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图书营销模式转型之构思管理论文

第一篇：探究图书营销模式转型之构思管理论文

一、旅游类图书功能的简析

1.激发旅游兴趣

旅游类图书的出版,正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对旅游信息的传播一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为了激发人们的旅游兴趣。这是采取一种艺术表达的方式使旅游的真实信息展现在人们的头脑中,以此使人们的旅游兴趣得到增加。

2.为游客提供信息

充斥旅游类图书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图书是关于旅游指南类的,人们购买这些指南类图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从书中获得一些重要的旅游信息。然而,旅游景点的信息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伴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由于传统的图书出版模式不能做到及时更新,这就导致旅游类指南图书不能提供最新的实效性信息。而现在互联网的发展正好与传统图书相反,可以使人们及时获取更新后的旅游信息,这就对传统旅游类图书的出版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3.实现了人们精神上的旅游体验

虽然每个人都有旅游的想法,但是由于资金、时间等种种原因,不是人人都能使想法变成现实。而旅游类图书的出版正好可以实现人们精神上的享受,使他们畅游在自己梦想的景点。出版社抓住了部分游客的这种想法,于是有了诸如《中国最美的100度假胜地》等图书的畅销。

二、加快我国旅游类图书出版营销模式转型的探析

1.单一的传播途径向多元化整合转变

这种转变,将使旅游信息得到完全的整合,以此实现对信息多个终端的传播。传统图书的出版模式是将纸质内容装订成册,而在新时期下,为了转变旅游类图书的营销模式,必须克服传统出版思维模式。新环境下的图书出版是把文字以及图片等信息进行系统化,最终装订成册还是进行数字阅读,取决于不同的读者,虽然信息传播终端载体不同,但是目的都是实现信息的传播。单就传播形式来说,纸质装订成册的传统图书出版只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同理有电视广播等。而由于互联网对文字、图片以及声音等的强大处理功能,使信息传播方式更为广泛迅速,因此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出版的前景非常可观。根据这样的发展趋势,我们就要对旅游类图书出版进行一定的信息整合,我们这里所说的整合不是生硬的把电视、广播等形式的信息添加在图书中,而是实现图书与网络、电视、广播等信息的互动。比如我们可以在旅游景点的开放时间、天气情况等数据库中,实现网络与客户的双向信息获取,再配合旅游类图书中旅游经验及注意事项的介绍,就可以实现一次完美的旅行。通过网络对旅游信息进行整合、再传播就可以解决传统旅游图书出版信息不能及时更新的问题。我们在对旅游信息进行整合时要注意采取多元化的信息终端传播,比如上述所提到的通过网络实现旅游景点的开放时间、天气等信息的数据库建立,为了方便人们多渠道获取信息,这些信息应既可以在互联网上直接浏览,也能通过诸如手机等快捷方式获取。

2.图书出版者向旅游信息整合传播者的转变

我们可以把旅游的整个过程分为5个环节:(1)旅游渴望的激发;(2)选择旅游目的地;(3)旅游出发前的准备;(4)在旅游过程中对信息的获取;(5)旅游过后的一些体验和分享。游客可以从传统出版书中寻找旅游的信息、计划等,但是在旅游过程中关于购买车票、预定饭餐等一些即时服务是传统图书不能实现的。此外,对于旅游的分享体验方面,极少数游客会编写图书供人们分享,现实中多数还是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实现对旅游的体验分享。在数字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旅游信息的整合就是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因此,旅游图书的出版者也应该向旅游信息整合传播者的角色转变,要用多元化的方式实现游客的互动并为其提供服务信息。在这些信息整合中,旅游者既是旅游信息的提供者也是获得者。

3.借助旅游信息优势平台实现后续服务

有消费者的地方就有商机存在。因此,在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同样存在潜在的商机,旅游的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新的增值。譬如说,在游客制定好了旅游线路以及日程后,下一步会对车票、住宿、餐饮等服务项目进行比较,在这一系列环节中暗藏商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等渠道对旅游服务信息进行整合,使与旅游有关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实现利益链的衔接。

4.通过资源整合实现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整合利用资源整合,实现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整合,再向指定的游客提供公关服务以此来产生效益。旅游类图书一个最大的功能是实现对游客兴趣的激发,同样我们可以利用图书示范作用来实现游客对去旅游目的地的冲动。在实现了旅游信息整合后,整合传播者就可以对某一个特定的旅游目的地进行公关活动,譬如说在旅游目的地进行宣传,以此提升当地旅游的影响力,这也是旅游营销模式的转变。通过上述对旅游图书出版者营销模式转型进行四个方面的梳理,要实现旅游营销转变必须先实现自身定位的转变。假如不能打破传统的图书出版思维模式,那么就不能实现图书营销模式的转型。只有真正意义上理解图书出版数字化模式转变是基于人们对于信息消费的转变,旅游图书出版才能发展得更好,前景更广。总之,要实现旅游类图书的营销模式转型,就必须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即社会需求;要实现对旅游信息整合传播者这个重要角色的转变,就要对旅游信息进行整合,为游客提供不同需求的信息服务。作为旅游信息整合的传播者,我们既可以通过为游客提供所需的信息服务以及搭建服务平台和延伸服务等,为指定的游客提供整合后的旅游信息来实现我国旅游类图书出版营销模式的转型,也可以在为游客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寻找适应社会需求的旅游营销新模式。

