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关于“甲申悲剧”的再思考

第一篇：王长江：关于“甲申悲剧”的再思考

王长江：关于“甲申悲剧”的再思考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70年过去，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章所涉之事，也已过去300多年。但是，对有关内容的讨论，似乎并未随时光流逝而淡化，情况还有点相反。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不当李自成”的话题为何常讲常新？

在当下中国，“不当李自成”无疑是我们党内一个屡讲不衰的话题。不但在全国执政之初为人们所热议，而且这些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

一个话题被经常议论，必定有它的原因。依我看，这个话题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一是事情本身浓烈的悲剧色彩；二是这件事所揭示的规律性命题。

首先，就事情本身而言，它是浓缩了历史的一个片段。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本来就是一个个王朝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但是，就在1644年，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两个王朝，一个是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一个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的仅仅在首都存在了42天的大顺王朝，相继灭亡，则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玩味。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论，可以说，这是一面高质量的镜子，包含了巨量可供探讨、思考的丰富内容。研究者能从中挖掘各种有意义的政治历史文化素材，当政者能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而且既能照见政权沉浮的大势，也能照见治国理政的细节。

其次，从规律性而论，这段历史虽然距今已有370年，却丝毫没有使我们有太多的陌生感。一个能够被反复关注并提及的历史事件，大体是两种情况：一是它包含着大量成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不断重温这些经验，总能使我们从中获益良多；二是其中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教训所提示的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直到今天也仍然需要深入思考的历史性难题。毫无疑问，1644年的那段历史属于后者。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集中分析了明朝历时276年而亡、李自成政权得而复失的原因，力图就如何避免政权由盛而衰、人亡政息的结局作出回答。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才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高度重视，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列为全党的学习文件。在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前夕，毛泽东又言及此事，进一步表明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决心。今天，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无论党的自身力量，还是我们所领导的伟大事业，70年前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但是，在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范围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执政的考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突出。能不能长期执政、怎样长期执政的问题，甚至比过去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也正是站在这个角度，可以说，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甲申悲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崇祯是个勤勉、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但面对明王朝的衰亡，他无力回天。李自成夺了大明江山，全然是承担了改朝换代的责任，可惜的是屁股还没坐热便宝座易手。所以，两个掌权的标志性人物都属悲剧角色。我们不妨把两个失败叠加在一起，称为“甲申悲剧”。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对两个失败分别作了深刻分析。对于崇祯，郭文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是皇帝本人“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二是吏治极度腐败。在讲到李自成的失败时，郭沫若则用了两个“假使”：假使初进北京时，李自成听了李岩的话，对军队有严格的管束，对吴三桂等采取正确的政策，清人入关就难以成功；假使退出北京后李岩的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就能保有根据地与清兵对抗，避免陷入绝境。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失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无疑是我们党也走了造反、夺权这条路的缘故。在毛泽东看来，胜利冲昏头脑，是李自成农民政权功亏一篑的重要原因。结合党的历史，毛泽东强调：“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亲笔回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但是，若不只是单单问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或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而是要问“甲申悲剧”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似乎应该有更多的思考。骄傲是李自成失败的直接原因。然而，仅一个骄傲，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把同一年灭亡的明王朝拢在一起看，更不仅仅是骄傲的问题。谦虚一点，冷静一点，使政权延迟更长一点时间是可以的，但要长期执政，仅仅如此远远不够。靠执政者永远保持谦虚不骄傲的个人品德，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是靠不住的。

“甲申悲剧”前后两个失败有一个明显的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得了天下，有了权力，却失去了民心。在我看来，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两个政权的败，都败在民心渐失。而失去民心，又都和权力有关。明王朝极端专制，由专制而导致权力运行紊乱、失控，朝纲不整；由专权而导致掌权者孤家寡人、无人担当，贪腐横行，崇祯自己都这样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李自成的大顺朝，则是一进北京便权欲膨胀，不是忙着登基、封官，便是忙着纳妾、敛财，军纪废弛，民怨日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个道理，在“甲申悲剧”中是通用的。

