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

第一篇：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

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txt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绝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走来走去。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确认正规教育、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功能

目前，国际上对终身学习的宽泛解释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如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各种教育，还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社区）教育等。欧盟、澳大利亚等采用的主要是广义定义。终身学习的狭义解释是：按照学习环境的变化，主要指学校教育以后不断扩展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具体指学校教育以后的非正规、非正式的教育。韩国采用的主要是狭义概念。尽管各国对终身学习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影响终身学习从概念到现实政策的转变。（表4）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正规学校教育特别是公办学校教育，仍将是学习型社会的支柱。为了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宏伟目标，中国首先要促进各种正规学校系统与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相互沟通，开发和建设覆盖面广的、灵活开放并且多样化的学习的平台或网络，提供各种学习场所和机会，更大限度地方便全民学习；另一方面是以终身学习的理念，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和学习模式，形成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环境。通过试行“学分银行”等方式，记录公民一生中参与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的经历与成果，并建立“学分银行”，对各种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成果进行学分认证和积累，并争取社会用人单位的认可与支持，逐渐使学习成为每一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和需要。

2．强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把教育作为纯“公共物品”和由政府包办的消费性公益事业，事实上也只能惠及城镇人口以及在农村地区维持很低水平，显然，这一模式无法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近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原有相对单一的公办教育，也逐渐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的系列，特别是经过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入体制的改革，已经分化为基本由财政支持的教育、财政拨款与多渠道筹资相结合的教育、非财政性资金提供的教育等等。当中国签订ＷＴＯ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教育服务贸易，还可以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提供。况且，除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外，公民参与终身学习的成本，很难完全由政府支付。因此，准确定位政府在教育属性发生新变化后应担负的责任，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从竞争性经济领域中撤退，政府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变成为只当合格的“裁判员”，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内，政府的教育责任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向促进教育公平倾斜。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曲解政府教育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简单比照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谓“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而推卸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公平的义务，放弃对于公办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的法定责任。结果，在许多财政原本拮据的地区，由所谓公共教育转制后放大的教育资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这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新的建设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后中国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实验，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处境不利地区群体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应使他们原有的利益受损，一旦受损也有相应的修复补偿机制，政府必须为此负起足够的责任。

今后，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选取

不同的作为方式，一是“主动作为”，重点在于全力支付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国防建设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以教育公平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所作为”，选择基础学科、边远艰苦行业、事关公共利益而市场又不好调节的部分教育领域，予以稳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为”，选择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的教育领域，或为了提高效率，明确委托授权给第三部门或民营机构来做；四是“不须作为”，引入社会参与和必要的竞争机制，政府仅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也须包括规则和监管公平在内。

3．加强非义务教育投入效益监管与教育质量评估

目前，在教育规模不断扩展，财政支持能力滞后的形势下，中国某些地区甚至以收学杂费冲抵财政拨款，提留挪用教育正常收费，随时设置专项，教育经费拨款与使用的种种随意性很大。从部分地区公办学校行为看，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向商业银行贷款，向施工单位欠债，巧立名目乱收费，不向社会实事求是公开收支状况等。政府财政拨款“缺位”而导致学校收费“越位”，则是一些地区公办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同时，非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扩招以后，虽然在学人数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但由于学龄人口基数庞大，毛入学率仍排在全世界70多位，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校均规模、学生层次、经费收支结构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其中一个不良的信号是，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在逐年下降：2000年7310元，2001年6816元，2002年6178元，2003年5773元，2004年5553元。同时，学费水平却未大幅上涨，结果是培养费用总额有所减少，由此引发公众对于教学质量疑问是可以想象的。教育质量问题将是今后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由政府指令学校如何定位和提高质量，而是学校未来生存、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预计到2020年，当中国的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接近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40％时，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还会显得更加突出，可能迫使部分故步自封的公办或民办学校“重新洗牌”。

公办学校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政府是公共服务的管理者，今后，中国必须明确公办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财政经费分配使用的权责，完善并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完善财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制度，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审计结论要向政府和人大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将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同时，随着现代学校制度的探索和实验，中国将明确区分公共教育领域中的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行为边界，政府依据国家行政与教育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拨款、指导和服务；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依法自主规范办学。而且，还要引入更多的社会监督元素，建立政府委托评价、学校自我评价、社会中介评价、公众参与评价等多种途径相互结合的机制，健全教育质量评估和监测的体系。

4．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ＯＥＣＤ报告显示，大多数ＯＥＣＤ国家的富裕程度和财政教育经费的水平远高于中国，但是其公民参与终身学习仍然以谋生和就业为主要导向，尤其是具有较高个人回报的活动，而由闲暇、兴趣、爱好所驱动的学习只能是支流。通常的终身学习活动大都在正规学校、企业培训部门和工作岗位中进行。所以，建设一个学习型社会，学习者的年龄、身份等差别将逐渐淡化。中国要想建设学习型社会，就一定要找到符合基本国情的恰当切入点。中国公民参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必然越来越体现出以谋生为最主要动力的特点。

