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与大学好坏没有关系的人生哲理（定稿）

第一篇：人才与大学好坏没有关系的人生哲理（定稿）

经历儿子、外甥女、侄子高考；经历亲戚、同学、朋友的孩子高考。无论哪个高考，都让我扯心拽肺，家长高考的那种心理骚动，不能不让人担忧。去年高考，一个亲戚打来电话，几乎带着哭腔说，帮忙给孩子找个好的复读学校吧，来年必须上一本，这回算是考砸了。可我一听，200多分？复读3年恐怕也很难上一本吧？

大学固然神圣，可大学生到了找工作时，才会想起天之骄子一年就有五百万之多，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站到一处，蚂蚁一样多，何“骄”之有？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殊不知饭碗未必只有这一种。

能上大学则上，上不了大学，未必脚下无路。要生存，想成功，路子其实很多。

文友田之的两个孩子，儿子考上了省财经大学，考得一塌糊涂的是女儿。没想到到头来愁的却是儿子，大学毕业，因不善言谈，跑来跑去找不到工作。倒是女儿，到外语学院专修日语，取得第一名，结业后很快找到工作，因业绩突出，连连晋升，月薪拿到了8000元。

大学毕业，起点高，取得佳绩，是令人羡慕的。但没有上大学的成绩也不赖，开公司的，创厂子的，搞运营的，盘商场的，拥有钞票、别墅、汽车，视野宽了，自身修养也高了，应了那句“行行出状元”。

有学习的理念，有劳动的意识，课堂不止是高等学府，文凭仅仅是敲门砖而已。

各行各业，出了很多人才，而这些人才与大学没有关系。

第二篇：心情好坏只在开窗与关窗人生哲理

你很喜欢自己，可是，却好像不怎么爱你自己。

该吃饭的时候，你总是忘记;

该睡觉的时候，你又总是熬夜写日记。

雨天出门，你懒得带伞;寒风来袭，你又懒得加外衣。

医生说烟酒和咖啡对你都不好，你却定时定量补给尼古丁、酒精和咖啡因。

你简直是在折磨你自己的身体。

你说你很喜欢自己，可是，却好像不知道怎么好好对自己。

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好好穿衣，这就是好好对自己。

爱，有时候其实没什么大道理;

爱自己，也不过就是从吃饭穿衣这种日常琐事做起。

喝杯茶吧

那杯茶闲置太久，已经冷了。冷茶没了香味，却多了一股铁锈般的涩味，你是不爱喝的，因为喝下去没有乐趣。

同样的，当一颗心被闲置太久，也会逐渐变得冰冷。冰泠的心很难再加温，就算千方百计送进微波炉去调整温度，这颗冷过复热的心，也不再是从前那一颗了。

一段已经冷却的关系可以挽回吗?不，没有什么能挽回的，你只能重新开始。

即使是面对同一个人，也是用一种新的态度去建立新的关系。

过去心已不可得。

就像倒掉那杯冷茶，再泡一杯热的。

抛弃西红柿酱

同桌的朋友们都觉得意大利面就该淋上西红柿酱，你却坚持要遍撒胡椒盐才好吃。

「你真奇怪，和我们都不一样。

朋友们的言语让你感到一阵轻微的反胃，一阵小小的消化不良。

其实关于食物，不过是各人品尝各人的滋味，大多数人喜爱的口味并不等于每个人都会喜爱的口味。

本来嘛，是谁规定意大利面一定要淋上西红柿酱?

这个世界哪里有谁可以规定谁?而同样的一件事，你的想法与做法又何必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与做法一样?

不必害怕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你本来就和别人不一样。

毕竟在品尝「你的」意大利面的是「你的」牙齿和舌头。

毕竟在感觉「你的」经验的是「你的」才智与心灵。

没有任何 人可以代替你的感受，因此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对你下判断。

所以就大大方方地在你的盘子里撒下半瓶的胡椒盐又怎样?

这是你的意大利面。

这也是你的人生。

Buffet

你走进Buffet餐厅，琳琅满目的漂亮食物让你目不暇给，但其中总有几项是你不想拿起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胃容量有限，无法接纳全部的食物。

你走入茫茫人海，来来去去的人们在你身边流动，但其中也总有一些人是你只能维持表面上的客套的，因为你知道你的时间与感情有限，无法对所有的人付出关心。

每个人对食物都各有偏好，就像人与人之间亦各有磁场，这其中无关是非好坏，只是吸引与否的问题，而你必须做出最能让自己快乐的选择。

人生不过是一个Buffet餐厅;人世一遭，也不过是吃一客随缘顺性的Buffet。

第三篇：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大学没培养出创新人才（最终版）

钱学森提出的一个问题，它的核心内容是：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大学教育中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有学者从西南的历史经验，回答了这个问题。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前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现在公认这个大学办得比较成功，人们从各种角度寻找原因。找来找去，最终还是要从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的文化制度的角度，来论述这所大学的成功。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化制度虽然也有一定缺陷，但大体上和世界文明主流还是同步的。这个同步的标志就是，那时中国的新闻制度，中国的出版制度和中国的大学制度，基本保持了这些制度在西方起源时代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制度都是私人力量可以介入的。

