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与中国教育

第一篇：庚子赔款与中国教育

庚子赔款与中国教育

“听说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据说北大和清华都是美国人给建的，这是真的吗？”下面就谈一谈美中之间的这段百年往事。

1900年(庚子年)，义和拳运动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大清帝国和国际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

庚子赔款列强分摊

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最后议定书》，也就是中国史称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西方人称为“拳乱赔款”。

美国政府在谈判时曾提议不要让中国赔款太多，但条件是各国都不得多要。这一主张因遭到其他列强激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在签约后，美国所获赔款份额是7.3%，排名第六。美国官员明白，这笔赔款其实远远多出美国的实际损耗，包括远征军费和美国公民以及教会与公司在“拳乱”中的损失。

美国退还多余赔款兴办教育

《辛丑条约》中还有一项中国史学家不常提及但却对中国留下永久影响的条款，那就是：中国成立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一向以“天朝”自居并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从此有了专门的外交部和职业外交官。

1904年，清朝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庚子赔款事宜的时候，海约翰告诉他，美国得到的赔款过多了，梁诚立刻把此事汇报给了外务部。

海约翰和美国一些传教士和教育家支持退还多余赔款，但是不愿意让这笔钱由中国官员任意使用。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帮助中国兴办现代教育并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将会造就一批熟知美国价值观并和美国联系密切的人士，也就不会再次爆发“拳乱”了。

1907年12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式请求国会批准把多余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赞助中国教育事业。1908年1月，国会通过决议，批准总统退款。

7月间，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奉国务卿鲁特指示，致函大清帝国总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说，美国出于友好，已决定把“拳乱赔款”从当时的2400多万美元金币减少为1300多万美元，余额退还中国。柔克义还写道，赔款额中还包括200万美元预备用来支付民间在法庭提出的索赔，如果这笔钱有剩余，也将归还帝国政府。

清朝外务部立即回函致谢，并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愿意资助中国学生的表态，“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去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

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学堂

1909年，中国首度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向美国派出了几十名留学生。1911年(辛亥年)，用于培养留美预备生的“清华学堂”在北京成立，这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这座学堂设立在原来的王府“清华园”。园主人载濂郡王因为支持义和拳而在战败后遭革爵，庄园也被朝廷没收。外务部选中了这块地方，用“拳乱赔款”建立学堂。

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曾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布什在演讲时说，这所著名大学是美国为了增进两国间的联系而帮助成立的。

美国第二次退还赔款

就在建立清华学堂的同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取代了满清王朝。民国政府继续按4%的年息向各国支付庚子赔款，而美国继续每年退款给中国，用于教育事业。

当代中国以及海外华人中的很多知名人士，包括教育家和科学家，当年都接受过庚子赔款的奖学金赞助。

1924年，美国政府又宣布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把余下的所有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由于当时中国处在战乱时期，没有稳定的中央政权，美国政府委托由美中两国人士组成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管理退款。基金会用退还的赔款兴办文教事业，继续培养留学生并资助清华大学，还在1931年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国立北平图书新馆”。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的前身。

各国纷纷退还庚子赔款

美国的退款、中国的外交努力以及时局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俄革命等)促使英法日意等国也陆续在1920年代同意把庚子赔款专用于在中国的文化教育等事业。

中国北洋政府在1921年和一战的战败国德国以及奥地利签署条约，废除德奥两国在华特权，包括索取庚子赔款的权利。1924年，北洋政府和苏联签约，把俄罗斯的庚子赔款份额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庚子赔款都已用在中国项目了。

中国二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和美英等盟国在1943年签订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中给予列强的一切特权包括受赔权利也予以终止，庚子赔款最终成为历史。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守台湾。在台湾新竹成立的清华大学用的是源自庚子赔款的基金。

京师大学堂建于庚子事变之前

听众“林黛玉”问到“北京大学”和庚子赔款以及美国人的关系。北京大学最早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国立最高学府，而且在义和团事件爆发前就成立了，和庚子赔款无关。

1898年(戊戌年)，光绪皇帝在维新派推动下宣布成立“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很快失败，但是这所采纳“西学”的学堂成为仅存的硕果。清政府聘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担任西学总教习。1900年，受拳民进京的冲击，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随后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又把这里当作兵营。清朝政府在1902年恢复办学。