中国现阶段社会有两大阶级，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还有六个社会阶层，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然而，中国的高校已经迈进了“大众化”的门槛，许多理念却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培

养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于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不屑一顾，殊不知，这部分人是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拼搏而出的，他们对大学能够提供的继续教育需求很大，而且有着足够的成本支付能力，忽略其需求将是很大损失。同时，中国既然有信心来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性大学，也应有信心来创办世界一流的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中国的职业教育要办出特色，不仅要面对普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需要，而且要把视野拓展到社会上其他人群，包括为工人转岗培训、农民致富、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服务，实现更大面积的覆盖，这样的活力才会更强。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在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在校生中，中低收入家庭比例较高，职业教育仍然处于弱势境地，还有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从世界银行的模式看，若让公共教育服务惠及经济贫寒学习者，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可能有三种方式：一是提供基本知识、技能训练的基础学校或者职业学校，政府需要尽可能提供贫穷学习者的基本资助和财政补贴；二是有一定市场回报率的教育，政府应通过贴息贷款或奖学金等予以资助；三是有很高市场回报率的，政府应对成绩较为优异的贫穷学习者提供全额资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中国政府一定会在资助处境不利群体接受终身学习包括职业教育培训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第二篇：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发展与改革的政策取向

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发展与改革的政策取向

1．教育体制和制度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 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是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因此，贯穿人一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争 相谋求的政策方向，而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新载体新平台，也为学习方式转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活力。与较完善市场机制下传达出来的信息相关，教育正在全 面适应社会岗位群和人的终身发展的多样化需要，这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看出一个趋势，从零级的学前教育逐级到六级的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阶段开始分为职业、普通和综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阶段则把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为两类高等教育，而不是有高低优劣之分。（图1）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能够沿着普通学校一直升到学术性学位的，都是少数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前职业教育、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从高职高专到专业性研究生学位，其实都是专业和职业教育培训的越来越强的优势，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分工的大潮流，也是知识社会就业与雇佣结构“网格化”“扁平化”的大趋势。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用人部门中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意识，仍旧把学术性学历学位教育当成“修成正果”的 唯一途径，仍以全日制正规学历教育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缺少多样性和灵活性，致使一些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办学方针、教学宗旨、学科专业设置以及师资配备 等方面，盲目趋同或墨守成规，缺乏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动力和活力，有些地区产业吸纳能力有限，加上用人部门的非理性化，已出现所谓“知识性失业”或“过度教育”的问题。

2．学校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的价值偏向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实施素质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课程改革、教师队 伍建设、教育信息化、农村办学条件等等。但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偏好知识灌输和传授，忽视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 评价多样性；过分强调正规学习作用，忽视非正规学习价值等现象还比较严重，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这既有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教育结构，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还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因素，以及社会用人制度过度学历化倾向等外部体制性障碍，多 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

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政策乃至法律的文本并不难，难的是成为政府、学校和社会自觉拥戴的制度安排和自愿履行的行动规则。

3．财政投入不足，教育系统内外之间资源缺乏共享

多年来，尽管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确在逐年较快增长，而且平均年增幅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要大，占ＧＤＰ比例从1996年的2．5％一度提升到2002年的3．32％，达到了自1989年对此项指标进行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原来预计2000年后来拖延至2005年的4％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特别是2005年经济普查使ＧＤＰ存量多出2．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例2004年更下降为2．79％，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表1）。这在一定程度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教育能力有所弱化，很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表2显示，1990－2004年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重从85．6％下降到61．7％，年均增幅一直低于同期的社会教育投入增幅，事实上，中央本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增长基本能够保证，问题是地方财政没有完全到位。在过去15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之中，有7年比上年增长16％以上，其中最高的是1994年，当时为落实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刚刚开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果一下子比上年增长了35．38％；还有5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有3年低于10％。政府换届之年的教育经费容易出现较低增长状况，如1998年和2003年，分别在9－10％上下，但是1993年是个例外，估计是由于上述《纲要》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具有很大弹性。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是，中国的财政预算内外两笔账、决算必高于预算，经常有超预算收入。由于缺乏财政超收收入等比例追加教育的机制，决算时差距很大。

同时，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办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平衡，即使在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于中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强弱不一，2004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状况继续呈现很大的差异，财政拨款最高的地区比最低者而言，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普通高校分别为10．2倍、8．9倍、7．8倍、5．6倍和8．1倍。预计这一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表3）

中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教育与培训活动之间的关系尚待理顺，受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教育的公益性有所减弱，政府、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之 间出现了错位和缺位现象。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正规教育体系内部之间自成系统、自我封闭，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目前，绝大多数公办学校在法 定公共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很难向社会学习者开放，图书、实验设备、实习场所均各自配置。特别是职业学校学历教育仍由不同政府部门主管、规划，长期存在 着管理分散、政出多门等问题，劳动部门在执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考核方面，采取不同的尺度，在教育内部同样存在着对职业教育规划和管理分离的 现象。教育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多集中在公办学校方面，许多地方政府的教育规划，还缺乏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全局性的统筹考虑。

