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教育：传统与现实》读后感

第一篇：《中国数学教育：传统与现实》读后感

《中国数学教育：传统与现实》读后感

原创： 94中学罗定昆 廖帝学名师工作室

我们在教学研讨中，说到怎样把课上好，每次都逃不开情境问题教学这个大框框，因为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教育改革实验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经历了10多年的调查、筛选和实验，由研究小组提出的促进学生有效地数学学习的教学结构。我们用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固化了，但凡公开课，优质课，都采用这样的模式。不过，许多老师对此都有很大的意见。观摩了别人的优质课之后，私下里讨论，总会觉得这不是我们真正的课，不可能每天的课堂都照着这个模式进行，给学生创设许多情境，光是创设这些情境，就要废去大把的时间。因此也有人说，优质课和比赛课都是表演，不是我们实际的课堂，那我就想问：既然都不是我们实际的课堂，我们还比什么？展示什么？数学课就是数学课，本来就是很严谨的课堂，讲授的都是很有逻辑性的知识，能不能别来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似乎是异想天开的，因为在我接触到的教师中，就算有一些类似“出格”的想法，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敌不过上世纪70年代的那次课改，我们一线教师的想法没有理论的支持。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中国数学教育：传统与现实》，其中讲到中国数学教育的历史，介绍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这一部分，我找到了一个理论依据。

20世纪90年代初，陈重穆，宋乃庆提出、组织并实施了综合性的教学改革实验，简称“GX”实验，目的就是要提高数学课堂教学效益，减轻师生学业负担。通过多年的探索、发展，“GX”实验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改革实验。

这样的课堂表现出如下原则：积极前进，循环上升；淡化形式，注重实质；开门见山，适当集中；先做后说，师生共做。

第一个原则中强调，在教学中，只要学生理解了基本事实，会基本操作就可以前进，不一定要把定义全部搞懂，公式全部记住。比如有理数的核心是运算，因此对正负数的实际意义有所认识、表达形式有所了解后就应进入运算，而不是纠结在正负数概念的理解上，也不是停留在熟记公式的过程中，应该由老师和学生一起参与运算，在过程中逐渐体会。作为一线教师，我有所感悟，学生做错题，如果把问题归结为概念记不清，公式记不住，多次强调的问题仍然出错，这是没有用的，纠正之后不久他还是会错。什么原因呢？因为初中学生的思维是不完整的，没有体系的，就是要在整个初中学习的过程中让他建立起这个体系，而我们经常做的是默认他有这个体系，然后用这个体系去思考每一个细节问题，这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全面地去看问题，从理论去指导实践，初中生是没有的。他们必须从实践中去领悟理论。但是为了构建理论体系，我们需要一定的循环重复，也就是在学会运算之后，回过头要积极地总结，内化知识。

第二个原则淡化形式，要淡化三方面的形式：1.淡化概念，不必在一些数学名词、术语上花太多时间。有的老师对名词、术语孜孜以求，对概念的文字叙述字斟句酌，甚至要求全班学生按照教材的叙述朗读、背诵，这是一种形式主义。2.淡化文字叙述。数学学习，应该多用符号，符号语言就是数学这门学科的语言，有些意义非常明确的公式，根本就不需要解释和翻译。3.淡化形式理论，我们在教学中实际上经常给学生强行灌输数学思想，可能学生根本没有领悟到这一个数学思想，但是为了展示给大家看，为本堂课的规格更高，刻意地加上提升的环节。实际上这些数学思想和方法是学生在练习中逐渐体会的，只有当他们体会到了一定的水准，再由老师提出来，才会给他们以触动，否则学生只能死记。