第二篇：“三亚旅游模式”之营销管理篇

三亚旅游的城市营销正在跳出传统旅游理念，通过不断创新开发新的旅游项目产品来吸引客源。自今年以来，三亚旅游委大力推动三亚旅游入境市场营销，秉承“航线开到哪里，宣传营销就做到哪里”的原则，主动走出去营销，其品牌越叫越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推介会一直活跃在旅游营销舞台，一度成为“企业搞促销、政府推品牌”的重要载体和窗口。三亚，作为国内海岛游的排头兵和领头羊，因为有好的“家底”，一直以来是国内外旅游业同行不断效仿和参照的城市旅游发展样本。作为一个成熟和专业化的旅游城市，“敢吆喝、会吆喝”的城市营销，使得三亚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中“圈粉”无数。

营销：“互联网+旅游”

即便已经坐拥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天涯海角风景区、南山观音等优质旅游资源，三亚旅游对于国内旅游产品的营销推广也从未放松，尤其是近年来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推广。三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城市品牌推介方面，三亚一直秉承“航线开到哪里，宣传营销就做到哪里”的原则，丰富三亚旅游产品的同时，也在适应全球化旅游时代的要求。

“三亚旅游业涉及到的相关行业有100多种，产业规模是在不断壮大，通过向全世界推介三亚的旅游资源，三亚的入境游客在不断上涨，最明显的是在境外刚刚做完推介，三亚本土旅行社的订单率立马上涨，这说明在与东南亚海岛游竞争中，三亚还是有自身优势的。”

从三亚市旅游委提供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今年前5个月，三亚市接待的过夜游客已经突破了681.31万大关，同比增长了8.22%。其中国内游客依旧是三亚旅游的主力客户群，人数达到了664.93人次，而各大景区纷纷抢夺的境外游客在三亚的入境人数也保持在了16.3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实现了126.99亿元。

樊木谈到，目前借助“互联网+”的推广，三亚的“会展经济”、“婚庆度假”、高尔夫挥杆”、“亲子游”等个性化旅游产品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中已经占据一席之地。“例如针对俄罗斯市场我们推出滨海度假、中医养生等旅游产品，针对韩国重点推介家庭游、婚庆蜜月游等旅游产品。”樊木认为，今年三亚旅游市场的抢眼表现，除了归功于近年来品牌的精准推广外，同时与增加国际航线等交通体系的完善息息相关。“截至去年年底，三亚实际运营的国际航线已达到14条，基本构建出以三亚为中心的4小时、8小时国际旅游圈，辐射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香港、台湾等地，三亚的新媒体营销基本已经做到了覆盖境外的绝大多数主要客源国。”樊木表示，三亚旅游的营销重点在近些年已经从吸引国内游客，转向吸引国外入境游客为主，在营销策略上新媒体作为主要抓手，配合城市旅游推介会的形式起到的实质作用是不断加深了游客对三亚的城市印象，化三亚旅游资源为经济动力，使得三亚的城市品牌能在全球的滨海旅游中扎稳脚跟。

产品：主题+旅游

如何让三亚这个旅游目的地更具有吸引力？三亚旅游委副主任王菲菲表示，目前三亚已形成的会奖、亲子、婚庆三大主题品牌，是日后三亚旅游产品推介的重要方向。她以婚庆旅游为例向《小康》记者做了进一步说明。

“现在我们根据客户结构和产品结构，做了很多如婚庆+酒店、婚庆+景区、婚纱+旅行、婚纱+蜜月等70多个不同形式的婚庆产品，再依托互联网+婚庆旅游的概念，将标准化的婚庆产品，投放到专业的婚庆类平台和旅游网站，最终实现了类似于巴厘岛一样的婚庆标准化产品的铺设。”王菲菲的介绍中还提到了婚庆旅游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后续消费。

“三亚婚庆旅游已然成为海南旅游业发展中的‘潜力股’。据不完全统计，仅2015年，三亚市累计婚庆相关消费就接近50亿元，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这样的增速预计到2016年，三亚市婚庆旅游市场可实现达60亿元的经济规模。”王菲菲说，三亚拥有得天独厚的热带滨海度假旅游资源和良好的接待条件，是成功吸引岛外游客来三亚拍照、办婚礼、度蜜月的先决条件，加之国内著名婚礼策划团队的纷纷进驻，三亚婚庆旅游在各类旅游产品中走俏也在意料之中。

而会展旅游方面，简单的国际会展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城市营销的需求，旅游城市需要更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的做一些新转变，王菲菲对此回应，认为三亚会展业只是三亚各类旅游品牌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产品营销上，休闲旅游产品依旧是主推项目。