1949年以前，中国和西方接触以后，很多制度在转型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摩擦和冲撞。但人们观察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的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和出版制度都完成的比较好。这三种制度在中国都有比较成功的实践，比如说新闻制度，有著名的《大公报》、《申报》等，还有一些周刊也办得相当成功。那些新闻从业者，基本上接受西方的理念，认为新闻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私人力量一定得进去，如果完全由国家垄断，新闻制度不可能成功。国民政府时期，也有控制新闻的时候，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和特殊情况下，但从法理角度观察，从北洋到国民政府，都没有否定过私人力量可以介入新闻，这是人们判断历史事实的基本前提。第二是出版制度。那时的出版，大部分是由私人维持的，最有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这些巨大的出版机构，在传播中国近代文化中承担过重要责任，都是完全的私人产业。第三就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出现的较晚。研究大学制度的人，无论怎么算，也超不过100年时间，基本上就是20世纪的产物。

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模仿或者选择西方这个制度的时候，那些负责的人，最早接受西方大学制度的基本理念，认为在一个国家里面光有国立大学是不行的，一定得有私立大学，而且大学制度一定是向全球开放的，早期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所以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基本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在实践当中是这三种模式。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应该是大学制度的崛起，如果没有现代的大学制度，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是比较难的。现在回过头来看1949年以前，1920、1930年代中国里面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学者，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还有企业家、金融家、政治家，那么多优秀人物的产生，主要是依赖于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出版制度。因为知识精英主要的活动，是依赖这三种制度的，如果没有这三种制度的成功，很难想像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时期能够维持的那么好，也很难解释1949年以前，中国教育和文化所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西方文化制度的时候，有两点把握的比较好。中国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1905年以后西方传进的新学校教育制度取代了过去的科举制度。选择新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它的大学制度的时候，尤其是选择这种制度的初期，如果负责选择这种制度的人比较僵化、比较保守或者是不能看清世界文明主流的人，这种制度的选择可能就会发生偏差，所幸中国在这一历史转折中，遇到了恰当的人。

中国大学制度选择比较好，是因为一开始它具备两个比较有利的条件：第一是中国最早负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首领，基本是由晚清科举制度中出来的，比如像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严修等，他们是在传统文化里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同时考察过西方教育，及时把握住了西方大学制度的核心，比如说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能接受这些理念，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可能有一些关系。第二，晚清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型的时候，初期负责这个教育制度的人，像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快居于教育领袖的地位，作为教育领袖，他们有职有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大学制度，对西方大学的核心理念，能够把握得准。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步时的两个重要前提。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清华大学算起来的。清华大学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大学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叫国立清华大学。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不是现代的大学，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大约有这么几点：第一是综合大学；第二是男女同校的大学；第三要有严格的课系设制，就是院系制度；第四有比较完善的选课制度。第五有定期的学术著作和定期的学术期刊出版；第六有比较普遍的体育活动。这是基本的硬件。另外还要包括这么几条：第一、学生和教授的自治程度比较高，第二、教授治校和学生社团比较发达。第三，政党活动不进入校园。

现代大学制度从11世纪起源，13世纪大体成型，16世纪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基本上由教会演变过来，是当时科学传统发展到相当程度时的必然结果，因为新知识体系需要新传授知识的制度。大学也是现代市民的产物，它的自治程度要高，这就是大学独立的意义。西南联合大学出现的背景，大体就依赖上述三种文化制度，那三种制度最后能落在实处，肯定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下。1949年前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包含的进步因素高，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所临时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建立的前提，是因1937年的战争。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抗战的准备。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的判断是：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战争对中国来说，越晚爆发越好。所以，当时希望中日之间通过外交渠道来延缓中日战争爆发的观点也很流行，在知识界，这个判断主要以胡适、陈寅恪、吴宓等为代表。他们受过中西两面教育，比较有世界眼光，他们对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基本判断影响了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轻易开战是因中国国力不行，国防力量更弱，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现代的海军、现代的空军，所以不能跟日本人仓促开战，仓促开战肯定对中国不利，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还是早已下了。抗战前两年，清华大学就把主要的图书、主要的仪器秘密运到了湖南长沙，在抗战前已经在长沙南岳建了校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开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邀请了全国各阶层的精英到庐山，商量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两国通过外交渠道不能延缓战争爆发，中国应该如何抗战以及教育文化应该如何保存。庐山谈话会，是非常开明的会议，请了各阶层的人，会议名单是做过南开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开出的，他给蒋介石看了名单，名单上有郭沫若，但郭沫若没有去。何廉把名单拿给蒋介石看的时候，看到有郭沫若，蒋介石还很高兴，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北伐时期，郭沫若写文章骂过蒋介石，蒋介石对郭沫若有印象。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都在庐山开会。西南的建立与这个会议有关，蒋介石接受了以胡适、王世杰、傅斯年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建议。

