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应对战略的历史演变（共5篇）

第一篇：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应对战略的历史演变

【内容提要】从历史阶段看，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及其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二是20世纪上半期的帝国主义阶段；三是20世纪下半期的后帝国主义阶段。与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应，中国的发展战略也经历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末）——全盘西化，但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民国）——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8）——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1979-2004）。从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也应该是发展变化的，并且可以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去。【关键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从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还是一个在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1945），后帝国主义阶段（战后至今）。从对内和对外看，资本主义制度也在发展和成熟，在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第二阶段，是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并失败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教训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方面，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来欺压和掠夺其它国家（只敢进行有限的局部战争），对内，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则加强了民主化进程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这些都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64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后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侵略与中国的应对战略 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诞生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对于这些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受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导向”，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还不突出。但是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辛丑和约》中的表现以及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即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的结束。[!--empirenews.page--]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末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在上述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机构极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的观念自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当然，近代中国对外部工业文明冲击的反应迟缓，也与清王朝经过200年统治走向腐败有关（中国农业文明存在着明显的以朝代更替为标志的政治周期）。[!--empirenews.page--]

二、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不到20年（如果从1919年巴黎和会算一战结[1][2][3][4][5]下一页 束，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二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时间和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一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既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约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基本原因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俄国战争期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empirenews.page--]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选择，而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除了选择时的预期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20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相反，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以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为这个阶段的结束，那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则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还需要从制度上学习西方。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随后出现的“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危机压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瓦解封建政权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虽然在资产阶级中对改变现有政治体制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无论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却是一致的。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句话说，政府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以“巴黎和会”中国“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并发动了由共产党积极参与的“国民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排斥激进的共产党而中途与旧势力妥协，虽然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大陆的统一。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建立于蒋介石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基础上的，因此，就政权的基础来说，它排斥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主张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左翼，为了对抗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南京国民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旧有的地主豪绅、军阀甚至地痞流氓和黑社会组织。这些人一方面不愿意变革政治，实行民主，因为这样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搭政府的“便车”来捞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为了捞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进一步扩张权力。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大小官吏以权谋私、国家资本实际上变为“官僚资本”，就说明政府权力的扩张还有官吏自身的原因。[!--empirenews.page--]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宰割世界的时代，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则加剧了中国的衰落，涣散了民族凝聚力，使得中国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更严重的侵略和蹂躏。就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其目的还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种目标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挤压：一是来自大地主、权贵资产阶级等旧势力的挤压，他们反对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二是来自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工农挤压，他们因贫困或破产、甚至没有活路而对现政权严重不满，要求进行激烈的改革，如迅速实行“耕者有其田”。三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欧美绥靖政策的挤压，使得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强烈反感和敌视态度。而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和影响都很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其弊病日益暴露，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也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自由竞争产生了批判态度，孙中山思想的变化可以说很具有代表性，他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思想即反映出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将政府视为“守夜人”理论的根本修正，应该说这种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对后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后不久，1929年就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则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则走的更远，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抛开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说，就是在知上一页[1][2][3][4][5]下一页 识分子中，受西方和苏联的影响，绝大多数也主张中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1933年《申报》就中国现代化问题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论和专论中，绝大多数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大体统计，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5篇，主张采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确回答。[2]在30年代和40年代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讨论中，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政府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强调发展国营经济。[3]即使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寅初也认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官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求，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4] 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中立的学者，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和发展国营经济方面都是一致的，只是焦点集中在如何建立起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廉洁有效的政府，正是在这一点，才是阵线分明的。[!--empirenews.page--]因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上三大政策：没收官僚资本、耕者有其田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治上反对独裁和实行民主政治），自然就成为战后（1945-1949）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