第三个原则开门见山。这也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很头痛的，有些问题其实很简单，甚至小学就学过，比如负数，但是在我们初中的教材中仍然要重新通过情境设置，学生在观察活动中认识负数。实际上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做的是无用功。因此有的简单问题，最好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不要遮遮掩掩，故意和学生捉迷藏，实际上学生早就知道“你藏哪里了”.第四个原则实际上我一直在实践中，尤其在计算的部分。我曾经与一位有经验的老教师交流，求教如何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这位老教师说，有理数的计算，你上课给他算再多遍都没用，板书写了几大块，汗水满头，一点点教，每个步骤细化，都没有用，最有用的办法是让他每天都练，不多，每天2个题，做错了就改，练上一个月，效果绝对比你讲好。确实，这个方法很有效果，重视了过手，老师也并不累。正如书上所说“教师即使讲得口若悬河、津津有味，但实际效果未必好，这个原则就是要把学生和教师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师的主导作用要体现在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上，主要工夫要用在导学，助学，促学上”.这一套理论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些原则，要求我们灵活运用，不要照搬教条。但是它的确给我过去的教育感悟找到了一个根源，一个依靠，原来我过去的想法还是有依据的，我们的教研中讨论的一些问题还是有价值的，与我们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教育者，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大家英雄所见略同！

第二篇：传统与现实的双重变奏

传统与现实的双重变奏

摘 要：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造就了扬州特色鲜明的好人文化。从古至今不断涌现的好人好事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扬州好人现象深刻体现出扬州好人文化鲜明的时代性、主体的广泛性、实践的自觉性和普遍的社会性。在当前中央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背景下，传承扬州好人文化并予以提升，可以有效推动扬州精神文明建设迈向新台阶。

关键词：扬州；好人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扬州是一座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名城，仁爱爱人、文明优雅的文化基因在扬州人的血脉中流淌、传承。近年来，扬州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如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李彬，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江苏省道德模范陈巧云，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江苏省道德模范徐兆华，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获得者刘应启，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陈先岩，以及“六十九个孩子的爸爸”、中国好人徐明峰，勇救落水儿童而英勇献身的大学生耿高鹏，人民日报予以报道的扬州大学救人小伙仲磊，忠于职守、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民公仆陈小星，让善举成为习惯的王文清等等。这些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为扬州人民竖起一个个标杆、一面面旗帜，“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的扬州精神也因这些好人而熠熠生辉。厚重的积淀――历史上的扬州好人文化

扬州的好人文化源远流长，流传至今的好人善举屡见不鲜。历史上的扬州好人中，有人笃行孝道，竭心为长辈养老，有人大爱无疆，积极救济穷人，也有人爱国爱民，忠节仁义。这些好人好事传承千载，既彰显了扬州好人的心态和力量，也为当代社会所效法和推崇，从而形成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扬州好人文化。

正所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好人，孝敬父母长辈是必须要做到的。历史上的扬州好人，许多以孝著称。如明朝人张毅在母亲去世后，不远万里从大同扶棺返回家乡扬州，行至直隶一带，又惊闻父丧，遂将母亲火化，携骨灰急速南归，只求能同时为父母尽孝，后及时将父母合葬。痛失双亲后，张毅又承担起赡养叔父的责任。叔父年老体弱，不能随张毅前往浙江，张毅又因做官“糜于役，欲留侍叔父不可得”，于是将自己的俸禄，除了留些许口粮外，全部用以奉养叔父，可谓至孝之典范。

历史上的扬州好人还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扶危济困，惠及乡人。如宋代吴志兴“世笃孝义，七世同居三百年，室无私财，积而能散，惠及乡人，镇扬间咸称善士。”再如明人谢承贵，一生都在行善事，平日以米粮接济群众，“凡三致富，皆散尽”。高杰之乱时有数十名兵士受伤，流落到扬州，谢承贵亲自为他们洗去血污，施以药剂。清人汪应庚也是好人的典范。他一生在扬州行商行善，被称为“富而好礼，笃于宗亲”。他不避嫌怨，承担起抚养岳父遗孤的责任，并将其培养成才；他“秉性老成，孝思盹笃，沉默寡言，端庄不居，耆宿咸重之”，尤其是成为扬州盐业富甲一方的总商后，“肩承盐业，综理琐务，任厥劳瘁”。雍正九年后扬州屡遭自然灾害，河堤溃坝、海啸成灾，民众缺衣少食，苦不堪言，汪应庚慷慨解囊，先后运米数千石、运谷数万担，开粥厂救饥民，设药局治病除疫，惠及十万余人。除此之外，因“诸公府县学宫岁久圯坏”，汪应庚捐银四万七千两修建学宫，发展教育事业，为时人所广泛称赞。

