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
（一）长河一烁
作者简介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得一见的人物，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在清华任教期间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被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从史学时期来看，他主要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这方面主要代表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
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朱子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陈寅恪认为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是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先论李唐皇室的氏族问题，再论其他统治阶级的种族和文化问题。
关于李唐祖先来自于哪里，是胡人鲜卑，还是汉人，一直有纷争。据各类史书，如《旧唐书》、《新唐书》等，也应该是李唐自己的说法，来自于陇西李氏，十六国西凉创建者李暠的后代，李暠自称是陇西李广的后代。经陈寅恪考证，李唐更可能是赵郡李氏的后代，先世很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或“假冒牌”，随宇文泰至西魏，取了胡人的名，根据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认了陇西李氏。南北朝时期，胡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胡化也是常有的事情，汉族本身也是一个大一统的民族。看李唐的祖上，李渊的上三四代祖上的母系张氏，贾氏都是汉人，到祖母的梁氏，胡汉都有可能，从李渊母亲开始的三代母系独孤氏，窦氏，长孙氏都应该是胡人鲜卑，所以从李渊开始都应该说是胡汉融合的。
自高祖、太宗创业到高宗的前期，唐朝的将相文武大臣大多继承西魏、北周和隋以来的世业，也就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统治集团的后裔。武周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府兵制开始崩溃，科举上轻明经科，重进士科。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的变迁，也为社会的革命。另外，关陇集团自西魏到武周也已历时一百五十年之久，其自身也已衰落腐朽。武周之后，恢复唐室，然而改变“关中本位政策”的趋势仍继续进行，到玄宗之时，可以说是破坏无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后又产生了另一个世局，中央与部分藩镇的貌合神离一直延续至唐朝灭亡。玄宗开始，统治阶级也分成了两种人：一类为受高深文化的汉族，大多是武周之后提拔的新兴阶级；另一类为受汉化不深的蛮夷，或蛮夷化的汉人。唐代自玄宗以后，政柄以及君权渐渐转入到宦官手中。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为区别，则有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二类。何以安史之乱以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却无多影响？而中央政治革命亦何以有成功与失败？又唐代皇位之继承常不固定，当新旧君主接续之交往往有宫廷革命，其原因为何？
隋唐继承了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在武周玄宗以前，以当时三大势力：关陇集团、山东势力和江东集团。以关陇集团为主，辅以山东势力，形成了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皇位之继承常不固定，唐中期之前主要是内廷与政府的力量在左右，中期之后宦官基本已把持了皇位的废立。如太宗之玄武门之变，高宗也是在太子被废之后而立的，武周就不多言，中宗也是在铲除武周势力后，睿宗的上台也革命了韦后和安乐公主，玄宗凭着革命的资本并打击了太平公主，肃宗也是废太子后被立且凭着安史之乱而起，代宗即位也经历了斗争…… 唐中期之后的皇帝，从宪宗开始，都为宦官所废立。宦官之盛，起止武后，而极于玄宗，肃、代以后宦官浸横用事，及德宗时，宦官开始把握兵权。宦官既握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生死就把握在他们手上：宪宗被宦官杀后，穆宗开始的八个皇帝，有七个为宦官所立，除了敬宗，不过敬宗也为宦官所杀。
一直对唐中后期的牛李党争不甚了了，看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终有拨云见日的感觉。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两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心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有门第之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两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况，李党以山东旧门第大家为主，主修经术；牛党以新兴阶层走进士之路为主，事实上也是社会新旧势力之争。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李唐一朝是我国历朝与外族接触繁多，而少有的光荣的时期。本篇主要论两点：一是外族盛衰的连环性；二是外患与内政的关系。
