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军事合作1911——1941

第一篇：中德军事合作1911——1941

中德军事合作:1911——1941

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关系

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Port Arthur（威海卫？）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中良好关系被威廉2世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彻底改变。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联合干涉中，德国强迫日本让出租界汉口和天津；1897年，德国通过“巨野教案”获得了对胶州湾99年的租约。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军队野蛮镇压义和团员的行为让中德关系走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威廉皇帝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般作战”，由此，“Huns”成为了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蔑称）。[1]（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2]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3] 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5]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6]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30年代的中德合作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7]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里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8]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此之前，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魏玛政权的外交大臣极力鼓吹政府应在东亚地区保持中立，并反对国防军工业体系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那些进出口商因为担心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生意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对。但纳粹政权推行的是战时经济政策，动员全社会扩大生产并对诸如钨、锑等重要的军需材料以及各种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而这些原材料中国都可以大量供应。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成为了德国对华政策的推动力。[9]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希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10]（参见《秘密之剑——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们》）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希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希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11] 武器弹药不可能永远依赖于进口。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防工业。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合步楼公司（Hapro）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12]这实际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直到中国因内战和国际贷款出现巨大预算赤字为止，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交换条约一直为中德合作起着良好的促进。这个时期，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任何产品。这个条约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希克特将军推荐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希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第二篇：中德军事合作

中德军事合作

中德军事合作 1911-1941

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关系

-----------------------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Port Arthur（威海卫？）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中良好关系被威廉2世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彻底改变。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联合干涉中，德国强迫日本让出租界汉口和天津；1897年，德国通过“巨野教案”获得了对胶州湾99年的租约。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军队野蛮镇压义和团员的行为让中德关系走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威廉皇帝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般作战”，由此，“Huns”成为了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蔑称）。[1]（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2]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3]-----------------------20年代的中德合作

-----------------------朱家骅，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曾为最初的中德接触贡献良多。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马克斯·鲍尔（Max Bauer）和蒋介石（1929）

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5]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6]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30年代的中德合作

-----------------------中国代表们正在视察一架容克-52飞机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7]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里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8]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此之前，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魏玛政权的外交大臣极力鼓吹政府应在东亚地区保持中立，并反对国防军工业体系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那些进出口商因为担心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生意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对。但纳粹政权推行的是战时经济政策，动员全社会扩大生产并对诸如钨、锑等重要的军需材料以及各种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而这些原材料中国都可以大量供应。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成为了德国对华政策的推动力。[9]1933年5月间，汉斯•冯•希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10]（参见《秘密之剑——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们》）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希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希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11]这是一架亨克尔111A，是卖给中国航空公司的11架飞机之一武器弹药不可能永远依赖于进口。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防工业。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合步楼公司（Hapro）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12]这实际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直到中国因内战和国际贷款出现巨大预算赤字为止，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交换条约一直为中德合作起着良好的促进。这个时期，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任何产品。这个条约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希克特将军推荐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希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参见《二战德军之父——冯•西克特》)

-----------------------德国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

-----------------------驻德公使蒋作宾和随从在参观一间德国工厂，1928年派往德国学习机械的中国留学生，1934年1936年，中国铁路长度只有1万英里，远远少于孙中山先生“现代化中国”规划中的10万英里，而且其中一半位于已被日本人占领的“满洲国”。缓慢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例如1920年的四国借款团（英法美日），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规范化外国对中国的投资，而这四个国家为中国政府提供铁路建设的支援之前，必须先达成意见的一致。而其他国家的投资欲望则由于（来自其他大国的）压制而止步不前。即管如此，1934-1936年中德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大大加速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京、重庆和贵州间建设了铁路干线。这些铁路建设的高速度原因在于德国需要这些铁路线运送用于出口德国的稀缺材料，同时这些铁路线有助于中国政府在长江以南的南方中心省份建设工业中心。另外这些铁路线也有重要的军事意义，例如杭州至贵阳的铁路可用于运送军队至长江三角洲，即使在上海和南京沦陷后仍然能发挥作用。另一条类似的铁路是从广州至杭州的铁路，提供了从东部海岸线之武汉地区的运输能量，这条铁路在抗战早期体现了其价值。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建设一个工业中心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钢铁工业，建设发电厂和其他化工厂。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13] 三年计划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人员，用于建设这些国家计划。

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于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遭到破坏。[14]

-----------------------德国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在中国的德国军人，1936年

一个德械师中的Sd.kfz.222装甲车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席克特的原始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60个师，全部为基于德国条例进行良好训练和良好装备的师。但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哪些派别的哪些师会被裁减等等。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于蒋介石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最后由8万人所编组成的8个师，最终接受了德国标准的训练，被视作是蒋介石军队中的精华。这些部队也许部分的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蒋介石不顾他的幕僚和法尔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抗战中，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师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