胡适大体上提了四条主张，最重要的一条是战时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那时有很多人的意见是说是大学不要办了，要么办临时短训班，让大学生赶紧上前线。还有一种主张是大学为战争服务，比如学化学的赶紧做，学物理的赶紧做枪炮。胡适的战时教育常态化的主张，与他对世界的了解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许多国家调大学生去前线打仗，伤亡很大。战争结束以后，国家发展，人才显得明显不够。竺可桢当时也有这样的认识，他说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患不足惧，最怕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新的知识，没有坚强的意志。大学是为国家培养领袖人才的。

从事后的事实观察，政府接受了胡适战时教育就是平常教育的建议，该学习什么学什么，跟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课程也要讲，哲学、文学、艺术都得讲，不能说要打仗了，就把大学改成短训班。正是接受了胡适的意见，决定建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东南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合大学没有搞起来，西北联合大学搞了不到一年就散了，与抗战共始终的只有西南联合大学。胡适的第二条建议，就是尊重同等学历，一是为了救济天才，二是防止造假，因为国家在抗战时期，强调学历会导致人造假，人就变得不诚实。第三条就是大学独立；对大学独立，胡适解释了两点，一是政出大学，大学里不能有政党活动，二是政府官员不能做大学校长或者大学的董事，以防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干涉校政。第四条，政府应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比如提倡在中小学读经。

西南联合大学一开始由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那时候蒋梦麟在杭州。西南联合大学一开始设计的模式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联合组成，但三校各自保留独立的学籍，不设校长，只设常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是杨振声，他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

西南联合大学一开始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京沦陷后，政府才决定迁到昆明，1938年，正式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合大学一共有五院，即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1946年西南复员北上时，为感谢昆明九年来的支持，把师范学院留给了昆明，建立了后来的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建立的一所大学。当时政府任命胡适是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但胡适最后没有去，那个时候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做驻美大使。胡适自己说，政府有意把他从军到海外去，后来文学院院长由冯友兰担任，但胡适始终认为他自己是西南的一个成员。胡适过去讲过他20年不谈政治，但在抗战时期做了驻美大使，曾受人非议，但胡适认为这不叫从政，这叫战时征调。国家有外患的时候，作为公民为国家分担责任在所不辞。当时西南联合大学也请了周作人，在文学院做教授。但周作人没有去昆明，那个时候到了昆明的人特别希望周作人能来，当时知识分子对日本有判断，周作人留在沦陷区，日本人一定会打他的主意。果不其然，周作人没有跟他当年的同事到昆明去，最后下了水。

当时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中国三代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出生和教育上来判断是三种类型，这种三种类型分成教授和学生两个群体。教授群体包括两代人，第一类，像胡适这一代，还有陈寅恪、梅贻琦、蒋梦麟这部分人，出生年龄在1890年前后。这个时段内出生的人，可以接受中西方两面的教育，一个是他们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同时他们大部分人到西方受过教育，或者考察过西方的教育，当时他们的年龄在50岁左右。第二类教授群体，就是1900年前后到1910年，就是费孝通、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人。这一批知识分子也是两面，就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言，他们不好和上一代相比，相对来说传统教育在他们身是弱化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国学素养不太能跟前一代相比，但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留学欧美的，如潘光旦、钱钟书、费孝通等等，他们的西学又比前一代要好。西南当时有一个统计，在179个教授中，留过美国的有80多个，留过英国有30多个，留过日本的比较少，有3、4个，没有留学的很少。三个校长，蒋梦麟是留美的博士、梅贻琦是留美的硕士，张伯苓虽然没有留过学，但考察过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也是有世界眼光的。五院院长全部是留美的。各系的系主任大部分人都是博士。在西南，从这两个教授群体中可以大体判断出他们的文化背景，基本可以说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西南联合大学实际上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融合了中西文化两面，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一个硕果。第三类就是西南的学生。一般是1925年前后出生的，如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王浩、何兆武等，他们的教育也基本上是中西两面。192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在西方受过教育。后来杨振宁、李政道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何炳棣、王浩、邹谠、殷海光在政治学、逻辑学、史学等方面，能获得很高地位，与他们在西南的文化基础分不开。西南学生中也出了很多作家和诗人，比如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是西南学的学生，还有汪曾祺，林蒲、吴纳荪等。因为西南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导了整个学校的价值，所以为后人留下很多启示。

最重要的启示还是大学独立。当时教授评议会很重要，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南联合大学很头疼的。1939年后，陈立夫做教育部长。政府有一个规定，说在西南联合大学里面做院长以上的人，都得是国民党党员，但西南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那时许多教授对党派进入校园活动是比较反感的。当时教育部还想要西南联合把大学教材统一，西南联合大学马上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说人们各校办了这么长时间，各个学校有自己的成规和传统，不必再另搞一套。西南学时期，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在学校和政府之间，学校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不是说政府不应该对学校管理，也不是说没有管制，比如在经费上，校长与政府还是要保持良好关系。事后观察，西南时期党化教育程度很低。所以西南1946年回到北方的时候，国人对这个学校共同的评价是：堡垒，宽容精神。

