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权利与权利平衡: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石的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高校权力 学生权利平衡
论文摘要:随着依法治校原则的确立,如何使高校明确权责,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切实维护学生的正当权利,已经成为社会吝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对法治含义的模糊认识,造成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学生权利而忽视高校管理权力的现象一。对高校权力进行正确的解读,对学生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途径。
随着依法治国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人,传统高校运作模式显然已经不能符合科教兴国的需要。近年来,高校传统管理中,由于高校权力过大而侵害高校学生正当权利,学生与校方诉讼案屡见报端。如何使高校明确权责,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切实维护学生的正当权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今后高校自身改革、自我完善的重点。但是由于对法治含义的模糊认识,造成片面强调学生权利而忽视学校管理权力的现象。一时间文章中铺天盖地的都是强调学生权利,甚至也仿照法学中的提法提出了学生权利本位的主张。(以下简称学生权利论者)其实这一切都是对于权力概念的误解。而且这种提法也无助于漠视学生权利问题的解决。除了空谈尊重学生权利和提高学生权利意识以外,再无他法。
一、对高校权力的正确解读
权力在政治社会是一种最经常的存在,是最为重要的法现象之一,足以与权利的地位相并列。从权力设置的目的来看,社会通过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是为了社会管理的需要,是因为要求国家履行社会需要的职责。设置权力,是因为社会需要国家行使其管理职能,担负起保障社会主体的利益、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础。高校作为以实施社会公共教育为目的的公团体,在职务上享有的自主管理权是法律、法规明确赋予高校的公权力。从高校自主管理权产生的过程和性质来看,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不是一项民事权利,而是政府下放给学校独立行使的行政权,它是一种必须根据公认的合理性原则行使的公权力。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是指:为维护高等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依法享有的对本校学生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的权力。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反映生活现实,在理论上承认高校权力应有的地位,片面强调学生权利其实是对高校权力的一种误解。学生权利论者的文章通常认为我国传统高校管理主要用义务性规范设计学生管理制度,这使得对学生的管理实际上是以学生的义务为本位,而不以学生的权利为本位。在这种传统教育理念的配下,学校权力会不由自主地任意扩张,从而与法治国和“教育法制化”的理念在有关学生权的保护方面发生冲突,因此高校教育必须坚持以学生权利为本位。然而以此为逻辑基点,采用权利义务分析框架,却基本上将权力排除出了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我们常看到这样一种反常现象:一方面,学生权利论者有感于现实生活中高校权力的强大而显得忧心忡忡,心怀戒惧,竭力要限制、压制甚至贬低高校权力;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却义不正视、不重视、不研究高校权力。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
学生权利论者对待高校权力的不切实际的态度,造成了他们对高校权力很大的误解,以至基本上将高校权力看成了一种“恶”,这种认识导致他们从理论上否定了太多的权力,而这些权力对于任何一个高校运转来说又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无数的事实表明,在正常社会状况下,权力同权利一样,其性质也是“善”的,只是在权力的扩张打破了权利一权力平衡、挤压并侵害了权利之后,它在特定的方面和相对应的程度上才具有了“恶’,的性质。学生权利论者虽然也承认有合法、正当的权力,但他们把合法、正当的权力的范围划得很小,以至于若真按他们的标准来衡量,当今高校都在行使的很大一部分权力,都只能被归类于不正当和不合法的权力的范围。事实上,从教与学的关系区分.学生对学校是一种从属的活动关系,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学生要服从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要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不能随心所欲,任意行事,不能权利没有边界。这就需要学校的管理,服从学校的管理安排。很可惜,学生权利论者在理论上完全否定了这些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在现实管理中,常有学生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被学校开除学籍而以受教育权被剥夺,将学校诉诸法庭,对此也常有舆论、媒体附和,以至于学校对学生不敢管理,对违规违纪行为不敢处理。实践上等待人们的决不可能是法治高校,而只能是混乱和教学无法进行的状态。
二、权利与权力平衡的理论依据
在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权利有权利应有的法律地位,权力有权力应有的法律地位,它们应当各得其所,各守分际。只要各得其所,各守分际,权利和权力就都是合理、正当的。人们反对权力本位,并不是权力的性质“恶”,而是因为权力被放到了一种远离常轨的极端的位置,从而造成了对权利的过度压制或损害。在过去的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在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往往不把教育管理过程看作是师生双边活动的整体,而是过分突出管理者的主导作用。高校学生被作为教育管理的消极客体来定位,即他们在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中是受教育管理者控制支配的相对一方。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教育管理过程变得死板、僵硬和被动,这种教育管理模式不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所以才有学者提出重视学生权利的主张。但是,权利的性质本来是“善”的,但若让它离开其本来应处的位置向极端处扩张,它也就难免形成对权力和正常法治秩序的危害,从而成为一种“恶”。所以权利和权力应当以其所体现的法定社会整体利益为中心维持大体上的平衡,就像一架天平及其两端一样。我们反对权力本位,主要是因为在这种“本位”下权力过度膨胀、在法权量中所占比重过大,打破了权利与权力间的平衡。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根据同样的道理否定权利本位。
当今社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以往单一的行政法律关系演变为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并存态势。作为公务法人的学校(主要指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公法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这是学生与学校之间因特殊的义务而形成的权力服从关系。从维护教学秩序的管理和被管理角度看,这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高校基于内部行政关系行使管理权,如制定校规、对学生做出要求,对违纪学生做出不涉及学籍的处分等都是内部行政行为。从高校对学生学籍的处置、颁发学业证书的角度看,这又是一种外部行政关系。高校管理权是行政管理权,依据高校管理权所作的行为,有的是内部行政行为,有的是外部行政行为,学校管理的内部行为,是一种法定的权力,是基于国家赋予学校自主办学的自治权力;学校涉外行政行为,则是基于国家授权而行使的公权力。高校依握法定的授权有权力制定管理学生行为的校规,并依据校规管理学生行为。只要这些校规与国家法律不相冲突或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学生就应当服从.因为在此情况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票早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学生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人们不再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的受教育者和被管理者,他们还是参与者和管理者。学校制定规章制度甚至学校的重大决策,必须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应当尊重学生表达意见的权利,一些重大决定必须给予学生听证和申诉权利。不强调学生的上述权利,就无法体现学生在依法治校中的主体地位。当然,我承认,与高校权力相比,学生权利通常处在弱者的地位,对学生权利的保护力度应当超过对高校权力的保障力度,才能实现学生权利与高校权力事实上的平衡,但完全没有权利一权力平衡观念,一般地在总体上肯定权利全面压倒权力,则肯定是不妥当的。对学生在校行为进行必要的管理规范,对违纪违规学生进行适当的惩戒或施加相应的纪律性约束,这是维护学校正常教育秩序的重要保障。我国学者倡导的学生权利说,从形式上看是在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范围内针对义务本位提出来的,而实质上却是在权利与权力关系的范围内针对权力本位展开的。权利一权力关系从总体上说,是权利与权力的矛盾对立和协调实现关系。只有两者达到平衡,才能使学校维持良好的秩序。