冯·法尔肯豪森建议蒋介石与日本人打一场消耗战，他通过计算认为日本无望取得一场长期战争，他建议蒋介石应该守住黄河一线，但不应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击，同时应该放弃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东，但撤退应该是缓慢的，日本将会为他们的每一步付出代价。法尔肯豪森同时建议在矿山、海岸和江河地区等处建设一些防御设施。其他的建议还有在敌后组织一些游击队活动（共产党对此相当熟练）。这些行动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

冯·法尔肯豪森同时认为中国军队将难以在抗战中期待装甲部队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国工业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这要花上一段时间让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达到德国国防军的风格。因此他强调培养部队基于轻武器的机动化，多多运用渗透战术，类似于德国在一战末期创制的突击群战术。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基于冯·席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例如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98k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16] 另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计划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一些研究所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1935年至1936年，中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88、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其他装备进口包括少量的斯图卡、容克、亨克尔和梅塞施密特飞机，部分飞机在中国组装；莱茵金属和克虏伯公司的榴弹炮、反坦克炮和山炮，例如37毫米反坦克炮；装甲车辆，例如一号坦克。（参见《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

-----------------------中德合作的结束

-----------------------全套德式装备的士兵-钢盔、防毒面具、毛瑟手枪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极大的损害了近10年来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且不提工业的损害，阿道夫·希特勒的亚洲政策则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罪魁祸首。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17]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补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向背。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德国也曾经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让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8年初，德国政府承认满洲为独立的国家。同年4月，赫尔曼·戈林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在日本的坚持下，所有德国顾问也被召回国。亲中国政策向亲日政策的调整也伤害了德国的商业利益。德国从与日、满（州）的贸易往来中获得的利益远低于德中贸易。两国人民在长期贸易往来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不可磨灭。德国人民为汉口的红十字会慷慨解囊，在这里，德国捐款比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中国政府自己都多。军事顾问们也希望能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1938年6月末，冯·法尔肯豪斯将军最终被严令回国，但在启程之际，他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则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防线。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实际上，德国和日本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洲的资源，因此许多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18]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的签署，36年签订的德日反共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德日同盟实际上并没有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而中德双方都很希望能够继续来往，存在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但是1940年中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轨道。[20]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议。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一星火焰也被无情熄灭。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他在德国接受了军事训练对孙中山先生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20世纪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一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国的原材料。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中国迫切的需要发展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国从一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将中央政府移到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介石自己的儿子，蒋纬国。可以这样说，战后台湾的飞速发展与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引文出处

[1] Chen, Yin-Ching, Civil Law Development: China and Taiwan page 8.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Spring 2002, Volume 2.[23] [2] Ibid., page 9.[3] Ellis, Howard S.French and German Investments in China page 12.Honolulu, 1929

[4] China Year Book, 1929–1930 page 751–53.North 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30.[5] Sun Yat-sen.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page 298.China Cultural Service, Taipei, 1953.[6] L'Allemagne et la Chine, Journée Industrielle, Issue Dec.1931, Paris, 1931.[7] Chu Tzu-shuang.Kuomintang Industrial Policy Chungking, 1943.[8] Fischer, Martin.Vierzig Jahre deutsche Chinapolitik.Hamburg, 1962

[9] Ed.Wheeler-Bennet, J.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 London, 1939

[10] Kirby, William.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age 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ISBN 0804712093)[11] Ibid., page 9.[12] Ibid., page 61.[13] Ibid., page 78.[14] Ibid., page 106.[15] Ibid., page 120.[16] Ibid., page 211.[17] Ibid., page 242.[18] Ibid., page 244.[19] Ibid., page 250.[20] Liu, F.F.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age 9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21] Ibid., page 94.[22] Ibid., page 101

第三篇：美军“重返”越南期待军事合作

美军“重返”越南期待军事合作

2003年11月22日，隶属于美国第7舰队“小鹰号”航母战斗群的佩里级护卫舰“范得格里夫号”离开越南胡志明市码头，沿西贡河而下，结束了为时4天的越南访问之旅。当西贡码头上出现越南海军、外交部和国防部代表对美舰官兵挥手道别的场景时，无法让人不联想到美军在1975年4月30日撤离越南的记忆

主笔 蔡 伟

当“范得格里夫号”在11月19日抵达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后，该舰舰长罗杰海军中校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我的第一印象是，今天在（西贡）河道内的航行非常奇妙。”罗杰说，“在我们溯河而上航行途中，官兵们都真诚地享受并欣赏了沿途美景。我的船员们对能来到这里都非常兴奋。”罗杰及其官兵受到了越南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国防部和海军司令部代表的欢迎。当天下午，该舰约200名官兵访问了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越南海军司令部和越南第七军区。

