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然是对你最好的忘记纪实故事（本站推荐）

第一篇：漠然是对你最好的忘记纪实故事（本站推荐）

春末夏初的时光，阳光煦暖，空气里溢着花的芬芳，街道旁边的石榴树上朵朵红花灼然盛开，她一只胳膊挽着爱人的手臂，悠闲地走，另一只手轻轻地抚在微微隆起的腹部，那里，有她的宝贝在快乐成长。

不过是眼梢微微一望的瞬间，就看到了他。

他一手拿酒，一手提菜，步履急促，正从旁边超越他们。平行的瞬间，她看到他的脸，曾经的阳光俊朗早已不在，换上的是中年男人的沧桑和委顿，眼角下垂，胡子蓬乱，几缕白发从鬓间跳出来，随着他走路的频率一路摇摆。他显然没有认出她来，迅速地越过他们，把一个清瘦微驼的背影留给了她。

而她，没有惊诧，没有停步，甚至，连心跳的频率都没有改变。只是在他走过之后，漫不经心地对身边的爱人说：“那个人，我们以前谈过。”爱人亦不经心地问：“哪个？”她用手去指：“就是那个……”

前面那个背影早已消失在人海。话题便没有再延伸，她携爱人的手，继续坦然悠闲前行。爱人问：“中午吃鱼吧，多吃鱼宝宝聪明，你想吃清蒸的还是红烧的？”她低头浅笑，答：“怎样都行。”

曾经设想过许多种和他相逢的场景：激动，愤怒，躲避，却独独没有这一种：平静，安然，如同路人，不为所动。

她爱过他，很多年前。

那时候，她纯情、浪漫，以为爱情可以超越一切，以为爱一个人便是一生一世。后来，他用背叛告诉她，原来，爱并不是那样。原来，这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都可以收买爱情，一个好的职位，一套房子，或者一个有钱的老爸……

分手后，她以为自己会活不下去。可是，她没有。她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那个人，过着恬淡美满的生活。

为她今天的幸福，她甚至要感谢他当初的背叛。

她发现生活在一点点地矫正她的错误，那些单纯、执拗和仇恨，终究会慢慢变成丰富、宽容和原谅。

而现在，她又明白了一点：原来，漠然便是对一个人最好的忘记。不再心痛，不再怨恨，不再关注，曾经火热的感情早已平息，满腔的怨怼也已烟消云散。他不再是心上那个让你牵扯着疼痛着的人，他年轻或者苍老，幸福或者痛苦，成功或者失败，于你都无关紧要。即便是这样的相遇，也不过是路人而已。

是的，过去他是情人，现在，不过是路人甲。

第二篇：忘记兑现的支票纪实故事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年连遭打击。一份可以给家人带来微薄收入的工作，被老板辞掉。父母又轮番病重，他仅存的一点余款，全部交给了医院。而妻子又在此时怀上了孩子。在困顿的夹击中，他几乎无力继续支撑。

而同样从乡村出来的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手头不仅没有丝毫的积蓄，还欠下银行几万块的学费。陪他去医院看望父母的路上，除了与他说说闲话，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宽慰，我几乎无力再给予他任何切实的帮助。经过一片繁华的商业街时，看着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们，在饭后悠闲地散步、逛街、购物，伤怀愤懑之中，我对朋友说：“如果我现在有两万块钱，我肯定分给你一万块。”

朋友只轻轻说一声“谢谢”，便将脸别到一侧去，假装看远处的风景。拥挤的马路上，我俩提若为他生病的父母和怀孕的妻子准备的鸡汤，无声无息地向前走着。我知道我无力的安慰，对于此时的朋友，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生活继续流淌，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顺水而行。

一年后我便离开了那个城市，我的事业与家境，慢慢开始好转。到后来，我不只可以给朋友一万块，十万块也没有问题，但我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疏于跟他联络，渐渐就将曾经说过的话给完全地忘记。