三、学生管理如何实现权利与权力平衡
(一)依正当程序行使权力。从高校学生管理实践来看,由于受我国“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影响,程序意识相对落后,正当程序的观念和制度不发达。人们往往忽视大学生程序性权利的存在及其意义,结果使得面对强大的高校自主管理权,大学生拥有的实体性权利也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为,约束高校日益扩大的自主管理权只是保障大学生权利不受侵犯的一个方面,保障大学生的申诉权也只是“事后救济”,而要体现大学生的主体地位,保障大学生实体性权利的实现,还必须保障大学生程序性权利,让大学生在参与高校管理的过程中表达诉求。阎在学生管理制度中,要加快推进学生管理的法治化进程,将学生管理全面纳人法治化管理的轨道,就要使程序性权利的过程性和事中性驱使高校管理权实际运作的理性化,克服了高校管理权行使的无序性和随意性,从制度上保证了大学生实体性权利的公正实现。高校内部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的行政行为时应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如事先告知相对人,举办听证,进行专门调查认定事实并按程序拟定处罚决定,给予学生申诉答辩的时间和机会。决定作出以后,要征求学生本人的意见,若学生不服,可在限期内提出申诉,请求复查;若学生仍不服,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
(二)权力与权利相协调。对人类社会而言,权力是柄双刃剑,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又隐含着危害性。为了防止危害的发生,必须有权利的制约。权力受权利制约的缘由,还在于权力从终极意义上来自权利的自由让渡。权力是由社会中各个人舍弃其自身权利的部分或全部,以社会契约的形式让渡给国家或社会,目的在于使国家或社会能以其获得的权力,反过来维护每个人的自身权利。权力的来源表明,权力的合法性必须经过权利的交付和同意.交付和同意的形式是法_故权力的运作规则是注无明文规定不得行使;而权利的行使规则为法不禁止即自由。由此推断,高校对学生管理的权力来源于大学生权利的让渡。因此,高校工作者一定要遵循权力的运作原则,审慎行使手中的权力,不得侵犯大学生的权利。
高校学生管理中权力与权利冲突的主要表现是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现实生活中,各种权力与利益都存在矛盾性,并处在冲突中。法律作为一个有机的制衡调节器,其功能就在于协调相互的矛盾。管理者权力的行使以不侵犯学生的专有私人权利为限,以保证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前提。学生的权利的享受也不能妨碍学校合“法’,性的管理权限的使用,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要在相互妥协中寻找最佳切人点和调和点。要协调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学校在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保障教育教学秩序的同时,要依法治校、依法管理,尊重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使其成为有机的统一整体。学生是学校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享有广泛的学校管理参与权、受益权和知情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是没有制约的,高校管理法治化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保障更广大学生的权益。高校管理法治化建设调整的对象是管理者的行为方式与理念,规定的是学生的权利和义务,维护的是体现法治化的管理制度,实现的动力是管理者服务理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与学生的权利意识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三)权力与权利界限明确。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一种学校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另一种是为社会公益之目的而为公法授权之行为,如依据《教育法》对学生学籍进行管理以及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行使相应的行政管理权。在学生管理中,应注意区分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方法,防止错位,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作为特殊行政主体的高校.其学生管理权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即对*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学校不得代为或自行规定。在不侵犯高校自主自治权的前提下,高校对作出剥夺和限制学生受教育权这一*法性权利的处理或处分时,应以法律明确规定其事由、范围与效力,学校不得以其他任何行政命令或校内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实施。校内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必须与上位法的规定相一致,不得抵触。尤其是不得对受教育权等*法性权利作出任何限制和剥夺的规定,不得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进行任意的重新配置。
新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增加了学生权利与义务一章,明确了学校、学生双方的责权。同时,新规定对学生违纪处分等敏感问题和社会关注程度较高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规定,为高等学校提供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制度依托和保障。根据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学校要在国家规定的框架之下制订自己的规章制度,对学生的管理也要依照国家法律进行,遵守有关规定。学校必须及时清理、规范校纪校规中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东西.以保证其与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一致性。
第二篇: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论文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高校学生管理应在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相应的转型与变革。高校应当在自主权范围内,主动探索适合本校环境、符合法治精神的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通过对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理论审视和现状分析,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进行梳理和探索。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应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高等教育领域内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和重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和办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这种宏观背景下,高校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变化,但高校学生管理模式却日显单