三、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建立及战略选择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在国内推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在战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了支持腐败的国民党政策。随后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军队进驻台湾，明确表示阻止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在建国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我国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强大，不仅表现在没有任何政党或组织能够在政治上独立或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权力；还表现在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具有坚实的基础。就社会各阶层来说，人数最多的农民，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过去在政治上可以与基层政府抗衡的士绅阶层已经消失，甚至连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小地主和富农实际上也被消灭了。农村中不仅形成了清一色的个体农民，而且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乡村干部和农会领袖）也是革命的获益者，不仅其财富，其权力和地位也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支持者。从城市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就业、工资和劳动保护和保险方面确实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他们自然要拥护这个从农村来的、自称是他们阶级的政党。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经过日寇和国民党政府的摧残和战争的破坏，到解放时已经衰落，又经过新中国政府整顿市场、限制政策以及“五反”的整治，到1952年底不仅政治上没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地位，在已经上也远不能与国家抗衡。从经济上看，旧中国强大的“官僚资本”为新中国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金融、重工业、现代交通通讯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另外，在建国初期，受战争和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市场混乱，为了保证供给和稳定市场，国营贸易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控制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在对外贸易方面，西方的封锁和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国营外贸企业在“统制外贸”后形成垄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投资方面，政府也成为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可能成为投资主体的农民太穷、资产阶级元气大伤、外资不能进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发行“公债”、控制信贷和限制资产阶级的结果。至于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比重的小农经济（约有一亿多户），不仅因为规模小、经营分散，无力与市场和国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实行的无偿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动摇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来中国传统社会这个观念就很薄弱），已经将国家的权力和意志铸入了农民的私有土地。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在农村掌握基层政权的贫下中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面前，不仅无力、也不愿意反抗。[!--empirenews.page--]从发展预期看，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实际上是实现中国强大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困、资金极为短缺的现实，要赶上欧美和周边的日本和苏联，必须要加快发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时，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依靠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可能，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5]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配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却担心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再次成为“鱼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这就是苏联的办法。因此中国在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要比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更高的效益、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计划经济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危机，使资源得到最佳利用；而公有制则避免了资本主义阶级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劳资对立和劳动者的缺乏积极性。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无论是哪个行业，都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相反，据统计，在1978年以前的五年计划中，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最好的是“一五”时期，而“一五”时期又不如恢复时期。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本来计划经济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企业和个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遇见因素多，以及官僚主义的阻碍，失误频繁，“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年计划，计划一年”成为形象的概括。即使改革开放前最好的“一五”计划，也是在执行了两年半后才正式确定和公布，其间还出现了两次波动。至于1958年以后的计划，更是缺乏科学性，经济运行几乎不是按照计划，而是按照行政命令，甚至领袖的随心所欲。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浪费和低效几乎成为1978年以前体制的代名词。在微观经济运行方面，公有制也同样没有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预期作用。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和平均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点与当时上一页[1][2][3][4][5]下一页 以及1978年后普遍实行的“包产到户”相比，结果是很清楚的，无须赘述。在城市，“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empirenews.page--]由于上述生产和分配制度，职工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不高，不仅与原来所预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去甚远，甚至不如过去的私有制和“单干”，因此“怀旧”和商品经济暗潮总是时起时伏，威胁到“社会主义”；同时，官僚主义、浪费和低效愈演愈烈，于是“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督促机制，“增产节约”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几乎没有停顿过，并且间隔越来越短，声势越来越大，论调越来越高，直至爆发打倒‘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

四、1978年后中国应对战略的根本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也能够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和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50-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去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上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由于社会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纠偏浪潮，社会主义制度和阵营的产生，不仅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从全球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并行发展、相互竞争的，它们之间不是替代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发展的结果，但是在实际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它既是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而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当然，这种阻碍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外，俄国、中国都是如此）；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一旦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同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依靠高度集权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那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替代市场而取得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高积累优势，就完全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抵消，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问题只是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怎样确定，这种变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顺利进行。[!--empirenews.page--]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纠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建国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将失误归结到政权的好坏（中国共产党将其概括为政权的性质），那么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则不能够利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这20年的失误，否则将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只能从另外的角度，即经济体制的缺陷来解释问题。这也为正确认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开了方便之门。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两个重要认识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两个重新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一是对社会主义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在５０年代末就曾经说：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结论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蒋介石回来。[6]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7]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8]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二是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4][5]下一页 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10]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主要参考文献：

1、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鲁振祥：《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黄安年：《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冷德熙主编：《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8、丁长清等：《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