西南的成功，还有一个原因是三个校长合作比较好。知识分子多的地方，矛盾也多，学校里面勾心斗角的事也不是没有。西南初期，三个学校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张伯苓、梅贻琦筹办西南的时候，也各有各的心事。当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先去了昆明，他当时的决心比较大，他觉得如果那两个学校不来，也要办这个学校。但三位校长一旦在一起工作，合作得非常好。当时西南大部分事由清华校长梅贻琦管，蒋梦麟在后期做了政府行政院的秘书长，管事就更少了。张伯苓常在重庆，他跟蒋梦麟讲过，我的表你代着就行了。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还要归之于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生根，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1949年以前，不是一个空的观念，而是真的落在了实处。知识分子以传统教养和西方价值融合起来做事，来判断人。西南后来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学生，他们在延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殷海光，后来到台湾办《自由中国》，他就说过自己一生的思想背景是在西南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确实给很多学生以心灵滋养。还有王浩，后来到美国去，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回忆，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做事都暗合自由主义传统。

通过对西南历史的叙述，人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承担重要责任，而大学要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为其主要气质，也就是说，国家不能随意对大学事务进行干预。

钱学森之问的核心，人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也就是说，国家不能垄断高等教育是创新人才出现的基本制度前提，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就在这里。

最近，中国最著名学府之一的北大，从2010年11月起，在医学部和元培学院试点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制度，将从2011年五月开始在全校推广，其中一项就是针对“思想偏激的学生”。思想偏激学生“被会商”，显然与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命背道而驰。其实，中国大陆从1949年后就一直在这种“被会商”教育模式下生存，学校不仅不能和西南相比，教师和学生素质也越来越差。此前的60年，中国除了拍马屁大师外，没有产生过真正的自然科学与科学的大师，也很好预言：在“被会商”制度下，未来60年也将不会有任何大师出现，包括拍马屁大师——这种大师，在前60年已然登峰造极了。

第四篇：学生好坏与成绩关系

成绩——现代人们最注意的一样东西。老师凭成绩奖罚学生，家长凭成绩了解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好坏。可是，这些成绩就真的能证明一个学生在学校学习的真正水平吗？有些人认为是的，成绩代表着这半个学期学习好坏，是一种验收成果。有些人认为不是，成绩这代表成果，并不代表学习的好坏，学下知识的多少。当我个人认为，并不全对。成绩可以代表半个学期或一个学期所收获的成果，为这些努力做一个总结。但成绩并不会代表一个学生的好坏。

在父母眼中，成绩是他们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到底学下没有，学下多少的验收。有些家长更不只这些，他们认为自己孩子的成绩是自己炫耀与羞愧的两面。自己孩子成绩好，当然可以在别的家长面前炫耀，一旦“落马”，就会感觉很难为情。成绩的下跌，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在其他家长面前说出口。

在老师眼中，用成绩决定学生好坏更是经常见到。班中选一个职务，即使是投票，老师也会限定，将成绩好的学生摆在投票人选里，可这样投出来的真能让众人心服口服吗？成绩好的人机会数不胜数，不好的人机会屈指可数。转回正题，学生好坏并不能从学习这一方面看出。老师教育我们：要想以后成功，必须学好知识。确实，当今社会注重学业，企业需要拥有博士硕士之类高等学位的人才。可他们真的全是人才吗？他们的品格呢？这一项重要的东西，往往在学习时，就被忽略。

学生好坏，除了成绩不是还有品格这一方面嘛。成绩好的人，品格就真的完整无缺吗？成绩不好的人就真的缺少品格吗？这样认为的话，就都可以说是缪论。一个拥有好成绩，却缺少做人基本品格的话，那还算是一个真正的好学生吗？一个成绩并不好的人，拥有做人最基本，甚至更多的品格的人，就不能成为好学生吗？

学生在学校学习，是在学知识，而不是家长攀比的工具，有些老师鼓励嘲弄的人偶。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为了成为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家长心目中的好孩子，考试时，都会偷偷作弊，那还存在什么考核之说呢？虽然是作弊的学生是自制能力差，但真的和那些没有关系吗？自然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学生好坏和成绩虽不能说没有关系，但也没有过大的关系。