另一所和北京大学有历史渊源的“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这是由美国和英国基督教会创建的，首任校长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图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他在194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这所教会大学的办校经费来自美国等地的捐助。在193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拨款帮助过燕京大学，有些钱来自庚子赔款的退款，但只占学校经费的很小比例。

第二篇：庚子赔款援助中国教育始末

庚子赔款援助中国教育始末

2015-02-01 00:41 阅读(8)评论(0)

作者：不详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匪之乱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 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授权减免和取消对中目超出此数的赔偿要求”，并谓：“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寻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材，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 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 “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在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废除了对德国与奥地利的赔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第三篇：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

现在大学里有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大多数学生在入了大学之后没有了昔日备战高考时的压力，整日过的很轻松，甚至无事可做，或者要么玩网络游戏，要么天天逛街，要么谈谈恋爱，最后都感到自己的大学生活过的很空虚；逃课现象严重，即使上课也不听课看小说，平时整日里玩，到考前一周甚至一天才开始突击背书应付考试，或者连书也不看考试时直接作弊，最后还都拿了高分，而临时所背的内容一考完就忘，四年就这样一直下去，到了大四毕业时混个毕业证和学位证，却感觉四年下来一无所获，什么知识和技能都没学到。

我认为造成以上现象的根源在于大学的考评制度。一学期的课业内容评价都决定于一次期末考试的一张卷子，这是大学考评制度的非常不合理之处。在此制度下虽然也有平时成绩，但这都是虚的，要么大家分都差不多，要么就是仅凭几次课下应付的毫无价值的作业来稍微拉开点档次，或者就凭任课老师对学生的个人喜好来定。不过现在有一些重点院校实行这样一种考评制度，就是平时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很大比重，平时作业都是考察学生的知识运用和实践能力，这样一来即使期末卷面成绩考满分但平时成绩若不好也可能过不了关。我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我认为目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新，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现在大学生能否毕业的标准就是毕业论文，而近年来毕业论文抄袭现象十分严重，大部分论文不是学生本人自己创作的，内容东拼西凑，毫无新意，这就造成了一些学生大学四年都在玩，而到毕业之际临时拼凑一篇论文就能顺利毕业的现象。

总而言之，大学的老师同学们一定要在工作和学习生活中多善于思考，多发现问题，决不能让自己的思想、思维局限于课本、盲目迷信课本，应该对学术问题多进行探讨，多进行善意的学术批评，从而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促进学术的创新与进步。

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教育体制完全不同，整个课程很短，上课需要做的功课也不多，但回家的作业是相当恐怖。每节课最后的投影上面所显示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是一本本书的名字，学生的作业就是把这些书从图书馆借出来，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完，之后，全班讨论这些书„„在中国，学生们往往在学校呆很长的时间，每天上七八节各种各样的课，但回宿舍后，除了写作业没有什么太多的任务。但在美国的大学，一个学生一天在学校顶多上个两三节课，可是老师在下课时所抛下的一黑板借书单和一篇论文给学生带来的负担可不比在学校上一天课少。正是由于大学这种对阅读高水准的要求，美国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视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美国人坚信，只要一个人的阅读能力好，他就有能力接受新知识，也就可以弥补在其他方面的缺陷。

美国大学没有严格的课堂教学规范。师生互相介绍，是每位任课教师第一次上课时约定俗成的习惯，表明了教师对每位学生的重视，以及学生对整个教学的主导和参与。此外，师生在仪表和衣冠方面没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大多教授着装休闲，学生穿着更是随意，穿着拖鞋、背心、短裤、短裙上课者不乏其人；学生可以一边听课一边喝咖啡、茶、果汁等饮料，甚至可能把早餐带到课堂；因故迟到，可直接入座，不必经老师许可；上课时若有疑问，学生可不必举手随时向老师提问，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无需等到老师讲完一节课的内容。课后问题，也可以通过Email向老师请教。

美国大学课堂上普遍采用小组讨论的教学方式。一个老师对应大约20来个学生，和小班教学差不多，课堂氛围比较轻松。一般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一个研究主题和一系列子课题，然后将学生分成若干个由3至5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各小组就教师布置的问题逐个讨论，每个学生依次发言，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可加入任何一组。在课堂上学生可以和老师进行争论，在某些方面向老师提出改进意见，甚至对老师的观点进行批判。此外，课堂演示也是常用的教学形式。通常由学生单独或者几个学生一起，按教师的要求就某一专题做准备，或去图书馆找资料或去实地考察，然后在课堂上作演示。可以运用多媒体、实物资料或真人表演等，分别就该专题作生动、直观的演示。演示完后，提出一些相关问题，供大家思考讨论。通过学生与教师、同学之间、以及学习资源的互动，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培养团队

