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吕不韦与秦帝国的关系[五篇材料]

第一篇：我看吕不韦与秦帝国的关系

我看吕不韦与秦帝国的关系

关键字：吕不韦、秦国、秦始皇

提要：在秦的统一全国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贤臣为大秦帝国的产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其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商人出身却与秦帝国有着更为微妙的关系，他的名字叫做吕不韦„„

正文：公元前221年随着中原最后的一个诸侯国被灭，在中国这片沃土上产生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秦，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叫做秦始皇。当然，在秦的统一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商人我们不得不注意一下他，他可以说的上是世界上最为聪明的商人之一，也可以说他真正的叫我们意识到了实际上商品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我们还可以说她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投机商人之一，他的名字叫做吕不韦。

如果说没有那次在赵国的大街上发现了落魄的秦国公子子楚的话可能吕不韦也就不会在历史上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了，或许那时候吕不韦在《史记》中充其量也就是被写成一个豪商巨贾，至于说政治地位就没有什么可以评论的了。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一旦发生就不会再有什么假如，因为与秦国公子子楚的相遇所以吕不韦的命运就此发生了一个相当大的改变，仅在史书上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史记》中太史公是这样介绍吕不韦的出身以及职业的“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用一句话就可以简单的介绍了，那足以证明商人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吕不韦的主要方面，至少说吕不韦的买卖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物物交换或者是钱物交换，如果非要加上一个名词的话我想应该算是一种早期的权钱交易，不过这种权钱交易中钱的部分是在子楚得权之前就已经付过了，我想其形式应该是很像现在西方国家的总统选举中各大财阀对于总统的物质支持，不过现代财阀们支持的那个总统候选人是在选举前就很有作为的人，而那时的子楚却是郁郁不得志的，更为令人感到有些意思的是当时的子楚作为秦派到赵国的人质可以说非常可能被赵王一怒之下整的身首异处，但是就是那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的吕不韦依旧会全力的帮助子楚在国内得到权势，足可以看得出吕不韦过人的眼光以及胆识。其中帮助子楚得到王位的过程还是很漫长的，先是让子楚成为华阳夫人的义子，接着帮助子楚得以成功返回秦国，接着秦国的两次变故彻底成就了吕不韦想要从政的愿望——秦国的两代国君相继过世，而在子楚继位之后命运又给了吕不韦又一次的惊喜，子楚又过早的离开了人世而继位的就是那个日后秦帝国的建立者秦始皇嬴政，而这个嬴政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吕不韦可能有着骨肉关系，身为相国的吕不韦此时已经是食十万户秦朝重臣成为了秦帝国中权力的的一极。此时的吕不韦可以说得上是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些利润，似乎那笔买卖已经成功到不行，但是命运又和吕不韦开了一个玩笑，赵姬与嫪毐之间的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暴露，作为引荐嫪毐的人吕不韦也受到了牵连，从而官职被降，但是那只是一个开始，在秦那样的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度是不允许出皇帝以外有第二个权利极的存在的，又经过种种事情之后吕不韦被秦始皇赐酒而死，就此结束了吕不韦那极具传奇的一生。

实际上从上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实际上吕不韦一生都是在做着一笔他感觉获利极高的买卖，而这笔买卖可以说得上一直就是发生在秦赵统治者阶层的，由此看得出吕不韦的眼光与胆识。同时我们也应该要承认虽说吕不韦是卫国人家族的产业是兴起于赵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吕不韦的一生与秦国有着最大的关系，且不说其他的方面，仅在于君主关系方面吕不韦就与两个秦国的君主有着关系，与子楚的关系我想应该算得上是子楚为谋求政治地位而选择的经济支持者，尽管在这个过程上子楚是被吕不韦选中的。而另一个秦国的君主自然就是秦始皇嬴政，可能大家也都有一定的耳闻那就是赵姬在被赠给子楚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了身孕了，所以我们在此暂且说他们应该算的上是一种绯闻父子关系，当然这个问题在下文还是会有一定的讨论。仅就此我想我们接下来关于吕不韦于秦国的关系的讨论就是有必要的也是有话可谈的。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吕不韦对于秦国统治者人选的影响。上文我们已经说过了，子楚的继位可以说得上是吕不韦一手策划发生的。首先作为秦国公子，子楚基本上不大可能继承王位，在战国时期基本上公子继承王位有两点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第一种就是公子的母亲是否得到王的宠爱，此时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这位可怜的秦国公子的身世了，我们的秦国公子子楚的母亲是夏姬，而当时子楚的父亲也就是当时的秦国太子最为宠爱的那个夫人名曰华阳夫人，自然在这一方面子楚基本上是不可能继位的。第二种就是这个公子非常被国君宠爱，可惜这点子楚绝对是不可能占有的，这点我们可以随便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当吕不韦在赵国见到子楚的时候子楚正在作为人质，而且当时的生活极其的困苦。我们进从此就可以看得出子楚基本上就是那种在秦国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那种可怜人。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子楚作为人质被送到赵国之后秦国仍然进攻赵国可以看得出秦国方面跟本就不在乎这个公子的死活，而赵国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秦国违背当初的诺言的时候赵国本来有权利杀掉子楚但是赵国没有，不是因为赵国仁义其中最为主要的的因素就是赵王也看得出自处在秦国的地位自然也就懒得杀掉他了。由以上的两种理由我们可以看得出关于子楚想要继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吕不韦的存在使子楚前两者条件都满足了。首先老天有帮子楚与吕不韦，那就是没有给华阳夫人一个儿子也没有，这自然也就没有一个人去与子楚争做华阳夫人儿子的名额，在经过吕不韦对于华阳夫人的一番说服之后华阳夫人同意将子楚收为自己的义子，这也就为自出日后成为太子创造了条件。而在第二项条件的满足上吕不韦更是煞费苦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子楚一直在赵国的话那秦王再怎么赏识子楚对于子楚继承王位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毕竟秦王不可能将自己的继承人放在帝国。在这一阶段上吕不韦不但买通了秦国的重臣使秦王有了迎回子楚的念头，同时吕不韦又买通了赵国的重臣说服了赵王使子楚归国成为了可能。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如果老的秦王们都长命百岁的话可能吕不韦再多的努力也都是徒劳的，恰巧当时的两代秦王又在那个时候突然离奇的短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个已经完全乱套的战国时期吕不韦应该是有可能与两位秦王的死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出的是在这一系列的事情中如果说子楚是男一号的话，那么吕不韦可就是整部电影的导演已及出品方。

