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嬗变与现实思1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嬗变与现实思1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嬗变与现实

思考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稳步探索到曲折发展、从混乱状态到不断创新的历史嬗变过程。在把握党的基层组织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炼出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目标要求、功能定位、活动方式、资源保障等方面应把握的几个基本规律。

【关 键 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历史考察 现实思考 规律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伴随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不断与时俱进。总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历程和经验，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加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效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嬗变

(一)建党初期至建国前，从“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建在连上”到“公开党的支部”，党的基层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长历程。

建党初期，党的最基层组织的名称经历了从“组”、“小组”到“支部”的变化。党诞生伊始，党的组织只设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组织，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虽然没有规定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对吸收新党员和入党手续作了明确的规定。之后随着各地党员人数的增加，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便提上了日程。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四条对党的基层组织做了规定：“农村、工厂、铁路、矿山、兵营、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属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1](P93-94)按照党章第四条的规定，党的组织系统分为四个层次，即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支部和组。在党的整个组织系统中，组处于最基层的地位。党章规定：“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1](P94)这就表明，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单位，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初形态。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其中规定：“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个小组”。[1](P159)从而把党的基层组织由组改为小组。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为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巩固党的基础，并有利于扩大党的力量，对党章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小组改为支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强调：“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1](P380)，并要求将原来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2](P12)中共四大把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这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共四大还对支部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了支部的设置原则。强调支部的设置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如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这样，就使得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最基层。规定了支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要求党的支部必须经常地用党的政治主张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觉悟，并组织和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规定了支部的组织制度。指出支部的领导机构为支部干事会，“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1](P384)规定了支部的活动方式。强调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至于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之后，针对当时存在的吸收新党员片面强调质量而忽视数量上的发展、支部建设不健全等问题，1925年5月中央局在党刊上发表《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五年里支部建设的基本理论和经验，它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支部建设理论开始提出。[2](P22)

“一切工作归支部”是大革命时期对党的基层组织提出的要求。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今后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要把党的基本工作责成各支部，建立每个支部的活动工作，在每一个支部里实行分工，使每一个同志都有活动，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使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样工作。”[3](P182)之后，党的组织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为了适应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要求，中央局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快党组织的发展步伐，更广泛地吸收革命分子入党。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尚处在早期的探索之中，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4](P610-611)

“支部建在连上”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的创造。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为工农革命军接受党的领导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到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将“支部建在连上”规定为红军建党建军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5](P97)班排设党小组，连建支部，团、营建立党委，全军由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在连一级，党代表由党的支部书记担任。北伐战争时，叶挺部队每团只有一个支部，而支部建在团上与支部建在连上是大不一样的。支部建在团上，只能抓住几个军官，而没有抓住士兵，“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6](P66)支部建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士兵群众直接联系，就使党紧紧抓住了广大士兵，因而使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毛泽东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6](P65-66)同时，为了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决议提出了新党员入党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7](P293)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共接收了100多万党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近千个县委和几万个支部。在党的基层组织理论建设方面，1939年陈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相继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支部》两篇文章。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的成熟与形成。1939年8月和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对抗战以来党员队伍发展的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从组织实施的角度提出了具体意见及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党员成分的相关原则。《指示》对在扩展党的队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影响到党组织巩固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论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理论，标志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渐趋成熟。

“公开党的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大转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各新老解放区基层党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党的工作有深厚基础的老解放区，公开建党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早在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就提出了“在巩固地区，支部以公开为好”的要求。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决定：“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8](P295)这是党的组织工作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由秘密活动时期进入公开活动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土地改革的深入进行，从1947年冬开始，各解放区相继开展了整顿农村党组织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各新老解放区通过整党，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密切了党群关系，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这次整党，为党此后解决基层党组织不纯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到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数为448.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85%，比1945年“七大”召开时的121万人增加了327万。从党的组织状况来看，有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中央局，山东、新疆、内蒙、华南4个中央分局，24个省委和17个区党委，134个市委，218个地委和盟委，2142个县委和旗委，15494个区委，支部大约20万个左右。[2](P189)