民心的问题，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但民心可畏，却在朝代更迭的历史中被反复证明着。权力和民心，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但放纵权力不加管束，最后的结果必定是“失民心”。对此，为政者始终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所谓民心，对掌权者而言，就是政治学里所讲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民众认同你，你便得了民心；民众不认同你，你就无民心可用；民众从最初的认同，到后来变得越来越不认同，就是失去民心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的体制、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民众的认同为指向。

“甲申悲剧”告诉我们，要想得民心，就要管住权力，以防权力运行过程变成民心渐失的过程。

管住权力，仅靠掌权者的自我约束不行。在中国封建专制条件下，除了皇帝本人，没有任何人能约束住权力。这就使皇帝本人的德行和能力成了王朝延续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上看，出几个德行好、有能力的皇帝并不难，但要所有的皇帝都有好的德行却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此，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个王朝由兴而衰的“历史周期律”。上世纪40年代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窑洞对”，谈的就是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跳出历史周期律，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做到既执掌政权，又顺乎民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历代王朝都始终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甲申悲剧”只是中国历史周期律的浓缩版、极端版而已。

怎样管住权力，跳出历史周期律？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世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难得出结论的。在近代以前，西方国家也和中国一样，经历着反反复复的王朝更替。但在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之后，这一过程便总体上停止了。其原因，概在于民主政治为民众参与约束权力的实践提供了渠道和平台。而且历史表明，民众的参与越有效，政权就越难以完全背离民意，因失去民心而崩溃的风险就越小。这种约束，绝非执政者情愿，而是民众自己在长期斗争中争取来的。我们自然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让人民在约束权力中发挥主体作用，恐怕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

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在“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请教毛泽东：中共诸君准备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作出了精彩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今天听来都振聋发聩。如果当初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对民主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探索，如果我们后来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模式，如果我们很早就着眼于从制度设计、而不只是从为政者们的个人品德方面约束权力，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跳出了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的历史周期律。

今天，我们需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这就是“甲申悲剧”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第二篇：甲申再祭读后感

甲申再祭读后感

甲申再祭读后感

刘亚洲将军武艺如何，是使青龙偃月刀，还是一杆红缨枪，能徒手打杀老虎，还是能一枪打杀兔子，这些我都不晓得。不过，我看了他大作《甲申再祭》，知道他是个才华横溢、妙笔生花的大作家。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思维极其活跃，甚至天马行空，叙述亦充满激情，闪光的警句到处都是，比如“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通俗易懂的比喻也随处可见。“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像这种天才式的比喻不是寻常的写手能写出来的，我不禁拍案叫绝。

《甲申再祭》情绪饱满、一气呵成，它的结构也不错，所举事例表面上似乎散乱的珍珠，其实都服从他所想表达的

主题与抒情。文字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见解。而且叙述心态非常潇洒、相对自由，没有言不由衷，王顾左右的毛病。他的心灵的确没有文字狱的阴影，他的肉身也显然脱离了锦衣卫的掌控。

最让我钦佩的是，狂放的叙述中，他不经意说出真相，就是明末清初四大天王之间的争斗，不过是一场春秋无义战。另外，将军不仅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而且对中国的国民性有着入木三分的整体了解。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为何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士兵为何争先恐后出卖长官。还有扬州百姓为何在暴力面前顽强地坚持不抵抗，以及扬州女子为何涂脂抹粉献身鞑子，年老色衰，仍偷生于白山黑水……如果说有啥不明白，他好像不明白八旗清兵为何愿意为几个菜肉包子而不珍惜生命。

作为体制中的刘将军，如果他是个安于现状的官僚，他满可以养尊处优，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学习学习邓小平

