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教案（模版）

第一篇：文献学教案（模版）

绪论

文献与文献学

引子：从“孔乙己”说起

孔乙己什么意思？

孔乙己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该作品中的主人公。文章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后编入《呐喊》，是鲁迅在“五四”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第2篇白话小说。同时有沈正钧1998年新编自该作品的越剧，共4幕7场。

1，“上大人”纸牌牌面从头到尾有二十四种图形，这些图形都是艺术化了的文字，它们分别是：“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在有些地区将“士”写成了“土”）每种图形有4张牌，整副纸牌共96张牌数，故在有些地区又将其称为“九十六”。又因其图形似花的图案，有些地区也将其称为“花牌”。

孔夫子是读书人的“上大人”，他的名字叫丘，在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也就是甲乙的“乙”，生辰八字是己年的。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学生，其中有七十二个学问最好的人，而七十二个好学生中，还有八、九个像曾子、子路那样的亚圣人，他要他的学生都要做好人，要仁义，懂礼仪。

2，渔鼓词中攫取句中开头的第一个字而制成牌的。这篇渔鼓词描述的是《西厢记》中崔莺莺对张生的无限思念之情，其词为：“上绣楼将奴的心思想坏，大不该任红娘招引他来，人说道张君瑞风流可爱，丘家坪奴为他才把言开，乙卯年中解元名扬四海，已巳科下京都大显奇才，化鱼龙但愿郎飞腾海外，三级浪中状元脚踏金阶，千思想万思量满腹愁债，七弦琴抚不舒奴的胸怀，十里亭奴送郎叮咛嘱诫，士君子求功名理所应该，尔在那京都地逍 1

遥自在，小冤家享荣华把我忘怀，生同衾死同穴奴心才快，八行书望不见鸿雁传来，九江水洗不尽愁销眉黛，子时节望天明人未归来，佳期近喜心头芳心自惴，作一对美鸳鸯到老同偕，壬午年奴为郎曾把口戒，可怜奴坐绣房如痴如呆，知心话无处诉自怨自艾，礼佛堂焚信香望郎归来。”

“丘乙己”什么意思？

3，明代才子祝枝山却妙解此帖，将此帖断为：“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按这样的断法，就成了孔子（名丘）给父亲的信：“父亲大人：儿丘，一身（古时乙与一通）已经化成三千零七十个读书人了。虽然这样少，但是有七十二人（八九七十二）最好，他们都懂仁义，知书礼啊。”一篇字帖经此断句，却成妙文。

4，唐代的敦煌写本里就有儿童习字的记载，上大人早在唐代就被用于儿童的启蒙读物了，其后在宋代的《续传灯录》里略有改动，直至清代，逐渐定型为后来的二十四字。这些文字笔画少、有音韵、很顺口，很适合于启蒙儿童的认读，并且，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很多字的母字，可用它们中的某一字作为偏旁部首再去组合别的笔画，从而连接出许多新的字，使儿童能够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如果经过启蒙老师给孩子们讲讲其中的故事，则这些貌似没什么意义的独立字，却包含着很多的传统人文义理和蒙学教育的功能目的。

分析：

1，从“孔”到“丘”，涉及到避讳，避名，不避姓，二名不遍讳；

2，乙通一； 3，己即已。

凡闻言必熟论，其於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於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於天下，乃令重黎举夔於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察传》

结论：

曾良先生的《“丘乙已”解读与古籍整理》一文，从古文献文字抄刻容易致讹的角度进行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孔乙己”的雏形应当是“丘乙已”，“乙”、“一”可通，“‘上大人，丘乙已’是有意义的。

上大人，丘乙己

故曰：所谓上大人，孔丘一人而已矣。即上古称得上大人的，孔丘一人而已。”

“上大夫，丘乙已”文本是“孔乙己”文本的源头，是受传统三言诗以及早期字书、蒙学读本影响而形成的新的三言体式的蒙学识字读本，后来又发展为蒙学描红的习字贴，其承前启后，对随后《三字经》的生成建构有一定的影响。

《荆楚全书》是2010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湖北省“十二五”规划重大文化工程，拟对先秦至民国期间荆楚文献的存佚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精选有较大社会影响和较高学术价值的荆楚文献稿本、钞本、刻本等，予以点校、整理，编纂一套约2亿字的大型文献丛书，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四库全书”。《荆楚全书》拟收录的主要书目包括出土文献与民间文献、经、史、子、集、文征、方志、宗教等部类。

一、文献释义

首见《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这一句一般如此解释：礼，指典章制度、社会规范，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整套社会制度。《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对人民，用道德进行教育，用礼制进行约束，人民就有归顺之心；用政治手段教训，用刑法规范，人民就有逃离之心。

杞，诸侯国名，夏禹的后代，周武王分封其居于今河南杞县一带，长期以依附大国，以血食祖宗，绵延国命。血食

宋，商汤后裔，周公平定武庚叛乱，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启，都商丘，即今河南商丘南部。

徵，证验、证明，验证。

文献，汉宋以来的学者都把

“文”解释为典籍（包括古籍以外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简牍、帛书、碑拓、崖刻、文书、档案、信札、契约、手稿）；商人有成型文字，夏人没有文字（1984年，一种类似甲骨文的神秘文字——扁壶毛笔朱书，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发现。经专家认定，这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系统，距今4000年左右），但是口耳相传有绵长的历史，包括黄帝炎帝、尧舜禹的先祖系统，并非完全属于神话。

“献”解释为贤人。“献”，东汉郑玄注：“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五峰县刘德培、长阳孙家香、夷陵区陈篾匠、刘德芳、玉泉寺净慧、文佛山朗宗法师。古人所谓“征文考献”，要了解过去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要取诸于书本记载，一方面要探索于耆旧哲言，可以说就是现在所谓口承文化，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社会知识经验的综合。

“古”字，说文以为“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即十口相传之意，当然，十口是虚指。例如佛教三藏十二部教，最初都是暗其实我们回到远古，尤其是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承往往依托口承。诵于心的，即便是近代，背诵十三经甚至注疏，它们可以摆脱书本的控制。又如《今文尚书》，毁于秦火之后，靠伏胜（或伏生）诵出而流传，伏胜就是所谓的“献”。

刘师培与黄侃的春秋公羊学：刘师培肺病加剧，凄然地对黄侃说：“吾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黄侃安慰说：“君今授业于此，勿虑无传人。”刘说：“诸生何足以当此？”“然则谁足继君之志？”“安得如吾子而授之？”黄侃起身道：“愿受教。”第二天果真带着礼物前去拜师，扶服四拜，刘立而受之。（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汉，参入反清宣传。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

黄侃（1886－1935）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

孔子时代授学，学生手执白木简做笔记。

然而口耳传诵容易致讹：

《付法藏因缘传》记载法句偈：“若人生百岁，不

解水老鹤（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

阿难Ananda

佛经的四次结集

佛灭度后，诸弟子为恐异说邪见渗入佛法故，为恐三藏教义日久散失故，乃有结集之举。其仪式略如今时之开会，先聚集众比丘，依戒律法，组织一会，会中选出一人，使登高座，述佛所说，大众无异议，即算是全体通过，公认为与当时佛说相符，书之于贝叶，成为正式典籍。今日所流传的经律，皆经集而来，故大藏所不录者，悉系后人伪造，不宜信从。

结集三藏，本来只应有一次，然因历时既久，邪说暂兴，影响教理。由是在佛灭后四百年中，乃有六次结集，兹分述之于后：

第一次结集：于佛陀（BC565－BC486）入灭之年，在阿阇世王之保护下，五百阿罗汉会聚于摩揭陀国王舍城郊外之七叶窟中，以摩诃迦叶为上首，举行第一次结集，故称为五百结集、五百集法、五百出。此次结集，据五分律卷三

十、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等载，系由阿难诵经（修多罗或法藏）、优婆离诵律（毗尼藏），再由诸长老将所诵出之经、律检讨修订，编辑而成。此一说法，为史学界所普遍认为较可信者。此外，另有以下诸种说法：(一)结集经、律、论三藏。依四分律卷五十四、十诵律卷六

十、大智度论卷二等所举，阿难诵经、论（阿毗昙藏）、优婆离诵律。又付法藏因缘传卷一谓阿难诵经、优婆离诵律、迦叶诵论。然据迦叶结经、撰集三藏及杂藏传等书所举，则称三藏皆由阿难诵出。(二)结集经、律、论、杂集、禁咒五藏。据大唐西域记卷

九、部执异论疏等载，迦叶召集五百阿罗汉举行第一次结集之时，尚有数百千人以婆师婆为首，而另行结集五藏，称为窟外结集、大众部结集，以别于迦叶之窟内结集、上座部结集。然学者之间对此说之看法不一，或谓此说恐系诸部分裂之后，上座部之徒所虚构之说法，而予以否定。(三)大乘经结集。据菩萨处胎经卷七出经品所载，迦叶命阿难诵出菩萨、声闻、戒律诸藏，共集出八藏，即：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此外，据大智度论卷一○○、金刚仙论卷一等载，迦叶于耆阇崛山结集小乘三藏之同时，文殊、弥勒等于铁围山，与阿难共同结集大乘经典，此称铁围山大乘结集。然此说疑系大乘佛教兴起后之传说。

第二次结集：于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印度东部跋耆族比丘对戒律发生异议，提出十条戒律新主张。为此，七百比丘会于毗舍离城，以耶舍为上首，举行第二次结集，称为七百结集、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此次结集以律藏为主，订定跋耆族比丘所行之十事为

非法。

第三次结集：于佛陀入灭后二百三十六年，在阿育王之护持下，一千比丘会于摩揭陀国华氏城，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首，举行第三次结集。此次结集以经、律、论三藏为主。目犍连子帝须并自撰‘论事’，对当时外道之各种异议邪说加以批驳；结集后，选派一批比丘至恒河流域以外之地区，及印度境外弘布佛教。第一、二次结集之说，北方与南方佛教皆有流传，第三次结集之说则只流传于南方。

第四次结集：有北传、南传二说。(一)北传佛教有二种记载：(1)据婆薮槃豆法师传载，佛陀入灭后五百年，说一切有部僧迦旃延子往印度西北之罽宾国，召集五百阿罗汉及五百菩萨进行结集，马鸣菩萨笔之为文，撰成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论）百万颂。(2)依大唐西域记卷三所载，佛陀入灭后四百年，于迦腻色迦王（梵Kanis!ka）护持之下，以胁尊者（梵Pa^rs/va）、世友（梵Vasumitra）为上首，聚集迦湿弥罗国（梵Kas/mir，即罽宾）之比丘五百人造论解释三藏，先作邬波第铄论十万颂，解释素呾缆（经）藏；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毗奈耶（律）藏；后作阿毗达磨毗婆沙论十万颂，解释阿毗达磨（论）藏；凡三十万颂、九百六十万言，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鍱，镂写论文，石函缄封，建塔藏于其中。此二说以后者较为可信。但在南传佛教中被认为值得怀疑。(二)南传上座部佛教据‘大史’等之记载，谓第四次结集系于锡兰国王婆他伽马尼（巴Vat!t!aga^man!i）统治期间，于马特列村之阿卢迦洞（阿卢寺）举行，罗希多大上座主持，五百比丘参加。会中诵上座部佛教三藏，修订三藏注释，重新安排经典次序，写成第一部巴利文三藏及僧伽罗文注释。依南传《岛史》记载，公元前一世纪时，比丘们为了便于弘法，首先把巴利文的经典书写在贝叶上，以免圣典散佚。

第五次结集：据巴利“教史”第六章、缅甸史等之记载，公元一八七一年，缅甸国王敏东（Mindon，1853～1878 在位）召集二四○○位高僧，于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国王为护法人。此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考订校对圣典原文之同异，共同合诵，经过五个月完成。更将结集三藏文字，分别镌刻于七二九块方形大理石上，竖立于曼德勒山麓拘他陀塔寺（Kuthodaw）中，外有四十五座佛塔围绕，今尚存于曼德勒古都。

第六次结集：公元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卫塞节’（Visa^kha Day，世界佛陀日），缅甸佛教于国家赞助下，举行第六次结集。此次结集之意义，在于团结佛教徒，增进上座部佛教之隆盛，提高缅甸独立国之地位。结集地点位于仰光北郊艺固山岗上，建筑仿效印度第一次结集时之七叶窟。此次结集以第五次结集所镌刻之七二九块大理石刻文为依据，并广采锡兰、泰国、高棉、伦敦巴利圣典协会，以及缅甸各种巴利文版本，作详细考订。结集完成，印刷流通。此次结集并邀请南传各国比丘参加，北传国家比丘亦受邀观礼，费时二年多，至一九五六年（佛历二五○○年）之卫塞节完成。［佛般泥洹经卷下、福盖正行所集经卷

三、高僧法显传、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二本、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之

二、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印顺）、阿毗达磨论の研究］（参阅‘十事非法’442）

大乘的结集——上述四次结集，皆为小乘三藏结集。《智度论》说，佛灭后，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请阿难陀于铁围山结集三藏，谓之菩萨藏，是为大乘佛法的结集。

这里有一个问题：

既然文献不足证，那么孔子为什么还能言夏、殷之礼？

《论语·八佾》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刘宝楠正义：“周监二代，周礼存，则夏殷之礼，可推而知。”

周礼是周公制定的，周公后来分封于鲁，《左传·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故而鲁国所存周礼之文、献皆丰富，《师说》所说孔子师郯子、师襄、老聃等人，即是先献。

明代焦竑《国朝献征录》，120卷，什么意思？按照今天署名的大意为《当代人物传》，指为明代的重要历史人物立传。

清代李桓《国朝耆献类征》，720卷，辑录努尔哈赤到道光皇帝年间一万多人的传记资料。

但是文献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对于孔子的三千弟子来说，当时的典籍《诗》《书》《礼》《乐》等皆是文，而其师则是献。历史的发展，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整理出孔子的言论行为，编撰《论语》，对于后世学者来说，这样孔子的言行又成了文。

故而文与献并没有截然对立的界限，今天的文，未尝不是昔日的献；今天的献，将来未尝

不是文。

《文献通考》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著贯通历代典章制度，348卷，是首次 以文献名其著述。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1，经史； 2，历代会要； 3，百家传记；

4，当时臣僚奏疏； 5，近代诸儒议论； 6，名流燕谈； 7，稗官记录。

马端临是宋末宰相马廷鸾之子，对当时所谓献的接触，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典籍文献并重可以追溯到《尚书》，其“典”叙述事实；“谟”记载言论，以文和献为主要记载内容。

可见

文献：是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和。现在的理解偏于文方面，属于偏义复词，但是其渊源应该了解。

洪湛侯以为凡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资料就是文献的定义。这个定义有诸多不足：1，不应该着实在“图书资料”的中心语之上；2，不一定是文字表述。（中国文献学新编，第二页）

国家标准局定义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但是“知识”嫌狭隘，过窄。

国际定义：“文献乃一切情报的载体。”

比较科学。

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能被笼统地说成“文献”，而应是“文献的文本”；现代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名同实异，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名异实同。传统文献学实质上就是文献整理利用学、文献整理利用方法论。传统文献学理论体系应当围绕“文献文本整理与利用”这根主线,分为形体认知(包括文献载体、文献体裁、文献体例)、内容实证(包括校勘、辨伪、辑佚)、文理注译(包括标点、注释、翻译)、检索典藏(包括分类、编目、典藏)、二次编纂(包括汇纂其整体、类编其资料、抄撮其精语、选录其华章、数字化网络化)五个方面。

综观历代文献学家对古文献的二次整理、改造、编纂,其主要方式不外乎汇纂其整体(如汇编丛书)、类编其资料(如类编类书)、抄撮其精语(如节抄、杂抄而成的纪事本末体文献等)、选录其华章(如选编《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四个方面。而在当今光电信息科技时代,电子化、网络化不失为传统文献改编、再造的新方法新途径,是传统文献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面。当代的传统文献学研究自然不能漠视这一财富,应对这方面的方法论进行总结和归纳,予以传承和发扬。

二、文献活动

文献活动是指人们围绕文献所采取的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作为一种概念，它有以

下的属性：

第一，文献活动是一个

抽象概念。它是对文献活动最本质属性的表达，它舍弃了具体的文献活动环节中具体的、个别的特征和属性，它将文献的社会生产、传播和消费抽象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揭示了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三者行为的社会性。这样的表述具有概念表述上的简洁性、概括性，也易于理解。因此，它能够成为文献学概念体系的逻辑基点和联系中介，是一种整体的、系统的大文献观。

第二，文献活动是一个

过程概念。文献活动表征着文献生产、文献传播、文献消费完整的文献社会流动过程。它既揭示了文献的社会活动过程中三个环节在时间上的前后继承，又表达了三者之间在空间上的相互依存，揭示了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它是一种动态的、联系的文献观。

第三，大文献观和动态文献观的确立，大大拓展了文献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使人们对文献及文献活动的本质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同时，它又为众多分支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新的逻辑生长点。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文献学的范畴中，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文献活动是整个概念网络的逻辑基点，是整个学科理论的逻辑中介。

三、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是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狭义文献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包括古典文献整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理论和掌握较高能力的古典文献研究、整理、教学的专门人才。要求具备全面系统的古代文献基础理论及古代文史基本知识，能够熟练地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独立完成古籍整理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可以了解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应用范畴等理论问题，以及古典文献的类别、体式、目录、版本、校勘、辩伪、辑佚等应当厘清的基本问题和操作方法。

1、文献学研究的范围

时代角度：

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献

学科角度：

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医学、法律、经济、宗教、科技等等

例如：外来文化的三次对中国文化的大范围渗透导致学科的体系化以及文献的快速增长： 1，佛教流传中国；释迦牟尼佛，BC565－485，去世三个月后，迦叶在阿阇世王支持下，在王舍城选五百人灵鹫山七叶窟结集。第四次结集方有文字。安世高译经34部，鸠摩罗什35部，294卷。

2，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袭； 3，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组群角度：

出土、库藏（敦煌，明清大档）、地方、传统

文献学学科性质范围

文献的形态、整理方法、鉴别、分类与编目、收藏、形成发展历史、特点与用途、检索、理论（洪湛侯总结为“体、法、史、论”）

2、任务与目的

对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编撰、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

目的在于全面认识文献，能够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用较少的时间，尽可能全面地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并有能力对这些资料进行鉴别，确定可靠的版本，并能够对原始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形成二次文献，供更多的人使用。

四、为什么要学习文献学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

――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

历史使人明智；诗词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

――－培根

1、示例

a山西运城、荆州城楼关羽夜读《春秋》像

山西运城、荆州城楼关羽夜读《春秋》像

b范曾的《屈原图》

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包括带刀上殿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c王学泰查“褦襶”诗（杨本4页）

1981年8月，美国前总统卡特到中国访问，下飞机时，卡特先生向中方接待人员念了两句诗：“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这可把在场的人都搞懵了，谁都不知道这两句诗出自何处。于是，外交部的人就打电话到社科院文学所，王学泰先生在电话中听到这两句诗，也表示从来没见过，但他说绝非唐诗，因为他当时刚看了《全唐诗》，其中并无这两句。后来，王先生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查到了，作者为晋代的程晓，诗题为《嘲热客》。全诗为：

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颦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跘跨。所说无一急，沓沓吟何多。疲瘠向之久，甫问君极那。摇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此小事，亦是人一瑕。传戒诸高朋，热行宜见诃。

诗中的“褦襶”和“跘跨”，一般人不仅不知其意，甚至连音都不知该怎么读。“褦襶”音“耐代”，意为“不晓事”；“跘跨”音pán kuà，意为“开膝”而坐，也就是古人席地而坐，时间长后，因累而将两膝分开，使臀部落地得以轻松。

2、作用

第一：了解中国文献构成、体例、规模 传统文献示例：(1)儒家文献

a《四库全书》3461种书，从当时征集的13501种（或15400种）中精选而出。文渊阁本79309卷（源、汇、宗、溯（甘肃）、津（北图）、澜（杭州）七阁）

b《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存目6793种，今丛书收4508种。

《四库》之后，王绍曾编74951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达

c《续修四库全书》仅收5123种。

d地方志

地方志，简称“方志”。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地方志包括方志和年鉴。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体例和格式，有严格的选材要求，有各种研究和参考价值。是综合反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历史与现状发展状况的百科式要述。

现存最早的全国地方志，是公元813年唐代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佚，改名《元和郡县志》），共40卷，后有部分散失。它以唐代的47镇为纲，每镇一图一志，详细记载了全国各州县的沿革、地理、户口、贡赋等。南宋以后，地方志大量增加，尤以明清两代最多。据1976年统计，我国仅现存的地方志即达数万种，约十万多卷。

上海图书馆收有12000余种。

e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17

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我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我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台湾区族谱目录》10600种

日本1500种 美国6000种

f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土地庙、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代的多种文字的古代写本和印本。这批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书、四部典籍在内的古代文献，内容丰富，涉及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民族、民俗、语言、文学、历法、数学、医学等广泛领域，是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珍贵材料。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1907年、1908年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 18

和先后闻讯来到敦煌，骗得大批敦煌遗书及其它文物，捆载而归。1910年，在罗振玉等学者的呼吁下，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京师图书馆，亦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于经办的官员敷衍塞责，留在当地的遗书也不在少数，1911——1912年日本的大谷探险队、1914——1915年俄国的奥登堡考察队、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各有所获。1910年敦煌运京的遗书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特藏的主体部分。此外，四十年代国家图书馆曾遣人赴西北在民间求购到若干敦煌遗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将各地散藏的一部分遗书及收购的一部分遗书移交中国图书馆；不少爱国人士将自己珍藏的遗书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自己也收购到一些敦煌遗书。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达16000件。敦煌文献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这些珍贵历史文献发现后，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瞩目，从而诞生了一门新的国际性学科——敦煌学。但敦煌文献被发现后，流散到了世界各地，目前被分藏于海内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敦煌学研究者难以看到，普通人更是难得一见。

近50000卷

1．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公布上海博物馆所藏80件敦煌文献。

2．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1-2）/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3．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1-7）/天津艺术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公布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献286件。

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公布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350件。

4．甘肃藏敦煌文献（1-6）/段文杰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其中影印敦煌研究院、酒泉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永登县博物馆、甘肃中医学院、张掖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定西县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共计696件。

5．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4）/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公布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87件。

6．浙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编/2000。公布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灵隐寺等单位藏品201件，附录温州博物馆所藏浙江出土五代以前写经2件。

7,《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05

8,《英藏敦煌文献》1995,四川人民出版社 9,《法藏敦煌文献》(34)10,《俄藏敦煌文献》(17)1992－2001 敦煌文献馆藏一览表：

中国 北京 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中国历史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故宫博物院(The Palace Museum)北京大学图书馆(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天津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Tianjin Arts Museum)

天津市图书馆(Tianjin Library)上海 上海博物馆(The Shanghai Museum)上海图书馆(Shanghaii Library)杭州 浙江博物馆(The Zhejiang Museum)兰州 敦煌研究院(Dunhuang Academia)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甘肃省图书馆(Gansu Library)甘肃省博物馆(The Gansu Museum)敦煌 敦煌市博物馆(The Dunhuang Museum)酒泉 酒泉市博物馆(The Jiuquan Museum)武威 武威市博物馆(The Wuwei Museum)旅顺 旅顺市博物馆(The Lushun Museum)南京 南京博物馆(The Nanjing Museum)济南 山东省博物馆(The Shandong Museum)成都 四川省博物馆(The Sichuan Museum)四川大学图书馆(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广州 中山图书馆(Zhongshan Library)台北 中央图书馆(National Central Library)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The Museum of Chicese University HongKong)英国 伦敦 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维多利亚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Oxford Umiversity)英国皇家学会亚洲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ric Society)法国 巴黎 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今法国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部(Department des Arts Asiatiques des Musées Nationaux)]

俄国 圣彼得堡 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部(Санк-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艾尔米塔什博物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日本 东京 东京国立博物馆(Tokyo National Museum)书道博物馆(The Nakamura Museum of Calligraphy)龙谷大学图书馆(Ryukoku University Library)静嘉堂文库(Seikado Bunko Library)国立国会图书馆(National Diet Library)三井文库

京都 京都国立博物馆(Kyoto National Museum)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大谷大学图书馆(Otani University Library)九州大学文学部(Faculty of Lettes,Kyusho University)奈良 唐招提寺

宁乐美术馆(Neiraku Museum)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Tenri Central Library)大阪 四天王寺

德国 柏林 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kurbesitz)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SMPK)慕尼黑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Bayeriache Staatsbibliothek)慕尼黑人种学博物馆(V?lkerkundemuseum,München)不来梅 不来梅海外博物馆(Uberee-Museum,Bremen)印度 新德里 印度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ndia)22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The Library of Istanbul University)丹麦 哥本哈根 皇家图书馆(Detkongelige Bibliotik/The Royal Library)瑞典 斯德哥尔摩 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weden)芬兰 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The 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美国 华盛顿 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波士顿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nm)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Gest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史密斯学会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耶鲁大学图书馆(Yale University Library)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韩国 汉城 国立中央图书馆

g简帛文献

简帛文，是对简文和帛文的合称。简指狭长的竹木片，帛指未经过染色的缣帛等丝织品。简帛文，就是写在竹木片和缣帛上的文字。简文至迟在商代已有了，甲骨文的册字就象编简形可证。但由于容易腐朽，故简文传世的很少。汉武帝时，晋武帝咸宁五年、南朝齐建元元年和永明三年都发现过，除小部分字形可能收入《说文解字》和《魏正始三体石经》古文中外，都早已佚失。现能见到者为解放后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国简文。例如从1951年到1965年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先后在战国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三批竹简，连重文在内，共有四千二百余字，用毛笔书写，字体草率，字均平扁，很少圆转的笔道，已接近隶书。战国帛书，至今只有194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的一件楚帛书传世。这块长方形丝绢，中间有毛笔墨书的两组文字，一组13行，一级8行，四周每边均有边文和树木、人身兽首和三首一身的神怪人物，是一篇较原始的天文学著作。全 23

篇总计948字，文字体式简略，形态扁平，与楚国简文体貌相同，接近隶书。简帛文笔形起笔较粗，收笔尖细，因而自汉以来，有人称之为科斗文，或科斗书

郭店楚简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

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二十多万支。

h金石文献

是中国的考古学的前身，也就是对古器物的研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从中国的北宋开始。

“金”就是铜的意思，铜器，有铭文，上面有字的铜器；“石”多半指的是石刻，有文字的石刻。然后在这些有文字的铜器和石刻上，依据材料，来核对古代的经济、古代的史书，发现、纠正问题，并补充了很多问题。

因为研究的是实物，所以也跟考古学搭一点边，但是跟后来的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还不太一样，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第一是有田野发掘、田野调查，有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一套方法论理论。

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金石学研究涉及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书学等方面。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但在宋朝和清朝最为发达。宋朝石鼓文的出土和清末甲骨文的发现是金石学的重要里程碑。

金石学不等于现代的考古学。在当代，金石学经常和其他学科融合，而不是一门独立学问。

《殷周金文集成》

《金文文献集成》是继《殷周金文集成》之后，对金文研究文献的阶段性全景式总结，是有关商周金文研究的大型研究文献汇编。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所收文献起自北宋元祐七年（1092）吕大临所作《考古图》，讫于公元1989年。全书分为“古代文献”和“现代文献”两部分，裒辑古今中外学者数百人的研究论著二千余种。除纯资料性著录如《三代吉金文存》，近代之文字编如《金文编》及集释性工具书如《金文诂林》等不予收录外，凡金文研究、评述主要利用金文对商周历史及有关学科进行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以及在该学科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中外文专著、论文及报道资料等，均在收集之列。涉及领域有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著录研究、器铭考。

i甲骨文献

殷墟甲骨

是商代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纣)270余年间的遗物,大多数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或其附近。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后，大量有字甲骨遭私人滥掘，并为古董家、学者和一些驻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所收集。1928年秋才由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人员进行科学发掘。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总共在殷墟发掘了15次，颇有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又先后进行了十几次发掘。其中收获最多的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共得有字甲骨(主要是骨)5000余片。90多年来,累计出土有字甲骨总数为154604片。其中中国大陆38个城市的98 个单位收藏有95880片, 47位收藏家藏有1731片,台湾省藏有30204片，香港藏有89 片。另有 2万多片流散于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苏联、瑞 27

典、瑞士、法国、新加坡、比利时、韩国等12个国家，它们基本上都是1928年以前私人发掘及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盗掘的甲骨。

周原甲骨

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时期）的遗物，主要出土于陕西岐山凤雏村一带(旧称为“周原”)。1977年夏由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建筑遗址时发现。凤雏遗址两个窖穴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其中有字者289片。此外，陕西扶风县齐家村、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北京昌平县白浮村等地也曾发现过西周甲骨。各地出土西周甲骨有字者总计302片,总字数1041个。与殷墟甲骨相比较，西周甲骨的文字显得细小而潦草，在甲骨的整治、钻凿形态、灼兆等方面也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一脉相承，文字也属于同一系统。

周原甲骨正式著录的专书尚未问世，摹本及照片已零星发表。较全的摹本附见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等书中。

西汉骨签

除了殷墟和周原两处出土有甲骨文献外，1986～1989年还在西安发现了西汉时期用动物骨头(主要是牛骨)制成的骨签3万多片，总字数达数十万字。这说明西汉时期也曾使用过甲骨文献。

最早编纂甲骨文献的是江苏丹徒人刘鹗。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罗振玉的帮助下，刘鹗编纂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集《铁云藏龟》。此后，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著录甲骨的书陆续出版。早期贡献最大的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氏以一人之力，多方罗致，共获甲骨3万片以上，先后出版了 《殷墟书契》(1913)、《殷墟书契菁华》(1914)、《殷墟书契后编》(1916)、《殷墟书契续编》(1933)等6部甲骨文集。在其他国内外学者编纂的甲骨文集中，收录千片以上的如加拿大明义士的《殷墟卜辞》(1917)、日本林泰辅的《龟甲兽骨文字》(1921)、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 》(1925)、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美国方法敛、白瑞华的《库方二氏藏甲骨