一、僵化,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和挑战。与此相应,高校学生管理应当适应发展的需要,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突破制度框架,以依法治校、以人为本的理念加以改革和引导,进一步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
一、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理论审视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和教育问题,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问题,必须全面、准确地对其进行理论审视,这是厘清当前高校学生管理法律关系的必要前提。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基本上是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即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办学和管理的体制,政府对高校一直采取以行政命令为主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政府与高校关系的调整、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增大,高校与学生双方主体的地位以及法律关系的内容也在逐步发生变化。
1.高校学生管理的职能定位
作为高等教育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校学生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然而长期以来,为完成管理任务,实现管理目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通常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和行政管理方式。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代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这就要求学生管理工作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由命令向指导变革;在坚持制度管理的同时,要多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并施以人格影响力,要以培养大学生健康成才为主线开展管理工作,要本着管理就是服务,变强迫命令为指导的思想开展工作;要把为学生服务和对学生教育结合起来,将教育融入服务之中。
同时,按照“行政是公共事物的管理”的定义理解,高校学生管理属于教育行政范畴。教育行政的发展趋势是二者趋于融合,以服务行政为主,这是政府教育行政向公共管理发展的典型表现。[1]教育行政向公共管理领域的扩展不仅使教育行政的客体得以扩大,而且管理过程也从过去倾向于静态转向动静结合,即不仅关注政策法规的制定,还关注其执行和评估,并从多学科角度探讨公共管理问题。就此而言,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同样赋予了高校学生管理以公共管理的意义。
2.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内涵
学生管理服务职能体现的是对学生权利的尊重,对学生多样性发展的关注,对民主社会公民教育的重视,对学生选择权、参与权的重视。从深层意义上而言,学生管理的服务职能揭示的是教育的自由、民主价值乃至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需要通过探寻法治来揭示其内涵。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指遵循法治原则,实现学生管理理念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学生管理目标从效率稳定向效益创新转变,学生管理依据从“管理法”向“控权法”转变。学生管理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的过程,是法治思想与实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在此过程中,通过高校的法治精神、规则和行为方式,体现高校制度文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意义在于,高校法治是高校自治的根本促进和保障,是高校更好地服务社会、生产知识和培养具有法治素养的公民的体现。
二、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被服从与服从的关系,校园规则是义务本位的“管理法”,学生处于承担义务的从属地位。近年来,尽管诸多高校对学生管理规则进行全面修订,正在积极向依法治校努力,但是总体而言,与法治社会要求的学生管理还有一定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管理义务本位观
高校所履行的国家教育权力源自公民为实现受教育权而做出的权利让渡,高校学生管理义务设定应当以保障学生受教育权为前提,同时为了防止高校代表的国家教育权的侵犯,需要对学生管理的主体、权限、依据、程序做出规定,否则依据“法无规定即禁止”原理,学生管理行为属违法行为。基于维护学生管理的便利性,不少高校通常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过多设置义务性条款,较少思考和挖掘义务性条款所对应的权利性条款,这种义务本位的规则体系将会严重影响规则的约束力与执行力。在法治进程中,面对学生权利提出的新挑战,高校学生管理必须确立权利本位观,真正保障学生权利,从而赋予学生管理以新的价值内涵。
2.学生管理行为合法性、合理性危机
学生管理行为合法性指学生管理应当依法行政,应当符合**、法律的要求,不与之相抵触。学生管理行为合理性是指学生管理应当符合理性的要求,客观公正、平等、善意、诚信、负责地做出学生管理行为。学生管理行为合法性合理性是“良法之治”的内在要求,体现学生管理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统一。学生管理内容主要涉及学籍、生活管理、社团管理三方面[2],学校管理部门的职权、职责需要学校章程对内部管理体制和内设机构做出明确规定,这是学生管理主体合法、权限合法的前提,否则学生管理职能部门就有可能越权或滥用权力。高校内部管理机构的职权,往往由经学校批准的内设机构职责范围所规定,并不严格规定在学校的章程中,当学生管理行为主体合法性、权限合法性缺失的时候,权力滥用的本质无法保障学生管理行为的合理性。
3.学生管理秩序失范
学生管理秩序失范存在多方面原因。首先是规则不健全,规则存在合法性、合理性危机。目前,学生管理规则表现的权利义务失衡、空泛性、时滞性特点,使学生对规则的认知形成了“罚” 的观念。学生管理秩序失范使校规严肃性、权威性受到影响,这极不利于法律秩序形成。其次,学生管理法制不统一,执行不严格。为增加教育管理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规范性,必须认真贯彻各项规范性法律文件,它对于深化教育管理功效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高校学生管理主体在贯彻制定文件的时候,容易忽视或淡化法律文件本身的内在功能,更不会去研究它的制定宗旨和精神。因此,要确保高校学生管理法治秩序形成的基础,就应当促进权利义务平衡,使规则现实、明确、可行并能得以普遍适用。
4.学生自治组织行政化
学生自治组织的宗旨是代表学生利益,但事实上它在与学生管理部门沟通方面尚不能真正代表学生利益,仅发挥着上传下达的作用。高校法治强调学生自治组织是学校和学生的调节器、平衡器,是纠纷调处、建设性解决校园冲突的中转站。学生管理规则的合法性、合理性要求,通过学生自治组织引入学生参与机制,使校园规则能够反映学生的权利诉求。在所发生的高校纠纷中,无论是在权利争议发生之前,还是在权利争议发生之后,无一表现了学生自治组织在维护学生权益方面的努力。另外,从宏观环境讲,高校学生自治组织也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社会自治组织。随着高校法治的深入,校方制定校规,做出涉及学生权益重大决定时,学生自治组织的作用将不断加大,责任加深,对其成员民主能力的要求也将愈高。因此,在高校学生管理引入正当程序的过程中,高校学生自治组织必须回到为高校学生服务的宗旨上来,协助高校学生管理职能部门促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
第三篇:纳税人权利论文