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

从现在起到2020年 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教育发展也蕴涵着很大的机遇。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预计在这一阶段，中国将全面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重在提高质量，促进 教育公平，实现城乡、区域和学校之间的均衡发

展；确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时间表，促使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整体提高国民素质；职业教育培 训将面向就业和市场需求，办出特色，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改进发展途径和人才培养模式；因地制宜地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有条 件的地区可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方面走得更快一些。

与此相关，政府还要确认发展公共教育的权责，继续加大财政投入，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动员全社会和教育系统共同努力，使中国尽快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性转变。为此，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确认正规教育、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功能

目前，国际上对终身学习的宽泛解释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如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各种教育，还 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社区）教育等。欧盟、澳大利亚等采用的主要是广义定义。终身学习的狭义解释是：按照学习环境的变化，主要指学校教育以后不断 扩展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具体指学校教育以后的非正规、非正式的教育。韩国采用的主要是狭义概念。尽管各国对终身学习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影响终 身学习从概念到现实政策的转变。（表4）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正规学校教育特别是公办学校教育，仍将是学习型社会的支柱。为了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宏伟目标，中国首先要促进各种正规学校系统与 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相互沟通，开发和建设覆盖面广的、灵活开放并且多样化的学习的平台或网络，提供各种学习场所和机会，更大限度地方便全民学习；另一方面是 以终身学习的理念，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和学习模式，形成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环境。通过试行“学分银行”等方式，记录公民一生中参与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的经历与成果，并建立“学分银行”，对各种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成果进行学分认证和积累，并争取社会用人单位的认可与支持，逐渐使学习成为每一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和需要。

2．强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把教育作为纯“公共物品”和由政府包办的消费性公益事业，事实上也只能惠及城镇人口以及在农村地区维持很低水平，显然，这一模式无法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近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原有相对单一的公办教育，也逐渐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的 系列，特别是经过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入体制的改革，已经分化为基本由财政支持的教育、财政拨款与多渠道筹资相结合的教育、非财政性资金提供的教育等 等。当中国签订ＷＴＯ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教育服务贸易，还可以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提供。况且，除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外，公民参与终身学习的成本，很难完全由政府支付。因此，准确定位政府在教育属性发生新变化后应担负的责任，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从竞争性经济领域中撤退，政府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变成为只当合格的“裁判员”，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内，政府的教育责任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向促进教育公平倾斜。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曲解政府教育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简单比照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谓“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而推卸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公平的义务，放弃对于公办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的法定责任。结果，在许多财政原本拮据的地区，由所谓公共教育转制后放大的教育资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这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新的建设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后中国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实验，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处境不利地区群体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应使他们原有的利益受损，一旦受损也有相应的修复补偿机制，政府必须为此负起足够的责任。

今后，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选取不同的作为方式，一是“主动作为”，重点在于全力支付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国防建设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以教育公平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所作为”，选择基础学科、边远艰苦行业、事关公共利益而市场又不好调节的部分教育领域，予以稳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为”，选择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的教育领域，或为了提高效率，明确委托授权给第三部门或民营机构来做；四是“不须作为”，引入社会参与和必要的竞争机制，政府仅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也须包括规则和监管公平在内。

3．加强非义务教育投入效益监管与教育质量评估

目前，在教育规模不断扩展，财政支持能力滞后的形势下，中国某些地区甚至以收学杂费冲抵财政拨款，提留挪用教育正常收费，随时设置专项，教育经费拨款与 使用的种种随意性很大。从部分地区公办学校行为看，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向商业银行贷款，向施工单位欠债，巧立名目乱收费，不向社会实事求是公开收支状况 等。政府财政拨款“缺位”而导致学校收费“越位”，则是一些地区公办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同时，非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扩招以后，虽然在学人数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但由于学龄人口基数庞大，毛入学率仍排在...

第三篇：国企薪酬改革政策与方向

国企薪酬改革政策与方向

课程前言

按照论坛的要求，我想就经济新常态下的国企薪酬的问题跟大家共同地作一些交流。就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如何评价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的现状和以往成效；第二个问题，目前国企的薪酬分配面临的新形势，因为这一次讲新形势、新状态，还有是下一步的改革思路。就这两个问题。

一、国企薪酬分配的现状和成效

刚才翁教授和贺主任都讲到了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薪酬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国务院国资和地方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国企的薪酬改革多年来，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近几年社会各界也普通关注。那企业职工也非常地关心。多年来，遵循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按照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紧紧围绕着企业的改革发展，积极稳妥分阶段地推进这项改革，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的创新。努力地构建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薪酬分配的一个机制，这一点还是肯定的。