爱国爱民，忠节仁义也是历史上扬州好人所具有的特质。广为人知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在清军进逼之际担当起保卫扬州的重任，屡屡严拒敌帅多铎的诱降，毅然以城中单薄的三四千兵力，誓师梅花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以忠心和英勇保卫风雨飘摇的祖国，城破后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扬州人陈元度前往赤城做官，当地土地贫瘠，但民众仍要承担上缴粮草、喂养橐驼的负担。陈元度按政府定价的二倍付给人民，自己填补了产生的亏空，并说“与使一县民困，毋宁使吏一家困也”，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为人所称道。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在高邮进行，战士们在阵地上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些峥嵘岁月中所体现出的爱国情操正是扬州好人所具备的大爱精神。崭新的风貌――当下的扬州好人文化

近五年来，见诸报端的扬州好人好事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笔者以“好人”为关键词，检索了《扬州日报》、《扬州晚报》、《扬子晚报》2010年到2015年间报道的扬州好人好事。《扬州日报》计594次，《扬州晚报》计397次，《扬子晚报》计116次，因各报纸的报道有相同的内容，其中《扬州日报》覆盖面最广，基本上涵盖了后两者的内容。所以本文以《扬州日报》的报道材料为基础，对扬州好人现象和好人文化进行探究。

《扬州日报》报道的扬州好人文化，主要包括四种情况，即好人事迹、好人文化活动、号召学习好人、扬州好人走向全国，这四种情况又可细分为多种小类。图一是四种报道的总体状况。

对好人事迹报道约占总体的42%。囊括了各行各业、类型丰富的扬州好人。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广泛为人所知的扬州好人，如义卖服装筹款、热心公益的黄秋菊；见义勇为、舍命救人的耿高鹏；拾金不昧、诚实守信的环卫工人龚文凤；大爱无疆、终身奉献给延安老区医疗事业的陈宏如；孝老爱亲、三次割皮救父的殷武勇。这些好人经过多次宣传，在社会上获得了较大反响。第二类是默默无闻做好事的好人，其中一些是匿名者，有人每月向贫困生汇款、寄衣物，有人帮扶昏厥老者后悄声离去，有人跳河勇救轻生母女，有人在公交车事故后挺身而出、勇辟“生命通道”。这些好人行善不留名，在媒体到达前便悄然离开。还有一些好人不为人所知，如扬大麻袋哥通过收集废品为拉萨小朋友筹助学款，草根律师13年免费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等。第三类是互助的好人。如管霞家中贫困，但路拾巨款当夜便送还失主，失主知恩图报，帮助管霞女儿看病。再如捐赠10万元赈灾助学的退休职工吴修德，在医院住院手术时女儿不能及时赶回，热心市民争相在病床前照料，上演了一出“好人帮好人”的现实温情剧。

以上这些好人好事无一不彰显出优秀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浸润和时代精神对他们的召唤，扬州好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旗帜，极好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于公民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并源源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着内涵与外延，让我们从中看到了道德的汇聚，人性的闪光，好人的力量。

对好人文化活动的报道约占17%。这些报道大多集中于对好人事迹的进一步推广。一幅幅好人图片，一本本好人著作，一首首好人颂歌，一部部好人电影，一幕幕好人晚会，一根根“好人柱”，一面面“好人墙”，一个个“好人馆”，一片片“好人林”……一系列活动的开展，逐渐形成了“扬州好人”的品牌效应。这些丰富多彩的好人文化活动的广泛宣传，有利于放大好人效应、扩大好人影响，号召更多的民众做好人、行好事，为扬州的城市文明建设，特别是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进一步提供了标尺，树立了典范。