9、程永林：《全球化进程中制度变革的历史路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

10、成保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依据的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0期。[1]请参见严仲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2]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14-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参见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第82-88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册，第3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5]《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年11月13日），《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92。[6]转引自《李富春同志在各协作区办公厅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6月10日。[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28页，人民出版社，1994。[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2-314页，人民出版社，1994。[10]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6—127页，人民出版社，1993。

第二篇：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

摘要：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科技。军事、思想、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全球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当今世界全球化步伐逐渐加快，包含的内容更加多样性、形式更加丰富。在现今世界发展中，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不断的全球化，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的发展进程、加速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推进了民主的进程。为世界各个地区、国家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呈现飞速发展，惹您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社会的法治进程、文化水平、政治等多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一直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更进一步的打开了国门，与世界接轨。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福音，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一些内容上则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政治上，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的融入相对来说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步伐。在文化上，西方文化的入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文化的弱化等一系列不好的影响。本文就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针对这些影响提出相应的措施，以促进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的发展。

关键字：全球化；中国；经济；机遇；措施

一、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

（一）有利影响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开辟中国市场，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快速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人民就业的问题。同时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与此同时还扩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范围，提高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一词的提出，文化全球化一词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对这一概念需从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结合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综合分析。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全球化的发展致使我国文

化不断的流向海外，提高了我国文化的影响力。

（二）不利影响

1.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

首先，外资的引入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外资企业投资的区域大部分都是经济发达、回报率高的高端区域。然而当前我国外贸出口物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科技支撑，大部分都比较廉价,但是却为之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和消耗宝贵矿产资源的沉重代价。外资企业来到中国，进行垄断型经济发展，对我国当地的企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外资企业大部分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厚的资金优势，而这正是我国企业所缺少的，所以，造成了我国企业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的不利地位。

其次,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我国遭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在现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下，发展中国家所收获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暂且不说，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发达国家所获利绝对要比发展中国家多。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较好的地方进行投资，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表现,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发达国家与我国经济的差异。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利益,有的还是在我国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从而使我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和巨大损失。

最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收到的利益则是微小的，由于各方面的政策的抵制，造成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经济向这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者。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和我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挤占中国文化市场

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发展至今已成为中国的文化结晶。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外来文化的大举扩张，不断占领中国市场，获得了中国受众的喜爱，与此同时削弱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例如，近些年来，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不断的受到中国人的追捧，而我

国传统节日则逐渐的“失宠”。中国传统的文化，遭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的变化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不断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困难，在当今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迫，民族文化的不断淡化，使得中国文化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

二、应对全球化的对策

（一）经济上，不断改进措施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随着我国市场不断的发展，不断的与世界接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迫在眉睫。加大力度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反击外资垄断、兼并。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要不断改进我国金融环境，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强化相关部门的监控职能，促进我国金融体系更加完整，竞争力更加强大，从而构建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然后，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贸易。我国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展经济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大量资金而且还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此同时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学习更多国外的先进技术，帮助我姑经济发展。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我国应该看清经济形势，从而提出相应的发展办法，改进我国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再次,不断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接经济全球化。目前我国经济力量薄弱,单凭我国自己的经济实力是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的。中国要想在全球化中谋求发展，就必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开放各自的经济市场，以不断强化我国的经济能力，抵御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入侵。

（二）文化上的改进措施

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全球化文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我们理性的看待，世界文化，不断谋求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正确的对待它过的文化，合理处

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因此，针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提出以下对策：

首先，异中求同。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文化、政治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确的看待文化全球化，异中求同，促进文化的和谐发展。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中国要倡导平等交往和对话，在沟通中取得共识。在不同文化之中寻找共同之处，达到合而不同。

其次，传承中国文化。俗话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属于中国，更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人类的智慧、美术内涵等多方面的文化内容，都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文化要不断的发挥自身的优势不断的与国外文化相融合，并将其发扬光大。

最后，不断创新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时刻保持文化的新鲜性，才能保持文化的长青。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创新，这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但要注意保持本国文化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要结合宣传进行，增加文化的娱乐性，不要仅仅从教育方面出发。

总而言之，全球化就是一把“双刃剑”。我国要想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要不断的根据实际情况，改进发展措施，促进我国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全球化进程无疑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我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就要从根源上改进方法，从而应对全球化发展，获取自身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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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詹宏松.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简评《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J].广西社会科学.2004(05)