许多年之后，我们无意中又联系到彼此。在一次聚会上，朋友喝下几杯酒后，突然举杯站起来，朝我鞠一个躬，说：“知道吗，你有一句话，一直到现在还在温暖着我，而且，会继续将我温暖下去。”我诧异，看着他微红的脸，以为他喝醉了。因为，我实在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什么样感人肺腑的话，让他十几年后，还念念不忘。朋友停顿了片刻，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还记得吗?那年我很困顿，你说，如果当时有两万块钱，你就会分我一万块用。这句话，到现在，每次想起，还会将我的心结结实实地温暖住。”

我记得当时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我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可是我并没有那样做啊。”朋友笑着回答：“那时同样贫穷的你，能有这份心，就足够让我铭记一生了。”

又想起年少的时候，有一天父母干活回来，在院子里用毛巾疲惫地擦洗着身上的污垢。我站在他们后面，看母亲时不时地直起腰来，用拳头捶一捶酸痛的后背，便走过去，用自己使不上多大劲的小手给母亲轻轻地按摩着。我一边按摩，一边还逗父母开心，说：“等我将来读完大学，挣了钱，一定给你买最好的按摩椅。让你累了往上一躺，不仅浑身舒适，而且很快可以睡过去，做一个烤面包一样又香又甜的好梦。”

我记得当时母亲转过身来，一怜爱地帮我整整衣服，说“爸妈不累，不用你买什么东西呢。”我年少粗心，并没有看到母亲重新转过身去的表情。

等我大学毕业之后，真的挣了钱，我却早已将那个诺言忘记。甚至，因为要买房结婚，我还不得不接受父母半生攒下的积蓄。我很少买什么东西给父母，而他们每次打电话，总要问我需不需要钱花。

有一天，母亲与几个邻居坐在家里喝茶，聊起各自儿女小时的事情。母亲说：“我们家孩子，从小就很懂得体贴大人呢，十岁时看我们干活累了，便说将来给我们买按摩椅，到现在，每次想起他的话，我还觉得心里暖烘烘的。”我隔窗听着母亲语气中的自豪与幸福，想起自己毕业以来、给父母所添的麻烦，心底的愧疚，雾气一样升腾起来，一直氤氲到眼前变得模糊不清。

我们究竟欠下了朋友与家人多少这样忘记兑现的支票呢，我们又究竟许下多少说过便忘，却被别人感恩般地记住一生的诺言?我们打下的那些白条，在岁月里发黄，却在一些人的心里始终新鲜饱满着，宛若一朵秋天的雏菊，以最动人的姿态，绽放在微凉的风中。

而我们，又待何时才能够真正地兑现我们写下的、一张又一张深深温暖过亲朋的支票?

第三篇：最担心的是你纪实故事

清晨，我开着车去公司，突然一辆车紧贴着从旁边超了过去，只听“吱”的一声，我的车门被刮出一道长长的划痕。

我把车停到路边，正想骂那个“冒失鬼”，看到那辆车里钻出一个神色慌张的年轻女人。她面如土色，匆匆向我走来。

“实在对不起。我刚学会开车，技术还不熟练。我会赔偿您的一切损失。”一到跟前，她就忙不迭地认错。可她一回头，发现自己的新车也“挂了彩”，前胎也瘪了，女人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你怎么了？”我吓了一跳，“别哭啊，别人还认为我欺负你呢。”

“这是两天前我丈夫买的新车。”女人抽泣着说。新车刚买了两天，居然就被自己弄坏，实在无法面对整日在外辛苦挣钱的丈夫。她越说越伤心，眼泪止都止不住。

看到女人这样，我不由得产生了同情，但不管怎样，事故报告书上需要填写驾驶证和车辆保险的相关信息，先得解决正事。她打开储物箱，拿出装有相关证件材料的信封。

“这是我丈夫为我应对突发状况准备的。”女人一边说，一边从信封里往外拿材料。

看到材料的一刹那，女人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只见在她拿出的材料中，第一页上用粗笔大大地写着这样一句话:“亲爱的，万一你真出了事故，一定要记住：我最担心、最爱的，并不是这辆车，而是你。”