理论，戴戴三只手表，掌握掌握停电时保鲜冰箱中食物的技术，一晃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到了退休年龄，解甲归田，托托鸟笼，泡泡茶馆，待上帝召唤，就安安稳稳躺进八宝山。他即使游手好闲，哪怕骄奢淫逸，凭他的出身及背景，不消几年就可以从中将升为大将，弄得不巧还是个元帅。而他这样的锋芒毕露，忧国忧民，驰骋于危险的楚河汉界，好像有点犯不着。当我以羡慕惋惜的口吻，以上述观点议论刘将军当出头椽子的成本时，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说，中将以及国家主席的女婿的名份，在常人眼里都是命运恩赐的，人们只会羡慕，而不会心底敬重。就像金日成的儿子，哪怕是个斗鸡眼，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元首一样。功名利禄均是过眼烟云，只有满腹的珠玑和天才的大脑才是自己的。历史不会记载皇亲国戚和庸庸碌碌的中将，它只会记住凭自己的本事而有所成就的人。《甲申再祭》到处都是将军的个性印记，它是刘亚洲自我价值的体现，它充

分表达了一个不甘寂寞的、具有英雄情结的将级军官的强国梦。

刘将军欣赏清兵不满足关外的幸福生活，而去侵犯邻居，证明他内心喜欢做强国梦，至少喜欢打仗。这个强国梦，或许是包括刘将军在内的大多数军官的职业病，好像非要打仗，才能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这也难怪，的确很长时间没打仗了，打了老山一仗，广场一仗，他们至今下岗待业，手里痒痒的，嘴里干渴得冒烟，就像李自成初上阵的战马。我所说的下岗待业，不是指没有薪饷，而是说有了生殖器，除了小便，老是不给它们机会似的。

强国梦，其实缺乏可行性、操作性，而且有点胡言乱语。有什么根据说：“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谁恩赐你百年和平，你有没有付保护费？难道人家一百年躺着不动，就是为了等着你赶上来。

要知道我国不仅武器落后，而且缺乏具有勇士气质的兵源。一个抵五个匈奴人的勇士，早已远去，汉将军李广的战士也成草原白骨。刘将军也晓得一个平时害怕衙役的奴隶是没法上阵打仗的。再说，谁上阵呢？保家卫国的口号有没有用，要不要麻烦石壕吏夜半再捉人？大家知道，近几年工农大众其实每天都在战斗，都在为下岗失业、还有住房的安危、孩子的教育费而操劳，空余时间，他们不是吃四角钱的袋装黄酒、打牌搓麻将，便是妒忌权贵富人的灯红酒绿，以及别墅和大量的存款。这些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的草根，只关心柴米油盐，早丧失了刘将军所具有的雄心壮志。能怪他们吗？他们毕竟是奴隶的子孙，满清一统，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的后裔，哪个不是奴隶的子孙！我看，这样的草根不符合刘将军的征兵条件。现在，他们的子弟，不是在寻找工作的路上，就是每月拿几百元钱，在某个南方外资工厂打工。生活艰难呵！

在我印象里，古代均是将军身先士卒拍马上阵，然后喽罗一哄而上。吴起甚至像庄稼人爱惜牲口那样，跟伤兵肉体亲密接触。现代的作战史好像都是工农子弟，端着步枪，直冲到敌人的壕沟前面。而那些将军老爷们则躲在防空洞里抽着雪茄红中华，打打电话，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划涂涂，进行着遥控指挥。当然，他们晚上偶尔也要给睡着的战士盖盖被子。

世上所有的强国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小平、江泽民了解中国的实际国力，才内敛谦卑，对强国和颜悦色、敬烟倒茶。再者，放弃强国梦，满足于不受侵犯，中国其实十分安全。何况，我们有原子弹，还有核潜艇，何况，正如王力雄所说的，我们没有让人眼红的资源，吸引人家来抢劫。十三亿人口是个包袱，谁夺这块地盘，都像湿手碰上了干面粉。养活对付这些人都难呵！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我也没看见某个家徒四壁的穷人将自己的寒舍防守得犹