近30年过去，美军发现越南的变化是，胡志明市出现了当年越战时期西贡的某些景象:“性、毒品和摇滚乐。”为了吸引日益增多的旅游者，类似“少女吧”之类的酒吧也开始出现。“我们希望美国人能进城，他们对我的生意有利。”11月19日夜里，一位胡志明市的酒吧女老板说，此时她店中的女服务员身着传统白长裙正围绕在美国水兵周围。

“范得格里夫号”的水兵们被允许上岸自由活动直到午夜，此后水兵们被要求要么返舰，要么在市内的宾馆住宿。对此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处的一位特派员约翰·斯默曼说:“我想他们会自律的，不过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过于谨小慎微而（将此行）变得索然无味。”情况似乎不错，按美国驻胡志明市领事馆发言人奥格本的话说，在“范得格里夫号”护卫舰官兵访问越南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我们必须处理的事件，一切都按我们期望的顺利进行”。

尽管美国在1975年4月30日完全撤出越南，但美国海军网站表示，“范得格里夫号”是“自1973年以来第一艘访问越南的美国军舰”。“由于越南现在处于和平时期，所以一艘美国军舰来访是很正常的。”应该说，美国人早在1995年美越关系正常化后就已经“回来”。2000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越;不久，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在离任前首开越战后美国元首访越的先河。此前，克林顿在1996年解除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并与越南在2000年签署了《美越贸易协定》，之后两国间的联系就不断拓宽，尤其是双边贸易发展最快。据越南通讯社网报道，今年前8个月，越南进口美国的商品达9.44亿美元，而2002年全年进口美国商品总额只有5.8亿美元。越南贸易部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越南对美出口额已达20.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9%，预计全年对美出口将达3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35%。而美国商务部驻越南办事处11月16日提供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今年前8个月，美国就进口了越南价值32亿美元的商品，大大超出了越南2002年全年对美国出口总额的24亿美元。美国已经超过欧盟和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负责经济和企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安东尼·韦恩曾在越南美国商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期待看到越南融入地区性和全球性体制，并在这些体制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合作和竞争。”最近，越南贸易部长张庭选在访美期间，分别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艾文思和贸易代表左立克，向美方介绍越南经济发展状况和为加入WTO作出的努力，而美国则表示支持越南发展经济，支持越南加入WTO。

与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相比，美越在军事上的交往却一直小心翼翼，直到“范得格里夫号”驶入西贡码

头前几天才有重大突破。11月9日，范文茶开始了自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国防部长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作为对2003年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越的回访，范文茶的访问拖延了3年之久，显示出双方在军事合作上美国的主动积极。对于范文茶的访问，越军一位高级官员称:“范文茶访美是越南政府作出的一个战略性军事考虑。”他指出，“从长远看，越南将获得更多好处。越军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如果它不想在今后一段时间落后于该地区其他国家军队的话。”考虑到越南的4个邻国:中国、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后者曾受到过越南的入侵，老挝和泰国在军事上都曾面临过越南压力，所以越南对与美国进行军事接触的期望显而易见。美国对越南军事合作的期待更是毫不掩饰。早在2002年2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布莱尔上将访问越南时就在与越南副总理阮晋勇、外长阮颐年和国防部长范文茶举行的会谈后表示，美军希望与越南达成一项让美军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的安排，以便让美军战舰停靠和支援美军在东南亚的行动。作为东南亚地理位置和基础条件最为优越的三军联合军事基地，金兰湾在越战后一直为苏联和俄罗斯租借。在2002年6月6日俄罗斯政府表示无意继续使用金兰湾后，越南总理潘文凯当天即表示，俄海军撤离金兰湾后，越南不会把金兰湾作为海军基地租让给外国使用。

范文茶对美国的首次访问显示，美国并没有放弃对金兰湾的期望。有报道说，范文茶在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会谈曾讨论到金兰湾问题，但从会议议题来看，双方分歧不少。据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鲍威尔与范文茶会晤结束后对记者说，美方在会晤中对越南政府限制宗教自由表示关注，越方则表示反对美国国会拟议中的有关批评越南宗教自由记录并将美对越经济援助与改善其人权状况挂钩的法案。德新社报道说，范文茶在11月11日表示，他在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谈时，要求美国向那些在越战中遭受美军化学武器伤害的人赔偿损失。

《国际先驱论坛报》对范文茶访美评论说:“人们可能对两国关系的期望值太高了。”文章表示，越南一直在努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却一再拒绝美国在军事合作上提出的建议，此次访问只是越南在中美之间的平衡之举。但从美国国防部名为《2020远景》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军目前正尽快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同时根据伊拉克战争的经验，将传统作战力量后撤，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前移。在西太平洋地区，越南正是美国极力争取的一环。毕竟与越南几十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对于美国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