合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在这样的课堂上，老师不是课堂的决定者，而是引导者，引导学生的注意力和研究方向，鼓励学生作出自己的结论。这是和中国课堂最大的不同。

对比美国和国内的一些名牌大学课堂，美国的教学总时数大约只相当于国内大学的60％，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自己学习上，而不是听课上，也就是说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于上课时间。在课外，学生不仅要读书、写文章，更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所选的课程每学期一般都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作几次PUBLIC PRESENTATION(主题发言)，为了准备这个发言，学生常常要在图书馆查阅很多资料。有些课程在结束时，只要求提交PAPER(论文)，学生更需翻阅大量的书籍。有些课程也要求考试，但成绩只占总分数的50%，平时的“发言”或“论文”都是考查内容。准备PAPER、PRESENTATION的过程，恰恰是可以发挥学生的创造力的过程。老师们既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有关教学内容的讨论，更鼓励学生在课外自主地学习、锻炼和提高。

与中国高校课堂教学相比，美国大学课堂教学体现出宽松活跃、丰富多彩的显著特点。中国大学课堂教学气氛严谨肃穆。许多大学定有严格的课堂教学规范，如上课及下课前由班长或值周干部叫“起立”，教师鞠躬答礼之后，学生方可端正坐下或离开教室；师生要仪表端庄、衣冠整洁，不得穿拖鞋、背心、超短裙或赤脚上课；师生在课堂上的言行举止要文明得体，不得吸烟吃零食；学生要认真听讲，有问题须等教师讲完一节内容之后方可举手示意，经同意后再起立提问；学生因故迟到，须经教师同意后方可入座上课等。

中国大学课堂教学形式比较单一。一般多为“单向传授型”，或曰“讲座型”，即教师站在讲台前讲授，学生坐在下面听讲做笔记。教师充当的是知识传授者的角色，处于主动地位，学生充当的是知识接受者的角色，处于受动地位。整节课基本上都是教师在讲，学生洗耳恭听，跟着教师的思路走，很少有课堂上的相互交流，即使有交流，也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相较而言，美国大学课堂教学形式则显得丰富多彩。一般多为“双向交流型”，即侧重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教室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台，教师站在学生面前，或与学生围坐在一起。教师不单充当的是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更多充当的是课堂教学组织者、协调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学生不光充当的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的角色，更多充当的是积极参与者的角色。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美国大学两种典型的课堂教学形式：讨论和演示。

美国大学多采用讨论式教学。每节课结束前，教师将下节课需要学习的教材内容、补充材料和讨论问题布置给学生，供学生准备下节课学习讨论。一般先由教师作引言和概述，然后分小组讨论（五、六人一组），教师可加入任何一组。各小组就教师布置的问题逐个讨论，每个学生依次发言，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全班集中，每个小组推举代表陈述本小组的观点，或自由发表意见，或向教师提问。最后由教师作总结。有时也随堂放录像，然后就录像内容进行讨论。十几个人的小班则不分组，全班围坐成一圈，由教师引导讨论。总之，中国重视教学规范，强调课堂教学秩序与纪律，美国则重视营造自由、宽松、随意的课堂教学气氛；中国突出“教”的作用，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教”处于主导地位，“学”处于从属地位，教学关系为单纯主客体关系，而美国则突出“学”的作用，特别是强调“教”与“学”的双向互动交流，教学关系互为主客体。这种不同的教学风格和特点既生动地折射出中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同时它又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中。因为中国人多，中国年龄两极化正在变大，再加上中国家长长期沉淀下来的传统思想，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还需要时间，并不能着急。如果太急于表面上成果，只会是情况更加糟糕。说说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应试教育并没有错，问题的跟本在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管理的上，填鸭是的教学方式只是灌输，并不是学习，学习是一个动词，应该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行为，但是我国现在的教育管理模式把学生变成了被动的，甚至有一部分变成了叛逆的。社会中失

业的越来越多，能就到业的越来越少！为什么？在从小开始的教育中就被忽视的问题！如何学习！学习新的环境，学习新的社会，学习新的社交，学习如何学习的更有效率，如何使自己更能适应需要不断学习才能生存的社会！虽然现在的学校要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这种扭曲了的教育管理模式是应该尽早拿到台面上来说说了！应试没有错，需要改变的是从小就应该开始的教育管理方法！