外族兴衰之连环性，当时与唐朝能抗衡的外族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各时的兴衰强盛需要统一来看。历朝之中，唐代武功可称为空前强大，究其根本，不仅是汉族的精神与物力，也由于外族本身的腐朽与衰落。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
（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木屑下的河流
从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到589年隋统一中国，这段历史，我们根据现有史料，完全可以勾勒和描述出来。但历史事实，就如同河流上漂着的木屑，我们指出这些木屑的漂流情形，并不意味着我们了解和认识了托着这些木屑漂流的河流的情形。对大部分的历史时段，历史学家都只是如数家珍地指出了这些木屑，却无法说出木屑下的河流。陈寅恪却勾勒出了木屑下的河流，即指出了这段历史的发展逻辑脉络。
在北周、北齐与南朝的对峙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占据关中一隅的西魏-北周是实力最弱的。但就是这个蕞尔小邦，却前后灭掉北齐和陈，实现了对中国的武力统一。原因何在？或者说，西魏-北周凭什么做到了这一点呢？陈寅恪归纳或提炼出了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即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来加以解释。
所谓“关中本位政策”的内涵，他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中作过明确界说：
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这一意见他曾在多处言及。“关中本位政策”就是自认关中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它远绍周公，系正统文化传承之所在，而不必与山东、江南争夺文化正统，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所谓：
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藉，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
在他看来，“关中本位政策”是西魏-北周为与山东、江南相抗衡而构建起来的一套文化传承的法统。与此相关的“关陇集团”，《述论稿·上篇》作了说明：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
具体而言，这个集团就是“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直到武则天控制政权，为消灭李唐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
但是，他着重用“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来解释这一段历史的发展，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没有展开进行讨论，这也是导致大家对他的解释产生不同理解和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照我的理解，他这两个概念各有侧重，所发挥的效力也具有时间性。宇文氏想通过“关中本位政策”，加强关中地区的文化认同，融合不同的民族，增强向心力，以与山东、江南相抗衡。在分裂局面下，特别是在时人视南朝为文化精华所在，东魏-北齐为北朝政治法统所在的情况下，这一政策的作用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隋朝统一全国之后，这一政策的文化意义似乎就会大打折扣；代之而起主要作用的，是其政治意义。这一政治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府兵制，即大部分折冲府设置于关中，以收居重御轻之效；二是控制政权的主要人物仍是原来关中的人物，即“关陇集团”。因此，“关中本位政策”的解释效力，主要发挥于分裂时期；而“关陇集团”的解释效力，则主要发挥于统一之后。因为在分裂时期，在西魏-北周的政治舞台上唱主角者，只能是其辖区之内即关陇地区的人；武力统一天下之后，原属关陇一隅的地区性政权变成了全国政权，()但控制政权者却仍旧主要是关陇地区之人。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也就是《述论稿·上篇》引两唐书《张行成传》所要说明的“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以及日后撰《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岭南学报》12：1，1952）张大其说，详尽论述的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矛盾。因此，陈寅恪在论及“关陇集团”时，主要引用的是统一之后，特别是唐初的史料，而极少用分裂时期的史料。他对“关陇集团”所作的集中概括，正是以唐代为立足点。《述论稿·上篇》说：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
可见，他用“关中本位政策”来解说何以关中能统一天下，用“关陇集团”来解说统一初期的政治史，并进一步解说进士科的政治意义以及唐后期宦官专政的出现。这基本体现了他一贯的用种族、文化两端来对魏晋隋唐历史进行认识、理解和阐释的观念。