卜辞》(1935)、郭沫若的《殷契粹编》(1937)、金祖同的《殷契遗珠》(1939)等。1928年以后考古队15次发掘的有字甲骨,则由董作宾主编,辑为《殷墟文字甲编》(1948，收3942 片)和《殷墟文字乙编》(上辑1948，中辑1949,下辑1953，共收9105片)。抗日战争结束后收集编纂甲骨文献贡献最大的当推甲骨学家胡厚宣。胡氏先后编纂了《甲骨六录》(1945)、《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战后京津新获甲骨录》(1954)、《甲骨续存》(1955)等10余种甲骨文集。自50年代末以来,海内外学者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散佚在国外的甲骨文文集。其中较重要的如日本贝冢茂树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加拿大明义士著、加拿大籍华裔学者许进雄编的《殷墟卜辞后编》(1972)，许进雄的《明义士收藏甲骨文集》(1972)、《 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1979)，美籍华裔学者周鸿翔的《 美国所藏甲骨录 》(1976)等，又有李学勤等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共同编辑的《 英国所藏甲骨集 》(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掘的甲骨，主要著录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小屯南地甲骨》(上册1980，下册1985)，共收 4589片。到1990年，国内外所有甲骨文献著录书刊，计有专书 80余种，共著录甲骨近10万片。1979～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3巨册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甲骨文合集》是从诸家著录及国内外藏品中汇集的十几万片甲骨拓片、照片或摹本中(不包括《小屯南地甲骨》及此后出版的《英国所藏甲骨集》，这部分计划编入《甲骨文合集》的续集中),经过对重、辨伪、缀合、重拓、补全等整理过程,精选出较有研究价值的殷墟甲骨41956片，并以五期断代为纲、22类内容为目编次而成的。《甲骨文合集》是80多年来集大成的甲骨文献巨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甲骨文献集成》百年来出土的１０万多片甲骨文，珍藏在国内２５个省市自治区的４１个城市和台湾、香港等地区。此外，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比利时、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各大博物馆和科学研究机构，也都有多少不等的入藏。中国的甲骨文与埃及的纸草、巴比伦的泥版文书等相辉映，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熠熠发光的瑰宝。该书为八开精装，共４０册，每册约５５０页左右。结集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美、加拿大、英、法、德、瑞典、瑞士、俄、澳、韩等国家或地区数千位学者的各种语种的有关甲骨论著计２０００余种，纂选年代范围自１８９９年殷墟甲骨文发现迄至１９９９年以前一百年间公布发表的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之成果，根据原版本按统一格式影印。堪称为世纪性编次的大型甲骨文献资料文库。国内十多万片。

j明清档案

明清时期中央至地方各种机构在处理日常政务中形成的各类文书、典籍、图册。明代又称“案牍”、“册籍”或“图册版籍”。清代以后才有档案一词。

明档案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命令中书省收集全国的“户口钱粮之籍”藏之内库；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胜，亦皆图以成书，藏之内阁。并在宫内建立存放这些档案的大本堂。后又在南京后湖修造了黄册库，存放全国各地送来的赋役黄册。弘治十五年(1502)，明孝宗命令在皇宫内修建了内阁大库。嘉靖十三年(1530)，明世宗又在皇城内东南角，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所谓金匮石室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此外，在各地方政府所在地，也修有架阁库、案牍库、案册库、册籍所等各类档案库房。由于自明中叶起政治极端腐败，加之明末清初长期战乱，明代的这些档案，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清初为修《明史》，清政府向全国征集到各种明代档案共两万多件，由兵部送交内阁大库保存。后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和人为的破坏而不断有所损坏。清宣统二年(1910)，内阁大库档案有数百万件被迁移出宫，后来流散于社会，造成大量明清档案的毁坏和失落。据目前所知，这些清初征集得来的明代档案，除北京、南京、台北及国外一些机构

和个人手中有少量者外，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只有三千六百余件(册)。此外，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及山东曲阜孔庙之内，还保存了一些明代皇帝及其政府机构颁发给它们的文书。

清档案 清档案与明档案一样，损失亦相当严重。幸存在宫内的清代档案，1925年被故宫博物院接收。故宫设立文献部(后改称掌故部，1929年又改称文献馆)，对存放在宫内各处的清代档案进行了集中统一保管和整理工作；对流散在社会上的清代档案，也征集和收购到少量，当时总共集中了大约五百万件清代档案，奠定了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档案的基础。文献馆利用这些档案，整理编印了《文献丛编》、《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等史料汇编，写了一些介绍和研究文章。

流散在社会上的清代档案，均被占为己有，自行保管和处置。如1921年被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出卖给纸商的八千麻袋档案(十五万斤)，于1922年被罗振玉买去，他从中选出一些档案，编成《史料丛刊初编》十册。后又留下一部分，编印了《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明季史料拾零》六种、《清史料拾零》二十六种、《史料丛编》二集、《清太祖实录稿》三种，其余部分皆售出，最后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买下。这些档案几经转手买卖，仅余十二万多斤。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并没有把全部清代大内档案卖给纸商，它自己留下的共计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档案，于1922年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接收，并对这些档案进行了整理，编印了《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明清史料》等等。1949年以前，清代档案的保管和整理，始终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混乱状态。

1950年，故宫文献馆改为档案馆，成为专门保管清历史档案的专业机构，1955年故宫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领导，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从各地藏有清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手中征集和接收了清档案近四千箱(约四百余万件)。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数量增加了近一倍，档案全宗也由原来的十几个达到了七十几个。但是，目前国内一些机关、团体、学校及个人手中，甚至外国的一些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手中还收藏有不少清代档案。此外，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宫中档、军机处档、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诏书、国书、31

本纪、满文老档及杂档等，共计三十九万二千多件；从中选编出版了《海防档》、《中法越南交涉档》、《中俄关系史料》、《矿务档》、《宫中档》、《旧满洲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道咸同光四朝奏议》、《袁世凯奏折专辑》、《年羹尧奏折专辑》等档案史料汇编。

(2)其他宗教文献： 佛教大藏经

a《大正藏》13000卷。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个部分：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内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100册。收入佛籍总数冠于各种大藏经，计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3493部，13520卷。编辑体例也别创一格，经藏分为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盘、大集、经集、密教十类；律藏包括弥沙塞部、摩诃僧祇部、昙无德部、萨婆多部、解脱戒经（迦叶遗部）和菩萨戒等；论藏分为释经论、毗昙、中观、瑜伽、论集等五类；杂藏分为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史传、事汇、外教和目录等八类。续藏30册中除最末一册为古逸和疑似两类，专收敦煌古逸经、律、论疏和疑伪经外，其余29卷收入日本著述的续经疏、律疏、论疏、诸宗四类及悉昙。图象12册收入日本各寺院所藏历代有名佛教画像和密宗

明王像、金刚像及各种曼荼罗图等363种。总目3册收入中国历代各版藏经目录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写本和刻本藏经目录以及大正藏勘同录、大正藏总目录、总索引、译著目录等77种，为比较实用的版本。但校核工作粗放，排印错字，错句颇多。此外，大藏经用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正藏索引》，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b《卐续藏经》日本藏经书院于《卐正藏经》编印完毕后，在前田慧云主持下，由中野达慧负责，广泛搜集中国和日本历代未入藏的佛教典籍汇编成书。又名《续藏》或《藏经书院续藏经》。内容上至六朝遗编和唐宋章疏，下迄清代著述之缺佚。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金陵刻经处杨文会、芦山寺式定和各寺院、居士们的支持。1905～1912年印行。内容包括950余人的译著，1659部，7143卷（总目5卷），分为十门六十三类；一编、二编、二编乙共三编151函，每函5册（包括目录1函1册），24开线装本，4号铅字排印，版式同《卐正藏经》。全部印就后，存书和《卐正藏经》一同被焚，流传不多。

c《禅宗全书》100大册《禅宗全书》是中文禅宗文献的汇集。由蓝吉富教授主编。全书分为史传、宗义、语录、清规、杂集等五部，共收集六世纪迄二十世纪禅宗典籍五百七十余部。凡100册，外加总目引一册。其中，以语录部最多，史传部居次，是迄今为止，中外各国收录禅宗典籍最多的禅宗类

丛书。

道藏

a《正统道藏》22877卷。明代编纂。明成祖即位之初(1403)，曾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永乐八年(1410)，张宇初去世，又令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藏。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板，又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备，於正统十年(1445)校定付印，名《正统道藏》，共五千三百零五卷，四百八十函，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采用《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每函各为若干卷，颁之天下，藏於各名山道观。到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补《道藏》，仍以《千字文》为函次，自「杜」字号至「缨」字号，凡三十二函，一百八十卷，名《万历续道藏》。与《正统道藏》合计共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五百一十二函，即现存明版《正统道藏》，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官修道藏。1923─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借用北京白云观所藏明刊《正统道藏》，以涵芬楼名义影印，缩改为六开小本，凡一千四百七十六种，一千一百二十册。今有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道藏》影印本，另有台湾艺文印书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等通行於世。

b《藏外道书》指正宗道藏以外其它重要道教经书。除《道藏辑要》收了一些藏外道经，民国年间著名道教学者守一子丁福保所编《道藏精华录》也收了一些藏外道经。台湾学者萧天石自五十年代搜集道书，主编《道藏精华》，所收书以藏外道经为主，达到八百余种。美国学者萨梭编辑《庄林续道藏》，辑录了相当多的台湾符 科仪道经，其中多为手抄秘本。到1994年底，巴蜀书社出了36册《藏外道书》，称为「新续道教经典总集」。由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其分类不再依《道藏》三洞四辅十二类的传统，而分为古佚道书类、经典类、教理教义类、摄养类、戒律善书类、仪范类、传记神仙类、宫观地志类、文艺类、目录类、其他等十一类。

少数民族文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有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也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以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蜚声于全世界，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以人类社会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民族都创造着自己独具特

色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就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为世界罕见。这些古籍文献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我国现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有21个，这些文种几乎囊括了世界文种形式。用这些文字书写的文献，其学术价值很高，数量难以统计。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和口碑文献正处于濒危阶段。

少数民族古籍的基本概述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是指中国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古代书册、文献典籍和口头传承及碑刻铭文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法律、历史、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经济、医学等领域。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字类；二是无文字类。有文字类的少数民族古籍包括：

1、用各少数民族文字及少数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历史文书和文献典籍；

2、用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的古代文献典籍；

3、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的碑刻铭文。二是无文字类；无文字类的民族古籍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口头传承下来的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各种资料，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时间范畴与汉文古籍一样以1911年下限的限制，根据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有的民族可以定到1949年前。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古籍事业，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国务院在1984年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中也强调：“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80年代初，在国务院的关怀下国家民委成立了第一个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古籍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织、协调、联络、指导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

20余年来，在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的正确领导下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各地共抢救了近百万种民族古籍（不含寺庙、馆藏古籍），公开出版了5000余种有价值、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古籍精品，其中很多是珍贵的孤本、珍本、善本。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藏区各地、寺院、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在北京的中华民族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共保存藏文典籍约43.6万余部，木刻版藏经约2.4万余块，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献近600种。全国收藏满文古籍文献的地方有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市自治区，共收藏近200万份满文古籍文献，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档案尚有150万份之多。这些满文古籍文献中，很多是世界及珍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北京市截之目前，已搜集朝鲜文古籍8000余种，档案3000卷。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云南省丽江县图书馆、云南省东巴文化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古籍办公室、北京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中华民族图书馆等单位共收藏东巴文古籍文献1000多种20000多册。云南省东巴文化研究所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翻译整理近1000种东巴文古籍，约5000字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2000年出版，奠定了东巴文化研究的最坚实的基础。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华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班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对促进蒙古学、藏学、汉学、满学的研究以及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内蒙古自治区，已出版了包括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医学、民俗、民歌、祝词、天文历算等内容的蒙古文古籍文献丛书共几百余种。如，《水晶鉴》、《大黄册》、《诸汗流黄金史纲》、《金轮前辐》、《江格尔》、《英俊巴特尔》、《科尔沁民歌》等。全区共收藏档案资料4万多件。2001年8月，我国蒙古学

专家从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中发现了木刻版八思巴文《萨迦格言》，这对国际国内蒙古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作用。现已查明全国多民族成份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达十余万册（卷），口碑古籍上万种；其中以抢救保护的少数民族古籍有2万余册（卷），口碑古籍3000多种。先后整理出版了《大理丛书》、《金石篇》、《彝文古籍译丛》、《玉溪地区彝文古籍译丛》、《红河民族古籍译丛》、《石林民族古籍书丛》、《民间歌谣集成丛书》、《民间故事集成丛书》、《民间谚语集成丛书》等古籍文献。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古籍办抢救开发并择优出版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壮族古籍，主要有《古壮字字典》、《壮族古文字》、《不洛陀经诗译注》、《壮族巫经》、，《壮族民族古籍集成第一集》、《壮族民歌古籍集成第二集》、《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壮族古壁画》、《壮族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发掘整理中的壮医》等古籍文献。四川省共搜集彝文古籍近2万种，藏文古籍10余万册，全省共出版民族古籍图书600余册。贵州省共搜集3000余册少数民族古籍，出版了100多种民族古籍图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搜集察哈台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满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等文中的少数民族古籍7000册（件），整理出版了400多部古籍图书。目前，全区已登录的少数民族各文种古籍18500册。贵州省先后整理出版了《苗族古歌》、《张秀眉歌》、《苗族神话史诗选》、《布依族古歌》、《古谢经》、《安王与祖王》、《侗族叙事歌》、《侗乡好事酒歌》、《侗族传统文学选编》、《西南彝志》、《彝文典籍目录》、《彝文金石图录》、《水书》（正七卷、壬辰卷）、《仡老族古歌》、《仡老族哭嫁歌》等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2003年，为了抢救面临消亡的水书，贵州省荔波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搜集了散落在民间的水书共1511册，这些水族古籍文献大部分是明清两代手抄本，其中在茂兰镇水庆村搜集的明洪武年间的木刻版水书，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木刻版水书。

第二：熟悉文献检索方法

《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为序，大正藏以经律论为序。

第三：明了文献渊源关系

有其成书过程，版本渊源，递修过程，以及归类认识。

第四：完善个人知识结构、增加知识储备，为进一步的深度科研提供理论和方法基础

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考试科目：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名词解释（10分，每小题2分）： 1.九流十家 2.伯2833 3.子注 4.简 5.衍

二、填空（10分，每空1分）： 1.在道藏中，《庄子》的书名叫________；《文子》的书名叫__通玄真经__。2.《春秋内外传》指________和________。

3.《四库全书》的总纂是________代

________；《四部丛刊》的编纂者是________代________。

4.唐代文选学的两大代表作是________和________。

三、指出下列文献学著作的作者及时代（20分，每题1分）：

1.《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 2.《中经新簿荀勖》 3.《经籍籑诂阮元》 4.《水经注》

5.《孟子正义焦循》 6.《周礼正义孔颖达》 7.《汉书补注王先谦》 8.《墨子间诂孙诒让》

9.《春秋经传集解杜预》 10.《尔雅义疏郝懿行》 11.《录鬼簿》 12.《经传释词》

13.《方言》 14.《七录阮孝绪》 15.《七略》 16.《郡斋读书志》

17.《郑堂读书记周中孚》 18.《越缦堂读书记李慈铭》 19.《三国志集解卢弼》 20.《说文解字注》

四、指出下列作者在文献学方面的代表作（只举一种，10分，每小题1分）：

1.李贤 2.马国翰 3.陆德明 4.姚名达 5.孙殿起 6.陈振孙 7.黄虞稷 8.杜佑 9.郑樵 10.马端临

五、简要回答下列问题（50分，每小题10分）：

1.“十三经”指哪些典籍？“十三经注疏”每种书的注者和疏者各是谁？

2.“二十四史”是哪二十四种典籍？各史的作者是谁？

3.《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作者是谁？该书在古文献方面的价值如何？

4.《文选》和《玉台新咏》各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们各是何代何人所纂？其特点如何？

5.指出下列三首论诗、论曲绝句的作者，对其观点略加评论。

A.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B.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辞。C.大都才人逞风流，百岁光阴老更遒。文到元和诗到杜，月明孤雁汉宫秋

第二篇：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案)（最终版）

第一章 绪论

文献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记录，是人类有史以来所从事的生产实践活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和人们的相互交往活动的真实写照，是人类在一切活动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系统的积累和总结。在出现文字以前的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水平极为落后，各个方面都很不发达，所获得的经验或知识也很少，只要大脑就可以记忆，而且也够用了，也并不考虑是否重复以往的经验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和人们社会交往的增多，各种知识不断产生，需要的知识也随之增加了，光靠大脑既记不住也容纳不了，而已记住的东西也容易忘记，所以往往还要走已经走过的弯路，犯已经犯过的错误。这使人们逐渐感到，如果有一种办法能使自己在实践中所得到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永远记住就好了，于是就产生了有把这些经验或知识记录下来很有必要的想法，这样自己就再也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而且还可以传给后人，使他们能够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少犯或者不犯错误，提高实践活动的效率和质量。于是，就设法把自己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知，通过一定的方式，或是以记号、符号、图像，或以古老的文字记载在一定的物体上，如泥板、树皮、甲骨、石块等，这样就出现了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献。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我国就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二千多年前，就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与实践活动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卷帙浩繁、内容广泛的古典文献，这些文献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就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文献学。

在我国，“文献”一词出现也很早。它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郑玄和朱熹解释“文”为“文章（件）”，“献”为“贤才”。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取“文献”一词作为书名，他在本书自序中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稍后，元代大诗人杨维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所指的“文献”似乎已专指书籍资料了。明代编纂《永乐大典》，开始曾称作《文献大成》；其后，程敏政作《新安文献志》；清代钱林辑《文献征存录》，都把“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现在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一词的涵义很广，通常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出版物，诸如图书、期刊、报纸与特种文献。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一般是指记录“五四”运动以前各种知识信息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古典文献出现过多种形式的载体，从古到今，所采用的记录文献的载体有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等。文献的体例与体裁也是多种多样。就体裁言，有“无书名”者，有“不题作者”者，有“单篇别行”者，有“序传常置全书之末”者，等等。就文献内容的体裁而言，有著作、编述、抄纂等；就文献编篡形式的体裁言，有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以及方志等。

有了文献，自然就会有围绕文献所进行 的工作，我们统称为“文献工作”。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前人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诸如目录的编篡、版本的鉴别、文字的校勘、古书的辨伪与辑佚等。当前几部“文献学”专书，大都把这些文献工作看作文献学的主要或全部内容，它们侧重于讲授文献整理方法，如：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特设一章，名曰“文献学的三个内容”，并阐述说：“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本课定为三个内容：

一、目录、二、版本、三、校雠”。认为“文献学”只是讲授文献整理方法的，这种观点，现在还有一定的代表性，认为“文献学”无非是文字、音韵、训诂加上版本、目录、校勘而已，文字、音韵、训诂属“古代汉语”范围，因而文献学只须讲讲版本、目录、校勘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恐怕是不够全面的。

我们认为，文献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仅仅是文献工作，它至少还应该包括文献本身在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分布、发展规律以及文献整理方法。

第二章 记录文献的载体

文献产生的早期，其文字就是一些记号、现了以感光材料记录知识、信息的新的载体，这是胶片。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现了以磁性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先是将视频和符号，其载体是一些没有经过加工的自然的物品，如石板、树皮、骨头、竹、木，再稍后就有了经过人加工的载体，如泥板、帛、青铜、竹简、羊皮、布匹等、到了汉朝，公元105年，蔡伦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总结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纸，使得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得以统一。在此后人类近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纸一直被当作知识、信息的最好的载体，并迅速广泛地传到全世界，且占着载体的主导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19世纪末期，出

音频记录在磁性材料上，用声音和图像存储和传递知识、信息，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磁带。随后，由于计算机等高科技应用于文献情报信息工作领域，就将知识、信息以数字符号的形式记载在磁盘、磁鼓上，即磁盘，成为机器可以阅读的文献。到了80年代初，知识、信息载体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革命，人们利用一种激光技术在特制的圆盘上记录和再生信息，它是继纸张、缩微品、磁存贮器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知识载体，是目前世界上既能用于存贮文字、图像、符号，又能存贮声音等各种知识信息的最为理想的信息载体，就是当前人们所说的多媒体。纵观以上各种载体，我们可以按着与之相应的记录方法分为四大类型：刻铸型（甲骨、鬼神，《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事情在行事之前，都得借助占卜，以定金石），书写型（简牍、缣帛），书写兼印刷型（纸），感应型（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第一节 刻铸型载体

一、甲骨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总称。上面刻的文字称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盛行于殷商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殷商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们信奉

吉凶。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记录和一些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因为出土于殷代废墟，故又称“殷墟卜辞”、“殷墟书契”。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的，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当时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甲骨上面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共得1500片。不久，王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所得，刘又继续收集，约得5000片，选择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1904年，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这是我国学者从事甲骨文字研究的开始。其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继续搜访，罗振玉先后所得达3万片，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加以著录和考释。王国维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并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著名论著。

甲骨文自1899年开始发现，迄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出土的甲骨实物很多，据胡厚宣《甲骨合集编辑的缘起和经过》的统计，国内有四十多个城市的九十多个单位收藏甲骨达十万余片，台湾、香港

藏有甲骨30000片左右，国外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前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韩国等十个国家藏有26000多片。自甲骨文发现至今，有不少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性论著约有1400余种。甲骨的辨伪和缀合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断碎了的甲骨联接起来，编成《殷墟文字缀合》一书，为甲骨研究工作补充了大批新资料。严一萍的《甲骨缀合新编》及《补编》又有新的补充和发现。1965年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编》，收录甲骨文4672字，可识的字约900余。每字注明出处，加以简要说明，可以作为甲骨文的字典使用。于省吾关于“独体形声字”的发现，对我国古文字研究有重大意义，他所著《甲骨文字释林》和他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以及商史的巨著，是甲骨文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４万多片，按五期分二十二类，编辑而成，全书共13册，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著录，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发现商代的甲骨，扩大了甲骨的出土范围。特别重要的是后来在山西、陕西、北京等地先后发现了周代甲骨文，1977年在著名的陕西“周原”遗址，出土西周甲骨17000片，清洗出有字

甲骨190多片。这批“周原”甲骨共有单字600多个。是研究商末周初历史、地理和官制的重要史料。这些甲骨的出土，使人们改变了只有殷代才有甲骨文的传统看法。

二、金石

金石，是青铜器与刻石的总称。《吕氏春秋·求人》“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见当时已称钟鼎碑刻为“金石”。在商代至秦汉的青铜器上面，常常铸上或刻上文字，这就是常说的“金文”。古代铜器种类很多，一般分礼器（即祭器）与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前人把钟和鼎作为一切铜器的总称，铜器铭文亦称为“钟鼎文”。

青铜器不象甲骨，本来就有传世的，就是出土的，也比甲骨要早得多。据统计，包括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在内，总数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带有铭文的铜器约四、五千件。商周金文单字共约3500个，其中可释字约2000个，青铜器铭文的字体，一般称为大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可见许慎著《说文》就已经利用过铜器铭文的材料了。早在北齐时代，颜之推根据隋开皇二年（582）出土的秦代铁称权上面的铭文，发现并订正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隗林”为“隗状”之误。宋代以后，青铜器出土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对青铜器作系统研究，吕大临作《考古图》，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并作了

释文和考证，至今仍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金石考据之学盛极一时，利用铜器铭文，证经补史，取得不少成绩。吴大澂研究金文，考证出古代文献中一些误字，大都由于在金文中两字形体相近，楷化以后混为一字，形近致误，这些研究成果，写在他所著的《字说》一书中。后来孙诒让所作《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都是研究金文颇有影响的专著。王国维的《说觥》《说彝》《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述，更有许多卓越见解和重要发现。近现代关于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青铜时代》，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严一萍的《金文总集》等。而容庚的《金文编》则是查考金文的字典。刻石记录文献起源也比较早，在铜器上刻铸文字比刻石艰难，秦代以来，石刻渐渐取代了金刻。石文价值不在金文之下，后人取以考证经史，便以金石并称。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在１０块鼓形石上，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贵族畋猎游乐生活，故也称“猎碣”。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这些石鼓，出土于唐代初年天兴（今陕西宝鸡），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唐代诗人都有诗篇题咏，发现时文字已残缺，根据历史记载，宋代欧阳修所见仅485字，后人所见字数更少，清乾隆时别选贞石重新摹勒，便人拓印，于是石鼓文遂有新旧两种拓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行各地，刻石记功，共刻有峄山、泰山、琅邪、芝罘、东观、竭石和会稽等7石，字体均为小篆。这些刻石大都湮没，琅邪残石残存13行87字，相传为李斯所书，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仅有数字，其余峄山等石刻，只有重摹本流行。司马迁将上述泰山、琅邪等刻辞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范例。

封建社会把整部的儒家经典刻在石版上，作为标准读本，称为“石经”，这种做法，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有感于当时的经书辗转传抄，难免有误，奏请刊刻石经，灵帝嘱咐他用隶书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七部书写在石版上，刻成石经，立于首都太学门外，作为经书的标准本。据史书记载，当时从全国各地赶来洛阳抄写经文、校对文字、石出土，散存各处，稍稍拓印流传。

唐大宗开成二年用当时风行的楷书，刻了１２部儒家经典，立在长安太学（清康熙摹拓印本的人很多，太学门外每天都有几百辆车乘，交通往往为之阻塞。这部石经因为刻于汉代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一字石经”。三国魏曹芳（齐王）正始年间（240-248），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两部经书，称为“魏石经”、“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

这两部石经原来都立在洛阳城南太学讲堂前面，原石有４８块，至永嘉年间有人所见只剩18块，经过历代沧桑，迁徙破坏，片石不存。晚清以来，有一些汉魏石经大小残

七年补刻《孟子》，“十三经”始全）。这部石经，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始刻，到开成二年（837）刻成十二经经文。通常称为“唐石经”、“开成石经”，或“大和石经”。“开成石经”对后代影响很大，五代雕版刻印经书，就以它作为依据。时至今日，许多石经都已残缺，它却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自从雕版印刷事业日益发展以后，石经的作用相对下降，虽然五代时刻过“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北宋时刻过“嘉祐石经”；南宋时刻过“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间刻了“十三经”，但它们的文献史料价值，第二节 书写型载体

一、简牍

古时，有以竹为简记事者，有以木为牍都不可与前叙的三部石经同日而语。

记事者，合称为简牍。把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文字、记录文献的材料，始于何时，现在还难以考定。在商代青铜器上，常见“册父乙”、“册父丁”的铭文，《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金文“册”字很像竹简的编缀形式，“典”字则像置“册”于几上，可见商周之际已有简册，但至今出土的简牍，最早是战国时期的，还没有发现春秋时代的竹木简。

关于简牍的制作方法，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乃成奏牍。”简的制法大致是，将竹断成筒，刀削其皮并剖成竹片，经过烤炙“杀青”，既可去掉

水分，又可防腐防虫，然后用笔墨书写文字于背面。至于版牍，也是先锯成木段，剖成版片，再加刨治刮削，经过精细的打磨，使之平滑，成为书写版。

竹简长短不等，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各种规格。武威出土的《礼记》木简和《丧服》经竹简同长，约为 55.5－56.5厘米，若以23.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计算，这批经书的简牍约为二尺四寸（55．92厘米）。而医简则在23-23.4厘米之间,与汉尺一尺相近。古时二尺四寸竹简多记儒家经典或法律文书，唐·贾公彦《仪礼·聘礼疏》：“《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由于法律文书竹简多为二尺四寸，故称“三尺法”。六寸、八寸简，短小，便于随身携带，多用于一般记事。湖北望山的杂事札记简长60厘米，“追策”简长64厘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简竟长达72-75厘米，可见当时列国简策的长度，没有统一规定。

在竹简上写字，字数也不一致，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有几十个字，超过100字的则又较罕见。武威《仪礼》简，每简多至60字或80字，湖北江陵望山２号墓出土竹简也写有60余字，多的达73字。《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根据出土食物，《汉志》所说的每简22字或25字，只是就几种

具体书籍说的，未必是通例。据古文献记载，简文有墨书和漆书两种，迄今所见，都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漆书从未发现，竹简上的文字，书写有误，可以削去墨迹再写，河南信阳出土楚简，有的上面有刀削痕，残笔尚隐约可辨。

关于简牍的编联，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至于编联的道数（即用几道绳），至今发现的战国楚简，多数用2编，其中信阳竹简用3编，望山1号墓简用４编。还有一些更长的木简用５编。《说文》《独断》所说编简用２编，指的可能是通常情况。３至５编，文献记载所无，但却是某些简册实际上所需要的编数。增加编数，旨在固定，已有出土实物可资验证。竹简多用皮绳或青丝编联在一起，牛皮编简称“韦编”，青丝编简称“丝编”。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是指牛皮绳编简而言。简书编联书写后卷起，宋代崇宁、政和年间相传都或多或少发现过简牍。但所有这些，原物早已荡然无存。

近世以来，自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题目多在其后，所谓“编连为策，不编为简”。

早在汉代就发现过古代的简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战国竹简。《论衡·正说篇》说：汉宣帝时河内女子于老屋得古文书。晋太康三年（282）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魏王古墓，发现竹简数十车，经当代学者束皙整理，得古书75篇16种，写成当时文字，共十余万言，其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保存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晋书·束皙传》对这次发现竹简的经过及简书种类有详细记述。此外，南齐、北周和

在新疆塔里木河附近出土晋代木简以后，到1949年50年间，发现竹木简并见于报导的共有7次，共计出土竹木简牍一万多枚。其中以1914年发现敦煌汉简、1930年发现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影响最大。罗振玉的《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考释》，中国科学院《居延汉简甲编》，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分别对上述三批简牍作了著录、拓印、考释和研究。

建国后，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江苏、江西、甘肃、新疆等地发现竹木简30余批共计约三万枚。其中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出土的战国楚简、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简、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和医方简，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简，都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

出土竹简时代最早的是战国时的楚简，从1951年到1965年之间，先后在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的6座墓葬出土过7批800余枚竹简，经过整理拼复，缀合为530多枚。内容包括竹书、杂记、遣策及其它４类，遣策所占比例最大。《仪礼·既夕礼》：“书遣于策”。郑玄注：“策，简也；遣，犹送也。”入葬时把亲友所送礼物写于简上，随之下葬，有时把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也包括在内。出土的这批遣策，记述了1000余件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为研究战国中晚期楚国历史、社会经济、手工业生产等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七批楚简共有4200余字，其数量远远超过楚地出土的金文。战国文字，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启秦篆和隶书，是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楚简上的文字，具有不同于商周字体和其他各国文字的独特风格，填补了战国时期竹简文字的空白。这7批楚简的形制及其编连形式，更为研究古代简策制度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例证。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于1975年底出土秦简1100多枚，大部分是秦朝的法律和文书。有秦法律３种、秦治狱案例和《南郡守腾文书》《为吏之道》《日书》等等，还有一部类似历史年表的《大事记》。我国古代法律，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以唐律为最早。隋代以前的律令，只有后人辑录的一些零碎篇章，著名的“秦律”又久已失传，这次睡虎地发现的３种秦法律竹简，就显得尤其珍贵！《大事记》一卷，分写在53枚竹简上，按年系事，记载了自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将近100年间的大事，据考古工作者判断，这批竹简是在秦始皇三十年陪葬埋入的，司马迁在撰述《史记》时肯定没有看到过这份重要材料。因此可以用它来补正《史记》，解决这段史实中的矛盾和疑难问题。

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1959年出土的

竹木简，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分三个部分，甲本是7篇《仪礼》，为木简；乙本是1篇《服传》，也是木简；丙本是竹简写的《丧服》经。今本《仪礼》是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的杂糅今文古文的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而武威甲本《仪礼》很可能是后苍、庆普传下的没有被郑玄打乱家法以前的今文礼，武威丙本则代表未附传文以前更早的一个本子。这个西汉时代写本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第一手资料，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鸠杖上系有10枚木简，上面载有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的诏书：“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这便是著名的“王杖”简，据此可以考知汉代尊老赐杖的制度。1972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又出土了大批医药简牍，共计92枚，等残简。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发现，解决了这两部书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简文中列药物100种，比较完整的医方30多个，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古老的医方书。我国最早的医方书，当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原书早已散佚，传世的是后人整理的辑本。因此，武威医简应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古代医方文献。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1972年4月出土竹简4900多枚，多用隶书书写，其中绝大部分是兵书，如《孙子十三篇》《六韬》《尉缭子》等，特别可贵的是发现了失传已1700余年的《孙膑兵法》，此外，还有《汉元光元年历谱》等佚书，及《管子》《晏子》《墨子》

