们的国有经济不能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反而日益减弱甚至给搞没有了，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就会失去我们的竞争优势，就没有我们的有利地位。对此，全党同志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公有制为主体，既要保持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更要增强素质和活力。要继续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很好结合。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一些共同基金如养老基金，职工持股会等，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形式，要支持其健康发展。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加就业、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要继续支持和帮助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的发展。

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国民经济活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和扩大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引导下，我国个体经济从小到大，私营经济从无到有，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大，上个世纪从80年代初的“拾遗补缺”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目前已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活跃市场、方便人民群众生活的生力军。

随着我国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在国有经济继续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的同时，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继续缩减，个体、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今后，要完善政策法规，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人才招聘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防止某些私营企业主因对政策的误解而把资金抽走到国外境外。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

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的实践充分证明，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重大发展。一般认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在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回收较慢、规模效益比较显著的基础设施、某些高精尖领域有优势，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市场进入门槛低、竞争比较充分、生产经营灵活性强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有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都有自己用武和大显身手之地。这几年像浙江、江苏、广东等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快，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并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了国有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整个社会经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说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互动性。这些经验对今年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五篇：《中国的经济制度》读书心得

《中国的经济制度》读书心得

Intothebottle 瓶汇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中，以GDP年均9%的增长速度一路火花带闪电超过欧洲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还在以极高的速度向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发起冲击。对于中国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原因，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都有不同的解答，但是基本离不开“市场逻辑”和“政府干预”几个理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答案———“县际竞争”.这本书原本是张五常在72岁时，应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的邀请，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转型”会议提交的论文。对于这本封笔之作，张五常认为其逻辑的严密，学术上的严谨是他其它作品所不能比的。张五常说“回顾平生，自己认为足以传世的作品有九篇。一般朋友举《佃农》为首，科斯选《蜜蜂的神话》，阿尔钦选《座位的票价》，而巴泽尔则肯定《价格管制理论》是无与伦比的。我自己呢？选《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可以说凝结了张老几十年对于中国经济跟进、观察和研究的成果，也试图印证他说的“生平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在当时，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普遍怀有消极态度，对张老的观点也是批评者居多。对于批评者的言论，张老说：“我在一星期内可以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什么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试图破解这个增长奇迹的经济学家通常喜欢将目光放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经济增长。但是张五常认为如果想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最好去长江三角地区。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不久之后，长三角地区就奋起直追，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赶超了珠三角地区而且这一段赶超又正好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困难条件最恶劣的十年。用张五常的话来说，这一段时期“通胀如脱缰之马，贪污广泛，人民币崩溃，跟着是严厉的控制信贷与消费 ,重击贪污，在跟着是通缩与房地产市场的兵败山倒……在上述恶劣的经济环境下，长三角要超越早已起步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就是本书中最值得学习之处了。张五常认为，土地被使用的方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生产要素的种类有很多。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等都是进行经济生产活动必要资源，为什么张老会单单认为土地的使用是最关键的呢？张五常在书中这样评价“一个发展中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是次要。如果竞争下的土地租值在增长，经济就是在上升。”对于如何让土地得到有效运用，这要从租值消散的问题说起。

租值消散指的是在没有约束的竞争中，资源价值下降或消失的现象，其中租值=收入-机会成本。举个例子，有两条公路，一条路窄但是平坦，另一条路宽但是坑坑洼洼。平坦的路自然行车速度快，那么在平坦路上的机会成本就小，租值自然就大。但是当大家都走这条平坦的路时，路就会变得拥挤，于是一部分车就会选择走另外一条路，慢慢就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两条路行车速度一样。在这个例子中，第一条路平坦的价值就消失了，这就是租值消散。张五常认为，资源使用的竞争一定要加以约束，人类才可以生存，没有约束的竞争将会带来租值消散，“会毁灭人类”.在经济社会中，约束竞争的权力结构有四大类：第一，用私产界定权力；第二，用等级界定权力，类似中国的干部按资历级别的排列；第三，是通过法制管理；第四是通过风俗习惯。张五常说“因为约束竞争含义着相互统一的行为，或暗或明，或自愿或强迫，这就含义着合约的存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的改革重点，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力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力的制度中去，简单来说就是要推行私有制。这在八十年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种转移意味这收入分配的重新洗牌，既得利益分子是不会接受的。张五常在这段时间曾提议建议国家把等级权力买断，可是这并没有出现。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补偿既得利益份子的方式，那就是tanwu.一九八四年开始tanwu盛行，代替了早先的后门交易，标志着等级排列制度瓦解的开始。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减少他们对于改革的抗拒，应该说是tanwu唯一的好处了（当然，当改革基本完成时对于他们的惩治也会降临）。

在中国从等级界定权力转型到资产界定权力的过程中，“中国幸运地得到一份有市价的合约协助”.称为承包责任合约。承包责任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在中国，承包责任合约的成功实践首先出现在农村改革中，其表现形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承包合约安排开始在工业中出现，但结果差强人意（这部分没看懂）。

这就把问题引到中国特殊的、天下独有的，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区竞争格局。在张五常看来，中国的地区关系是“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县的经济权力最大，所以这层的竞争最激烈。另外在1994年实行全国分税制之后，县的主要收入取自全国统一的17%增值税，虽然各县要上交其中的75%,但是由于数额巨大，各县级官员也是十分重视。各个县好比一个个一级商业机构，全国两千多个这样的商业机构激烈竞争，加之县际竞争与官员权位紧密结合，对干部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经济当然会充满勃勃生机。

但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来看，这其中存在的一点问题。因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观点，土地在固定租约下比在分成合约下更能得到有效率的使用。这点不难理解，商场的商位如果按月收取固定的租金将会比没有收取销售的分成作为租金更能激励商户。但是中国的县级竞争制度完全走的是分成合约的道路，这是如何让经济焕发无穷活力的呢？张五常在这一问题上百思不得其解，困扰了张老几个月的时间。这时，读书仔细的效果发挥了。张老想起在读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时的一个脚注——如果地主可以自由的调整资本投入，那么分成租约和固定租约是一样能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基于这一点，张老得到了问题的答案。假设县是“地主”,那么县可以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免费厂房或者改进基础设施建设来吸引他们，这也是个区县实际发生的事情。毕竟各区县的投资环境与潜力参差不齐，竞争力低的县也要向投资者收取同样的增值税（分成）只能更加降低其竞争力。通过调整资本投入，各县可以在竞争条件下达到一个均衡，有的县甚至可以将地价调整为负值（地价低于投资）来吸引投资者。长三角地区为什么发展的更迅速？张五常说：“在南方，私营企业已经在早期的合约下落地生根。工厂到处乱放，既不整齐也不清洁，但是投资者是已经下了注的。换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弹性，减少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效能。不是说南方不竞争，而是他们没有北方那种调整土地使用的大弹性。这也教训我们，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当然，制度只是取得成功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执行制度的人，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张五常评价说：“dang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这才是中国经济高铁不断加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