当然，这一解释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破绽。比如，统一之后，折冲府泰半设于关中；陈先生认为这体现了内重外轻、居重驭轻的“关中本位政策”（《述论稿·中篇》）。但是，在统一之前，军队分布只能限于关中，而在统一之后，军队的分布范围势必会不断扩大，但一来这有一个过程，二来这又与各地的军事地位密切相关（没有战事的地区自不必设府）。比如，随着北方游牧部族南下压力的增强，唐政府开始逐渐在河北设置府兵（参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3：3）。毛汉光《西魏府兵史论》（《史语所集刊》58：3，1987）指出在隋统一之前的西魏，府兵分布已呈现出由内而外的辐射态势。所以，折冲府的分布并不能完全反映或证明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府兵制崩坏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在新的军事形势下对兵制进行调整的结果，而不是武则天对“关中本位政策”蓄意破坏的结果（参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唐研究》1,1995）。但无论是对他的解释进行批评，还是修正、补充和完善，其前提必须是对他所提出的核心概念的内涵以及具体的运用，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用陈氏所提出的这些概念，来表达作者自己所认可或附加的新的内容，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则要对自己所使用的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尤其要明确说明与陈寅恪在界定和使用上的区分，否则就失去了与陈寅恪所作解释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前提和意义。比如，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1990）所收论文着重探讨了中古政治社会核心区和核心集团的变化；这一研究，诚如作者自言，是对“‘关陇’理论之拓展”。他认为，“关陇集团人物在东西政权交战之时，实已渐渐纳入河东人物”；“北周末平齐，关陇集团获得并州地区，……至少在唐初开始，关陇集团已扩及并州人物。”我们认为，关陇集团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泛指控制西魏-北周政权的主要人物；在日后统一全国的形势下，才暴露出他们的认同、他们对政权的垄断。如果这一集团随着北周政权势力的扩展可以不断吸纳关陇以外的人物参加，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势，那么，这一概念在解释陈寅恪所要解释的隋及唐初的政治时，就失去了意义。
再如，陈寅恪所谓的“关陇集团”主要是解释统一之后的政治格局和武则天对这一格局的破坏，所以对组成的人员只是泛指“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即相对于统一政权而言，控制政权的仍是关陇一地之人。他强调“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主要是为了解释唐后期边镇大帅由蕃将充任，而宰相则由翰林学士充任这一史事。如果将皇权和文人与政这两个因素引入，视关陇集团为关陇武将，并进而认为关陇集团在隋统一之前即已不复存在，那么，用这一概念所要解解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其政治意义也就顿失泰半（参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它的解释力度和深度。至于对“关陇集团”维系时间的认定，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参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第十八节”，中华书局，1982；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二章，上海书店，2004），但如果将“关陇集团”的消失确定在隋统一之前，则“关陇集团”的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在西魏-北周割据于关中之时，其统治者当然只能主要是关陇之人。
陈寅恪的解释，使这段历史不再是史事的编年，而成为一个有逻辑关系的有机整体。他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对史实的考证或所谓“恢复”历史，而是对史事的解释和认识，反映的是他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它的意义，是对其他研究者的启发，而不是其结论本身的是非对错。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不同意他的解说，但迄今为止，对他的批评是破有馀而立不足。在没有更好的解说出现之前，他的解说仍将作为一家之言而启发我们认识和理解这段历史。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对隋及唐初政治史的认识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这个解释框架。
当然，就“关陇集团”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来说，这个集团不仅具有明显的地区烙印，而且还具有浓厚的开国功臣的色彩。它的演变，体现着经过长期的分裂，刚刚实现统一的隋及唐朝，如何由一个地区政权变成为中央政权；同时，它的崩溃和瓦解，又成为魏晋以来“官僚贵族化”进程终结的标志。
研究历史，只能是充分依据已有史料，在尽可能复原历史的基础上，理解和认识历史。当然，这既可以是解释，也可以是构建。解释与构建略有不同。解释，常常是“事外求理”，“构建”则常常是“理在事中”——通过勾勒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来具体解释这一演变。无论是解释还是构建，你可以不同意，如果没有新的解释和新的构建，则原有的解释和构建就不易被打破。比如，关于陈寅恪用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对南北朝到隋及唐前期的历史演变的构建，岑仲勉、黄永年驳之甚力，所驳也多有合理之处，但是，只破不立，没有用新的概念、新的线索来构建，我们就只能仍旧沿用陈氏的构建。严耕望曾说陈氏的论著是“充实而有光辉”；对历史演变的构建是其思想，思想的光辉是不灭的。