“三亚这两年来大力推广低空飞行，游艇，海上巴士观光游等，这些新兴游三亚项目在推出后深得游客喜爱。拿直升机低空飞行来讲，接待游客量稳步上升，从直升机的数量从去年的4架增加到今年的16架上就可以看出供不应求。”

在调动三亚旅游资源、会展资源、服务接待资源和国际合作潜在资源方面的融合方面，三亚旅游委表示一直以来都是以政企合作模式，领导境内各旅游行业积极努力开展合作。为了在国际上形成一个鲜明、有特色、多声音的三亚，今年开始，三亚旅游委也正在积极开展品牌定位方面的工作，与知名公关公司合作，整体打造全方位官方形象。“很快，你将在三亚的各种宣传渠道中看到统一但形象鲜明的全新三亚。这些资源整合起来、调动起来，在国际上形成的将是一个有三亚特色，听得懂和能行动的声音。”王菲菲如是说。

景区：真人秀节目效应+直播营销 政府营销策略借助互联网发生了转变，三亚本土旅游企业和景区也在通过多种方式做好产品和品牌营销。在距三亚市中心30公里处的蜈支洲岛，每天上岛的游客持续保持在3000―7000人左右，网上的订房量更是在暑期全线爆满。蜈支洲岛销售副总监周晓雪告诉《小康》记者，作为三亚旅游的城市名片，蜈支洲岛的品牌营销策略也开始打破传统营销方式，加强了与各大景区、酒店、城市的跨界互动。

“旅游要发展跨界融合是趋势。现在蜈支洲岛在互动营销方面加大了与赛事接轨，与酒店联合的多领域合作，特别是结合当下流行的个性化订制出游，游客在蜈支洲岛畅游的同时也兼容预定其他景区、酒店、自驾车等功能服务。”周晓雪觉得，竞争和合作是旅游发展不可回避的两个基调，绝对的竞争往往是低端的恶性竞争，并不利于旅游区的良性发展，竞合才是旅游区扬长避短求得共赢发展之道。

与此同时，《小康》记者也注意到，三亚除了是新人们喜爱的浪漫之都，同时也是各类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的热门拍摄地。《淘婚记》、《爸爸回来了》、《奔跑吧兄弟》等影视综艺作品先后来到三亚取景。周晓雪告诉《小康》记者，目前国内各大景区都在力争与真人秀节目寻求合作，借节目效应和明星粉丝关注度，大部分真人秀拜访过的拍摄地总能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7月14日，在蜈支洲岛旅游区取景拍摄的《星厨驾到》第三季首期外景赛开播，佘诗曼、秦海璐、郭麒麟、贾玲、王琳、田亮、何洁等一众明星一出现就受到极大的关注。周晓雪认为真人秀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部分人群的出游热情，原因在于观众可以通过真人秀节目身临其境般地体验到人与自然的互动。“真人秀节目给我们旅游业人士带来一些启发，旅游体验式营销方案营运而生，体验式旅游的过程通过真人秀节目来完成，这样的旅游宣传很独特，更容易打动观众的心。”除此之外，周晓雪还透露，景区的品牌营销也趁着时下直播热的顺风车，快刀斩乱麻地玩起了直播营销。

“我们现在运用景区实时视频业务平台，实现身在其境营销效果。游客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以ie浏览方式访问景区自有门户网站或app，就可以实时便捷观看，从而实现让游客身在其境营销效果。”周晓雪告诉《小康》记者，直播营销刚刚推出就受到极大欢迎，在360水滴直播的互动版面，不少网友都参与了实时讨论并且通过直播平台，蜈支洲岛的景区风貌游客可以24小时实时观看，由此迎合了当下年轻人出游的喜好。

据悉，三亚今年前7月已完成曼谷、柏林、美国asta、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等7场境外旅游推介会，并计划在9月-11月期间，赴俄罗斯莫斯科、韩国首尔、日本青森、新加坡、德国、英国等举行三亚推介会。未来的四个月内，三亚旅游委还将邀请日本、欧美、德国等国家的旅行商到三亚实地感受大三亚圈旅游项目。

第三篇：论检察监督模式之转型

论检察监督模式之转型

万 毅

 2012-03-22 14:55:10

来源：《法学论坛》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万毅，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容提要: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之所以难于落到实处，其根本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违背检察权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模式定位为一种以“消极中立”为理论支撑的“外在式”监督。这种监督模式直接导致实践中侦查监督难、审判监督难、执行监督难等困境。为确保检察监督的实效性，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转变法律监督的模式，即由“外在式”监督转变为“参与式”监督，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侦查权以及刑罚执行指挥权的法定主体，并通过积极介入侦查、审判、执行等程序，具体行使侦查权、公诉权和执行权的方式来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乃当务之急。