那总体来看，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有这么几个成效和大家分享。

第一，初步形成了与经济效益联动的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效益导向的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在国有企业，特别是一部分竞争性的中央企业初步形成。那这个分配机制是确保分配的调控，既满足国家的宏观调控要求，又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是趋于合理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得到的一定的控制。那三中全会提出来，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在相融合的同时，薪酬分配改革初步地解决了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问题，基本建立了按贡献进行分配的机制，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成效。

第二，构建起了与业绩紧密联系的高管薪酬管理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经过管理体制的有效规范和薪酬水平的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特别是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在薪酬管理上逐步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确立了业绩升，薪酬升；业绩降，薪酬降的管理理念，促进了国有企业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那在这些年的探索中，特 1

别是近几年，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还积极地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规范的董事会建设。那在董事会建设的过程当中，探索建立董事会依法决定高管人员薪酬的机制，这是第二个成效。

第三，建立了依法规范、注重和谐的用工的制度。在这一方面国有企业还是一直按照《劳动合同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规范企业的各类用工，企业的用工制度，因为它是薪酬分配的一个基础和前提，所以国有企业不断地完善用工管理，通过依法签订合同，明确企业与各类用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按照合同的约定，加强企业各类用工管理，劳动关系一直还是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所以，综上，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内容，企业的薪酬制度改革一直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来不断地推进，那在企业改革的发展过程中，其实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动力保障作用。近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经营业绩和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绩与企业内部的薪酬制度改革，与增强企业的活力，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以企业逐步地构建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是分不开的，那第一块的情况就把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的一个总现状、状况，特别是它怎么评价以前过往的一些做法、工作，跟大家作一个交流。

二、国企薪酬分配面临的新形势和下一步的改革思路

（一）国企薪酬分配面临的新形势

重点谈一下第二个问题，现在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面临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改革思路。今年中央也确定，特别是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现在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革，现在多数企业都处在关键的战略转型期，面临的经营环境十分复杂。那昨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那我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更加强调，明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要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发展的需要。那在主动适应新常态发展的要求下，我们过去建立在企业高速发展，因为不是光企业高速发展，我们整个经济在前几年都是在高速的发展。那企业在高速发展基础上原来的薪酬分配制度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经济的变化和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也有一些新的机遇。

1、国企自身的问题

从中央企业的薪酬分配工作来看，自身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几个大的方面。第一个问题，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还不到位，包括三项制度改革，三中全会专门提出来，国有企业以后要深化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机制，那就说明这个机制目前在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尚不到位。第二个问题，企业的约束激励机制还未完全建立。第三个问 2

题，一些行业和企业还存在着不合理的过高或偏高收入的现象。那这些问题，有些解决起来需要过程，需要随着改革的深化来逐步解决。

2、国企新形势下要处理的关系

现在国有企业除了面临这些问题，我们更多的是面临一些新形势下要处理的关系，有四个关系要关注一下。

第一个关系，经济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发展给企业带来的薪酬增量的来源减少和企业薪酬需求增加的关系。那经济原来在高速发展的时候，企业的薪酬与它相适应、相匹配，那调控空间的余地就大一些，那现在到了中高速，到了平稳发展及其，工资的增量来源就少了，可是企业，包括前期也有一些国家有要求，包括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的关系，那在薪酬的需求增长上还是有一些要求的。那这个关系如何处理？这是第一个关系。

第二个关系，加强收入分配的监管、调节收入分配的关系和企业改革发展需要适度地增强激励力度的关系。分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手段，在改革发展中，一直需要有一个激励约束的力度，但现在在改革发展30多年以后，我们要对于一些不合理的关系进行调整。要对企业的薪酬分配有一定的规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和企业改革发展，它又需要适度增强激励力度，这个关系如何处理？

第三个关系，化解产能过剩、进行结构调整与优化用工结构、承担就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进入到三期叠加，其中有一个是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那在结构调整当中，化解产能过剩必然要涉及到对人员的调整。国有企业又要承担很多除了经济责任的社会责任，那促进再就业，很多对国有企业、中央企业而言也是要承担的。那这个关系如何处理？

第四个关系，规范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管理，那下一步与高管逐步职业化、市场化的关系如何处理？现在国有企业的薪酬改革，不仅面临新形势，挑战也是非常大的。自身的问题要解决，要去调整，同时还面临这些新的问题、新的关系需要处理好。

（二）国企薪酬分配下一步的改革思路

1、改革思路

那下一步的改革思路。中央国务院非常地重视这项工作，去年初，2月份，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那今年在9月份、10月份、11月份，相继先后对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和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履职待遇、业务支出又下发了文件，提出了要求。那下一步的改革思路，刚才两位人大领导都讲了，我也有同感。改革思路是从这四个方面去进行关注：

第一个改革思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要健全中央企业薪酬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这是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要构建一个激励约束机制，这对于企业而言至关重要。

第二个改革思路，要根据企业的功能定位和其本质属性，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原来我们对企业的管理，因为企业融入市场的程度还不够，分级分类的管理还不够。现在地方国有企业，有的已经进行了分类，下一步国家还要从国家国务院的层面来提出分类的标准。那在下一步的分类管理当中，根据分级分类的管理来提高薪酬分配调控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思路。