[4] 李萍.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J].经济师.2003(03)[1] 刘轶文.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与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9(09)

第三篇：中国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中国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作者：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周永坤

【编者的话】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引发中国各界关于政法系统改革的关注。本文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先生对中国政法委体系历史沿革的研究，原发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如今读来更有现实意义。经作者本人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下面的检视围绕历史作用、党的领导的原则、法治原则、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进行。

政法委的沿革

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法律智库机构

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的文化传统源于设立于1946年的“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性质的机构。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自然撤销。这个“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未来的新政权起草法律，属于秘书班子一类的机构。1949年新政权成立，这个“立法参谋”性质的中央法律委员会随之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设在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的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它不同于党委的政法委员会。1954年宪法生效后，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它由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宪政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独立的司法部门。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

2.秘书性质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该次会议规定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与法治国家并不存在矛盾。《共同纲领》体制下集权的政府政法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转变，表明了一种法治的倾向，起码在地方上，法院、检察院是独立的司法机关。

3.“政法小组”的突进与文革中的毁灭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政法小组，通知说，“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布置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个通知其实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的相关批语。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特别严重的是，从1958年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这个体制不仅在立法上，特别是在司法上强化了人治体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委第一把手专权的制度，党的领导成为书记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从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

这个政法小组的作用在于迎合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人治偏好，毁坏了正在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这个报告直接导致全国立法工作陷于停顿。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7]中央政法小组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1954）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属单位。警察领导法院，这在任何正常体制下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措施无疑与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存在因果关系。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党委被踢开，政法机关被砸，中央政法小组自身也难免其祸。中央政法小组在名存实亡了数年后，自1972年3月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谢富治病故后，它就连形式都不存在了。这是党政不分、极端人治的制度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

4.文革后智库性质政法机构的重建

文革结束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197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政策方针问题。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中央文件规定新成立的政法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中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问题”，它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的关系由“领导”变成“协助”，可见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摆脱文革前政法小组一元化的老路，这个新的政法小组是上述政治机构的“智库”或助手，这是对1956年体制的回归，而不是对1958年那个导致党政不分的体制的回归。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放弃文革及其以前的极端人治的阶级斗争体制的意向，体现了一种朦胧的法治追求。

一年后，这个思想更加坚决地体现在“64号文件”中。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64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消除了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制度障碍。64号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规定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其作用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不过在此同时，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机构普遍建立。虽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的职能部门、领导政法工作，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在发挥党委职能部门的作用，已经在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这一向文革前的党政不分体制的“自然”回归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十三大将实现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与突破口，报告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作为贯彻十三大报告的重要一步，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政法小组的职能较政法委员会大大削弱，它一般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不过，大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员会并没有来得及撤销。

5.90年代起维稳需求与政法委的违规扩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当时中央还是坚持了党政分开的原则。中央要求，“政法委员会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谈及恢复政法委员会时特别强调“宏观指导”，坚持党政分开，反对干预个案。他说，“对一件件案子总会有不同看法，处理上也未必件件都绝对准确。党委如果直接过问一些案件的具体处理，法院就不好下决心了。”他还说，“不论哪一级政法委都要管得虚一点，着重抓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从中央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员会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