摘要近年,保护纳税人权利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保护纳税人权利,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国际趋势。纳税人权利作为税法的基础和核心问题。税收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重要的执法活动之一,且税收执法如何会紧密关系到纳税人权利的维护情况。因而协调好税收执法与纳税人权利保护显得极为重要,且极为迫切。《税收征收管理法》虽对相关事项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无论在立法内容或是可操作性等方面都还未能起到十分有效的保障作用。全面认识、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依法治税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 纳税人权利 税收执法 税收征管制度 协调性
一、纳税人权利事项
1、纳税人权利内容
纳税人权利就是指纳税人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时,法律对其依法可以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包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应当获得的救助与补偿。我国纳税人在税收征纳过程中的法定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内容:
(1)有知情权;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有陈述、申辨权 ;有受尊重权;有选择纳税申报方式权;有申请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权;有控告、检举权。
(2)有保密权。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对其的情况保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其保密。
(3)其他权利。如: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发现的可以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2.目前维护纳税人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必须清醒看到,由于税务部门在与纳税人的关系上,始终处于主动、支配的地位,在税收实践中历史上又一般习惯于侧重强调纳税人的应尽义务和税务部门的权力,以利于开展具体工作。这样,在依法治税、维护纳税人权利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
在税收宣传方面,税务部门和税收行政科研机关存在着注重宣传“纳税人应尽义务”与轻宣传纳税人权利,以及强化和扩大税务机关执法权力的呼声较高与完善对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呼声相对较弱的倾向。结果是纳税人对自己有什么权利
却不甚明了,更谈不上如何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有效的维护。
在税收法制的体系建设方面,完备性与协调性明显不够。尽管税收理论研究领域近年来一再呼吁加快立法步伐,但至今国内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三部税收法律。而其他大多是一些层次较低的法规和规章。这种有部分单行法,而无基本法,且单行法又不够完备的局面,造成了税法体系内部的比重失衡,必然影响到税法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既给执法司法工作带来困难,也造成了不同性质纳税人之间税负的不公,不利于纳税人正当权益的维护,还可能为一些人规避法律营造空间。
二、税收执法 税收执法是通过税务机关行使不同的管理职权来实现的。国家通过制定、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形成有机联系的税收法律体系。具体包括税务登记、征收管理、税务稽查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管理行为,税收执法权的行使过程就是税收执法的过程。
税收执法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税收执法具有法律的强制力;税收执法具有裁量性,税收执法必须依据法律严格进行,但是并不意味着税务机关只能机械地执行法律。事实上税法规定不能面面俱到,总是留下一定的空间让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比如税收处罚的幅度;税收执法是有责行政行为,税务机关必须对其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应有责任,对于违法行政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要负赔偿责任。
然而税收执法的有效性及规范性,从众多相关案例中不免让人有些担忧。税收执法不到位,纳税人权利怎能得到实质享有,因而协调两者便是一重大课题。
三、税收执法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协调性
协调性原指身体作用肌群之时机正确、动作方向及速度恰当,平衡稳定且有韵律性谓。在税收征管中运用协调性一词,意指多方的密切配合,以使纳税人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税收缴纳能够顺利进行。
我认为确保税收执法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协调性,大的方面着手就是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具体的措施就是提高纳税人权利意识及加强税收执法人员意识。广大纳税人也要自觉增强法制观念,认真学习税收法律知识,做到学法、懂法、守法,知晓如何运用法律来准确地履行纳税义务,并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只有这样,依法治税工作才能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税收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一)对于《税收征收管理法》,应进一步完善纳税人权利立法,这需要众多专业人士参与;同时科学规范税收执在税收立法上,尤其要凸现民主立法的原则,民主立法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行政立法的重要原则。在税收行政法规起草中,既要注意征求各级税务机关的意见,又要广泛听取纳税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使制定出的法规、规章,更符合实际征纳情况,充分体现出人民的意志。同时,要根据发展了的情况,适时修改相关法律,法行为,是加强税收执法、规范依法行政的需要,更是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加强税收执法人员意识,这一任务任重道远,我觉得可从以下方面着眼。
一、强化税收知识 采取个人自学、集中辅导、脱产培训、业务测试等形式,开展法制业务学习,以提高执法人员依法办税水平,为规范执法奠定基础。
二、坚持集体审理制度 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是防范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风险、加快依法治税进程的有效途径。税务机关定期开展大要案件的审理工作,每一个审理案件都要做到件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理到位。
三、开展税收执法检查及考核评议 税务机关要根据执法检查工作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税收执法检查工作。要组织专门人员开展税收执法检查工作,客观、公正地反映被查单位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情况。出现不当行为及问题,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并落实整改责任。全面应用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完善的税收执法责任制监控平台,可以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提高税收执法水平。
(三)来进一步完善中介体系,为纳税人提供高质量的中介服务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税制结构和税收征管方式的转变,纳税人对税务咨询、税务代理的需求日益提高,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税务中介服务机构,将中介人员资格认定、税务代理机构设置、税务代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收费以及税务代理机构与税务机关的关系等以法的形式明确下来,使中介服务取得稳定的合法地位。
(四)应增大税务工作的透明度,体现社会监督作用