第三个改革思路，坚持效益导向与注重公平相结合，引导企业在不断地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处理好企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企业内部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关键的业务干部，如销售这些关键人才，还有一线职工、企业的离退休人员，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企业应按照在提高效益、效率的基础上，怎么样更兼顾公平来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分配关系。

第四个改革思路，要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强薪酬分配的规范管理，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的薪酬分配的薪级制度，这也是三中全会对于监管机构提出的要求。

2、具体改革

那具体的从三个方面去推进这项改革。

（1）认真贯彻和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精神，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管理

第一，认真贯彻和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精神，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管理。这一次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改革，中央下发了文件，也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文件的。这个文件的通过，它不仅仅是一个要将偏高过高的收入进行限定，不仅仅是“限高”，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形成机制。重点是科学设定薪酬结构，完善确定办法，健全考评机制，同时这次对统筹薪酬福利待遇、加强监督管理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以，它也是一个统领，也是薪酬改革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

下一步改革，应是结合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益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质的薪酬分配机制。同时，还要按照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要建立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的功能、性质相适应的薪酬分层分类管理的制度和差异化的薪酬管理办法。

那在这里面强调四点。

第一，我们现在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对中央和国资委，或对监管机构管理的企业负责人，或是对组织任命的企业负责人，要严格地规范薪酬水平和薪酬的管理。同时，根据企业的功能定位、经营业绩考核和履行政治社会责任这些情况，合理地确定他们的水平，这是一个层级。对这些人员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严格规范薪酬水平，同时要合理地确定他们的薪酬水平。

第二点，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要逐步地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那下一步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要按照职业特点、能力水平和契约化管理，实行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机制，这是现在大家都谈到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那职业经理人，我们下一步也是一个企业走向市场的方法、手段和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职业经理人绝不是说一个翻牌，职业经理人，不仅仅要看其产生渠道，也许是市场来的，也许是企业产生的，不仅仅看产生渠道，主要要看其任用方式、管理模式，是否有一个契约化管理，有退出机制，是不是着眼于机制方面的建立，对真正的实行职业经理人的，那下一步要按照市场化的薪酬分配制度。

第三点，要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逐步落实符合条件的董事会的薪酬决策权。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一直在推进董事会的试点建设工作，董事会建设也是强调一定要有健全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那只有建立了规范的公司治理，就应该落实董事会依法按照市场机制来选聘和考核经理人员，来合理地确定经理人员的薪酬和水平，还是要加快市场化的建设，加快董事会的建设，由董事会来对它聘任的经理人员来合理地确定其薪酬水平。

第四点，要合理地确定并严格地规范企业负责人的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这些方面都提出了原则要求、具体规定，特别是有一些量化的规定，下一步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将有所遵循，逐步地更加规范。这是第一个，下一步改革要从这方面去做。

（2）完善职工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第二个，关于职工的收入分配，要完善制度，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下一步在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上，在薪酬分配管理上，我们应该是按照以管资本为主，加强监管的要求，在功能定位和分类的基础上，从薪酬水平的定位、薪酬增长的机制、管理模式这些战略的角度合理地确定与国有资本功能目标相适应的职工收入分配管理的政策，完善监管的方式，明确政策导向。

具体来说，下一步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实行更加市场化的薪酬分配机制，要与劳动力的市场价位去接轨。对其他类型的企业，我们参照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要对它进行有针对性的收入分配的调控机制。要通过对标，通过一些调控管理，对不合理的过高、偏高的收入，要强化预算管理和调控，要严格地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管理。下一步还是要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要根据企业的经营特点，按照劳动力市场价位对标去放开，或是把自主权 5

交给企业，这个责任主体，或它有董事会的，由董事会来确认。那对于其他的企业，还是要根据其功能特点来进行一些管理与调控。那在企业这个层面，要进一步地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调整好内部收入分配关系，自主决定内部分配，发挥好分配的杠杆作用，特别是对企业在内部分配管理的时候，企业要对改革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科技、管理等关键的人才和业务骨干，要创新激励方式，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更好地激励和留住人才，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具体想法。

（3）深化国有企业的内部分配制度改革，要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第三个方面，下一步要深化国有企业的内部分配制度改革，要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前面我谈到了，三中全会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专门谈到了一个机制问题，现代国有企业下一步要深化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要能上能下、职工要能进能出、收入要能增能减的机制。那这一项改革是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任务，国务院国资委下一步对企业有一些指导，因为这是企业内部的改革，但国务院国资委要下发文件，有一些指导。这一项改革既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的目标要求。

30多年来，这项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在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一直没有停止过。国有企业当中，特别是中央企业，一些建筑行业的企业、商贸企业，在三项制度改革方面，第一是积累了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另外，一些改革确实比较到位。但这个改革在整体层面上，有的企业还未到位。