如碉堡。一旦筑了碉堡，不明真相者，会以为穷汉是个隐藏的亿万富翁，反而会遭到杀身之祸。

如果正视现实，其实我们非常脆弱，国内的阶级关系、利益分配没有理顺；金融千疮百孔，股民挣扎于破产的边缘；掌权的组织自拉自唱，如同孤家寡人，民主党派拿着干薪，都在袖手旁观；沿海建设得如此完美，长江大桥、东方明珠，也经不起人家的导弹，还有那长江三峡，做个轰炸攻击的姿态，我们就寝食难安了。

我国的防卫武器，除了原子弹、核潜艇，愚认为，还有庞大的人口。(京ICP备13016261号-1)谁想跟我们过不去，就滥发护照，大量输送人口往境外，看看有哪个敌对国家和它的帮凶吃得消。十三亿只蝗虫黑压压的，遮天蔽日，每只吃一滴水、一粒粮，穿一寸衣，一双鞋，就不知道耗费地球多少资源。历史证明，中国就是凭蝗虫般的人口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说到这儿，我想说出内心的担忧，现在文人还可以说几句话，至多监控、吃几年官司，一旦为了实现强国梦，说不定军人动粗，将多嘴多舌的文人装进麻袋，从飞机上扔进太平洋。

耿直智慧的王怡担心军人干政和军国主义的复活，自有他的道理。我也有以上的担忧，可是想到最后，我却不担忧了，觉得朱学渊的观点也有几分道理。所谓的强国梦，在中国并没有生长的土壤。战争总要有人买单，也要有人愿意打仗，而今国贫民穷，识几个字的草民也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平时期贡献税金，战争时期奉献鲜血，倒霉的，还要像老山前线的战士那样丧失两条腿儿、一条性命。想到这点，草民肯定跟统治者同床异梦，心怀二心。而那些生活优裕、被办公室消蚀了意志的公务员，恐怕绳捆索绑，也不愿意上战场（其实他们应该上战场，旱涝保丰收，拿这么多钱，不上战场也说不过去）。知识分子也知道：强国梦很难实现，秦朝元朝是

个例子，苏联德国是个例子。估计他们思前想后，也不会投笔从戎，跟随将军去建功立业。

我认为，强国梦只是部份人的一厢情愿，这跟老百姓不搭界。强不强，反正一日三餐，晚上一张床。将军的豪言壮语，有可能只是恐吓远近的强国，就像我们赌友所说的：梭哈偷鸡。纸上谈兵式的强国梦，也许只是军队证明自己存在的营销策划。它没危害，只会让网络更热闹，电信部门赚钱更写意。当然，尽管对强国梦有异议，我仍喜欢听另类的声音，尤其是体制中另类的声音。因此喜欢刘亚洲，希望他的愿望能实现，只要我的家族，呵呵，不上战场。

第三篇：王石再思考

王石再思考：万科启动转型 押宝住宅产业化

提交者:韩慧琴 2013-01-25 08:26 点击率 61 [导读]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巨头还是中小公司，都有生存空间。

万科董事长王石接受腾讯财经独家专访

“从2016年开始，万科会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1月23日，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接受腾讯财经独家专访时如是说，此时王石正沉浸在万科转型的畅想中。在经历绿色化、住宅产业化的转型后，“万科真正持续的增长2016年才开始”。

近年王石淡出万科管理层，过着近乎隐士的游学生活，王石说，痛并快乐的校园生活给他带来了新生。他坚信，个人修行在潜移默化中，能为企业注入发展动力。在从新的角度审视万科时，他看到了万科未来的方向。

王石不担心游学生涯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他对万科多年形成的管理制度充满信心。王透露，万科CEO郁亮也在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自己未来的三分之一时间会作为一个大学的“教书匠”。万科的国际化转型

虽然长期在海外游学，但王石一直对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保持关注。尽管房地产一直饱受调控之苦，但王石仍认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巨头还是中小公司，都有生存空间。