为使全社会都能及时了解相关情况,税收政策、程序、服务、处罚等内容应通过新闻媒体或其他方式定期公开,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办税、全程透明,体现出社会监督的作用。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精神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法律法规上要予以指导。同时纳税人及征税人员应依法规范自我行为,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保障纳税人的权利,税款征收顺利开展。
第四篇:法治化下高校学生管理研究论文
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创新为灵魂的教育模式和教育体制改革也逐渐席卷中国高校。法治化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面临着一系列矛盾——新旧教育理念的碰撞、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学生权利与学校权利的平衡。在层出不穷的学生诉高校案件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的同时,重新审视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律问题势在必行。
一、学生诉高校案件总结分析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生证行政诉讼案”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高校无讼状态,开启了高校行政诉讼的先河,推动了学界关于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讨论。随着教育部2012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实施和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教育行政争议案件被选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第九批指导性案例,学生诉高校部分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得到进一步明确。笔者在北大法宝裁判文书分享平台查找了截止到2015年已经审结的59个学生诉高校行政诉讼案例,对学生诉高校之行政诉讼的趋势进行初步分析。2016年至今共有16件学生诉高校案件二审已审结,是否提起再审犹未可知,因此并未列入本文分析之列。2015年前审结的59个学生诉高校案例中,从案件数量来看,2011年前共有19起,2011年至2015年4年间该数量增加到40起;从案件结果来看,高校胜诉33起,占全部诉讼案件的55.9%;从案件发生原因来看,因学生违法违纪引起学校处分的有16起,占全部诉讼案件的27.1%,而其余的43起案件均与学校未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有关。学生胜诉的16起案件中,基本都与学校作出处分决定、不予授予学位决定中的程序瑕疵有关。
二、高校学生管理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及成因
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入的大趋势下,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基本态势良好: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建立了以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2015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为中心的法律法规体系,为高校管理法治化提供了制度基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关键在于规章制度的执行,当前许多高校已制定本校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内容涉及学籍管理、奖助学金评定、违纪处分和校园安全管理,这些规章制度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效果;高校教师、学生群体的法治素养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体现,越来越多师生的规则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学生的自主维权意识也有提高。但在实践中不断增加的学生诉高校案例,暴露出不少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问题。
(一)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没有理顺
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关系,实质上是高校管理过程中对高校与学生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调和平衡问题。鉴于高校自身兼具行政主体、自治主体和民事主体的三重性,在管理学生过程中,可以与学生形成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自治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在实践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出现了不对等:处于管理者地位的高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典型的行政管理公权力的彰显,双方地位不对等;建立在学术自由基础上以学生学籍管理为中心的自治管理权,学生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学校申请,实际上是依申请的公权力行为;高校基于财产关系与学生就餐饮服务和宿舍管理形成的民事管理权,实践中高校仍在使用行政管理方式对宿舍进行管理,高校在与学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方面占据主控地位。地位的不平等导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以至于在实践中屡屡出现权利被滥用的情况,“刘燕文案”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二)学校管理缺乏法治精神
目前我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基本的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建立,但其科学性有待提高,具体表现在:法规亟待健全完善,有些规章制度明显落后于现实发展;应急性、临时性的“意见、办法、通知”与法规并存,朝令夕改现象存在;部分法规政出多门,口径不同,标准不一,矛盾难以避免,学生管理工作、日常管理服务的规范化建设不够。规章制度的实施方面,学生处分、校园安全等方面在执行中出现偏差。部分高校在学生管理过程中,行政化倾向严重,对学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视程度不够,滥用管理权,漠视学生拥有的法律权利,对学生违反学校规章制度处理过程不符合法律程序,由此引发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
(三)学生权益缺乏完善的救济途径
2003年的“郑文滔诉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勒令退学案”引发了学者对高校学生处分权与学生权利救济的思考。根据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同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1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校有权对违法、违规、违纪的学生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该权利具有强制性,行政色彩浓厚,且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多数高校都未建立救济制度,缺乏专门处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学生不了解如何通过行使异议权和申诉权来维护自身权益,高校漠视学生诉求的情况很多。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基本属于宣言型立法,条文笼统、抽象,多为原则性规范,有关高校学生管理处分权的法律条文只各有一条,只是对高校处分学生行为进行概括性空白授权,至于高校行使学生管理处分权的条件、方式和程序规则未具体规定。[1]53-72无处分权主体行使处分权、程序瑕疵、处理结果有失公正、处分不符合公正目的成为处分权行使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学生的救济分为校内救济和校外救济,其中校内救济又分为事先救济和事后救济。事前救济是指高校对学生作出处分之前应听取学生或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事后救济体现为201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校内申诉制度。校外救济分为校外申诉和行政诉讼。目前各高校的校内申诉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对维护学生权利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学生在处分作出时应享有的陈述申辩权、知情权、申诉权得不到学校的尊重和保护,权利救济渠道不顺畅;校外救济方式渠道不畅,行政复议存在理论困境,而行政诉讼大多数也只能在与学历、学位相关的纠纷中实现救济。