希望，家长老师们可以不要用成绩评论一个学生、孩子的好坏，这会助长他们形成不正之风的。学生学习是学知识，并不是比能力。

第五篇：周易与人生哲理

《周易》与人生哲理

《周易》与人生哲理

《周易》提出了一系列为人处世的原则，其中不少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指导意义。

一、处理天人关系的三大法则：识天、顺天、乐天

天人关系是《周易》哲学的主题。《周易》关于吉凶祸福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规律。《周易》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总是用自然现象来类比社会现象，用自然现象的己然性来论证社会现象的应然性。这里，《周易》首先强调的是知天，即认识、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周易》用一整套特有的卦象系统，把自然界复杂的变化概括地予以表现，然后让人根据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去认识自己目前的处境，设计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比如蒙卦，上艮下坎，从卦象上看，是一座高山把泉水蒙盖住了。《象传》云：“山下出泉，蒙。”处在这种情况，就意味着，目前的局面较为蒙昧，但很有希望，只要能够启蒙、击蒙，让清泉流出来，就大吉了。再如晋卦上离下坤，离为火，为日，坤为大地，象征太阳出于地上，象征事业兴旺发达，君子贤人在位。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类比有些简单，失之牵强，但是这在几千年来的古人已经难能可贵的了。更为深刻的是六十四卦的整体排列所体现的宇宙变化，特别是伏羲六十四卦的排列，这个排列可以用来表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阴阳递转，显示春夏秋冬，二十四个节气；也可以用来描述天象的变化，把斗转星移囊括其中。更奇妙的是，这种排列不仅概括了中国特有的太极思维的规律，而且符合二进位制。因而发明了二进位制的莱布尼兹不能不承认，早在他之前数千年的中国古人已经知道了二进位制。有关六十四卦整体模型的系统研究目前已经相当深入，人们从这个复杂而又有序的动态系统发现了相当多的宇观规律。不仅六十四卦是一个系统，囊括了许多自然的规律，堪称宇宙的一个科学图式，就是一个卦，虽说只有六爻，其阴阳关系的“承”、“应”乘”比”据”的演变也是一个运动着的微型宇宙的抽象概括。很好地认识掌握这套符号系统，深入地灵活地操纵这具宇宙的动态模型，也就是知天了。知天，这是人生的第一要则。知天并不是目的。知天的目的是顺天。《周易》每一个卦都包含有顺天的含意。比如比卦，上坎下坤，坎为水，坤为地，水与地亲密无间，象征君臣关系融洽，臣尽力辅佐君主，而君也虚心纳谏，事业自然兴旺。涣卦，上为巽风，下为坎水，意味风行水上，象征事业发展顺利，故卦辞说：“利涉大川”。《周易》不仅用具体的卦象说明顺天的道理，而且在易传中明确提出这一概念。《革卦·彖传》在谈到商汤王、周武王的革命时，明确地说：“顺天而动，不失其时。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里，说得很明白：商汤周武王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原因就在于这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周易》与人生哲理

顺乎天”遵循天意之谓也，引申也可以理解成遵循自然规律，“应乎人”，合乎民心之谓也。天有它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要顺天，关键要抓住时机。时机抓住了，一帆风顺；时机失去了，后悔莫及。于是，《周易》提出“时”的概念。《系辞下传》云：“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这里提出“待时而动”的思想，十分重要。《周易》第一卦乾卦最典型地说明了“待时而动”的观点。为何处第一爻位置“潜龙勿用”?时机未到也，为何处第二爻位置，“见龙在田?”因为时机到了，“利见大人”，为何处第三爻位置，要“终日乾乾，夕惕若”?因为此为初战，关系重大，要胜而不能败„„屯卦(上坎下震)六二爻与**爻都有婚姻之象(六二与九五相应，**与初九相应)爻辞中都有“乘马班如”求婚媾”的话，为何六二爻所说的婚姻暂时不能成功(“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而**爻说的婚姻“往吉，无不利”呢?原因在于时机。六二爻所说的婚姻固有初九阳刚的牵掣，一时不能成功，需要“待时”，**爻所说的婚姻，万事俱备，因而求婚者一去就会成功。《周易》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变化之中，变是有规律的，“时”是变的规律之一。《丰卦·彖传》云：“日中则仄，日满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损卦·彖传》也说：“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成。”那么，人怎么办?《周易》认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性的地方也就那么几步，有些人善于审时度势，迅捷地捕捉住时机，一步登天，有些人则因一念之差、一步之迟而顿失时机，惜哉悲哉！古往今来，多少成败荣枯竟就在这一步之中，命乎?非也，乃时也！《周易》除提出知天、顺天等处理人天关系的重要原则外，还提出“乐天”的思想。《系辞上传》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全段话前面是讲“知天”、“顺天”，后面讲到“乐天”。何谓“乐天”?乐天就是对人生抱有达观的态度，超越具体功利的审美的态度。人生之苦，大多在过于执着于功利诸如金钱、名誉、地位之类。有了这些东西缠身，人就超脱不起来了，自由不起来了，快乐不起来了。” 人在世界上不能做到事事都如意乙一方面人应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次的成败、一事的成败看得过重。如若自己的理想、愿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也不应因此而颓

《周易》与人生哲理

废。就算这种不成功是“天意”吧，也应对“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人生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难道除了不断地办事业就投有别的吗?人当然第一要义是谋生，但最高境界却是“乐生”。乐天知命除了表现为对功名利禄的一种达观态度外，还往往表现为与大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徜徉山水，寄情自然，忘形骸于天地之外，这实是人生一大乐趣。熟读《易经》的孔子也不以“克己复礼”作为：他生命的全部，他与学生言志时，最推崇的人生态度还是曾哲的“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至于老子、庄子就更不用说了。《周易》“乐天”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甚大。陶渊明、李白就是两位最著名的代表。