“根据美国和日本市场的经验，房地产是非常特别的行业。比如说连锁零售有三四家大的，其他家就没有空间了。房地产是不同的。房地产商的地域性非常非常强。所以第一你看不到非常成熟的跨国房地产公司，基本都局限在国内。第二个你也很难看到在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一个房产商在任何城市都有它的影子。”王石指出，美国前五大房地产公司，它们的市场份额加起来占国内总量的16%；日本前五大的占比加起来约20%；中国前五大加起来占比8%，“即使它占到20%，大头 80%还是中小房地产商的”。

基于国外历史经验，王石认为中小房地产开发商无需悲观，做好专业化，能更好地度过难关。为了能更好地拓展自己的市场，万科也在积极推行国际化的进程。1月23日，万科携手新世界发展在香港拿地的消息，引来香港市场哗然。因为，市场从未想过，万科这么快就会在香港出手，而且是联同新世界发展一起出击。

王石认为，国际化对企业来说，是一个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作为董事长，他用个人海外学习的过程来影响企业，这对企业中层是一种无形的动力，这也是万科国际化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动力。“万科的总部人约三百人，但基本上30%是海归，而且预计在两年之内总部的海归人员上升到50%，这就是万科国际化的一个表现。”王石说

事实上，万科2012年成立的美国业务小组，2013年也会落地。国际化业务对万科而言是一个尝试性投资，还在不断地摸索。押宝住宅产业化

在国际化的同时，万科住宅产业化、绿色化的转型也在同步进行。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住宅市场，也在迅速地城市化，每年有1300万人从农村移到城市，需要大量的建筑，需要大量的住宅，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这样就消耗大量的木材。”王石意识到这样大地消耗木材是不可持续的，他向绿色和平组织寻求建议。绿色和平组织很快安排王石参观亚马逊的热带雨林去，他在那里生活了一个礼拜。在某些地方对比过去的照片和现在卫星拍的照片，王石非常吃惊。25年前还是完全被绿色覆盖的热带雨林，现在看上去像是布满“疮疤”。

“大家都看到必须要做绿色建筑，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做。从某种角度上你得押宝，万科先走了一步。”

2004年，万科成立20周年，彼时经营规模不足100亿元；仅仅6年后的2010年，万科销售破千亿元。王石不希望1000亿元成为万科的“玻璃天花板”，现在，这家以创新著称的房地产公司押宝住宅产业化、绿色建筑。万科倡导的住宅产业化通俗的说就像是“搭积木”，房子的柱、梁、楼梯、楼板、外墙等是在车间里完成，再运输到现场安装。按照王石的计划，2015年万科整个住宅产业化系统将完成；2016年，万科会因此迎来真正持续的增长。

一直热衷呼吁环保的王石，不停地在不同场合，反复解释住宅产业化之于环境的意义。他说：“我相信中国城市环境的恶化，消费者也越来越注意了。比如说最近北方的大城市，包括北京，连续长时间的雾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空气污染造成的。污染来源一是燃煤，再一个是汽车尾气，还有建筑工地扬尘。搞住宅产业化，在工地施工好了之后，现场基本都是封闭的，可以把对扬尘对空气的污染降低一些。”

不过，现在这些创新的住宅产品并没有完全被市场买账，原因之一就是成本。此前，万科试点推广住宅产业化，也还要靠传统项目摊薄成本。鉴于此，王石不断呼吁政府为此增加补贴。他说：“在工业发达国家推广住宅产业化，政府是给补贴的。华人居住的地方，香港、新加坡这些地区住宅产业化都给补贴。这两年北京、上海、昆明、深圳一些城市也开始这样做了，我估计下一步的力度会加大。尽管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大，但是我预计未来三年内，中国的住宅产业化、绿色建筑会有一个非常新的局面。”