三、高校学生法治化管理的必要性
高校学生管理权是高等学校依法享有作用于学生并体现于高校内部行政事务、学籍事务和民事事务上的管理权。它是一个由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权、自治管理权和民事管理权三种不同性质的权利组成的一个集合性概念。[3]41行政管理权本质上是国家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的延伸,表现为高校可以对学生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分;自治管理权是高校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以学生学籍为中心而展开的事务管理权;民事管理权是取得法人资格的高校在民事活动中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体现为基于财产而享有的各项民事管理权。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继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治国方针后,201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部署,对高校而言,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将高校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在第20章“推进依法治教”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维护学校、学生、教师、校长和举办者的权益;要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规定的学校章程和制度,依法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对学生实施的奖励与处分要符合公平公正原则。[4]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体制改革的需要
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2015年我国高校在校人数已经达到了4018万,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学生权利意识和维权观念的觉醒,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无法解决部分学生由于法制观念淡漠引起的违法行为,单纯的法律处分和处罚无法调和学生与学校就违法违纪行为引发的学生诉讼学校行为,现有高校法律的空白对学生离校出走、自杀等行为带来的家长和学校之间的责任未能进行划分。从法治角度审视高校学生管理,高校应在法定权限内依照法定程序对学生进行依法管理。高校学生管理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民主法治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是高校学生管理体制法治化的必然选择。
(三)有助于促进学生权益维护和学生全面发展
通过完善高校学生管理,使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能有效避免高校借助行政权力侵害学生权益的现象;通过审查高校内部规定是否违反法治精神,能从源头上减少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推进高校法治化管理对高校落实以德树人根本任务、建立科学的学生管理秩序以及培养学生公民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学校将学生作为教育的被动接受者、一味强调服从的习惯,将学生从束缚和管制中解放出来,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5]20-2
3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一)高校管理权运行合法化
合法性是高校学生管理权行使的基本要求,学校从事学生管理工作要做到目的正当、依据合法、过程适当、程序完整。目的正当与否决定了高校学生管理的社会认同程度,学校对违法违纪学生给予处分处罚就是基于对学校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维护的目的,因此学校在行使该行政权力时,注意不能借公共秩序管理之名免除学校责任、加重学生责任或排除学生主要权利。由于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高校对学生实施行政管理权和自治管理权的具体情形、范围和种类,因此高校容易滥用自由裁量权。2016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处分恰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仅是司法运用的基本原则,也应是高校对学生进行法治化管理遵循的基本原则。公正的程序不能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但不公正的程序结果必然是不公正的。高校学生管理中普遍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或在制定学校管理制度时忽略了程序要件的部分,或在实施管理时放松了对程序部分的执行。实践中程序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高校在行使处分权时是否能保障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陈述权、申诉权等权益。程序的正当性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学生对处罚结果道德上的可接受性。(二)学生民主参与法治化
联合国《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指出:“国家和公安等院校的决策者应将学生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的和负责的参与者。这应包括学生参与有关高等教育的讨论,参与评估,参与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在现行体制范围内,参与制定政策和院校的管理工作。”[6]183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学生民主参与的范围可根据管理工作的性质分为决策参与和过程参与。决策参与即参与高校决策的制定,是指高校在涉及学生重大权益的规则制定时,如学生违纪处分处理办法、奖学金评定办法、学生申诉及听政规则,应征求并适当采纳学生意见;过程参与,即参与具体事务的管理活动,是指通过书面、口头或网络投票、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参与学校管理活动,如奖助学金评定、助学贷款申请审批、后勤服务及管理、教学质量的监督等。[7]581目前学生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情况与理想状态还有差距,在探索学生民主参与法治化的路径时,可以从完善制度、创新形式、提高学生参与能力方面予以完善,具体如下:第一,完善民主参与制度。201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要求高校要建立和完善高校学生民主参与的组织形式,但对如何参与并未规定,因此需通过完善该规定或制定实施细则,对学生民主参与的内容、范围、形式、程序予以具体化,进而推动高校学生的民主参与。目前许多高校普遍缺少学生民主参与的专门制度,大多在各部门规章制度或学生组织章程中零散规定,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专门制度以明确学生民主参与人数、事项、内容、方式等,并完善参与机制和保障机制,保证学生真正实现民主参与。第二,创新参与形式。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高校学生民主参与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序。目前高校学生民主参与的形式主要有学生代表大会、决策听证会、征求意见会、列席校务管理以及通过学生社团参与等形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网络的普及,微信、微博、校园论坛进入大学生的生活,网络交流的便捷性、虚拟性、匿名性等特点,使得更多的学生乐于用这种方式来参与学校事务。此外,高校还可以参考域外高校设置的理事会制度,为学生参与管理拓宽新的渠道。第三,培养大学生参与能力。正确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塑造和培养,不仅可以纠正将民主参与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错误观念,而且能有效提高学生民主参与的积极性。正确参与意识的培养,可通过课堂教育、主题班会、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通过对学生进行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宣传,能培养学生民主参与的责任感。学校可通过学生会、学生社团、班级等组织多种活动引导大学生自觉开展民主参与,培养和提高学生民主参与能力。