随后，政法委员会又两次扩权。1994年，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7项。1995年又扩大至十项。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员会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与此相应，实践中政法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政法委员会的活动缺乏法律和程序依据，它的活动主要由书记说了算，因此，它的第一把手由谁担任就特别值得注意。在实践中，政法委员会书记通常由两种人担任。一是公安局长。在这一体制下，实际上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是向1961年规定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制度的回归，司法公正受到严重威胁。二是政府的副职，这使法院、检察院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由于缺乏法律与程序规制，政法委员会制度的实际效果也很糟糕的，只是由于担心“否定党的领导”的指责，大家讳言而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冤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在全国引起恶劣影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是其典型。[17]随着政法委员会的不断扩权，特别是当它掌握了“综合治理”的权力的时候，它事实上成为政府以上的政府，法院以上的法院。这个体制加上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实现的体制性缺陷，各地在维稳的旗号下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政法委是在弱化党的领导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党对国家领导的一个方面，它是更为广泛的党政关系的一部分。在党政关系上，中国历来在两种思路中徘徊：一是一元化，二是党政分开。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但在战争环境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建国以后，党政不分的体制事实上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这是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的开端，不过这一体制受到1956年八大精神的扼制。1958年起逐渐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做决定，政府执行”政权行为模式，党的各口和职能部门既管各口的干部也管业务，党组织可以用行政化手段直接部署政府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包办，事事点头，样样都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文革中，这一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正是党政不分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在政法领域它始终没有退出。而这一切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必须研究什么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现象……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当时的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不是“党委高于一切”，也不是“以党治国”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早在建国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建国以后，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党内的有识之士提出来，但是始终未能解决。在建国之初，彭真同志就说：“党、政府、群众组织要分开。过去实行„一揽子‟、„一元化‟，现在不行了”1951年董必武同志强调：“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1953年，周恩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负责人，主张政府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分开。他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时就强调：党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

针对党委包揽司法工作的具体事务，司法机关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错误倾向，196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向上面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人的努力并没有能改变强劲的党政一元化趋向，最后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所谓“一元化”体制，谁要是坚持党政分开，谁就有“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工作中的党政不分体制受到普遍的质疑。邓小平同志率先将党的领导与党政分开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他多次提出改善党的领导，要实现党政分开，党法分开。他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前述中共中央64号文件（1979年9月9日）就是确立党领导政法的新体制——党政分开体制——的努力的重要一步，它从法治的高度将“党政分开”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十多天后（7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发布，通知规定，“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保证司法机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决支持司法机关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明确提出要解决“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三大报告（1987年）指出，不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问题，“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十三大报告特别规定：“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请注意，这里其实明确指出了撤销政法委员会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党委政法委员会体制都不是加强、而是弱化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第一，政法委员会违背了党领导的基本原则：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原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存在违背了这个原则，这个体制使党成为实际的“行动者”，无法行使“领导职责”。

第二，政法委员会体制有违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领导是党的集体领导，这个集体就是党委，是党代会。政法委员会在党委、党代会外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必然会集体领导，尤其是当政法委的权力极度扩充以后。如果政法工作要有一个“政法委员会”，经济工作就要有一个“经济委员会”，文化工作就要有一个“文化委员会”……以此类推，各行各业都要有一个主管的“××委员会”，党委、党代会岂不架空？正是这个原因，设在党内的种种“委员会”先后消失，政法委员会是仅存的一个党委外的“权力中心”。

第三，政法委员会使党的领导“不能”。所谓党的领导（在政法问题上）是党领导人民形成意志——法律，而后领导人民落实实施法律，依法办事。完成这一领导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制度依托，这就是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制度。政法委员会制度、特别是地方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恰恰是建立在否定这一制度安排之上的，它使党的领导因失去制度依托而成为“不能”，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制度。

政法委与法治国家的实践相悖 党的领导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应当遵守一定的原则，在法治国家，这就是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有两方面的规范依据：一是党章依据，二是宪法依据。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宪法中的规定则见之于宪法序言和宪法第五条。

但是政法委员会制度明显违反这一原则，它与法治原则的冲突表现在： 第一，政法委员会的设置与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的宪法框架相冲突。仅仅从形式上看，这一点也是不证自明的。有一个台前的公检法，又有一个幕后的政法委员会，而这两个制度的行为规范与工作目标其实不一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第二，实践中政法委员会扩权现象严重，使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体制受到极大侵蚀。政法委员会的扩权冲动源于单一维稳思维下的政绩冲动，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的信访与群体性事件刺激并强化了政法委的扩权。