第四篇：我们找过你纪实故事

黄昏时分，游击队试图袭击敌人的据点。

他们远远低估了敌人的实力。

距据点还很远，他们就被警惕的狙击手发现。狙击手连开两枪，他们失去两名队员。据点里的士兵随即扑出，甚至，从一棵树的后面，闪出一辆坚不可摧的装甲车。游击队匆匆撤退，却在撤退的途中，扔下一名队员。确切说是找不到他——有人见他腹部中弹，又有人见他肩部中弹，然后，便不见了。也许他死在草丛，也许他滚下山坡，也许他成了俘虏，正在接受治疗或者严刑拷打。总之，当游击队撤回驻地时，10个游击队员变成了9个。

然后，队长将6名队员分成两组，趁夜色再一次趟过小河，爬过山坡。当然不是试图再一次袭击敌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找到那名失踪的队员。

天亮前他们必须撤离驻地。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半个晚上。

凌晨时分，第一组撤回来，他们一无所获。

第二组随后撤回，他们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又失去一名队员。黑暗中他失足掉下山崖，一个锋利的石刃，将他的脖子切开。

时间急迫，他们甚至来不及悲伤。几个人将死去的队员埋葬，然后开始了迅速并且危险的撤离。他们走出不远，发现路边挣扎着一团黑影。黑影正是失踪的队员，身上至少有五处枪伤，一条腿血肉模糊——尽管气若游丝，可是他还活着。看到战友，他咧开嘴，笑笑，吐出一口血。我爬回来的，他说，在路上，我干掉了一匹狼。

队长匆匆安慰他几句，又扎了简单的担架，几个人轮流将他抬到村子。即使他还活着，可是没有人相信他能挺过来。可是几天以后，他竟然奇迹般地站起，又过了两个月，他再一次拿起枪，与他的队友们并肩作战。

有时候，队长会有事没事凑近他，说，我们找过你，六个人，分成两组……

我知道。他说，我一个人爬回来，躲进草丛，敌人在我面前晃过来晃过去……

我们真的找过你。队长说，找了大半夜，为此还牺牲了老耿……

我知道。他说，我的身体不停地冒着血泡，我想，我可能爬不动了……

我们找遍了山脚的石林……

我知道，可是我没有看见你们。我一个人在石林那里休息了一会儿，我的一条腿就像砸烂的鱼尾……

我们找遍了河边……

我知道，可是我没有看见你们，我在河边喝了点水……

可是我们真的找过你……

我相信。他抬头，看着队长，说，别说了。

每一次都是如此。队长向他表白，向他发誓，队员向他表白，向他发誓。可是似乎他对他们的话心存狐疑。后来战争结束，他和队长一起回到村子种田，队长仍然时常与他谈及此事。

我们找过你……

我知道。

我们真的找过你……

我真的知道。

嘴上这样说，然而他的表情，似乎坚信曾经的队长将他抛弃和欺骗。他让队长自责并且痛苦。

秋天的时候，一头野猪闯进山林，全村二十多个男人前去围堵。到最后，野猪虽被活捉，却不见于他。村人将大山翻了三遍，仍不见他。

他突然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三天以后，终于只剩下队长还在努力。

第四天，队长在一个废弃的陷阱里找到了他。他已经奄奄一息，胸口上插着一根尖尖的竹子。

我这就回村里喊人。队长说，你再挺一会儿。

真的不用，我马上就要死了。他抬起头，说，也许我早该死了，我没死，只因我在等你。我知道你会坚持到最后，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看到你，足够了。

别乱说，再挺一会儿……

我没乱说，我真的要死了。他喘息着，看着队长。我等你，只因我想对你说一句话——我相信你们找过我，真的相信。可是你们为什么总是怀疑我真的相信你们找过我呢？

第五篇：哦你是我的父亲纪实故事（最终版）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先父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因开发金门岛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门岛人民在岛上为先父建立铜像,以志纪念。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像,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小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小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14岁的我,便提出了加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