问题，关于孙武和孙膑的事迹，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孙武生于春秋末期，孙膑生于战国，两人先后相距约二百年，都各有兵法传世。后来有不少人提出疑议：有的认为《孙子兵法》出于后人伪托；也有的怀疑孙武、孙膑原是一人；有的认为现存《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甚至有人断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孙膑所作，否定历史上有孙武的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次《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实为考古界的惊人发现，足以了断近乎千载的聚讼纷争。《六韬》一书，见于《汉书·艺文志》，通鉴目录》《历代长术辑要》《二十二史朔闰但自宋以来，却有不少人怀疑它是伪书。有的说它“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有的说它“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尉缭子》也只见于《汉书·艺文志》，清谭献在《复堂日记》中说：“《尉缭子》，世以为伪书，文气不古，非必出于晚周”；《书目答问》甚至说：“《六韬》伪而近古，《尉缭子》尤谬，不录”。汉人手写的《六韬》和《尉缭子》残简的同时出土，证明这两部书在西汉前期就已广为流传，绝非后人伪作。同时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现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它所载的朔晦干支以及其他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校正《资治

表》等的差误。

竹木简作为记载文献的材料，比起甲骨、金石，具有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可是一枚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移动、阅读都很不方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衡石量书”，每天批阅的文件用衡器称取120斤，又《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初入长安时，给汉武帝上奏：“凡用三千奏，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可见是非常笨重的。

二、缣帛

正因为简牍笨重，所以，又有缣帛与之同时并行，《墨子·明鬼篇》：“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书写材料是竹帛并用的。帛质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能够随文字长短截取，易于流行。西汉末年，扬雄在给刘歆的信里谈到他调查方言的方法时说：他常常拿一支三寸长的笔，一段四尺长的上过油的绢。这种绢写过了可以抹掉再写。缣帛用于书写材料，在汉朝是相当流行的。不过，缣帛是丝织品，价格较高，所以当时的作者，往往把文字的初稿，写在光滑的白绢或版牍上，改定以后，才写上缣帛。应劭《风俗通义》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 帛书与简书并行时间较长，在纸张发明以后还流行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北堂书抄》引

《崔瑗与葛元甫书》中说：“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由此可证，距离纸张发明已有三百余年的东汉末年，帛书仍在流行。但帛书不易保存，容易损毁，流传至今者多是从地下发掘的实物。

早在1942年9月，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因盗掘曾出土一件驰名世界的战国帛书。这件帛书出土时折叠为八幅，中央折纹处稍有损坏，书系丝质，帛丝的经纬并不匀称，有粗有细，因入土年久，已呈深褐色，毛笔墨书，连同边上的文字总共900余字，字若蝇头小楷，笔画匀整。帛书四周，用朱、绛、青几色颜料绘出各种奇特的神怪图像。1973年12月，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二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的西汉帛书，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的空前发现，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拓开了我们的眼界。其中有不少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包括《老子》甲本、《老子》乙两种《老子》写本大体相同，但与今本对照，章次有些与今本不同。文字亦有不少出入，上下篇次序则与传世的通行本相反，即乙本，以及《老子》甲本卷后无篇名的4篇佚书，《老子》乙本卷前的《法经》《十大经》《称》《道原》４种文献，历来都没有传本；还有《周易》《易说》以及《战国纵横家书》和相马经、医经方、天文星占等古籍，另外还有用帛绘制的导引图、地图、驻军图、街坊图、帛画等等。马王堆帛书为研究我国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军事、医学等各个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重要资料。

帛书中的《老子》《周易》等书，和今本颇有出入，可以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甲、《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与《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所引《老子》本文次序一致。帛书《周易》原无篇题，包括“系辞”在内，约5200字，卦辞和爻辞虽与今本基本相同，但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完全不一样，今本分上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帛书则不分上下经，保存了比较简单的原始形式。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325行11000多字，其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但文字稍有不同。另外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未必见过此本。以帛书和今本《战国策》时照，可以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今本《燕策·二》“燕说齐”章，与帛书文字出入较大；又《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帛书作“赵太后亲用事”；“左师触讋愿见太后”，帛书作“触龙言愿见太后”。另外，帛书本还保存了苏秦的一些书信和谈话内容，既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又可以校补这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天文星占方面的佚书一种，约8000字，无篇题。内容主要是木、金、水、火、土五星占及五星行度。作于公元前170年左右，“占文”保存了公元前370年到前270年间甘氏与石氏天文书的部分内容，尤其重要的是，书中根据实际观测，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到汉文帝三年（前177）70年

间木星、土星和金星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并推算出了它们的公转周期。这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在五星行度表和另一种佚书的干支表中，都出现第一次农民起义军的“张楚”的年号，值得珍视。

第三节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自从汉代纸发明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古籍的面貌。纸张逐渐代替了简牍和缣帛，成为古籍的书写、印刷的材料。

关于纸的发明，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发明了纸，同时蔡伦也是第一个用植物纤维造纸的人，早已为世界所公认。我国有的历史文献说明在公元前汉武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纸，可是没有事物佐证，未被学界接受。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故址中发掘出一片古纸，白色，约４Ｘ１０厘米，其形状为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质地很粗糙，纸面露有麻筋。当时根据一同出土的黄龙元年（前４９）木简，推断为汉宣帝（前73-前49）时的遗物。这一发现，关系到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时间问题，可惜发现后不久这片古纸就被毁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中日战争的炮火，无法再作深入的研究。

1957年5月，西安市郊灞桥汉墓发掘出

来的古纸，黄色，长宽差不多10厘米，出土时已裂成一些碎片，经取样化验，认为主要为大麻纤维所造，间亦混有少量苎麻。1972－1974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中又发现两种麻纸。其中一种色白，质薄而匀，细密坚韧，一面平整，一面稍毛糙，含有大麻纤维。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一处西汉窖藏中出土3片可能是汉宣帝时的麻纸。根据以上这些新发现，有的学者们断定我国植物纤维纸发明于西汉，把植物纤维造纸的时间上推了近二百年，把这些作为有力的实物佐证。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实物制作时间是否确在西汉时期，还很难确定。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对上述几次出土古纸的时代都表示怀疑，他认为“即使在同一处发掘出来的古物，也不一定都是同时的”。“同地出土的东西，有时年代可能相差很大，而纸的本身又无文字，所以说它是公元前一世纪物，也只是一种推测”。

我们撇开上述古纸的制作时代，单就他们的用途而言，这些古纸，都是为专供包裹和衬垫等杂用的，至今还没有发现上面写有文字的西汉丝纸或麻纸。所以，迄今为止，最早采用多种植物纤维为原料制造、专供书写用的纸张，应是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造成功的“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小注又引用今本《东观汉记》（卷二十）云：蔡伦“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两者文字几乎全同，都有“造意”二字，造意就是出主意，就是发明创造，意思已很明白，这是蔡伦发明造纸的有力证据。

虽然自蔡伦以后，纸已用来写字著书，但汉代用纸写书的文献记载和出土的文物，都非常罕见，现存古纸亦只有寥寥数种，这些事实，说明纸作为新兴的书写材料刚刚问世，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注意和应用，一是当时生产力仍然低下，无法普及；二是长期使用竹帛的传统习惯一下子难以完全改变过来，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简牍、纸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的观念仍然强烈，直至东晋元兴三年（404），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下令说：

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桓玄伪事‛）

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从而结束了简牍时代。当代出土文物，也证明晋灭以后，不再有简牍文书，而多为纸写的资料了。

两千年来，我国古文献用植物纤维纸作载体，其记录形式有两种：写本和印刷本。至今为止，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写本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发掘的西晋元康六年（296

年）佛经残卷写本以及《晋人田赋》残卷。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西凉建初年间（405年）所写的《律藏初分》与北魏太安四年（458年）所写的《戒缘》，也是较早的写本。其次是唐写本，1966年至1969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北区的唐墓中发现一批唐代写本古文献，如《论语郑玄注》残卷等。由此可知，唐代写本流传很广，不仅盛行内地，而且在边疆地区的流行也相当广泛。

宋代以后，尽管雕版印刷日益兴盛，但是写本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大藏书家是靠抄本积聚文献。如陈振孙家中藏书五万余卷，均抄自郑、方、林、吴诸家。到了明代，抄本仍流行，有所谓吴抄（长洲吴宽）、文抄（长沙文征明）、王抄（金坛王肯堂）、沈抄（吴县沈与文）、杨抄（常熟杨仪七）、姚抄（无锡姚咨茶）、秦抄（常熟秦酉岩）、钱抄（常熟钱谦益），等等。清朝时期，不少典籍也靠抄本流行，1962年福建发现了道光年间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完整抄本，全书共三百六十卷，大约四百八十三万八千字。是目前我国流传的古典小说中最长的一部抄本，十分可贵。

印本书籍，是随着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兴起而出现的。我国雕版印刷术兴起于唐初。唐朝后期，逐渐普及，当时刻印地区有长安、敦煌、四川、浙江等处，所刻内容有日历、字书、歌曲、诗文以及佛经等。传世最古的

唐代印刷品是太和二年（828年），乾符四年（877年）刻的两本日历以及咸通九年（868年）雕印的《金刚经》，已被伯希和从敦煌盗往国外。国内现存的唐代印刷品仅有两件：一是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二是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花经》。

五代时期，雕版印书事业发展迅速。据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年）由冯道等人建议，曾依照石经刻“九经”印版，这是用雕版印刷经书的开始。其后又扩至《孝经》《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书，由国子监负责此项工作，成为我国最早的“监本”古典文献。五代私人刻书，有四川毋昭裔在明德二年（935年）刻成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书，乾德五年（923年）贯休和尚自刻《禅月集》。

宋代雕版印书事业十分发达，官府、书院、极的推动作用。

北宋中叶，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此后，又陆续出现有木活字、铜活字、铅活私家与书坊都从事雕版印书工作。印本书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成品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刻印书籍，除儒家经典外，还大量刻印史书、子书、医书、算书以及日常参考的类书和诗文等。当时刻印的中心地区，除首都汴梁（开封）外，还有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以及山西平水（临汾），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等地也都有水平很高的各类印本书。当时社会出现了专营出版物的“书肆”，如杭州陈道人的“经籍铺”、尹氏“书籍馆”以及建阳余家、虞家经营的“书肆”，对丰富人民文化生活起了积

字和磁活字印本书籍，这类印本虽未普及，仍以雕版为主，但反映了我国古代印刷事业的进展情况。

明清时代，印本书籍已成为古典文献的主要表现形式。明代北京与南京是刻印图书中心，杭州、建阳等地刻印事业仍在发展，四川眉山等地已为苏州、徽州等地新兴印刷业所代替。此外，边远地区已开始刻印书籍，如海南岛刻印的书籍也具有相当的规模。雍正四年（1726年）陈梦雷用新制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大创举，此书每部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共印六十四部，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石印、铜版印刷以及铅字排印等新技术兴起，逐步取代了古老的雕版印刷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近二十来，在我国激光照排技术逐渐普及，这种用计算机自动编辑、通过激光照排再进行印刷的印刷术，是印刷史又一次巨大进步，传统的雕版印刷乃至活字印刷都很快被它取代，因为，无论在印刷速度还是印刷质量等方面，它都具有诸多优越性。

第四节 感应型载体——胶片、磁带、光盘等

随着生产、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文献越来越多，而存贮的空间有限，人们就设法寻找一种占据空间小、存贮密度大的载体。１９世纪末以后，载体有了新的发展，种类多起来了，开始出现了以感光材料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这是以缩微照相为记录手段而产生的一种信息存贮载体，有缩微胶卷、缩微平片、缩微卡片和缩微印刷四种，其优点是存储密度大、体积小、价格便宜、寿命长、携带方便。利用感光材料作为载体，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对文献进行印刷、复制、摄像、传递，比起以纸为载体采用雕版印、铅字印刷要快速得多、方便得多、准确得多，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非传统的印刷方式所能比拟。但是由于人们不能用眼直接阅读，而需借助于阅读机，且人的眼睛易于疲劳，所以它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科学技术更进一步发展，知识信息急剧地增加，文献的数量也成倍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则是载体发生了又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出现了以磁性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先是将视频和音频记录在磁性材料上，用声音和图像存储和传递知识、信息，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视听资料或声像资料。随后，由于计算机等高科技

应用于文献情报信息工作领域，就将知识、信息以数字符号的形式记载在磁带、磁盘、磁鼓上，成为机器可以阅读的文献。二十世纪80年代初，载体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革命，人们利用一种激光技术在特制的圆盘上记录和再生信息，这是一种不同于前述的磁性载体的光学存贮器，它是继纸张、缩微品、磁性存贮器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知识载体，是目前世界上既能用于存贮文字、图像、符号，又能存贮声音等各种知识信息的最为理想的信息载体，就是当前人们所说的光盘数据库。这种载体不仅存贮容量大，读取速度快，而且稳定性能好，寿命长，使用方便，大受人们的欢迎，发展至今不仅有了只读光盘，而且有了写读光盘和可擦写光盘，其发展异常迅速，自1985年世界上出售第一张光盘以来，其品种、数量与日俱增，光盘载体有其自身的很多优点，但也有它的不足，而纸质载体虽有其自身的弱点，却也1992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重庆分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光盘数据库《中文期刊篇名数据库》，此后，我国的光盘数据库也迅速发展起来，各种光盘数据库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这种全新的载体，对知识、信息、情报的存贮、传递、交流，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目前这种全新载体几乎达到了与纸质载体分庭抗礼的境地，因而，“无纸世界”、“无纸图书馆”、“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看法在世界上漫延开来，似乎整个世界将要用新型的载体完全取代纸质载体。但是我国图书情报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

有光盘所没有的长处。更何况纸张在全世界已应用近2000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上还不会成为无纸世界，仍然还是纸质载体与光盘载体近期并存、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相得益彰的局面。当然，再过多少年，人们也许会再发明一种更加新颖的、先进的载体来取代目前所有的载体，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五节 与载体相联系的文献阅读视听

类型

由于文献载体的多种并存和不断更新，现在我国的文献资料在阅读和视听方面，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原始型文献 包括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铸造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文

献，雕刻在碑版上的石经和石刻文献，书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简牍文献；以及书写在缣帛上的帛书文献等等。

2.书写型文献 这是以纸为主要载体(也采用简牍缣帛等)的我国古代的非印刷型文献和今天的没有付印的手稿，也就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前的古写本和印刷发明之后的写本、抄本、稿本、文稿等。如日记、书信、笔记、契约、文章、会议记录、电话记录等。这类文献对研究工作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有的可能还具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3.印刷型文献 这也是以纸为载体，采用雕版刻印、活字排印、石印、铅印、影印、复印等方法产生的文献，是传统文献的基本形式，也是现代文献的主要形式。例如复印

的古籍、当代的图书、期刊、报纸、图册等，机将贮存的信息输出。计算机能贮存大量信这类文献的优点是便于交流传递，缺点是体积大，较笨重，收藏管理都比较麻烦。4.缩微型文献 这是一种新型的文献,是以感光材料为载体，利用缩微照相技术摄制产生的文献。如缩微胶卷、缩微卡片等。激光技术和全息照相技术发明和应用以后，又出现了超缩微胶片。缩微文献的优点是体积小，贮存密度高，节省贮藏空间。缺点是必须借助缩微阅读机才能阅读。

5.机读型文献 这是一种最新型的文献。也就是计算机可读型文献，是以磁性材料磁带、磁盘、光盘等为载体，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把信息变成计算机可识别的机器语言，输入计算机,必须要阅读时,再由计算

息，并能高速度地通过多种途径检索，虽然它必须具有一系列的配套设备，还需要有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专门人员操作,但机读型文献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文献类型。6.声像型文献 也是一种新型文献。也称直感资料或视听资料。是以磁性材料或感光材料为载体，借助一定设备直接记录下声音或图像信息，诸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电影片、幻灯片等，它脱离了或基本脱离了文字形式，只是利用视觉、听觉直接接受文献信息，它可以帮助人们观察某些特殊现象，尤其在传播文化艺术方面所起作用更大；但对于常规的书本学习,目前还不可能作为经常性的使用手段代替印刷型的纸本文献。

第三章 文献的体裁

我们这里讨论文献的体裁，是就文献编篡形式而言的。从文献的编篡形式上说，古典文献的体裁至少可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录、丛书、方志等十多类。

第一节 文书和档案

一、文书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4—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举行盟誓的约信之辞。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郑玄注曰：“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诸侯和卿大夫举行盟誓活动，以盟书记录盟誓之辞。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于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本，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

土的侯马盟书共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00余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吐鲁番文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4-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主要是汉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番文等。19世纪末，先后遭到俄、英、德、日等国人的掠夺。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令人深思与关注。1954年科学院出版《吐鲁番考古

记》，自1959年起，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清理，写成发掘报告和文书简介，在70年代后期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以下四大类：（1）公府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2）私人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3）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4）佛教经论、道教符箓以及其他宗教文书和典籍。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其中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

敦煌文书 指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土的五世纪至十一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1965年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4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遗书多为卷轴式，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汉文写本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其中佛典占95％，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发愿文、忏悔文等；非佛典文献占5%，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曾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佚书。敦煌文献中最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方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

籍帐等；私家文书有契券、社司转贴、帐历、明代徽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都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徽州文书 指明代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约等。明代徽商势力雄厚，徽州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文书契约存留至今的比较多。现在安徽、北京、南京、天津一些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多有收藏。其中官府文书有官府颁发的文告、编发的户帖、清册供单、鱼鳞图册、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审图小票、审定户由、归户册等；私人文书契约多属程、汪、胡、王等大户的文件，如收租底、分家合同等等。这些文书对于研究

系、租佃制度、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状况，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二、档案

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我国古代档案，先后以甲骨、金石、简牍、缣帛为载体，造纸术发明以后，档案又以纸作为书写材料，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一些具有保存和查考价值的照片、影片、录音带也可存作档案。我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36 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葬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简，其中大部分是秦代律法的原文和解释，是一批非常珍贵的律法档案。我国现存的档案实物，除上述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以外，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包括明清两朝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少数个人的档案，共计74个全宗。其中明朝档案较少，只有三千多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也有少数其他时期档案。清朝档案在所藏明清档案中占绝大多数，从时间上看，包括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以及溥仪退位后于1912

至1940年形成的档案；从所属全宗看，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有军事机构的档案，有地方机关的档案，也有个人全宗的档案；从档案的种类和名称来看，上行文书、下行文书、平行文书、特定用途的文书均有，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不下百种之多；从文字上看，绝大部分是汉文档案，一小部分是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档案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1925起编辑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目录、图集、论述文集等共有50余种，370余册，其中如《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文字狱档》《筹办夷务始

末》等，为当时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图书是作者为了传播知识专门写给人看的，档案是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客观地产生而不是专门编写的。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举例来说，研究明清史，一般都根据《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会典、方略等史籍。其实这些史籍都是根据档案编写的，与档案比较，这些史籍又都属于第二手材料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档案中还有一些不公开的、在一般的史籍中找不到的材料，如《清史稿》一书，虽然经过了长达14年的编篡，使用清代国史馆历年收集的大量史料，可是没有使用清宫密藏的“大内档案”，因而《清史稿》在史实的论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讹误和缺漏。

对于档案典籍的重视和利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良好的历史传统，孔子整理六经，司马迁编纂《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章学诚编写地方志，都重视搜求并使用过大量档案材料，取得卓越的成果，是据档修史、以档征史以及体现史档结合的成功的范例。

第二节 总集和别集

一、总集

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我国古代的总集与其他的古书一样，其发展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

又《总集类小序》说：“《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这说明总目编定者纪昀认为《诗》《骚》应为先秦时代的总集，而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 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关于总集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说它“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就是说：总

集既可把散佚的、零星的作品，集中起来，又可做一些鉴别、删选的工作，去其芜杂，取其精华，使它成为文章的总汇。大型的总集和重要选本，对于古籍研究，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历代编写的总集中《古文苑》、《玉台新咏》、《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中州集》、《河汾诸老诗集》、《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等都是公认的著名的诗文总集。

总集的种类也比较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

（1）按编辑体例划分：有收录宏富的“全集式”的“总集”，例如清朝的严可均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将很多人 的著作都合编在一起，成为一部很有价值的图书；有经过认真地择优选精所编辑的“选集式”的总集，例如梁代萧统所编辑的《文选》便是这类总集的代表。

（2）按所收录的时代划分，可分为通代总集，例如明朝的张溥所编辑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就收录了多个朝代很多作者的著作；断代总集，专门收编某一个朝代的多个作者的著作，例如宋朝的姚铉所编纂的《唐文粹》就属于这一类。

（3）按所收编的著作的体裁划分，可分为专门编辑历代同一体裁的作品的总集；例如清朝陈元龙等所编辑的《历代赋汇》；专门收编某一个朝代的某一种体裁著作的总集，如清朝董浩等所编的《全唐文》属此类著作；

此外还有汇集了各种体裁作品的总集，例如宋朝的李昉等所编辑的《文苑英华》，就是这类图书的代表。

二、别集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别集也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于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均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

别集所收载的文献一般为文学著作，也兼收一些奏议、论说、序跋、书信、语录、传记等。有些别集还附有作者的专著，如唐朝的《韩愈集》内就收有他所著的史学专著《顺宗实录》一书，宋朝的《欧阳修集》中就附他的笔记《归田录》等。所附的这些专著使别集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使之更加具有保存价值。

别集的种类为数不少，也有多种划分方法，上要有：

（1）按所收载的范围划分：可分为收录

某一个人全部著作的全集，例如宋朝的《陆放翁全集》一书就收编陆游的全部著作；选编某一个人的部分著作的选集，例如唐朝的皮日休的《皮子文薮》一书就属这一类

（2）按照别集编辑者划分：可分为由作者自己编辑的别集，例如唐朝孙樵的《孙可之文集》便是孙樵本人编辑自己的著作而成；由编辑者收编他人的著作的别集，例如唐朝的韩愈撰写、李翰编辑的《韩昌黎集》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种。

（3）按别集文献的编排方式分，主要的有如下四种：一是按照著作的内容主题排列的，例如宋代文天祥的《文山先生集》；二是按著作写成的时代的顺序编排的，例如唐代杜甫《杜少陵集》就是按时代的顺序编排的；

三是按著作体式分类编排的别集，例如唐代李白的《李太白集》；四是综合前面几种编排方式编排而成的别集，例如宋代黄庭坚的《山谷全集》等就是这样编排的。

由于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今天，我们所编辑出版的个人作者的著作无论是全集还是选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国古代的别集和总集的影响。

第三节 类书

一、类书及类书的特点

所谓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次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中说：“类事之书，虽兼收四部，而实非经、非史 非

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何类可归。” 我国古代的类书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成为我国古籍辑佚、校勘和考证的重要文献资料的来源。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类书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先分成若干个大部类，如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一般帝王、后妃、职官、州郡、政理、产业、人、祭祀等部，再在每个大部类下分若干个小类，小类之下先排书名，再排材料并注明出处，其材料按原书时代的顺序排列。

如：《艺文类聚》第五十八卷《杂文部》除个人从事著述外，还特意组织当代名家学“纸”项下，引用了古文献《东观汉记》《董巴记》《三辅决录》《晋书》《渚宫旧事》《抱朴子》《文士传》《晋阳秋》《语林》《宋书》以及晋人傅咸的《纸赋》、梁人刘孝威的《谢赉宫纸启》等十二种文献资料，其中有史书，有子书，有小说，杂录等，列举了蔡伦造纸的传说，韦诞、陈寿、葛洪、杨修等人的有关纸的故事，以供人们检索。

二、我国古代类书的产生 关于类书的产生有三种说法： 1.类书始于《皇览》

南宋王应麟《玉海》第五十四卷：“类事之书，始于《皇览》。”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是当代著名文学家，十分重视文化事业，者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编辑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编成大型类书《皇览》，本书分四十余部，每部数十篇，共八百余万字。从延康元年（220年）开始编篡，数年完成。后人一般认为是我国古代类书之祖。可惜原书早已佚失，清孙冯翼从各书中仅辑出佚文一卷，收入《问经堂丛书》，黄奭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

由于《皇览》，到赵宋时代已亡佚，学者不及见，乃以为类书起于齐、梁间，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14“同姓名录”条下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徵栗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袁州本卷3下《同姓名录》

的解题里没有这几句话。2.杂家乃类书托始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把类书的开端推得早早的，认为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即类书之所托始。倡此说者为清代中期学者汪中,他在其《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 中说：

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今《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又有以也。

随后，以辑佚名家的马国翰推广此意，也在其《玉函山房文集》卷3的《锱珠囊·序》中说：

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书，《当染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而取黄帝、老子、文子、子华子之说，不一而足。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此类书之最先者也。3.类书起源于《尔雅》

由于类书是明标类目，分别部居的，而《尔雅》正好是分类书籍，所以，又有人把《尔雅》作为类书的起源。张舜徽反对马国翰的说法，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15中说：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夫诸子百家，以立言为宗，45

例多援据旧语，以明欲宣之义‚《诗》云‛、‚《书》曰‛，见之《论语》《孟子》者，亦已多矣，安得悉谓为类书耶？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行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

类书是兼具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而《尔雅》尽管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但它并非资料汇编；诸子百家之书则既不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又非资料汇编。所以，《皇览》应是最早的类书。

三、类书的范围和类型

我们说，“类书”是兼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文献。正宗的“类书”，也就是这种性质的古籍。类书的始祖《皇览》，完全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它是正宗的类

书，也是标准的类书。作为“类书”这一体裁的书是取此做衡量标准的。但是，在古今的古典文献著录中，“类书”一类的包容范围却不一律，当然，正宗的类书一定照收在内，可是其它门类的书籍也往往混入，象姓氏书、政书，有时甚至还有考证笔记、目录书都会列在类书类里。这些，我们就不能认它们为类书，至少有些不是正宗的类书。1935年出版的邓嗣禹所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集》的“类书之部”，就将类书分为十门：

1.类事门：收《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

2.典故门：收《事类赋》《骈语雕龙》《子史精华》等；

3.博物门：收《全芳备祖》《事物纪原》

《方舆类聚》等；

4.典制门：收《通典》《经济类编》《时务通考》等；

5.姓名门：收《古今同姓名录》《元和姓纂》《万姓统谱》；

6.稗编门：收《太平广记》《宋稗类钞》等；

7.同异门：收《鸡肋》《古事比》《事务异名录》等；

8.鉴戒门：收《类林杂说增广分门》《谷五类编》《人寿金鉴》等；

9.蒙求门：收《蒙求集注》《十七史蒙求》《记事珠》等；

10.常识门：收《万宝全书》《世事通考全书》《广学类编》等。

上述分法，比较清楚，易于检寻。但由于取村过泛，分类过细。其中不少典籍本不属于类书范围（典制、姓名等门），也列入“类书之部”，结果混淆了类书与其他典籍界限。

正宗的类书，分析起来也有许多类型。（1）就内容性质来说，有一般性的类书，有专业性的类书。前者是包综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的。如《皇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后者则只是一方面的，如《册府元龟》，为政事历史的专业类书。《格致镜原》，为科学技术的专业类书。

（2）按编录的体裁来说，有徵事的，如《修文殿御览》；有徵事兼采诗文的，如《艺文类聚》；有词藻的，如《佩文韵府》；有编成韵语的，如《幼学故事琼林》；有重视图表

的，如《帝王经世图谱》；有综合数种的，如《初学记》综合第二与第三两种，《古今图书集成》综合第二与第五两种。

（3）按编录的方法来说，有分类编的，有分韵编的，有以数目字来编录的。分类的是一般的形式，也是类书的主要形式，从《皇览》以下，大多数是采取分类编录的方式。分韵编的如《韵府群玉》《永乐大典》《佩文韵府》等，较分类的更便于寻检到所需的主题材料，但也有不能把有关的主题材料“类聚”在一起的缺点。以数目字来编录的类书，以数字为纲，聚集事实，如《小学绀珠》《读书纪数略》等。

（4）按编纂的情况来说，有官修的，有文人学者编的，有书坊编辑的。第一种如《艺

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第二种如《北堂书钞》《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第三种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林广记》等。

（5）从编纂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

四、现存历代主要类书简介== 现存完整的类书最早的唐代，唐代所编的类书，据史籍所载有十余种，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等四种，被称为“唐代四大类书”，其中以《艺文类聚》最为有名。

《北堂书钞》 唐虞世南编，清孔广陶再校，光绪十四年（1888年）南海孔氏刻本，台湾宏业书局1974年彩印，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影印。虞氏任隋秘书郎时，于秘书省后堂摘录群书中的名言佳句编辑成书，以供当时作文时采集辞藻之用。所以取名为《北堂书钞》。《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类书，成书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全书16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174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173卷，今本地部止于泥沙石，可能不全），分为19部，依次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等。部下再分类，共 851类。类下先摘引词句作标目，标目之下再征引包含这个语句的古籍文句。全书征引古籍，除集部外，总数达800多种。由于此书成书较早，记载

了隋以前的一些可贵资料，对于我们今天辑佚古书、校勘史籍和研究历史很有作用。也可用于查考辞藻出处和典故来历。宏业书局影印本有《北堂书钞子目索引》可供查考时使用。

《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等奉敕编撰，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汪绍楹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成书。全书100卷。分为46部，包括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后妃、储宫、人、礼、乐、职官、封爵、政治、刑法、杂文、武、军器、居处、产业、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内典、灵异、火、药香

草、宝玉、百谷、布帛、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祥瑞、灾异等。每部下又分各事物的细目，如天部下又分为天、日、月、星、云、风、雪、雨、霁、雷、雾、虹等，共计727个子目，约百万字。此书资料古稀，引用的古籍达1431种，现存者不到百分之十，且所援用者都为唐以前的古本。体例比较完善，事文兼备，先事后文，改变了以往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断的缺点，对后代类书影响较大。该书用途较广，宋以后多用来校勘古籍、辑录佚文以及查找唐以前的文献资料和诗文典故，颇有学术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附有《艺文类聚索引》（包括引书人名索引和书名篇名索引），并附校记1600余条，可供

查考时使用。

《初学记》 唐徐坚等奉敕编，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以古香斋本为底本的校点本，1980年重印。此书是唐玄宗为他的子女作诗行文、查检辞藻典故方便而命人编纂的，故曰“初学记”。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成书。全书30卷，分为23部，313类。每类之下，先为“叙事”，次为“事对”（取古代故事或文句概括成对偶词句，并注明出处），最后是“诗文”。此书虽卷帙不大，但采摘皆隋以前古籍，且选材较精，可用来校正今本古书的一些错误，还可供查找辞藻典故用。中华书局重印本同时出版有许逸民编的《初学记索引》（包括事对索引和引书索引），可供查找时参考。