“万科山”上的王石

万科的转型早于同业，不管成功与否，至少万科看到了目前的模式难以长久。而万科能够抢占先机，或许与王石、万科之间的相对不甚紧密的关系有关。

诸多企业家将亲手创办的企业视为自己的子女，百般呵护、牵肠挂肚，然而王石与万科的关系并非如此。对王石来说，万科似乎只是他征服的一个又一个山峰之一，登顶之后，再无牵挂，只有下一个山峰才是他的目光所及。与真正的山峰不同的是，万科深深地烙上了这个唯一的征服者的印记，遍览群山的王石，赋予了万科独特的视野，这是万科能在商海鏖战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1984年，33岁的王石创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当时王石整天被遥控电气开关和录像机配件环绕。1988年，他决定和家电“划清界限”，正式涉足房地产行业，这一年，他开始推进公司股改，并将公司更名为“万科”。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这家公司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房地产行业的领头羊。

在万科初涉房地产行业时，王石就凭借过人的眼光，帮助万科完成了一次次跨越。1988年，万科参与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王石以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的楼面价格，拿下了该地块。随后数年的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成就了王石在行业内的第一桶金。这种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举动，最终都成为王石职业生涯的神来之笔。

1991年，万科在深交所正式挂牌，成为深交所第二家上市公司。此时人们才发现，王石在上世纪80年代末积极推动公司股改的用意。看似无心插柳的一步棋，将同时代的房地产同行，远远抛在身后，对于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行业来说，率先拥有一个便利的融资渠道，完全可以决定竞争格局的走向。凭借资本市场的助力和王石为万科注入的价值观，在上市后的20年里，万科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31.4.%，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36.2%。风头一时无两。

进入新世纪以后，王石开始有意与万科保持距离，释放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长久以来，万科与王石的关系若即若离，就像一根棒子的两端，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却又有鲜明的距离感。

对这一点，王石并不否认，自己与万科是一种既紧密又松散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王石用自己的视野去影响万科。事实证明，脱离王石直接管理的万科，依旧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地标”。

2012年，万科销售额达到1400亿元，成为全球第一个销售额超200亿美元的房地产公司。

可以说，王石带领万科站在了世界之巅。

如今万科依旧是万科，但王石已经不是以前的王石，在获得了更多私人时间后，王石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思考，正是有了思考的时间，才让王石看到了“万科”转型的必要性。

第四篇：俄狄浦斯王悲剧意识

1、俄狄浦斯王悲剧意识

俄狄浦斯王的命运悲剧，影射着雅典奴隶主民主派英雄的历史悲剧。《俄狄浦斯王》一剧中，俄狄浦斯正视现实，刚毅勇敢，体贴民众，敢于承担责任，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也是一

个理想的民主派领袖的形象。这样的英雄和领袖，下场竟如此悲惨，贴切地表现了英雄意志

逃不脱命运桎梏的痛苦惶惑。这里，索福克勒斯对命运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还表达了个人

反抗命运的思想。在俄狄浦斯王身上，寄托着剧作家对民主派领袖的崇高评价和深厚同情。

剧本热烈歌颂了俄狄浦斯的坚强意志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并对当时流行的命运观提出了怀

疑。

2、首先，《伪君子》是一部古典主义创作原则与民间喜剧手法结合的杰作。莫里哀创造性地

运用了“三一律”：剧情围绕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性格而展开，没有一点旁驰，地点始终是

在奥尔恭家里，时间24小时。莫里哀在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独具的近代喜剧，既严整均衡、单纯集中，又曲折活泼，富有情致。(“三一律”是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法则，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莫里哀的喜剧《伪

君子》就是按“三一律”写成的，全剧五幕，单线发展，情节发生在一个地点，即奥尔恭的家

里；所描写的全部事件都在一昼夜之内发生；主题集中在揭露答尔丢失的伪善面目这一点

上。)

3、（1）径向对照

首先是径向对照，即爱斯梅哈尔达与圆周线上各个人物的对照，在图中用径线表示。爱斯梅哈尔达与孚罗诺的对照。他们的矛盾是小说的主要矛盾，贯穿小说始终，因此他们的对照也是人物圆心结构里的中心对照。他们是两种对立的力量，一个是善的化身，一个是恶的代表。这种径向对照，表现了各个人物对爱斯梅哈尔达的不同感情和态度。