关键词: 刑事司法权力配置 “外在式”监督 “参与式”监督

在我国刑事司法权力体系中，检察机关可谓是公、检、法三机关中最为尴尬的角色，这是因为，在应然层面上，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独立而神圣，《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身为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不仅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而且依法对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拥有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力，但在实然层面上，《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却自始即陷入多重困境，而从未真正落到实处。正是“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巨大落差，造就了检察机关异常尴尬的诉讼地位。对此，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研究，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作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自身，近年来也一直将“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和主题，不断探索、拓展和提升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方式和途径。但是，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均并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因为在笔者看来，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面临的诸多困境，并非法律执行不力的问题，而是直接根源于《刑事诉讼法》违背检察权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模式定型为一种“外在式”、“事后型”监督，从而导致检察监督模式的错位，进而影响到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据此，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当务之急是转变法律监督的模式：由“外在式”监督转变为“参与式”监督、由“事后型”监督转变为“同步监督”。

一、“外在式”、“事后型”监督：错位的检察监督模式

理论界一直有学者主张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权力过大，因而应当予以适当压缩和削减。但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和行使现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理论上检察机关的地位极高，有权对刑事诉讼全过程实施法律监督（包括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履行上述法律监督职能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种困境，以致“缩手缩脚”甚至“碌碌无为”。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并非由于检察机关执行法律不力，而是根源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能贯彻《宪法》对检察机关的赋权和定位，在立法设计时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模式塑造为了一种“外在式”、“事后型”监督模式，即检察机关不具体负责或支配某项程序权力，而仅仅是以一个程序“旁观者”或曰“第三者”的立场和身份来对刑事诉讼流程实施监督，这一立法设计“弱化”甚或“虚化”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监督角色，直接导致实践中侦查监督难、审判监督难和执行监督难。

（一）“外在式”监督导致侦查监督难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监督难已是共识和常态。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和违法侦查行为监督权等职权，但在面对公安机关“有案不立（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以及“违法立案”（即不应当立案而予以立案）、“违法撤案”（不应当撤案而撤销案件）以及“撤而不结”（即虽然撤销案件但迟迟不结案）等违法行为时，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往往难以实现。造成侦查监督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设计成了一种“事后型”、“外在式”的权力监督模式，这一监督模式难以真正发挥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制约作用，因为，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是法定的侦查权主体，其不仅自主决定侦查程序的开启（立案）、而且有权自行决定侦查行为的实施（包括强制侦查措施的采用），甚至自行决定侦查程序的终结（结案），而在这一从侦查程序开启到终结的整个诉讼流程中，检察机关都无从实质性介入，而只能以一个纯粹的“外人”、程序“第三者”的立场和身份“冷眼旁观”，所谓检察监督，也仅限于在违法侦查行为发生后接到举报才能派人介入案件及实施纠察。从实践效果来看，这种“事后型”监督、“外在式”监督的检察监督模式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机理性障碍：第一，因为检察机关自始即外在于侦查程序之外，属于侦查体制的“外人”，因此，除非有被害人或知情人举报，否则检察机关基本上无从获得是否发生违法侦查行为的信息和线索；第二，即便发现了问题并进行了监督，但由于侦查程序的启动权和终结权仍然掌控在公安机关手中，侦查监督能否发挥效果，还得看公安机关的“脸色”，例如，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进行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但公安机关立案后案件侦查的进展，包括是否提请逮捕、提请审查起诉等，最终仍然需要得到公安机关的配合，一旦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或者“立而又撤”（在立案后又撤案），又或者虽然立案但“立而不侦”、消极怠职，检察机关往往也没有更好的监督、控制办法，以致此前进行的侦查监督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产生效果而归零。[1]

（二）“事后型”监督导致审判监督难

检察机关法定的审判监督权，历来是学界抨击的焦点，部分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一方面容易造成检察官的“角色冲突”；另一方面，也违背控辩平等原则，容易造成对审判独立的干预。基于此，部分学者提出了废除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权的主张。司法实践的发展表明，学界的反对很快收到了效果，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如果说不是被实际上废除了，也是被极大地压缩了。因为，1997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曾在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从文义解释看，这是赋予了检察机关庭审监督的权力。但是，由于来自学界的反对，六部委在1998年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检察机关的当庭监督权限缩解释为庭后监督权，其第4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秉持这一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其后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1条、第360条和第394条中也明确规定，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对法庭审理中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情况，只是记明笔录，发现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据此，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庭审监督权由“同步监督”转换为了“事后监督”。但是，这一转换的弊端在实践中很快便凸现出来，庭后监督的事后性决定了这一监督必定是被动的、弥补性的法律监督，而无法及时和有效地制止、纠正法院的违法审判活动，这极大地制约了审判监督的效果。[2]“事后型”监督作为一种事后的评价和纠正，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基本上起不到应有的制止作用，对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后果，诸如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或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判等，也得不到有效的消除和遏制。这种事后监督，至多起到一种“下不为例”的警示而已，与法律监督本该起到的“纠错”作用相去甚远；而审判机关则完全可以对这种庭审后的书面纠正意见或“采”而不“纳”，或“纳”而不“改”，理由倒也充足合理：庭审已结束。久而久之，这种事后的监督将很有可能流于形式[3]。