号召学习好人的报道约占33%。长期以来，扬州好人文化的推广不仅限于宣传，而且号召群众加入到好人队伍之中。为此，扬州市委市政府、各县各区纷纷开展推荐、宣传、学习好人活动，用道德典型引领文明，通过召开“创文明城市，做扬州好人”号召会、“身边好人”推荐评议活动、“做文明优雅的扬州人”主题活动、扬州好人事迹报告会等活动，使好人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市民的精神与心灵。特别是“扬州好人”教育宣讲活动走进小学、中学和大学，“扬州好人进课堂”成为近年扬州教育的一大亮点，让好人之种在年轻群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对走向全国的扬州好人的报道约占8%。扬州好人走出扬州，将更多的美与善播撒在更为广阔之地。他们一次次走上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栏目，用毫无修饰的普通话语讲述自己的平凡做人之道与充满炽热的善意之举，用自己的行动感染更多的人。他们从东部奔赴西部，牵挂着失学儿童和受灾地区，送去生活物品和援建物资，搭起了一座横贯中国的爱心桥。扬州好人的名声还走出了国门，传遍海内外，就连一直致力于强力向外推出自己价值观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其《洛杉矶时报》竟也以一个整版的篇幅聚焦于扬州，较为系统地报道了“扬州好人”的种种情状，并称这是扬州叫响全国的“城市名片”。毫无疑问，“城市名片”的称呼，自然反映了他们对“扬州好人”及其所寓含的价值观念的肯定与赞扬。鲜明的特色--扬州好人文化的特质

扬州好人文化虽流传千载，传统深厚，但在当前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在新常态下，我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纷涌现，多元化成为文化的主要特征。由于一定程度地存在彼此间信任缺失、沟通不畅，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互助行为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扬州好人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为基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结合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造就了独具扬州特色的文化名片，积极推动着人与人之间构建良好的互助关系，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扬州好人文化具有主体的广泛性。扬州好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做好事的同时感召了更多人参与到好人好事之中，一个好人感召一群好人，一群好人带动满城春风。好人结对帮扶，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个乐于助人的小群体，这些群体不断扩大，最终使全市人民都沉浸在浓厚的好人文化氛围之中。这样形成的好人文化来源于群众，广大人民群众既是这项活动的参与者、推动者，也是传承者和实践者。正因如此，好人文化在扬州体现出鲜明的群体性，是根植于群众，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

扬州好人文化具有实践的自觉性。从自发的“好人现象”到自觉的“好人文化”，扬州好人文化体现出从外在表现到深层追求的趋势。这样一种道德自觉性，是将对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外在的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自身的认识、情感、信念、意志和行为，实现由内化到外化，深刻理解道德规范并自觉自愿地从事道德活动。扬州的好人文化并非出于外部因素的灌输与打造，而是历经长期积淀后与新时代的文化发展相结合而成的产物，做好人、行好事的自觉，促成了整个社会思想道德素质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扬州的鲜明体现。

扬州好人文化具有普遍的社会性。扬州好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创举，也没有彪炳千秋的伟业，他们只是润物细无声地做着实实在在的事情，但正是这些踏踏实实的善举和默默无闻的奉献，展现了别样的风采。一件件小事，一个个善举，体现出道德的崇高和人性的光辉。扬州好人并非几个、几十个，而是遍布扬州的每个行业，占了扬州人口的不小比例。这些好人从自己出发，由小事做起，以滴水穿石的方式感动着整座城市，将善行一点点积累起来，绽放出万丈光芒。扬州好人文化的普遍性，既体现了好人普遍存在，也体现出好事随处可见。光荣的使命--传承与提升扬州好人文化

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时说：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细细分析这一发展目标，可知扬州好人文化的内涵与之有着内在的关联，促进扬州好人文化发展，使其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实则就是构建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为实现这一目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继承优良传统与发扬时代精神并举。当前对扬州好人文化的溯源工作仍不到位，散见于史料中的扬州好人文化材料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却未经整理。这些材料是扬州好人文化建设所依托的坚实根基，充分挖掘这些材料，才能在扬州好人文化建设中准确定位具有扬州特色的内涵和特质，从而将扬州好人文化的独特优良传统更好地传承下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追求真善美内在统一的价值理念，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人民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就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土壤。扬州作为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就是这样一片蕴含着浓厚好人文化的沃土。扬州好人文化的培育既要继承历史上扬州人孝老爱亲、扶危济困、爱国爱民的忠孝节义精神，也要结合当下扬州人做好人、行好事的时代风貌，解决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信任危机、伦理道德问题，契合国家大政方针，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中国梦”的实现助力增劲。