这个扩权表现在三个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近年来，各地政法委员会制定种种规范，这些规范常常与现行法律相冲突，造成法律的紊乱。例如，2003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处理轻伤害案件的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如果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被害人要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对其作出撤案、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2003年，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员会作出《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内中有多项违背国家法律。在实践中，许多不为当事人与律师知晓的政法委员会以各种名目制定的规则，事实上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律，它的效率甚至在法律之上，它可以直接作为改变合法判决的依据。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法委员会掌握了信访权与综合治理权，在“综合治理”的口号下，有的政法委员会不仅控制了公安、法院、检察院，甚至包括了国安、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政府、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政权以外的一个权力中心。例如，河南义马市的信访体制“改革”，撤销信访局，成立群工局（部），后又挂回信访局牌子，两部门合署办公。这个群工部（信访局）权力有：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等等。在地方上，通过涉诉信访的管辖权，政法委员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方政法委员会干脆设立宪法规定的体制以外的“法院”，而这个“法院”听命于政法委员会，且很少受法律程序约束。这一切，使政法委员会成为不仅集公检法于一身，而且集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的超级机构。

第三，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导向与公检法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协调，协调案件大致的程序是：“公检法向政法委提交有分歧的案件，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认识上（可逮与不逮）有分歧的案件；政法委通过调查案件，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部门……这种结果往往不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的一致，而是由于政治权威的运作……”

这种工作方式与公检法三家分工制约的宪法模式明显不一致：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是集权的方式，而宪法规定的体制运作方式是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裁判。就导向来看，政法委员会制度也与宪法规定的制度不一致的。政法委员会“整个案件协调的过程是以政治化为导向，按照政治制度逻辑运作而不是司法制度逻辑运作的模式进行的”，而所谓“政治导向”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导向”，甚至是“政绩导向”，而宪法体制下的公检法三家运行的导向是权利导向的，规则导向的，这两者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目前我国暴力强拆、暴力截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

第四，干预司法成为政法委员会工作的常态。我国的宪法、组织法、诉讼程序法规定了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种种规则，但是政法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却是合三家为一家，虽然也说政法委员会尊重公检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在政法委员会掌握财权、人事权的情况下，通过政法委制度的统合，政法委员会书记成为法院和检察院事实上的政治上级。在此制度环境下，虽然在理论上政法委员会的结论对公检法机关只是“建议”，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敢于否定政法委的结论。这就使政法委员会干预司法成为常态。第五，政法委员会使许多审判沦为作秀。法官不是真正的裁判者是中国司法长久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其严重性程度不同，但它始终存在。文革前长期实行的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是“审判秀”的典型，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号文件）从形式上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使审判成为“真实”的，而非“作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随着政法委员会权力的崛起，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事实上成为实质性的“审判”，在重大案件上，通过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使审判再次成为作秀。一个还在侦查阶段、或者在起诉阶段的案子，或者在审判中产生分歧的案子，进入政法委员会“协调”程序后，政法委员会就成为实质性的审判者，而法院只是贯彻政法委员会的指令而已，这使法官沦为尴尬的“作秀者”。“审判秀”对法官良心，法官责任，对司法权威、对法治的影响是根子上的，这也是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法官与律师辩论”、律师被逐出法庭的制度根由。

存废将是法治国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1999年，法治入宪，这意味着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的目标，法治成为举国遵守的最高原则，制度设计当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并接受它的检视。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逻辑现象，与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明显冲突，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干预司法的倾向，因此，取消政法委员会制度的主张其实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法律实务界均为主流。

早在法治入宪的第二年（2000年），著名刑事诉讼法教授崔敏就从司法权配置的角度对政法委员会的设置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抵触。2008年，崔教授进一步指出：“没有必要在各级司法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发号施令。”2001有学者将撤销地方政法委作为提高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2003年有学者通过对政法委员会个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政法委员会在人事上实际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会越过政法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界限，从而导致干预司法的产生。”事隔八年，这位学者再次指出：“越来越多的地方由公安首长担任地方党委常委或政法委书记，这有可能使得案件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法院和检察院更有可能只是配合公安机关而很难发挥制约功能。” 2010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应当取消地方政法委对案件的拍板权。因为这种权力不仅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及直接言词原则，属于“判而不审”，而且一旦发生错案，也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则明确表示：“中国应该废除政法委制度。中国最需要重树司法的权威……赵作海案已经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必须尽快废黜。”