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与其所处的时代也不无关系。他用种族文化或政治的解说，固然有他留学海外，广泛涉猎社会科学的影响，但也有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我总疑心，所谓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以及他解释安史之乱及乱后河北的割据所指称的“河北的胡化”——形成了一个区别于长安的新的文化等，都多少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影子，比如在国民政府之外存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这个政权的组织、运作以及奉行的主义，都与国民党所控制的国民政府不同。史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也许值得研究史学史或学术史同仁更多的重视。
我们研究历史时，已经知道了结果；反观历史，“发生的都是必然的”。即使强调偶然，对这个结果而言，也常常是必然导致这一已知结果的偶然。我们无法将偶然的变量加入或抽出，再推演其结果。严耕望曾著文，解释唐朝六部与诸寺监之间的关系，用了现代行政学中政令与政务的区分来作解释，认为六部负责政令、寺监负责政务。官僚制度的演变有很大的沉淀性。宋以后的中央政府，还存在泾渭分明的政令与政务的区分吗？如果不存在，那是严先生对唐朝的解释不妥当，还是宋以后的政治体制倒退了呢？在我看来，陈寅恪先生归纳出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两个概念来解说南北统一到唐朝初年政治史的演变，是“理在事中”，是对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说明；而严耕望先生对唐朝六部与寺监关系的解释，是“事外求理”。用外在的理论来解释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就须使这一理论所能涵盖的史实均能得到疏通方可。
陈寅恪先生1927年游学返国。余英时先生称陈氏一生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940年撰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1年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他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作。陈氏对其“二稿”极为重视。据人回忆，抗战时期，陈氏以二稿完成为其使命。今天看来，“二稿”不仅是陈寅恪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中古研究史的丰碑。它所勾勒的历史发展框架，至今仍未能被取代。“充实而有光辉”，当之无愧。
2014.9.24
第二篇：唐代的足球游戏
唐代的足球游戏
1300多年前的唐代，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期。与前后各朝相比，唐代开放的世风创新而不固守、交融而不自封、活跃而不沉闷，并促进了唐代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体育活动也极大地丰富了唐文化，是唐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人开展的体育活动，不仅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熠熠生辉，在世界古代体育史上也享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马球、驴鞠、步打球、蹴鞠、胡璇球等球类游戏，以及竞渡、武术、拔河、相扑、秋千等等都为唐人所喜好，十分流行。下面我仅就唐代的足球游戏作以介绍。
对于唐代的足球游戏，我将分别从唐代足球的材质、踢球的人群和踢球的方法等三个方面进行讲述。
一、唐代足球的材质——唐代人踢什么足球
唐代足球称之为“蹴鞠”或 “筑球”，“蹴”是一种轻放脚步，类似舞蹈的动作。“鞠”是革，引申为内有填充物的皮质圆球。
然而，唐代所踢的圆鞠较之前朝已有了极大的改进，那就是充气的足球出现，唐人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并用八片尖皮砌作球。这种充气圆鞠弹性十足，圆滑轻巧，与现代足球已经十分接近。
二、踢球的人群——唐代什么人在踢足球
在唐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热衷于足球游戏，可以称之为唐代最普及的体育活动。如帝王中，唐玄宗就是典型的球迷，而唐文宗、唐僖宗则是喜好亲身参与的足球高手。在平民百姓中我们还能见到众多妇女踢球的身影，同时，唐代的足球还是军队训练士兵的重要手段，让我们不禁想象那“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的景象。
三、踢球的方法——唐代人们如何踢球
作为一项十分普及的体育活动，就需要一套较为完善的游戏规则，这样不但可以增加趣味性，而且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然而，唐人却不拘一格，创造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踢法。
第一种即 “打球”，不用球门，有十种比赛方式，分为一人场到十人场。类似于现在众人围在一起踢毽子的活动。
第二种为“白打”，即二人对踢，特别适合与女子从事，于是王建“寒食内人长白打”的诗句便可以让我们想象两名唐代女子踢球的动人画面。
第三种为“趯（替ti）鞠”，踢高球比赛，王维的诗句“蹴鞠屡过飞鸟上”该是这种踢法的生动描写。