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或许可以回答，原话我有点记不清了，大意是：如果一个人把他从学校所学的东西全都忘记了，那么，在他身上剩下的就是教育。这就是一位伟人对于什么是教育最精辟、最直白的概括。以我的个人理解，爱因斯坦所说的教育就是当下我们整个社会所最关心的素质教育。非常简单，也非常明了。在爱因斯坦眼里，一个人素质到底有多高，与其在什么学校学了什么，甚至取得了那些成就，都没有直接关系。反之，如果把这些表面所罩的光环统统去掉，比如什么院士、博士硕士、几级画师、几级琴师、什么专家学者等头衔都去掉，在其身上所沉淀下来的就是一个人真正素质的水平体现。素质教育在美国作者黄全愈的儿子黄矿岩七岁来到美国，二年级时老师布置了一篇研究报告，而且至少要有三个问题，写满两页纸，为了完成这个作业，矿矿从图书馆借了十几本书，完成了作者一生所见到的最简短的论文，先不说论文的内容，就这次研究的经历，孩子始终处在一个独立工作的状态下，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去筛选材料，去决定研究的方向，这个收获比研究报告本身更具有价值。这种研究报告式的作业一直贯穿小学、中学，只不过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小学侧重的是对孩子收集资料，独立提出问题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中学确定研究方法，实施研究计划的能力。这些研究报告里跳动的是孩子们充实而活跃的思维。当中国的孩子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原地踏步走的时候，美国的孩子却已在操场上四处奔跑领略创造的快乐了。我们在嘲笑美国的基础教育不扎实的时候，人家的科技却发达了。教育与科技是一个正比的关系，人家科技发达了，教育也一定先进。中国要想走在世界的前列，那就要先从教育下手，真正的实施素质教育。

从理论上讲，人人都可成才。但每一个人成的“才”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特征素质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适合做技术工作，有的对绘画感兴趣，有的对写作感兴趣等，这些个性特征素质不完全因为教育的环境、位置的锻炼等外在的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因此，素质教育绝不仅仅是减轻学习负担那么简单，而应是因人、因材施教，使特定的孩子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其特定基因所决定的素养，发挥其特别潜能，从而对国家、对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笔者认为，开展素质教育，就要尽可能多地开设素质教育课(如文学、艺术、手工等)，建立学生兴趣学习小组，因学生的兴趣、特长而分班，并对教师进行提高发现天才儿童能力的培训，使有特别天赋的天才儿童的天赋有机会去尝试，有机会被发现。同时，充分发挥现有的各级少年文化宫、少年体校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掘各类超常天赋的儿童，对其给予特别培养。

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但当今中国的高校从来没有培养出获诺贝尔奖的人才；而美国则是初等教育“一塌糊涂”，但美国高校赢得的诺贝尔奖却是世界上最多的。创造力不同于智力。智商极高的学生可以赢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奖，但是惟有创造力极强的人才具备获得诺贝尔奖的前提。

第四篇：中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

中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

桑新民,华南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专家顾问组成员。1989年获霍英东奖，1993年获曾宪梓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基本法》起草工作。1995年以“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身份，对美国进行教育专题考察，并被美国教育研究会聘为境外会员。目前主要致力于探索教育基础理论同当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的未来教育研究与实验新模式。

2001年12月初中国电化教育协会在深圳召开了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大会，桑新民教授（以下简称“桑”）应邀作了专题报告，会后本刊记者刘德亮（以下简称“记”）专程到广州对他就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专访。

记：作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工作者，您如何评价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历程？

桑：教育技术学是当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联系的纽带，是教育学科群中一门发展极其迅速的新兴分支学科，该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推动和指导我国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当前本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必要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是从电化教育学演变而来，在发展中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是“电化教育”阶段，这一名称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正值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之时。“电化教育”顾名思义，是在教育中运用了以电力为能源的教学工具和手段，从而提高了教学效率，从其内容和形式来看，则主要是指在教学中运用了视听技术以及后来的影视技术。

第二是“教育电视”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影视技术向教育领域的扩展，教育电视逐渐成为现代教育技术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并使电教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技术含量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不仅研究电视技术与媒体，而且研究教育内容与呈现、传播方式，这使电教研究的教育含量也大为提高（但若从教育思想和观念来分析，教育电视基本是单向传播与灌输的教学模式，因此仍然是传统教学观念与模式的延续。）。