第三篇：文献学讲稿

课程说明

一、课程适用专业

本课程适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专业以及其它相关专业，也适用于理科专业。

二、课程性质

《文献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是其它后续专业课的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和利用、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等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为解决实际问题打好基础。

三、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文献学》是研究古今中外文献材料的理论和应用的基础课程。古今中外文献浩如烟海、无法穷读，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信息量空前增长，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有限的精力阅读自己最需要的书，选择最需要的信息，网罗最必要的文献资料，文献学无疑是事半功倍的一把钥匙。（限于条件，本课程研究中国古今文献，侧重古典文献，暂且不涉及外国文献。）

四、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文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解文献的形态、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注释、检索、出土文献、敦煌文献、论文的撰写，掌握重要文史工具书及其它工具书（如西文工具书）的使用（文献的辑佚、辨伪和典藏不列为讲授内容），学到一些治学的基本方法（如知人论世，“二重证据法”），真正培养学生对中国文献和文化的感情，引导学生走上繁荣、传播祖国文化、学术的道路。

学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点掌握文献的基本使用方法。

2、尽可能运用实物教学，让学生对古代文献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从而加深理解。

3、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际的文献收集与查阅，尤其是进行毕业论文的撰写。按：随着文字的数据化，电子图书的迅猛发展（如：出现电子图书阅读终端，将终端芯片插入手机，即可阅读），文献学的内容和教学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五、参考书目

1、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3、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第一讲 文献与文献学

§1 为什么要学文献学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们治学，首要的事情是治文献学。目录学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引用前人对目录学的评价来说明学习文献学的重要性。

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条”）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条）

清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术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二《汉书艺文志考证》条引述）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yuán）说：“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的找到了。”（《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与北京师大历史系应届毕业生谈话纪要》，发表于《中国青年》1961年第16期，8月出版；也见于《陈垣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治文献学，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文献，追根溯源，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我们的社会。

§2 “文献”的定义

文献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譬如，有文献纪录片、参考文献。但如果要具体阐述什么是文献，可能会有点困难，感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语言，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却熟视无睹。事实上，文献和语言一样，都只能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载体，是用来传达信息或交流思想的。语言从古至今总是在发展变化，同样，文献的概念是不断演变的。我们大致可以按照时间体系来理解文献的内涵。

2-1 文献的古典意义

1、“文”、“献”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2、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著作《文献通考》。他在序言中解释了此书命名的来由：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

按：会要，是分门立类，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书。

古典的文献定义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往事的流传主要有这样的途径—文字记录的传播、口耳相传。另外还有实物的遗存。这将在后面谈及史料学时提到。

2-2 文献的当代定义

1983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给文献下了简明的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事实上，文献是文化的载体。

与文献相应的英文名词主要有两个：document和literature。document除含文献的意义外，还有文件、证件之意；而literature则多指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的文献。此外，document 包括印刷品以外的文字记录，如碑文、古币图文等，而literature一般只指书刊资料。

总之，文献的定义包含两个方面：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文献的内容就是它所记载的知识和信息。文献的形式分两个层面：文献内容的呈现形式是记载知识和信息的符号，如声音、图象、文字；外在的形式是用于记载知识和信息的物质载体，如竹简、缣帛、纸张、光盘等。当然，也不能忽视记载的方式或手段，如刀刻、笔写、印刷、拍摄、计算机写录等。

作为一个整体，文献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①是汇集和保存人类精神财富，供全人类分享利用的人类知识宝库；

②是记录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

③是衡量某一学科领域、某一个人、某一个集体以至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标志；

④是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启发思路、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重要工具。

2-3 文献学的定义 潘树广先生提倡大文献学。我很赞同潘先生的做法。所谓大文献学，是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融为一体的文献学。它以古今文献和文献工作为对象，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传播、利用及其一般规律。它的研究内容，有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方面：(1)理论研究，包括文献的本质属性、类型、发展规律与社会功能的研究，文献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基本任务与文献学方法论的研究等。(2)应用研究，包括文献的搜集、整理、加工、传播技术、计量方法研究，文献工作标准与自动化的研究等。(3)历史研究，包括中外文献与文献工作发历史的研究、文献学史的研究、历代文献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研究等。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学，其根本作用是促进知识的科学组织和知识的有效利用。

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有各自的特点：

①中国古典文献学扎根于传统的文史领域，以静态研究为主；而现代文献学更重视急剧增长的科技文献，以动态研究为主。现代文献学原本就发端于科技工作者，其早期代表人物布拉德福和袁翰青都是化学专业出身，这决非偶然。因为化学化工的文献增长最迅猛，如果不用现代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进行整序，科学家们便无法充分有效地利用。正如布拉德福所说：“在无序生产、流通各种文献的领域里，文献工作是一项必要的补救方法。”

②古典文献学重视文化底蕴，讲究熟读深思、博闻强识，研究手段以手工操作为主。现代文献学则十分重视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没有计算机科学，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献学。

③中国古典文献学主要研究汉语文献，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基本功；而现代文献工作者为了及时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重视多语种文献的搜集、分析、处理。现代文献工作者如果不掌握外语，便寸步难行。

④古典文献学渊源于农业社会，文献学家的活动比较封闭，文献的著录、标引、编印等工作有一定的随机性，标准化程度低，而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大规模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自觉追求文献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以便促进国际性的文献交流和共享，并保证文献工作自动化和网络化的顺利进行。

然而，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在许多方面又有共通之处。

首先，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文献。尽管古代文献和现代文献的外观形态和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是知识的载体。

其次，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都要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传播、利用，有共同的工作规律可寻。例如，古典文献学研究“互著”、“别裁”，现代文献学讲究“互见”、“分析著录”，两者的精神是相通的。又如，古典文献学重视版本鉴别，现代文献学同样重视版本鉴别，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科研工作的客观性、科学性，而且在鉴别方法上也有互通之处。

第三，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的根本任务，都是要实现知识的科学组织与有效利用。清人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实质就是知识的组织，目的在于“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以便稽检”。当代学者强调现代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是知识的组织和检索，与古典文献学的宗旨是一致的。

第四，在研究工作中，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也经常是优势互补的。例如，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专家为了改变传统手工检索的低效局面，常求教于现代文献学家；现代文献学家所接触的文献，常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要取得古典文献学家的帮助；研制古典文献的全文数据库，更要现代文献学家和古典文献学家携手合作。

§3需要澄清的问题 1 文献和史料

史料是历史遗留物，是过去的实物得以流传于后世的实物资料、语言资料等。梁启超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

往事得以流传后世，主要通过三个主要途径：文字记录的传播、实物的遗存、口耳相传。由此，这三方面的史料分别被称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我认为文字史料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文献。实物史料，指历史上的事物以其固有的物质形态流传于后世者，包括地面保存和地下发掘的遗迹、遗物。（如，墓葬、房子、钟鼎等）口述史料，又称口碑或口传史料。（目前研究中有口头诗学，如藏族的史诗是通过口头流传的。）由此，文献是史料中文字史料的部分。文献学和史料学

史料学是研究史料及其运用方法的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史料的收集分类和运用，校勘、考订、鉴定其真伪，确定其年代，考索其源流，了解其实际的价值。

文献学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对象，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传播、利用及其一般规律，可以认为是史料学的一个部分。文献学和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管理以及图书馆工作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总结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实践经验，建立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高图书馆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刘向校书宫廷始，文献学和图书馆就结下不解之缘。两者都研究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尽管如此，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和文献工作，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传播、利用及其一般规律。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认为，文献学包含了图书馆学。像程千帆、徐有富编的《校雠广义》就有典藏编。历史文献学和文学文献学

第二讲 文献的形态

文献的形态，主要指文献的载体与制作方式、出版形式。载体：甲骨、青铜、竹木-缣帛-纸张-非纸质文献

制作方式：刻、铸、书写-印刷；简册-卷轴-册叶-机读、声像、缩微 出版形式（纸质文献）：常规文献、特种文献 自商周以来，我国文献的形态几经变迁。

就载体而言，由甲骨、青铜、竹木转而为缣帛，又转而为纸张。

就制作方式而言，由刻、铸、书写而印刷，由简册、卷轴而册叶。同是纸质文献，又可根据其出版形式的不同而分为常规文献(图书、报纸、期刊)和特种文献(专利文献、标准文献等)。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文献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文献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纸质文献呈现多样化发展趁势外，非纸质文献，如声像文献、缩微文献和软磁盘、光盘等机读文献相继问世，开创了文献发展史上的新纪元。不同形态的文献有不同的收藏、管理方式和目录体系。了解、熟悉各种文献形态，不仅可以充实我们的文献史知识，还有助于我们识别和查找文献。

§1 文献的载体 1-1 甲骨（图录见后）

甲骨学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是被钱玄同称为“甲骨四堂”的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笔名鼎堂）。

殷墟甲骨、战国至魏晋简牍帛书、敦煌石室文书、明清故宫档案被中外史学界称为２０世纪最重大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四大发现。

1-2 金—青铜（图录见后）

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由于铜器的制作大多有纪念价值，因此刻写者也较用心，比较起甲骨文，金文就像是装饰体。依据出土的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也分为三期：前期是武王、成王、康王时期，此时的铜器上金文文字不多，而字势阔大，笔力宏肆。中期是昭王、穆王时期，此时的器物较少，金文亦无大变化，跟前期比较起来，字势相近，但不如其雄健的风格。后期金文，已逐渐看不到肥体，字体紧密而又疏落，字形方阔，极为优美。

（按：①例如九鼎则为传国重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以后书法“款识”或“款式”的名称即由此演化而来。②盘，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器盥洗用具。）

西周毛公鼎铭文 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1-3 石（图录见后）

东周石鼓文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1-4 竹木—简牍学（图录见后）

1-5 帛（图录见后）

《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说文·纟部》：“纸，絮一苫（shān）也。从纟，氏声。”（段玉裁注作：“纸，絮一qián[上边竹，下边沾，音钱]也。”）

1-6 纸

1-7 非纸质文献载体

感光材料（胶片）、磁性材料（磁带、磁盘、光盘）本节可以参考：

《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 郑如斯等/印刷工业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古书版本常谈》/毛春翔/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文献的制作方式

2-1 文献的制作方式 ①讲唱（流布方式）

汉族史诗不发达，主要原因是汉族史官制度高度发达，历史有系统的书面记载，史诗失去作用。说唱文学作品即使有了唱本，也往往靠讲唱来传播。经师很大程度靠经师讲授而传播。

②镌刻—甲骨、金属、石头（如石鼓文、刻印章）③抄写—如，敦煌写卷，唐写本（图录见后）④印刷—活版印刷 ⑤摄影—缩微胶卷 ⑥微机输入 ⑦激光扫描 2-2 文献的形制

（书籍的发展阶段: 简帛时代—纸卷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数据时代）

书籍与文献 ①简策（图录见后）

书于竹者谓之简，书于木者谓之牍。《说文竹部》：“简，牒也，从竹，间声。”段玉裁注：“《片部》曰：‘牒，札也。’按：简，竹为之。牍，木为之。牒、札，其通语也。”又，《片部》：“牍，书版也，从片，卖（賣）声。”段玉裁注：“牍专谓用于书者„古人多云尺牍„《木部》：‘椠(qiàn)，牍朴也。’然则粗者为椠，精者为牍。颜师古曰：形若今之木笏，但不挫其角耳。”又，《片部》：“牒，札也。”段玉裁注：“按：厚者为牍，薄者为牒。”因为简牍常连称，故木牍也可称简，或称木简。

策，又作册，是指若干简牍编连而成的书册。简册就是写在竹木上的书籍文书。在长达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简策在形制、书写、材料、刮治、修改、符号、题记、编连等技术处理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史称“简策制度”（广义的“简策制度”）。狭义的“简策制度”，仅指简策的形制，即长短大小之制。

材料：竹、木（北方多出土木质，南方多出土竹质）

选材：木质尽量选取端直的木材来制作。竹质的选用也颇有讲究，绝大部分选取中间部分来制作。（一般没有竹节）

析治：①剖析片解加工，使之成为片状----加工成简，则必须成为条形；加工成牍，必须呈长方形或正方形②刮治—将简牍修治平整、边棱分明，特别是书写的一面要打磨光滑。

杀青: 针对竹简而言。在剖析竹筒前，用火把圆竹筒中的水分烘烤干而使竹内的有机脂类凝固，新鲜竹筒失去水分后，表皮则由青变黄，青色被杀掉，故言杀青。因火烤时，竹上有水分渗出，像人流汗，故又谓汗青。（竹简既可书于表面，也可书于里面）

简牍的长短形制: 简牍没有从周秦到隋唐都固定不变的尺寸常规，但其中也有一定的规律，其规律为：表示内容意义重大者用长简，表示内容意义较轻者用短简，表示意义一般者用中等长度简，中等长度简为常规简。以当时的尺度为计，战国楚简的常规简可能为2尺，秦汉时代的常规简为1尺；楚简秦汉简的长简达3尺，短简则只有几寸。战国、秦、西汉、新莽的1尺约合今23.1厘米，东汉的1尺约合今23.75厘米，三国、西晋的1尺约合今24.2厘米，东晋的1尺约合今24.5厘米。当时1尺长的简最为常用而属于常规简的原因。实际上，这是由书写的便捷性决定的，与人手臂的长度有关。《说文·尺部》：“尺，十寸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十寸为尺„„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

编连：

为了便于按内容顺序书写，特别是为了便于阅读，便要对若干枚同长同宽同厚的竹简或木简，用绳进行编连，使之成册，即成为一册书的 形式，所以人们把编连成册称为编册，也称编简。简的编纶，古人称为韦编，即纬编，也就是横编。（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编之韦不能训为熟牛皮。）《尚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文兀部》：“从册在兀上。”

修改：削改、涂改、添改。

书写工具：笔、刀、墨、砚、研石。和简册制度有关的词语或者典故：

刀笔：刀的作用类于今天的橡皮擦。--引申为文章、法律案牍、公牍文字、诉讼文字、掌握文案的官吏（刀笔吏）

三尺：古有律令册长三尺。故有三尺法、三尺律令之说。

尺牍：简牍的长度多为当时一尺，书信多用之，故引申有书信、信札义。（“尺牍”一词的来源。《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李贤注：“《说文》云：‘牍，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②纸

1）造纸术的发明：过去历史记载是东汉蔡伦发明纸，现在考古发现早在西汉初年就有了纸。纸在三国到两晋时期还没有取代简牍，但已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到了东晋，纸才基本取代简牍。

2）纸质文献的装祯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图录见后）。册叶制度：

唐末五代以来，雕版印刷的书籍都由单叶书纸积累装订而成，在版式、装祯等方面形成了与简策、帛书、隋唐抄本不同的特色，史称“册叶制度”。册叶制度包括书籍的版式、行款、字体、装帧等内容。（这里不作介绍，感兴趣可以参考《古书版本常谈》毛春翔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卷轴装始于帛书，是由卷、轴、飘、带四部分组成的、类似于简策卷成一束的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书·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卷轴装这种装帧形式应用时间最久，它始于周，盛行于纸本书初期的隋唐，一直沿用至今，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旋风装

旋风装近于卷轴装，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展开平放，错落粘连，形如鳞次(图2)。故又名“龙鳞装”。

就其翻阅的状态而言，犹如旋风旋转一般。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帧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总之，旋风装由卷轴装演化而来，它形同卷轴，内装书页，鳞次相积，逐页翻飞，对于这种装帧形式，历史文献上的记载与现在仅存的唐朝吴彩鸾手写《唐韵》实物相合，无庸置疑。它是中国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图3)。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图4)。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包背装

又称裹背装、裹后背(图5)。是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装订形式。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包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图6)。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3 文献的出版形式

3-1 常规文献

①图书（不定期出版物）

主要指用文字图画或其它符号，手写或印刷于纸或其它载体上，并具有相当篇幅的文献，是现代印刷型文献的主要形态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便于进行出版统计，1964年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三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书籍和期刊出版统计国际标准化的建议》。该建议指出：“书（book）”是“在某一个国家面向公众出版的、不计算封皮页数至少49页的非定期出版物”；5～48页为“小册子”。我国图书从外在形态上区分，分为线装古籍和普通图书。②报纸和期刊

报纸(newspaper)：一种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有时也刊登一些学术论文，如《光明日报》的理论副刊中《文学遗产》刊登文学类的学术文章）的、定期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连续出版物。（唐代产生报纸的雏形—邸报）

期刊(serial, periodical)：又名杂志，是一种有固定名称，按年月、卷期顺序编号成册的连续出版物。

3-2 特种文献（图录见后）

①专利文献

专利（patent）是指对某项发明创造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技术专有权利。在专利申请过程中所形成的记载 专利内容的文件资料以及相关的出版物，总称为专利文献。

专利文献按内容分为两大类型：专利文件（包括专利申请书、专利说明书以及与专利有关的法律文件）、专利检索工具（主要包括专利公报、专利文摘、专利分类表以及查阅专利的有关目录索引）。

专利说明书是专利文献的主体，它指个人或企业为了获得某项发明的专利权，向政府专利主管部门呈交的有关该项发明的一份详细的技术说明书。它阐述发明的目的、用途、特点、效果及采取的原理或方法、要求保护的范围等等。以中国的专利说明书为例，每一件说明书单行本一般包括三个部分：

(1)说明书扉页：内容包括有关该专利的各种著录项目、说明书摘要和附图。

每个著录项目及其标识代码均以专利局间情报检索国际合作巴黎联盟委员会(ICIREPAT)的规定为标准。（按：ICIREPAT 是Paris Union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mong Patent Offices的缩写）

例如：[11]文献号(授权公告号)

[51]国际专利分类号

[12]文献类别(发明专利说明书)

[54]发明题目

[19]公布专利文献的国家或机构

[57]摘要

[21]专利申请号

[71]专利申请人

[22]专利申请日期

[72]专利发明人

[24]所有权升效日期

[73]专利受让人

[45]经审查批准专利的说明书的印刷或 [74]律师或代理人

类似方法出版的日期

(2)说明书部分：

是清楚完整地描述发明创造技术内容的文件部分，包括发明创造名称、发明创造描述、最优方案、效果实例及附图。

(3)权利要求书：

又称权项。此部分扼要记述发明的实质性内容（创新点），划定专利权的范围，主要是为了让外界了解被保护的独占权的界限。

②标准文献(standard)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记载这些规定的文件就叫做标准文献，通常简称标准。我国标准实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体制。标准编号一般由标准代号、发布顺序号和批准年代三部分组成。

③会议文献(conference paper)主要是指在各种专业性会议（国内或国际）上所交流的论文或报告。通过会议文献，可以及时全面了解本学科或专业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研究动向及其水平，掌握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许多学术上的新见解、新发现常常是首先在会议上交流的，尤其是大型的国际会议。每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所有会议论文都围绕这这个主题撰写，因此会议文献的论题都比较集中。（如：我在西北时曾参加陇右典籍与西北文化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第22届年会）

会议的主办者(sponsor)多为学术团体或机构，例如IEEE（Welcome to IEEE Xplore，The IEEE(Eye-triple-E)is a non-profit, technical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more than 365,000 individual members in approximately 150 countries.The full name is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 although the organization is most popularly known and referred to by the letters I-E-E-E./Through its members, the IEEE is a leading authority in technical areas ranging from computer engineering, biomedical technolo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o electric power, aerospace engineering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among others.）、ASME（ASME at a Glance 2005Founded in 1880 as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today's ASME is a 120,000-member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focused on technical,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issues of the worldwid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ommunity.）、SPIE（50 Years of SPIE This year mark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SPIE—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Presented here is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the Society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Each month new items will be added, so make sure to check back throughout the year.（1955-2005）。）等。

会议论文按照在会议中不同的宣读和展示场合还可分为：opening and closing speech、plenary lecture，这些论文多向全体与会者宣读；keynote speech、presentation在各分会场宣读；poster是张贴在会场周围墙壁上的论文。正式的专业会议都会出版专门的会议论文集，把会议上正式录取的论文整理、汇编在一起，一般还报道有关讨论情况、会议议程等。中文书名多冠以《„会议录》、《„会议文集》（如《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9；《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9；《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2），英文一般为“Proceedings”。

④学位论文(thesis, dissertation)指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科学研究或科学实验成果的书面报告，是授予学位的主要依据。学位论文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三种。学士论文要能够完成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硕士学位论文一般都能对所研究的课题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博士学位论文则要求具有系统的创造性成果。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问题的论述一般比较完整、详细，对原始资料和数据的收集比较充分，文后参考文献丰富而且全面，所以篇幅较一般的期刊论文长。（国内论文通过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数据库提供检索，国外的学位论文可利用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ProQuest博士硕士论文数据库)进行

检索。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简称PQDD）是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专门收录博士和硕士论文的文摘数据库，由美国UMI公司出版，共收录1,000余所研究生院和大学的160余万篇论文，并且每年增加47,000篇博士论文、12,000篇硕士论文。）

第三讲 文献的目录和文献的检索

§1 文献的目录

1-1目录的含义及功用 1 目录的含义

“目”的本义是人眼.汉书·艺文志》云：“向辄条其篇目”，《汉书》本传称“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就是将书的各篇名目，都逐一称叙条举。目指一书的篇名或群书的书名。

“录”的本字作彔。为刻木之意。在目录学中也叫叙录，或称书录，是对一篇书或一部书的内容所作的提要。“目录”一词最早见于《七略》．二字连成一词，起于西汉成帝时刘向校书之时。《汉书·叙传》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述洪烈，叙艺文第十．汉书·艺文志》云：“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撮其旨意，即谓叙述一书之大意。所以目录者，目是指篇目，将篇目逐一列举。录则是合篇目及撮述一书大旨之叙而言。录可包目，而目未必可包录。单举之则曰录，复称之则曰目录。目录学及目录的功用 目录学成词于北宋时代。然我国目录学则渊源于《别录》《七略》。

目录学（Bibliography）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目录的编撰和利用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有目录学基础理论、目录学史、目录编纂、目录利用四个方面。

目录的功用是：研究图书状况；考辨学术源流；指导读书治学。1-2 目录的主要内容 书名 通称、摘取一二字、姓名、朝代、时间、地名、隐括内容 2 篇卷 3 时代 4 著者 5 提要 6 版本

1-3 目录的分类沿革

四分法成为古代文献分类方法的主流

①由《七略》到《隋志》 《七略》和《汉志》

西汉刘歆所著《七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辑略是写在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学术简史。《七略》实际上分为六大类。《七略》对其后的图书分类学、目录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原书唐末佚失，东汉班固以《七略》为蓝本编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知《七略》的概貌。清代姚振宗等人有辑本。《汉志·序》言：“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员钙！?/SPAN>共著录图书603家，13 219卷。其中辑略为诸略之总要，实际类分图书的是其它六略。《隋书·经籍志》

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下分四十类，附道经、佛经。类目如下： 经部 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孝经 论语 谶纬 小学

史部 正史 古史 杂史 霸史 起居注 旧事 职官 仪注 刑法 杂传 地理 谱系 簿录 子部 儒 道 法 名 墨 纵横 杂 农 小说 兵 天文 历数 五行 医方 集部 楚辞 别集 总集

道经附 经戒 饵服 房中 符录

佛经附 大乘经 小乘经 杂经杂疑经 大乘律小乘律 杂律 大乘论 小乘论 杂论记 ②《四库全书》—四部分类法的集大成之作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由乾隆大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始修，历时15年完成。总编为纪昀。收书3503种，79337卷，总目录100卷，装成36304册。（动用四千余人，收录了三千五百零三种图书。书成之后共有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总字数为九亿九千七百余万。全书共二百三十万页。）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内容极广泛，99700多万字，比同时代法国《狄德罗字典》的字数多10倍以上，与最大类书《永乐大典》相比，卷数相当于后者的3倍半。基本包括清乾隆以前我国古书中全部重要著作，起到保存和整理古籍的作用。但是，对于很多野史、逸闻及不合于正统思想的“离经叛道”的书籍来说，却是一次文化浩劫。《四库全书》的存放：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奉天故宫的文溯阁，被称为内廷四阁（北四阁）四阁的名称大有文章，均与水有关，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水由“源”流出，汇合百川而成“渊”，若寻源必找渡口，这就是“津”；再由“津”而“溯”流而上，即可找到“源”。存放于内阁的《四库全书》专为御览，外人无缘得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

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四库全书》也难逃噩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惨重。随后，在太平天国起义中，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杭州文澜阁虽然没有遭到火焚的厄运，但书籍也大量散失。江南三阁基本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四库全书》。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也没有逃过战争的魔爪。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全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浙江杭州文澜阁藏本虽有散失，但经后来补抄，基本配全；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保留到现在，基本完整。1949年，文渊阁本被国民党运到台湾。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本留存祖国大陆，现在分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得到了妥善保护。现代文献的分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和新的科学文献的大量涌现，中国传统的四分法已不能适应文献的需要，于是出现了许多种过渡性的文献分类法。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应用得最为广泛。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1971年北京图书馆等36个单位组成编辑组开始编制，1973年编成试用本。1975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版。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2版，1990年出版第3版。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第4版。第4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设有22大类，各大类用汉语拼音字母作标记符号，具体如下：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B 哲学、宗教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1-4 古籍目录 1 史志目录

七种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

地方志中也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如《湖北通志·艺文志》 2 私家藏书目录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1-5 现当代图书的目录 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2 全国总书目（年刊）3 全国新书目（月刊）4 中国国家书目（年刊）1-6 有关典籍的介绍 §2 文献的检索

文献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仅载体多样，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文献学家称之为“知识爆炸”。面对浩瀚的文献海洋，欲从中觅求所需的知识、信息，必须掌握泛舟书海的本领，这种本领就是文献检索方法和驾驭检索工具、参考工具书的能力。

2-1 文史文献检索

2-1-1 文献检索基本原理及其意义 1 文献检索及其原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情报与文献工作基本术语》(GB4884-85)对文献检索定义为：“从存贮的文献中找出特定文献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献与情报工作辞典》(1976年版)则定义为：“从一个文献集合中查找专门文献的活动、方法与程序。”两者表述方式虽有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即文献检索是从众多的文献群中查找出符合特定需要的文献信息的全部活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献检索也就是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按其查找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检索：

①书目检索： 以检索工具(书目、索引、文摘、题录)为检索对象的一种检索。凡是查找某一主题(时代、地区、著者、文种等)有关文献的检索过程，均为书目检索。如 “清代文学研究有些什么论著、论文？”其检索结果是一条条的书目记录，包括论著题名、作者、文献出处等书目数据记录。

②事实检索(Fact Retrieval)： 以事实为检索对象，要求查出文献中的某些基本事实记录。如“陆机诗歌中‘清’字出现多少次？”“汕头经济特区三资企业，生产高新技术产品最有发展前途的厂家有哪几家？”这不仅需要查出记录这些事实的资料，而且还要从中进行分析、比较，才能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因此，事实检索也译作事项检索，属于数据检索的范畴。

③数据检索(Data Retrieval)： 以数据为检索对象要求查出文献中所载的专门数据，包括统计数据、计算公式、图表，以及物性数据、化学物质数据等。如“1994年汕头港进出口贸易额各多少？”“海湾大桥跨度有多长？建在妈屿岛上的铁索吊塔有多高？所用水泥、钢绳性能如何？”等，其检索结果都是经过高度浓缩可供直接利用的数据情报。文献检索的意义

文献检索是利用文献获取知识、信息的基本手段。无论对读书治学和宏观决策的需要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录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有文献检索的作用，故把文献检索合到这里讲）

①文献检索是读书治学的基本功。清代学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所指出的：“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注本，事倍功半。”“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可见掌握一定的文献检索知识─—目录学知识的重要性（文献检索是一种能力，而目录学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工具

②文献检索是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首先是从课题调研掌握资料起步的。文献检索有助于掌握本课题研究的进展动态，开拓思路、避免重复劳动，把研究水平提到新的高度。科研成果的评估与鉴定，也需要通过文献检索──资料的查新活动，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尚不完备的条件下，文献检索能力的高低，往往影响着科研成果的价值。

③文献检索是科学决策的先导。信息化时代的经济管理、政治控制、艺术创造乃至心理状态的演变等，均受到各种社会信息的影响。适时掌握有关信息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因此说，文献检索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先行工作。2-1-2文献检索方法、途径与步骤 1 文献检索方法

文献检索方法有多种，主要有：

1-1 时序检索法。时序检索法是按时间先后次序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地查找文献信息的方法。分顺时法、逆时法和分段法三种。

①顺时序法。这是以课题研究所涉时间为检索起点，由远及近地检索所需文献的方法。适用于需要系统掌握有关文献的研究课题。优点：查全率高并可系统掌握现有的研究成果，便于分析、比较和筛选文献。缺点：所需的检索工具书刊或数据库较全、时间较多，否则反而影响文献检索质量。例如，研究唐代文学，可以参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及报刊索引等。

②逆时序法。这是以课题研究所涉时间为检索起点，由近及远地检索所需文献的方法，又称倒查法。适用于新课题或老而有新进展的课题研究所采用。如“楚辞的当代研究”，即可采用此法。优点：可迅速掌握本课题的研究动态、新观点、新数据等文献信息，缩短查资料的时间。缺点：漏检率高，以至影响对现有文献的有效利用。

③分段法。是顺时法与逆时法交替使用的检索方法，又称循环法、交替法。采用此法查找文献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知在某一时期内有关本课题文献的集中与分散情况；二是已知某一专题学术会议中必议题与时间。凡与本课题有关的文献集中期，则列为重点检索的时间范围，其它时间内的文献可作为补充性检索。优点：目标明确，可迅速掌握切题文献信息和节省检索时间。但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及其脉络必须有清晰的了解。

1-2跟踪检索法。利用所见图书或论文的后附引文索引、脚注、参考文献等所提供的文献线索，循踪觅迹地扩大检索范围的检索方法，又称追溯法、扩展法。这种由此及彼地扩大检索范围的检索方法，往往可以查到意想不到的切题文献。在检索工具不完备的条件下，广泛地利用文献综述或述评、研究报告等文献后所附的参考文献，不失为扩大检索范围的好方法。但扩展法所索文献往往不系统、漏检率也高。

1-3综合检索法。是指上述检索法的综合利用。例如，对某一时期的文献集散情况较为了解，即先利用逆时法或分段法以越过文献稀少时期。而发现某书或某篇论文的附后索引列有切题文献时，即采用跟踪检索法以查出所需的全部文献。但综合法所索出的文献往往良莠不分，需要筛选。

文献检索途径

文献检索是信息存贮的逆过程。因此，在已选定检索工具书刊的前题下，检索工具书刊的编排方法(信息的存贮方法)即是文献检索途径。这些途径主要有：

①时序途径。凡是利用以时间先后编排内容的文献，如历史纪年表、文学编年、人物表谱（年谱或者家谱）、历法、编年书目、索引等工具书刊来查找资料的，即采用时序途径。

②地序途径。凡是利用按行政地区编排内容的文献，如地图(集)、名胜辞典、地方志书等来查找资料的，如查某一地名的历史沿革，即采用地序途径。

③分类途径。分类途径是按学科属性，以一定的分类体系(如《中图法》)来编排文献内容的方法。这类检索工具主要有各种类型文献的分类目录、分类索引等。

④主题途径。主题途径是以文献所论述的事物为检索对象的检索方法。分类与主题法，均是当代文献检索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中分类检索工具较多，主题检索工具尚少。凡利用《中图法》类系编排的检索工具，目前可借助《中图法》(第三版)的主题索引，把要查的主题词换成分类号，再按分类途径检索。