(三)学生与高校间争议解决完备化
完善学生与高校之间的争议解决途径,有利于引导学生通过合理途径化解争议、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通过建立完善的学生权益救济制度,由专门的机构和部门处理学生的合理诉求,充分赋予学生正当的程序权利,能够使学生利益诉求顺畅表达,将学生的权利义务落到实处。高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完善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第一,制定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有法可依。目前涉及到学生权利义务的立法有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1996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1990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总体上看实体法保护不够完善,程序法的规定极其单薄,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高校管理法律体系。2016年教育部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赋予了高校高度的自主管理权,因此高校可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自己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结合各高校具体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完善本校的管理制度,不仅可以使学生管理制度化、正规化,保障学生管理工作合法有序地运行,又可以有效减少高校与学生间的管理纠纷。完整的学生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涵盖校内救济程序的大学章程、拥有完善学生申诉和具体的救济方式的高校规章、执行力度较强的权利审查与监督机制。此外,对于高校的法律地位、受教育权保障的适用原则、高校学生管理的可诉性都应予涉及。第二,实施高效法治体系,执法必严。相对于诉讼制度,申诉制度具有成本低廉、高效快捷的特点,合理建构并完善申诉制度,既有利于高校学生管理权的运行,又有利于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实现。2016年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0条至第64条对学生申诉处理机关、一般程序和期限作出了规定,但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行中都存在诸多问题。现行立法规定以高校利益为出发点,并未对学生权益予以平衡,对学校滥用权力缺乏责任约束,申诉程序不够科学严谨,对申诉制度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衔接缺失。因此,在完善申诉制度时,应对申诉受理范围进一步明确,合理设计申诉程序,对申诉制度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衔接予以考虑,同时应强化高校申诉处理委员会的中立性。听证是在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处分前,应当听取其陈述和申辩,以保证公开、公正、公平作出处分。201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5条、第56条为高校学生管理引入听证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听证制度的引入,既有助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实现,又能促进学生权益的保障。任何制度都有适用范围,听证也不例外。对学生的所有管理行为都进行听证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可将涉及学生权益的重大决策和管理规则、给予个别学生的重大纪律处分、个别学生受教育权的剥夺、学籍处理决定列入听证范围。听证程序可借鉴行政诉讼法中相关规定,至少应包括告知听证、提出听证、通知听证和举行听证四个环节。听证制度的设计应注意结合程序的高效便捷和学校的管理效益。第三,引入司法监督,完善外部诉讼机制。司法介入高校管理行为,使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接受司法审查与监督,是实现高校自治、维护学生权利的重要保障。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高校兼具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双重角色,却对各自的权力范围界定不清,这为高校权利滥用与混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既有利于规范学校的管理行为,又对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予以保障。一方面,大学的自治权应接受司法监督才能防止其滥用;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高校滥用行政权力、不正当行使民事权利,引入司法监督十分必要。有必要将司法机关介入高校管理行为的基本原则、介入方式、介入限度、审查密度予以规定。
第五篇:自然辩证法论文:动物权利
动物权利
摘 要:一些学者认为动物跟我们人类一样,可以感知痛苦,并拥有情感。所以它们应该拥有获得尊重对待的平等权利。所以,人类对动物的任何利用方式都是错误的,要求人类完全废除对动物的利用。本人认为,这种激进的完全废除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动物权利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类的利益,所以动物没有权利。本文通过实例,论述动物并不具有权利这一现实,同时正确看待动物在自然界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该看到动物保护有利于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一面。关键词:动物权利、道德、权利
一、动物权利的概念
为了提高人类的知识水平,在合理地尊重动物的安乐和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前提下,大多数人都承认动物实验的必要性,但是,一个不同的声音和一个逐渐增大的少数派极端分子团体则要求完全放弃为人类目的的,包括实验目的的动物使用,这些人赞成所谓的动物权利这样一种哲学观念。从这一思维方式出发,他们认为动物具有与人类一样的法律和道德权利。
二、动物权利的观点
汤哲学家姆·雷根认为动物天生拥有权利,老鼠和鸡都拥有子午,就像人拥有道德自我一样,他们有资格获得道德尊重,就像人有资格获得道德尊重一样。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侵犯它们权利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包括吃肉和把动物用于医学研究等。
相反,卡尔·科亨教授则认为,动物并没有权利,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善待或者以仁慈的方式对待它们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并不是来自它们的权利,而是来自这样两个事实,即它们能够感受痛苦,而我们负有避免导致不必要的痛苦或死亡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来源于人作为道德代理人所具有的尊严。
本人赞同动物并不具有权利这一观点。之所以人们认为动物会拥有权利这一观点,一般因为他们混淆了动物道德状况和人的道德状况,然后把仅仅能够正确运用于人的那些概念和原则运用于动物。罗纳德·罗林认为:活着就拥有这利益,生命权,除非是自卫否则无权杀害。赛庞提斯认为:拥有利益,有感觉,就有权利。如果人作为实验对象就必须征得同意,那么动物也是个体,也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我们能从动物有利益、有感觉这一事实合理地推导出动物有权利,动物和人类一样拥有道德自主性吗?