二是要构建规模化、体系化的扬州好人文化推广体系。目前对好人文化的宣传报道已有很多，但存在着结构性的整体不足。以《扬州日报》为例，其对扬州好人文化的报道散落在各个版面，没有形成系统的报道体系。若能在固定版面以专题形式报道扬州好人好事，介绍历史上的扬州好人，与当代的扬州好人遥相呼应，则能有效地扩大宣传效果，推动好人文化传播。

网络也是构建扬州好人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采用现代网络化手段，建立扬州好人门户，将扬州好人好事不断汇总、更新，扩大好人文化的受众。还可以开发“扬州好人APP”，通过移动端发布扬州好人信息，并可以此为依托，拓宽信息渠道，整合优势资源，解决志愿服务和需求对象间信息不对称、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网络推动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好人文化推广活动的开展，使更多人被纳入推广体系当中。

三是要打造扬州好人自主品牌。扬州好人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但相对来看，推广却不及其他城市。例如，弘扬“好人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的好人主题公园相继在厦门、合肥、徐州等地落成开放。这些公园包括好人雕塑和好人广场两个板块，都以“好人”命名，在展示的同时有效地推广了好人文化。

相较之下，扬州在这些方面明显落后，这与扬州好人的不断涌现存在很大反差。其实，扬州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好人主题公园、开设扬州好人讲坛、设立扬州好人节的方式来推广好人文化。在定期开展好人活动的同时，结合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国际残疾人日、国际志愿者日、全国助残日、学习雷锋纪念日等节日，开展相应活动，从多角度促进好人文化的深入与拓展。

四是要建立健全扬州好人长效帮扶机制。扬州好人文化建设需要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只有政府倡导和推动而无法落实到民间就会流于形式，只在民间发动和推广而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就难以正规化和系统化，所以政府和民间要相互促进。建立健全扬州好人长效帮扶机制，政府与民间共同协作，形成双向互动，可以有力推进好人文化的发展。

五是要建立多样化的基层志愿组织。目前扬州已经建立扬州好人义工队、仪征义工联、红马甲义工队、圆梦义工联盟、基层志愿者工作室等多种形式的组织，开展志愿活动。但现有组织得覆盖面尚不够广，服务范围也有重叠。应由政府牵头，将现有组织进行系统化的整合，建立多样化的基层志愿组织，使活动更加有序化，扩大志愿服务的范围，而在一些较为偏僻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村庄，政府更应推动志愿组织的建设，从而推进扬州好人文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发展。

总之，扬州好人文化建设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进一步推进扬州好人文化体系化、深入化、科学化，增强好人文化号召力、吸引力、影响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页。

[2]阿克当阿修，姚文田、江藩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3]阿克当阿修，姚文田、江藩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第196页。

[4]焦循：《北湖小志》，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65页，[5]阿克当阿修，姚文田、江藩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第211-212页。

[6]焦循：《北湖小志》，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65页。

[7]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读本》，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作者简介

石洁茹（1995-），女，山西定襄人，本科在读，历史学专业。

第三篇：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转型读后感

读《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有感

打算读一本关于法制史的书后，看了推荐书目，最先吸引我的就是这本书的名字。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而且辗转相承，绵延不断，形成了悠久的、特色鲜明的法律传统，傲然自立于世界法律历史之林，我想这本书里一定叙述了迷人、丰富的中国古老的法制文化和在经过战争、岁月和外来文化洗礼后，焕发出新的生机的中国转型后的法制文化。我读的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张晋藩的第一版次的《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出版时间为2009年。