⑤题名检索途径。是指直接利用已知文献题名来查找文献的一种方法。文献题名包括正题名、副题名、并列题名和说明题名文字，一般都能揭示出文献的基本特征，是识别特定文献的一种标识。如反映学科属性的《中国经济年鉴》、《古代汉语》；反映地域范围的《汕头概况》；反映时间范围的《汉书》等。但一些以喻义法命名的文献题名，如许涤新著《风狂霜峭录》(回忆录)，其书名即取自廖仲恺《题八大山人松壑图(调寄金缕曲)》的一句意义深长的“经几度风狂霜峭”中的几个字而命名的。此外，异书同名、同名异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此，务必要记准题名和进行鉴别。按题名字顺编排的检索工具和参考工具书，主要有书名(或篇名)目录、索引等。分类或主题检索工具一般都附有题名字顺索引。

⑥责任者途径。责任者是指对文献内容进行创作、整理负有直接责任的个人和团体，如著译者、编者、执笔者等。从已知责任者名称查找文献，可系统查出该责任者的全部或大部分论著。但责任者名称多有变化，如用笔名、别名或字、号等，同姓名者亦多。因此，利用责任者途径检索文献时，亦应注意鉴别。按责任者名称字顺编排的检索工具和参考工具书，主要有著者目录及索引、引文索引、机关团体名录及索引等。

总之，文献检索途径与检索方法同样是多种多样和各有利弊的。或取其一或多种途径结 合，均从课题需要和所选检索工具或参考工具书的编排方法来决定。3 文献检索步骤

文献检索步骤是对查找文献全过程的程序划分，一般包括课题分析；制定检索方案；选用检索工具和参考工具书；确定检索途径与方法；检索实践和效果评估等系列过程。

①检索课题分析。首先分析检索目的是什么？是深入研究还是一时学习解难析疑之需？其次分析检索内容范围的广度及其所需文献的时间跨度有多长？等等。例如，查语词解释或成语典故的出处，与查有关事实、数据及相关参考文献这两种不同层次的课题，其所需文献及所用工具书刊是有很大区别的。

②制定检索方案。检索方案是指导检索实践的行动纲领。内容包括对课题研究所需文献及工具书刊的文献环境进行调查，其中有哪些文献可就近利用？哪些可查到最切题的文献？

③选用工具书刊。

④确定检索途径和检索方法。

⑤进行检索。有新的发现应及时修改方案，拓宽思路，把课题研究提到更深的层次。⑥检索效果评估。这是对检索过程的初步总结。如有失误，应重新检索，以求最佳效果。2-2 理科信息检索

理科信息主要指以理科的学科专业为界线划分整理的科技信息，通常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这些学科涉及的检索工具也较多，本节以3个应用比较普遍的检索工具为例介绍其用法，其分别是美国的《生物学文摘》、《化学文摘》、英国的《科学文摘》。这3种检索工具在正文组织方法、索引的特点等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

1.生物学文摘 美国《生物学文摘》(Biological Abstracts，简称BA)创刊于1926年，其前身是美国《细菌学文摘》(Abstracts of Bacteriology)(1917—1925)和《植物学文摘》》(Botanical Abstracts)(1917—1926)。由“生物科学情报社”(BioSciences Information Service，简称BIOSIS)负责出版，现为月刊，一年一卷。

BA是目前关于生命科学的最大的一部文摘型检索工具，BIOSIS将生物学广泛地定义为研究一切生命体的学科，重点放在生命体的鉴别、内部过程、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应用等方面。因此BA具有广泛的收录范围，除包括传统的动物学、植物学和微生物学等领域之外，还包括实验医学、农学、药学、生化、生态学、生物医学工程及仪器等一些边缘学科或相关领域。

《生物学文摘》包括 BA 印刷版和 BA 数字版，其中 BA 印刷版的出版物主要有文摘本和来源期刊目录，此外与

生物学信息检索相关的检索工具还有 BA 的姐妹刊 BA/RRM(生物学文摘 / 报告·评论·会议)； BA 数字版有联机数据库、光盘数据库和网络版检索系统。

除 BA 外，生物学信息还广泛分布在中外文其它检索工具和网络信息资源中。2.化学文摘

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简称 CA)，创刊于 1907 年，由美国化学文摘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简称 CAS)编辑出版。现为周刊，每年出版 2 卷，每卷 26 期。CA是检索化学文献极为重要的检索工具，在我国化学界享有盛誉。对于化学家来说它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广博的收录范围、完备的索引体系、短暂的出版周期、多样化的出版形式，正是由于具有以上特点，CA 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大型、最权威的化学化工信息检索工具。

（1）CA印刷版

CA 的印刷本是最古老的出版形式，随着其它版本的出现，印刷本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在逐渐弱化，尽管如此，印刷本依然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了解和使用 CA 的其它版本的出版物和数据库之前，首先掌握印刷本的编撰结构，对于熟练掌握其用法和提高检索效率具有重要意义。CA 的印刷本出版形式有：文摘本、索引本、索引指南及辅助出版物。

（2）CA数字版

CA 的数字化信息主要由联机数据库和光盘数据库资源组成。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联机数据库进一步发展成网络化数据检索系统。

CA 的联机数据库(CA SEARCH)由 CAS 生产，收录从 1967 年至今的所有 CA 印刷本的化学文献，该数据库在主要的国际联机系统中均有收藏，如 DIALOG 系统、ORBIT 系统以及 STN、ESA/IRS 等。

CA 的光盘数据库目前广泛使用的有由美国化学学会制作的“ CA on CD ”光盘和 Compact Cambridge 科学文献服务社制作的“化学文摘累积索引及文摘”光盘两种。

（3）化学相关文献检索

由于化学化工是一个古老成熟的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多且应用范围广，相应的检索工具也较多，如：《中国化学化工文摘》、《化工文摘》、《分析化学文摘》、《中国石化文摘》、《精细石油化工文摘》等，有些文摘刊物已发行了光盘版。

网上化学、化工资源十分丰富，除 DIALOG 系统、ORBIT 系统中含有大量的化学化工文档外，还有许多专门的化工网站，如中国化工网、化学文摘社等，此外各大学的化学化工学院等也是化学信息的重要来源。

3.英国《科学文摘》 《科学文摘》(Science Abstracts，简称 SA)，创刊于 1898 年，由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EE)与伦敦物理学会(PS)联合出版，现名为国际物理学与工程信息部(INSPEC)。SA 版本多次调整，创刊时只有一册，从 1966 年发展至今，已具有三个分册，目前这三个分册为： A 辑：《物理文摘》(Physics Abstracts 简称 PA)，半月刊，报道范围包括基本粒子、核物理、原子物理、分子物理等有关物理学方方面面的研究，也包括测量与仪器等； B 辑：《电气与电子学文摘》(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Abstracts，简称 EEA)，月刊，报道范围包括电子、无线电、远程通讯、光电子和动力系统等； C 辑：《计算机与控制文摘》(Computer and Control Abstracts，简称 CCA)，月刊。包括计算机软件、硬件、应用、控制工程、系统理论和人工智能等内容。这三个分册除报道内容不同外，其结构与用法均相同。

SA 收录的文献类型较多，如期刊、技术报告、会议文献、图书、学位论文等，其中以期刊论文为主，1977 年后不再收专利。

SA 的印刷版有文摘本、半累积索引和多累积索引本以及 INSPEC 叙词表。文摘本中除 SA 的各分册文摘外，还出版专题文摘本，专门用于收录一些重点领域的热门主题。此外，与文摘对应的还有题录型检索工具，由于省略了摘要，使之占用空间小，价格也便宜许多。

SA 数字版包括联机版、光盘版和网络版。联机版早在 1973 年就投入使用，其数据库在 DIALOG、ORBIT、ESA/IRS 等系统中均有相应的文档。光盘版在 1989 年推出，网络版是在联机版基础上发展起来并进入网络化系统提供服务。

SA 光盘版(INSPEC 数据库)。每年出版一张光盘，每张光盘覆盖的文献时间跨度大约 5 年，每季度更新一次。它提供的检索方法有直接检索、浏览检索和叙词检索 3 种模式，直接检索就是在检索词输入窗口中直接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直接检索的格式是：输入检索的字段代码 + 检索词，INSPEC 数据库中的记录有 30 多个字段，其中基本字段有主题词、著者、题名等；浏览检索就是在浏览窗口中根据所提供的菜单选择所需要的字段进行检索；叙词检索是指进入叙词条目索引窗口，输入或浏览所需要的叙词，根据提示选择出相关词、广义词、狭义词或分类号等信息。如果有多个叙词需要参加检索，则可以将这些叙词之间的逻辑关系用逻辑运算符表达出来，再进行检索。

SA 网络版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出版的，称为 INSPEC 数据库，其网址为 http://（网址之家）查看搜索引擎

第四讲 文献的版本

§1 版本和版本学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选择比较好的书本，或者最新的经过修订或增订的书本。像《高等数学》到现在已经出版到第5版了。从它的序言可以看出，它的再版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修订的。《傅雷家书》也出版好几版了，每版都有内容的增加。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也有版本问题，从DOS发展到Windows1995，1998，2000，XP（XP有家庭版和专业版）。由此看来，版本和我们的学习关系密切。我们不能忽视版本问题。

1、版本（edition）

版，《说文》：“判也，从片，反声。”段玉裁注曰：

“片也，旧作‘判也’，浅人所改，今正。„凡施于宫室器

用者，皆曰版。今字作板。”片，《说文》：“判木也。从半木，凡片之属皆从片。”“牍，书版也。”《周礼?秋官》：“以方书十日之号。”郑注云：“方，版也。” “版”是简牍时代以木制作的书籍的一种形制，印刷术发明后，用以印刷书籍的木版也称版。

本，书称“本”，始于西汉刘向父子校理国家藏书。刘向《别录》云:“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曰雠。”这里的本，即指一书的不同本子。最初写于竹、木简上，后用缣帛与纸写书，雕版印刷术发明后，书籍多以印刷形式流传。

版本 指一种书籍经过多次传抄、刻印或以其它方式而

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版本过去大多指书籍的雕版印本。后来版本含义扩大，包括影印本、铅印本等。一部书，无论是经抄写、刻印或其他方法制成，由于时代、地区、条件、写刻人等有所不同，各种本子之间必然产生差异,而具有不同的特征，如：写或印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张墨色、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变化，以及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形成而留存于书上的题跋、识语、批校、藏章印记等等。这种特征即构成一书的不同版本。

2、版本学（science of edition）研究书籍各种不同版本在制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征(包括版刻及书写的年代、风格、源流系统、字体、行款、纸墨、装订等)和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包括藏章、题识、批校等)，辨识其差异，鉴别其真伪优劣的学科。

§2 版本的功用 载明各本特点，选择善本。清代学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指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注本，事倍功半。”版本的选择往往可以决定读者从书中所获取的知识的正确性。广搜众本比勘。3 用以识别真伪。考订书史源流，了解我国书籍制作的情况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又可进而了解某一时期的学术潮流；还可从其它角度，反映历史的某一侧面。

§3 古籍的版式（图录见后）

版式即古籍每一印页的格式（图1）。印页上各部分都有特定名称，主要有：

版面 指每页上印版所占范围。

版框 版面四周的粗线，也叫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有的印页版框上下栏单线，两旁双线，被称为“左右双边”或“左右双栏”。

行格 版面之内，用直线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在鉴定和着录时，人们习惯以半页计算，叫做“半页×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着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版心 每页版面正中的位置，又叫节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还印有刻工姓名。

鱼尾 版心中间用作折页基准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只有一个鱼尾的称为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对称的鱼尾，称双鱼尾（图2）。

白口、黑口 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不加线的叫白口。

书耳 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做书耳或耳格。主要见于宋代蝴蝶装版面上。

朱丝栏 乌丝栏 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4 古籍版本的鉴定

古籍版本的鉴定，是学习版本学的重要技能锻炼，也是版本学知识具体运用于实践的过程。进行古籍版本的鉴定，要在大量阅读浏览古籍的基础上，熟谙历代版刻特征，掌握某一学科领域内历代有关书目、藏书家识语题跋、雕版印刷史、文字学、避讳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不但注意书籍的外形考察，更要结合内容考证，才能得出客观的版本鉴定结论。外观取证

关于古籍外观上的鉴定，主要是依据历代版刻形制、装帧特点、字体刀法等，从一些规律性的变化中，寻找依据，推求其刊刻年代，评审其优劣，辨别其真伪。

①牌记、封面

刻书者往往于书的卷目之后或书尾卷末，刻上刊印者的姓名、堂号、书坊名称与年月等，这些字样用框格围起来，即为“牌记”，也称为“书牌”、“木记”（类似于现代书籍的版权页）。有些牌记的形式，进行了艺术加工，设计成钟、鼎、琴瑟、荷叶莲花龛等形状，类似现代的商标图案。自金朝刻书盛行牌记以来，由于牌记、封面大都刻有雕版年月、刻家姓名、堂名或书坊名，为判定版刻年代、鉴定古籍版本提供了简明的依据。如《证类本草》金刻本（或蒙古本）扉页有张存晦晦明轩木记，木记是一幅龟驮碑图案，碑文为关于版刻时间、内容的说明。共有文字12行，251字，题款曰：“太和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轩谨记。”明刊《新刊校正王叔和脉诀提要》一书，卷末有荷花莲叶龛式牌记，内刻“隆庆丁卯岁四仁堂刊”。

又如《小儿药证直诀》清代起秀堂刊本封面有：“照宋本重刊，钱氏小儿直诀，起秀堂梓”。《张氏医通》牌记：“光绪己亥年孟夏，张氏医通，浙江官书局藏版。”但也有例外，如后人翻刻时，将原书牌记封面等原封不动地刻入，且不加说明，亦有书商故意借此作伪，应当加以鉴别。

②书口、行款、字体

一书多刻，行款字数常常不同。而各个不同的时代，刻书的行款字数也各有其特点。因此，书口、行款、字数可以作为辨别依据之一。

历代刻书家在刻印行款、书口上颇费心思。为了版面折叠整齐对称，产生了各式鱼尾、空白象鼻作为标志。如北宋刻本多为白口单边，行格疏朗，字较大，字体盛行颜体或柳体，每行字数往往多少不一。后来大都左右双边，间有四周双边及黑口者。元刻本多为大黑口，行格密，篇题多用花型图案（墨盖），字体多采用赵（孟頫）体。因为赵孟頫（f?）为吴兴人，号松雪，故又称为吴兴体，松雪体。明刻自正德、嘉靖以后，一般为白口，字体渐变为方形或长方形之硬体字，显得有些僵硬呆滞。

③刻工姓名

在明以前刻本书中，在版心下端，常见刻工姓名、藏板归属、刻书家名称。这种特有款式可提示该书刻印时间不晚于明代。如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外台秘要方》中有包政、徐杲、徐升、阮于诸名。另有一《乐府诗集》无序跋、牌记、年月，但刻工姓名中也有徐杲(音g?o)、徐升等人名字，故可推知该书也是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地区所刻。又如南宋乾道七年姑孰（姑孰为太平州旧称）郡斋刊李柽（音chēng）《伤寒要旨》，刻工有黄宪、毛用之名，而《洪氏集验方》中，刻工也有以上二人名字，可知二者为同时代版本。内容取证

内容取证，是通过对书的序、跋、正文与注文中有关作者生平、学术思想、著书动机、流传状况等进行研究，以考证书籍的刊行年代及版本的真伪优劣。

①序、跋

在书的正文前后，一般都有序、跋，序、跋之中常常记述作者着书的目的、书名释义、卷帙多少、流布状况，序、跋之末署作序跋者的姓名、职衔、朝代、年月等。这些都是

判断刻书年代的重要内证。书的翻刻越多，序跋往往也越多。这种情况，一般应根据时间、内容，排出主从关系，并加以考证。如清代起秀堂刊本《小儿药证直诀》，即有阎孝忠原序、钱仲阳传、钱乙序、董汲序、陈世杰序等。可以通过对这些序文的研究，理清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确定该书的成书时间与刊刻时间提供可靠的依据。但有些翻刻、影刻本仅照录原有序跋而又不作说明，应加细审。

②正文、注文

不同来源的版本，正文、注文等具体内容上有多寡、详略之分。如明刻本《幼幼新书》与明抄本《幼幼新书》，内容上有明显的详略之异。据引书核查两个版本，可知明抄本是全文抄录，而明刻本却是节略本。有些书通过引文所处的时代，考察其可能的刊刻年代。《黄帝内经素问》的注本，注文中引录了“孙思邈曰”、“铜人”等。孙思邈为唐人，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刊于1023年，故成书当在此后若干年。而据该书林亿序示为嘉佑元年（1056），与上述引文的时代相符合。

③避讳字、特殊字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遇到与尊长、本朝帝王名字相同之文字时，不得直用其字，而是要设法规避，以表示尊敬，这就是避讳。反映在古籍当中，往往改用一些同义、近义或读音相近的字来代替。避讳改用的字，叫做避讳字。简称讳文或讳字。最初，避讳只是为了表示尊敬，后来讳法加严，如触犯了规定，轻则革职除名，重则家破人亡。

空字的避讳方法是凡遇帝王或尊长的名字，皆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写曰某，或

径书“讳”字。缺笔是遇帝王或尊长的名字以缺笔字代替。总之，若能掌握避讳的常识和规律，对古籍文献的考证工作将带来方便。充分利用古籍中的讳字，有助于判定书籍版本的时代，鉴别作品的真伪，考证作者的年代。其它

①题跋识语与图书钤记

历代学者、藏书家获得珍贵的古籍，往往考察其版刻源流，记录该书的版刻特征、流传经过，写下个人的研究心得，题识于卷首、卷尾或扉页上，这就是题跋识语。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题跋识语，鉴别版本时代，区分版本优劣。

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四，录有其关于宋版《史载之方》的跋语，叙述了得书之经过、该书的版刻特征以及购书后的修补过程：“向闻白堤钱听默云，北宋时有名医因治蔡京肠秘之症，只用紫苑一味，其病遂愈。医者由是知名。其人盖史载之也。后余友顾千里游杭州，遇石冢严久能于湖上，出各种古书相质，归为余言，中有《史载之方》二卷，真北宋精椠，余心向往之久矣。客岁钱塘何梦华从严氏买得，今夏转归于余。余检其方，果有大府秘一门用紫苑者，始信钱丈之言为不谬。特未知用而见效之说出何书耳。至于版刻之为北宋，确然可信。字画斩方，神气肃穆，在宋椠中不多觏。其避讳者若■（炅，ji?ng）字，尤他刊所罕。千里艳称于前，梦华作合于后，余于此书，可云奇遇。余喜读未见书，若此书各家书目所未收。惟《宋史新编》有云'史战之方二卷''战'者，以'载'字形近而讹，无可疑者。余重其书之秘，出白金三十两易得，重加装潢。遇上方切去原纸处，悉以宋纸补之。尾叶原填阙字，亦以宋纸易去，命工仍录其文，想前人必非无知妄作者也。上下卷通计一百单七翻合装潢费核之，几几乎白金三星一叶矣。余之惜书而不惜钱，其真佞宋耶？诚不失为书魔云尔。嘉庆丙寅立冬后一日荛翁黄丕烈识于百宋一廛。”

藏书印章始于唐，盛于宋，一直流传至今。根据藏书章，可以判断书版问世的时代下限。有元人藏章，书不可能出于明代，有明人藏章，又绝非清人刊本。《幼幼新书》有一种版本，钤有“明善堂”的藏书印记。而“明善堂”之印系清世宗之子弘晓（怡亲王）之印章。怡亲王是有名的藏书家。因此，可以判断此本是内府传出的珍本。

②各家著录

历代学者、藏书家等，往往将所见所藏之书的行款、版式、字体、卷数、作者、刊行者乃至流行与收藏情况等有关资料记录下来。这些资料，主要见之于各类目录书中。因此，学者、藏书家的读书志，是版本鉴定的又一重要依据。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关古的版本流传状况，各种稀见版本的实物记录。例如：《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卷二对《仁斋直指方》十三卷抄本和二十六卷明刻版本的著录：“《杨仁斋直指方论》十三卷（旧抄本）：郡中有外科医生高某，家多秘本医学书，相传有《仁斋直指》，外间皆未之见。及去岁某故，所遗少妾幼子，家中书半皆散佚。而此书亦出，余得寓目，因遍检藏书家目，皆云仁斋直指方论附遗二十六卷，与此十三卷不合。虽曰明人附遗，其二十六卷与十三卷所以异同之故，未经剖析，故目录家但知有二十六卷，曾不知有十三卷也。及十三卷之书出，而人反疑其卷帙之少，未敢信为善本，不之重也。今兹岁初，偶于坊间获明刻本二十六卷者，乃又追踪十三卷之抄本，始悉改十三卷为二十六卷者，出于明人。其目录之大小字，或照原或更改，尽出臆断，而本书面目尽失。因叹目录之学为甚难，苟非博闻广见，难以置喙。书必原本方为可贵也。余既收得刻本矣，不得不复置抄本之原书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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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现代书籍的版本

现代书籍分为纸质与非纸质两类。纸质书籍出版以后，经过一段时期，即出现重加修订或排印的新版本，以满足流传与保存的需求。通常，凡是重要的、畅销的书籍，重版的频率愈高，重版的周期愈短。非纸质书籍如胶卷、缩微胶片、光盘，也会因材质、设备或知识的

更新而再次制作。因此，无论纸质、非纸质书籍，均存在版本问题。善于鉴别现代出版物的 版本，与熟悉古代及外国书籍的版本同样重要。影印本，利用影印技术复制底本并印刷而成的书籍。雕版印刷时代复制书籍，采用“影摹”、“影刻”的方法获取抄本或印本。

19世纪流行石印技术，则利用酸性液体将底本复制至石板上，印刷方便，成本低廉，但印刷质量不高，而且会损害底本。19世纪后期，西方摄影技术应用于制版工艺，利用照相复制底本，将底片加工成印版，然后印刷成书，称为 “照相石印”，印刷类型也由单色发展为彩色。20世纪后期，又出现利用计算机制版印刷的技术。

①石印本，利用石印技术印刷的书籍。石印技术为平版印刷的一种，利用石板吸墨及油水不兼容的原理，将底本复制至石板上印刷而成。石印技术由德国人于1798年发明，1834年传入中国，1874年在上海出现石印机构。石印技术能够准确复制原本字画，而且成本不高，书价低廉，深受出版商与读者欢迎，传入不久，即与铅印技术一起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术。

自清末至民国初，中国（以上海为中心）曾出现数百家石印书局。清末上海点石斋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同文书局的《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佩文斋书画谱》，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均为著名的石印本。

[按：《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的《点石斋画报》由《申报》馆附设的点石书局出版，随《申报》附送。画报前期的绘画主笔是吴友如，他曾在苏州桃花坞等处画年画，以人物肖像见长。后来，吴友如不满英国老板美查的行径而离开，自办《飞影阁画报》与之竞争。《点石斋画报》为连史纸（按：连史纸 一种色白质细的线装印书纸。）石印，每十日出一册，十二册定为一卷，至1898年停刊时共出版了44卷。《点石斋画报》堪称晚清社会生活风俗画，常在图内写上说明文字，内容不乏荒诞臆测成分，但在益智为蒙、破除迷信、揭露清廷腐败和列强侵略方面，也有很多建树。

《康熙字典》编纂者及成书时间 编纂者为张玉书、陈廷敬等30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开始编纂，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成书印行。编纂特色 ．42卷，分214个部首，共收字47,035个。共12集，以十二地支的名称表示。每集分上、中、下3卷，将所列的214个部首，按照笔画数目多寡分入12集。

《佩文韵府》 编纂者及成书时间 由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命张玉书、陈廷敬、查士升等20余人编纂。于清代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开始编纂，成书于五十年（1711年）。编纂特色 ．212卷，《正编》、《拾遗》各106卷。至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改为444卷。．每个韵部排列同韵部的字，在字下列出以此字收尾的词。每字字头下，用反切注音，之后简括地训释及标明出处。“韵藻”抄录《韵府群玉》和《五车韵瑞》原有材料，同时增收一些经史子集的材料。“对语”汇集相对应的偶语及偶句。“摘句”则摘录有关的五七言诗句。

百衲本 百衲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组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

②胶印本，利用胶印技术印刷的书籍。胶印技术为平版印刷的一种，先利用照相复制底本，将底片加工成印版后，使用胶印机印刷成书，其印刷速度、印刷质量均较石印本有所提高。今人所称的“影印本”，主要即指胶印出版物，包括地图、画册、摄影集、插图等。

③计算机排版印本，利用计算机控制的照相排版技术印刷的书籍。照相技术应用于出版，起初主要用于复制底本，影印旧书。照相排版技术则是排版与制版技术的结合，可用于出版新书。

计算机控制的照相排版技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几代的研制与升级，现已具备文字输入、排版、编辑、制版等功能，由激光排版机制成的印版（PS版），可直接供胶印机印刷，取代了原先的手工铸字、排版、制版工艺。照相排版技术的普及，使印刷术从此告别了“火与铅”的时代。排印本，利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籍。排印本原指历代与雕版刻印书并行的各种活字排 版印书，自清末西方活字印刷术传入后，逐步成为机器铅活字印本的专称。

活字印刷术虽由中国发明，但由于汉字数量繁多、手工制字、排版困难等原因，发展始终缓慢。19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在华出版书刊，引进铅活字机器印刷技术，才逐步取代传统雕版印书。早期的铅活字用手工刻制，字体、字型尚未统一，印本仍沿袭传统书籍的版式，如直行排版，向右翻页，不加标点符号，四周有版框等。

20世纪30年代以后，铅活字铸造及印刷技术逐步完善，铅活字印本的字型、版式及装订等也随之发展。①凹凸版印本，用铅活字排印及以铜板、珂罗版印刷的书籍。铅活字印刷机最初称凸版印刷机，由铅版表面字画凸起、印成之书纸面有油墨凸起的手感而得名。铅活字印刷过程中，为使纸面受墨，必须施加一定压力，后来发明滚筒印刷机，采用将铅版先压印在纸型（硬纸板）上，油墨渗过纸型中字缝印书的方法，仍属凸版印刷。在印刷插图、地图、画册时，人们又发明先在铜板、珂罗版上镌刻字画，将油墨填入凹槽，然后覆纸压印的方法，印成之书墨色浓厚，具有立体感，称为凹版印刷本。

②平版印本，用平版印刷而成的书籍。影印本中的石印本、胶印本，均属平版印刷，由印刷时底版未经镌刻、直接涂油墨印刷而得名。平版印刷品与凸版印刷品同样使用油墨印成，分别在于平版经化学药水处理，有字画部分黏上油墨，而非出于排印或镌刻。目前，由计算机控制的激光排版系统排版制成的印刷底片（PS版），也属于平版印刷。3电子版本，利用计算机技术制成的书籍，又称“e-book”。自造纸术发明以来，无论抄写本与印刷本，东西方流行的书籍均以纸质为主。全球数以万计的图书馆所藏，绝大部分均为纸质文献。

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首先发明照相排版技术，取代了已流行近五百年的活字排印工艺；近年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扫描技术，又创造出电子版本的书籍，使得图书馆藏书从此分为“纸书”与“电子书”两大类型，人们的读书行为，从此不再限于“手捧纸书”形式，而出现既可读“纸书”，也可读“电子书”的选择。

①图像版的电子书，即利用计算机扫描仪扫描所需复制的文献底本，经计算机数码存贮，将纸质文献变为电子文献，可供不同读者的同时使用。

图像版电子书保留了原本的图像，较之原先的影印技术，画面同样清晰逼真，而无需再经印刷成书，存贮方便而体积压缩，制成光盘或利用网络传递，可突破时空限制，为读者提供远距离服务。电子扫描技术用于复制并保存照片、档案、古籍等稀见的文献，尤其有效。如素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的上海图书馆，已将馆藏数千种珍贵善本复制成图像版电子书（127万页）。

②文字版电子书，是用电子扫描及文字识别技术复制的电子版书籍。图像版电子书具有保留原本面貌的特点，但尚非与排印本相同的文字版文本。作为现代图书馆的「电子书」，图像版电子书仍有存储空间过大、检索速度过慢等不足之处，而且不具备电子文本的全文检索功能，故文字版电子书有其独特的价值。

目前，电子扫描技术已具备将文献复制为电子图像版，又将图像识别转换为文字版的功能。今后，电子图书馆不仅收藏新出版的电子出版物，还可以对图书馆已经收藏的文献作回溯处理；随着现代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历史上产生并留存的所有文献，均将成为电子文本，获得保存和使用。（按：电子版本可以节省纸张，保护森林资源。）

第五讲 文献的校勘

§1 校勘的含义及功用 1 校勘

校是查校古书中文字的异同，勘是勘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校勘是中国古籍整理

的一种方法，是将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及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分析，考订文字异同与篇章次第，校正勘误，整理出一个接近原稿的本子。

汉代刘向等校书天禄阁，所编《别录》有：“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后世称校订书中脱误，使能尽量接近原本的工作为校雠。不过刘向当时除校订错误外，还为各书编定篇目，撰写叙录，并别集众录，成为别录。这些编目工作，属于近世目录学的范畴，而前人也视为校雠，因而把校订文字的工作称为校勘。

研究校勘的学理、方法等，是为校勘学。（西方“textual criticism”——“文献批评学”）校勘作为一个双音节词，本义为比较审定。

校 ①校，原指古代囚具，即刑枷。如《易经·噬嗑》：“何(荷)校灭耳。”即奴隶肩负刑枷遮掩两耳。刑枷有约束犯人之义，从而引申为考核。如《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考核文字也称为校。如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

②《说文》：“校，木囚也。” 刘师培：“校，训木母。母字或误为‘田’，今本‘囚’，并非，本横木之称。校雠本字，盖当作‘榷’，《说文》‘榷，敲击也’，《广雅·释诂》‘榷，击也’，古籍之文，凡义涉比核穷究者，恒以‘击’义引申，并旁击深捭，以期核实也。隺、交同部，故假校为榷，较为校别，作较亦同，是犹榷辜或作较辜，扬榷或作扬校也。” 王叔岷《校雠学》：“校雠之字盖当作‘斠’，《说文》‘平斗量也’，段注‘月令，角斗甬，正全槩。郑注：角、正，皆谓之平也。’角者，斠之假借字，今俗谓之校，音如教。因书有校雠字作此者，„„校、榷、较诸字，与校雠之义无涉，虽皆可用，实假借字也。”

勘 勘，“校”的近义词，词义侧重在“审查核定”。《说文》：“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古代审案、考察灾情、核对印符等，都可以叫“勘”。校勘的功用