“三能”的改革，这三个方面不仅仅涉及到分配，还涉及到用工管理、用人制度改革，这一项系统工程。下一步的改革，促进“三能”改革到位，应重点聚焦在企业怎么做上，企业应该怎么做，要着眼于机制的建立，改革要在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下一步在“三能”上，不仅要在能进、能上、工资能增的方面推进改革，如进，要全面地推行公开招聘制度，保证人员进得要公平公开。在上，要完善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职业发展通道，做到上有发展通道。要建立工资水平的市场对标机制，确保工资增得合情合理，我们要在这些方面，要在进、上、增方面进行改革。

下一步，还要在下、出、减这些方面取得一些改革成效。如要构建员工的正常流动机制，确保员工能够出的渠道通畅，我们不是要让职工来回频繁地进出，但要有这个渠道（通道），如果企业在生产经营、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用人权应该在企业。另外，如果职工严重违反了企业的规章制度，企业也要跟职工能够解聘得了这个关系，这个渠道要流畅，退出机制要有。在能下方面，要建立以能力和绩效为导向的选拔任用机制，做到下有考核依据。要让人下来，为什么让他下来？考核评价体系的机制要健全。再有，加大薪酬制度改革的力度，强调企 6

业员工的薪酬结构优化，那是不是要建立一定的浮动的薪酬的比例，把浮动薪酬与企业的效益、个人的绩效紧密挂钩，这样就能够确保收入能增能减、企业的薪酬结构方面要有基本的一块是保其基本生活的，那这一块不一定要随着效益的波动，要有一个保基本的基本保障。那要有浮动的部分，浮动的部分应与企业的效益密切地挂钩，这样就能使企业的收入在减的方面能够减得明明白白。下一步的改革，不但要巩固以往的改革成果，还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所突破。

那推进三项制度改革是企业内部的改革，它是一个构建机制和活力的问题，要着重企业内部的市场化用工分配的机制建设，下一步我们要指导中央企业从构建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出发，严格加强管理，完善相关制度，努力使企业的薪酬分配的制度更加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各位领导、来宾，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制度的改革意义重大，任务繁重，涉及到企业方方面面的人员，也关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进程。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具体的部署，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扎实地推进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为促进国有企业的持续与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以上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第四篇：论中国教育政策

论中国教育政策

摘要：当前正值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是否能够创设适宜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环境，是否能够创设适宜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并通过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推动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教育改革乃至社会发展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而实现教育公平公正的开展发展，是三大公平的重要内容。可以这么说，教育乃立国之本！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如何得以顺利成长，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投入到国民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去，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关键字：教育教育发展素质教育创新公平

中国教育制度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之久，它伴随着中国走过了每一个朝代时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教育制度，不同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所谓制度即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各个时期的任何一个。五千年的中华历尽了沧桑，中华每个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制度都有它自己的利与弊之所在，因此我们不应从单一的方面去否定或认定任何一种制度，而是应全面的去是审视它去了解它，从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教育制度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制度而献我们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中华的复兴必须有结构完善制度完整的优秀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要想真正的透彻的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那么必须从中国的教育的历史开始，从历史开始慢慢的向当今了解，最终会有一个完善的思路去审视中国的教育制度，从而从它的本质去发现中国教育制度的利与弊的所在。

我国现在的大学，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打工，找工作，TOEFLE，GRE，“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能专心治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试看中国教育目前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基础教育发展不足。

《义务教育法》已经颁布接近20年，然而在西部等贫困地区，仍然存在大量的失学儿童。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国家投入资金的不足。以公共教育经费占GDP 的比例，发达国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国2001年为3。19%，2002年为3。41%，均未达到国家制定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就更惨，瑞典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国仅为9。4美元（据《南方周末》2003年新年特刊）钱少尚不足惜，可叹的是这一点钱还没有用在政府理应承担责任的义务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应依赖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教育上，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92%花在了高教上。用8%的资金去如何保证义务教育？

如此错误的投资政策，教育行政部门的短视、无能和好大喜功要负很重要的责任！而在一些入学率尚可的地方，其入学率的实际意义让人感到怀疑。在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教学目标的指导下，重点中学、重点班级的建设是必然的，即使一个班级里，根据成绩老师的态度也会分为三六九等，所以许多学校对于升学无望的学生基本上是放任自流。而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这些学生明显的感到信任、关爱以及目标的缺失，他们在学校是处于一种“入而不学”的状态。这样的入学率，究竟有何作用?