（三）“外在式”监督导致执行监督难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我国刑罚执行程序在人权保障和罪犯改造功能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深入地分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本应发挥法律监督作用的检察机关由于体制上的障碍，无法及时、有效地对刑罚执行过程实施检察监督。针对此，学界展开了一些对策性研究，主要是从程序完善的角度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议。但在笔者看来，单纯从程序完善的角度展开研究，难以克服因立法上的权力配置不当而带来的体制性障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着眼于技术层面的研究可能遮蔽了一个更有学术价值的命题：即刑罚执行权的主体究竟应当是谁？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程序中究竟只是作为一个“外人”来监督刑罚执行，还是应当通过直接行使刑罚执行指挥权并以此来发挥对刑罚执行的监督功能？我国现行刑罚执行体制采行的是“外在式”、“事后型”检察监督模式，即检察机关并非刑罚执行权的法定主体和程序指挥者（监狱等才是执行权主体），而仅仅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监督者，即执行体制的“外人”、“第三者”，来对执行程序进行监督。这种“外在式”、“事后型”检察监督模式的“命门”在于：检察机关仅仅作为监督者而非指挥者，无法真正对刑罚执行程序实施权力制约和程序控制，因为，“外人”（“外在式”监督者）的立场和身份决定了，检察机关只能在具体执法环节中就其所“看”、所“闻”，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至于执行机关是否纠正以及如何纠正完全取决于执行机关的意愿，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要求刑罚执行机关必须对检察机关的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做出回应以及刑罚执行机关不作为时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些都使得检察监督对刑罚执行的司法控制极大削弱，刑罚执行机关在执行程序中占据主导地位，有着绝对控制权。例如，执行机关在收到监督部门的《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检察意见后，往往采取拖延办理和答复，甚至不了了之的不配合态度，对此检察机关也受制于监督者的地位而无计可施。

二、侦查权主体、司法监督者、执行指挥者：“法律守护人”与“参与式”监督

“外在式”、“事后型”监督模式的倡导者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即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决定了其只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保持一种“超然”、“客观”、“中立”的立场，检察机关只有自始保持这种“超然”、“客观”、“中立”的立场，才符合其身为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也才能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并误认为检察机关进行事前监督会导致检察权对其他国家权力的不当干预，并因此而丧失法律监督者的客观中立性。然而，这一观点对检察官中立地位的认识和解读确有误导之嫌。

确实，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和地位，但检察官的这种“客观中立”与法官在审判中的“审判中立”完全不同。检察官的客观中立，并非指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像法官一样保持消极被动、居中裁断的角色和地位，而是指检察官承担着“客观公正义务”，即检察官在履行职能、行使职权时应当避免单纯从控方立场考虑问题，不仅不得单方面谋求给被告人定罪，而且应当兼顾被告方利益、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换言之，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中立”，是一种“积极中立”，而非类似于法官的“消极中立”；检察官在刑事程序中的中立，主要体现在它是以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介入侦查、审判和执行程序，而非指其超然于程序之外、演变为一个纯粹的程序“第三者”。持“外在式”、“事后型”检察监督论的学者，则是将检察官的这种客观中立地位错误地理解为是要求检察官不应当介入其他权力的运行过程，这就将检察机关演变为一个程序的“外人”或者说“第三者”，弱化甚至是虚化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律监督地位和职能，并从根本上违背了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基本角色和功能定位。

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在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历来被认为是“法律的守护人”、发挥着“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doppelteKontrolle derStaatsgewalt）功能（注：所谓“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是指“作为法律之守护人，检察官既要保护被告免于法官之擅断，亦要保护其免于警察之恣意”。另见林丽莹对此的论解：“检察官作为法律的守护人，既要追诉犯罪，更须保护被告免于法官恣意及警察滥权，担当国家权力双重控制的任务；检察官不是法官，但要监督法官裁判，共同追求客观正确之裁判结果；检察官也不是警察，但要以司法之属性控制警察的侦查活动，确保侦查追诉活动之合法性。”参见林丽莹.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独立性之分际[J].月旦法学杂志，2005，（9）），这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基本一致。但与我国的外在式、事后型检察监督模式有所不同的是，从整体上而言，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法律监督模式，呈现出一种“参与式”监督的特征，即检察官通过积极介入侦查、审判、执行等程序，并具体行使侦查权、公诉权和执行权的方式来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