作者张晋藩，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法制史学的带头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中国法律史学会的专业顾问、中国法文化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本书从多角度研究和剖析了中国法律的悠久传统，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华法系的认识，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近代法律的转型，理出了中国法律古今的脉络。

书中将法律制度与文化和历史人物的活动与重大事件叠现，探讨法律传统特征，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和可读性。

中国古代法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内在的连续性，又有因时因事而异的可变性和转化性，这二者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没有可变性的法律传统是僵死的，不可能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风貌。

但，传统决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绝不是劣根性。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的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因素，经验证明，对传统的反思越深刻、越彻底，越能准确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创造出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中华法系。

从本书的第一部分入手，讲的是中国法律的传统，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一样久远。书中是纵向的介绍中国古代传统的法律制度，结合我们现在所学的曾宪义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横向可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概括为四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先秦的思想形成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殷周时期在法律思想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可继承的思想资源。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法律思想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机遇，出现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景象，中国法律思想的基本范畴，诸如德刑关系、民本、礼治、德治、人治、法治等，都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第二个时期是秦汉隋唐的思想发展期。秦汉是封建制进一步确立时期，至隋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政治现实的需要，使得各学派的法律思想对现实社会的作用是不同的，其发展程度也是有区别的。法家法律思想在先秦尤其是在秦朝对社会产生了巨大作用，但秦的迅速灭亡，证明法家法律思想运用的破产，从此走向沉寂。进入汉代以后，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家和道家的法律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汉初黄老学派作为道家法律思想在汉代的表现形式，以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主张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儒家法律思想在吸收道、法、阴阳各家法律思想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直至隋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思想。

第三个时期是宋明的思想完善期。这一时期，封建制度更加完善，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也处于完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突出两条思想发展线索，一是与宋明时期的社会特点相适应，出现了以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将新儒家融合儒释道，建立了更为精深的官方哲学，把儒家的德主刑辅、德治、礼治法律思想理论化、系统化；二是与宋代商

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出现了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完备的功利法律思想，反对空谈性命义理，并针对社会积弊提出了一系列注重功利、崇尚法治、重视法律作用的思想，这也是法律思想完善的重要标志。

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反思期。这一时期，封建的中央集权制进入衰落时期，在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这种现实相适应，出现了一批首先对时代表现出觉悟意识的进步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他们开始对传统法律思想进行反思，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思想是儒学营垒中进步思想家适应时代的发展，针对封建制的积弊而提出的法律主张，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仅仅是对传统法律思想的反思而已。这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阶段。

书中提到的一些古代制度，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然维持它旺盛的生命力，在建立中国法制社会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第一章的提到的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理曾经学过，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礼即今天的道德。礼的等差性与法的特权性是一致的，礼法互补，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引民心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为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入刑。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礼法互补可以推动国家机器有效地运转，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征。

再如以法治官，明职课责，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为了有效地运用权力，控制国家和社会，并将其旨意付诸实施，是必要通过一个权力媒介，这个权力媒介就是官。“官是管理国家的群体和实现国家职能的具有人格的工具。”在我看来，现今社会也应用法律来约束中国的官员，让他们各尽职责，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还有就是立法修律，比附判例。中华法系在重视国家制定法，以法典为基本法律渊源上颇与大陆法系相似，而在适用判例断案，作为制定法的补充，又与英美法系具有某种共同点。但是中华法系是独树一帜的，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这是由中国古代的国情、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在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就制定法与判例的相互补充与结合为用而言，它既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也是其优点之一。

书的第二部分是中国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从西方文化的输入，传统观念的转变和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开端三个方面深入。

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个方面，传统观念的转变。和以前学过的历史只是结合来看，变得有趣许多，由固守成法到师夷变法、由维护三纲到批判三纲、由盲目排外到中体西用、由专制神圣到君主立宪，共和、由以人治国到以法治国、由义务本位到权利追求、由司法与行政不分到司法独立、由以刑为主到主罚并重。