（二）教育的结构性失衡。

在现在的中国技校、农校、师范类学校是人们心目中次一等的学校已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人们的观念，然而造成这一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引起学生、家长和学校一味的追求更高的教育、更高层次的学校。这样，农、技、师范类学校因其不起眼而被忽视；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它使得学校忽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生缺少大局观、长远的眼光，在缺乏足够的观察和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盲目的产生对农、技、师范类学校的歧视。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说都知道的话却不是谁都懂。现在年薪几十万难求一名合格的高级技工已不是什么新闻。市场经济规律验证了由教育制度所引起的观念的错误。以上两点一点涉及到国民的平均素质，一点涉及到中国的人才结构，每一点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每一点有都由中国的教育制度而起，而中国教育制度最重大的缺陷之一便是教育行政部门职能的错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改革势在必行。

（三）目前中国的选拔人才的唯一方式是应试制度。

应试制度，就是以考试的成绩来决定一个人的水平,但这样的方法却不是很科学。第一,考试考的只是在卷面的技巧,有的人也许并不会什么东西,但卷子里考的很多内容都是他本人会的,这样考试就不公平,也就是说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含盖了很小的一个范围,对那些认真学习的人来说这个考试是不公正的。

第二,考试的信息性。高考前两个月,很多的学校都在争取信息题,何为信息题?就是那些高考的时候很可能考的题目,但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实力以及资金不同,导致很多学校,尤其是普通的高中在这个方面落伍了,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其他学校享用后的信息,这样即使有的人在普通高中中努力学习,那他依旧是不公平的。所以应该杜绝所谓的信息题来源,但从现在来看,不可能!

第三,偶然因素太大。比如在考试的那天,如果状态不好怎么办？身体不适怎么办？但笔试是不能延期的。

总结上面的几点,中国的应试特点:实力+绝对的运气+资金+状态=书呆子的成功。

由于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社会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反思之后就会发现现在教育最主要的弊端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活力；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不够，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不能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化改革走过了头，需要强化传统的集中权力和行政控制，而是需要摈弃“伪市场化”改革，改变被权力扭曲的教育市场。一百年和二十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告诉我们，教育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教育改革。

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从竞争性经济领域中撤退，政府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变成为只当合格的“裁判员”，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从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看，政府的教育责任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向促进教育公平倾斜。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曲解政府教育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简单比照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谓“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而推卸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公平的义务，放弃对于公办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的法定责任。结果，在许多财政原本拮据的地区，由所谓公共教育转制后放大的教育资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这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新的建设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后中国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实验，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处境不利地区群体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应使他们原有的利益受损，一旦受损也有相应的修复补偿机制，政府必须为此负起足够的责任。

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选取不同的作为方式，一是“主动作为”，重点在于全力支付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国防建设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以教育公平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所作为”，选择基础学科、边远艰苦行业、事关公共利益而市场又不好调节的部分教育领域，予以稳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为”，选择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的教育领域，或为了提高效率，明确委托授权给第三部门或民营机构来做；四是“不须作为”，引入社会参与和必要的竞争机制，政府仅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也须包括规则和监管公平在内。

纵观上述，给出教育改革的一点点建议：

教育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促进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以保障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创造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等等。具体的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建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考试、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参与制度的建立等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需要按照有限政府、依法行政等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改革高度集中、大一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使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从管理型、计划型向指导型、服务型转变。通过政府教育管理权的下放，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以恢复教育的活力、创造力和多元化，实现学校的自主性和管理的民主化。

中国教育的最大优点是质量比较高，但是最大的缺点创新不足。中国模式的教育高质量，伴随着创新的低含量，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需要慎重考虑。中国教育任重道远，除了继续扩大规模以外，还要进一步提高质量，要特别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如今的应试教育的确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改善。但立足于我国现在的国情，到目前来说还找不到比应试教育更好的办法。首先中国人口众多，不可能学欧美国家那样。为了为国家选拔优质人才，为了教育的公平公正，应试教育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第五篇：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建议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建议

小学阶段：

在小学阶段，国内注重的是基础科学的教育。例如自然科学，算术，语文，英语等。在国外，例如日本，更多的是从一个人的素质品德上面去培养一个学生。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人，首先自我的属性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单纯的只是学习文化知识，个人素质没有上去的话其实也是教育的一种悲哀。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说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我们也培养个人素质。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很多时候，某些高学历的人反而是最让人无法原谅的哪一类人群，而在我们某些人眼中的“文盲”的农民工，反而是见义勇为的主力军。

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性群体生物，最基础的是融入这个社会。我个人认为在小学阶段，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学生们的个人素质培养，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中学阶段：

在中学阶段我们依旧避免不了中国的应试教育，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再从高中到大学。这个应试教育是打不破的，只要中国还有这些人口，只要文凭仍然是就业的指标，只要教育界依然有后门可走，应试就是唯一的可行途径。那么我们在应试教育的基础上能否更好的体现素质教育就成为了我们目前阶段应该注重的内容了。例如现在考试成绩不公布和增加学生与班主任之间的沟通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但是仍然有一些东西还改变不了，例如学校分重点不重点，班级有好坏之分等。这个问题很明显，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肯去解决呢？因为我们不能做到教育资源的平均分配，试想如果每所学校的教育资源都是一样的，还有哪位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一所需要交上万块钱择校费的学校就读呢？所以说因材施教在教学资源匮乏的今天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难题必须等到我国国力强盛之后才能解决。而另一方面在中学里面施行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激烈讨论的人群里，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含义呢？当然，过于学术的东西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有一些现象我们不得不关注。