(二)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基层组织经历了从稳步探索到曲折发展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进入到一个稳步探索的发展阶段。党从这个阶段的实际出发，正确分析形势，组织工作着重于基层组织的整顿与发展。针对建国后存在的问题，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该指示针对部分党员思想作风不纯，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现象，决定在党的发展工作上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之后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强调发展党员要注意地区分布和阶级分布的平衡，克服党员发展工作中的盲目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为此后的党组织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在第六章第五十一条中规定：“在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的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积极地实现上级党组织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不断地改进本单位的工作。”[9](P229)这是在党章中首次明确规定企业党组织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由此，我国企业的领导体制确定下来。八大还规定了机关中的党的基层组织，“不能领导和监督机关的工作，但应当对于机关中每一个党员(包括行政负责人)的思想政治情况进行监督，并且应经常关心机关工作的改进，加强工作纪律，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及时地把机关工作的缺点通知本机关的行政负责人和报告党的上级组织”。[9](P229)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也应运而生。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农村的管理体制和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8年以来，农村党组织在取得很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严重的问题。有的地方为了追求党员数量，采取突击的方法发展党员，严重降低了党员的质量。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该草案规定了人民公社党的基层组织的设置形式并结合人民公社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统一体的特点，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能作出一定的调整。此后，在公社设立党委、在生产大队设立支部的组织设置形式被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建设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标志的“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党的政治路线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所谓“重建党”的“革命”，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了摧残。“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普遍夺权和“踢开党委闹革命”中，全党(除军队外)各级组织包括基层组织陷于瘫痪。第二阶段，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所谓“斗、批、改”中，开展了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整党建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活动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但是，这次整党建党，受“划线站队”错误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在“吐故纳新”中，一大批党员受到错误处理。第三阶段，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基层党组织再次受到冲击。第四阶段，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了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全国的形势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开展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于混乱。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创新，特别是通过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和创先争优活动，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激发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逐步摆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状态，迈开了新的步伐。通过全面推进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基层党内民主取得明显的成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从完善党内民主的角度，明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问题。之后，湖北、四川、江苏、云南等省进行了大规模的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接选举的改革试点，成为十六大以来基层党组织选举改革的一个亮点。随着党内选举改革实践不断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基础上，对公推直选进行的具体阐述。十七大郑重修改党章，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关于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选举办法的规定，增写了提出委员候选人要广泛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的内容。把第三十条中关于“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修改为“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主要考虑是，党的十六大提出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范围的要求后，不少地方开展了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试点，实践效果很好。做这样的修改，有利于在基层党组织选举中普遍实行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候选人提名的民主，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有利于给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探索留出制度空间。

通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激发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力。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中央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此次活动分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城市基层和乡镇机关、农村和部分党政机关三批进行，到2006年6月底基本结束，历时一年半。通过这次活动，提高了党员素质，党员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坚定性进一步增强，对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进一步明确，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加强了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一些软弱涣散和不够健全的基层党组织得到整顿和加强，党的工作覆盖面明显扩大，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更加巩固。根据2007年党的十七大部署，中央决定，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实践活动从2008年3月开始试点、同年9月正式启动，自上而下分3批进行，到2010年2月底基本结束，共有370多万个党组织、7500多万名党员参加。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从各批次、各领域和各类党员群体实际出发，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批次衔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化理论学习，努力为促进科学发展打牢思想基础；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努力为促进科学发展夯实组织基础。通过这次活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扩大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丰富了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改进了基层党的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10]2010年5月中办转发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了进一步的部署：从2010年4月开始，着重围绕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通过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摆在了新形势下党建的首要位置。2010年2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建设学习型政党，关键是要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学习型党组织，筑牢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础工程。建设学习型政党，如果离开了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层党组织是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基础在基层党组织。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以学习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特征、以学习为基层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以学习为提高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的重要途径的要求，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把各级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确立“团队学习大于个人学习之和”的观念，进行互动性、共享性和开放性的学习，通过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学习促进工作、通过工作推动学习，在学习中提升人生境界、实现自我超越，使广大党员在党的组织内得到更多的学习教育资源，进一步增强党员的素质，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党员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的大学校，党员相互学习的课堂，交流思想的精神家园。