下面,本人将通过几方面来论述为什么动物不具有权利这一说法。第一,如果动物具有权利,那么它们应该具有哪些权利呢?生命的两大基本需求是生存和繁衍,在这里人和动物是一致的,那么参考人权的内容:生命权、婚恋自由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等等,那么转换到动物身上就可以是生存权、个体自由权、免受折磨权等等,一些学者则认为动物还应该拥有免受饥渴的自由、免受疾病,伤害,疼痛的自由、免受痛苦和恐惧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等等。
那么我们在思考下面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些医学上的治疗方法是通过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才获得的,而治疗的方法可以造福人类,那么你愿意去为了动物的权利而去剥夺人类的医疗权利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动物拥有权利,那么一只老鼠的死亡可以等同于一个人的死亡吗?第三个问题是:吃肉在道德上是不是等同于谋杀?第四个问题是:一个着火的房间里有一个人类小孩和一只狗,这是你恰巧经过,你会选择救那个?第五个问题是:豢养宠物和占有奴役在道德上是不是有相同的意义?显然,认为动物具有权利的观点在这里并不能站得住脚。因为我们人类必然是自私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人类会在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其他事物的利益。所以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肯定会选择造福人类自身,因为它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第二个问题,就从人类本身而言,一个人的死亡必然不能等同于一只老鼠死亡那么简单,一只老鼠死了就是死了,它不会像一个人死了那样会有安葬和追悼。而第三个问题,吃肉在道德上如果等同于谋杀的话,我们绝大部分人类都是谋杀的凶手,这不是很荒谬吗?第四个问题,毫无疑问你肯定会选择救人类。第五个问题,我们对于宠物投入的情感要比其他家禽什么的要多的多,那对于家禽的豢养算是占有奴役的话,我们对于宠物是否算是爱的占有和奴役?如果动物有权利,那前面所有答案相反,这绝对不会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思想了。所以说动物是不可能具有权利的。
第二,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动物也不具有权利,只不过我们却对它们负有许多的义务,负有做出仁慈行为的义务。所谓道德,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主观意识的呈现,道德的标准也是由我们人类自己定的,道德只存在于我们人类世界中,当我们的认知不断成熟时,道德的评判标准也随之改变。
尝试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在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一直年幼的瞪羚羊,在母亲不小心离开的瞬间被一直猎豹抓住,咬断了它的喉咙,拖入了的远处的丛林中。你会作何感想?如果我们有能力保护的话,我们会去阻止吗?在试想,这时把瞪羚羊换做成一个人类小孩,我们又会怎么做?我们要如何去解释这两者之间的道德差别?毫无疑问,我们会对受威胁的人拥有更大的同情心,同时我们还承认(有意识或者潜意识的),小瞪羚羊的道德地位和婴儿的道德地位有着深刻的差别。在道德世界中,权利是很重要的,但必须予以认真对待,但是瞪羚羊、猎豹和其他的动物都不生活在人类道德的世界中,对它们而言,不存在道德上的对错之分。我们再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某天你在开车去上班的途中,路中突然冲出来了一只小狗,刹车已然来不及,撞上它已不可避免,当你听到车底发出的撞击声,你咬紧牙齿,你很难过,但你的内心在对自己说,如果小狗被撞死的话,希望它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你可能仍然会驾车前行。这时候,假设那不是一只小狗,而是一个刚刚学步的小孩,因为父母不注意,走到了路中,你在恐惧中急转弯,小孩被严重的撞伤,害怕、恐惧向你袭来,一般情况下你肯定会停下来,做你能做的事,赶紧抱起它去医院,联系家人,请求他们的谅解,做出赔偿,以后你还会去医院探望他,给他带礼物等等。那么为什么两种情况下你的反应会如此之大呢?因为这些都源于你对两者的不同道德地位的直觉理解,源于你认识到,小孩拥有全世界范围内你都不能去侵犯的权利,而另一个(尽管有感觉,或许还招人喜欢)却不拥有这权利。
人类有采取仁慈行为的权利,但是利用动物以促进人的福祉研究,并没有侵犯它们的权利,因为动物没有权利,权利不适用于它们。
第三,权利与义务是相统一的,人类拥有着很多的权利,但同时也承担着很多的义务。那么如果动物具有权利,与之所匹配的义务是什么呢?我们人类确实对动物负有很多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是从动物拥有权利这一前提产生出来的吗?否认动物权利的实在性并不意味着否认我们对动物的义务。并不是所有的义务都来源于别人的权利。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不是堆成的。即时权利这一概念不可能适用于动物,但我们对它们也负有做出仁慈行为的义务。所以说动物不可能成为权利的拥有者,因为权利这一概念在本质上属于人,它根植于人的道德世界,且仅在人的世界里才发挥效力和适用性。
第四,对于动物本身而言,认知能力、交流和推理能力都不是问题所在,情绪的能力、偏好和记忆的差别也不是问题所在,即时它们有这些能力,它们也不可能以道德的方式去行动或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人类群落和动物群落生活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物种之间道德平等的基础。一个能遵循真正的道德判断的存在必须要能够理解行为的原理,也必须有能力理解道德论证中的伦理前提的普遍性。
动物权利论所犯的根本错误是,把一个某种环境中非常有意义的概念(道德权利概念)运用到了另一个在其中这一概念毫无意义的环境中。
三、总结
事实证明,动物并不生活在人类的道德世界中,权利根植于人的道德世界中,仅在人的世界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动物并不具备权利。我们不应该混淆动物道德状况和人的道德状况,然后把仅仅能够正确运用于人的那些概念和原则运用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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