很多人在呼吁减负，然后便是很“深刻”地分析到只有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才能真正的减负。于是媒体不断的暴露现有教育体制的丑闻，那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愤世嫉俗，骂骂咧咧然后无奈的摇头，甚至很多时候要求减负要求改革成了很多人放松对自己要求变的堕落的借口。面对别人的指责或是自己的不足总是把原因强加给体制。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必须要改，但是怎样改呢？如果真的如向西方教育那样随意让我们的个性发展，给我们更多的自由与空间，真的会适合我们吗？经济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修养和精神境界和西方人比起来我们还有一定差距。中国人最大的性格特点莫过于冷漠与不屑，而且存在一种惰性。

这就是我们教育的差距，试问就凭着我们这样的性格特点让那些从小在溺爱中长大，吃过饭连个碗都不愿意刷，妈妈做的饭不喜欢吃竟然可以和妈妈吵个没完的孩子们肆意的去发展自己的性格去发展自己的爱好，我们的祖国还能有未来吗？就是像西方国家那样高度的文明，校园里海充满了各种不和谐的因素，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缺乏自制力自理能力的中国孩子来说，怎么可能奢望他们能够自觉地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呢？至少现在还不可能，素质教育势在必行，但是这种“借口论”应该摒弃，不要自己做得不够好就埋

怨制度如何落后，社会如何腐败。如果在这落后的体制腐败的社会下获得更多利益的是你，你还会埋怨吗？中国的基础教育很有优势，只是在家庭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存在着我们的不足。

教育的改革这决不是一个教育部能够解决的，这是全社会的责任。尽管我们教育体制有落后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必须应该看到，我们的国民组织总体在提高，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教育同样要和经济挂钩，切忌焦躁。总结：

以人为本这句话是针对以神为本来说的，客观的认识马列毛及其理论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从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和先进国家的教育科研差异并没有缩小。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并不成功。以大学体制的改革为例。概括地说，迄今为止改革有几大明显败笔。

第一大败笔就是大学教育的产业化。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非营利机构。但在中国，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是一部赚钱机器。前些年，当经济增长缺少动力的时候，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还公然提倡把教育转化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政府提倡科教兴国。大学的校长们想要提升自己，就把眼光落在“钱”上。“钱”似乎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万能良药。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钱”并没有给大学教育带来任何希望，反而导致了无穷的消极后果。

把创收作为目标，自然带来教育质量的大大下降。现在的很多大学教授把赚钱当做正业，而把教学和科研当做副业。当然，连教学和科研也是以“钱”为目标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位大学向有钱阶层屈服。一些教授向有钱学生屈服。大量有钱阶层的人士，如商界和政界人士拥人大学。他们中间尽管有很多好的学生，但不可避免的是存在着大量的文凭、权、钱之间的交易。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教授、政治人物、商界人物都是“同学”，结成一体，对各自的未来都是增值的，唯一受损的就是教育制度。

在另一边，农村和城市低收人阶层的子女则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激励机制。考大学从来就是社会底层家庭改变贫穷状况和个人前途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只要有可能，社会底层的子女都会拼命努力来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社会底层家庭及其子女普遍缺乏动力。因为即使他们成绩最好，他们也承受不了高额学费的负担。这些年来，考上了大学却因没有钱而无法上大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些学生或家长甚至还因此走上了自杀之路。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几乎等于生存机会的被剥夺。在中国的传统里，这种情况经常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第二大败笔表现在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从师范学校升为学院，从学院升为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北京的学院路从前是名副其实，但现在全部升格为大学。中国大学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多一些大学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迄今为止的大学升级毫无理性所在。升级的动力大多来自于政治。教育部没有一个理性的宏观图景，让各个地方自行升级。为了地方利益，地方官员都希望自己的地盘里有大学的存在。这也是地方领导的政绩之一。地方领导喜欢，学校领导更喜欢。随着专科升为本科，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也自然跟着往上升。

这样做受损的也还是国家和学生。现在一方面是大学生大量积压，找不到工作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司找不到有用的技术技能工人。在很大程度

上，大学把大量的本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培养”成了学无所用的废料。中国现在是个工业化国家，这种经济要求大量技术型熟练工人，大学理应配合这种经济发展趋势，但没有这样做。

中国有大量的基础研究，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们转化成为产品。即使可以转化成为产品，也没有好的工艺水平。这和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缺乏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这种制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人会愈来愈明显。

第三大败笔就是假大空的并校风。为了赶上世界水平，这些年来中国到处出现合并风。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利益有关，大学合并显然来自上层。上层搞瞎指挥，下面就跟着做。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什么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什么教育科研基地等等，都要上面来批准。这样就强行制造出大学合并的激励机制来了。大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先进的。但是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已。

教育改革是一件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大事情，可惜的是，“钱”字当头的教改思想已经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弃之不掉的负面效果。这种思维方式不纠正，无论怎样的教育改革也会无济于事。