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现实思考

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历史来看，党的基层组织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职责。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是否坚强有力，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摆在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位置，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以史为鉴，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目标要求、功能定位、活动方式、资源保障等方面应把握以下几个基本规律：

(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要求应始终与党的事业相适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夯实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

政党基层组织必须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政党获取并巩固执政地位的必要条件。在执政的条件下，政党基层组织作为政党联系社会的桥梁，其生机活力直接决定了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基层党组织是为完成政党的任务而设立的，当前的党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着力点也要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应当更加丰富，与党员群众的需求和意愿更加符合，更好服务党员、服务群众，为凝聚党心民心、促进工作开展积累了新经验，开创新模式。面对当前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使基层党建工作始终同党所领导的事业同步推进，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基层党组织必须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探索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思路与新途径。

(二)党的基层组织应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科学定位功能，体现或复归党在社会中、群众中的政治功能。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包括其基层组织在内，曾一度超越了政党本身的功能，出现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不正常现象。党的基层组织与行政权力相结合，包揽了政治、经济、社会一切事务，成为“超政治”组织。所以，解决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问题，首先必须把党组织从与行政权力的结合中分离出来，体现或复归政党在社会中、群众中的政治功能。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同西方政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又有所不同。西方政党为竞选型政党，其基层组织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竞选这一唯一目标服务。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党，因此，基层党组织必须从维护党长期执政地位的高度确定其要承担的功能。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治引导功能。基层党组织是党直接联系社会的桥梁和纽带，自觉地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和动员群众为实现党的政治主张而奋斗是其首要功能。二是社会协调功能。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控制，不同于其他方式的社会控制，如法律、政府、军警等硬控制，基层党组织主要依靠党的政治优势对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社会动员等软控制。三是利益表达功能。政党是公共权力与民众的中介。民众的利益诉求，一般主要是通过政党输送到公共权力系统中，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党的基层组织直接面对群众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因此，在利益的表达和协调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党员，吸纳和培育社会精英的功能。五是社会关怀和服务功能。党要回归政党的本质功能，即从党在现代政治原则下实现有效执政的内容要求出发，党的基层组织从传统的行政化的功能定位回归到政党化的功能定位。党的基层组织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社区中、农村中、单位中，时刻关怀和表达民众的利益、真诚为党员和群众服务，通过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而凝聚民心。基层党组织应担当起“政治引导者、社会协调者、利益代表者、公众服务者、民怨倾听者、纠纷仲裁者、权利保护者、权力监督者、情感寄托者”的角色。

(三)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应由“行政化”向“社会化”、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要不断创新活动载体，推进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变。

基层党组织要转变过去那种粗放式和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做法，采用社会化、协商式、多样化、鲜活型等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手段，认真研究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有针对性地服务、引导、教育群众，提高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性。基层党组织活动方式应由“行政化”向“社会化”、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工作，必须努力创新活动载体，不断改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近年来，各地基层党组织创造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活动载体，不仅激发了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有效地落实了基层党建各项工作。实践证明，有了活动载体，工作才有抓手。例如，农村开展创建“五个好”党支部(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发展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六个好”乡镇党委、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县的“三级联创”活动。一些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广泛开展“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党员身边无事故”，不断推动企业党建工作的深化。在城市社区，一些地方由街道社区党组织牵头，社区内各单位党组织参加，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等方式形成区域性大党建的格局。这些都是基层党组织行之有效的活动载体。