二、处理人际关系的三大法宝：守正、中孚、尚和

天人关系虽然是《周易》哲学的主题，但《周易》探讨天人关系目的还是为人处世建立原则。《周易》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宏观的，而于人际关系的讨论是微观的。《周易》认为，人之处世，第一要义是要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周易晦卦六爻，由阴阳爻组成。阴阳爻各有其位。

一、三，五爻位为阳位，二、四、六爻位为阴位，阳爻据阳位，阴爻据阴位，这叫当位。如若不然，则叫失位。当位叫“正”，失位叫“失正”。六爻位中，二、五爻位又尤其重要。它们分别据下卦上卦中间的位置，故称中位。如果是阴爻据二位，阳爻据五位，则又中又正，称“中正”。按《周易》的观点，守“正”、据“中”都是吉祥的，反之失正是不吉祥的。“守正”这是《周易》推崇的为人处世的第一法宝。按照《周易》的观点，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不例外。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应处的位置，如若这样，世界就是有序的了，就不会有祸乱产生了。以此观点推论，社会上种种祸乱产生乃是某些人不安分之故，比如君不安君位负君主的责任，臣不安臣位守臣子的职分，那么，这个天下就乱了。一个家、一个企业、一个团体也是如此。这个观点虽然偏于保守，但亦有合理之处。《周易》推崇的处世法宝第二当是“中孚”。“孚”，诚信的意思，“中”，在这里表示出自内心的意思。前面我们谈到，《周易》的哲学是主体论哲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周易》谈主观能动性包含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要“和同于人”富以其邻”。这就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靠什么去联系群体的心志，靠什么去争取他人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呢?《周易》明确提出，要靠“有孚”，即靠诚信。诚者，真也。只有真情才能换取真情：只有挚信才能换取挚信。这个世界的维系并不完全靠金钱、权势，也要靠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信赖和相互帮助。而这些属于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东西又往往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得，用权势可以掠取的。《周易》强调“孚”实在是深刻之至，非是饱经人世沧桑者不能有此体会。《周易》谈“孚”很

《周易》与人生哲理

多，“孚”宇在《易经》中十几个卦中出现，几占全部的三分之一。这些出现“孚”字的地方，大多阐明这样几个道理：

第一、如果缺乏诚信，就会出现思想隔阂，就会产生纷争。比如讼卦，卦辞就说，“讼，有孚窒惕”。就是说：为什么会去打官司呢？是因为彼此的诚信被窒塞了，这话说得很对。人与人之间，难免不发生利害冲突，但如果能开诚布公，相互谦让，至少不会闹到非公堂上相见不可。

第二，如果有诚信，则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或好上加好，比如小畜卦**爻辞说：“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意思是：有了诚倍，就可离去忧愁，脱出惕惧，自然，也就无事了。又如大有卦六五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意思是：他用诚信交接上下，得到大家的拥护、尊敬，因而很威严，吉祥如意。

第三，诚信比物资重要。《周易》有好几个卦提到“孚乃利用禴”。“禴”是古时祭祀之一，《周易集解》：“禴，殷春祭名也，四时祭之省者也。”这种祭祀春季进行，祭品菲薄，但心很诚。按《周易》的看法，只要心怀诚信，哪怕是薄祭鬼神，也能得到鬼神的保佑。这样说来，心诚比什么都重要，《既济》卦九五爻辞说得更明白：“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第四，诚信也要落实在帮助人上。讲诚信不能只是口里说说，而要落实在行动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在帮助人的具体行动上。《周易》有好几个卦在谈到“孚”时与“富以其邻”联系起来。何谓?富，以其邻”，就是要让邻居也富起来。小畜卦九五爻辞云：“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传》解释此句云：“有孚挛如，不独富也。”不独富”也就是要让大家首先是邻居也富起来。

第五，只要处处以诚信待人，广施恩惠，其实是不必去问吉凶祸福的。益卦九五爻辞说得很清楚：“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你以诚待人，人被感动，自然也会以诚待你。如果是这样，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有众多的朋友相助，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吗?你自然是万事如意的了。