既然上文已经说到了子楚是秦国那场大戏的男一号，那么女一号的人选自然也就在吕不韦的考虑之中了。吕不韦将这个人定为了一个叫做赵姬的赵国贵族女子，这个人实际上是吕不韦的一个妾，同时根据《史记》的记载，在吕不韦将赵姬赠予子楚的时候赵姬已经有了身孕从此可以看得出吕不韦仍然有着自己更为高明的获利手段，那就是通过自己的骨肉得到秦国的政权以达到可以统治一国愿望，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猜测，实际上在秦统一之后吕不韦没有使用过任何的手段企图得到秦国的最高统治权，相反反倒是更多的投身的是关于《吕氏春秋》的编撰工作。或许我们应该相信吕不韦要参与秦国王位的更迭问题更多的目的是在于其经济利益的需求上，而非是政治权利的需求上。

既然说到了赵姬，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秦始皇嬴政与吕不韦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大部分的关于此问题的书都是赞成秦始皇的确是吕不韦的儿子，实际上我也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首先我不赞成将有了身孕的赵姬赠给了子楚是吕不韦的一个天大的阴谋，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医疗手段是很难知道赵姬肚子里的还是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如果是一个阴谋的话那对于吕不韦来说应该有了太多的不稳定的因素，这对于吕不韦这样一个无比精明的商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吕不韦在为自己设置的一场赌局，并且是一场只赚不赔的赌局。如果赵姬的孩子是个女孩的话，那对吕不韦来说没有什么损失，继续坚定的支持已经成为秦王的子楚应该也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利益；而如果是儿子的话可以说得上是赌局大胜，那吕不韦可能得到的也就不只是自己想要的经济利益了，如果可能的话天下都有可能被吕不韦所夺。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对于吕不韦的称呼是“仲父”翻译成现在的白话就是“第二父亲”，我们可以看得出已经成为六合之尊的秦始皇为什么要叫一个商人为“仲父”呢？仅仅是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吗？显然不是的，秦始皇的性格可绝对不是会服从的，既然会这样称呼吕不韦自然会有其他的原因，而叫我们能信服的理由就是秦始皇嬴政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其次我们可以看一下吕不韦在秦国同意中原之后的举动，此时的吕不韦完全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想得到的经济以及政治利益达到最高点，但是很显然吕不韦并没有那样做。吕不韦身为相国在秦统一之后更多的经历就放在组织自己的门客编撰以宣扬治国安邦之道的《吕氏春秋》之上了，丝毫没有扩到自己各种利益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会有很多，但是最能叫我信服的就是吕不韦与秦的最高统治者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最能叫人所感到信服的就是传言是真的他们两个真的是父子关系。接着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在最后吕不韦已经发觉秦始皇欲致其于死地的时候，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很平静的接受了秦始皇的决定，这实际上也是叫人难以想象的，一个有十万采邑的相国加上在秦国长期积累的人脉如果相遇秦始皇一争高下是完全可能的，在当时忠君的思想也不是十分盛行的，自然这一可能也是可以排除的，那能叫吕不韦选择默默的饮下毒酒的理由只有秦始皇就是吕不韦的儿子。最后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关于秦国在秦始皇三代王位的交替时间问题，我们细看可以发现，秦昭王死后，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都是壮年早逝，特别是子楚继位仅三年就突然死亡，而继位的就是我们怀疑是吕不韦儿子的嬴政，或许如果应征不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话来得有些过于凑巧了，相比之下可能承认嬴政就是吕不韦的儿子才能使一切的逻辑都来得通顺。当然其中也有好多人反对嬴政即为吕不韦之子的观点，其最为主要的论据就是按照人的生理周期的话赵姬如果有身孕的话基本是会被发现，但是我想这应该对于吕不韦来说并不会是什么问题的，或许一个“早产”就足够搪塞所有的猜测的声音了，这又有什么好让人怀疑的呢？