①校勘的根本任务是求真求原，因而是读书治学的根本。

②有裨文献整理。读书宜求善本（善本 凡是内容较好，流传较少，刻印较精，校勘认真，具有较高文物价值和研究参考价值的古籍，或在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均可称为善本。[内容精善或在形式上有特色的珍贵难得的古书版本。]其最初涵义，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文字讹误较少的书本。也有人将珍贵罕见的书本视为善本。清代人认为足本（无缺卷、未删削）、精本（精校、精注）、旧本（旧刻、旧抄）均为善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趋于一致的确定善本的标准是：历史文物性，指古籍的年代久远或可成为重要人物、事件的文献见证而具有文物价值；学术资料性，指古籍的内容精善或在学术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艺术代表性，指古籍在印刷、装帧、用纸、用墨等方面具有反映当时技术发明、发展与成熟水平的代表性。简称三性原则。一部古籍，只要具备上述三种属性之一、二，即为善本。善本的时间界限，《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确定为明末（1644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则将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刊印的图书定为文物。）

③疏通文字词义。§2 古籍致误的原因

误字例（讹文）/脱文例（脱文、脱字、夺、脱）/衍文例（衍文、衍）/倒文例/错简例 古籍中存在的文字错误，从现象上来看，有：

错字 缺字 多字 颠倒（次序）错乱 校勘学术语 误 脱 衍 倒（乙）错简

或云 误字 脱文 衍文 倒置

亦称 讹/谬 漏/夺/捝（tuō）/阙 羡/賸(即剩)窜/乱

§3 校勘的方法

校勘四法（陈垣《校勘学释例·校法四例》）： 对校法。用同一种书较早的本子与其他本子对读，遇有不同处，即注出来，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属于死校。局限：通常情况下，不能独立完成校勘任务。）

例：《尔雅·释地》：“广平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湿。”郭璞注：《公羊传》“下者曰隰。”郝懿行《尔雅义疏》：“湿者，当作隰，字之误也。”《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亦推论为“唐石经以下误”。今可定案，敦煌《尔雅》残卷（P2661）“下者曰隰”。本校法。以同一部书前后互证，指明其后文字或记载的异同，并进一步判断其正误。例：《楚辞·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闻一多《楚辞校补》“案：犹其二字当互乙，上文‘虽九死其犹未悔’、‘唯昭质其犹未亏’，‘览余初其犹未悔’、‘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并作‘其犹未’可证。王逸注‘然年时亦尚未尽’，正以‘尚未’释‘犹未’，是王本未倒。” 他校法。以其他有关的书籍对照本书。

例：《汉书·高帝纪》“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颜师古注：“奇，异也。谓显而异之，而嫁与贵人。”/朱子文：“欲字宜在女字之下。当曰‘公始常奇此女，欲与贵人。’”/念孙案：“（朱说）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传》‘霍光夫人显，谓淳于衍曰：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欲奇贵之。’语意与此相似（同书文例，本校）。《史记》亦作‘常欲奇此女，与贵人’。不得移欲字于‘与贵人’上也。” 理校法。凡无其他本子可以依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就凭校者的学识，据理判明其正误。

例：陈垣《史讳举例》卷四，因避讳而致误例：《南史·隐逸传》：“陶潜字渊明。或云深明，字元亮。”上“渊”字当作“深”，后人回改。《宋书》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甚显白。《南史》原文必与《宋书》同，但避讳改“渊”为“深”尔。后人校《南史》者不察，遂传写颠倒如此。

小结：

四种校勘方法—

①是依据不同的校勘资料、校勘依据、校勘条件来分类的。

②在具体校勘一种古书时，四种方法一般都要用到。要综合起来，灵活使用（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③都有发现疑难的作用。比较而言对校、本校、他校有直接的异文资料可供比较，理校则靠知识、方法。从方法论来讲，对校——比较；本校、他校、理校——更多的是分析、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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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文献的注释

§1 训诂学与注释

古籍注释所包含的内容：

1、解释语言文字。

2、考证和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写作意图和书籍写作的历史背景。

3、分析、评价和发挥作品的思想意义。

4、考证、说明和补充历史事实和名物典故。

5、文艺作品的赏析和评价

6、各种资料的补辑和辨析。§2 注释的主要体式 注疏 是经注的一种标准体式，也是古籍注释中一种常见的体式。作为经注，它兴起于唐而完成于宋。“注”即对经书的注释，又称为“传”或“笺”。“疏”有疏通的意思也就是对前人的注以及经文的进一步解说。或叫“正义”，或叫“义疏”，或叫“义赞”。

注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疏不破注”，即疏必须维护注的观点，在注的基础上引申发挥，补充资料，以把原文和注释的每一句话解释清楚为目的。补注 可以理解为注疏体之变形，在形式上它也是先录一前人的注释，继之以补注作者对前人注释的补充和发挥。特点是不用遵守“疏不破注”。现存最早的古籍注释以补注形式出现的是南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它是为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作补注。集注（集解）就是集众家之说而为之注。①集而不注，即只罗众说，而不阐明自己的观点。

②综合概括前人之论以成己说，不一一列出前人成就，亦不著其姓名。

③引几家比较重要的注本或收集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注释，在引述过程中，或发挥，或辨析，或驳正，以表明自己的看法。评注 就是注释之外，再加上不同角度的评论，或艺术风格的分析，或思想观点的解说，或写作技巧的揭示。要注意诗文评点与诗话的区别。

校注 即校勘加注释。何为校勘？即在阅读和整理古书之前，把不同的版本和各种资料汇集在一起，加以对比核查，把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如脱字、讹字、错简、颠倒、误解等一一加以订正。

§3 注释的主要格式（略）《古代汉语》已经讲过。

第七讲 出土文献概述

出土文物，指从地下出来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物品，有人工开掘出来的，也有被水冲出来的。人工开掘有因施工、种地无意挖出的，有盗掘出来的，有科学考古挖出的。出土文献则主要指出土文物中的文字资料，有人把纹饰图案也作为艺术史文献资料，亦无不可。我们这里主要介绍出土的文字资料。从载体这一角度，出土文献主要以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石刻为大宗，其余有陶文、盟书、瓦当文字、砖文、玺印、纸质文献等。

§1 甲骨文文献 ①甲骨文的发现

②甲骨文资料的结集与考释

1、《铁云藏龟》

2、《契文举例》

3、《殷虚书契》

4、《殷虚书契考释》

5、《殷虚卜辞》

6、《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及《考释》

7、《龟甲兽骨文字》

8、《簠室殷契征文》

9、《殷虚文字存真》

10、《卜辞通纂》

11、《殷契粹编》

12、《殷契佚存》

13、《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

14、《殷墟文字甲编》

15、《殷墟文字乙编》

16、《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等四种

17、《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18、《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19、《美国所藏甲骨录》 20、《英国所藏甲骨集》

21、《甲骨文合集》及《补编》

22、《小屯南地甲骨》及《考释》

③甲骨文的价值 §2 金文文献

金文文献的汇集及考释

1、《考古图》十卷

2、《宣和博古图》三十卷

3、《啸堂集古录》二卷

4、《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

5、《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一卷

6、《西清古鉴》四十卷《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

7、《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

8、《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

9、《金石索》十二卷

10、《怀米山房吉金图》一卷

11、《筠清馆金文》五卷

12、《长安获古编》二卷

13、《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

14、《捃古录金文》三卷九册

15、《簠斋吉金录》八卷

16、《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

17、《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

18、《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二册

19、《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20、《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

21、《陶斋吉金录》八卷《续录》二卷附《补遗》

22、《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23、《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24、《善斋吉金录》二十八册

25、《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卷

26、《商周金文录遗》

27、《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

28、《商周金文集成》

29、《金文总集》30、《殷周金文集成》

§3 简帛文献

战国楚简、秦简、汉简、三国吴简近世出土简帛文献概况

1、曾侯乙墓竹简

2、战国楚简（湖北）

3、战国楚简（湖南）

4、战国楚简（河南）

5、云梦秦简

6、江陵秦简

7、马王堆汉墓帛书

8、阜阳汉简

9、银雀山汉简

10、江陵汉墓简牍

11、武威汉简

12、居延汉简

13、敦煌汉简

14、定州汉简

15、大通汉简

16、尹湾汉墓简牍

17、楼兰、尼雅汉晋木简

18、长沙三国吴简

§4 石刻文献 ①石刻文献要籍

1、《集古录》十卷

2、《金石录》三十卷

3、《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

4、《寰宇访碑录》十二卷

5、《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

6、《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

7、《语石》十卷

8、《千唐志斋藏志》

9、《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十卷《补遗》一卷

10、《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11、《唐代墓志汇编》

12、《新中国出土墓志》

13、《石刻题跋索引》

②石刻文献的价值 §5 其他出土文献 1 盟书 2 玺印 砖瓦文字 纸质出土文献

第八讲 敦煌文献概述（敦煌学）

§1 历史的敦煌

在中国的大西北，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古敦煌的地域范围，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即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玉门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总面积约168000平方公里。这里曾是连接着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到两汉时期的归汉设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易其

主到隋唐时期的闾阎相望，从吐蕃时期的大力弘佛到归义军时期的苦心经营、西夏元明清时的日渐衰落；可以说敦煌展现出了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风貌。上古时期 敦煌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今敦煌县南湖乡的墩墩滩和安西县双塔水库等地，曾经出土过大量这一时期的石刀、石斧等史前遗物。1976年在玉门市的火烧沟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生产工具和农作

物及各类装饰品；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就已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此外，在敦煌境内还有著名的三危山，所以历史上也曾把这一地区称作“三危”。在《尚书》中就曾有“窜三苗于三危”一语，所以不少人认为这里的“三危”就是敦煌，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敦煌与《尚书》中的“三危”无关；后者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也众说纷纭。《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此地对于广开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为敦煌。对于敦煌的汉名解释，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许多学者都认为“敦煌”一词应是当地土著少数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译。但到底是哪一个少数民族对地名的称呼，学术界也莫衷一是，有匈奴语音译、吐火罗的音译、羌语的音译、氐人命名等多种说法。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敦煌”一词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现在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是“敦煌”为少数民族语词的音译。

敦煌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的游牧区域以敦煌和祁连山为中心，东达河西走廊东部和陇右地区，西入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而当时的敦煌地区则是乌孙人放牧和繁衍生息之所。此外，敦煌地区还有塞种胡，其人“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大约在秦朝末年，月氏的势力日益强盛，击败了同在河西走廊游牧的乌孙人，迫使乌孙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月氏则占有了敦煌。此时的月氏极为强大，甚至于以强悍著称的匈奴人也不得不把首领的儿子冒顿入质月氏。秦汉之际，匈奴在首领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东胡，又趁中原战乱之机夺取了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西击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从此归入匈奴治下，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休屠王驻守。此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河南王的领地，并控制了西域，就连新立的汉王朝也受其侵扰。匈奴占据河西和西域之后，除了在占领区征收赋税之外，还严重的破坏和阻碍着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严重威胁着汉朝的安全。

两汉时期 西汉初年，久经战乱的汉王朝社会经济极端残破，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根本无力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反击，所以用和亲、赠送缯帛等方式缓和与匈奴的关系，换取短暂的和平。但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匈奴经常侵扰汉朝的边郡，杀掠人民。《盐铁论》上载：“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匈奴数和亲，而常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日渐富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此时国力充实，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的背叛和同姓王的“七国之乱”之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于是开始筹划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张骞受遣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此次出使的目的虽未达到，却给汉王朝带回了丰富的有关匈奴及西域的情报。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击匈奴的序幕，它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到战争的转折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汉王朝收复了“河南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去病再次进入河西，重创匈奴。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盛、宜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匈奴受到重创，有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之内连遭两次打击，已不堪支持，而单于又将责任推卸为浑邪王和休屠王的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

他们派人与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联系，李息即上奏。汉武帝恐其诈降，派霍去病迎降，此时休屠王反悔，为浑邪王所杀，收编其众。霍去病也当机立断，率军驰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尽将其众渡河东进，此次匈奴降汉者共四万余众。浑邪王

被护送至长安，受到汉武帝的隆重接待，并封浑邪王及亲信数人为侯，将匈奴部众安置于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汉王朝于同年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归酒泉郡管辖。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设张掖、敦煌二郡。并在此时将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于敦煌郡城的西面，分设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门，完成了“列四郡，据两关”之势。河西地区从此正式归入汉朝版图。

(敦煌从酒泉郡划出，是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便于汉王朝扩大灌溉农业区和进一步在军事上控制西域。最初的敦煌只是一个很小的郡，但它的发展很快。西汉时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包括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自治县的一部分，总面积约八万平方公里。

其具体情况如下：敦煌县，郡县所在，在今敦煌城西南；冥安县，以冥水得名，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大致相当于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效谷县，本是渔泽，汉孝武帝时，崔不意为渔泽尉时，教人力田得谷，因勤效得谷，所以名之为效谷，有学者考证，其位置大至在今敦煌城东北二十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渊泉县，因其地多泉水 而得名，东汉时改名为拼泉，大致在今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带；广至县，大致在今安西县南踏实乡破城子一带；龙勒县，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在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为了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王朝还在这里建立了一整套的军事防御体系。元狩二年之后，修筑从令居到酒泉的长城；元封五年，修筑酒泉至玉门的长城；天汉年间，修筑敦煌至盐泽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置烽燧亭障，“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此外，还在今甘肃省西部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龙勒山上置悬泉置，是为马递为主的邮驿。为了巩固这一军事要地，汉王朝一面迁徙内地的贫民、囚犯来此定居，一面征发大批兵士到此戍守。向河西移民的对象，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也就是说这些人主要是生活无着的农民、刑事犯罪者和有叛逆罪的政治犯。此外，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到河西的，也有的是屯田戍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下，也有被强制迁徙到河西的不数民族。中原人士的迁入，改变了河西地区的民族结构，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敦煌地区农业的发展。为了解决众多移民和军士的粮食问题，汉王朝河西推行屯田政策。屯田是且守且耕，亦农亦兵，军事活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种措施。戍边是汉代农民的徭役之一，因此汉政府以戍边名义，征发大批的农民到边疆和新占领区去戍守或田耕。在屯田的名义下，他们一方面守边，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汉代边郡的屯田规模很大，为了便于管理，不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屯田的收获，不仅解决了边防的给养，供应往来丝绸之路的使者和商人，还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以资调节。当内地发生灾害时，还能调拨屯田积谷用以赈灾。河西的屯田，使封建的生产方式得以在当地推行，而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边郡粮库充足，戍边力量加强，遏制了匈奴奴隶主骑兵的掠夺。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西征大宛的时候，敦煌郡已是可以安排六万兵士、十万头牛、三万匹马奔赴前线的重要军事基地了。

西汉末年，中原战乱，河西地区却相对稳定，许多中原大族避战乱而西迁此地。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不少三辅（京兆府、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人前往河西。《后汉书·孔奋列传》就记载了孔奋因天下扰乱，想找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侍奉老母，遂选中河西；《后汉书·窦融列传》则记窦融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考虑，认为河西殷富，兵精粮足，地势险要，是乱世“自守”、“遗种”之地。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之后，借其祖弟累世任官河西的声望，广交地方官吏，联络周边羌胡，使“河西翕然归之”。后酒泉太守梁统、敦煌都尉辛彤、张

掖都尉史苞、金城太守厍钧、酒泉都尉竺曾等人共推窦融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在窦融的统治之下，“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大族的到来，不仅为河西带来了大量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东汉建立以

后，光武帝刘秀对据有“河西完富，地接陇蜀”的窦融也很重视，特“赐融玺书”，并“授融为凉州牧。”但东汉时期，河西东部地区常常受到羌人的侵扰，西部相对平安。与此同时，北匈奴日益崛起，而东汉王朝却日益衰落。匈奴重新控制西域，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崩溃，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长驻敦煌，敦煌太守则成为汉朝在西域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实际负责人，敦煌成为当时汉王朝控制西域的军政中心。3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中原陷入了军阀的割据混战之中，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敦煌地区在曹魏的统治之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晋虽经历了短期的统一，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很快就将西晋推入了灭亡，之后晋室南迁，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批中原人士西迁。十六国时期（304—439），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政权。

曹魏在统一北方之初，无暇顾及河西，到魏文帝曹丕时，在河西继续西汉以来的屯戍政策，并任命尹奉为敦煌太守。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仓慈继任敦煌太守。

当时，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的势力日益强大，兼并土地之风盛行，豪强们还压

榨农民，敲诈勒索西域商贾。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抑制豪强，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限制豪强兼并土地，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器张气焰。仓慈还抚恤贫下，鼓励异族通婚，并为商人提供贸易和交通上的便利条件，这些措施使得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生产和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仓慈之后，王迁、赵基相继出任敦煌太守。齐王嘉平元年（249年），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改变了敦煌妇女在穿衣方面的落后习俗，大力推广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敦煌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前凉张氏的统治中心虽在武威，但敦煌仍是当时的西域重镇。张轨大量依靠敦煌人士如宋配、阴充、阴澹、氾瑗等人为其运筹，由于这些人的辅佐，河西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口有所增加，使张轨能“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张骏太元二十二年（345），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合并成为沙州，治所敦煌，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杨宣任内，曾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建五石斗门，堰水溉田，建成十五里的“阳开渠”；他还曾用自家的万斛粮食买石头修理城北北府渠上的平河斗门。此外，沙州太守阴澹也曾于任内在城西南修七里长渠，可将州城西南的水引自西北的水渠，灌溉城西的大片土地，使这一地区的百姓受益不少，安居乐业，故此渠被称为“阴安渠”。

前秦于苻坚建元十二年（376），灭前凉，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归入治下。十八年（382），派吕光攻龟兹。建元二十一年（385），为巩固经营西域的基地，苻坚迁江汉百姓一万户、中原百姓七千余户到敦煌。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又一次促进了敦煌地区的开发。此后不久，前秦便因淝水之战的失利而瓦解。

386年，吕光从西域返回河西，在凉州建立了后凉政权（386—403）。麟嘉七年（395），后凉内乱，西奔敦煌、晋昌的武威、张掖以东之人有数千户之多，敦煌又一次输入了大量的人力。此外，后凉的敦煌太守孟敏曾在州城西南主持修建了长二十里的水渠，引甘泉水灌溉农田，人称“孟授渠”，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400年，李暠在敦煌自称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建立了独立于后凉政权的割据政权——西凉。敦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西凉政权统治时期，建立了县、乡、里三级行政管理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并鼓励生产，敦煌地区出现了五谷丰收，百姓

乐业的景象。李暠在敦煌城内为其父立先王庙；修建恭德殿、靖恭堂、嘉纳堂、谦德堂，主持朝政、参阅武事；并设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于阗、鄯善等西域王国也来此朝贡，敦煌俨然有都城之派。但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401—439）对西凉构成很大威胁，使得李

暠不得不于建初元年（405）迁都酒泉。此次迁都，还带走了敦煌两万三千人户，敦煌实力大为削弱。再加上西凉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因此当417年李暠去世之后，敦煌也随之衰败。嘉兴四年（420），北凉灭西凉，西凉王李歆弟李恂据

敦煌继续抵抗。421年，沮渠蒙逊率部以水灌敦煌城，李恂派壮士出城掘堤，均被擒获。李恂最后兵败自杀，沮渠蒙逊屠城，敦煌丁壮遭灭顶之灾，敦煌城更加衰落。

北凉时期的敦煌衰微，没有特别的事迹。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攻占姑臧，沮渠牧犍投降，北凉实际灭亡，仅凉王诸弟仍在河西西部抵抗，其中沮渠无讳据守敦煌。442年，无讳撤离敦煌，率万余家西渡流沙，占据鄯善，后入高昌，仍号“河西王”。北凉王族的这次撤退，带走了大批的敦煌户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因北魏从东向西进攻而聚集敦煌的河西精英。在北凉灭西凉和北魏灭北凉的两次兵祸之中，敦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442年，西凉王李暠之孙李宝乘沮渠无讳撤离之机，占据敦煌，并派李怀达入魏归降。北魏封李宝为沙州牧、敦煌公。444年，北魏召李宝入平城，直接控制敦煌，为经营西域和抗击北方的柔然，于此建敦煌镇。

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太武帝派成国公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出敦煌，西击鄯善，后更破焉耆和龟兹。此战使西域大部分都为北魏所控制，丝绸之路再次打通，西域商人纷纷前来贸易。

但好景不长，北方的柔然在此时控制了敦煌以西的西域地区，并直接控制了与敦煌最为接近的吐鲁番盆地。延兴二年至四年（472—474），柔然连犯敦煌，多者至三万骑。敦煌军民在镇将尉多侯、乐洛生的率领下，几败敌军，保住了敦煌。但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北魏上层对是否要继续保有敦煌发生了分歧，不少人建议后撤凉州，放弃敦煌。给事中韩秀则认为，如果放弃敦煌，不仅凉州不保，关中也无宁日。孝文帝支持韩秀的意见，为加强敦煌的守备，升敦煌镇将为都大将。太和九年（485），穆亮任敦煌镇都大将，其为政宽简，并赈恤穷乏，敦煌经济得到恢复。492年，北魏出兵十万，击败柔然，敦煌从此得到安宁，但长年的征战和人口的流失，造成了这一地区“空虚尤甚”的局面，很难迅速恢复。

正光五年（524），北魏的北方边镇爆发六镇起义。八月，孝明帝下诏改镇为州，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名之为“瓜州”（一度易名为“义州”），辖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所敦煌。六镇起义也影响到了河西，为加强河西统治，孝昌元年（525），明元帝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元荣受封为东阳王。由于敦煌地处西北一隅，未受到北魏末年战乱的太大影响，即使在东、西魏分治的时期，元荣仍作为西魏的瓜州刺史，其统治直到大统十年（544）。元荣统治敦煌近二十年，他团结敦煌豪右，保境安民，并出资写经十余部，还在莫高窟开凿大型石窟。此时敦煌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元荣逝后，其子元康继任刺史之位，但元荣女婿邓彦杀康自立，西魏不得以而承认。大统十一年（545），西魏河西大使申徽至敦煌，在当地大族令狐整等人的协助下，捉拿邓彦，并将其送至京师治罪。546年，申徽任瓜州刺史，为政勤简，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557年，宇文觉立北周，与高洋北齐对垒。北周取代西魏之后，继续在敦煌设置瓜州，据《周书》记载，韦真、李贤曾为瓜州刺史。565—576年前后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义，继续了元荣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活动，有碑云“建平、东阳弘其迹”。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灭佛，但瓜州的佛教似乎只是开窟造像的短暂停歇，而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大量涌现。从张轨出牧凉州起，就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氾等，都是儒学大姓。河西的敦煌儒士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学术成就上也遥遥领先。此外，他们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些在当时中原动荡、京洛公学沦废，学术下移的背景下，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隋至唐前期 55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杨坚废周立隋，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大一统的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敬奉三宝的统治上层为敦煌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开皇

初年，隋文帝曾“罢天下诸郡”，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敦煌出曾一度废郡为县。

仁寿元年（601），隋文帝令天下各州起塔供养舍利，瓜州莫高窟的崇教寺也在其列。此时的敦煌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败，虽曾经东阳、建平时期的恢复，仍不能与河西其它诸州比肩，故隋代经营西域的基地在张掖。但隋代在莫高窟开凿了大批的石窟，敦煌地区甚至还出土了一些隋皇室成员的写经，可见隋王朝对敦煌的重视。大业三年，罢州置郡，敦煌复称敦煌郡。

隋代以前，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只有南北两道。隋时，不仅以前的道路更加畅通，而且新增一道，即新北道。

这样，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北道（又叫新北道），出自敦煌至伊吾，经蒲类、铁勒部，度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中道（汉代的北道），出敦煌至高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乌拉提尤别等地而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自鄯善，经于阗、朱俱波、渴盘陀，越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

大业十三年（617），李轨在武威举兵反隋，自称凉王，控制河西。李唐在长安立足之

后，于武德二年（619），利用凉州粟特安氏的势力，从内部推翻李轨政权，将河西正式纳入版图。唐王朝占领河西后，曾一度将隋代的敦煌郡改名为瓜州。

唐初的敦煌地区并不稳定，内有割据势力之忧，外有异族侵扰之患。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622），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归降唐朝。唐将瓜州分为两州：即瓜州和西沙州。瓜州治所原在晋昌县，领晋昌、常乐二县；西沙州治所在敦煌，邻敦煌、寿昌二县。六年，当地人张护、李通叛乱，拥立窦伏明为主。唐瓜州刺史赵孝伦平叛，窦伏明归降，敦煌内部的**至此平息。但外患不止，敦煌以西、以北受控制漠北和西域的突厥汗国的威胁，以南则受到吐谷浑的侵扰。所以在武德末、贞观初，唐朝关闭西北关津，不许百姓于此出境。贞观元年（627）玄奘西行求法之时，是从瓜州、敦煌间偷渡出去的。

贞观四年（630），唐朝向漠北出兵，消灭了东突厥汗国，东突厥控制下的伊吾也归降唐朝，立为伊州。七年（633），唐朝去掉西沙州的“西”字，敦煌正式名为沙州。九年（635），唐朝出兵青海，击败吐谷浑，河西走廊从此不再受外部的干扰，开始稳步发展。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出兵吐鲁番，灭鞠氏高昌，设西州，并在天山北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设高庭州，其建制一同内地；此外，还于西州交河县设安西都护控制西域。在唐灭高昌的战役中，有敦煌、常乐地区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参加，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进军西域的军事基地。十八年（644），唐出兵焉耆。二十二年（648），攻龟兹。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反唐，唐朝进军西域受阻。显庆二年（657），唐朝打败阿史那贺鲁，夺回对西域的宗主权。显庆三年（658）五月，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即“安西四镇”。但自龙朔二年（662）开始，吐蕃王国就与西突厥余部联合，与唐朝争夺西域。咸亨元年（670），吐蕃攻占西域十八州，唐一度废安西四镇。但此后不久，唐朝就收复失地，并于上元二年（675）恢复四镇。

为了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控制，特别是针对南面虎视眈眈的吐蕃，上元二、三年（675—676）唐将丝路南道上的两个重镇——典合城和且末城改称为石城镇和播仙镇，并划入沙州辖内。此后，唐朝与吐蕃的争夺仍不断进行。仪凤年间（676—679），吐蕃再次攻陷安西四镇。调露元年（679），裴行俭收复失地，重立四镇，以碎叶代焉耆，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交往。武周初年，东突厥复兴，不断侵扰唐朝。吐蕃再次进攻安西四镇，垂拱二年（686），唐朝放弃四镇。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四镇，发汉兵三万人驻守，唐朝在西域的战斗力得到加强。此后一百年间，安西四镇建制稳定，唐朝一直控制西域。在唐朝争夺西域和经营西域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沙州兵奔赴前线。沙州和西州两地官员迁转也十分频繁，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多次出现沙州人任职西州和西州人任官敦煌的相关记载。由于唐朝的府兵制向募兵制逐步转化，所以在武周时沙州设豆卢军。景云二年（711）唐分陇右道，设河西道，置河西节度使，“其统有赤水、大斗、建康、玉门、墨离、豆卢六军，新泉守捉、甘州守捉、肃州镇守三使属焉”，治所凉州。此后河西军政日益发展，成为唐王朝兵精马壮的军事重地。

唐前期的敦煌，在长时间大一统的国力蒸蒸日上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王朝通过县、乡、里各级基层政权组织和完备的户籍制度对敦煌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和严密的控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共十三乡，唐朝的各种制度有效地在敦煌实施，敦煌的生产稳步发展。

水渠灌溉系统得到完善，敦煌城四周就有五条水系、84条水渠构成的水利网。此外，还配之以严密的官水配水之制度，设置专职官员和管理人员对水资源进行管理。耕地面积扩大，狭乡变宽乡。

关于河西的屯田，《旧唐书·郭元振传》载：“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唐代从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一直都在河陇地区大兴屯田，使敦煌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王朝还十分重视河西的畜牧业，并以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商品经济繁荣，这里的市场上，有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也有来自西域的玉石、珍宝；有北方的驼马、毛织品，也有本地出土的五谷。敦煌的人口在天宝时也有三万余人，达到了前秦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正是这一时期，这里的陇右是包括敦煌在内的。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唐王朝急调安西、北庭、河西兵屯陕，河西、陇右精锐遂被抽空，所留者兵单势弱。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机攻下大震关、尽陷兰（甘肃皋兰）、河（甘肃临夏）、廓（青海贵德）、鄯（青海西宁）、临（甘肃临洮）、岷（甘肃岷县）、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陇右之地，安西、北庭、河西与中原隔断，吐蕃沿祁连山北上，次第攻陷凉（甘肃武威）、甘（甘肃张掖）、肃（甘肃酒泉）、瓜（甘肃安西）各州。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周鼎等节节西逃，退到沙州时，已无路可退了。此时河西路断，景象残破，沙州业已完全成为孤岛。此时唐王朝尚可借道回纥与安西、北庭保持联系，而沙州却无一为援。节度使周鼎面对这种情况，意图置数万沙州百姓安危于不顾，计划焚烧沙州城，从漠北东奔，这显然是既自私又不可行的。焚城所烧毁的不是一座普通的边陲小镇，而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东西方交通枢纽。焚城之想法只可能是存在于极少数非敦煌土著的唐朝官员中。东奔的计划也是不可行的。沙州城四五万人同时东奔回唐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沙州百姓只可能是被弃于绝境。即使是少数人东奔，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宋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带着二百多家眷东奔回唐，结果为吐蕃所获，只是因为吐蕃人慕其父宋璟之名才将他放回。所以宋衡东奔的成功因素实在是太偶然了。在这种情况下，沙州抵抗运动领袖阎朝缢杀周鼎，自领州事，继续组织民众抗击吐蕃贵族的围攻，一直坚持到贞元二年（786年）。沙州成为河西走廊抵抗到最后的一个州县。沙州，作为一个四五万人的弹丸小邑，孤立无援地对抗强大的吐蕃军队，英勇战斗坚持近十年之久，最后在粮械皆竭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以“勿徙他境”的条件，保全了沙州地方，归降吐蕃。吐蕃统治时期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上。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吐蕃在其杰出领袖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从755年到796年，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统治时期，也是吐蕃王朝有史以来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之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广大新占领区的民族关系。

当时，吐蕃人、孙波人属于嫡系部队；吐谷浑人和党项人已被吐蕃收编，但仍有相当独立指挥系统的杂牌军；此外还有被征服的河西地区的汉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汉人是河西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当吐蕃刚开始进入河西时，奴隶主政权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横加劫掠，到处抢夺，子女玉帛，悉归帐下。当地百姓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保障，从而造成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当吐蕃统治者能够有效地控制新占领区之后，一方面以强硬的措施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镇压反抗势力，推行蕃化政策，清查户口，重新造籍；另一方面，重用当地唐朝旧官望族，严禁掳掠汉族百姓。劫掠惯了的吐蕃人，仍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汉户，就是对编入部落中的汉户，也照旧为所欲为，制造新的混乱。瓜沙大族虽然在当地依然影响很大，但汉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吐蕃人，甚至低于一些同样被吐蕃征服的少数民族。