第六，诚重要的是出乎“中”，那就是说诚要做到真正发自内心。《周易》有“中孚’一卦，《中孚》卦三，上巽下兑，上下各为两阳爻，中为两阴爻，柔在内刚得中，说明内心是谦逊的、诚恳的。中孚卦的卦辞云：“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意思是；心中诚信，用小猪、鱼去祭鬼神，也能获吉，渡大河有利，占问有利。” 《周易》关于“孚”的思想后来为儒家大加发展，提出“立诚”这一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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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作用。《周易》推崇的处世第三法宝是“和”。“和”在《周易》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与“中”常常联：在一起，号称“中和”。“中”要求做事不走极端，要适度，“和”则要求与他人关系要谐调，要顺畅。“中’是讲个体所处的位置，“和”则是讲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往往以“中”为前提，“中”往往以“和”为归宿。“和”的思想体现在《周易》的整个体系之中，而整个《周易》体系就是一个生命通达、循环不息的和顺的整体。阴阳和顺是{周易》尚和思想的精髓。阴阳和顺指的是性质相对或相反的事物的交流、沟通与统一。《周易》中爻位的关系，特别强调阴阳相“应”相交”。泰卦为什么是个吉利的卦，原因在于泰卦，上坤下乾，六爻不仅都阴阳相应，而且阴阳相交。《周易》的哲学一方面强调“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另一方面又强调“合”，阴阳相应、相交、相合。“分”是发展；“合”是提高。“分”是否定，“合”是否定之否定。阴阳相合的思想体现在人天关系中，则为天人合一；体现在人际关系中则是人人相和。《周易》中许多卦讲人与人之间如何做到“和”。比如家人卦，上巽下离。巽为风，离为火，《象传》云：“风自火出，家人”。风与火关系密切，风助火势，火亦助风力，相得益彰，《周易》以此来比喻一家人的亲密关系。一家人如何做到和?家人卦提出“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男女各职其责，务正其位，夫唱妇随。《周易》有个同人卦上为乾下为离，它是讲朋友之间和同的。这个卦提出了一系列很可宝贵的关于和同的思想。比如，它提出“同人于野，亨”这“野”可以理解成原野，也可引申为宽广，就是说与人和同，胸怀要象原野那样宽广。再比如，它提出“和同于人”要“利君子贞。”贞”可训为正，“利君子正”就是说，利于君子守正。朱熹解释：“与人同心，足以涉难，故曰‘利涉大川，与人和同，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贞也。”朱熹的意思：与人同心，本是好事，人多力量大，可以克服大困难，但是与人和同，如果动机不正，心术不好，也可能弄在一起干坏事，所以同人卦说的“利涉大川”只是对君子而言的。《周易》中也有一个讨论不和同的卦——睽卦，上离下兑，离为火又为中女，兑为泽又为少女，《彖传》评论此卦：“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火向上动，泽而下动，方向相反，象征不同心同德，又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两个女人在一起，全是阴，缺阳，意见又不一致，所以办不成事。从卦象看，初九与九四不应，九二与六五倒是相应，但九二阳居阴位，六五阴居阳位，还是有所憾惜。六三与上九相应，但六三阴居阳位，也有所睽违，上九处睽违之极，能够有六三来相应，不失为一种安慰。上九爻辞是：“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意思是，上九处睽违的极端，孤独烦燥。恍惚中见一头猪背负污泥、拉着一

《周易》与人生哲理

车鬼跑来，惊慌之中举弓射击，可仔细一看，不是强盗，而是来求婚的，如果能遇上一阵雨则可获得吉祥。为什么说是求婚的?因六三来与之相应。为什么遇雨则吉，因为雨在古人看来是阴阳二气交和的产物；遇雨则吉，暗喻和合。中孚卦九二爻辞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好一幅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和合融洽的美好场面。守正，中孚，尚和－－这是《周易》作者从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中所总结出来的处理人事关系的三个基本法则。