当然我想吕不韦的出现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于一个秦朝的，因为吕不韦的存在我想更大的影响就应该是对于之后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的统治思想有了相当的影响，我想在未来的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国家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既有丰厚的财力又有强大且数量众多的门客的大商人存在，很显然他们绝对不可能有那么好的运气有那样的一个人是自己的父亲而自己却坐在六合之上。那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应该怎么做呢？那只有采取一种方式来抑制那种大商人的出现，那就只有重视农业通过政策抑制商人，才会使那样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我的对于吕不韦的一些看法，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承认作为商人吕不韦不论在认识子楚之前之后都是成功的，而在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上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商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对于他我们真的有足够的理由对他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相信在未来我过的学术界一定会有更多的学者会对他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书目：《史记.吕不韦列传》、《回味秦朝》《铁血战国》

历史08—1

汪

洋

第二篇：李斯与秦帝国读后感

有多少年没有写过读后感了？打上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羞愧啊，紧接着觉得自己很有装13的感觉啊，李斯与秦帝国读后感。不过这个是用来留念的，如果有人不幸进来看到了，拍砖什么的，我也不会反抗了，用力，用力......看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原来在历史课本上对于李斯只是提了那么一点点，除了知道他是秦国丞相之外，我基本不认识这个人。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李斯师从荀子，跟韩非子是同学，而且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原来遇到一个好的老师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能遇到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对手，那就更是很难得了，读后感《李斯与秦帝国读后感》。在看后来，发现传说中的传国玉玺也出自李斯之手，这真的是让我很惊奇了，由于我的无知，过去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武侠电视剧里面杜撰的，没想到还真有这么个东西，而且他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两个这么有名的人物有关！只可惜这宝贝在明朝的时候就消失了，以后再有出现也都是名副其实的赝品了。再看李斯从一个地方小吏最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其政治手段实在是了不得，除了蒙毅蒙括等从小跟嬴政一起长大的寥寥数人之外，唯一一个屹立不倒的人也就只有他了。从吕不韦手下众多门人中脱颖而出，跟嬴政斗醪毐，在辅佐嬴政一统六国，这个人是在不简单。在看到今天的这部分才发现，原来焚书坑儒中的焚书就是这位老先生提出来的，但是跟我过去想的有点差别，过去一直以为焚书是把除了桑农养殖以及医术之外其他的书都烧掉了，当时心想，这真是罪人啊，太可悲了，现在在看，人家只是把老百姓手上的书都烧了，但是无论烧的是什么书，国家都有备份，要说焚书真正的罪过，那也得把这罪算到项羽头上，谁让他当年除了抢劫金银珠宝跟漂亮姑娘，其他的东西都不要，而且还把秦宫给烧了呢，想来，他才是真正的造孽啊。（未完）

第三篇：从政商关系看李嘉诚帝国重组

从政商关系看李嘉诚帝国重组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范博宏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5年1月9日周五港股收市后，香港富豪李嘉诚发布其商业帝国史上最大手笔的资产重组计划，将市值超过6600亿港元的长江实业以及和记黄埔合并后再分拆成两家新的上市公司：长江和记实业（下称长和）和长江实业地产（下称长地）。1月12日周一开市后，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的股票盘中一度分别上涨20%和17%，最后收盘分别上涨14.74%和12.53%。另外，市场更加关注的是，新成立的这两家公司，长地及长和，全是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重组后变相迁册海外。

李嘉诚曾经是香港梦的代表，靠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如果在十几年前，香港民众会赞美他为“李超人”，可是时过境迁，民众对李嘉诚家族的态度转趋负面，甚至有“官商勾结”、“红顶商人”、“奸商”的极端评价。

对于李嘉诚或者地产富豪的态度，也与香港大环境变化有关。2012年的香港基尼系数达到了0.537，创40年新高；香港特区政府扶贫委员会在2013年9月公布了香港家庭的“贫穷线”——三口之家每月收入11500港元，近两成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同时《经济学人》2014年3月发布了“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香港排名第一，财富集中度接近80%。这些数据反应了香港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民众“不患寡而患不均”，“仇富”的心态隐藏在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角落里，香港也不例外。

2013年，出现了两个针对李嘉诚的社会团体事件。先是在长和系年报记者会前，一些社会团体挂横幅贴标语在长实集团大楼内抗议李嘉诚年赚67亿港元，却通过避税缴纳零所得税，并要求政府创设“李嘉诚税”，通过财富再分配解决香港贫富悬殊的困境。李嘉诚对此一笑置之，“这正是我多年来加大海外投资的原因，树大招风，引起社会仇富很正常。既然大家不愿意看到我垄断香港，那我就去欧洲、去北美、去内地投资。”同年4月，和记黄埔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发生了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罢工，码头工人用漫画讽刺李嘉诚，在李嘉诚旗下商铺发起“罢买行为”，五一劳动节时，甚至在门前举行为李嘉诚“招魂”的仪式。李嘉诚的副手霍建宁回应，这是“文革”的搞法。

如果从李氏家族商业帝国未来传承规划的角度去看待李嘉诚此次重组迁册的行为，可能他有以下的考虑。李嘉诚为人称道的是他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以此构建的政商关系网。在中国内地，李嘉诚在政治圈可谓长袖善舞，关系网直通高层。在香港地区，他曾获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港事顾问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2年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前，香港立法局9名非官方议员中，有6名是李嘉诚私人“幕僚”，获聘为长实集团的董事。李嘉诚与汇丰银行关系密切，曾任汇丰控股董事会非执行副主席达7年之久。这些人脉为李嘉诚带来诸多商业上的便利。这确实是李嘉诚的特殊资产，是其商业帝国建立的基石，然而这个无形资产如何传承却是接班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从另一角度看，李嘉诚的政商关系也不是坚不可摧，随着领导人的更替，一切都是未知数。接班人长子李泽钜相比则非常低调，不为人知，他作为接班人淬炼的主战场从来都是欧美市场，一旦离开父亲的庇护，李泽钜能否玩转香港和内地的政商圈是一个疑问。这可能是李嘉诚逐步将资产转移到低估值的欧洲市场的一个原因，此次将公司注册地转移到开曼群岛，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安排，这也是李嘉诚一向的经商哲学。