(四)面对日益开放和多元的社会，应有效整合党内外资源，为基层党建构筑强大的资源支撑和保障体系。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有各种资源的支撑和保障。一要拓展党外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基础是一个执政党获得民众支持的社会力量。社会力量是由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阶层所构成。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基础突出了阶级性。计划经济时期，党把自己的执政基础主要建立在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之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原有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正在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也在迅速崛起，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也纳入到自己的执政基础上来。二要充分珍惜、挖掘和利用党内资源。如：社区党建要利用好社区内各类组织的力量，发挥离退休党员、在职党员的作用。发挥行政资源的优势，完善党建工作财力支撑机制，将基层党建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逐步形成与地方财政同步增长机制，加大对基层党建的投入，进一步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撑。整合党建资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支撑和保障。三要增强党员队伍和基层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为基层党建提供人力资源。要改善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提高党员干部能力素质。鼓励高校毕业生、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农村任职，提升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使农村党组织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按照“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办法配备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开展“四好”领导班子建设活动，确保企业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充实街道社区等领域基层干部队伍，让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人才走上基层领导岗位。四是为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提供组织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人员流动明显加快，基层党组织的设置上也应当在原有的按地域、单位为主的基础上，创建多种灵活多样的设置方式。党组织设置方式的创新旨在通过对党组织进行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转型，进而更好地协调各种组织，整合和配置社会政治资源，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创新，能够更好地实现党对社会领域的全面覆盖和有效领导，能够实现党的基层组织结构与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相衔接，能够实现党组织对基层的引导和协调，实现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形成党组织、党员和群众间相互连接、组织间相融互补的立体式组织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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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历史与现实感悟

历史与现实感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或长或短。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自己和其他民族的历史呢？有句古语“以史为鉴”。

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件件事中总结一些东西，可以在现实中更好的帮助我们。

例如我们民族的重要文献《孙子兵法》是军事家的必读之书，现在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许多外国军事学校也把此书作为必修课额来学习、探讨，以提升自己国家的军事水平。再如，我们会经常提起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战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作用，通过分析他们，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作战的技能和方法，在战争时，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俗话说：有因必有果。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来分析这些因果关系来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例如，在清朝末年，我们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犯，而且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一下原因。在清朝以前，中华民族的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在世界前列。但到了清朝，为了和平，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统治者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样做使清朝与世界脱了轨。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技术、文化无法传到清朝，使其慢慢的落后于西方国家。又因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于是中国近代史就顺理成章的进行了。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总结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我们现在积极融入到世界这个大家庭中去，不断学习，不断发展，因为我们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

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时候，通过观察历史我们可以预测未来，也就是将来的现实。

许多事情看似不可能发生，但有一部分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人却能猜测到一些事在将来会怎样。以前的科幻书籍、现在的科幻影片中有许多我们无法想像而且想象不到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正在慢慢的变成现实。在前人看来，机器人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有些人却把机器人想象着在以后的某天能够出现，并写成了科幻书籍。若干年后的今天，机器人出现了，他们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综上可以看出，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整体，存在着严密的因果关系。并且，历史可以更好的服务于现实。

第三篇：道德与法律的嬗变——法治与德治之历史与现实反思

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笔者试图通过对礼与法关系之历史考察，寻求道德与法律协调之合理内核，进而就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略陈解决之管见。

关 键 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 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 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

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 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

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

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

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

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

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

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

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

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

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

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

第四篇：论家风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嬗变

论家风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嬗变

摘要：众所周知，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耕读传家是传统家风的基本范式，家庭教育、家规家训，是传承家风的主要方式。本文首先阐述了传统家风的文化内涵；其次分析了传统家风的文化差异；最后探讨了传统家风的历史嬗变。

关键词：家风；文化传承；历史嬗变

家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家庭、及家族的风俗。传承诚实、友善、敬业、孝敬等一系列优秀的家风对加强当代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促进社会风气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家风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热门话题。学界对于家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家风家学的个案研究，因此，从宏观角度上来探讨传统家风的传承创新问题仍需更进一步的拓展。

一、传统家风的文化内涵

（一）儒家道德规范：传统家风的价值取向

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表现方式。儒家率先提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其中，“仁”又分为六个德目，其中包括“公”“恕”“孝”“慈”“宽”“厚”等，“义”同样也分为六个德目，包括“正”“直”“悌”“勇”“介”“耻”等，“礼”则分为四个德目，包括“敬”“谨”“谦”“让”等，“信”同样也分为四个德目，包括“不二”“真”“诚”“不欺”等。在一系列的道德标准，逐渐成为人们评价一个人家风以及道德修养好坏的重要依据。所以，一个人只有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促进自身的进步。家风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家庭的道德素养，而且极大的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所倡导的五德标准，正是传统家风的主要价值取向。