（2）弧向对照

其次是弧向对照，即圆周线上各个人物之间的对照，在图中用弧线表示。这种弧向对照，提示了各个人物心灵间的差距。

3）人物自我对照，这种自我对照，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作者的美学追求：以上三种对照归纳起来，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照，它反映了作者的美学

思想，体现了作者对美的追求。雨果早在《〈克伦威尔〉序》中指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

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要有所变化，以便能够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

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

锐的感受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

第五篇：三农问题 再思考

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穷人 就不懂得政治

-----温家宝

19日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看望师生，参观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后，他在该校作了长达50分钟的即兴演讲。

当晚8时34分，温家宝走进地大西区教一楼第二阶梯教室，200余学子全体起立鼓掌，掌声和欢呼声持续约半分钟。晚上约9时30分，演讲结束，温总理和前排学生握手，所有师生起立鼓掌。温家宝以祝贺地大登山队登顶珠峰为演讲开场白。温总理说：“今天的新闻联播播出了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珠峰登顶成功的好消息，我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告诉我们，不畏艰苦和挫折，一定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传统。”

温家宝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学习了近8个年头，很早就想回学校看看。我本想准备演讲稿的，但想着，回家跟家人谈话不需要准备演讲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温家宝说，他在担任领导工作后，还一直关注地质问题研究。他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很关注二叠纪和三叠纪的界限问题，这是一个古生物的问题。“刚才，参观了学校的一个实验室，现在用新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高兴。”

“2008年，在接受《科学》主编布鲁斯-艾伯茨的采访时，我说过，要是我不从政，很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质学家。” 温家宝说，地质学不是一门简单的科学，是一门深奥博大的科学，需要有志青年为它献身，需要有志青年利用地质学造福祖国，造福人民。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地球存在，只要人类发展，只要地球变化，地质学就不会枯竭！温家宝说，从政后，没有忘记对科学发展的关注，仍在思考地球发展方向。对于地球科学的发展，在冰岛考察火山和地热时，与学习地热的学生座谈时，讲了地质科学发展的六点方向。

一是地球科学应研究地球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还应包括天体。二是地质构造，特别是板块变化对地球带来的变化。三是矿产资源和能源，特别是需要新的实践和理论。四是地质灾害防治是涉及人类利益的重大问题，应该做到有效预报、预防和治理。五是现代科学在地质学的应用。六是地质科学要开发新领域。

温总理举例说，在内蒙古煤田勘探时，发现钼矿与煤共生，大型煤矿的成长中很少见的。煤层气的发现和开发，在我国起步较晚，开发实践比较落后。一次在巴厘岛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谈到，美国的煤层气开采与使用技术成熟，煤层气开采已经到了实用的地步。我国具备煤层气开发条件，对开采技术应用和管道输送要求很高，我国在矿产和能源方面要不断探索新的实践和理论。

他说：“这告诉我们，矿产和能源上不要只局限在书本知识，要不断探索。”

温家宝说，“1960年，我在校期间，很热爱地质课程，除书本外，还曾钻研过河流走势变化和力学原理，还有北方磷矿成因。在工作之后，我还自己研究地质力学。作为科学工作者，思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应是禁锢和封闭的，要只承认规律和真理，不屈服于任何权威”。

“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青年学生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最宝贵的。”

温家宝说，“在母校的学习，使我养成了从不迷信权威的习惯，遇事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通过自己，探寻追求真理的脚步。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是母校教给我的。现在，许多老师、同学也是这样的。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处在变化中，人类和社会存在发展，要不断地探索，这才是科学精神。” “今天，我们学校登山队登上珠峰了，相信地质工作也会登上高峰，母校又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温总理讲起自己的学生生涯，读大一时，他一进校就生病了，需要隔离。生病期间，不能去上课，他还是认真钻研。那一个学期，加上最难的结晶学在内，每门课程仍然得了优秀。