其中最让我有感触的是由义务本位到追求权利的改变。权利等差，义务本位是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是特权法，是以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特征的，这是由以等级形式出现的阶级制度所决定的。法律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调整器，另一方面又是特权者的保障书。现今社会，讲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地适用法律，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的地履行义务。可见，近代以来，这样的转变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外发性，即促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变迁的重要推动力是西学的输入；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转型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为支撑；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转型以制度更新为思维取向；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转型以“中体西用”为思想反应模式。

由于社会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因此法律的现代化也只有阶段性而没有终结，希望能通过更多的书来了解中国法律的过往和未来。

第四篇：现实数学观与生活数学观

案例分析：现实数学观与生活数学观

儿童的生活经验是指小学生在生活中通过亲身经历、体验而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和反映，具有自然性、生成性、发展性等特点。自然性是指学生生活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生活现象都会毫无阻拦地进入他们的认知领域，从而形成他们“自己的经验”。当然这种经验很大程度上是原始的、粗浅的、局部的、零散的，甚至是不准确的、不科学的，但却是十分难得和可贵的。生成性是指学生在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着对自己已有的经验进行调用、调整、提升或者重新确立的过程，也存在着对活动中新的认识不断接受、理解和内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实质上就是新的经验建立和生成的过程。发展性是指经验的建立和运用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积累、丰富发展的过程，这也是人的内在素质和能力提高的过程。任何学习都是在先前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建构，这种建构的结果又会导致经验系统的变化，在这种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中，学生的经验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学习的质量进一步提高。

小学数学学习应是儿童自己的实践活动，要让数学学习与儿童自己的生活充分融合起来，将学习纳入他们的生活背景之中，再让他们自己寻找、发现、探究、认识和掌握数学。儿童的数学学习的组织，应源于他们的数学先生，即数学学习活动存在于儿童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数学学习应当成为让学生亲身体验数学问题解决的一种活动，让学生通过自己去仔细地观察，粗略地发现和简单地证明。

在本例中，教师设计了实际的生活化情境，让学生从已有的经验出发，观察、辨析并实验、操作，使数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变为在问题情境的尝试操作下的思考和分析过程，这种融生活化策略和操作性策略为一体的教学设计，充分考虑了儿童数学学习的特点，体现了现实数学观和生活数学观。但是，数学概念的学习和表示数学概念的语言学习上不同的。“平均数”作为表示数学概念的语言，指的是一种词汇的认识；“平均数”作为一个数学概念，是对一组数的集中和离散程度的本质认识。掌握了单个词汇并不一定就是理解了概念。本例中，在采用“常规方法”来组织学习“平均数”知识的班级中，虽然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设计了生活化情境，可在跟进活动中学生仍然不能将问题与习得知识建立联系甚至不能理解真实情境问题本身的意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作为数学概念的“平均数”的本质意义。

小学生数学学习的实质是，用自己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独特经验去建构有关数学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学儿童的生活经验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数学学习的一个重要基础，进而成为我们构建小学数学教学模式和开发小学数学活动课程的庞大资源库。小学儿童的数学学习与生活经验是紧密相连的，他们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经验的激活、利用、调整、提升的过程，是“自己对生活现象的解读”，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小学儿童的数学学习活动与其说是“学习数学”，倒还不如说是生活经验的“数学化”。学生从现实出发，经过反思，达到“数学化”。在这一过程中，“数学现实”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小学生来说，“数学现实”也许就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一方面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小学生数学学习的前提、基础和重要资源，是保证数学学习质量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有效的数学学习也能促进经验的应用、提炼和积累。数学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经验积累的过程，就是一种新的“经历”和“体验”，这种“在生活中学习数学”的方法是数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孩子应更多地通过真实的问题情景，产生运用数学来解决问题的需要，并且亲自实践，在探索中发现数学和学习数学。

请举例说明，影响小学数学课程目标的基本因素有哪些？

小学数学课程目标的设置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进步对数学课程目标的影响

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对人的数学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每天的天气预报中的“降水概率”等的理解问题。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人们掌握更多有用的数学。如对股市中的各类“趋势统计图表”掌握与理解。最后，生活中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数学语言。如报纸、杂志中随处可见的统计图表、比例、分数、小数、百分数等符号的理解、识别与阅读。