三、处理一切事务的三大要义：果决、审慎、适变

人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种种不同韵处境，要处理种种不同的事务。要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在可能的条件下取得最好的结果呢?《周易》通过六十四个卦的解析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具体的指导。概括起来，《周易》认为处事的基本态度是果决、审慎、适变。果决与审慎是不能分开的，离开审慎的果决是鲁莽，而没有果决的审慎是无能。读《周易》，我们强烈地感到自始至终警钟长鸣，号角长鸣。《周易》的第一个卦乾卦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意义。乾卦第一爻“潜龙勿用”。为何勿用?因为力量不够强大，又时机未到，此时的任务是积蓄力量，是等待时机，切忌轻举妄动。到九二爻，形势不同了，时机到了，也有一定的力量了，此时就要果决地跃出水面；到广阔：的田野去寻找可能赏识自己、提拔自。己的“大人”。时的过分小心、犹豫只会坐失良机，到九三爻，“龙”(比喻“君子”)已经面世，并且得到了“大人”的赏识、重用，此时应该集中全力，殚梢竭虑办好上司交给的第一件大事，犹如诸葛亮出山之后，指挥火烧博望坡的那一仗。这一仗在诸葛亮一生的戎马生涯中只能算一小仗，但其意义却非同寻常。那么，怎样对待这件事呢?爻辞讲得很清楚，“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既要果决，又要审慎。第四爻位较为放松，到第五爻位，又要警惕了，即使是飞黄腾达至极，也要防物极必反。果然；到第六爻位，因为飞得太高了，无处再可发展，因而后悔了。整个乾卦，从初爻到上九乃至到用九，回响伪就是号角与警钟，令人感奋不已！《周易》中有个履卦，比较集中地谈风险意识。世界上的事，顺顺当当的当然有，但也有好一些是并不顺当的，有些事真要去办，还要冒些风险。当然，不去冒险，自然较为平安(也只是一般而言)，但也必然是平庸；无大成就。世上凡干大事者，无不历经风险，没有风险意识，没有敢闯难关的勇气，没有临事果决的魄力，怎能取得超乎寻常的业绩呢?在战争中两军对垒，战局风云莫测，取胜者，大多是指挥果决、敢出奇兵、敢冒风险的一方。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果决、勇敢必须以科学的分析作基础，必须以审慎粗辅佐，否则就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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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愿望的反面。履卦上乾下兑，卦中唯六三爻是朋爻，其他全是阳爻，六三爻是成卦之主，它可以说是处在群阳的包围之中。《彖传》曰：“履，柔履刚也。”履，踩的意思，一柔踩在五刚之上，局势是危险的，卦辞曰：“履虎尾，不嘎人，亨。”“履虎尾”形象地说明了局势的危险，但何以老虎没有被激怒，没有去吃人呢?原因是势单力，薄的六三爻巧妙地借刚护柔。一方面，六三爻与上九爻相应，可以借上九的力量给予帮助，另千方面＼它又“承”九四爻，可以取得九四的庇护。当然；它“乘”九二，是有些不利的，但有利的因素比不利的因素要大，因而虽“履虎尾”，但无害。就字义来说，“履”通“礼”。《序卦传》说c“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这就是说，虽然践履但没有违礼。“礼”指礼制，引申可作规范、规律理解。履虎尾是很危险的，很危险却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跟不违礼很有关系。“履虎尾”，需要勇敢，需要果决，但不违礼，需要审慎，需要智谋。《周易》就是这样教人将勇与谋，果决与审慎很好地结合起来。《周易》最后一卦“未济”卦格外值得我们重视。未济卦上离下坎，“火在水上，不相为用”，意味着事情没有办成功。事情既然还没有办成功，当然还要努力。《周易》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这种卦序，使得《周易》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生生不已、不断发展进取的体系。现在，我们再来谈这种不成功的原因。从卦象来看是水在火下，水火不相为用，从卦爻辞来看是正在渡河的小狐失之审慎。卦辞曰：“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汔济”，几乎要渡过去了。小狐也就在这个即将胜利的时刻掉以轻心，也许是太高兴了，它不慎将尾巴濡湿了，结果因尾巴的拖累没能渡过河去。功败垂成，其教训是无比惨痛的。虽说《周易》谈自强不息，谈果决很多，但给我们印象更深的，还是警惧、审慎。它不乏青壮年进取的气概，但更多的我认为倒是老年人的忧患和智慧。《周易》名之为“易”。易的解释很多，但“易”最基本的意义——“变易”，恐怕要肯定下来。《周易》不论从它的内容还是从它的形式来看；它都是讲变化的书，讲宇宙自然怎么变，人类社会怎么变。讲这些变，落脚点还是人应该怎样在这种变化韵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系辞下传》中有这佯一段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餍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话的意思是：《易经》作为一种筮书是不可以离开的。它讲的道，屡屡变化，没有停止的时候．道的变化就普遍流转在六又的位子上，上下位于的变化也没有一定，刚柔相互转换，或刚变为柔，或柔变为刚，不可作为定规。对于人来讲，最重要的是根据变化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变作为自己行事的法则。“适变”是《周易》谆谆告诫人们的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则。适变的前提是知变；也就是说要知道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变。化韵原因、规律。关于这《周易》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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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多。《周易》认为；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变动不居，乃是因为构成世界的两种基本因素或者说两种力：阴与阳(亦即柔与刚)在不断地发生冲突。《系辞上传》说得很明白：“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种变化的积极成果则是天地万物的发生、发展。《周易》认为，事物发展是经过了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当事物发展到了它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它就要发生突变，向另一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系辞·下传》所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根据这种变化的理沦，所谓吉凶涡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的命运也不是不变的。泰可以变成否，否也可以变成泰。因此，你不必为自己目前淹蹇的处境而灰心、颓丧：，你可以创造条件，改变这种处境，争取光明的前途。同样，你处在极为顺利处境，并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也不要为幸运喜昏头脑，要当心物极必反，要为自己留下余地，留出退步，否则则可能“泣血涟如”，后悔莫及。《周易》肯定宇宙万物是变的，人的富贵穷通也是可以变的，这就否定了一成不变的宿命论。《周易》与别的占谊书的根本区别首先在这里。《周易》虽然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周易》并不认为人在规律面前是完全无能的，它强调人可以认识、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以变应变，唯变所适。这就非常了不起。承认规律可以认识，可以掌握，这就无异于说，人可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整个《周易》讲的就是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周易》中占筮的形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人生哲理。从本质上采看，《周易》是一部哲学著作，是一把握人生的金钥匙。{周易》最大的可贵就在于它不仅揭示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而且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掌握这些规律，从而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好的结局，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变与适变是《周易》的全部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