从那以后，他坚持锻炼，刮风下雨都没间断，从开始争取4小时上课、到后来8小时上课时间，一直到大学毕业，脱掉了病痛这顶帽子。

参加地质工作，就要跋山涉水。在祁连山工作，常常是带一个馒头，一路上遇到柴火就捡起来，在山上烤馒头吃；没有柴火，晚上回住地，吃一碗面条、一个馒头。参加工作后，生活条件艰苦，恶劣环境下，他告诫自己，人要有愿意吃苦、而毫无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

温总理说，当时他从来没有测过遥控点，每一次，都是爬到设定地点，做好素描，填好图，定好点。有时，下山还要背一包石头回住地，累得不能坐下。在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过几次危险经历：在祁连山主峰，夜遇暴雨，深夜搬了三次家，总是先转移设备和数据资料，之后才是自己的生活用品。

“还有一次是在过疏勒河时，走到水中间，突遇河水暴涨，水流很急，我紧紧抱着牦牛的脖子，半个身子已经浸泡在水里，这样过河。”

温总理说：“跟大家讲这些，我是想说，吃苦可以锻炼人，不仅磨练一个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一个人的精神。对于任何工作，能担起来就勇敢的担起来，不怕任何困难，甘受任何打击和委屈，把工作做好，不把困难丢给别人。这种精神也是母校给我的。”

不懂得穷人 就不懂得政治

“上大学后，我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除学好专业外，还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书，一心想着为人民做点事情。”

温总理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1963年、1964年在湖北、河南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吃在老乡家、住在老乡家。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炕，利用这样的机会了解群众，认识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品质。

在地质队工作时，交了许多农民和牧民朋友。当时看到他们为了买瓶酱油、买点盐要跑很远的山路，拿几个鸡蛋到地质队换钱，他就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这是最根本的，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人生观也是在母校期间形成的。担任领导职务后，走遍了全国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矿山、油田，住过山村、下过矿井。工作繁杂时间不多，但在周末还是下乡视察，觉得和人民在一起非常亲切。温家宝说，这些年，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推行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说，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一方面推进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的目标。“同学们在学习时，一定不要忘记树立远大理想，把今天学习与今后工作结合在一起，练就本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工作。母校培养了我，铭刻在心，牢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用自己的工作成绩回报母校。努力做一个永远让母校记得的优秀学生！”

过去政府欠农民欠的太多了-----温家宝

人民网北京3月9日电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消息，8日下午，温家宝总理看望政协经济、农业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在发言时称：“实践和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果然没有让农民朋友失望，两年来农民收入保持了高增长。”宋丰强说，去年两会，他见到总理时说，当年农民的“九盼”已经变成了“九喜”。

对此，温家宝说：“这些年，我们在农村实行强农、富农和惠农的政策，农村的面貌、农业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九喜”，温家宝坦言：“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过去政府欠农民欠的太多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称，今年两会前，宋丰强根据自己的调研和追踪发现，在当前农村的好形势下，农民朋友又有了新愿望、新期盼。他把这些愿望总结为新“九盼”：一盼粮食“九连增”，二盼进城扎下根，三盼土地不强征，四盼收入再提升，五盼技术送上门，六盼有病能看成，七盼养老有保证，八盼校车放心乘，九盼乡村环境美。温家宝听后说，在朝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时候，特别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农业现代化，“三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上，都要认真完成。

温家宝特别强调说：“中国经济出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农业上，对于这点不可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扶植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任何时候，都毫不放松的抓好三农。”

链接：宋丰强总结的“农民九盼”

2010年3月4日，温家宝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界别和农业界别的联组讨论会，听取八位委员的发言。宋丰强排在第五位，他发言的题目是《农民增收与“九盼”》。具体来说，“农民九盼”就是一盼党的支农惠农政策保持稳定并继续下去；二盼农业补贴标准继续提高；三盼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再提高一些；四盼农资价格跌一点；五盼学到实用的农业技术；六盼学到进城务工的一技之长；七盼创业有门路；八盼由农民合作社带领闯市场；九盼融入农业产业化链条。（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