（二）耕读传家：传统家风的基本范式

传统社会，众多家庭均崇尚“以农为本”的观念，将“耕读传家”作为家庭文化，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以勤俭、刻苦耕读传家为追求的家风。世家大族虽然也崇尚耕读传家，但是他们的生活追求并不局限于农业生产。他们的家训主要是来告诫子孙后代时刻铭记祖先创业的艰难困苦，从而形成“丰家成业”的优良传统。总体来说，能够在祖先留下来的家业中读书务农耕作，繁衍生息，是众多家庭延续了千百年的光荣和梦想。

（三）家教、家学：传统家风的传承方式

家教、家学，是传承家风的重要方式。在传承家风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全社会范围内发生的，而是通过世家大族的引领，不断演变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所谓士族者，起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族”，“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中，家学、家教，已经成为引领社会风气、文化的重要方式。

（四）家规、家训：传统家风的符号标识

家族自行制定的一系列家规、家训，不仅用来教育子弟，而且逐渐成为惩罚家族成员不良风气的重要方式，是传统家风的重要符号标识。在我国，传统的家庭不但非常注重伦理规范，而且还很注重家规、家训在家庭中的地位。传统社会，人们常常用家规、家训来告诫子弟切勿不学无术、贪婪等行为。随着人们对于家规、家训的重视程度，更加强化了家风的教化作用。这样一来，不仅使得家庭文化更加的庄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家风的传承。

二、传统家风的文化差异

（一）道德操守的习惯性和自律性差异

我们一般将道德分为习惯道德和自律道德两个部分。习惯道德的特点主要是依靠外部规定的规范和要求来约束的；而自律道德则主要是依靠良心和过失感从而进行保证的。道德个体不用因为外部环境所左右，完全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来规范自身的行为规范。自律道德所主导的家风，使得人们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责任重于一切。在旧社会、在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总会有众多的正义之士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扛起拯救危难的责任。

（二）生存环境性差异

在旧社会，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家族的生存。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家风。例如山东士族，素来以家风淳厚、门风严谨著称。因此，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环境极大的影响着家风文化。目前，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世族家风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

三、传统家风的历史嬗变

（一）形成与传流：从王谢堂前燕到寻常百姓家

在汉代，由于士大夫拥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因此也就有“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者；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也就逐渐转移到了家族和个体上来；到了唐代初期，李世民和魏征讨论教化之利时还曾遭到封德彝“三代以还，人渐浇漓，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欲化而不能，岂能直而不欲耶”之类的非议；到了明太祖时期，通过各种的方式的来宣传普及家风，通过不断的宣传，逐渐实现了从王谢堂前燕到寻常百姓家的转变。

（二）价值与功能：从涵养精神品格到百姓应世术

在之前，人们通常会对家族子弟进行涵养、精神、品格的培养，使其拥有高贵儒雅的气质、风度。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儒家思想及礼仪风俗也越来越简单化，?c生活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处世标准。传统的待人宽一分是福等观念，逐步转变为以个人功利为中心的为人处世的方法。

（三）文化内涵：从儒家操存到现代精神

旧社会，儒家道德思想长期控制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经商、考取功名的重要性。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人们也越来越欣赏儒商“公平交易”的思想，厌恶贪官污吏的伪善，从而使得务实家风悄然兴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家庭中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复存在，家庭成员之间和平相处、尊老爱幼、民主和谐、社会主义新家风悄然形成。

结语

综上所述，家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好坏，可以说是维系家族发展的精神食粮。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从传统的家风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借助现有的政策制度、村规乡约，来构建全新的特色家风，赋予家风新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1]郝亚飞，李紫烨.中国古代家风建设及当代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

[2]王秋艳，汪斌锋.家训家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形式[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

作者简介：邢晓丹，女，汉族，1987年4月7日出生，辽宁沈阳市人，本科，研究方向：中文。

第五篇：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爱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学院： 外国语学院