另外，香港2014年10月爆发了“占中”行为，经商环境遭到很大的影响，更大的影响是对未来香港前景的不明朗。一方面，如果中国中央政府不断干涉香港事务，香港的经商环境前景未可知，制度环境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李嘉诚必然想要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占中”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中央政府加速确立上海作为更加重要的金融中心的目标，如果这样，香港的地位进一步弱化，那么香港的发展空间将会遇到瓶颈，毕竟香港的发展速度这几年远远落后于大陆的很多城市。最后，大陆反腐之风剧烈，港商与过去大陆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的暧昧关系变成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以李嘉诚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理应做出安排，因为这些制度路障，可能会成为阻碍李嘉诚商业帝国的永续传承的障碍。

另外此次重组也是为了将来李泽钜接班铺路的准备。李泽钜和李嘉诚麾下元老霍建宁领导的团队，分别管理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但如今元老霍建宁年事已高，如果退休会出现一部分业务群龙无首的状况，此次重组之后，集团业务重新归类，简化了结构，降低了管理层元老退休带来的风险。重组之后如何安排职业经理人和家族经理人，对于商业帝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香港和大陆的企业大多依靠着千丝万缕的政商关系，这是一把双刃剑，李嘉诚受惠于政治关系，现在却不得不割断这层联系。李嘉诚说自己“树大招风”才招致香港民众的仇富，可是深层次原因却是，民众认为向政府寻租的商人是不道德的，“为富者必不仁”的观念深入文化，任何一次李嘉诚与中央官员的会晤都被公众密切关注解读。然而依靠政治关系的企业会抑制自身的创造力和潜力，资本集中于地产、电力、通讯等，再渗透各行各业，形成权贵垄断，李嘉诚确实是创造了商业帝国，可是他没有创造出伟大如苹果微软等企业。李嘉诚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和很失望，他热衷于慈善事业，主张做“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爱国公益慈善家，他通过汕头大学、长江商学院等项目，已经捐赠了过百亿给慈善基金。可是民众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宽待李嘉诚家族，政府也不一定会长期庇护，在历来缺乏对私有产权保护的中国文化中，企业家的命运总是如履薄冰。

李嘉诚和他的商业帝国是西方与东方交汇的香港政治与商业时代的产物。作为华人家族企业的标杆，他的家族与企业传承与后果必然有广泛与深远的影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第四篇：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庞慧

【专题名称】先秦、秦汉史 【专 题 号】K21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保定)2007年1期第86～90页 【英文标题】Lü Buwei and Lüshichunqiu

PANG Hui(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作者简介】庞慧(1971-)，四川巴中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外古史比较，先秦秦汉学术思想。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在 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宋代以来读书界普遍存在的因人废书倾向，但能否说就没有受到其他成见的荫蔽呢？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但具体的编撰工作，则由其门下积学之士担任。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吕氏春秋》绝非其为政指南。就《史记》、《战国策》等对吕不韦生平行事及其当政期间秦国国政的记述来看，吕不韦是一个精于权谋的“闻者”，而非励精图治的改革家。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

Lüshichunqiu is a famous ancient book totaled by Lü Buwei, who was once an intelligent and capable merchant, and subsequently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Qin kingdom.Did Lü Buwei really participate in the practical work of compiling Lüshichunqiu? Did he contribute his thinking or learning, besides aids of money or power, to this book? Quite a number of scholars doubt it.Lü Buwei was not a strong-hearted reformer who aroused his all efforts to make the Qin kingdom prosperous.He, as many ancient writers had revealed in their works, was a worldly-wise minister who strengthened by all means his own power and influence.Lüshichunqi, in accordance, could not be the demarche which Lü Buwei followed to reform the Qin's traditional policies.【关 键 词】《吕氏春秋》/吕不韦/秦/“闻者”Lüshichunqiu/Lü Buwei/thought/Qin kingdom

中图分类号：k23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7)01-0086-05 一

历史上的吕不韦以一贩贱鬻贵之大贾，因为谙熟宫廷游戏规则而投机成功，位至相国。那么，此人究竟有无学识？他与以他的名义编写的这部书究竟是什么关系？概言之，吕不韦是否曾亲自参与编写《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否反映了吕不韦的思想和主张？这些曾是谈《吕氏春秋》者最喜讨论的话题，不同时代的学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差别很大。其间所反映出的古今学界在知人论世方面的心理变化，以及对著述立言之事的态度变化，也颇耐人寻味。