第三是“现代信息技术”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领域经历了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并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制高点！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因此需要论证。

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教育技术的地位并不重要，因为教育技术仅仅是教学手段，而且传统教学手段对教学过程和效果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以多媒体和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不仅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学习方式，现代教育技术由此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

（1）从教学手段扩展为新的教育环境，并引起教学模式的变化；

（2）从教学手段扩展为教育资源，并引起课程与教材模式的变化；

此二者的结合，进一步导致了整个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的变化！这充分表明教育技术在教育实践中地位的明显提高。

记：从理论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科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桑：从理论层面来看，1993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时，将《教育技术学》从原来附属在《教学论》中的三级学科提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并设立了博士点，这促使我国教育技术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世界教育技术学前沿的进展。比如，美国教育技术“94新定义”的引进和研究对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我个人认为，这些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从重视教的研究转向重视学的研究，尤其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教学过程双向互动的教学设计；

其二，从重视硬件建设、媒体使用与管理，转向重视学习过程（不仅是教学过程）和学习资源建设；

其三，从孤立地研究和发展技术、提供设备与技术的维修、服务，到重视技术与教育之内在结合，尤其是信息技术在新环境下学习与教学模式之创新，正在孕育出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新一代教育技术工作者和新一代教师，他们不仅代表中国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而且代表中国教育的未来！

以上这三点变化，使教育技术从教育发展的外围深入到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与前沿，真正成为教育现代化的生长点和制高点！并使教育技术学在教育理论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必将逐渐对整个教育基础理论的现代化改造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记：作为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人员，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化现象？

桑：我在这里特别要呼吁重视网络文化的研究。国际互联网向教育领域的迅速扩展，不仅创造着一系列全新的教学形式，而且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网络文化与教育时空。从网络文化的广阔视野中深化网络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我国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发展方面始终紧紧跟踪着世界前沿，但在网络文化的研究方面则明显滞后，由此导致网络教育发展层次和水平的相对滞后，这不仅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是令人深思的。

反思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态度，也许能给人更深刻的启示。鸦片战争对中国人的教训是沉重的，它使中国开始正视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但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并开始从西方引进洋枪洋炮，但却忽视甚至拒斥西方在科技创新背后的文化创新、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教育创新，致使中国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洋人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后面爬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跳跃式发展的机会。

如今，人类走出工业文明，步入信息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中华民族要想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实现跳跃式发展，不仅需要有经济创新、科技创新，而且要有文化与教育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更艰难，因为它不仅需要创造前者的社会心理土壤，而且需要源源不断地为前者提供一代新人；同时，这两者又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文化教育的创新不仅需要有新的物质基础和条件，而且必须插上现代信息技术的翅膀。

从教育发展的视野来看，当前迫切需要在全体国民中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中，传播新世纪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据此改革教育模式，在新一代人身上塑造信息时代所必须的品格、能力、思维与行为方式，使我国广大教师和学生尽快适应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这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加速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记：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技术界应该如何面对机遇和挑战？

桑：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教育技术也不再是以往教育技术工作者孤军奋战的舞台。在教育信息化的强大潮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三个战场，五支队伍，会师网络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

三个战场：1）遍布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正在经历着艰难的数字化改造，成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重要战场；2）高校校园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是近两年突击组建的方阵，不仅发展迅猛，而且实力雄厚；3）中小学网络教育和网校远程教育人数众多，前景广阔。