第一，侦查权主体。即检察官才是侦查权的主体，警察机关不过是辅助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的机构，由此，塑成了一种“检主警辅”的权力格局。在大陆法系国家，创设检察官制度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通过检察官这一经受法律严格训练的司法官来控制和监督警察，防止警察滥用侦查权。因此，侦查程序的发动（立案）和侦查程序的终结，决定权均掌握在检察官手中：一个刑事案件是否立案以及是否展开正式侦查，完全由检察官决定，警察在发现案件线索后，必须立即报请检察官，由检察官决定是否立案并展开正式侦查；侦查完毕后，警察应当将案卷及证据移交检察官，检察官审查后以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处分的方式终结侦查程序；即便是强制侦查措施的采用，也要先经检察官审查、过滤，方能向法院递交申请“令状”。同时，对于具体的个案侦查，检察官对警察还拥有侦查指挥权。这样，检察官通过对侦查活动的实质性参与，进而达到了对侦查程序的实质性控制，而警察则因为丧失了侦查权，变成了“无牙的老虎”，因而也就没有滥用侦查权、侵害人权的可能。正是由于采行了这种“参与式”法律监督，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主导着侦查程序的运作，并牢牢控制着警察的侦查活动，根本不存在所谓侦查监督难的问题。

第二，司法监督者。即检察官通过行使公诉权来实现对法官的审判监督。历史上，之所以将公诉权交由检察官行使，主要就是着眼于监督和制衡法官的审判权。公诉权对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进行：其一，起诉裁量权。是否将一个案件提交法官审判，由检察官决定，检察官不起诉的，法官不能审理，即“不告不理”；同时，检察官起诉指控的对象和范围，构成了法官审判的界限，法官只能在检察官起诉指控的对象和范围之内进行审判。检察官的这一权力，使得检察官牢牢控制着法官裁判的入口，起到了“把关”的监督、制约作用；其二，出庭支持公诉权。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也可能发生违法审判行为，如违反公开审判的规定或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等。因此，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不仅是为了参与审判，更是为了监督审判，对于法官在审判中的程序违法行为，检察官有权当庭予以监督、纠正。对于检察官的这一司法监督者角色，德国学者罗科信教授曾有清楚的描述：检察官“在审判程序中，其需朗读起诉书。此外，检察官亦需注意，诉讼过程是否合法举行，其对于有违反刑诉法之情形时，异于辩护人，需立即对之加以更正。”[4]（P63）其三，上诉（抗诉）权。对于法官在审判中的实体违法行为，检察官可以通过提起上诉（抗诉）的方式来予以监督，“监督法官裁判，本来是创设检察官制并采行控诉原则的重要目的，对于法官之裁判提起法律救济途径，则是监督的主要手段”[5]。

第三，执行指挥者。即检察官是刑罚执行权的法定主体和程序指挥者，并以此确保了对刑罚执行程序的法律监督。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检察官指挥执行”的刑罚执行体制，即检察官在刑罚执行程序中居于主导地位，负有执行指挥权，司法警察、监狱等机构则处于从属地位，是检察官的辅助机构。之所以赋予检察官刑罚执行指挥权，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角色的基本定位：一方面，刑罚执行权属于行政权的范畴，按照法治国家的理念，刑事司法程序中的行政权都需要加以防范和监控，以免因其滥用而危害人权，因此，如同刑事诉讼中的警察权一样，执行权需要受到法律的控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是国家的“法律守护人”，由其指挥刑罚执行，可以确保执行权的公正行使（其内在原理与检察官控制侦查权相似）；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职权主义诉讼的理念，刑事诉讼系由检察机关所提起，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因此，作为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执行权，往往也同时被视为检察机关的专属职权，在动态上构成了公诉权的向后延伸。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来看，均趋向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执行权的真正主体，而将监狱等司法行政机关视为检察机关行使执行权的辅助机关，“刑罚之执行官署为检察机关。而在检察机关的刑罚之执行事项，原则上均由司法辅助人员处理之。”[4]（P552）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51条（执行机关）规定：“刑罚的执行，由作为执行机关的检察院依据书记处书记员发放的、附有可执行性证书和经过核实的判决主文副本付诸实施。”《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72条（指挥执行）规定：“裁判的执行，由与作出该项裁判的法院相对应的检察厅的检察官指挥。”较之我国的检察监督执行体制，这种检察官指挥执行的体制其功能优势在于，检察官直接“指挥”而不仅仅是“监督”执行，增强了检察官对刑罚执行程序的控制力，而“执行官署”与“辅助机构”的关系定位，也有利于厘清检察机关与监狱等机构的法律关系，避免“指挥不动”、“调动不力”的操作问题。

分析上述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的“法律守护人”角色，无论是身为“侦查权主体”、“司法监督者”，还是“执行指挥官”，检察官在发挥法律监督或者说“国家权力之双重控制”功能时，都是通过行使具体的诉讼职权（侦查权、公诉权和执行权）来实现的，而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抽象的、独立的“诉讼监督权”，（注：正因为此，笔者反对将诉讼监督权列为检察权的构成之一，笔者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体制下，并没有脱离侦查权、公诉权和执行权之外的所谓独立的诉讼监督权。）例如，检察官之所以可以实施侦查监督，是因为它本身即为侦查权主体，而警察不过是其辅助机构，两者的法律关系为“将”与“兵”的关系，作为“兵”的警察机构当然的听从检察官（“将”）的监督、指挥，不存在所谓侦查监督难的问题。