在吐蕃统治初期，民族矛盾尖锐。吐蕃统治者用“置毒靴中”的暗杀手段，处置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阎朝，但沙州人民没有屈服，反蕃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其中较为有名的是玉关驿户起义，汜国忠等人于深夜杀入沙州子城，吐蕃节儿投火自焚。这次起义带有浓郁的反民族压迫的色彩，起义者“遂谋杀蕃官是实”。

面对这种情况，吐蕃统治者为了维护长久其统治，不得不改变统治方式，争取新占领区的百隆，积极与当地世家大族合作，采取较为缓和的统治政策。此后，社会才相对稳定。吐蕃统治者还从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上推行蕃化政策，企图借此来消除民族隔阂，进而消除人民的反蕃情绪。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便让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学说蕃语、赭面纹身。《张淮深碑》载：“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由是行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祖宗衔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风，屈申无路。”《阴处士修功德记》中也有“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之语。由此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地区以强硬的措施迫使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甚至从婴儿就开始做起。其目的是想从语言、风俗、传统等民族间的明显差别上消除隔阂，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而且，吐蕃的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敦煌一地，而是在整个河西地区推行。但这些政策并没有消除汉族人民对吐蕃的痛恨和对大唐的怀念。在刘元鼎出使吐蕃的时候，在龙支城，耋老千人拜而泣，问天子安否，称“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沙州汉人虽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为了巩固统治，吐蕃在河陇地区设五个通颊万户部落和一个德论进行管辖；并设立一系列军镇用以镇守。吐蕃占领敦煌后，首先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职官系统（即节度使——乞利本——节儿——都督、监军——部落使——判官）来统治河西瓜沙地区，由于敦煌地区的居民成份以汉人为主，故吐蕃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在任用吐蕃人官员的同时，还任用汉人为辅助官员。吐蕃统治者正是用了这种双轨制的职官体系，才得以在河西地区维持上百年的统治。敦煌从军镇体制上属瓜州，在吐蕃时期仍称为沙州，但只是一个城，其城主称为“节儿”。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对敦煌进行了许多变革。790年，吐蕃按其本身的制度，将沙州百姓按职业分成若干个部落，如“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门亲表部落”。一个部落大致辖原来的一个乡，而其内部的组织情况，与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部落有部落使，下设将，将有将头。其最基本的单位是千户（部落），千户之下是小千户（即五百户组织），设小千户长一人。小千户之下为百户（将），百户长称“勒曲堪”，最后是十户组织，十户长称“勒堪”。820年前后，增置军事系统的阿骨萨（纥骨萨）、悉董萨（思董萨或丝董萨）部落（上、下部落）。824年，又增置通颊军部落。吐蕃改变了敦煌的军政管辖体制，虽然是为了加强统治，具有重要的军事因素；但从内部组织上看，其经济因素也很重要，即为了征收“突税差科”。因此，“部落——将”制，并非单纯的军事组织机构，乃是集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组织系统，即官府户籍制度。吐蕃统治时期的户口登记是十分详细的，家庭成员的出生、死亡、出家、嫁娶都有详细的记载。

吐蕃统治时期，改变了唐代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实行突田制。突田制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只能从敦煌文书中窥其一斑。突作为土地的计量单位，一突等于十亩。计口授田，大体上是每人一突，即十亩。土地税被称为“突田”，交纳“突田”被称为“纳突”。吐蕃在河西所实行的赋税制度，除保留旧有的奴隶制成份外，主要吸收唐及所占领地区的赋税制度，并设有“税务官”、“税吏”来执行任务。交纳的物品有小麦、青麦、布、油等，按户交纳。突田制下的百姓除了纳突之外，还有差科，即服官府的徭役，包括身役、知更、远使等。但吐蕃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虽然继续计口授田，但部落编制不利于组织生产。僧尼的大量增加，减少了劳动人口。地子税和突税的征收，使百姓的负担大增。吐蕃统治者为了防止汉族百姓的反抗，将民间铁器全部收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唐朝的货币被废除，交易退回了以物易物。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也正处于吐蕃王朝的佛教前弘期，而敦煌又恰是当时的一个佛教中心，因此这里的佛教得到了保护。此外，不少不愿于吐蕃统治者合作的落蕃官员和世家大族中的人物，也投入空门寻求解脱。因此这时的沙州佛教空前繁荣，寺院从吐蕃统治前期的十三所增加到末期的十七所，僧尼从三百一十人增加到数千人，而当时的沙州总人口仅三万余人。在吐蕃统治者的扶持之下，寺院经济空前繁荣，敦煌的寺院和内地一样，有寺户和土地，不受官府管辖，享有种种特权。吐蕃奴隶主还抬高僧侣的地位，甚至让一些高僧直接参与政事。如悟真的师父洪辩，在吐蕃时代就是“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张议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妙弁，常在吐蕃赞普左右参与政事，兼“临坛供奉”。此时敦煌佛教界名僧倍出，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长安高僧昙旷，传授禅宗的摩诃衍，做了“蕃大德”的法成、悟真等都颇有影响。但在汉地禅宗向吐蕃本土传播的过程中，与印度教派发生了矛盾，由于引发了一场印度僧人与汉地僧人的宗教大辩论。根据王锡所撰《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记载，摩诃衍在吐蕃王庭的弟子包括赞普的皇后、几位姨母、三十多位大臣的夫人和许多高僧，其弟子达五千多人。当印度僧人的渐门派与汉僧的顿门派产生矛盾时，印度僧人要求赞普诛杀汉僧，禁止布教，而汉僧摩诃衍则要求召开一次僧诤会。赞普采纳了摩诃衍的要求，但却特意将莲华戒大师从印度请来，以加强印度僧人的力量。另外，在人数上，印度僧人是三十人，汉僧只有三人。此次辩论的结果也有许多说法，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印度教派最终取得了在吐蕃本土的统治地位。吐蕃统治一直到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与中原地区相比，敦煌躲过了唐朝的“会昌灭法”，使得敦煌佛教持续发展。归义军时期

大中二年，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在敦煌建立了以汉人为主的政权。大中五年（851），唐王朝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于敦煌置归义军政权。从此，直至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西夏灭归义军为止，除张承奉一度建立的西汉金山国和敦煌国之外，瓜、沙归义军政权在张、曹两大世家的统治下，共历一百八十余年。

张议潮，沙州人，其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张议潮出生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因此在青年时代就忧国忧民。宪宗元和十年（815），17岁的张议潮抄下一首《无名歌》来表达对吐蕃统治的 不满和对落蕃民众的同情。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郎达磨遇刺身亡，吐蕃王庭发生内乱，吐蕃本部的奴隶平民也发生起义。吐蕃原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横行河西，“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尚恐热的暴行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也使他的部下离心离德，加之吐蕃国内正值灾荒，河、陇各地吐蕃兵防空虚。此时的唐王朝也决心收复河湟，并不断取得胜利。张议潮借此机会，“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终于举起了义旗。

张议潮在沙州广泛组织、团结各方面力量，其骨干主要来自敦煌的名门望族、释门教首

及僧徒和豪杰义士三个方面；集众“募兵”，发动起义。大中二年（848），经过浴血奋战，张议潮起义军一举收复了沙州。于是立即题笺修表，差押高进达等入长安奏报，唐宣宗闻讯，慨然赞叹“关西出将，岂虚也哉”。其时，河西其他地区仍在蕃手，所以为了向唐王朝告捷，张议潮共派了十队使者携表奔赴长安，只有走东北道的一支使团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帮助下于大中四年抵京。到大中五年，张议潮又收复了肃、甘、伊等州，并派其兄张议谭等29人奉十一州图籍入长安告捷；至此，除凉州外，陷于蕃手近百年的河西故地重归大唐。

大中五年十一月，唐王朝于沙州设归义军，统领瓜沙十一州，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大中十二年八月，张议潮东征凉州，咸通二年，收复凉州。咸通四年，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由张议潮兼领。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

但此时唐王朝国力日衰，并不能对河西进行有效的管辖和经营，河西又面临吐蕃、回鹘等部的威胁，使得经营河西的重任落在张议潮的肩上。

经过长期的斗争，至咸通七年（866）十月，河西地区终于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咸通八年，张议潮“束身归阙”，留居京师，咸通十三年卒于长安。

张议潮入朝后，其侄张淮深执掌河西归义军事务，但唐朝并不给淮深节度使旌节，此时西迁的回鹘侵扰甘、肃，甚至瓜州。乾符三年（876），西州回鹘攻占伊州。而张淮深屡次遣使唐朝，求授旌节均未能如愿。光启二三年（887），张淮深遣三批使者入唐求授旌节，唐朝不予，引起了瓜沙内部对张淮深的不满。文德元年（888）十月，唐朝最终授张淮深归义军节度使旌节，但归义军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大顺元年（890），张淮深及夫人、六子同时被杀。张淮深的叔伯兄弟张淮鼎继任节度使，但大顺三年，淮鼎既卒，托孤子张承奉于索勋。索勋自立为归义军节度使，并得到唐朝的认可。乾宁元年（894），张议潮女即李明振妻张氏率诸子灭索勋，立侄张承奉为节度使，李氏三子分别任瓜、沙、甘三州刺史，执掌归义军实权。到895年底，李氏家族势力达到鼎盛，排挤张承奉而独揽了归义军大权。李氏家族的行为引起了一些瓜沙大族的反对，于是沙州出现了一场倒李扶张的政变。乾宁三年，张承奉夺回归义军实权，任归义军节度副使，但此时由于归义军内乱，归义军的辖境已缩至瓜、沙二州。光化三年（900）八月，唐朝授予张承奉归义军旌节，与于阗国的外交也获得了成功。

天复七年（907），张承奉在得知唐朝灭亡后，自称白衣帝，建立西汉金山国。“西”乃指其国所居之方位，它是以中国为坐标的；“汉”乃是言其国民族之属性；“西汉”连用，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鞍山，在敦煌西南，即今甘、青、新三省交界处之阿尔金山。金山国虽锐意进取，想收复失地，但在战争中屡遭失败。金山国建立的当年，回鹘多次对其进行打击，企图把金山国扼杀在摇篮里。有一次，敦煌东界的防线都被突破，回鹘军长驱直入，直抵敦煌城东安营扎塞。金山国天子则亲自披甲上阵，著名将领阴仁贵、宋中丞，张舍人等奋力应战，才把入侵的回鹘赶回甘州。911年，回鹘大举进攻金山国，金山国由于连年战争国力衰微，不得不与回鹘立城下之盟：回鹘可汗是父，金山国天子是子。从此，张承奉被迫取消“西汉金山国”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号，并在甘州回鹘的恩准下，屈尊降格而改建为诸侯郡国——敦煌国。张承奉对回鹘的臣服，使他丧失了在瓜沙地区的威望。

914年，曹议金（又名曹仁贵）取代张承奉，废金山国，去王号仍称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遣使甘州，娶回鹘可汗女为妻，又嫁女给甘州回鹘可汗，与其和亲。贞明四年（918），遣使后梁，受到封赠。同光三年（925），乘甘州回鹘汗位交替之机，进行征讨，使其屈服。新立的回鹘可汗娶曹议金之女，成为曹议金的子婿。由于曹议金对内对外关系处理的得当，此时的归义军实力有所恢复。长兴二年（931），曹议金号称“令公”、“拓西大王”，归义军成为独立王国。934年，曹议金女下嫁于阗王李圣天。

清泰二年（935），曹议金卒，其子曹元德继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破裂。天福四年（939），曹元德卒，弟曹元深继位，曹议金妻、回鹘夫人掌握归义军实权，称“**”。沙州使臣随后晋册封于阗王的使团入朝，并与甘州回鹘修好。

天福九年（944），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是归义军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文化比较昌盛的一个时期。曹元忠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并与中原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保持联系，使瓜州地区得以稳定发展。开宝三年（970），于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发生战争，于阗王曾写信向归义军求援。开宝七年（974），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九年（976），曹延恭卒，弟曹延禄即位。

曹元忠以后的归义军政权开始逐步衰落。东西方两支回鹘势力不断侵扰敦煌，归义军辖内也出现了矛盾。咸平五年（1002），瓜沙军民不满曹延禄的统治，围攻军府，曹延禄及弟延瑞自杀，族子曹宗寿即位。宋朝承认了曹宗寿，此时，归义军开始与辽朝通使。大中祥符七年（1014），曹宗寿卒，子曹贤顺即位。1036年，西夏攻占沙州，归义军政权基本结束。

归义军政权时的内政，主要是恢复或改变旧制。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即取消了吐蕃时期的部落、将制，恢复重建唐前期的州县乡里制。开始时恢复的是10个乡，另外新出现一个赤心乡，共11个乡，即敦煌乡、莫高乡、神沙乡、平康乡、龙勒乡、玉关乡、洪池乡、洪闰乡、效谷乡、赤心乡、慈惠乡。这只是归义军前期敦煌诸乡的基本情况，实际上这一时期敦煌县乡的建置要更为复杂。此后，还出现了通颊乡和退浑乡。在土地制度方面，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初，就开始调查人口、土地，分配无主荒地，尽可能地恢复唐制。唐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归义军时期的私有土地包括官僚地主占地、寺田和小自耕农的民田。私有土地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请射和买卖两个途径实现的。此外，这时的土地所有者之间可以任意对换土地。在赋税制度方面，归义军政权在重新登记人口和调整土地的基础上，还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即据地出税的制度，主要包括地子、官布和柴草三项。这些对内的统治政策既体现着当时唐宋时期的共同特征，也具有归义军政权的自身特点。7 西夏元明清时期 唐朝后期活动在今陕、甘、宁的党项族，北宋初年在首领李继迁的率领下，与宋王朝进行对抗。1002年，李继迁攻下灵州，称西平府，迁都于此。1004年，李继迁卒，子德明即位，与宋议和，并把目标转向河西走廊。1028年，灭甘州回鹘；1030年，瓜州王以千骑降。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西夏攻占敦煌，设瓜州西平监军司管辖此地。西夏的地方行政组织也分州（府、军）、县（城、堡）二级制，敦煌仍称沙州。当时的西夏，主要是东向与宋、辽争战，无暇西顾。所以这时西夏对沙州的控制还很薄弱，沙州地方首领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甚至于归义军的使臣仍向宋朝贡了七次，这说明在西夏统治沙州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归义军仍有很大的势力。

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大概在1052年以后，西夏加强了对瓜沙二州的直接控制。1062年，西夏惠宗为了和北宋进行战争，西夏曾向东迁徙敦煌民众，使敦煌受到很大的削弱。1109年，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百姓流亡他乡。此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及陆上丝路的衰落，敦煌失去了丝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蒙古兴起后，出征西夏。1205年，侵扰瓜沙地区。1224年，蒙古骑兵围攻沙州半年。1227年3月，蒙古汗国占领敦煌，废弃沙州建置，划入八都大王的封地，即归入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封地。同年6月，蒙古灭西夏。

1271年，元朝建立后不久，马可波罗途经沙州。1277年，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行中书省制度。地方行政组织有省、路、府、州、县各级，元朝重设沙州，隶肃州，归元朝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1280年，沙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瓜沙二州，直接肃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载：“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处升为沙州路总管府，瓜州隶焉。”

其下注曰：“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白之肃州，然后给予，朝迁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元成宗时，为开发河西，曾在敦煌等地实行屯田，大德七年（1303），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敦煌成为元朝与西北藩王斗争的重要基地。但元朝西向的交通要道已不再通过敦煌，敦煌在地理上失去了以往的优势。1291—1292年，元朝移瓜沙州居民入肃州，敦煌的地位日趋衰微。

1368年明朝建立。1372年，明将冯胜经略河西，取得初步胜利，但敦煌仍在元朝残部的控制之下。为了防止蒙古东进，冯胜在肃州西七十里处建嘉峪关，成为明朝西部边关，敦煌被弃置关外。

1391年，明朝出兵哈密，沙州蒙古王子归顺明朝。1404年，明朝设沙州卫，仍用蒙古后裔统辖。1446年，沙州内乱，明将任礼率军入沙州，把沙州卫属下二百余户迁入关内，沙州仍由蒙古后裔占据。以后吐鲁番势力强大，1515年攻沙州蒙古，1528年占领沙州。1524年，明朝关闭嘉峪关，1529年放弃哈密。敦煌在明朝初年就已成为牧区，至此更甚。

1644年明亡，清兵入关，定都北京。康熙时平定新疆。1723年，雍正帝在敦煌设沙州所，1725年升格为卫，并迁2400余户来此屯田。沙州旧城被水冲毁，此时在东面筑新城。乾隆二十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隶安肃道。敦煌在清朝时通过移民、屯田、垦荒等措施略有恢复，但没有太大起色。

§2 敦煌学

1敦煌学 是一门以地名学的学科。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他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写的序中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一名称从此沿用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名词，为全世界所通用。敦煌学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藏经洞新发现的文献及相关问题上；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凡与藏经洞文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都成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敦煌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学问，也是范围广泛的“世界显学”。敦煌学的价值意义

①敦煌学之可珍可贵，首先在于它所拥有的丰富的资料。敦煌出土的5万卷纸本文献，是汉民族文献及古民族文献的宝库。其中敦煌出土的汉文文献，多为我国传世文献所遗缺；敦煌出土的梵文佛经，如今印度已不可得见；敦煌出土的汉文、叙利亚文景教经籍，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也已失传。敦煌一带发现的两万多支汉晋竹木简牍，内容丰富，价值巨大，而且今后还会陆续有新的发现。敦煌莫高窟则是我国伟大的古代美术陈列馆，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古代艺术宝库。敦煌古郡境内(包括敦煌、安西、肃北、阿克塞4县市)保存有且经认定的40多处古代文化遗址，还有数不清的古代遗址、遗物，有的初露峥嵘，而多数蓄势待发。其中，埋藏在地下的累千上万座古代墓葬，更是一部生动丰富、与活人世界互为映衬的地下世界的延绵历史。总而言之，敦煌保存的资料，既有文字的，又有图像的，既有可以观览触摸的客体实物，也有可以心领意会的精神意象。敦煌学就是在上述丰富遗存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学问。通过它，人们可以具体地窥探一个边远地区的历史、社会、民族、宗教、民风、民俗、文化、治乱，大到宏观世界，小到细微末节，提供了许多缺如的知识和有益的启迪。在史学、文学、美术、佛教、社会、民俗、水利、生态变迁等方面，敦煌资料都曾为之填补不少空白，还有许多学科部门，例如法制史，会计史，石油史，计量史，货币史乃至商业广告史等等，敦煌资料也可以为之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笔者曾将敦煌学比喻为保存我国中古文明孑遗品汇的“挪亚方舟”，那里储存着不少已被时光洪涛淹灭的物种。敦煌资料的价值意义，是无与伦比的。②敦煌学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展现的、延绵悠久而又已经消失了的社会、历史、文化典型。这样的典型，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具有难得的切片意义。我国及世界各国历史上的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只留下了简略、模糊的轮廓，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费尽周折也仅能略窥历史的背影，粗知其大概，难得触摸到历史脉搏跳动的强弱疾缓，无从感知其呼吸声謦之粗细匀喘，无法窥见其盛衰变化的细枝末节。而敦煌学恰恰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面极为难得的窗口与通道，让人们可以走进历史的敦煌，触摸历史的敦煌，立体地感知历史的敦煌，进一步利用敦煌的感知，去感悟、忖度历史的中国、历史的世界。它的光谱系数，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参考价值、科学价值。当今能够像敦煌这样从古到今、立体地展示某一特定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化图景及文明程度者，中国唯此，世界唯此而已。这不仅是敦煌的荣耀，也是我国的荣耀，也是敦煌学之所以成为当今显学的基本缘由之一。③敦煌在汉代以前有诸多少数民族生息、活动、消长、更替，汉武帝以来，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同时也杂居着多种少数民族居民，不同的古代民族居民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业绩。敦煌周边又散布着匈奴、车师、羌人、突厥、铁勒、楼兰、回鹘、于阗、且末(璨毗)、吐蕃、吐谷浑等民族邦国，敦煌同周边诸民族邦国一直互有交往、渗透、争斗、磨合。加上敦煌地处西域三道交汇枢纽，东连中原，西通波斯、罗马，南达印度、南洋，北接匈奴，中外使节、商队、僧侣、学者络绎往来，也都留下不少印记，敦煌发现十多种古民族文字文献，以及佛教、摩尼教、袄教、景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传播，便是敦煌同诸民族及西域诸国间文明交流的见证和成果。民族及邦国间的文明交流，造就了敦煌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而敦煌文明又在兼收并蓄、消化吸收中丰富了自己，更加壮大了自身。可以说，敦煌文明是汉文明、西北民族文明及西方文明间东通西达南连北接的十字路口和桥梁，含蕴并体现出汉文明、多民族文明及西方文明的多重成分、多重价值、多重意义。敦煌文明作为古代多民族及多国文明交流互补的成果与典型，同样是十分珍稀而难能可贵的。如今，中外敦煌学者又以共同领域的研究为纽带，冲破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隔阂，向心聚集，切磋研讨，交换资料，互通有无，为敦煌学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中外敦煌学家的携手打造下，敦煌学又成为当今时代国际友好交往、消除隔阂、化解歧视、增进友谊的新通道。这又是敦煌学难能可贵的国际意义和时代意义。

§3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文献的流散 1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

敦煌藏经洞是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该窟曾因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文书和美术品等文物而名。藏经洞出土文物与殷墟甲骨文、汉简、明清档案，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其学术价值于此可见。藏经洞出土文物已成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经洞是附属于敦煌第16窟的小窟，位于16窟中道北侧壁内。此窟开凿于晚唐时期，窟主是当时河西都僧统的洪辯。洪辯（biàn字，上巧下言，同“辯”。北魏新造字，以巧言为辯）去世后，其弟子在该窟内安置洪辯真容像，而成为纪念洪辯和尚的影窟。

公元11世纪初，由于某种原因，洪辯影窟被封闭变成了藏经洞，因未发现可信的文字记载，它的封闭时间和原因，就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人们凭借各种旁证，提出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号第16窟甬道积沙时，于无意间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编号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纸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按：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医经、医论、脉学、诊

断、药学、针灸、方剂、民间验方、妇科、儿科、伤科、方剂、养生以及祝由

医方等）、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苯教等）、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兼而有之）、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石油、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佚文书，大大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其书写文字，除汉文之外，又有粟特（中亚古代民族）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龟兹—焉耆文、吐蕃（藏）文、回鹘（维吾尔）文、希伯来文（其它洞窟中还出土有西夏文、蒙古文）等，多是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此外，还发现了晚唐、五代及北宋刻本印刷书籍、绘品。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学术界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因而，与商周甲骨文，战国、秦、汉、魏、晋简牍及明清满文旧档，并列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遗书的流散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年间，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离军后受成为道土，道号法真。后流寓莫高窟，居住在下寺，供奉香火，布道募化。藏经洞文物发现后，王圆箓道士并没有认识到这批文物的珍贵价值，而将它作为巴结交以官吏的赠物礼品，此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光绪二十年（公元1904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

地“检点经卷画像”再次封存，并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不久，英、法、日、俄等国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世界各地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最早劫掠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后游学牛津人学和伦敦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年）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第二次探险（1906―1908年）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石窟壁画，在其汉文翻译蒋孝宛的帮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 1912）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第三次探险（1913―1915年）时，重访莫高窟，又从王道士手中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总数约二万余件，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

继斯坦因后尘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曾多次到中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1904年回法国，任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于1908年来到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进行编号，并抄录题记、拍摄大量石窟壁画照片。因伯希和能操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后，将藏经洞中遗物全部翻阅一遍，重点在于选取佛教大藏经未收的文献、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廉价骗购大量的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和斯坦因所遗的绢画、丝织品等。这些收集品总数约一万余件，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物等入藏吉美博物馆。

1909年秋，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经南京、天津至北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观看。中国学者参观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并得知敦煌藏经洞尚有部分劫余，便以清学部的名义致电陕甘总督封存藏经洞内劫余古物，严禁外运。宣统二年（1910年）清学部咨甘肃藩司，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但在起运前王道士又转移藏匿了许多文书。在运京途中被各地宫吏窃取，遗失无数。进京后又遭官员何震彝、李盛锋等人藏掖、偷盗，将经卷中精好者悉数窃取，而将余卷一折为二，以充其数，当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共为18箱，后经整理编号计有8697号。

日本人大谷光瑞，生于京都，是日本佛教净士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尊（明如上人）的长子。早年在学习院学习。1900年赴欧洲考察各国宗教，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中亚考察收获的刺激，于1902年8月率随行赴西域，调查佛教遗迹。1903年继位为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号镜如上人。1911―1912年派遣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去敦煌，他们在莫高窟滞留近八周，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大量的摄影和调查，在莫高窟第428窟和第444窟刻划署名，并从王道士手中购得藏匿的敦煌文献四百余件。现部分入藏日本龙谷大学和大谷大学等处。

俄国人奥登堡率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于1914年考察敦煌等地。在敦煌期间，考察队绘制了443个洞窟的图纸，拍摄了二千多张照片，详细测绘了莫高窟的平、立面图，以及洞窟油画速写和彩色临摹画，又从敦煌居民手中收购了三百余件敦煌文献，并发掘了部分窟中的堆积物，获得大量写本、壁画残片、绢画、麻布画、纸画以及丝织品等，写本部分入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美术品和资料等入藏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姗姗来迟的美国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由华尔纳率领，于1924年初首次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已是空无一物，华尔纳不甘心空手而归，便把劫掠的目标转向石窟，他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石窟壁画表层，剥离了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唐代壁画精品十余幅，并连同第328窟正壁龛内左侧的一尊唐代供养菩萨塑像，掠至美国，入藏福格艺术博物馆（今转藏赛

克勒博物馆）。由于技术上的失败，华尔纳的作法实是对敦煌壁画的人为破坏，使完整的画面支离破碎，而且带回的残片，又有遗失。1925年，华尔纳又组织考察队来到敦煌，因当地民众的反对和官府的阻止，他想再次大批剥取敦煌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

§4 敦煌文献的目录 1《敦煌劫余录》

2《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 3《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续编》 4《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5《斯坦因劫经录》

6《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写卷目录》 7《敦煌汉文写本目录》 8《伯希和劫经录》

9《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 10《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11《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 1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13《敦煌遗书最新目录》 14《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15 《敦煌古籍叙录》 附录

①敦煌学论著目录：

（1）《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刘进宝编，198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2）《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卢善焕、师勤编，198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3）《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899-1984），邝士元编，198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收录论文著作6084条。

（4）《吐鲁番敦煌出土汉文文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东洋文库唐代史（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1990年3月东洋文库印行，收录截止于1989年的关于吐鲁番和部分敦煌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的中、日论著，中文657项、日文1224项。

（5）《敦煌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郑阿财、朱凤玉主编，收集1908-1997年间海峡两岸及东亚地区学者的敦煌学成果，旁及海外汉学家研究成果，共收专著、论文约12000条。2000年4月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出版。

②敦煌文献的汇编整理与刊行（1）《敦煌宝藏》

（2）《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

（3）《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4）《敦煌大藏经》

（5）《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6）《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7）《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8）《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9）《敦煌古医籍考释》（10）《瀛涯敦煌韵辑》（11）《敦煌古籍叙录新编》（12）《敦煌变文集》

（13）《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14）《王梵志诗校注》（15）《敦煌歌辞总编》

（16）《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

（17）《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18）《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20）《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21）《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5 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价值

敦煌藏经洞保存的文学作品有2类：

一、传世文人诗的抄本。如《文选》、李白、白居易等的诗赋，这些属于文人士大夫的正统文学作品；

二、俗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有讲经文、变文、缘起故事、词文、话本、俗赋、曲子词、通俗诗等。真正意义的敦煌文学应该指的是敦煌保存的俗文学作品。讲经文 佛教徒用大众化方式宣讲佛经的话本。讲经文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唱经﹐即在开讲的时候﹐先把要讲的经文唱出来﹔二是讲经﹐把唱出来的经文加以解释﹔三是唱词﹐把解释的要旨用歌赞重述演唱一次。讲经文进一步演化成为脱离佛经仅用说唱来讲唱佛教故事的变文﹐稍后又出现纯粹讲中国历史故事的变文。变文由有说有唱发展到有说无唱﹐尔后逐步为小说话本所代替。参阅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变文研究》。

[讲经文„现存数量颇多，主要有《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等等。顾名思义，讲经文是用来讲解经义的，所以文中每引一段经文而后讲解一段，讲解时有说有唱。佛经中的内容，本来有许多是具有文学价值的，特别是富有奇幻强烈的想象，而讲经人为了吸引听众，又尽量发挥其想象力，穿插丰富瑰丽的描摹和生动形象的譬喻。形式上，在讲说时大量采用赋体的形式来铺陈描写，在咏唱时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诗体，使讲经活动更富有艺术魅力，而为当时人所喜闻乐见。如《维摩诘经讲经文》讲说经文中诸天帝释、天龙鬼神等等来类毗耶城菴罗园听佛说法，云：

于是四天大梵，思法会而散下云头；六欲诸天，相菴园而趋瞻圣主。各将待从天女天男，尽拥嫔妃，逶迤摇拽（曳），别天宫而云中苑（宛）转，离上界而雾里盘旋。顶戴珠珍，身严玉佩。执金幢者分分（纷纷）云坠，擎宝节者苒苒烟笼。希乐器于青霄，散祥花于碧落，皆呈法曲，尽捧名衣。„„八部龙神，望金仙而启首；龙王龙兽，赫示威光；龙子龙孙，腾身自在。跳踯踊跃，广现神通。不施念怒之容，尽发慈悲之愿。更有三头八臂，五眼六通，掣霜剑而夜目藏光，挂金甲而朝霞敛耀。呼吸毒气，鼓击狂风。得海底之沙飞，使天边之雾卷。掷昆仑上（山）于背上，纳沧海水于腹中。眼叙走电之光，只（口）写血河之色。总来听法，皆愿结缘。„„

这长段的铺设，想象瑰奇，辞藻华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引自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变文 变文是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对“变”字的解释，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和推测，或认为是梵文citra（图画）的音译，或认为是“变更”、“神通变化”等义，或认为是佛教语“因缘变”（因果变换）的简称，迄无定论。现存变文的内容主要是三类：一是演唱佛经故事的，二是演唱历史故事的，三是演唱民间传说的。后二者往往相互渗透，即历史故事多带有传说色彩，民间传说常牵扯历史人物。另外有一种比较特别，数量也少，是演唱当时重大事件的。（引自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因缘 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度化众生的故事。与本生故事的区别是：本生只讲释迦牟尼生