《吕氏春秋》中有《序意》一篇，叙著书之意，篇首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1](P654)吕不韦封秦文信侯，故此处之“文信侯”自是指吕不韦无疑。如按《序意》所说，“十二纪”（指《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全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构成，举部分以代全体，乃古人行文习惯。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有不同认识，因与本题无关，此处不赘）就是在吕不韦的思想指导下编撰而成的。不过《序意》既为《吕氏春秋》之一篇，当然有可能假托吕不韦的口气说话，单凭《序意》此语，并不能说明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编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两汉至唐代学人的眼里，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成为问题。司马迁在吕不韦本传中，称此书是“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而成[2](P2510)，而在《十二诸侯年表》序及《太史公自序》中，又称其书为吕不韦所作①。《汉书·艺文志》“杂家”目中，班固于《吕氏春秋》下自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3]。《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列《吕氏春秋》，而记曰：“秦相吕不韦撰”[4]。这一时期的学人在其著作中提到《吕氏春秋》时，往往或称书名，或称“吕不韦曰”，并有称“吕子曰”者②。不过，其时学者们不刻意区分吕不韦与《吕氏春秋》，恐怕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做这种区分的必要性不大，并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之间的分别③。

大约到宋代以后，这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并被学人热烈讨论。宋元明清的学者，在谈到《吕氏春秋》时，大多先要就此发表一点看法。其意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相信《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事编成，因而此书无甚可取，这应该是其时学界的主流意见④；第二类，主张《吕氏春秋》乃是吕不韦门下宾客编成，与吕不韦无关，持此论者一般对《吕氏春秋》评价较高⑤；第三类，认为《吕氏春秋》一书不错，吕不韦应该在此书编撰中起过作用且他的一些看法在书中得到了反映，持此论者甚少且其论点多遭批驳⑥。第一类观点后来受到激烈批评，在二十世纪初的学界，那些对《吕氏春秋》评价偏低的学者在研究或谈论此书时，总是谨慎地注意与吕不韦区别开来，以免招到因人废书的指责。第三类观点在二十世纪流行开来，在最近几十年已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

二十世纪以来的学界，在此问题上有一种愈演愈烈的倾向，就是从承认吕不韦亲自参与编撰《吕氏春秋》开始，进而将《吕氏春秋》的思想视为吕不韦的思想，又进而将吕不韦奉为一代大思想家⑦。在今天许多学者笔下，《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似乎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前提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这种看法无疑有其合理因素，但从学术研究首重求真的角度来说，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仍需谨慎从事。从《史记》等现有材料来看，《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授意编撰的，他个人的一些想法肯定也在书中得到了体现，但《吕氏春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吕不韦个人的主张，以及《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是否曾指导过具体的政治实践，恐怕都需要经过认真考察之后才能下结论。

二

吕不韦，生年不详，死于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⑧，本为战国后期一富商，往来贩贱卖贵于赵、韩名都⑨。在邯郸街头，吕不韦偶遇秦质子子楚。其时秦赵交恶，子楚客居敌国首府，“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2]（《吕不韦列传》，P2506），颇为狼狈。吕不韦认为此乃“奇货可居”，遂以其财资助子楚，并亲自携巨资赴秦为其游说，终使子楚立为太子⑩。公元前249年，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2]（《吕不韦列传》，P2509）。从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相国至秦王政十年吕不韦罢相，这十三年间吕不韦一直是列国中最为强大的秦国的相国。《史记·吕不韦列传》详细记述了吕不韦的发家传奇，和后来因嫪毐事件牵连被不光彩地罢相并最后自杀之经过，但对于吕不韦任秦相国期间有何政绩，则无一语提及。这期间惟一被司马迁浓墨重彩加以记述的，就是吕不韦招集宾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事。司马迁在吕不韦传末感慨地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2](P2514)孔子论“闻”者，见诸《论语·颜渊》篇，其文为：“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5](P276)则孔子之所谓“闻”者，貌似有德，实多虚伪，能以虚言虚行邀名买誉，聚徒成党(11)。就《史记·吕不韦列传》对吕不韦生平事迹的记述及评价来看，司马迁是将吕不韦看作一个精于权谋、贪于名利、时望虽高，但行止有亏的小人。

《史记》之《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记载了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的军、政大事，可以补《吕不韦列传》记事之阙。据此三文，在庄襄王在位的三年间，秦连年大规模对外用兵，攻势凌厉：元年灭东周，伐韩、置三川郡；二年秦攻赵，定太原；三年秦攻魏拔二城，攻赵置太原郡。但庄襄王三年，“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兵败，东进受挫。是年庄襄王死。从是年直到秦王政十年吕不韦罢相，秦在对外扩张一事上无大作为，虽几乎连年用兵，但与东方五国处于胶着状态，迭有胜负，且国内频有灾、乱。庄襄王之时秦急速东进，应该也反映了身为相国的吕不韦的意愿。而秦王政初年秦之无所作为，其时身为“仲父”、辅佐幼君的相国吕不韦恐怕亦难辞治国不力之咎。秦王政在命令吕不韦徙蜀的诏书中责问：“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1]（《吕不韦列传》，P2513）秦王政纵是背本忘义的虎狼之人，他敢这样公开责难吕不韦，还是得有一定的根据。要之，吕不韦于秦之所谓“功”，所谓“亲”，主要是帮助子楚获得王位，及与秦王政生母的暧昧关系。但这只是私下里的隐秘勾当，难以公开宣扬。他治秦十余年能够公开宣扬之功烈，当然也有一些，但远不能与之前的异姓秦相，比如商鞅、张仪、范雎等人相提并论。而秦待他之优渥，则远远超过上述诸人。商鞅入秦二十年，积功无数，秦才“封之於、商十五邑”(12)。张仪在为秦出生入死多年之后，仅得五邑之封(13)。范雎受封较早，有一应县，亦不过万户左右(14)。而吕不韦初封即是富庶之都“河南洛阳十万户”。据郭沫若考证，汉初之河南洛阳郡为原秦三川郡的一部分，“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汉书·地理志》）”，仅及吕氏封户之一半而已[6](P371)。吕不韦受责后，默然饮鸩而死，虽可理解为从此对秦绝望，恐怕亦是无力置辨此种责难。因此，要说吕不韦反对秦传统的耕战政策，或者认为由吕不韦治秦，秦就一定不会二世而亡，可能都有点言过其实(15)。