笔者认为，那种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理解为一种“外在式”、“事后型”监督，并竭力将检察机关塑造成一个纯粹中立的程序“第三者”的观点，不符合刑事诉讼中检察权配置和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将会极大地削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虚化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监督功能，并导致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因为，按照“外在式”监督理论，检察机关要成为一个“超然”、“外在”的程序监督者，那么就不应当行使自侦权，因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却又行使自侦权，无异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会导致检察机关的角色混淆；（注：学界部分学者正是循此逻辑对检察机关行使自侦权的合理性进行批判的，不想检察机关却自陷泥淖。）同理，检察官也不宜行使刑罚执行权，因为这也会导致角色混淆；更为严重的是，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检察机关最好连公诉权也不要行使（因为既当公诉人、又当监督者，也存在角色混淆的问题，也会使检察机关丧失监督的超然性），而只保留所谓的“诉讼监督权”，因为，惟有“无官一身轻”的检察官，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超然”的诉讼监督机关，但笔者想问的是，这样的检察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吗？还是那个启蒙先贤曾寄予厚望的法治国的“法律守护人”吗？!这样的观点及其论证逻辑显然是非常荒谬的。（注：可笑的是，这一观点在我国还很有市场，例如，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学者撰文声称，要实现公诉权与诉讼监督权的分离，按其设想，以后法院开庭时，检察机关应当派出两组检察官出庭，一组为公诉人，另一组为诉讼监督人，后者专门监督法官是否违法审判。对于这一观点，笔者要问的是，那对于诉讼监督人，要不要再设监督人予以监督？!）

三、结语：法治国视野与我国检察监督模式转型

我国的执政党中共中央早已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的方略，从政治结构形态来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属于人类文明中“法治国”的范畴，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样应当遵循建设法治国家的普遍规律。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视野下，我们应当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改反思以下几个根本性问题：

第一，在法治国视野下，侦查权的法定主体究竟应当是谁？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公安机关定位为主要的侦查机关，当然也是侦查权的法定主体之一，但这一法律定位如若放置于法治国视野下来审视，究竟是否妥当？毕竟法治国的主要使命就是控制警察权，防止警察国家的梦魇重现，因而，一个享有完整侦查权、可自行决定侦查程序开启和终结，甚至可以自行决定采用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侦查行为的警察机关（公安机关），是否符合法治国的基本理念？是否符合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程序人权保障的目的？是否符合法治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相互监督、制衡的基本要求？

第二，在法治国视野下，检察机关的任务和使命究竟是什么？基于这一任务和使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究竟应当享有哪些权力？以及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现行《刑事诉讼法》倾向于将检察机关塑造为一个超然的程序第三者，这一制度安排是否符合法治国家对检察官作为“法律守护人”的角色期待？而一个无法完全掌控侦查、也无法有效监督审判和执行的检察机关，又如何实现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任务和使命？

法、德等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检察官作为法治国的“忠实仆人”，是实现警察国家向法治国家转型的关键角色。因此，对于正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我国而言，如何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落实《宪法》的规定、确保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应当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目标之一。要完成这一立法任务，我们首先应当破除传统的检察监督只能是“外在式”、“事后型”监督的观念，转而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监督，应当是一种“参与式”监督，而非“外在式”、“事后型”监督，因为，唯有“参与式”监督，方能确保检察监督的实效性。基于此，我们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侦查权（包括立案决定权、侦查终结权等）以及刑罚执行指挥权的法定主体，使得检察机关得以通过这些职权的行使来积极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能。

注释: [1]万毅.论侦查程序处分权与侦查监督模式转型[J].法学，2008，（2）.[2]成秀芹，唐盐平.刑事审判监督不力的原因剖析[J].检察实践，2005，（3）.[3]谭芳，伍金雄.论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J].律师世界，1999，（2）.[4][德]克劳斯〃罗科信.德国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M].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120.

第四篇：转型提质 创新营销体系模式

转型提质

创新营销体系模式

邮政营销体系建设，应是邮政企业经营服务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抓营销体系建设就是抓企业生产经营。

现代企业或组织的市场营销中心原本是相对于制造中心、研发中心而存在的，即营销中心与研发中心、制造中心构成一个企业或组织的铁三角，他们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研发是因、生产是果，营销贯穿于整个过程，既是因又是果。

邮政企业属多元化经营，就会存在上级多头管理，当前邮政市场营销职能管理感觉有点混乱。这种现状区别在上级机构的多头管理是职能管理还是业务经营。其实这种职能管理是企业分权导致的，是任何企业都将面对的正常情况，简单说，对内讲就是上级机构业务层面的多头管理目前矛盾较多，而对外讲经营主体的不同，对外多头营销就会影响邮政客户体检。

一、其短板主要存在于资源方面的争夺

（一）容易形成内部对客户资源的争夺。比如单位实行全员营销，就有金融、邮品、思乡月、图书、邮政贺卡等存在这种现象。

（二）各专业间的经营网点层面存在对企业资源的争夺，这部分包括对客户、人力、财物资源等的争夺；比如：随着营业员的轮岗，原有地的资源就会随着人员转移变化而造成很多重复的营销成本增加等。其次是各支局网点会围绕自身的利益，对上级多头管理的机构要求进行取舍、筛选、过滤，以及对内部资源的自行调配，导致上下目标不一致，变成资源性消费。第三是高收入业务和低收入业务间的相互矛盾。