五支队伍：1）教育技术专业；2）开放教育（电大）系统；3）高校成人教育+网络中心；4）网上教育专家；5）IT产业：网络公司和教育软件产业。

传统的电教插上了现代教育技术的翅膀，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要做的事情显然很多，我认为首先必须更新教育技术观念，在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建设中取得实质性突破。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局限于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影视技术等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以及传统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近年来，不少教育技术学者开始较多地关注现代心理学、教学设计、系统科学，由此推动了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发展，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当前，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电教的内容、形式、功能、价值，在这样的历史变革面前，置身其中的教育技术工作者，首先应该更新的正是技术观和教育观，以及作为二者之内在统一体的教育技术观！只有用先进的教育技术观指导，才能从千变万化的教育技术景观和五花八门的教育技术理论中，深刻、科学地把握教育技术的本质及其演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记：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网络化教学模式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桑：网络化学习模式的主要特点：1）近程与远程交互的跨时空协同学习；2）自主性、个性化的自我构建式学习；3）任务驱动式的综合与分科相结合的非线性—网络化学习； 网络化教学模式的主要优势：跨时空、大信息量、交互性和个性化是网络化教学水平和实力的主要标志；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方便的获取方式是网络化教学发展中的难点；个性化、远程化、智能化的教育评价和考试模式是网络化教学健康发展的指挥棒；能否尽快培养出一批能够理解和适应网络文化，并能参与网络文化创造的优秀教师队伍，是网络化教学成败的关键，因为只有依靠这支队伍，才能成功创造出新型的远程学习与教育模式。

记：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信息化，我国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桑：随着二十一世纪的降临，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走向信息化，并导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越来越走向网络化、虚拟化、国际化、个性化。目前全国各大学校园网已经普遍建立，近5至10年内，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将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如何使广大师生尽快适

应这种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这是我国教育界必须着重研究和思考的重大课题。互联网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消费者、用户，而最广大、也最具潜力的两大领域正是电子商务和远程教育！许多有远见的战略家和有实力的企业家，尤其IT产业都看好网络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这个网络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新生长点，抓住这个生长点，不仅能推动教育的全面改革和跳跃式发展，而且会全面推动信息产业乃至整个网络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因此，对远程教育的战略研究已经开始从一个部门、领域关注的课题，上升为跨领域、跨学科关注和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各国高层领导、决策者所重视和关注的课题。

记：我国教育技术专业的发展很快，您认为我们教育技术界应该着重研究哪些课题？

桑：当前迫切需要加速我国教育技术专业发展的规范与创新，走向国际化与民族化、科学化与现代化的内在统一。为此需要加强对本学科世界前沿的追踪研究，倡导与相关学科和领域的交流合作，鼓励不同学派的争鸣，为确保本学科的健康发展，建议研究以下课题：

1．当代信息技术前沿跟踪与教育应用研究；

2．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研究；

3．国外教育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模式、评价管理模式及优秀论著与教材的引进，尤其是《教育技术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材体系亟待更新，这是专业的标志性课程和基本建设，也是专业吸引力的关键之所在！

4．国外优秀教育技术专业网站资源研究；

5．教育技术专业的文化、艺术基础研究；

6．我国教育技术专业办学模式，合理分布与发展规划研究。

记：您是如何看待我国教育技术专业的基础理论建设？

桑：我个人认为，教育技术必须有教育理论基础、技术基础、艺术基础这三大基础支撑，而将这三大基础整合起来的，则是信息技术新环境下的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

教育技术的教育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传播理论，这三大理论都面临深刻的历史变革（如教育传播理论正在从电视时代的单向传播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交互式传播新模式，这显然必须超越作为经典传播学理论基础的戴尔“经验之塔”！）将这三大理论整合起来的是系统科学方法论；

教育技术的主要技术基础包括：多媒体技术（这是前台技术，其中包含了非线性编辑等数字时代的教育电视技术）、数据库技术（这是后台技术）、通讯技术（包括天网、地网和人机通讯技术），将这三大技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各种复杂技术要想在教育中广泛采用，必须人性化、“傻瓜化”，也就是智能化）；

教育技术的主要艺术基础包括：语言文字艺术（口才与文才是传统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艺术基础）、数字视觉艺术、数字听觉艺术（后两者是多媒体时代教师和学生不可缺少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将这三大艺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尚未引起教育技术研究者足够重视的数字文化艺术。

以上这些应该成为教育技术专业适应数字化生存挑战所必须开设的课程体系之内在结构，也是教育技术专业每一个合格毕业生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显然，这样的毕业生在网络教育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必然供不应求，而且从物理系、计算机系和教育学、心理学系都培养不