前故事；而因缘则讲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前世或今世之事。词文 就是故事诗，一韵到底，由一个人演唱。内容主要取材于史传故事、民间传说，并吸收了民间歌谣的养分，而没有发现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季布骂阵词文》是词文的代表。亦题作《捉季布传文》，通篇为一韵到底的七言诗，长达三百二十韵，四千四百多字，可以看作我国至唐代为止最长的一首叙事诗。这篇词文述季布在战阵之上痛骂汉王，后汉王灭楚后悬重赏捉拿他，他历尽艰险，终于依靠自己的机智逃过厄运，还被封为乔州太守。全诗故事曲折，铺叙细致周密，并且不带丝毫神怪色彩，是敦煌说唱文学中艺术性较强的作品。话本 是唐代民间“说话”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其特点是以散文叙述为主，间有少数诗词，并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其中如《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这类话本小说为研究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和宋元话本小说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探索途径。俗赋 《韩朋赋》的本事原见于晋干宝《搜神记》，叙述韩朋、贞夫夫妇在宋王迫害下坚贞不屈，双双殉情而死，化为连理树、鸳鸯，并杀宋王报仇的故事。赋中对他们夫妻感情之虽死不泯作了比原作更多的富于幻想的描写。此赋文字古朴，又多用古韵，研究者或认为是隋以前流传下来的。《燕子赋》是一则动物寓言，写黄雀强占燕子之巢，燕子向鸟王凤凰控诉，凤凰遂拘来黄雀杖责囚禁。此赋上承六朝伪托宋玉的《讽赋》、曹植的《鹞雀赋》等杂赋，以鸟类拟人为俳谐寓言。赋中对黄雀的欺软怕硬和油嘴滑舌有生动的描写。曲子词 唐五代民间歌词 8 通俗诗 王梵志诗 可以参考：

刘进宝《敦煌学述论》或者《敦煌学通论》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伏俊琏《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伏俊琏《敦煌文学文献丛稿》，中华书局，2004年8月北京第1版

第九讲 西文工具书概述

§1 工具书评介书刊 §2 书目 §3 索引 §4 百科全书 §5 传记资料 §6 地理资料 §7 年鉴、手册

§8 机构名录（附会历）§9 语文词典 §10 统计资料 §11 政府出版物

§12 数据库与声像资料

第十讲 文献知识的实践—论文的撰写

§1 研究课题的选择与写作计划的制定 1-1 课题类型

开创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 发展性研究（延展性的）研究已经研究过的 1-2 课题选择的原则与方法

①课题选择的原则----客观上有意义的；主观上有见解的

研究课题选择的原则很多，但最基本的是以下几条：

⑴科学性原则

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指选题必须有事实根据或理论根据，必须符合科学原理和事物发展规律，而且课题研究要有科学价值。课题研究的科学价值是指：①在某个领域中的新发现、新创造；②空白的填补(新课题的确立与研究，会对某些领域某些短缺和空白给以补充)；③错误的纠正(新课题的确立和研究，会纠正某个领域某些不正确的观点)；④前说的补充(新课题的确立与研究，会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发展，使前人的研究更趋丰富完善)；⑤有助于研究者养成良好的科学研究的意识、习惯、态度、规范及思维方式。遵循科学性原则来选题，可以保证课题研究的方向正确无误。因此，不选从根本上违反科学原理的课题，如永恒能源、永动机等课题，也不选纯属荒诞迷信的课题。⑵兴趣性原则

所谓兴趣性原则，就是指选题要根据个人兴趣来确定。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和从事某项活动的意识倾向，是课题研究能否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某个人对所选课题感到有兴趣，就会觉得课题研究完全是一种自我需要，是自己的课题，在行动上会主动多加思考，课题研究的责任性和主动性会油然而生，研究的内驱力和成功的渴望也会随之增加。反之，如对课题不感兴趣，淡然处之，就不会对课题研究倾注自己全部心血，课题也就

不易获得成功。古今中外，这方面事例不胜枚举。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古多尔，从孩提时代起就对动物产生浓厚兴趣，小时候钻进鸡窝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为的是要看母鸡究竟如何下蛋。她刚满8岁，就打定主意长大要去非洲与野生动物为伍。当她18岁中学毕业时，毅然动身去非洲考察黑猩猩，终于在动物研究史上第一个初步揭开野生黑猩猩的行为奥秘，登上动物行为研究课题的最高峰。所以，在选择课题时，有必要考虑自己的兴趣。但是仅仅把兴趣作为选题的惟一依据也是不行的。兴趣毕竟只是一种热情，不太稳定，变化也比较快，应该在考虑兴趣的同时，根据自己的才能、特长和社会需要，全面权衡后作出选择。

⑶需要性原则

所谓需要性原则，就是指选题必须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科技自身发展趋势的需要。为消灭鼠疫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我国著名蚤类学家李贵珍在大学里学的是生物．之所以会从成千上万种生物中选择跳蚤作为自己终生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是大学毕业后，看到贵州鼠疫流行，大量病人死于鼠疫而做出的选择。瑞士大数学家、力学家欧拉选择研究课题时，十分注意社会需要。为了促进航海事业的发展，他就选择研究潮汐理论和船舶的航行与设计，写出了

《航海科学》和《船舶制造和结构全论》等专著；为了用天文方法决定船只在海上位置，他就选择月球运动作为研究课题，写出了《月球运动》专题研究论文。

选题不仅要满足社会发展的当前需要，还要注意有远见，要选择适应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的课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新兴学科的有关课题。因此，不但要掌握当前社会发展的潮流，还要了解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看清学科发展的方向。尤其要注意的是边缘学科、交叉技术等领域，那更是一片待开垦的荒地，是课题研究的用武之地。

⑷创造性原则

所谓创造性原则，就是指选择确实是其他人没有提出过的，或者是别人没有解决以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要能体现出先进性和新颖性。创造性是课题研究的生命，也是课题选择的一条根本原则。它体现了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它能确保预期的课题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创造性的课题研究成果应当是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发明，对所研究的某个领域有新的贡献。根据这条原则，在课题研究的选题时应该尽量考虑其是否具有新发现以及能否对实际有新指导作用或产生新工艺、新技术的可能性。⑸可行性原则

所谓可行性原则，就是指选题必须在实际具备的，或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主、客观条件下进行。选题固然要考虑价值，但价值要有必备的主、客观的研究条件去保证。正如伟大导师恩格斯所教导的那样：“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研究课题的选择，只能建立在主、客观研究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否则将一事无成。因此，选题需充分注意到可能性的问题，要对主、客观研究条件作充分的估计分析。

主观研究条件，主要指研究人员相对所要研究课题的自身科研能力、知识基础、学术水平、专业特长等方面的具备状况。它反映了研究人员对所选择的研究课题的掌握、驾驭程度。

客观研究条件，主要指课题研究活动所必须具备的设备仪器等物质条件以及必要的研究经费、指导力量和协作力量的配置和图书情报、音像资料等诸方面。课题研究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首先必须得到保证。否则，课题研究就无法进行。

(6)效益性原则

所谓效益性原则，就是指选题必须考虑投人与产出。要求投入少，见效快，产出大。在当前我国国力有限，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科技的情况下，效益性原则是选题时应该引起重视的一条原则。②课题选择的方法---做好调查研究和限定工作

如何根据课题选择的原则来具体选择研究题目呢?课题选择并没有统一的方法，但可以从以下介绍的几个方法中，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加以选择。

⑴从实际生活中选题

社会实际生活为课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也是研究课题选择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源泉。课题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⑵从资料提供的参考题中选题

研究课题来自生活实际，并不等于所有研究课题的选择都必须到生活实际中去寻找。大家可以借助于前辈的研究，从他们在各种书本等有关资料中所提出的一些参考选题，甚至“难题”中获得课题研究的有关选题信息。这样可以少走弯路，直接了解有关学科当前迫切需解决，或至今还未解决的研究题目，使研究课题更具有针对性和前沿性。

我国著明学者侯振铤就是从一本《排队论》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研究课题的，从而在系统工程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伟大导师马克思也是针对当年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有关书刊中所提出他无力解决“将劳动价值论与平均利润率存在这一事实协调起来”的问题，作为自己研究课题，最终提出“生产价格学说”理论，对李嘉图提出的难题作了圆满的解答。

国际上得“菲尔奖”的20多位数学家中，不少也是由于解决了“希尔伯特问题”中的某个问题或历史遗留下来的其他难题而获奖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同样也是由于解决了“歌德巴赫猜想”中的某些难题，而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因而，从书本等有关资料提供的参考题中选题也不失是一个好方法。当然书本等资料所提供的参考题，尤其是“难题”，往往难度较大，不容易攻克。

⑶从对已有的观点和结论的怀疑中选题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存在的东西虽然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换，不一定都是最佳的。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某些已有的观点和结论，寻找它的缺陷、矛盾，尤其是不适应之处，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爱因斯坦当年就力排众议，用批判的观点，对牛顿的时间和空间的公式进行怀疑，他重新考虑全部问题，尤其在高速情况下，发现了牛顿时空观有很多不适应之处值得加以修正，于是提出自己的狭义相对论思想，萌生了爱因斯坦的时空观。纵观中外科学史，许多学者从已有的观点和结论的不完备和不适应处着眼，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开展深人研究，终于取得了一个个辉煌的成果。亚里斯多德的结论之被驳倒，燃素说之被推翻，心理学气质的体液说之被否定„„都是有力的例证。

⑷从学术争论所提出的问题中选题

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对同一对象、同一现象、同一过程，往往存在着不同看法、不同观点乃至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种学术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是学术繁荣的表现。这种认知不统一、不平衡，本身就是推动学术深化发展的一种原动力。

各种不问观点、看法和争论碰撞，往往会产生新的智慧火花，会推动学术向纵深发展。著名文学家肖伯纳讲过，你有一只苹果，我有一只苹果，交换一下每人还是一只苹果。但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交换一下就是两种思想。其实，此话也不全对，从某种意义上讲，交换一下可能不止两种思想，各种思想的撞击有时会产生3种、4种不同思想。科学史表明，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往往都是把自己研究课题的选择放在学术争论的问题上，这样就使自己的课题研究建筑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而且研究课题的学术性和价值性也必然会得到保证。纵观历史，光的微粒说与波动说之争，热的本质之争，燃素说与氧化说之争，物种不变论与进化论之争„„都曾是历史上有名的学术之争。了解争论的历史、现状及争论的焦点，乃是发现问题的重要途径。在19世纪90年代，生物学有关支配胚胎细胞变异的因素有两大派不同观点的争论，一派主张是内在的遗传因素，另一派则认为是外在的环境因素。摩根就从这争论中着眼，选择了关于胚胎细胞变异因素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为生物学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教育学领域，有关课程建设的依据，在学术上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三大派观点，即社会本位学派、学生本位学派以及知识本位学派。⑸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反常”现象中选题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时也会产生出一些“反常”现象。这些所谓“反常”现象无非是与正常情况出现时情况不同。任何现象的产生必有其根源和成因。人们往往对一些偶然出现的“反常现象”不屑一顾，或者没加以足够的关注。但如能为人所不为，注意别人不注意之处，深人解剖、研究，往往也能出奇制胜，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世界上根据工作和生活中的“反常”现象选择研究课题而取得成功的事例也不少。当年冯·卡门在老师指导下进行流体力学实验，研究“流动分离”课题。冯·卡门在从事这个课题时，观察圆柱后面水的流动分离。但他在实验中却发现一个“反常”现象，即圆柱后面的水始终不稳定。这个现象虽与老师指导的“流动分离”课题无关，但卡门认为产生这个“反常”现象一定有自然规律在起作用。于是，他就把这个工作中遇到的“反常”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经过认真观察、探索、研究，终于发现了“卡门涡流”这一规律。

还有一些研究地震的工作者，将地震前一些动物的“反常”行为作为研究课题，终于得出动物某些“反常”行为与地震爆发的关系，为人类提供地震发生的预兆，为避免和减少地震带来的灾害，加强地震前的预报做出了贡献。因此，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一些意外现象，即“反常”现象，不要轻易放过，抓住它并加以研究，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从“反常”现象中提出问题，其实质也是要通过偶然现象，去探索、发现隐藏在背后的起必然性支配作用的规律。因而，“反常”现象也可以为大家选择研究课题，提供丰富内容。

（6）从指导教师推荐的课题中选题

这是选择课题研究题目的一种最便捷的方法。由于指导教师经验比较丰富，多年从事课题研究工作及对学生的课题研究的指导工作，十分熟悉学生的基础、水平和能力，容易判断和估计相对不同学生，什么样的课题最有希望获得成功。因此，指导教师推荐的课题由于“知己知彼”，课题的针对性、难易程度往往最能适合学生的实际。同时，学生如果从指导教师推荐的课题中去选题，指导力量也往往同时能得到落实，最容易得到相关教师的指导和帮助，所需要的设备、材料往往也是学校最能提供保证的，有利于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⑺从命题的限制词中选题

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科学命题中往往带有一类限制词，例如“在一定条件下”、“相当程度上”、“在某种范围内”、“在确定的时间内”„„对这些限制词的具体范围的寻找和确定，例如，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在多大程度上，在哪种范围内，在具体什么时间范围内„„也可以构成相应的研究课题。通过对这些限制词的具体化、确定化，会对原先那些科学命题有更深刻的理解，甚至还会获得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研究课题的选择方法还有很多，可以去验证某种理论，或者为已经建立的理论中未曾回答的问题寻找实际依据；可以从对他人著作、理论的讨论或检验中去选题；可以针对研究的测量、统计和评价中的差错进行新的研究；可以对古老经验事实进行理论解释；可以对失败进行分析总结；也可以对同一课题采用新的角度（如用新的侧面、新的材料或提出新的见解等等)去研究„„

1-3 写作计划的制定

课题的提出及其内容的阐释 研究目的和具体要求的说明 时间的估定

工作步骤的安排 物力、财力的预算 分工的说明

§2 课题的研究—资料的占有、阅读与整理 1 资料的占有

观察 实验 调查 利用图书情报机构 2 资料的阅读和整理 略读、细读、精读、速读 剪贴、复印、做笔记 §3 论文的写作 3-1 行文

执笔前：确立观点、选定材料、安排材料 起草： 构段、表达、语言 3-2 定稿

3-3 注意事项

标点符号、文献列出格式

第四篇：中医文献学总结

概论

1.1984年4月1日国家标准局公布实施的文献标准定义是——“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2.文献含有三大要素：记录有知识、依附于一定的载体、有一定的记录手段或方式。3.知识范畴属于中医学领域的文献，即为中医文献。

4.中医文献学是探究中医文献的学术源流，探究整理、研究、利用中医文献的方法及其理论的一门学问。中医文献学主要研究中医文献的著录、考订与整理，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内容。

5.中医文献学的研究方式：①善本影印：文物、艺术、学术价值较高，刻印与抄写较好的版本。②类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方法加以编排，以便于应用的一类工具书。③从书：编集各种单独著作而冠的总名。6.P4

第一章 中医文献的载体于形制

1.文献载体是指用来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

2.甲骨文：是在殷商时代用坚硬的契刀凿刻于龟甲或兽甲上的，故甲骨文又称为“契”、“契文”、“殷契”、“殷文”等。

3.金文：主要是指青铜器上的铭文。

4.金文多铸于乐器钟、礼器鼎，故又称“钟鼎文”。其中大多是凹下的阴文，称为“款（刻）”；也有一些是凸出的阳文，称为“识”。5.缣——细绢。帛——丝织品的总称。

6.简牍：简是狭长的竹片。牍是比简更宽大的木片，二者经过加工后作为记录文字的材料。7.卷轴是纸张（纸卷、卷子）发明至雕版印刷术发明之间盛行于六朝隋唐时期的主要文献载体和书籍形式。

8.书籍制度：为了避免散乱，将各种载体的文献加工装订成一定的形式，便于阅读保存，这就是文献的装订制度。

9.根据中医文献的具体历史情况，古医籍的装订制度可分为简策、卷轴、册叶三种。10.简策制度是将竹木简牍用编绳串联成策，予以保存的制度。11.卷轴制度是将帛书或纸叶用书轴卷成卷子，予以保存的制度。

12.册叶制度是将纸卷、写叶或印叶用各种方法装订为整册，予以保存的制度。13.册叶分为：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

第二章 中医文献的目录

1.目录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的一种揭示与报导文献的工具。2.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3.正文：是一部目录的主体，有著录、提要和小序3部分组成。

4.提要：也称叙录、解题、书录，是用以揭示与报道图书文献的有效方法之一。5.提要分为：叙录体提要、传录体提要、辑录体提要。

6.小序：是指各种分类编排的目录书中的部序和类序，是和总序（前言）相对而言的。7.官修目录：是由政府组织人员调查国家藏书之后修撰的国家藏书目录。

8.官修目录的特点：著录完备，包罗宏富，且多是综合性目录，篇幅较大，收录较全。9.史志目录：是指史籍中含有的目录，包括史书目录和方志目录。10.史志目录的称谓：“艺文志”、“经籍志” 11.私家目录：是指个人编撰的私人藏书目录。12.我国历史上最早编修私人藏书目录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

13.《医藏书目》由明·尹仲春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专科书目。14.《中国医籍考》，（日本）丹波元胤编，收辑我国自秦汉至清道光年间历代医书2383种。15.《宋以前医籍考》，（日本）冈西为人编，该书收集我国宋代以前已佚和现存的医书1860种。

16.《中国医籍通考》，严世芸主编，该书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医古籍目录，共收书9000余种。

17.《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薛清录主编，收录了全国150个图书馆馆藏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13455种，是迄今为止收录范围最广、种类最多的中医书目。

18.《四库全书总目》是由《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人遵照乾隆的旨意，将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所撰写的采入和未采入的古籍提要汇编而成。全书200卷，其中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6793种，93551卷。本书卷一百零三至一百零四子部十三至十四为医家类书目，著录医书97部，1816卷。子部十五为医家类存目，著录医书94部682卷。

第三章 中医文献的版本

1.版本：一书经过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本子。

2.版本学：是研究书籍的版本特征和差别，比较其异同，鉴别其真伪优劣，并从中总结工作 规律和方法，指导版本利用的一门科学。

3.板框：是勾勒刻印文字的外文轮廓线，也就是书版的四周。4.栏线：书版四周的界线称为“栏线”。5.上栏外称为“天头”，下栏外部称“地脚”，在书版板框左右栏外上角有一个小长方格，像耳朵，称为“书耳”、“耳格”、“耳子”。

6.界格：书页中行与行之间的界限，亦称“行格”、“界行”。7.红色的界格称“朱丝栏”，黑色的界格称“乌丝栏”。8.行款：指书页中正文的行数和字数。

9.版心：一张书页的正中间部分，称为“版心”、“中缝”，也称“书口”、“版口”，正处于折叠的部分。

10.白口黑口：在版心上下两端至边栏，未印有黑线的称“白口”，印有黑线的称“黑口”，黑线粗的称“大黑口”、“粗黑口”、“宽黑口”，特别粗阔，形成长黑块，黑牌的，称“阔黑口”。

11.鱼尾：在版心约1/3处的上端或下端，或上下两端，常刻有状似鱼尾形的记号。12.象鼻：说法不一

13.口题：上鱼尾下端的版心，刻有书名、卷数、页数，这类文字称为口题。

14.框内提行：遇到本期或帝王有关的避讳字或名词时，在框内另起一行，称为“框内提行”。15.经过清理眷抄后的书稿，称为“清稿”。

16.中央官刻本：监本、经厂本、殿本、内府本、藩本。17.家刻本：亦称“家塾本”，是指私人出资刻印而非出售牟利的。

18.坊刻版：凡以刻书经商者，不论其字号称为书棚、书铺、书堂、书肆、书店、书局等，所刊印出售的书通称为坊刻本。

19.根据印书质量状况不同，计有精刊本、影刊本、写刻本、邋遢本等。

第四章 中医文献的校勘 1.校勘：指利用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或与该书有关的文献，通过比较核对和分析推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文字错误。校勘多用狭义。P68 2.校勘学：是研究其历史、方法、理论及其规律的方法。3.1057年-1069年12年时间校注医籍十部：68 4.脱文：又称脱、夺、夺文、漏、阙、阙文，是指古籍在超抄刊刻过程中缺失的文字。5.讹文：是指古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错字。

6.衍文：指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多出的文字，或称衍、羡文、剩文、剩。7.倒文：又称倒，指古书在抄刻过程中颠倒的文字。

8.错简：原指秦汉以前竹木简次序错乱而形成的大面积文字颠倒，把古籍中一切位置错乱而相距较远者，统称为错简。

9.校勘的基本方法：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

10.校勘记：将校勘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的结果，用文字的形式逐条记录下来，附载于已经校勘的古书中，这就是校勘记。

11.校勘记：将校勘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的结果，用文字的形式逐条记录下来，附载于已经校勘的古书中，这就是校勘记。

12.死校法：这是古代校勘家常用的校勘方式之一，它不直接改动原书中的文字错误，而是把各种异文在校勘之中一一列举，让读者自己甄别正误。

13.活校法：它是根据一书不同版本及其相关的资料，校出底本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同时在校勘记中说明校改的根据。

第五章

1.伪书：是指作者不真、年代不实及内容假造的古籍。

2.伪书的形式：①依托上古，以迎合世俗厚古而薄今的心理，如《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②或前书已佚，托名先世之作而伪造，如所谓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③或因名声不显，伪托于名家以重之，如陈修园的《医家三字经》，始曾托名叶天士；④或不便署真名而伪造姓名或托名古人者，如房中术诸书

3.辨伪：辨别伪书的年代和作者的真伪。

4.辨伪的方法：①查考历代书目；②分析书中内容（从药名考辨、病名、方剂、地名、避讳、器具、学术观点）；③研究语言特点；④考辨引用文献；⑤考订作者生平；⑥综合应用举例。5.逸书：这种原有其书而后世毁亡、散失不传的书，即为佚书。

6.佚文：被同时代的或后时代的古籍抄录、引证、整理，现已散失的书籍中的文字。

7.辑逸：根据现存文献中存留的各种古籍佚文，通过搜集摘录、考校整理、汇聚编排等工作，使佚书全书或部分复原，这一工作称为辑佚，也作“辑逸”。

8.辑佚工作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形式：狭义的辑佚，即单纯的辑佚书；广义的辑佚，除上述辑佚书外，还包括辑佚文。其一是辑补缺佚；其二是辑补脱佚；其三是辑拾漏佚。

第五篇：中国文献学作业

《中国文献学》作业：

1、解释牛弘五厄

2、说明《汉书·艺文志》文献分类的特点

3、唐宋时期有哪些重要类书

4、校勘的常规方法

要求：尽量手写，论文答辩前交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

1.“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书自六 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朝后复有五厄。朝后复有五厄。”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胡应麟《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胡应麟后五厄 隋末广陵焚书 唐安史之乱 唐末战乱 北宋靖康之灾 南宋绍定之祸 “隋开皇之盛极 矣，未几皆烬于 广陵。秦始皇下令焚书，坟籍扫地皆尽，此为第一厄；王莽末年，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为第二厄；汉献帝移都时，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此为第三厄； 刘曜、石勒覆灭京华，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为第四厄；周师入郢，梁萧绎悉焚典籍于外城，此为第五厄。见《隋书·牛弘传》 五厄指书籍被焚毁的五次厄运。即： 秦始皇 下令焚书，坟籍扫地皆尽，此为第一厄； 王莽 末年，长安 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为第二厄； 汉献帝 移都时，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此为第三厄； 刘曜、石勒 覆灭京华，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为第四厄； 周 师入 郢，梁 萧绎 悉焚典籍于外城，此为第五厄。见《隋书·牛弘传》。宋 周密 《齐东野语·书籍之厄》：“世间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隋 牛弘 靖请开献书之路，极论废兴，述五厄之説，则书之厄也久矣。”

序，对先秦、秦汉学术思想的源流和演变，都作了简明的叙述。可以想见，班氏对《七略》做了些删繁取要的工作，加上吸收刘氏观点及掺以自己学术见解而成之。其辨章学术、考竟源流之功，不可磨灭。

3、类书早在汉代已经有了萌芽，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类书，是三国曹魏时期(220～222)魏文帝曹丕下令编纂的《皇览》，是一部规模约有800万字的大书。此后历代类书编纂相延不辍，规模越来越大。类书编纂需要征引大量书籍，投入许多人力，故历史上大型类书多由皇家主持编纂。择其要者，三国时期有《皇览》。南齐时有《四部要略》1 000卷。唐代武德年间有《艺文类聚》100卷，贞观年间有《文思博要》1 200卷，圣历年间扩充为《三教珠英》1 300卷。宋代有《太平御览》1 000卷，《太平广记》500卷，《册府元龟》1 000卷。明代有《永乐大典》22 877卷。清代有《渊鉴类函》450卷，《骈字类编》240卷，《子史精华》160卷，《佩文韵府》444卷，《古今图书集成》10 000卷。这些都由皇家主持编纂。私纂的类书种类和数量更多，只是规模较小而已。

初唐的诗歌总集，差不多都是类编的，如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和僧慧净《续古今诗苑英华》。《玉海》卷五四引《中兴馆阁书目》谓慧净书乃续刘书所成。慧净撰书事见《续高僧传》卷三：“净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并录刘孝孙所作序。可见此二书关系密切，体例也应相同。《大唐新语》卷九云：“（时）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净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此部佚名编选的诗集编排方法为“以类相从”，且与《续古今诗苑英华》面貌相近，据此可知《古今类聚诗苑》、《续古今诗苑英华》二书确为类编诗集。

中唐时期的类编诗集有李吉甫所编的《丽则集》。《郡斋读书志》卷二○论此书曰：“集《文选》以后至唐开元词人诗，凡三百二十首，分门编类。贞元中，郑余庆为序。”④晚唐时期出现了一部规模极大的唐人选唐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尊杜选本，即顾陶编选的《唐诗类选》。《唐诗类选序》中谈到了全书的收录范围与编撰体例：“始自有唐，迄于近末，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命曰《唐诗类选》。篇题属兴，类之为伍，而条贯不以名位毕崇、年代远近为意。骚雅绮丽，区别有观。”⑤全书以类相编，各类之中也不以年代先后为序。

北宋时编撰的类编诗集依然不少，如《郡斋读书志》卷二○云：“《唐宋类诗》二十卷。皇朝僧仁赞序称罗、唐两士所编，而不详其名字。分类编次唐及本朝祥符以前名人诗。”南宋时期类编诗集大盛，出现了题为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最早的一种《千家诗》。还有赵孟奎所编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和宋末元初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

《大唐创业起居注》《大唐西域记》《唐会要》《唐六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城志》《舆地纪胜》《贞观政要》《梦溪笔谈》《挥麈录》《东东京梦华录》《北堂书钞》《译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

【类书】辑录汇集资料，以利寻检、引用的一种古典文献工具书。其体例有集录各科资料于一书的综合类和专收一门资料的专科类两种。编辑方式，一般分类编排，也有按韵、按字分次编排的。现存著名的类书有：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4、(1)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者，即是此法。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优点是还祖本以本来面目，缺点是比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异同，不校是非，只要与祖本相异，即照祖本改正。

对校法的底本选择，最佳者为祖本。祖本即是原稿的写定本。历来各本都是从它直接或间接传抄刊刻出来的。原稿不存，其次是初刻本。这就是校勘珍贵宋元旧刊的原则。底本确定后，再考查所用对枝本与祖本的渊源递增关系，校记异同作区别对待。与祖本同源之对枝伞主要作参答，与根本不同源之本的异同为校记重点，这样才能使校记简洁。

(2)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行文互校互证，以决择其异同，校正讹误。此法适于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则不能本校。先秦古籍大多非一时一人之所作，则不能本书前后自校。《6tZ》先秦部分多用旧文，西汉部分多用档案，且又为父子相共之作，就不能用本校法统一异同。前人用本校法取得显著成绩的宋吴经的《新唐书纠谬》和清汪辉祖的《元史本证》。其所纠谬可视为史学研究，但不能据此去改动原错：因校勘是恢复祖本原貌，而不是替原作者改错。

(3)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本书内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法用力较劳，范围较广，非有较深阅历者，难以运用。

在他校中尤需注意，古人引书不严谨，常有删节和改动，又类书、古许皆经过转手，摘引亦多不严谨。除非大误或有版本根据，一般不宜以他书校改本错，可以备列异同写入校勘记以供参考。

(4)理校法。即在无祖本或他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法。这种方法最难，也最容易出错误。陈垣说：“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校勘之事，看似雕虫小技，仿佛人人可为，实则确非易事，它要求从事校勘之人，应具有全面的文化史知识和深厚的文

5、一、表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说明、议论

二、表现手法：象征、对比、烘托、设置悬念、前后呼应、欲扬先抑、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联想、想象、衬托（正衬、反衬）

三、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引用、设问、反问、反复、互文、对比、借代、反语

四、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五、记叙顺序：顺叙、倒叙、插叙

六、描写角度：正面描写、侧面描写

七、描写人物的方法：语言、动作、神态、心理、外貌

八、描写景物的角度：视觉、听觉、味觉、触觉

九、描写景物的方法：动静结合（以动写静）、概括与具体相结合、由远到近（或由近到远）

十、描写（或抒情）方式：正面（又叫直接）、反面（又叫间接）

十一、叙述方式：概括叙述、细节描写

十二、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十三、说明方法：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作比较、下定义、分类别、作诠释、摹状貌、引用

十四、小说情节四部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十五、小说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具体环境

十六、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十七、议论文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

十八、论据分类为：事实论据、道理论据

十九、论证方法：举例（或事实）论证、道理论证（有时也叫引用论证）、对比（或正反对比）论证、比喻论证

二十、论证方式：立论、驳论（可反驳论点、论据、论证）

二十一、议论文的文章的结构：总分总、总分、分总；分的部分常常有并列式、递进式。二

十二、引号的作用：引用；强调；特定称谓；否定、讽刺、反语

二十三、破折号用法：提示、注释、总结、递进、话题转换、插说。

二十四、其他：

（一）某句话在文中的作用：

1、文首：开篇点题；渲染气氛（记叙文、小说），埋下伏笔（记叙文、小说），设置悬念（小说），为下文作辅垫；总领下文；

2、文中：承上启下；总领下文；总结上文；

3、文末：点明中心（记叙文、小说）；深化主题（记叙文、小说）；照应开头（议论文、记叙文、小说）

（二）修辞手法的作用：（1）它本身的作用；（2）结合句子语境。

1、比喻、拟人：生动形象；

答题格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对象＋特性。

2、排比：有气势、加强语气、一气呵成等；

答题格式：强调了＋对象＋特性

3；设问：引起读者注意和思考；

答题格式：引起读者对＋对象＋特性的注意和思考

反问：强调，加强语气等；

4、对比：强调了……突出了……

5、反复：强调了……加强语气

（三）句子含义的解答：

这样的题目，句子中往往有一个词语或短语用了比喻、对比、借代、象征等表现方法。答题时，把它们所指的对象揭示出来，再疏通句子，就可以了。

（四）某句话中某个词换成另一个行吗？为什么？

动词：不行。因为该词准确生动具体地写出了……

形容词：不行。因为该词生动形象地描写了……

副词（如都，大都，非常只有等）：不行。因为该词准确地说明了……的情况（表程度，表限制，表时间，表范围等），换了后就变成……，与事实不符。

（五）一句话中某两三个词的顺序能否调换？为什么？

不能。因为（1）与人们认识事物的（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由现象到本质）规律不一致（2）该词与上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3）这些词是递进关系，环环相扣，不能互换。

（六）段意的归纳

1．记叙文：回答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什么事

格式：（时间＋地点）＋人＋事。

2．说明文：回答清楚说明对象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格式：说明（介绍）＋说明对象＋说明内容（特点）

3．议论文：回答清楚议论的问题是什么，作者的观点怎样，格式：用什么论证方法证明了（论证了）＋论点 献学功底，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