二、其短板存在于信息支撑方面不对称

当前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体系，自组织机构改革后，一般只会关注经营动态和经营结果，却疏忽了信息流流向也会发生了改变，一直沿用老套信息流向，让人有新瓶装旧水的观念，这容易导致改革失败。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企业信息化水平提高，金融业务已初步建立了大数据库，但邮务类、速递包裹类、分销类业务一直没有实现数据信息整合，没有建成有效的营销管理支撑系统（简称为后台管理），就谈不上商业数据的挖掘、专业间的整合、专业与职能部门的信息对称。

三、其短板存在于分配方面的内耗：

县级邮政营销体系，需要全方面的资源整合，包括客户、信息、产品和自身营销队伍资源。还需要财务、人力资源、后勤等资源的支撑。当前县级营销体系是“综合+渠道”营销管理架构。而板块间大多纠结于专业营销队伍问题，是集中搞综合营销好，还是建立专业营销队伍？综合营销开发的客户资源报专业部门，专业部门逐渐将资源转向于专业自有资源，而挫伤营销人员的积极性。

四、完善机制留住人才

曾经有领导提出对营销人员要高看一眼，厚爱十分。好的政策吸引人，好的制度留住人，相应的政策倾斜，改变营销人员的思想。这些政策体现在营销人员的晋升通道、转岗提拔重用、津贴补贴、业务奖励、维护支撑、业绩折算等方面。而且良好的团队文化也是吸引人，留住人的方面。

所以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作一套切实可行的营销考核办法，来吸引有能力的人才进入我们的营销队伍，从而做大做强邮政的各项业务。

五、加强培训增强市场竞争力

现在的市场瞬息万变，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来适应市场的发展。所以加强培训是增强营销能力的有力保证。专职营销人员在学习的同时，要不断地总结自己在营销活动中积累的经验，相互沟通，因地制宜的做出适合自己营销的一条发展之路。每个营销团队应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营销会议或工作总结会来分享各自的心得体会。

第五篇：托管“OTO营销模式转型”,靠谱？

托管“OTO营销模式转型”，靠谱？

导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张网织就了容线上与线下为一体的OTO商业模式，2014年各行各业的OTO营销模式转型成为一大趋势。通路快建在建构中国最大OTO营销服务平台的进程中，通过多年渠道建设经验和大量的线下企业客户，加之线上产品，打造了线下：招商外包、商机孵化等服务，线上：微调研、微营销、微广告、微会员等产品，构造了完整的OTO营销服务体系。

朋友聚会，大家围桌一圈，菜都上齐了，却没人动筷子，噼里啪啦的手机拍照声代替了夹菜声。一顿狂拍后，大家开始传微信、微博、QQ，在朋友圈分享。移动互联网渗透到了人们吃喝拉撒的生活中，还有什么能拽住互联网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步伐。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张网织就了容线上与线下为一体的OTO商业模式，2014年各行各业的OTO转型成为一大趋势。从大的互联网公司大手笔收购、注资线下实体企业，到传统企业纷纷试水OTO转型，虽然成果未能突显，但是这股转变的潮流却是不可逆转的。

一家实体店的OTO转型之殇

OTO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它依托于互联网online,实现于实体店offline，融合了单一的传统店和单一的电子商务模式。OTO模式，实现了把线上的消费者带到现实的商店中，在线支付购买线下的商品和服务，再到线下去享受服务。作为一种从思维到技术完全颠覆的新模式，一般企业运作起来难度有多大呢？有一家从事进口产品专卖的浙江企业，产品主要是通过专卖店等顾客主动上门和促销的方式进行销售，面对新的OTO商业模式转型困难重重。

1、传统思维惯性禁锢新思维。该企业是实体店的运营操作方式，从产品的研发到营销，都是从传统的集客方式出发。组织人型方面也多是有丰富的传统思维经验，互联网思维相对缺乏。

2、资金投入大，风险大。该企业有一套运作成熟的营运流程，如果贸然大幅度进行商业模式的转型，需要资金去开发资源，招募人才，推广运作，但是结果却不能预测。面临投入高，回报不确定的风险。对于企业来讲，这种风险直接带来的后果可能是将自己玩死。

3、缺乏雄厚的技术支撑。而作为进口产品专卖这样的一家企业，技术支持这一块显然是缺位的。OTO，线上到线下，需要线上运营和维护，需要搜集大量数据做依据，需要在线监控和支付等。只有有一支雄厚的技术团队做保障，才能更加顺畅的实现“OTO”。

4、缺乏丰富推广资源的支持。OTO模式，在线运作需要大量的引流，这就需要在推广时有大量的媒体资源。如果企业自行操作，局限于资金的控制，会限制媒体资源选择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推广效果也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