第四种为只用一个球门的比赛，也是最具观赏性的踢法。这种单球门的蹴鞠，与现代隔网竞技的运动项目排球类似，球门位于场地中央，比赛双方隔网而站，每方至少上场五人，（球头——场上的队长和灵魂，司职前锋。骁色——核心球员，进攻组织者，司职前卫。着网——防守队员，司职核心后卫。正挟、副挟——协防队员，司职边后卫。见示意图）。比赛时，双方队员各司其职，需与同伴之间默契配合。着网、正挟和副挟只传球给骁色，骁色传球给球头，而最后完成临门一脚的只有球头。球头既要踢得高，更要踢的准，让球从风流眼穿过，难度实在不小，球要是从网上或网下越入对方场地一侧，那就只能等待对方的进攻了。踢过风流眼一次为一筹，或赛三筹，或赛五筹，以先得三或五筹为赢。当然，这种比赛虽然没有直接的身体对抗，比拼的却是各自的技巧和同伴之间的协同能力，有时甚至是一种球技的炫耀，趣味十足。
为了对这种比赛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我们可以还原一场唐代单球门比赛的场景。一场春雨后，天色放晴，长安街头一群少年军士在一起玩蹴鞠。只见街心空旷处树一球门，高三丈二尺，阔九尺五寸，络网于球门上端，网中有一圆孔，径二尺八寸，名曰“风流眼”。双方少年们往来奔突，竞踢圆鞠，只见那圆鞠在他们脚下身上上下翻滚腾越，被踢得咚咚作响。这时，左方球头将球踢起传给面前的本方骁色，骁色一个鹞子翻身，同时一脚向前伸出迎接来球，那圆鞠便轻轻的落在骁色的脚背上，而骁色自己也单脚落地站的纹丝不动。旋即，骁色伸脚把球放在球头的膝上，球头又把球筑起，但球并没过网，而是撞在网上颠了下来，正好被本方着网伸脚接到，着网用脚轻颠起球，随后又用另一只脚一个轻轻弹踢给骁色，骁色复又用一个白鹤立松之势挟住来球，从背后挑起球，又轻轻顿在球头的膝上，球头一个鸳鸯腿大脚将球筑过网上，但见圆鞠穿过风流眼直落在右方一侧。再看右方副挟（副侠）一招蝎子摆尾将球挟住，不待停顿直接传与本方正副（正挟），正副一个罗汉拔葱将球踢与骁色，骁色接球后随即也轻轻顿与球头膝上，球头用膝将球颠起，一脚将球踢向球网，但见球高高跃起，直奔网前，而此时对面左方见球就要过网，几个人便摆好姿势准备接球，可那圆鞠并没有穿过风流眼，而是在网前划过，奇的是球又旋转回来落向球头身前，球头不待球落地，一个侧身临空飞脚，将球踢出，那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直奔风流眼而去，由于力度过大，球穿过风流眼后径直飞向路边，滚到一个槐树下。众围观者看的是目瞪口呆，还没等缓过神来。见那槐树下站立一十七八岁小女子，头梳三鬟髻，衣裙破烂，脚踏木屐，圆鞠恰恰停在了她的脚旁。小女子毫不迟疑，伸脚将圆鞠轻挑起来，在脚上颠了几下，猛力一个大脚，“嗵”一声将圆鞠踢到几丈高，圆鞠再落下时，不偏不倚正落回到蹴鞠少年军士们中间，此举激起围观路人们的一片喝彩之声„„ 这是《剧谈录·潘将军失珠》中的记述胜业坊北街军中少年蹴鞠的一个精彩场景。
唐代还有一种蹴鞠踢法，即双球门踢法，比起单球门则更加刺激激烈，具备了竞技运动的许多特征。唐代仲无颜在《气球赋》中记载：“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陵空以月圆。”这已经颇为类似于现代足球，其中带球长途奔袭，有拼抢断球，有盘带过人，也有大脚远射，场面相当火爆。由此也可以看到现代足球起源于蹴鞠，非常恰当。
综上所述，通过对唐代足球的介绍，了解到唐代足球为皮制的气球，圆滑而结实，与现代足球十分相似，唐人的踢法花样繁多的，引人入胜，并成为普及性极高的全民参与的体育活动。我想，其中的许多玩法，完全可以在现今我国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学校体育活动中加以借鉴和运用。
第三篇：唐代诗人白居易简介及代表作
唐代诗人白居易简介及代表作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1]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2]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白居易代表作
《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白居易人物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第四篇：唐代宫廷舞蹈美女才人——杨玉环
中舞网
唐代宫廷舞蹈美女才人——杨玉环
杨玉环(公元719-756年)：唐代宫廷音乐家、歌舞家，其音乐才华在历代后妃中鲜见。原籍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开元七年719年6月1日生于蜀郡(今四川成都)，出身宦门世家，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被李世民所杀，父杨玄琰，是蜀州司户，叔父杨玄珪曾任河南府土曹，杨玉环的童年是在四川度过的，10岁左右，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的三叔家。
杨玉环不仅容貌出众，更具有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史载她“善歌舞，通音律。”杨玉环的舞蹈艺术尤为出众，唐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后，杨贵妃稍加浏览，便依韵而舞，歌声婉若凤鸣莺啼，舞姿翩若天女散花，表现了一种飘渺神奇的意境，她对乐曲的领悟之深，表现力之强，令玄宗兴奋不已，亲自为其伴奏。
杨玉环的琵琶技艺妙然出众，宦官白秀贞出使蜀郡返回朝廷时献上一只逻沙檀木琵琶，“温润如玉，光辉可见，用金缕红文，做成双凤”，是乐器中的精品，杨贵妃常抱着这只琵琶在梨园中弹奏，音响清越，飘然如在云端，许多公主王妃都争着做她的弟子。
杨玉环还是个击磬高手，她演奏时“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梨园弟子，莫能及之。”玄宗特意令人以蓝田绿玉精琢为磬，并饰以金钿珠翠，珍贵无比。
杨玉环的舞蹈艺术尤为出众，唐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后，杨贵妃稍加浏览，便依韵而舞，歌声婉若凤鸣莺啼，舞姿翩若天女散花，表现了一种飘渺神奇的意境，她对乐曲的领悟之深，表现力之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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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兴奋不已，亲自为其伴奏。