另外，《战国策》中有九章谈到了吕不韦，涉及吕不韦为相前与子楚之交往、在秦国宫廷之活动、为相时之势焰、罢相传闻、罢相后的活动等(16)，所言大抵都是吕不韦如何发家、如何弄权之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一节谈到在吕不韦任秦相国期间，秦曾联合赵国攻打燕国，燕国“以河间十城封文信侯”，“文信侯受封，乃与燕交，而迫赵撤军。”[7](P113)《战国策·秦策五》有“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可证《战国纵横家书》所言不虚。这些材料所反映出来的吕不韦当政期间所作所为，颇近在吕不韦死后不久入秦的韩非对秦国国政的批评：“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8]（《定法》）。据《战国策》，吕不韦罢相后，似乎有到其他国家发展的打算。他去了赵国，当了一段时间的“守相”，因秦“下甲攻赵”，不得已才离开赵国[9](P280-286)。

综合以上材料来看，吕不韦是一个权欲极盛、私心甚重的人，有智略、精权谋、善于邀名买誉、招揽人心，但很难说有确定不移之政见。司马迁称吕不韦为“闻”者，应算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见或有冲突，但吕不韦与秦王政之间的矛盾，应主要还是雄心勃勃的君主与把持朝政的权相之间的矛盾。吕不韦罢相之年，为秦王政亲政之第二年，其时秦王政23岁。前一年即秦王政九年，“王冠，带剑”[2]（《史记·秦始皇本纪》，P227），意味着可以亲政了。正是此时，“长信侯毐作乱而觉”[2]（《史记·秦始皇本纪》，P227）。秦王政以雷霆之势平息了嫪毐之乱，并因“事连相国吕不韦”而“欲诛相国”，只因吕不韦“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辨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但在第二年初，即免去吕不韦的相位[2]（《吕不韦列传》，P2512）。当年秦国又“大索，逐客”[2](P230)，应即是针对吕不韦广招宾客而起。至于因嫪毐事件而败露的吕不韦与秦王政生母之间的丑闻，大约不过是为秦王政逼迫吕不韦下台提供了契机，很难说秦王政真的将此事看得那么严重。秦王政十二年，吕不韦饮鸩自杀，其舍人窃葬。当年秋，在处理完那些窃葬吕不韦的舍人之后不久，就“复嫪毐舍人迁蜀者”[2]（《史记·秦始皇本纪》，P231）。吕不韦舍人中凡是秦国之人亦都被迁往蜀地(17)，但终秦之世，未见召回之令。这应该不是太史公一时疏忽所致。史乘可证吕不韦之子弟宗族在吕不韦去世入葬之后，还是被强制迁到蜀地，并从此居留于蜀(18)。这样的处置似可说明秦王政最为忌惮的，不是宫廷丑闻，也不是所谓要夺他王位的嫪毐及其党羽，而是把持秦国国政多年的吕不韦的势力、影响力。《史记》记吕不韦罢相后，“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2]（《吕不韦列传》，P2513）；吕不韦自杀，其舍人敢于抗命窃葬，这都说明吕不韦声望素著，且能得人死力。对于刚刚成年、雄心勃勃的秦王政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现竟然有许多人更忠于吕不韦，而不是自己更恼火的事呢？秦王政要亲政，吕不韦必失政；秦王政要专制于一己之身，吕不韦必无交结诸侯宾客之可能，或者去死，或者孤独地终老荒野。这其实是作为“闻”者的吕不韦的必然命运。当然，吕不韦能让那么多的才智之士舍死相从，亦说明他在才识、行事、交接等方面确有过人之处，并非一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

三

战国后期，秦统一天下之势已经明朗。吕不韦任秦相国后办的第一件大事，是亲自带兵将周王朝最后一个孑遗东周消灭(19)。其时周室积弱已久，东周君的实力不过相当于秦一小县，故此举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价值。吕不韦大约欲藉此昭示秦继周而起的姿态，也许还有为自己定封的用意在里面。《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相国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2](P223)。《吕氏春秋》一书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要为新“天子”创制立法，出谋献策之意图，应该就是吕不韦发起编撰此书的用心所在。因此吕不韦个人的一些想法、主张，也应在书中有所反映。在这方面，吕不韦可能提供了一个基本意见，至于具体如何去剪裁、融会诸子，并将其组织成文，汇编成书，当由门下积学之士分任其事。《吕氏春秋》最后被吕不韦“布咸阳市门”，并“悬干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1]（《吕不韦列传》，P2510），说明它得到了吕不韦的认可，吕不韦认同《吕氏春秋》的思想。因此，如果对“思想”一词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的话，也可以说《吕氏春秋》的思想就是吕不韦的思想。不过，如果“思想”指的是一定见解之成系统的表述，则只能说吕不韦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些学者极力主张吕不韦为相国时就是按照《吕氏春秋》思想来施政的，并称之为“改革”[10](P77-94)。如果根据《吕氏春秋》，推测吕不韦或有改革秦政治传统之心，也许不误，但一定要说吕不韦必有改革秦政治传统之事，则嫌于穿凿。从上述各种史籍对吕不韦当政时期秦国政事之记载来看，找不出其时发生过什么有意义的改革举措，而秦王政初年秦政事之紊乱拖沓，适足以证明吕不韦并非励精图治之大臣。郭沫若认为吕不韦的政见“对于秦国的政治是一种改革”，但他亦承认吕不韦“在政治上的施设没有留下什么”，并归因于“秦国内部也有莫大的阻力存在”[6](P402)。郭老真是善为吕不韦开脱。其实，以吕不韦好虚名重实利之为人，很难想象他会为了秦国的长远利益，而去坚韧不拔地推行那种势必会触动许多既得利益集团，遭遇重重反抗的改革措施。在吕不韦时代之秦国，《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多半只是一个纸上的蓝图，最多不过是吕不韦口头上用以邀名买誉之号召而已。