二、数学自身发展对数学课程目标的影响

随着经典数学的繁荣和统一，许多数学应用方法的产生，特别是与计算机的结合，使得数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式、应用范围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数学科学自身的发展必然对数学学科教育教学的课程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课程目标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二是学生可以通过做数学来学数学，体会观察、尝试、合情推理、猜想实验等科学研究方法，另外，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计算与解题技能的培养目标削弱，判断、优化的能力目标需要加强。

三、儿童的发展观对数学课程目标的影响

新的儿童发展观关注儿童的发展，从关注精英数学转向关注大众数学，强调学习适合每一个个体的数学，培养人的数学素养，提升公民的素质成为重要的课程目标。

第五篇：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读后感

《数学文化与数学教学》听课有感

元通小学陈英

本次讲座，汪老师提到了无数伟人学习、研究、教学数学的事例，使我们感受到什么才是数学，为什么要学数学，我们应该怎样来教学数学这一学科。听了这次讲座，感触很深:数学不只是数学知识、方法、过程的简单堆砌与叠加；数学教学也不仅仅是数学知识、技能和方法的机械传递与搬运；数学课堂应当是数学文化流淌的地方，是学生不断用心去触摸数学本质、感受数学内在文化特质的自由天空。数学就是一种文化。接下来我就简单地谈谈本次听课的启发。

一、对“文化”加强理解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如果说数学需要“文化”，那么首先教师需要“文化”。教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着眼于学生的终生学习的愿望和能力，从学生的全面、持续、和谐发展出发进行教学工作。另外，教师的文化底蕴是数学“文化”的保证，一个数学教师，如果不能对自己的学科怀有一种追本溯源的态度，如果不能对“什么是数学、什么是数学教育、数学与人的关系、数学教育存在的意义、数学教育之目的”等有一份深切关注与深刻思索，他的工作则必然就带有一种盲目性与追逐性，自然就无法在纷繁复杂的数学教育变革中寻得“不变的东西”，找准继承与创新的支点。

二、对“数学史”更加关注

在《数学课程标准》中，数学发展史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传承，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真正热爱数学的教育工作者，理应具备深沉的历史感。明了中国数学的历史、明察西方数学的历史、明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知悉中国数学“问题解决”之传统，知晓西方数学“科学理性”之渊源。或许在小学数学教育中，我们永远不会与孩子们提及“笛卡尔”、“亚里士多德”、“尼采”、“米藏山国”、“弗赖登塔尔”，但作为教师，我们有必要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数学前进的精神力量与源泉。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知道现在国外的数学课程改革之进程，把握他们曾经走过的弯路，也汲取他们历次改革后沉淀下的原创性的经验与教训。熟悉“回到基础”、“新数学运动”、“《人人算数》”等，知道他们每一次变革的背景、思考与问题。千万别以为，这些只是课程专家们理应关注的。坚信，你的视野有多开阔，你创造的空间就有多大。

三、实现“文化价值”

数学有着它自己的丰厚的文化渊源。数学课堂教学就是要挖掘蕴藏在数学之中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实现其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和谐统一，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践行并彰显数学的文化本性，让文化成为数学课堂的一种自然本色。数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她的认识己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数学文化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数学＋文化”。在关注数学历史性和数学美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对数学文化有一种朴素的理解：数学真正的文化要义在于，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张扬数学思考的魅力，并改变一个人思考的方

式、。数学学习一旦使学生感受到了思维的乐趣，使学生领悟了数学知识的丰富、数学方法的精巧、数学思想的博大、数学思考的美妙，那么，数学的文化价值必显露无遗。

我们应该坚持，具有文化诉求的数学课堂并不排斥具体的数学知识或方法，相反，数学课程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正是依托于具体数学知识、方法的学习而得以实现的。知识和方法是载体，是数学的文化价值赖以彰显、实现的母体和根系。我们应以一种古典、审美的情怀，关注学生数学思考的提升、数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关注数学精神品质的有机渗透，不仅丰富了数学文化的内涵，更为今后开展数学文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开掘出新的思路，展现新的契机，描摹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