班级： 09英教3班

姓名： 骆小林

学号： 2009154329

一、内容提要：1.爱国主义的含义

2.爱国主义者在近代史上做出的贡献

3.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

二、关键词：中华民族、精神支柱、民族团结、力量源泉、鞠躬尽瘁、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李鸿章、百日维新、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盟会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袁世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民主和共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小事做起、马克思主义

三、正文

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里的“祖国”可以是一个区域或者城市，但是爱国主义一般用于某个国家或者联邦。谈到爱国主义这个名词，我们都不陌生，它贯穿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带领着国家走向光明，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和源泉，也是一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上辉煌而黯淡的一页，但是不管怎么样，中间却涌现出了一批批爱国主义分子，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

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战后又支付巨额赔款，从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广大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从1840年到1850年的十年间，全国发生了100多次农民起义。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洪秀全对现实逐渐不满。1843年，他创立了“拜上帝教”，用来宣传和 组织群众。他的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后，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定都天京，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其实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它沉重打击了封建阶级统治，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鼓舞了近代中国革命人民的斗争决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领袖,也是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对中国封建统治和西方资本侵略者的农民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引以为豪。

2.李鸿章的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了，引起了这一场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措施，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其中李鸿章，作为直隶都督，积极创建近代海军、建立北洋水师。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然而，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了目的了，又说哪怕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虽然屈辱条约已成事实，但是，李鸿章已经奔着效忠圣上的宗旨尽了他的责任，我们更要考虑李鸿章正面的一幕，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特写！

接着是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3.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袁世凯

从同盟会到辛亥革命，到建立中华民国，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孙中山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孙中山的让位，举世无双，让我看到了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信任，也展示了孙的绅士风度，更看到了人物中的对比，袁世凯映衬出的是多么渺小和受人鄙视，原因是在他身上欲望的驱使，“皇帝一梦？加上外在力量的推波助澜。而孙中山在流亡他乡的时候，曾被英国软禁，曾吃过多少苦头，始终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以天下为公，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首，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辛亥革命不能单纯用成功或失败来衡量，因为那是为人的智慧结晶，我们所持的是敬畏和爱戴，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

真正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斗争。发起人和主导人物是陈独秀。他创办了《青年杂志》也叫《新青年》，所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共和“。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一个突出贡献，是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育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已任的新人。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二个突出贡献，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反对封建统治，倡导民主政治。他反对封建道德，倡导伦理觉悟。他反对封建迷信，倡导尊重科学。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三个突出贡献，是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做出的第四个突出贡献，是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他爱国，并不是空谈口号，空喊我爱自己的祖国，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5.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迎来了新的一页。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经历了国共合作十年的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革命、夺取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多少爱国志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共事将近半个世纪，一起打造一个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1976年，一个被泪水浸透了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叱咤风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相继辞世，三星共陨，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无论如何，三位伟人之间举世罕见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终于画上了句号。也许，在十年浩劫的背影之下，这个句号画得并非完美，带着些许的遗憾，但回望历史，它却依然那么令人感动。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社会的进步，对领袖人物的”神化“固然早已不合时宜，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对领袖人物的”庸俗化“自然也难以让人起敬，而那种怀有别样居心对领袖人物的”丑化"则令人所不齿。历史的河流终将汰除浮渣，沉淀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和几千年来我们无数英雄的祖先一样，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已经深深地汇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和象征。

新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即承接了理事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吸纳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华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

那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践行呢？没有战争，是否就没有必要继续继承爱国主义思想呢？不是的，依我看来，作为民族之魂的爱国精神将永恒。时至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高命题；毫不动摇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集中体现；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新时期爱国主义最根本的要求；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贡献力量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最突出的体现。

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一个儿女，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国家遭遇他国欺负或不正当的侵犯时，勇敢站出来，不屈凌辱，积极维护国家的名誉。爱国就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这些小事数不胜数，都需要我们留心发现、践行。比如说，积极宣传国家最新的大会主题内容，让国家的进步思想普及全国，争取不让国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落后于别人。比如说，关心国家最新动态，读报纸、看新闻，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在内心有国家这个神圣的地位。比如说......只要你留心注意身边的事情，你也许就已经在践行爱国主义了，因此，时代需要的不仅是有知识的人，还需要有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

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