出来！

记：我国的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您对教育技术专业课程有什么构想？

桑：我国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是1983年才建立的，在将近二十年的学科建设发展中，本专业广大研究者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逐步开设出了不同风格的专业课程体系，但由于本领域技术发展太快，理论涵盖的范围又太广，因此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与课程体系至今尚不够完善，大部分课程是从其他专业照搬或移植而来，其基础理论建设显然还不尽人意，最明显的莫过于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电化教育学》或《教育技术学》至今还缺乏理论深度和较为完整的范畴—理论体系。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其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不仅应该区别于物理系、计算机系和教育学、心理学系，而且必须有其不可替代性！记：您在国内率先开设教育类公共课程《步入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与实践》，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桑：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较深入地研究了信息时代对学生素养提出的挑战和新要求，结合中国实际从3个层次6个方面提出了信息素养的内在结构。教给学生信息时代该怎么学习，尤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怎么学习，让学生总结自己学习的个性、特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会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学会运用信息技术高效地学习，学会在研究和创造中学习等（文字版教材2000年11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门课程的新型学习与教学模式探索中，我们创造了可视化、层次化的教学目标模式，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个性化学习目标的制定与评价过程中来，并运用创作个人学习主页的方式进行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下学习与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用资源库代替教材、教参，并由师生共同编写和创建本门课程的教材和教学资源库，形成基于网络资源库的课程与教材新模式；我们还在国内率先提出：不能把信息化环境中学习新模式的探索仅仅局限在多媒体和网络上，必须把“三个世界”的学习经验综合起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所创造的虚拟现实学习之独特优势，引导和促进学生在经验世界和语言文字世界中学习活动与学习经验的整合，不断促进和提高学生在“三个世界”中学习的自主性、协作性和创造性，这才是信息化环境中成功学习与教学模式的奥秘之所在。（《“网校”远程教育模式的反思与畅想》，《中国教育报》“制高点”栏目99年6月28日）。这门课程的开设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获2001年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目前我们正在将这种新的学习模式推广到中小学和教师培训体系中，并承担了全国唯一的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运用当代信息技术和全新的培训理念，正在创建“跨时空、超文本、自组织、个性化”的高效学习与培训新模式。

记：您是怎样理解哲学、未来教育与教育技术之间的关系？

桑：我最初的专业方向是哲学，主要感兴趣的是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转向教育哲学和未来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在未来教育的研究中，我强烈感受到教育发展有两个重要的生长点，其一是当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必将导致教育领域产生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其二是激烈竞争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使个体的心理健康受到严峻挑战，迫切要求教育系统加强对健康个性的系统培养。于是我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计算机，研究多媒体和网络对教育产生的影响，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完全转行专门从事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当然主要还是教育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所以，我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还只能算是

一个新兵，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客串”。

由于有哲学和教育学的学术背景和实践基础，所以，我从事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也有某些独特的优势。近十年来，我将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同当代信息技术理论与实践以及大学和中小学教育改革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学习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以及教育信息化理论与规划等研究领域进行了研究。

记：您对研究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青年学者有什么建议？

桑：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当今世界中，个体的学习能力已成为一项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教育最终总要落实到个体的学习行为上，教育质量的高低从本质上分析取决于学生学习能力、水平、效益的高低。尤其重要的是：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与对学生学习规律的研究成果相结合，正在创造出各种高水平、高效益的崭新学习模式，如何尽快适应和驾驭这种新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舞台上一场最激烈的竞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个体学习行为和社会学习环境的研究与创新不仅已成为当前世界教育改革的重大突破口，而且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数字化生存方式和新型学习模式的创造和普及，将彻底改变千百年来以教师讲授、课堂灌输为基础，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的传统教育教学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才选拔、聘用模式，实现教育中人力、物力资源的多层次开发与合理配置，使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步入创造性人才涌流的伟大新时代！

第五篇：中国教育梦

中国教育梦

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好课堂小学数学教学观摩活动

——学习体会

王海英

2014年5月24日和25日两天，我去参加了在赤峰市党校举办的中国教育梦——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好课堂小学数学教学观摩活动。本次活动全面围绕教育教学改革要求，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总结教育教学经验、探讨有效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为重点，采取名师现场教学真实观摩、真实案例、名师分析等来进一步提升教师能力和素质。

本次活动我一共听了4节课以及课后名师对这节课的评价和对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认识。内容分别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1+x”课程研究中心教研员易博老师执教的示范课《秒的认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华应龙执教的示范课《平均数的练习课》及讲座《融错：减负高效之良策》、刘劲苓老师执教的示范课《点阵的规律》及讲座《打开数学的画卷》、许卫兵老师执教的示范课《认识小数》及讲座《关于有效教学的深度思考》、全国著名特技教师钱守旺老师执教的示范课《亿以内数的认识》及讲座《打造动态课堂的24个策略》和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刘德武老师执教的示范课《埃舍尔和他的神奇骑士图—密铺》及讲座《交则通