收稿日期：2006-08-10 注释：

①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称：“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上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则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②如《说文解字》引《吕氏春秋》时或称“吕不韦曰”、或称“吕子”曰；刘向《新序·杂事五》引《吕氏春秋·尊师》篇，称“吕子曰”。

③学界一般认为到春秋后期，即诸子时代之起，中国才出现了私家著述。而自春秋战国至汉，著作不题撰人之名。在中国古代，明确地以撰述为事业，极看重作者之真伪的想法，宋代以后才被普遍接受。余嘉锡《古书通例》中有专论“周秦古书，多不题撰人”之例。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二章第五节“古者著述体裁”，都讨论过中国早期著述活动中的这种现象。

④宋代的韩彦、清代的卢文弨等学者都曾批评过读书人中因人废书、轻视《吕氏春秋》的积习，由此可见其时读书界对此书的普遍态度。韩彦云：“《吕氏春秋》言天地万物之故，其书最为近古，今独无传焉，岂不以吕不韦而因废其书耶。愈久无传，恐天下无有识此书者，于是序而传之。”（《黄氏日钞》卷五十六《读吕氏春秋》引）卢文弨《〈书吕氏春秋〉后》曰：“世儒以不韦故，几欲弃绝此书，然书于不韦固无与也„„世儒不察，猥欲并弃之，此与耳食何异？”（《抱经堂文集》卷十，149页）。

⑤明方孝孺言可为此种观点之代表：“不韦以大贾乘势市奇货，致富贵，而行不谨，其功业无足道者，特以宾客之书显其名于后世，况乎人君任贤以致治者乎？然其书诚有足取者，其《节丧》《安死》篇讥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罚不如德礼。《达郁》《分职》篇皆尽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后秦卒以是数者偾败亡国，非知几之士，岂足以为之哉？”语见氏著《读吕氏春秋》，《逊志斋集》卷四。

⑥如宋代高似孙在《子略》中说：“秦王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计；始皇甚恶书也，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其说为吕不韦张目，被时人视为“可怪”。不过，高氏此说亦是信笔所至，未加深思。

⑦写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胡适《中古思想史长编》、钱穆《秦汉史》等书在谈论《吕氏春秋》思想时，都特别强调吕不韦本人的东方文化背景。1943年，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提出《吕氏春秋》是吕不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政见，与秦传统尤其是秦始皇唱对台戏之作。最近十余年，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作为思想家的吕不韦的专著、论文。

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钱穆先生认为不韦入秦游说华阳夫人之时，年事当近四十，《史记》记此为昭襄王末年事，而《战国策》载入秦说立子楚已在孝文王时，依《史记》，不韦卒时年逾六十，依《战国策》，“其卒盖年踰五十，犹未及六十耳。”说见钱穆先生《吕不韦著书考》（《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22页）。

⑨吕不韦为何处人氏，史有异言。《战国策·秦策五》称：“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史记·吕不韦列传》则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后来高诱《吕氏春秋训解》序调停二说，而称：“吕不韦者，濮阳人也，为阳翟之富贾。”按：当以高说为近。战国商业发达，出现了不少“结驷连骑、游聘诸侯”之富商（参见《史记·货殖列传》）。吕不韦当即属于此类富商，故《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他的主要经商据点当在韩之阳翟、赵之邯郸。

⑩关于吕不韦游说秦宫廷的具体时间，游说之顺序，《史记·吕不韦列传》与《战国策·秦策》的记载不尽相同，但二书所记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及其弟其姊之说辞基本一致。

(11)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第一册，本书276页。(12)商鞅在秦孝公三年入秦，秦孝公二十二年受封为列侯。详见《史记·秦本纪》及《商君列传》。

(13)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14)范雎于秦昭王三十九年入说昭王，秦昭王四十一年，受封应县。详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5)吕思勉认为：“使秦终相不韦，或能行德布化，以永其年，不至二世而亡，使天下苍生，不蒙其荼毒，未可知也。”（语见《经子解题》）郭沫若更断言：“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十批判书》，421页）(16)《秦策》3章（《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章”、“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章”、“文信侯出走章”）、《楚策》1章（《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章”）、《赵策》4章（《赵策一》“或谓皮相国曰章”、《赵策三》“苦成常谓建信君章”、“希写见建信君章”、《赵策四》“秦召春平侯章”）、《魏策》1章（《魏策四》“秦攻魏急章”）。