在对《霓裳羽衣曲》的配舞中，杨玉环注意吸收传统舞蹈的表现手法，又融合了西域舞艺的回旋动作，因而整个舞蹈飘忽轻柔，绰约多姿，并与乐曲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境步，成为唐代乐舞中的精品。
杨玉环还精通胡旋舞，身段飘摇，翻跃如风，令人眼花缭乱。在杨玉环的熏陶下，她身边的许多宫女都能歌善舞。一次，她随唐玄宗游幸绣岭宫，命侍儿张云容献舞，张云容罗袖轻舒，身躯曼转，跳起霓裳舞。杨玉环兴致大发，即席写一首七绝：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随即又配上曲谱，为云容伴唱助舞。现《全唐诗》仅存杨玉环这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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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家读后感终稿
《家》读后感
徐崇食安1002学号：4102100235
匆忙看完巴金老先生的名著《家》，不敢说完全看懂摸清。故事的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只是没想到悲剧中还残留了一丝光明，一线曙光。也许这点正是巴金老人作品的高明之处，在揭露黑暗的同时给我们留下些许希望！
《家》这部小说是巴金为他的哥哥写的，并且以他哥哥及他的事为原形，巴金的哥哥就是觉新的原形，懦弱和无奈，但他哥哥三十几岁就服毒死了。巴金的哥哥也曾爱过一个少女但父亲用抓阄的方法决定去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他爱他的妻子，但终因别人的鬼话不得不把待产的孕妇送到城外荒凉的地方，忍受着这一切不义的行为。他知道他已走到深渊边，但就是不愿意去走另一条新的路，只顾着向深渊走去，这和觉新是一模一样的。而觉新是这部小说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由于他处在长房长孙的位置，因此，为维护这个四世界同堂大家庭的“和睦相处”，他凡事都采取“不抵抗主义”。他与他的梅表妹有一段美好的恋情，但是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婚姻大事是不由得他们作主的。他的父亲为他做了亲，他没有反抗，有的只是默默地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一切。虽然他的内心十分痛苦，但他不敢说一个“不”字。而后他与妻子瑞钰成了亲。祖父死后，陈姨太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钰在家生孩子，叫觉新送她到城外去。这事对觉新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他还是接受了，结果封建迷信吞噬了她的生命。而在这之前，他的梅表妹也因为他，郁郁寡欢而死。
虽然他哥哥是这样的不愿意死，因为他写了三次遗书，又撕了三次，但终于写了第四次，字里行间控诉着“我不想死”，但终究还是走进了深渊。与觉新一样，觉新对于这一切悲剧的发生无力反抗，甘愿继续痛苦地过着“旧式”的生活，最后在压迫下痛苦的死去。
然而，软弱是一切落后事物的共性。在觉慧等人的奋斗和努力下，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封建制度妥协了，落后的封建枷锁终于被打破，新的世界正在时空夹缝中散发着耀眼光芒。
新事物的主人是年轻一代的进步青年，它永远散发着先进的气息。作品中所描写的觉慧，觉民等人，他们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充满朝气，热情奔放，拥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对封建制度痛恨不已。他们为了争取自由和青春，不畏艰辛，勇敢地同封建礼教斗争。终于，在他们的努力下，他们登上了驶向上海的航船。新思潮向他们张开了双臂，将他们揽入怀抱。
此外《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其实，巴金写觉新、觉民、觉慧是想体现三种不同的性格，他写梅琴、瑞玉、鸣风，也是想体现那个年代，不同的女人、不同的思想，但都是同样的约束和封建。鸣风倒没什么原形，只是灵感来自于巴金家后来一个叫翠环的丫头，寄饭在他们家，当有一个远房亲戚要取她去做
小老婆，被她严词拒绝，后来她快乐的嫁给一个农夫，虽然很贫穷，但只有无价的快乐和幸福。鸣风是从这迸发出的灵感从而塑造了这人物，由于封建礼节约束，湖水成了她的最终归宿，这是一个悲剧，也是美好的结局，没有屈服，而是自已选择归宿这就是很勇敢的，在那个年代来说。而最后出嫁的婉儿，也是这场悲剧的一个替代品。
在这些充满政治色彩的思想下，也不乏细节的描写。用了很多不同的修辞，景物仿佛就是为了主角的思想而生。比如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以及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
《家》的另一个特点是洋溢着纯洁浓厚的青春气息。这种单纯而自然的气息，正如巴金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家》，不仅有家里的感情社会纠葛。《家》，不仅有人物的不同境遇。《家》还有着社会政体之间，东西文化的发展与对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的讨论。
在历史的洪流中，这本书永远不会被淘汰，因为它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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