通则透》。这些名师不但给来自本市的几百名数学老师亲自示范数学课堂，还给老师们带来最前沿、最前线的数学思想的指导。下面我借本次学习浅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在观摩的课堂教学中，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华应龙老师的课。华老师通过绘声绘色的讲解、恰当而不浮夸的肢体动作调动着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性。另外华老师以尊重别人，来彰显自己风采。1．尊重听课老师。华老师是我听过课的老师中唯一一位有与听课老师分享思考的老师。虽然他是一位名师，但他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在这节课中就提出3个小问题：①参与求体验，平均数的统计意义怎样让学生体验？②平均数不是真实的数，平均数是什么数？③怎样的活动能很好帮助学生理解平均数的特点？2．尊重学生。华老师在喊上课到问候之间停顿了10秒钟，在这10秒钟时间里华老师眼睛瞄过所有的学生，不放过任何的角落。在问学生姓名时，他稍稍地低下身子问：“您贵姓？”把学生当做朋友一样看待，这样的老师，您说孩子会不喜欢吗？华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学者、大师。“疑是思之始，学之端”，华老师还是一个会思考的人。他说：“有问题才愿想，有胆识才敢想，有激情才能想。”他的报告《融错：减负增效之良策》，又让我有一种“沉醉不知归路”的感觉，他说过一段话：“我每天晚上12点关灯睡觉，然后想到什么就开灯把它写下来，所以觉得自己的床头灯像萤火虫，每天晚上一闪一闪地。”深深打动了我，自己不由提醒自己今后是否在教学上也应该想到些什么。当然关键还是要坚持。最后他说，做一个研究型的教师，最重要的是热爱，艾青说为什么你的眼里总含着热泪，因为我爱这片土地，因为你爱数学就会找到更多更好的数学题材，张爱玲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其实我不是勤奋，我是在享受幸福，所以做一个研究型老师和王国维说的做学问的三个境界是完全一致的，我的理解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登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教学手法大家都很清楚，这是第一境界，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你琢磨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一下子找不到办法，所以衣带宽，人憔悴，什么是创造，用生命去交换。

在观摩特级教师钱守旺的精彩讲座《打造“动感课堂”的24个策略》后,让我在教学设计、定义教学策略上有了进一步的启发。其“对话-分享”式课堂使学生勇于思考、分享和互动，从而课堂变得富有生机、富有活力、富有动感，学生们会产生更多个性化的理解与表达。其中“教师要努力实现三个转变：教师变导师，教室变学室，灌输变探究。努力打造具有愉悦感、充实感和成就感的课堂”此观点尤其令人眼前一亮。譬如作为新老师的我，偶尔会感受到有些学生抢答问题不积极，课堂下的作业状况也不够理想。若能调动学生，增添课堂中的愉悦感、充实感和成就感不足，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探究能力都会起到质的飞越。其中钱老师定义的理想的课堂上应具备“新、趣、活、实、美”。让我也更进一步理解了数学教学活动，特别是课堂教学应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应发学生的数学思考，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是学生掌握恰当的数学学习方法。作为老师的我们，应认真学习新课标，明确改革方向。比如，《新课标》从“双基”到“四基”即增加了基本技能与基本思想，这便要求我们应更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包括演绎能力和归纳能力。总而言之：教师基于新课标应重点培养学生的发现问题、提出数学问题并加以分析和解决的能力的培养。问题是数学的心脏，解决问题是数学教学的核心。教师不仅要设计好问题，还有启发学生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告诉学生“2+3=5”这不是教育；如果你告诉学生2+3为什么等于5，这是踏进了教育的门槛；如果你告诉学生2+3=4，你们一起论证这个结果是否正确，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思想是课堂的生命，问题是课堂的灵魂。因此，课堂好问题的特征需具备：①具有探究性，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去探索；②具有开放性，能够使学生进行不同角度的思考，提出不同层次的解决办法；③具有启发性，能够促使学生相互合作，让学生在写作学习中共同建筑知识；④具有挑战性，能够给孩子带来认知冲突；⑤具有可接受性，问题处于孩子的最近发展区。

两天的学习时间是短暂的，虽然身体很累，但留给我的收获却是无穷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一颗种子，在数学教学的滋养中生根发芽长叶开花；每个老师都可以是一个引路人，举起火炬，山一程水一程地，带着孩子们回到数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