(17)《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而据《史记正义》，后两类人都被迁往房陵。

(18)《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裴松之注引孙盛《蜀世谱》，云：“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汉）孝武帝时通博南山，渡澜沧水{K21R3150.JPG}溪，置{K21R3151.JPG}唐、不韦二县，以彰其先人恶。”(19)事见《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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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大秦帝国》读后感：我与《大秦帝国》

我与《大秦帝国》

内黄河务局 卢国帅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历史，喜欢看历史故事连环画，听长辈讲解成语和典故时说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慢慢的我知道了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的来历，知道了秦始皇帝的统一六国，知道了项羽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那时的我幼稚的认为春秋战国时的秦国是一个坏国家，因为老是在故事中听到秦国像虎狼一样残暴的去攻打别的国家，找别的国家的麻烦。

在高中的时候学的《诗经》节选里有一篇《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此为秦人军歌，里面的诗句让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的我耳目一新，秦国人民尚武拼搏团结勇敢奋战的画面深深的刻在了脑海了，静夜思之久久不忘，梦里常有浩浩之气、金戈之音。从那时起对“虎狼之秦”的旧有的、主观的、片面的印象才有了改观，从此对有关秦国的文章很感兴趣，语文教材里有贾谊的《过秦论》，课外读本里有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六国论》，其中的一些精彩选段至今仍然可以熟练背诵下来。后来看了《史记》对那段时光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鳞半爪的层面不成体系，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超市的书架上遇到了《大秦帝国》这部书，自此爱不释手。

在高考前那段特别的时光里看完了《大秦帝国》这部书的第一遍第一个五百万字。书中秦孝公和商鞅君臣相知，在秦国穷弱、强敌环伺、时刻有被山东六国瓜分的危急时刻依然顶住各种压力战胜各种困难在秦国拉开了求强图存史称“商鞅变法”的改革大幕，为春秋战国五百年战乱之后的统一点亮了那点星星之火。这激励着我在高考巨大压力、学习时间紧张、河南学子升学竞争惨烈的情况下仍然要战胜各种困难，做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像最终由秦国平定六国统一天下一样，我也顺利考上了我心仪已久的郑州大学。所后来每当我遇到困难挫折不知所措时，都会想起这部书，想起秦孝公，想起商君，这才有了本科时的二刷和硕士时的三刷，高压状态之下，无聊迷茫之时，三个阶段看了三遍，遍遍感悟不同，各有启迪。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出生于陕西三原，非但有着“老秦人”的情怀，有着这片帝国故土后裔的骄傲，更深切感受到深度发掘秦帝国历史精神，重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精神价值。用孙皓晖的话说，秦帝国是中国走向全面法制社会的历史镜子。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洋洋洒洒五百万言字。讲述了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在秦始皇帝手中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其后陈胜与吴广大起义爆发，六国旧贵族趁势而起，形成天下反秦的燎原之势，“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整个关中成为八百里废墟，大秦帝国骤然灰飞烟灭。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在一次采访中作者孙皓晖先生表示，中国文明史上有两点在很长时间内被大众误读。首先是秦帝国，秦帝国为中国后来的统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功劳最大，但从西周到现在，秦国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暴秦”、“暴政”,秦始皇作为“暴君”的形象深入人心。第二个重大的误读是对儒家的评价，从春秋到战国时代，中国的思想体系一直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体系一直延续到秦帝国时代，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形成了独尊儒术的状态。《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表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纠正被误读的这两点，让客观事实全面而正面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激起读者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新评说。这是作者对于《大秦帝国》的创作初衷，也是我特别喜欢此书的原因，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种对秦帝国的误读误解。

战国时代的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韩非子的话“多事之时，大争之世”,一句是晏子的话“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秦帝国时代是一个以冲突与竞争为主流的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法高潮，催生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变革，使得中国文明的涓涓细流全面汇聚、重新融合、强力锻造而开创出波澜壮阔的文明正源，使中国文明达到了此后两千年无法企及的高峰。《大秦帝国》的可贵，根本点便在于作者对战国精神把握得非常准确，有着旗帜鲜明的历史观。此历史精神贯穿全书，形成了《大秦帝国》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作品风格。作者的智慧、胸襟、才华、见识在此体现的非常充分。而渗透作品的浓郁厚重的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战国特有的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更在于作品对中国文明正源的新视角和对秦帝国千秋功罪的新评说。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重新唤醒重视“战国精神”很有必要，因为我们所处的地球村也是一个“大争之世”.如果说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虎狼之国”,那么《大秦帝国》就表现了这种虎狼精神、大争精神、变革精神，我们民族曾经拥有的虎虎霸气和改天换地的创造力。在《大秦帝国》书中，这便是战国，这便是那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变革、大兴亡的时代，除了浩浩长风、堂堂战阵，还有百家诸子、阳谋纵横、商鞅峻法、王者心胸、君臣相知、国士报之、赳赳老秦、共赴国难、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还有秦孝公、商鞅、孙膑、庞涓、苏秦、张仪、赵武灵王、屈原、白起、战国四公子、赵高李斯、蒙恬王翦、扶苏胡亥、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帝这些耀眼璀璨划过史册的活生生的人物。相信我，当你翻开第一页，你也一定会像我一样被他们所吸引所折服，陶醉书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