韩国媒体透露说，美国政府正计划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增设一个以日本为据点的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把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的军事基地连成一体。此前美军已将B－2隐形战略轰炸机、洛杉矶级核潜艇和AGM－86A型空射巡航导弹等战略武器进驻关岛;近日又将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运抵台湾地区。11月13日，美海军第一批最新式的4架F/A-18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抵达日本厚木机场，开始进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永久性前沿部署。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建立的环形岛链包围圈中，如何使用更少兵力达成更快的部署速度，一切都仰赖于高质量的前沿军事基地。过去美国在东南亚海域曾有越南金兰湾基地、位于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泰国的梭桃邑海军基地和乌塔堡空军基地，但在越战后美军撤出越南和泰国，1992年又撤出菲律宾。尽管近年来美军开始利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但金兰湾无疑在地理位置和设施条件上超过所有其他基地。

在越南欢迎“范得格里夫号”来访仪式上，美国驻越南大使雷蒙德·伯哈德发表讲话说:“我认为今天这里所传达出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美国和越南向世界表明，昔日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越南方面则为200多名从未经历过越战的美国人安排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参观——距胡志明市西北约70公里的古芝地道。该坑道在越战高峰时期长度达到250公里，主要为了隐蔽越共部队免遭美军空中和地面打击。在那里，据一张美国报纸的描述:参观者（对地道）进行了“颇为吝啬”的恭维。

2003年11月19日，“范得格里夫号”驶入越南西贡港，这是美国军舰30年来首次驶入西贡河

“范得格里夫号”的水兵们允许上岸自由活动直至午夜

2003年11月9日，范文茶开始了自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国防部长对美国的首次访问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第四篇：中德交流心得体会

中德交流心得体会

4月11日，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德国伙伴Fiona的到来，在比预期迟了1~2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伙伴。。刚刚见到时，我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后来我和父母带我的伙伴Fiona去吃杭帮菜，因为我的伙伴是素食主义者，在点每个菜前都会问我里面有没有肉。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她说葱包烩很好吃。

回到家后，她整理了她的行李，她送了许多礼物给我和我的家人，当然，我也拿出了准备了很久的礼物，听到她说喜欢，我很高兴。

而后的几天因为我要上课，就由学校带他们出去玩。晚上，她会很安静的呆在房间里看书，有时也会和我聊天。

周六，我带她去了刀，剑，剪博物馆，扇博物馆，伞博物馆，和运河文化博物馆，我给Fiona讲了许仙与白娘子传说，我们也在博物馆里买了些纪念品给她，让她带回国。

周日，我们一起去了宋城，看了非常精彩的演出，让德国友人了解了中国的文化，杭州的文化。

后来我们进行了才艺演出，中方与德方的演出都非常精彩。。

她们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了音乐喷泉和逛吴山夜市。。

最后的最后，我们送她们离开，不禁落泪。

这个星期，看到她从不会拿筷子到拿熟练，看她试一样样新鲜的事物。

这个星期，看到我从刚见面的陌生，从开始的不敢讲话到后来能聊天。

一个星期让我体会到了有些人一辈子都体会不到的东西。

、、、周 忆 萌

第五篇：发展中德学术交流

发展中德学术交流，共创绿色知识文明----在中德学术交流四十周年庆祝会的致辞

路甬祥 2012/06/01

尊敬的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教授，尊敬的德国驻华大使Dr.Michael Schaefer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人类文明源于全人类的共同创造。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和创造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最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交流、学术交流和创新，它们往往成为相互理解的基础，相互吸引的要素，交流合作的纽带，共同繁荣发展的动力。中国与德国分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但两国人民各具特色的灿烂思想文化和创造力始终彼此欣赏和相互吸引。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曾经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称之为'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

中国知识界也普遍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严谨敬业、勤劳智慧、富于理性的伟大民族。在德国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了许多哲学、科技、文化、艺术的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杰出智慧和创造，为近现代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几个世纪以來中德两国人民相互吸引，展开了持续交流合作的历史画卷。湯诺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莱布尼兹、蔡元培、李国豪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自1972年中德建交四十年來，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两国不仅成为最富成效、最具持续增长潜力的经贸合作伙伴，而且已经成为最富成效、最具发展潜力的科技、文化交流合作伙伴。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合作不断深化、方式更加丰富，机制更加稳定而充满活力。促进了相互了解，孕育了累累硕果，不仅给两国人民的今天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还为中德世代合作共同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德经济、文化、科技合作如扬子江和萊茵河之水源远流长、奔腾不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更世无前例。人类已进入知识文明时代，知识已成为人类文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和动力，而知识比较传统物质资源更具共创共享的特点。展望未来，人类将走一条绿色、智能、可创共享、可持续发展之路。时代需要我们更紧密地携手合作，我们，尤其是今天的中德青年学人将承担起共创绿色知识文明的历史重任。中德学术交流合作前景必将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