在历史上，党政不分现象同样存在于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领域，其他领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比较容易地解决了，政法委员会是文革式一元化体制的唯一遗存。因此，从不同工作领域的横向比较来看，政法领域的党政不分体制已经严重落后于其他领域，造成中国改革开放的“跛足现象”，拖了改革开放的后腿。因此，对政法委员会的改革当确立为一步政治体改革的首要目标。作为过渡，可以考虑先撤销地方政法委员会，保留中央的政法委员会，其职权借鉴当年的政法小组的规定，当为党内的政法智库。（注：因篇幅体例限制，本文省略了学术文献注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第四篇：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浅论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抉择，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国家应该加快国内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经济体制 对外贸易 科技 人才 跨国公司

世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又无法回避，惟一的办法是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严峻挑战，更是巨大机遇。墨西哥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例证。10年前，墨西哥经济是典型封闭式的，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大量的美国企业进入墨西哥。墨西哥经济却并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庸，反而呈现出自主发展的巨大活力。1999年其出口额达到了1200亿美元，在世界的排名从签约前的第26位上升到第8位。在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各国又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

(一)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

划和指导。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在制订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首先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发展的时序性，不能急于求成。

其次，要保护民族产业并适时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调整、转换，往往已经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本身，而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全球化的因素。一方面积极扶植本国的支柱产业，通过WTO的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和保障措施来对重点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抓住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从而加快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

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为改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扩大对外贸易时，必须注意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减少国际市场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带来的损失；同时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减少进口开支；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因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的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还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实行灵活的贸易政策调节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优势，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贸易及国际旅游服务等。总之，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对外商品贸易，积极发展对外服务贸易，以增强综合竞争力。

(三)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

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技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可以根据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直接从比较高的起点开始，在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利用和借鉴一些现代化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文明成果，并且注重自主吸收与创新，从而实观生产力的跨越。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21世纪的全球竞争实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各民族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人为创造的生产要素，如

科学、技术、人才的比较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新的稀缺资源，特别是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出现了世界性的短缺。因此，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人是最重要的资源的观念。一方面，有组织地进行人才开发，把对人才的投资看作是使经济真正现代化的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地保护人才，把对人才的保护看作是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只有把人才的开发与保护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四)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一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从长期看，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级的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五)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使本国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以求实现更大规模经济和强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的能力，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联合自强的重要性。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方面还应该加强，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中国家无论谴责或者回避它都是没有用的。许多学者强调，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对策，趋利避害，寻求发展，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中国家要切实加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不断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包括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高科技水平，改革观念和体制，发展对外贸易，积极与国际接轨。针对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和风险，有学者提出建立新的经济金融秩序与制度，防止或降低世界经济金融不稳定因素造成的冲击，在地区范围内，考虑创建地区性货币基金组织等应对之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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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力.章彰.经济全球化：福兮？祸兮.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

5.孙若彦.经济全球化与墨西哥对外战略转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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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3

7.张泽慧.周望.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第五篇：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既给中国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近年来，我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然而，居安思危，冷静下来思考，我们在这股浪潮中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发展辉煌的背后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南北两方的夹击。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世界各个地区越来越紧密地成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空前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得到发展，就不能忽视这种全球化的潮流，而这种潮流在经济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吸引和利用外资，引进世界先进管理理论和经验并实现管理的创新。在过去 20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由于经济全球化实现了人才、资本、信息、知识和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我国能够引进、吸收世界上的先进管理理论和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管理创新。事实上，进入我国的跨国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和借鉴。

第二：有利于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构。经济全球化使我国能更快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第三，有利于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拓展海外市场。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拓展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第四，可以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科技人才、跨国公司、国家之间以及民间的全球性科技活动日趋活跃，如能加以有效地利用和积极参与，就能有效地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企业可以利用国外的技术或在外国产品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建立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加大科教投入，创造知识资源，是确立应对全球化的根本之策。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一直停留在农产品和纺织品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方面，而且有越来越下降的趋势。贸易状况同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水平密切相关。科教在提高知识资源中的根本作用，以及中国目前科教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都迫切要求把握时机，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效地实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真正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争取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弄潮儿。

当今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中国近几年来的10%左右的GDP的增长速度已让世界对中国另眼相看，怎样应对经济的全球化是我国保持经济和政治稳定发展而急需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我相信经过中国人民同心协力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够从容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到来的种种挑战，使中国在国际中更具有影响力，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颗最耀眼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